|
引言 在1922年6月中共旅欧党组织[①]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曾提出：“我们党组织是新建立起来的，党员的思想水平还不高。因此，当前的任务，应着重于思想建设，即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学共产主义’，并强调应特别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②]得到了与会成员的同意。其中“宣传主义，吸收同志”八个字最堪注意，它在当时可以说是中共旅欧党组织的行动方针。 中共旅欧党组织是如何“宣传主义，吸收同志”的？由于时代久远，资料散佚，原始文献已经极为罕见。以往研究者在涉及此类问题时，多依靠当事人的回忆，而回忆往往是有选择性的。中共旅德支部成员武兆镐家书（Chan-han Wu Correspondence）的意外发现，将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为我们重新理解“宣传主义，吸收同志”这八个字的内涵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在现存的武兆镐家书中，不仅留德期间，即使是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除去涉及家庭亲情的内容外，举凡有关中共事业的文字，均可一言以蔽之：“宣传主义，吸收同志”。 武兆镐家书现存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共计29封，有的有信封，有的没有。其中26封是武兆镐及其女友武漪莲[③]写给当时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的胞弟武兆发[④]的，另三封则分别是中共旅德支部成员邢之桢从柏林、美国工人（共产）党[⑤]中央组织部长Jay Lovestone从芝加哥和Meoff (身份不详)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写给武兆发的。时间从1923年12月3日起，到1929年3月29日止。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相关资料记载，这部分书信系由张纯明（Chun-Ming Chang ）[⑥]于1977年捐赠。书信在入藏前虽经过整理，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原信实际为29封，收藏目录登录为28封，个别信件的发信人、发信时间或地点亦存在错误。就其内容而言，其中除了武兆镐的家务外，还涉及中共旅德支部、五卅运动、共产国际、国际反帝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莫斯科中山大学等组织和事件，以及孙炳文、邢之桢、冀朝鼎、施滉、徐永瑛、李道煊等历史人物。 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人对武兆镐家书（Chan-han Wu Correspondence）做过专门的研究。对武兆镐本人，因其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多次变换姓名，至今未引起党史学界的注意。1984年，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为编写县志，曾请武兆镐之子武宗夏写过一篇《武剑西简历》[⑦]。后来崔南星和胡其卿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一份《武剑西传略》[⑧]。这两篇传记不仅篇幅小，流传不广，而且存在诸多错误。如《武剑西简历》就把武兆镐曾经使用过的别名“吴觉先”写成了“吴贡先”。又如两文均认为武兆镐是1923年11月在德国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入党，1926年离德赴苏。但从现存书信看，这两个时间都错误的。以后焦书欣、荆文超等编写的《巩义市览胜》[⑨]、张放涛主编的《群星灿烂——河南大学名人传（一）》[⑩]以及郑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郑州市志》第8册[11]中皆收有“武剑西”条目，但内容均极简略，且沿袭了《武剑西简历》中的错误。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部分回忆录中对武兆镐有所涉及，但除郭有义的《我在陕西省的一段地下工作经历》[12]和任勖丰的《真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武剑西》[13]两篇文章外，其文章涉及的多是武兆镐回国以后的活动。2008年，张静吾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九十年沧桑》[14]，因二人系同乡、同学，因此书中多处论及武兆镐。 此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15]第1辑保存了武兆镐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内容，但翻译人员并不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就是武兆镐。同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亦多处涉及武兆镐，但因人们对这位早期共产党人太过陌生，翻译人员根据读音将武兆镐误译成了吴兆高、伍朝高等。[16] 研究方面，廖焕星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17]一文中曾提到武兆镐，并确认其为中共旅德支部成员，属哥廷根小组。杨奎松在《关于朱德去苏联学习的背景资料》[18]一文中根据原苏共中央档案馆档案，证实了武兆镐确曾与朱德等人在莫斯科接受过军事和秘密工作培训。李玉贞在《宋庆龄与第三党》[19]一文中亦曾提及武兆镐，同时也延续了《武剑西简历》中的诸多错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篇专门研究这位早期共产党人的文章。 本文紧扣“宣传主义，吸收同志”这一主题，围绕宣传“革命”与“社会主义”、声援五卅运动与离德赴苏、职业革命生涯、武兆发入党与西欧招生等四方面问题展开讨论，其他内容暂不涉及。 在展开讨论之前，先对武兆镐其人做一简单介绍。 武兆镐（1899——1973），又名彼得拉舍夫斯基（Petraschewski）、吴觉先[20]、武剑西，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人。1914后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前身）德文科，1919年毕业后赴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堂（今同济大学前身）学习土木建筑。在沪读书期间曾翻译R.Laemmel的《往相对论去的路》和爱因斯坦的《能媒与相对性说》等文章，是在中国最早介绍相对论的少数人员之一。1923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研究院学习数理。在德期间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共。[21]1925年8月转赴莫斯科，接受苏联红军参谋总部特种军事训练，结束后留在共产国际，担任东方问题报告人及中共代表团翻译、秘书。1927年1月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情报部担任情报顾问[22]，曾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23]、列席中共六大、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回到上海，负责共产国际远东局秘密任务，并与冯雪峰等共同领导中央文委工作。1933年转调中央特科。1934年奉共产国际远东局之命，离开上海，转赴北平，参加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先后翻译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及H.Cunow的《经济通史》等。期间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2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受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委派，到国民党天水行营、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河南省政府从事统战与情报工作[25]。1946年任河南大学教授期间重新入党，并领导学运工作。[26]1949年参与策动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宣传部处长。1953年调任高等教育部教学指导司副司长，后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曾受中共中央委托，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等书。 一、宣传“革命”与“社会主义” 每一个革命者并非天生的就具有反抗意识，他们走向革命，更多是环境的产物。武兆镐出国之前虽然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他初到哥廷根时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他的专业——数理研究。武兆镐是1923年12月11日抵达哥廷根的，1924年1月25日他在写给武兆发的信中，就谈到了自己为什么要放弃土木建筑，改学数理： 将来专习何科，自当以性之所近为归指，惟亦当略注意于实用。我之抛弃土木工学而另攻数理，朋辈时以为言，而终不摇动者，不惟性之所嗜，且以国内高等数理家寥若晨星，我豫尤形缺乏者也。文学我所素好，然只以余兼及之，于哲学亦然。哲学为各种科学之根源，亦为各种科学之精英，影响于人类思想，较其他学问尤钜。其玄妙深奥，实不减于其他学问，且尤过之。然年来窥察国内人士之心力，率以为时髦，故趋之若鹜。故攻之者虽多，真有心得者少。弟欲由科学以转于哲学，甚好。盖科学、哲学非相离而相需也。一翻哲学史，近世纪之大哲，率为大科学家，可想而知。现在虽尚学普通科学，未涉哲学藩篱，而与哲学有关系之学问为逻辑、伦理、心理学等等，亦可稍注意之。惟弟择选专科之前，须就各方面思忖一过，决定后，虽时感觉困难，亦必打破之，且可引起兴味。我之舍土木工而转学数理，损失亦不在少数，而两者中间，犹尚有关联也。……总之，吾所劝弟且以自勉者：此后求学作事，少年之朝气万不可失，惟事前须加以周密之考虑。[27] 直到3月7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所谈仍然是学习问题，并未涉及政治。[28] 1920年代的欧洲，多少有点像清末的日本东京，到处激荡着革命的风潮。据张静吾[29]后来回忆，当时在哥廷根留学的中国学生有40余人，政治上分为两大派：一是与共产党接近的进步派，二是国家主义派，即青年党。两派人数大体相等。为了争夺青年，中共曾和青年党在旅欧留学生中展开激烈斗争。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做到超脱并不容易。没过多久，武兆镐便经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旅德支部成员之一。[30]另据廖焕星回忆，当时旅德支部有三个小组：一是柏林小组，有邢萍舟（西萍、徐冰）、资道焜、谢维进（允常）、章伯钧和他自己等十多人；二是格廷根小组，有朱德、孙炳文、阚俊民（刘鼎）、武兆镐等九人；三是法兰克福小组，有潘芳、李季等三人。[31] 入党后的武兆镐表现颇为积极，他曾和孙炳文一起劝说张静吾加入共产党。据张静吾回忆：“当时歌城的共产党人有朱德、孙炳文、武剑西、房师亮、邢子桢（后改名徐冰）和郑太仆等，我与他们都有接触，因而我的思想也很受他们的影响。孙炳文和武剑西曾劝我加入共产党。我因受传统观念的限制，认为共产党是社会上一般人所说的过激党，因而有点迟疑不决。孙炳文看出我的思想，就建议说，你若害怕，可先加入国民党，介绍人是孙炳文和武剑西。当申请书交孙炳文后不久，上海就发生‘五卅’惨案，进步人士纷纷离德回国，孙炳文、武剑西亦离开歌城。”[32] 武兆镐不仅和孙炳文一起动员张静吾入党，而且向远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读书的弟弟武兆发宣传“革命”及“社会主义”。与张静吾不同的是，他的宣传最初并没有得到武兆发的认同。围绕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武兆发甚至直接给柏林小组的邢之桢[33]写信，展开讨论。邢之桢将武兆发的来信转交给了武兆镐。1925年5月7日，武兆镐给武兆发写了一封厚达八页纸的长信，就其给邢之桢提出的问题予以解答。在信的开头武兆镐写道： 季弟！ 我二十日的信早上发，你八日的信晚上便到了。自从我们谈及“革命”同“社会主义”的问题，我总没有空给你封比较痛快详细的信。你这次给邢之桢君的信颇足令我明了你的观点，我现在且就该信内容所及答复你： 你的观点同我在此所会过的留美学生的没大差异；我们从小受的环境和教育大致完全相同，而现在思想却如是之异——你是和平主义者，我是革命主义者——真不能不归结到近二年的环境上。 你的观点，兄弟，真正幼稚、浮浅的很，那些解释在我给你那本《ABC》里便可得到充分满意的结果，如果你没有成见的话。不过我现在再详细的说几句。[34] 由此可知，武氏兄弟在此之前已经多次在通信中谈论“革命”与“社会主义”问题。信中提到的“那本《ABC》”，是指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同撰写的《共产主义ABC》。该书写于1919年，是一本通俗性理论读物。它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对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世界各国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信的内容看，武兆镐至少在三四周前已将此书由德国寄往美国，因为他在信中说：“《ABC》大概你没读完，不然不会说出这些很幼稚的话。一天分出一点钟，三四个星期也该完了。” 接着他对武兆发在给写给邢之桢的信中提出的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回答主要围绕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实行国民革命的方略三个问题展开。 武兆发在给邢之桢的信中表示，他当时最关心的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具体说来是中国民族与白种人的平等（不是物质的繁华与晏逸，而是人权与自由问题）问题，这是其将来工作的重点，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他不准备考虑其他问题。对此，武兆镐回答说：“兄弟！中国民族要能与白种人站在平等的地位，现社会一切问题便解决大半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武兆镐指出，当时的世界已经分成两极，一边是剥夺的帝国主义列强，一边是弱小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剥夺者。帝国主义国家得以维持其优越地位，就是靠站在不平等的立点上，靠强制弱小民族不能享受人权和自由；而这些重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全在远东。国际半殖民地的中国在远东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天产丰富，人口稠密，更引起帝国主义的贪婪和压力。中国如果同帝国主义国家平等了，就意味着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被取消。随之，印度、暹罗（今泰国）、菲律宾、波斯（今伊朗）等国也会一拥而起。这样一来，世界一切问题的大半就解决了。所以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一丝一毫也不会让人触动的。 武兆镐还指出，弟弟的这种想法里包含两个误点。第一是把中国的问题与其他问题不可能的强行割离开来。这是根本上的错误，后来的便由此发生。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要想得到解决，不可能单单解决自身，除非把中国单独移到另一行星上，或回到几千万年以前民人老死不相往来的时候才行。因为现在的所有问题，不论大小，都是国际性的。第二，充分表现了“东方文明”的色彩。他在此之前曾经给弟弟讲过，社会上的一切文化制度，都是在经济的基础上建设着；而且所谓文明文化等问题与生产和分配成正比例；这就是说，生产发达，物质条件具备，分配方法平均了，那些文化文明也随着继长增高。在此他重申了这一观点，并指出：“像现在梁启超、张君劢那些浪人菲薄物质文明，高谈精神文明，全是骗人的话！他们的物质的供给比普通一般人好的多，所以才饭后嚼蛆。独秀说的好，如果这些人也象商务印书馆每月二三十元薪金的编辑，衣食还不周全，那有闲情雅致谈精神文明？”在他看来，只有中国人有了人权自由，生产的分配享受才能平等，物质条件才能丰富，文明文化也才能向上。 武兆发在致邢之桢的信中又写道：“现中国人（平民）的恶敌；国外则列强武力的限制（如海关、盐税、邮政、铁路之把持，及其他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列强经济之侵犯；国内则军阀之为害，官吏之尸位，高等社会之为”，因此，“社会主义似是最近之解决方法”。对此，武兆镐指出，中国平民的，即一切被压迫者的恶敌，只是帝国主义者列强。他们唯一的利器是经济侵略。至于武力，不过是用以巩固扩张其经济剥夺的方法。因此二者不可并列起来。国内封建军阀不过是借助帝国主义者以剥削国内平民的走狗。至于政客、官吏和“所谓名流”（即高等社会，特别是知识阶级）等等，则是直接间接依靠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趁火打劫的寄生虫。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均不可与帝国主义者同日而语。帝国主义者操纵全社会的生产，一切不平等的现象便因之而起，是社会主义的死敌。不论他们的壁垒如何坚固，工具如何充足，由于他们自身含有不可排除的致死的病症，他们将自然的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实现。所以社会主义不是“似是最近解决之方法”，而是唯一解决之方法。 武兆发在信中还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他表示中国的国势与俄国不同，平民未受教育；而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是，人民须接受普通教育，具有自治能力。对此武兆镐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一派绝说不通的话！他断言，社会主义迟早要在全世界实现。因各地方情形不同，实现的时间或策略自然相异。如果说因为中国的平民未受教育，便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那么难道俄国的平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以前已受了教育么？而且谁说这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条件？如果真是这样，怎么瑞士、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却说俄国先行成功？现在社会上一切建筑全含有阶级性，“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复杂组织，其他一切国内国外的组织和机关也完全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专就教育来讲，一切国立公立的学校、报纸、教堂，国家豢养的教授、教师、新闻记者、牧师、神父，全是“反革命”的机关和人物？他们只鼓吹保持现状，歌颂资产家的神圣和仁慈，劝人蔑视现在超度来生。一切关于无产阶级的书报，或替无产阶级说话的文字，都被设法没收、禁止。所以越是现代教育陶冶出来的人，越想不到革命。在他看来，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便是“无知识界”的无产者的能力充分之表现。“你所看不起的‘无知识界’，正是革命军中之主要份子，现在借重一点知识界的，只是宣传工作。”在这里，武兆镐多少流露出一些反智识主义倾向。他继续写道，社会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死敌，社会主义的成功便是帝国主义的死亡。现在帝国主义的铁网，除开俄国，笼罩了全世界，现在社会主义革命便是要打破这个铁网。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远不如俄国的压力大，法网密；便是敌人更强，我们要想早点实现中国人的平等，也应该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当然，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并非嗟咄可就。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武兆发在信中还对共产国际的帮助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怀疑，说：“外人的友谊是不可太凭信的，必须自有实力”。对此，武兆镐指出：“这是一句不明内情的普通应酬话。”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种：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国界”、“种界”等等是压迫阶级愚弄被压迫阶级，使之丢失目标（即压迫阶级自身）以缓和革命的法宝。他不客气地指出，弟弟信中所说的“外人”，当然不是指压迫我们的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社会主义苏维埃俄罗斯共和联邦。实际上苏俄是世界人类的解放使者，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先锋，是一切被压迫者——中国自然在内——之友。各国社会主义革命一日不胜利，苏俄的社会主义便一日不能实现；帝国主义一日不崩破，苏俄便不能毫无顾虑的自行建设。所以对苏俄不应该猜疑。 武兆发在信中还曾写道：“中国人民今日燎目的问题，面包问题较平等问题为尤急。”对此，武兆镐指出，这是一句大实话。社会主义的最大目的，便是要把社会的生产供社会的需要。现在被压迫者只有做面包的义务，没有吃面包的权利。这些都蒙帝国主义所赐，也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面包问题和平等问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法便是促社会主义实现。 武兆镐最后饱含感情地写道：“兄弟！我晓得你‘是求学时代，尚在辨路的时代’，所以写了三点钟的功夫，想指给你一条我们该行的，或者可以说是你说的‘唯一的’、‘无误的’路。兄弟，你要没最后那几句‘如我自家决定社会主义是解决我的问题，实行我的宗旨的纯正唯一无误的方法，我必为社会主义最忠诚之仆！我必尽我一生之力以行之！就是对于自私欺人的人人用流血的手段，我亦必为之！’我真不晓得你让拜金国的环境变到甚么地步了！”在他看来，美国当时是帝国主义者的大本营，其势力之大可想而知。这种资本势力制造的环境，一个方在辨路的学生，根本无法抵御得住。因此他建议武兆发离开美国，早点到欧洲来读书。 上面的内容武兆镐写了三个多小时，蝇头小字，用了整整6页白纸。但落款之后，他仍感到言不尽意，特别是对殖民地问题未作展开。为避免弟弟生出误会，于是又接着写了整整两页纸。 武兆镐指出，殖民地的民族是整个被压迫的。除帝国主义压迫外，在中国尚有军阀及其附属品（即依赖军阀吃饭的寄生虫）、大商人、大地主和买办阶级。这些分子虽一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夺，另一面仍可压迫剥夺最下层的工农。中国的土著资本家虽刚在繁荣滋长，不像欧美的资本家把本国的无产阶级逼得走投无路，但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佃农——却比欧美的无产阶级弟兄更苦，因为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已经渗入了穷乡僻野。这些工农们受的压迫剥夺最甚，一旦觉醒了，他们的革命性也最强。如果把中国各类人分析一下，便可得到下面的结论：（一）军阀及其附属物，买办阶级，大商人、大地主是反革命的；（二）小商人、小农、手工业者、小资产的知识阶级，这些人大部分是保守现状不革命的，一部分受了反革命者的豢养也反革命，一部分受环境逼迫，会走向革命。中国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国民革命”，敌人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是农工。而国际帝国主义是世界被压迫者——他们本国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整个民族——的公敌。工业落后国家的封建军阀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最有力的工具。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组织工农的最进步分子，宣传不革命分子向革命方向，联合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弟兄，向主敌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进攻。” 武兆镐还指出，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但在革命部分的成功以后，他们或代之而兴，从而形成新的阶级对抗。所以上个结论需补充如下：“组织工农最进步的分子，领导工农；宣传不革命分子向革命方向，联合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弟兄，向敌人进攻；革命未爆发及革命未成功之时，使工农原来的阶级性要加强，至少不能失掉，革命已竟〔经〕成功（这些革命字眼自然是说国民革命，因为专就殖民地立论），则当迅速建设无产专政，使敌人无从再起，预备真正社会主义的实现。”他认为“这样便无大隙罅了。” 由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尽管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武兆镐却极其冷静，他丝毫不怀疑工农的领导能力与领导地位，在信中也没有提及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是到最后才提到了孙中山，说：“中山先生——虽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便在他能始终不变，一天进步一天，看清了殖民地革命的方面和步骤！他不但是中国的解放者，他是一切殖民地的解放者！虽说革命尚未成功，他便溘然长逝，然而他指导方向和策略指示给我们了。去年死了无产阶级的使者列宁，今年死了弱小民族的使者中山，是人类何等的损失！我们——他两个能毕生保护拯拔的虎口的赤子，该怎样努力完成他们的工作呵！” 坦率地讲，这封信写的并不够酣畅，有时一个结论需要两三步才能推导出来。而且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武兆镐关于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关于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的解释，明显带有时代的印记，不乏理想主义色彩。不过，作为一个刚加入中共不久的新党员，武兆镐在信中能够如此详细地回答武兆发提出的这些理论问题，特别是对国际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划分，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革命策略的设想，对工农在国民革命运动中领导地位的自觉，以及对唯物史观的熟练运用，均可圈可点，实属不易。 既然武兆镐已经回答过武兆发的问题，邢之桢的复信便写的要晚一些，内容短一些，口气比乃兄也要客气一些。邢之桢的复信写于1925年6月7日，他在信中肯定武兆发“是社会主义的朋友”，然后就武兆发在来信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予以回答，其中主要围绕在中国是否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这一核心问题展开。邢之桢认为，社会主义成功的条件有二：（1）生产力发达，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2）无产阶级有坚固的组织，绝对中央集权的纪律，民众有彻底革命的精神及经验。俄国在1917年革命之前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俄国的无产阶级也没有受过教育。“然则他的共产怎么会成功？无他，就是因为俄国具有以上的第二条件。英国美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阶级分的特别清楚。为甚么他们的共产革命还是没成功？无他，就是他无有具备以上的第二条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行共产革命，非有无产阶级坚固的党不可，非有绝大的经验及纪律不可，有了这个条件，先用严格的革命手段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全力进行共产主义，这就是说：不必一定有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府才能行社会主义（如中国）。”邢之桢在信中介绍了当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条件，如欧战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几百万的工人阶级队伍、资本家惨无人道的压迫、近两年日甚一日的罢工运动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等，“综合以上的理由看起来，中国绝对有实行共产主义之可能。”最后，邢之桢还专门向武兆发推荐了布哈林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并强调“令兄与你寄的《共产主义入门》也是狠要紧的书，想你已经看过了。” 看来邢之桢不仅知道武兆发的想法是什么，而且知道武兆镐的信中谈了什么，甚至知道武兆镐以前给武兆发推荐过什么书。由此看来，武兆镐向弟弟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很可能是组织的安排。 二、声援五卅运动与离德赴苏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共旅德支部曾组织留学生积极展开宣传活动，支援国内的爱国主义运动。对此，当时曾参加过宣传活动的张静吾后来回忆说：“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西方国家都认为是中国人又一次排外运动。在歌庭根的中国同学为此一开了一次会，谴责帝国主义。歌庭根的部分中国同学和一些德国共产党员还上街散发传单。这两次活动都照了相。相片中有许多老一辈的共产党员，如朱德、房师亮、武剑西、史逸、孙炳文等。”[35]从武兆镐家书中可知，当时中共旅德支部的活动远不止此。1925年6月7日邢之桢在写给武兆发的信中就曾提到： 我近来事情太忙，因为近来上海的大暴动，我的事更忙了。天天做群众运动的事（开华人大会，开弱小民族会，散传单等等），所以没功夫与你做详细的讨论…… 此间学生会已有重大的表示了，打电报回国辄力援助。今天上午开了一个弱小民族大会，到会的埃及人、俄人、布加利亚人、德共产党，会内一致议决，通电反抗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行为。我们散德文的传单了（或者被德警捉去）。时机一天紧似一天，希望美国的中国同学们也有严重的表示与援助。[36] 邢之桢在这里所说的“或者被德警捉去”并非故弄玄虚。十多天后，即6月18日晚，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广场的演讲会上，就有35名外国与会者遭到柏林警察的逮捕[37]，朱德和邢之桢本人均在其中。后经德国共产党保释才得以出狱。 7月4日，武兆镐在写给武兆发的信中也谈到他们在德国的宣传活动： 要提起无产阶级，特别共产党人之国际的同情，真令中国学生喜杀愧杀。就德国的说罢。这次我们求德国国会各党的赞助，除多数国家中立，民主各党绝未回信外，社会民主党说，我们事情多，没暇帮你们忙，而实际上他们的机关报只载些诬蔑和反对中国的消息和论文。德国共产党呢，他们不唯在党报上特辟大张专栏，替中国鼓吹辨护，并且由中央党部令各大城市为中国革命开公开反对帝国主义大会，题目为“中国人之中国”，China fürChinesen。现在已竟〔经〕开了二十多个了，每次与会者数千至数万人，他们每次开销在千马克以上，他们特别派人为中国募捐，特别发行刊物为中国募捐。中国国民党同志随同演讲，他们晓得我们穷，一切路费开消〔销〕都替筹备。我们演讲时听众之欢迎，较从前我所见过的他们欢迎他们候选总统为尤热烈。但举一个例子便晓得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中国人之赞助：我们往magdeburg[38]演讲，到车站五千红军迎接，高呼中国万岁！中国革命万岁！中国工人万岁！高唱国际歌，簇拥我们到会场，听众在三万人以上，欢呼鼓掌之声，几乎把房顶震破。讲罢，他们肩着游行示威，通电援助上海工人学生，登场募集钱、衣、食物。现在由德国寄助中国工人的钱也不知几许了。我们要许〔晓〕得共产党党员差不多全是贫苦的工人，而德国的工人目下更贫苦，这种兄弟的同情援助真是世界上最堪宝贵的呵！[39] 由此他得出了世界革命的结论：当时实际上没有种界和国界，只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世界一切被压迫者都是我们的友人和弟兄！也只有联合了我们的友人、弟兄才可以打破我们的敌人！ 当时因河南省教育当局停寄官费，武兆镐失去生活来源，更无钱缴纳学费，因此无法到课堂听课，只得靠自修学习。加之此时热心党的事业，学业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没那么重要：“官费，这里同学本年未曾接得分文，我夏季（七月底放假）因为没钱缴学费，在学堂听的课很少，大部时间自修。不过我不打算考试，证书方面不完备，没甚关系。” 由于当时青年党与中共在留学生中争夺青年，因此武兆镐在信中特别指出： 你不能早日来欧罢了，不过你的观点立定便好。你的几个朋友都是知道向好处走的青年，虽说缺乏社会上的经验； 你要帮助他们，早日打破他们教育、实业……救国的迷梦和狭义的国家主义！[40] 以往谈到中共旅欧支部成员转赴莫斯科或回国，多只强调共产国际的安排，从武兆镐家书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说明，他们是主动要求赴苏或回国的。当然最终能否成行，需要共产国际的批准。而他们之所以要主动回国，又与对五卅运动的革命意义估价有关。6月7日邢之桢在写给武兆发的信中就曾提到： 近来上海各大城【市】的暴动及大罢工是有最大的革命意义的，或者此次失败了，但至少与帝国主义一大打击，至少引起劳动群众阶级斗争的热情来。列宁说：失败的暴动有苦的真理在。没有1905年的暴动决无有俄国1917年的革命成功，中国此次的暴动可以说是同俄国1905的暴动，一样重大的意义。干呀，时机到了，打倒帝国主义！！！[41] 由上可知，在邢之桢看来，五卅运动的革命意义，与俄国的1905年革命相类似，是1917年革命的预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他在信中高喊“干呀，时机到了”。 武兆镐对五卅运动革命意义的看法与邢之桢略有不同。他在7月4日写给武兆发的信中这样写道： 国内这次暴动，不是像你说的“学生运动”。那不是单纯的学生运动。学生运动那会能那样壮烈、伟大？！这次暴动，要注意工人是主要脚材，和“五四”完全两样。这次暴动的意义和一九00年义和团相似而更彻底； 二者统是帝国主义压迫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被压迫民众反抗精神之表现。但是在义和团为无组织的农民之暴动，且为反动派（慈禧派之皇室及官僚）所利用，目标含糊，敌友不曾认清，纯为排外。 此次之主要分子为工人，学生，农人，小商，中国国民党为之领导，认清敌人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买办阶级等）。至于国际情形更较彼时不同，有苏俄与世界无产阶级热烈赞助。我们晓得，现代革命之主力军为工人，工人实现革命之步骤为：经济罢工、政治罢工、暴动，再由暴动而导入革命。现在全中国紧张在暴动状态中，苟不导入革命，而为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强制压下，不惟此次巨大之损失，不曾获得满意之代价，而暴动分子行将精神颓丧十年或至二十年不能恢复，实为危险。俄国一九0五革命失败后，其后十二年，适际世界战争，帝国主义者互相斗杀力尽神疲时，一九一七年始克成功。中国一九00义和团至今则二十五年；时机不常，万不能放失。所以我们，在德、法的同志，决计回国从事革命，我大概本月中可以成行。[42] 也就是说，在武兆镐看来，五卅运动的革命意义，在中国与五四学生运动不同，而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相似而更彻底；在外国与俄国1905年的革命则相类似。如果不导入革命，致使运动失败，不仅损失巨大，而且会挫伤暴动群众的斗争精神，延缓中国革命的进程。 五卅运动发生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均曾发表宣言，阐明态度，季诺维也夫、维经斯基、瞿秋白等也曾撰写文章，阐述五卅运动的意义，但是将五卅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与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联系起来讨论其意义，可能是邢之桢、武兆镐等人的首创。正是基于对五卅运动革命意义的估价，他们决定立即回国参加革命。 在该信的结尾处武兆镐写道： 我在哥城再留三四日，一切就绪后便往柏林，再〔在〕那里少留几日，便由俄返国，将来再告诉你动身和工作的情形。 兄弟！你晓得我们是怎样的着急呵！内部的勇气几乎冲破了肉体！[43] 可见当时武兆镐是何等的血脉贲张，豪情万丈！ 事实上不仅武兆镐当时对回国参加革命表现出相当的主动性，朱德当时为了赴苏联学习军事，也曾多次向中共旅莫支部申请，直到五卅运动爆发后，才申请成功。 长期以来，外间一直认为武兆镐是1926年赴苏的，武兆镐家书的发现，彻底纠正了这一错误说法。武兆镐到达莫斯科后，曾给武兆发写过一封信，告诉弟弟自己的行踪。当然，他时刻没忘记“宣传主义”，而且看不出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信中写道: 季弟！ 我在Göttingen时去信说要回国，后来在柏林忙了一个月，没工夫给你写信；八月七日柏林动身到这里，二十天了，仍没时间给你信。 我不晓得英文书中有多少你该读的，没法介绍，只是《ABC》可以读多几遍；Bucharin的《唯物史观》，英文想有译本，可以设法购读。 你早开学了罢？一共在乡间作了多少工？官费近来有消息没有？你的几个朋友（皓遁，相杰们）近来思想怎样？科学、实业救国的迷梦醒了不曾？至于其他什么新国家主义的妖言更不可入魔！看看这次上海事变，谁是友人谁是敌人！现在没有一国家一民族的革命。 你要负着解释几个朋友的责任！他们都是有革命性的，上了敌人的当，更可惜。身体要珍重！没病罢？ 祝你 思想进步！ 二兄镐 八月二十七日 莫斯科[44] 很明显，武兆镐是1925年8月7日离德赴苏的。信中提到的皓遁、相杰是武兆发的同学。武兆镐一直在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并通过武兆发影响他们。 信尾本来有一句话：“现在急切不必来信，我不晓得在这里停多久。”但被武兆镐自己涂掉，可能是觉得这样对弟弟讲话不合适。不过这句被涂掉的话却反映出，武兆镐当时对自己的去向也不清楚。 武兆镐在信尾还特别注明：“复信可由北京北池子骑马河楼马圈胡同十七号孙浚明先生转。”我们知道，浚明是孙炳文的字。由此可以推断，武兆镐与孙炳文是同时离开德国的。近年发现的原苏共中央档案馆档案表明，孙炳文的确是和武兆镐一起离德赴苏的。此次赴莫斯科的旅欧支部成员共61人，其中孙炳文等9人经莫斯科直接回国，阚尊民（即刘鼎）、贺治华等22人进入东方大学学习，武兆镐与朱德、房师亮、欧阳钦等30人则在莫斯科接受军事和秘密工作培训。[45]这个地址应该是孙炳文离开莫斯科之前留给武兆镐的。或许两人都没想到，此次分别，竟成永诀！ 三、职业革命生涯 从1925年8月底到1926年7月底，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武兆镐与武兆发断绝了联系。自出国留学以来，武氏兄弟书信往来极其频繁，往往上封信刚刚回复，下一封便已到达。现在武兆镐突然长时间没有了音信，这不免让武兆发着急。在万般无奈之际，他只得给位于芝加哥的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信，打听兄长的下落。1926年6月3日，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长Jay Lovestone给武兆发复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武先生： 我们已经收到您23号的来信，询问您兄长的消息。我们建议您写信给莫斯科苏维埃，或莫斯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 我相信他们能够提供关于您兄长的必要的信息。 您忠诚的 Jay Lovestone[46] 根据Jay Lovestone提供的线索，武兆发直接给莫斯科写信，打听武兆镐的下落。此信经共产国际转给武兆镐，因此也才有武兆镐1926年7月25日从莫斯科给武兆发的复信。信中写道： 季弟！ 由Komintern[47]转告，知弟去信打探我的行踪，因收信人外出，今日才得到弟的地址。 我去年八月离德以前，曾函弟谓将过俄返国。到莫后，因学习及工作关系，未能即时东行…… 上星期张静吾君由德转来父亲手谕，已复信略道梗概，详细情形自不能由书面叙述。 我几经审思，已决定不再返德，国内工作多，人力少，苟非此地工作急切不能结束者，我早束装东行矣。惟留此至多亦约半年之谱，回国内大概先到广东，将来工作地域，尚未一定；所知者，除革命事业外，无他职业也。 写着写着，他的话又转到了弟弟的思想上： 弟年来情形，思想变迁，我亟欲一知。我弟思想大概尚在剧变中，社会关系或尚未能深一层认识，很易为环境所支配。美国为资本主义最“荣盛”之国家，一切反动思想之大本营；中国留美学生回国后，大都站在旧势力方面，与一切革命思想民众意思相敌对，此中因果，不言可知。并非凡留学美国者都系反动分子，不然不然；然有极急进之青年，到美一经薰染，便成了有意无意的资本主义的工具。故我始终不愿你久在该环境中受陶融濡染；德文备有基础后，最好转学欧洲，资本主义开始崩破、无产阶级运动高涨之旧大陆，与资本主义新盛之新大旧〔陆〕相较，吾弟必另有一番认识。[48] 武兆镐在信尾说由于自己来去无定，信可由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孙逸仙大学的p.c.Heing[49]转交。由此可知，此时武兆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而未来究竟是回国，还是留苏，均不确定，能够确定的是“除革命事业外，无他职业也。”此封信的主要任务，诚如武兆镐自己说，“只在告诉你我精神身体都很好，并请你把自己的和你比较急进的朋友的思想志趣告我。”但他时刻没有忘记“宣传主义”，也没有放弃劝说弟弟转学欧洲。 此时的武兆镐不仅成为“除革命事业外，无他职业”的职业革命家，而且因为接受过秘密工作训练，不久便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从事情报部工作。从目前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看，武兆镐在共产国际起初主要从事翻译工作。1927年1月7日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就国民党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派驻代表问题的发言就是由他翻译的。[50]4天后，即1月11日，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小委员会会议上正式提议吸收武兆镐参加共产国际情报部的工作。这一提议获得通过，会议责成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谈判此事。[51]看来手续办的很顺利，1月19日，武兆镐便出现在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参加此次会议的其他人计有：布哈林、库西宁、安贝尔-德罗、格什克、谭平山、洛佐夫斯基、皮亚特尼茨基、罗易、什麦里、艾尔科里、瓦西里耶夫、梅尔菲、邓肯、赖特、安加列季斯、沙茨金、哈肯、蔡特林、卡汉、海默、缪勒尔。这些人大多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可以说，武兆镐很快便进入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策层。[52] 1927年德国共产党曾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曾派代表参加。武兆镐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他用铅笔给武兆发写了一封信，托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Gomey带给武兆发，并希望Gomey有时间多和武兆发接触，同时也希望武兆发能多与美国的同志接近。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武兆镐于4月21日在武漪莲写给武兆发的第一封英文信后附了长长的一段话，其中专门谈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中国革命形势与中共策略、方针的变化： 自蒋离开革命战线后，中国革命又换一新局面，此时大资产阶级已大部与帝国主义妥协，因害怕工农运动之高涨，工人在民族革命中之领导势力，宁违反民族革命中之整个政治与经济之利益，而欲开始建立资产阶级之统治。蒋某便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从前我们努力国民党之左右派联合，唯恐统一战线少有破绽为敌所乘。现在局势便与前不同。如再与资【产阶】级妥协，实际上便是叛变革命。故组织巩固扩大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以建设革命的民主政府，是我们最近将来的唯一任务。目下则当加紧一切左派分子的团结，扩大工农群众的组织，加强军队中之宣传煽动工作，是巩固武汉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蒋介石已与张作霖无异，将受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之赞助“颂扬”！[53] 武兆镐之所以在此说“蒋介石已与张作霖无异”，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认为张作霖是封建军阀的代表，而蒋介石则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两人属不同的阶级阵营。 由于无法说动弟弟转学欧洲，武兆镐不得不做出让步。他在1927年6月4日写给武兆发的信中表示：“你既愿在美多留几年，只要经济方面支持得过去，便缓些归国也不妨。” 在这封信中，他还专门分析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原因，指出：“蒋介石之叛变，敌人自然做了不少的离间工作，但这绝不是他叛变的惟一原因，而且不是主要的原因。”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性质虽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扫除封建残余是目下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使命，但是由于中国受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压迫，仍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而民族资产阶级除买办、银行、大商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与帝国主义相依为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中只有反革命的作用外，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实在无法担负甚至领导国民革命的能力；在中国民族革命中，出死力的劳动群众是工农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大抵是小资产阶级（大部是农民）的子弟。小资产阶级虽无领导革命的能力，但有左右革命的能力，他和谁一道走谁便胜利；在革命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是革命中最彻底的力量，他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劲敌，也是本国资产阶级最后的敌人。因为这些关系，所以在北伐军占领长江流域以后，掀起了空前的工农运动，尤其是上海工人以武装暴动取得了上海政权，建设临时地方政府，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加以帝国主义武装的压迫，于是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便破裂了。 武兆镐认为，国民党是个多阶级的联合。革命过程中的阶级分化、阶级斗争自然反映到国民党内。所以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右派之离开国民党，就是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的总表现。蒋介石和张作霖不同的地方，是他希望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专政来代替封建残余的专政，他们相同的地方是不反对帝国主义，是勾结整个的国际帝国主义或某国帝国主义。蒋介石之继续北伐，并非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是想实现资产阶级专政，是要做帝国主义的新工具。 武兆镐还认为，武汉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专政的雏形。在革命继续发展中，无产阶级的影响跟着加大，中国革命的革命性跟着加大，一部分现在革命的力量也必然随着离开，这是可以预言的。[54]由此看来，他已经预见到汪精卫叛变革命的必然性。 1927年5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易擅自将共产国际给中共关于土地革命、建立武装的密电透露给汪精卫。七一五政变后，罗易被招回莫斯科，并被要求于9日17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做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武兆镐参加了这次会议。在罗易的报告结束后，参加会议的沃林、格列尔、法因贝格、维经斯基、赖特、纳佐夫、季维尔、武兆镐、波利亚克、舒宾等人相继对罗易提出质询。武兆镐提出的问题是：“在武汉集团与南京集团之间存在什么大的区别吗？如果存在，那么他们和解的困难是什么？”[55]对此，罗易在回答时说：“至于武汉和南京之间的分歧，我不认为，提这问题的同志想听听这种分歧的由来。如果是这样，那我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将占去太多的时间，何况，现在武汉和南京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分歧，而现有的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想‘挽回’他们领导人的‘面子’和试图找到一种不损害彼此威信的联合公式造成的。但是起初他们之间是存在一些根本分歧的。”[56]看来他绕开了武兆镐的问题。 武兆镐也知道，自己常常和弟弟谈一些“政治上的话”，“听着或感觉乏趣”，他自己也表示“不愿多说”，也“也无暇多写”，但是由于革命者的“本能”，所以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还是忍不住想说。如他在1927年10月21日写给弟弟的信中便写道： 季弟！ 我常常挂念你，盼望得到你的消息，及至你的信来了，我又无暇即刻复你。现在，你九月十九日的信已到了一个星期多了。 我这两年多来，政治工作占了我的全副精力，一毫也不能顾及家庭了；但老父、大哥和你，便在工作最忙迫时，有了片刻的停顿，不由得便追怀你们。…… 信本来是谈家务与学习的，但写着写着，武兆镐便又转到政治方面来了： 自资产阶级整个叛变后（从南京蒋介石到武汉汪精卫），工农组织受了严重的打击，一时甚难取得一个革命中心地点，革命怕有一时销〔消〕沉。现在是我们团结力量，扩大宣传，聚集群众，准备工农革命的时期。整个国民党领袖叛变后（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目下在莫，他们很难创立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国民党旧日联合革命势力的作用已竟〔经〕结束了。），中山主义成了反革命的护身符。我们可以说自武汉叛变后，单拿中山主【义】号召是不够的了。此后，中国共产党须挺身出来，领导完成中国的民族革命。[57] “革命怕有一时销〔消〕沉”，这是武兆镐对形势的估计。考虑到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的左倾冒险主义，应该说武兆镐的估计是比较理性的。至于说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当时“很难创立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问题，这“很难”二字，既是一种判断，也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陈述。之所以说是一种判断，是因为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人要再创立一个新的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至少在武兆镐看来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说是一种态度，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中共，当然也包括武兆镐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须挺身出来”，扛起民族革命的大旗，负起领导责任，而不允许将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人；之所以说是一种陈述，是因为当时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为组建新的政党，曾试图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邓演达当时两次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就是由武兆镐转交的。而共产国际对宋庆龄等人组党活动的了解，也是通过武兆镐进行的。[58]作为共产国际的情报顾问，武兆镐在给弟弟的信中不可能说的太明白，而只能说“很难”。 在这封信中，武兆镐还首次提到了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进步学生冀朝鼎，说： 冀朝鼎君，在比时未与深谈，国内革命形势变迁，国外知识青年思想上，必然发生剧烈的变化。在民族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劳动群众的阵线划分以后，一般号称民族革命者，不能再含糊下去，或走到无产阶级这边继续革命，或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叛背革命。那时我看冀君是个狠勇敢的青年。[59] 看来他对冀朝鼎的印象很好。不过，由于受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武兆镐对所有“号称民族革命者”采取了简单的二分法，要么“继续革命”，要么“背叛革命”，没有给“不革命者”留下任何余地。 1927年12月，国际反帝同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武兆镐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后，他于27日从柏林写给弟弟一封信，谈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我于本月七日由莫往比京，参加反帝同盟大会，同行者除冀朝鼎同志外，尚有中国参加十月节之工农代表团中三人。我在比勾留三日，因工作往巴黎；在巴也仅停了三日。现来柏林已五六日，二十九日工作便告结束，三十日起程，明年一月可复抵莫斯科。 冀、章二同志到莫后，曾屡道及吾弟。……[60] 信中提到的“冀”自然是冀朝鼎，“章”则是指章友江[61]。在这封信中，武兆镐忍不住又谈起了他的“主义”：“国内状况，真是转瞬千变。从前西欧数十年数百年所经历者，在中国见之于一年半载中。我现在只同你谈到两个问题。（一）革命领导问题；（二）最近广州暴动问题。其实第二问题只是第一问题之一部分。”[62]在他看来，国民党，包括代表买办阶级的西山会议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派和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武汉派（包括汪精卫、张发奎等）整个背叛了革命。宋庆龄、邓演达等几个国民革命的领袖虽仍反对国民党一切领袖之叛卖革命，但他们自身没有组织群众的能力与勇气，在行动上和反革命领袖斗争。所以国民党整个成了反革命的组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了反革命的武器。他认为，我们无再和国民党任何派别合作之可能与必要；从此中国革命只有我党可以担负，也只有我党能够担负。在此，武兆镐再次对宋庆龄和邓演达为代表的少数国民党左派组织群众以领导革命的“能力与勇气”持否定态度，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共产国际对第三党的态度。 对于刚刚发生的广州起义，他认为这是中共率领工农群众及城市贫民反抗一切反动，特别是反抗资产阶级集团、建设工农政权的直接行动。虽一时失败，但“我党是革命之唯一领导者”，已在革命史中注册。——中国革命的潜势力太大，资产阶级纵有帝国主义的帮助，亦万无稳固政权之可能。中国现状的特征将是到处单个的、不断的工农暴动之发展蔓延。广州起义的失败，不是此时期之最后一幕，而是第一幕。我们没有理由颓丧。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武兆镐的这一预言得到了证实。 四、武兆发入党与西欧招生 常言道，精诚所到，金石为开。武兆镐对弟弟的宣传教育实在不能说不精不诚；武兆发也不是一块顽石，而是一个极其聪慧、聪慧得让哥哥武兆镐自愧弗如（这从武漪莲的信中可以看出）的留美学生。武兆镐能够说服武兆发吗？如果连自己的胞弟都无法说服，又如何去说服别人信仰共产主义呢？ 从种种迹象看，功夫不负苦心人，在武兆镐的影响下，武兆发不仅动了转学之心，而且加入了共产党。 在1927年10月21日武兆镐写给武兆发的信纸背面，附有武漪莲用英文写的一段话： 我亲爱的弟弟：过一些时间我将写信告诉你莫斯科中文大学中国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今天我时间不够。[63] 由此可以推断，武兆发此前曾写信向武漪莲了解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10月30日，武漪莲从莫斯科写了一封长达5页的英文信给武兆发，详细介绍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生活和学习情况，其中写道： 今天我将给你谈谈我们的中文大学。首先它是一所政治性大学，也就是说每个进入这个大学的学生将只学习政治——或者说得好听点——政治社会科学。这一点不需要解释。很清楚，我们只解决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其中的一门主课是列宁主义或革命的理论与实践。……[64] 她还详细介绍了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开设的其他课程，包括俄国史、俄国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资本论》、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研究等。由于武漪莲当时正在中山大学旁听，加之对革命充满热情，因此对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生活和教学情况介绍起来绘声绘色，这不可能不对武兆发产生一定的影响。 1927年12月26日，武兆发在写给哥哥的来信中询问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情况，包括学校的章程、待遇、学习等。次年1月19日，武兆镐在给弟弟的回信中回答了这些问题： 季弟！ 十二月二十六日信收到。所问四点，兹答复如下： （一）中山大学详细章程：中大并没有详细章程。牠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下级（或中级）干部人材，除去党的工作外（这只占很小一部分），差大〔不〕多全是理论的学习。所学范围甚广，至程度深浅，要看个人的工具（语言、知识、经验等）而定。譬如“政治经济”，教授指定大纲后，有人参考Borchardt[65]的《通俗资本论》，有人参考《资本论》原著。学生中有初中的学生，也有外国大学毕业生。从前漪莲给你那封信可供参考。（三）不再答。 （二）如果进学，一切（食、住、教育用品及衣服之一部）均由学校供给，可说一个钱也不用。要自己在莫斯科过生活，专就房子说便很难找到。如果是我们的同志，到这里要听党的支配，用不着顾虑到这一层，但事前要手续办妥，得到来莫的许可才行。 （四）党和工会在绝对的秘密下，一切出版物均难购买，我们这里也感同样的缺乏。只有：理论从英籍中找；时事材料从外国报纸，特别是《国际通信》（Inprecorr）和《共产国际》内找；中国问题要借重资产阶级的报纸了，例如上海《申报》、北京《晨报》或《顺天时报》都比较好。 关于中国问题，下月一日开第八次国际执行会议时将有新的讨论和决定，议决案必然在《国际通信》上发表。[66] 信中提到的“从前漪莲给你那封信”就是武漪莲1927年10月30日从莫斯科写给武兆发的那封英文长信。由于武漪莲在信中已经详细介绍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学情况，因此武兆镐要弟弟参考那封信，而不再专门回答。 在这封信中，武兆镐还介绍了冀朝鼎和章友江等人的情况，以及自己的工作安排，说：“冀留欧未返，章随国内工农代表往南俄一带游历，十日内可以回来，我是这周二日由柏林回到莫斯科的。在比京勾留三四日，巴黎三四日，柏林十日。” 武兆发最后未能转学欧洲，不过在武兆镐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武兆镐在1927年6月4日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你能和美国同志时常接近，能同他们一块做点工作，我很欢喜。”[67]由此看来，在武兆镐的影响下，武兆发正在向美国共产党靠拢。 1928年1月24日武漪莲在从莫斯科写给武兆发的一封英文信中写道： 在上封信中你告诉我你想转向医学。你讲的理由很对，作为一个专家你到处都会受到欢迎，尤其是在工人共和国。 我很高兴你参加了党，但是你不要中断你的学习。 …… 对中国的事件不要不冷静。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心可以为激情和爱国主义而燃烧，但他的头脑必须冷静。我们最终将获得胜利，只有工人阶级能够带着这样的英雄主义去战斗，像十二月的广州起义所再次展示的那样。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失去，他们将赢得一切。是的，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工人、农民、士兵第一次在“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团结战斗！报纸每天都在刊登漫延各地的起义，现在党的任务是团结如一，以恐怖对付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争取无产阶级的胜利。[68] 很明显，武漪莲信中的这几段话，前面是祝贺，后面是告诫，要武兆发注意斗争策略。由此看来，武兆发在1928年初加入了共产党。因为当时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旅美的中共党员在组织关系上均隶属于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因此武兆发加入的应该是美国共产党。 或许有人会说：孤证不立。且慢，武兆镐家书中还有更多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如1928年4月29日武兆镐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指出： 在这里我有句话嘱咐你：我晓得我的弟弟的思想。你对于主义和党的忠实决不会后于你的哥哥。但是我们晓得，我们同志除开在苏联外，是在何种困难条件下工作。在欧美许多国家，党固然是公开，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范束革命者的工具是怎样的残暴无耻！所以我们的同志非必要时，万不可自认党人（便在这里也是如此；在这里我说的自然外国非苏联的了同志）！！我晓得美国对我们同志如何无耻，其密探制度等等如何严密，你的工作和生活地位如何不稳……，所以平时对外，总要灰色些。将来回国工作、做事，也容易些。我晓得年幼的同志常常意气壮盛之故，只怕人家说自己胆怯，往往会在这些地方平空地危害自己，因此危害党的利益！！！[69] 同日，武漪莲在写给武兆发的另一封英文信中再次告诫他： 小心，不要暴露或说你是党人！[70]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武兆发在1928年初加入了共产党。 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要革命就会有流血，就会有牺牲。武兆镐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在给弟弟的信里专门谈了斗争策略问题，而且连续用了三次感叹号；从一个增加到两个，再到三个。武漪莲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她反复告诫武兆发要冷静，不要轻易暴露自己。其中蕴含的那份手足之情，绝非外人所能体会。 既然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1928年5月，武兆镐到西欧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到柏林后他给武兆发写信，要弟弟在留美学生中物色人选： ……我有事来西欧，昨天到此，现拟在此勾留两三日。我现在负责代莫·孙大挑选学生，我想美国方面也可派来几个同志。我另给三潘市施滉信也为这事。 派选的同志应满足下列条件：（1）党员或团员，忠实而努力；（2）能读书写字，会外国文更好，但非必要；（3）医生检查毫无疾病，并医生证书。（4）离华在五年以下；（5）在二十到三十岁间，但可略少于二十；（6）不准携带家眷。该同志应尽力自筹路费，不能，每人津贴不能多于美金百二十元。 我晓得许纪云、陈素若（纽约）、徐永煐（闻已转纽约），李道煊、张恨棠（三藩市）；冯胜光（芝加哥）等同志都比较忠实努力，颇合上列各项条件，且有来此的可能。麦的孙有同志来否？ 我请你对于上列各同志的观察（假使你认得他们）……[71] 信中提到的施滉、徐永瑛、李道煊均是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成员。其他人生平不详。 5月22日，武兆镐又从巴黎给武兆发写去一封信，催促他调查美国同志一事： 本月十四日由伯林去信托调查美国同志事情，务请赶快着手。我道经比京到此，已竟〔经〕）三天。昨晚闻许纪云及另外一位同志（名未详）于昨早由巴东下，可惜未曾会到。 我在此拟勾留三周，回柏林停一星期，便须东返；所以你的信能于下月十五日到二十日间到柏林，庶好措置一切。太迟了，后面的手续，特别是经济的便难着手。[72] 他在信中特别告诫武兆发：“你在工作中要十分谨慎！” 从后面的结果来看，武兆镐此次到西欧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不仅非常顺利，而且颇有成效，因为他在1928年8月5日给武兆发的信中说：“由那里来了五人，已竟〔经〕进学，我太忙，至今还未曾同他们谈过一次话。”[73]这五个人具体是谁，武兆镐没有说，不得而知。后来施滉由美赴苏，与武兆镐的此次写信是否有关系，还需要做进一步考察。 据武兆镐自己讲，他当时很忙，“自六月三十日到家后，没一天闲”[74]。因为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的兹维尼果罗德镇召开，武兆镐作为大会指定的代表旁听了这次大会。 7月17日到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武兆镐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这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围绕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中共代表团虽然违心地接受了布哈林的批评，但却在8月21日对共产国际候补书记、美共党员佩佩尔的指责发起猛烈反击。在第39次会议上，瞿秋白就受中国代表团委托发表声明：“佩佩尔硬说中国党内过去是孙中山主义，现在是托洛茨基主义，这纯粹是诽谤。”佩佩尔在取消苏维埃口号方面，“比托洛茨基更‘彻底’”。[75]在第40次会议上，武兆镐再次受权发表中国代表团的声明，指出：佩佩尔指责中国同志不重视广州起义期间的领导错误。这不符合实际。中国共产党中央不仅严肃分析并公开承认了这些错误，而且在实践中完全纠正了这些错误。佩佩尔说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采纳了他的观点。这纯粹是假话。当时他提出的口号是农村自治而不是苏维埃政权，是共产党合法化而不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这种观点虽是无意识地提出来的，但在客观上有一种合法主义倾向，同托洛茨基的意见不谋而合。佩佩尔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为孙中山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两个时期。但是，千百万工农群众在所谓的第一时期已经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任何一份文件肯定过中国革命己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正是佩佩尔以托洛茨基全部论点为依据，把广州起义描写成盲动，只不过没有公开讲出“盲动”这个词罢了。[76]佩佩尔本来是想借托洛茨基主义来指责中共，没想到中共代表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托洛茨基主义”这顶帽子还给了佩佩尔。由此可见当时共产国际内部斗争之激烈、残酷。 直到会议结束以后，武兆镐才和武漪莲于9月6日一起赴高加索的索契（Ssochi）休假。同年10月，武漪莲也开始正式在共产国际工作。 结语 总的来看，武兆镐家书是一批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之所以说其极其珍贵，主要在于其史料价值。中共旅欧党组织自成立之日起，经周恩来提议，就确定了“宣传主义、吸收同志”的行动方针。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资料的散佚，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这八个字的真正内涵。从这批家书中我们得以知道，作为中共旅德支部成员之一，武兆镐不仅在留学德国哥廷根时期，而且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方针。通过一封封浸透着浓浓亲情的家书，细心地关怀着弟弟的生活、学习，同时用共产主义理论教育、影响着弟弟，并通过弟弟影响着其周围的一批人。虽然他最后未能说动弟弟转学欧洲，却使武兆发这位曾经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无成见的“和平主义者”转变了观念，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宣传主义、吸收同志”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 除此之外，武兆镐家书还透露出丰富的其他信息，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在留学生中与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特殊意义、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性质、大革命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共产国际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等等。换一句话说，通过研读武兆镐家书，我们不仅能够对中共旅欧党组织“宣传主义，吸收同志”这一行动方针的落实情况获得最真切的了解，而且可以去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凝聚了一批时代的菁英。仅武兆镐家书中涉及的，除了弟弟武兆发外，还有孙炳文、邢之桢、冀朝鼎、施滉、徐永瑛、李道煊等，其中不乏毕业于欧美各著名大学的洋博士。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之所以能够凝聚这批时代菁英，主要靠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召。当然，虽经腥风血雨，曲折艰难，中国共产党仍能够从建党之初的几十人，发展到建国前夕的四百多万人，这除了理想的感召外，还与每一个共产党人脚踏实地的努力工作分不开。武兆镐家书生动、具体地再现了这一过程，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①]对当时成立的是中共旅欧总支部还是中共留法、留德组，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何长工认为当时成立的是中共旅欧总支部（何长工：《留法勤工俭学的斗争和旅欧总支部的建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63页。），而赵飞飞则认为，当时成立的只是中共留法组、中共留德组，1925年3月1日中共留法组与中共留德组合并，称中国共产党留德法组，3月11日又根据中共中央来信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改组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赵飞飞：《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的建立、称谓与作用》，《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本文对1925年3月以前的中共旅欧组织以“中共旅欧党组织”来指称，对1925年3月以后的中共旅欧组织，则使用“中共旅欧总支部”这一名称。 [②]何长工：《留法勤工俭学的斗争和旅欧总支部的建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第164页。 [③]武漪莲（1908——？），原名Irene Petraschevskaya，德国哥廷根人，德共党员。与武兆镐相爱后，改名武漪莲。1925年8月随武兆镐赴莫斯科，先在中山大学旁听，后到共产国际工作。1930年随武兆镐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因工作关系转赴西班牙，下落不详。在武兆镐的26封家书中，有5封英文信系武漪莲所写。在武兆镐的中文书信和武漪莲的英文书信结尾处，有时武漪莲和武兆镐会各附有长短不等的留言。 [④]武兆发（1904——1957年），武兆镐胞弟，字季许，中国现代著名生物学家。1917年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英文科，1923年考取河南省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学习。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东吴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主任，《生物学报》主编。1957年反右开始后，因被错划右派，不堪侮辱和虐待而自杀。 [⑤]WORKERS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 [⑥]张纯明（1902——1984），字镜轩，河南省洛宁县人。1917年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英文科，1923年公费赴美国留学，先后在伊利诺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政治学。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应南开大学邀请回国，出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兼政治系主任，并主编《南开政治经济学报》。1937年后弃学从政，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高级秘书，河南省政府委员，立法委员等职。1949年迁居香港。后去台湾，任“行政院”参议、中央研究院院士等。 [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巩县文史资料》，第11辑，河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印，1984年，第106-107页。 [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巩县文史资料》第5辑，河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印，1989年，第1-4页。 [⑨]焦书欣、荆文超等：《巩义市览胜》，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8-99页。 [⑩]张放涛主编：《群星灿烂——河南大学名人传（一）》，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21页。 [11]郑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郑州市志》第8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4页。 [12]郭有义：《地下工作十五年》，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1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巩义市文史资料》第18辑，河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印，1996年，第187-190页。 [14]张静吾：《九十年沧桑》，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61、65、71、454、568页。 [17]廖焕星：《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18]杨奎松：《关于朱德去苏联学习的背景资料》，《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19]李玉贞：《宋庆龄与第三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2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20]曾经参加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张申府后来在回忆录中明确指出，吴觉先就是武剑西。见张申府：《我对“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8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85页。 [21]一说由朱德介绍入党。见《奠定高教社基础，编辑教材立大功——记高等教育出版社原总编辑武剑西》，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编：《编辑家列传》（一），第53页。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61、65页。 [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71、454页。 [24]据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武兆镐家书收藏说明，武回国后成了托派。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1928年8月21日武兆镐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40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代表团所发表的声明中，明确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回国后又曾专门撰文批判李季的庸俗辩证法，并将李季与托洛茨基并称。另据中共旅法支部成员、抗日战争时期任陕西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的欧阳钦说，武兆镐是因为自高自大脱离了党，“他别的也没有什么。”（郭有义：《地下工作十五年》，第22页。）也正因此，当时任中共晋冀鲁豫城工部开封工委书记的郭有义才第二次为武兆镐办理了入党手续。据《武剑西简历》说：武兆镐在共产国际期间曾“受到王明等人的围攻，此后多年受到王明等人的压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巩县文史资料》，第11辑，第106页。）因此，武兆镐脱党，很可能与当时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有关。 [25]任勖丰：《真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武剑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巩义市文史资料》第18辑，第188页。 [26]关于武兆镐在河南大学从事学运及重新入党情况，见郭有义：《地下工作十五年》，第131-137页。任勖丰在《1946-1947年的河南大学学生运动》一文中对武剑西的活动也有介绍。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巩义市文史资料》第18辑，第45-47页。 [27]Chan-han Wuto C. F. Wu, Göttingen, January 25，1924，Chan-hanWu Correspondence，Collections of Correspondence and ManuscriptDocuments，89-A970，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NY.按：由于这批信件有的有信封，有的没有，本文在注释时，对文献的形成时间，有信封者以邮戳日期为准，无信封者以写信人落款日期为准。 [28]Chan-han Wu to C. F. Wu, Göttingen, March 7，1924. [29]张静吾（1900-1998年），哥廷根大学医学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河南大学教授兼医学院院长。单名凝，字静吾，后以字行。与武兆镐是巩县（今河南巩义市）同乡，河南留欧预备学校、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堂同学，同时亦是挚友，武兆镐初到哥廷根时曾在张静吾处借宿，以后在经济方面也多次互相接济。 [30]据《武剑西简历》载：武兆镐于1923年11月由朱德、孙炳文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巩县文史资料》，第11辑，第106页。）后来很多人沿袭了这一说法。从武兆镐1923年12月5日由鹿特丹写给武兆发的信来看，他不可能于1923年11月在德国哥廷根入党，因为整个11月他都在从中国赴德国的船上。从其1924年7月7日由哥廷根写给弟弟的信中可知，他到达哥城的时间是12月11日，在张静吾处住了9日后搬入自己的宿舍。我们固然不能以今天党组织发展党员的程序来判断武兆镐入党的时间，但如果武兆镐的确是由朱德和孙炳文两人介绍入党的话，他入党的时间应该不会早于1924年2月。因为1924年初孙炳文曾回国参加国民党一大，之后又返回哥廷根，在留学生中传达国民党一大关于国共合作的精神，并按此精神改组国民党驻德支部。（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新编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3页。）国民党一大召开的时间是1924年1月20日至30日。据武兆镐在给武兆发的信中说，当时从中国到哥廷根，走海路需50余日，走陆路需20余日。据此可以推断，孙炳文为赶上国民党一大，至迟要于1923年12月底从德国动身，而回到哥廷根的时间，最早不会早于1924年2月中旬。也就是说，从武兆镐住进自己的宿舍到孙炳文离开哥廷根，中间只有10天左右的时间，武兆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入党，可能性不大。既然武兆镐不可能于1924年2月中旬以前由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入党，那么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呢？从各种资料综合来看，他入党的时间很可能是1924年春夏间。 [31]廖焕星：《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第2册，第507页。 [32]张静吾：《九十年沧桑》，第41-42页。 [33]即徐冰，原名邢萍舟，笔名西萍。河北省南宫县人。1923年赴德国留学。1924年在柏林加入中共。1925年转赴莫斯科学习。1928年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初到延安，1939年到重庆从事统战工作。1949年参加和平解放北平的接管谈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 [34]Chan-han Wu to C. F. Wu, Göttingen, May 8，1925.以下凡引自该封信者不再注出。 [35]张静吾：《九十年沧桑》，第40-41页。在现存的两张照片中，张静吾对第一张，即“五卅惨案发生后，德国歌庭根大学的中国学生开会谴责帝国主义，会后合影”的回忆可能有误，据当时留学德国哥廷根的江俊孙讲，此照片摄于1923年10月10日。见陈孝彻：《实物文献见证潮汕革命足迹》，《金羊网——羊城晚报》（地方版），2011年6月28日，http://www.ycwb.com/ePaper/ycwbdfb/html/2011-06/28/content_1146437.htm。 [36]Zhi-zheng Hsing to C. F. Wu, Berlin, June 8，1925. [37]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新编本），第69页。 [38]今译马格德堡。 [39]Chan-han Wu to C. F. Wu, Göttingen, July 4，1925. [40]Chan-han Wu to C. F. Wu, Göttingen, July 4，1925. [41]Zhi-zheng Hsing to C. F. Wu, Berlin, June 8，1925. [42]Chan-han Wu to C. F. Wu, Göttingen, July 4, 1925. [43]Chan-han Wu to C. F. Wu, Göttingen, July 4, 1925. [44]Chan-han Wu to C. F. Wu, Moscow, August 28，1925. [45]杨奎松：《关于朱德去苏联学习的背景资料》，《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46]Jay Lovestone to C. F. Wu, Chicago, June 3，1926. [47]即共产国际。 [48]Chan-han Wu to C. F. Wu, Moscow, July 27, 1926. [49]中文姓名待考。 [5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61页。 [5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65页。 [5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71页。 [53]Irene Petraschevskaya to C. F. Wu, Moscow, April 22, 1927. [54]Chan-han Wu to C. F. Wu, Moscow, June 4, 1927. [5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454页。 [5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458页。 [57]Chan-han Wu to C. F. Wu, Moscow, October 22，1927. [58]李玉贞：《宋庆龄与第三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2辑，第85、92页。 [59]Chan-han Wu to C. F. Wu, Moscow, October 22，1927. [60]Chan-han Wu to C. F. Wu, Berlin, December 28，1927. [61]笔者误以为是章伯钧。文章发表后，武兆镐之子武宗夏先生来电话说是章友江。特此注明，以表谢意！ [62]Chan-han Wu to C. F. Wu, Berlin, December 28，1927. [63]Chan-han Wu to C. F. Wu, Moscow, October 22，1927. [64]Irene Petraschevskaya to C. F. Wu, Moscow, October 30，1927. [65]中译博洽德。 [66]Chan-han Wu to C. F. Wu, Moscow, January 19，1928. [67]Chan-han Wu to C. F. Wu, Moscow, June 4，1927. [68]Irene Petraschevskaya to C. F. Wu, Moscow, January 24，1928. [69]Chan-han Wuto C. F. Wu, Moscow, April 29，1928. [70]Irene Petraschevskaya to C. F. Wu, Moscow, April 29，1928. [71]Chan-han Wuto C. F. Wu, Berlin, May 15，1928. [72]Chan-han Wuto C. F. Wu, Paris, May 23，1928. [73]Chan-han Wuto C. F. Wu, Moscow, August 6，1928.按：此封信的落款时间为5/Ⅸ/28,但信封上所盖邮戳为6.8.28。一般而言，邮戳错的概率要比手误的概率小，故此信的写作时间确定为1928年8月5日。 [74]Chan-han Wuto C. F. Wu, Moscow, August 6，1928. [7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543、545页。 [7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554-55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