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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896年近代首批留学生赴日至1912年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整个清末时期赴日留学生的人数超过10万人。留学生赴日后与日本社会展开了全面的接触，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国民急剧膨胀的民族优越感、双方不同的生活习惯、留学生日语水平较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双方的交流渠道并不通畅，留学生也对留学生活颇具强烈的屈辱感与挫折感，这也是近代留学史上“留日反日”现象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清末留日学生 交流与摩擦 文化差异 中国学生留学日本肇始于甲午战后的1896年。从首批留学生赴日至1912年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整个清末时期赴日留学生的人数超过10万人。大批留学生赴日后，与日本社会展开了全面的接触，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种种冲突与摩擦。由于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弥漫着强烈的民族高傲情绪，日本人在与中国留学生交往过程中往往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再加上双方生活习惯不同，留学生自身日语水平又较低，这些冲突与摩擦使留学生感到强烈的屈辱与挫折。在日本留学期间处处碰壁的留学生，即便在学成归国后，仍怀有对日本的不满或愤恨感情，从而产生了近代留学史上令人关注的“留日反日”现象。 一、衣：受人嘲笑的服装与辫发 清末时期留学生大部分集中在东京，其日常活动主要在神田町、本乡町、麴町一带，“一出门，所到之处都能看到游走在各处的成群结队的清国人，宛如大海中游来游去的鱼群”[1]18。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包括规模最大的留学生学校——宏文学院在内的众多学校及书店、食堂、民宿都位于这一地区。清国留学生会馆也在这一区域。 留学生之所以在大街上引人注目，不是因为肤色，也不是因为数量，而是因为他们穿的衣服。来到日本后的留学生，不再穿长袍马褂，改穿起了西服、日本学校的制服以及和服。易服对他们而言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湖北学生界》第三期中写道： 诚欲变法自强，必自剪发易服始。……易洋服，开渐进至大同世界之路。何故也？由初具洋服之形式，则渐有洋服之相应感触，久而久之必讲洋服之精神矣。洋服之精神，即发奋振作、勇武刚健也，具独立之气象而无奴隶之根性。且论西洋之精神，须取法于政治学、法律、工艺、农商等诸学之长，渐以实行。此外，如服装外形与西洋人同，则易交际，无隔阂之虞，往来视察之际收获益增，亦可免于猜忌和侮辱。[2]270 留学生把剪辫发、改穿西服看作是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虽然上述言论有些夸张，但对怀抱向西方学习，进而实现变法自强、富国强兵梦想的留学生们来说，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发型和服饰。 先来看和服。相比饮食方面，清末留学生对日本和服并无抵触情绪，和服甚至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穿着的服装。松本龟次郎这样回忆日本留学时的秋瑾：“肤色白皙，眼睛细长，体格稍瘦。上身着黑色和服单衣，下身穿着当时甚为流行的紫色裤裙，缠足，日本式的束发，莲步蹒跚，每日往来学校，不曾缺欠。”[3]28李烈钧也在自传中说，围绕在孙中山周围的不少具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在日期间都常身穿和服，披斗篷，脚穿高木屐。[2]276可见当时在日留学生不论男女都很喜欢日本和服，而清末前往日本游历的一般乡绅也是日本打扮。《留东外史》中描述江西人王甫察，说他头戴当时流行的巴拿马帽，身穿白色和服，外套黑色和服褂，俨然一副当时日本绅士模样。[4]16 周作人回忆日本留学生活时说：“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面。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况更早的东西。”[5]191他的这番话也道出了清末大多数留日学生的心声。他们之所以爱穿和服，多源于民族主义思想。清朝确立统治后，要求全国上下剃额头，留辫发，改穿满族服装。赴日留学生们剪发易服，其目的就是要表达他们反对清王朝统治，力图实现汉民族复兴的革命思想。 周作人对和服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说： 现今所谓和服实即古时之小袖。袖本小而底圆，今则甚深广，有如口袋，可以容手中笺纸等，与中国和尚所穿的相似，西人称之曰Kimono，实只是衣服总称耳。日本衣裳之制，大抵根据中国而逐渐有所变革，乃成今状，盖与其房屋起居最适合，若以现今和服住洋房中，或以华服住日本房，亦不甚适也。[5]26 可见，在留学生们心目中，和服不同于满服，与中华民族固有的服装有着渊源关系，因而易于接受。关于这一点，1877年以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身份赴日的黄遵宪，也有着类似的看法。《暴风雨前》中的葛寰中也曾对和服赞不绝口。民族主义思想、穿着起来活动方便、外观更时尚，这是留学生们舍弃长袍马褂改穿和服的重要原因。 然而，日本人对留学生改穿和服的反应是冷淡的。《留东外史》中曾描述留学生因厌恶日本人问自己的国籍，特意穿上和服，以使对方辨不清自己是哪国人。有些可悲的是，留学生穿上了和服，虽自认为这种装束代表着新时代，却失去了民族的认同感。《留东外史》中记述有留学生王甫察的遭遇：他穿着留学学校的制服，模仿艺妓的动作做游戏，结果被隔壁房间的日本人一眼看穿是中国人。为什么日本人能看穿呢？因为依照当时的情况来看，日本人是不会穿着学校的制服而进行艺妓游戏的。也就是说，他穿日本服装犯了时间点、场所、场面不搭配的常识性错误。 在当时，胡搭乱配穿和服的留学生不在少数。据江西省留学生梦云生回忆，有留学生外穿和服而内套中国马褂，而到了冬天，有留学生甚至在里面穿了几层后，外面又套上学生制服，看起来浑身臃肿，难看之极。[6]125梦云生对此甚为反感。这种奇装异服，连同去的中国留学生都看不下去，也难怪日本人嘲笑。黄尊三曾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的心境，认为这些留学生被人嘲笑，国家的体面尽失。[7]35对黄尊三他们来说，不管自己有没有这样打扮，日本人的嘲笑都让他们感到耻辱。 更有甚者，日本人的嘲笑还并不只是在教室之外，有时甚至是在课堂上。冯延铸在其《东游鸿爪录》中记载，在宏文学院的教室内，甚至有教师指着留学生的装束嘲笑其“驴披狮皮”。[2]276来自孱弱中国的留学生们，连穿着日本的服装都会遭到冷嘲热讽。教室外如此，教室内也是如此，现实世界的冷酷让他们无处逃避。 在日本人看来，感觉怪异的并不只是留学生的服装，还有辫发。辫发在日本人看来非常怪异，被称为蝌蚪头或猪尾巴，孩童们更是追在他们身后大声喊叫嬉骂。首批留学生中的韩寿南、王作哲、赵同颉、李宗澄等四人，因不堪忍受这种辱骂，再加上不习惯日本饮食，愤而归国。辫发给留学生们带来的耻辱一直持续到民国时代。 很多革命志士到日本后，剪辫发，改穿和服，以示和清王朝决裂。也有很多留学生是出于辫发的不便而断发，如鲁迅先生。不少官费留学生，由于剪掉辫发意味着和清政府划清界限，自然不能再从清政府驻日监督处那里领到生活费，甚至会被强制遣返归国，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使用假辫子。这颇有些讽刺意味，留学生一方面反对清政府，要和它划清界限；另一方面迫于生计压力，又不得不从它那里领取生活费。 着眼于变法自强，留学生们主张剪辫发，改穿洋服或和服，进而“渐进至大同世界之路”。然而，日本人对他们的这种改装易服行为并不认可。留学生穿着的胡搭乱配，加上他们的辫发，都成为日本人嘲笑的对象。而在这种嘲笑的背后，更使留学生难以忍受的，是甲午战争中战胜清朝后急剧膨胀的大和民族优越感，以及随之产生的对中国留学生的轻视与不屑。留学生活虽然短暂，但他们遭受到了终其一生而难以忘怀的屈辱，以至于有人不堪忍受愤而归国。忍受着种种屈辱没有归国的留学生，也变得尽量躲避日本人嘲讽的目光。由于没有足够的交流，留学生与日本社会产生更多的误解与隔膜也就不足为奇。 二、食：难以适应的饮食生活 能否适应留学国家的饮食生活对留学活动至关重要。今天如此，清末时期也如此。特别是对清末留学生而言，要改变自幼小时期就早已习惯的饮食生活并非易事。很多留学生曾为此苦恼不已，甚至有无奈而归国者。 曾留学于宏文学院的黄尊三，在日记中记述第一次吃日本食物时写道：“一汁一菜，颇为简单，味至清淡。一小碗汤、一个鸡蛋、一小碗米饭。初次食用，甚觉不快。”[7]29可以想象，对他们而言，日本食物的印象可概括为清淡、简素、量少，而黄尊三是喜欢辣味的湖南人，日本食物对他而言显得淡而无味。即便今天的留学生，谈起他们对日本食物的印象，很多人也觉量少而味淡。 清末时期，日本社会尚没有今日所谓的“中华料理”。日华学堂的宝阁善教因从事留学生教育，因而有机会品尝到中国菜。他在日记中曾记述感想：“种类繁多，食器较小，甚为少见。滋味若和洋折中者较多，最大特色为油腻。”[8]57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印象和黄尊三的日本食物印象正好相反。 中国人自古“民以食为天”，留学生对饮食的讲究超出了日本人的想象，他们当然对量少而味淡的日本饭菜不满意。他们对摆在面前的食材不满，认为是对他们尊严的蔑视。《日华学堂日志》中记载：午餐以一尾八钱的香鱼为菜，学生中往往有发不满之声者，曰在吾国此乃人不食之猫食也。[8]86日中食物嗜好相异如斯！日本视为高级鱼的香鱼，在中国竟然是猫食。这种事情提供伙食的日本人自然无从得知。围绕着伙食供给问题，留学生甚至不惜罢课，要求校方解雇供给人。 虽然日志中没有记载留学生风潮事件中日华学堂教职员的感想，但王景禧在其所著《日游笔记》中提到，袁世凯派遣的教育视察官在报告中说，在参观东京女子师范高等学校时，得知吾国学生常因饭菜问题爆发风潮，应平息这种纠纷，养其德性。[9]26由此也不难看出清末留学生对饮食的不满并非个案，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日本饮食中的一大特色是生食。黄遵宪曾写道：“日本多食生物。好鱼，薄切之，即下箸。”[10]213这说的是日本饮食中的生鱼片，对吃惯熟食的中国人来说，它着实难以下咽。黄尊三前后在日本留学八年，归国临别之际，受到房东宴请，但当房东夫人端上生鱼片时，无法拒绝的他，只得夹起生鱼片放在火上烤过之后，才送入口中。[7]320对生食的厌恶之情，由此可见一斑。还有一道菜也令留学生头疼不已。什么呢？牛肉火锅！锅内煮熟的牛肉，蘸着生蛋就食。 对生鱼片及生鸡蛋等日本菜，《留东外史》中的陈蒿说：“日本人跟野人毫无二致，为什么那么喜欢吃生食呢？”[4]27饮食文化的差别甚至让其对日本民族产生蔑视，而一旦产生蔑视，对日本菜也就会丧失兴趣，进而毫不关心。而翻遍黄遵宪的著述及《留东外史》，会发现其中对日本饮食的记述少之又少。日本料理既然是野人的饮食，要让他们进食也就成了枉然，“吃过日本料理的留学生中，能道出十道菜名的人，百人中恐怕也就三四人吧！”[4]27留学生对日本料理兴趣全无，由此也就不难想象。 既然他们对日本饮食毫无兴趣，那他们吃的是什么食物呢？答案是西餐和中餐。留学生住宿的旅馆或民家，都负责供给伙食。当然，很多提供的是日本料理。然而据《留东外史》记载，有不少旅馆或民家都提供西式早餐，包括牛奶、面包等。这很可能是住宿地的房东考虑到他们的饮食爱好而进行的变更。不过，并不是每家都可以提供西餐。这样的话，要想吃到西餐，就只有外出就餐。周作人曾说，日本西餐店的饭菜并不可口。[5]202这样，能够选择的就只有中餐了。 在黄尊三的日记及《留东外史》中多有记载，留学生很多都是外出吃中餐。中华料理店和留学生的关系，并不仅仅是顾客和餐饮店的一般关系，而要复杂得多。1899年成立的最早中华料理店“维新号”，店名来源意义深远，反映了寄宿在附近的留学生希望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再建祖国的诚挚心愿。中华料理店也是留学生的社交场所，同时也是他们躲避日本社会嘲笑和蔑视的避难所。 而对流亡在日本的革命志士而言，中华料理店又是他们隐蔽身份进行秘密集会的根据地。1918年5月6日，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在“维新号”以宴会为名进行集会，决定为反对《日华共同防敌协定》而一同归国，未料事发被日本警察逮捕。这就是日本留学史上著名的“维新号事件”。据1918年5月7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被逮捕的留学生分别来自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及其他东京各大学的官私费留学生。 中国料理店的出现对留学生们而言是一大福音，但日本人对此并不感冒。中华料理店推出的大肠盖饭等，并不合日本人的口味。留学生对日本菜，日本人对中国菜，二者的共同点是相互不欣赏。中华料理真正实现在日本社会的普及，是在其后的大正时期，在普及的过程中渐渐地实现了调和与折中。 中国菜在日本难以普及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不合日本人口味。日本学者大塚力说过：“中国料理店的顾客除了中国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日本人，其原因是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蔑视中国的气氛，将吃中国料理的人视为贱民。”[11]147中国留学生由于饮食文化的差别而蔑视日本料理，而日本人看不起中华料理的理由在于它来自中国，进而对吃中华料理的人也看不起，这是当时日本社会的风气影响所致。对留学生聚在中华料理店里用餐，日本媒体如此评价： 支那留学生的食欲近来异常爆膨。数年前支那人经营的料理店，为数不过两三家，近来在神田及本乡一带，竟达三十余家。一到周日，留学生皆三五成群，狼吞虎咽。他们在店里拍手，大声喊叫，不仅敲碟子，还又跳又唱。每逢聚会，留学生狂态毕现，调戏店中女佣，淫笑之声不绝于耳，各种声音直震邻家屋瓦。此种现象每逢周日难以计数。即便不是周日，成群结队蜂拥而至者亦非少数。(中略)以今日支那形势观之，国破家亡之危机迫在眉睫。游学于异国他乡之支那留学生，却不知为国精修学业，日日满足于口腹之欲，以致学业荒废。吾日本人观之，岂不毛骨悚然也。[6]85 文中描述的是1906年留学生在中华料理店就餐的情景。为消除留学生活中积聚的各种压力，留学生聚在一起就餐本无可厚非，但他们的行为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1905年东京各区警察署曾调查过辖区的中华料理店数量，为数不过两家。翌年就猛增至30家，其中调查记录中还不包括前述的“维新号”饭店，说明很有可能有未被记录在案的店面，实际数量应该更多。但1906年在日中国留学生有万余之众，很难想象中华料理店多到足以让所有留学生前往就餐。 从经济角度考虑，出外就餐所费更多，有不少留学生是在寄宿地自己做饭。中华料理中较多使用大蒜来调味，而日本人除维持健康及治疗需要，一般都讨厌大蒜，对其有种习惯性的忽略。吃过大蒜之后散发出来的强烈味道，令素爱洁净的日本人很难忍受。这也是日本人讨厌大蒜的重要原因。很容易想象，这种大蒜的味道肯定也曾引起过不少留学生与日本人之间的摩擦与不快。 留学生由于吃不惯日本菜而看不起日本，而日本社会对中国菜也持蔑视态度，双方都贬抑对方的饮食文化。不同的是，留学生贬抑的是日本料理的烹饪方法和味道，而日本人则是因为看不起中国人，所以连带贬抑中国菜。不论留学生是在中华料理店就餐，还是自己在寄宿地做饭，都与日本人产生了摩擦。日本人进而发展到对所有中国留学生、中国人、中国社会产生蔑视和不屑，这也就使置身日本的留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举步维艰。当然，也有部分留学生能吃得惯日本菜，但绝大多数并非如此。尽管吃不惯，但有时候也不得不勉强下咽，因为寄宿地并不是每家都能提供西餐，如果不吃，留学生活就难以为继。据留学生监督处《官报》记载，监督处曾频繁地为留学生支付医疗费用，这和留学生不适应日本饮食有很大关系。留学生总会也曾在递交给驻日公使杨枢的报告中写道：很多留学生因饮食不服致生胃病。[8]466 综上所述，留学生在饮食生活中与日本社会产生的种种摩擦令人关注。由于这些摩擦，留学生与日本社会刻意保持距离，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住：空间狭小的榻榻米 据《留东外史》记载，清末时期中国留学生在日期间的寄宿地主要有三种：一是日本人或中国人经营的旅馆；二是数人共同居住的租房；三是租借日本人家中空闲的房间。居住在留学生机构或学校宿舍的留学生人数非常少。 对以上寄宿地，留学生共同的印象是空间狭小。14岁赴日的孙伯醇，在回忆留学经历时说：“日本乃贫弱之地。所谓和式下宿屋，一般只有四个半或六个榻榻米大小，空间极狭。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简直连放置家具的地方都没有。日本所谓的书桌，也非常小，让人悲伤欲哭！”[11]28 留学生将在母国生活的必需品带至日本，但一踏入日本寄宿的房间，发现空间小得几乎无法居住，所携带的物品甚至都无放置之地，他们不由为之悲怆感叹！不过，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国社会对日本的了解不足之甚，连最基本的生活信息在赴日前都未能获得。另一方面，留学生所携带的生活必需品，在日本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日本人吃惊的一是数量，二是种类。日华学堂教授宝阁善教的日记中记述道，新生的行李竟达63件之多，且行李很大，岛国日本的狭小房间根本放不下，其中有位叫张子平的留学生甚至把带有篷子的中式床也带了来，被寄宿地的保姆讥笑说像日本的佛龛。 不过，留学生当中也有喜欢日本这种居住空间和榻榻米的，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日本房间虽然狭小，但极具功效： 坐在几前读书写字，前后左右凡有空地都可安放书卷纸张，等于一大书桌，客来遍地可坐，客六七人不算拥挤，倦时随便卧倒，不必另备沙发，深夜从壁橱取被摊开，又便即正式睡觉了。昔时常见日本学生移居，车上载行李只铺盖衣包小几或加书箱，自己手拿玻璃洋油灯在车后走而已。 中国公寓住室多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多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日本则土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5]194 但并不是人人都像周作人这么喜欢日本文化的，要改变出生以来业已养成的习惯并非易事。周作人毕竟还是少数派，更多留学生感受到的是憋屈和无奈。尽管空间狭小，但留学生还是都倾向于群居。原因也不难想象，与日本社会的种种摩擦和隔阂让他们只能将生活的圈子限定在母国人之间，这样大家可以互相照顾，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互相慰藉着孤寂受伤的心灵。 四、其他文化差异引起的摩擦 由于与日本社会交流无几，留学生之间的往来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有助于消除平时的紧张情绪。然而，来往的时间过多，过于频繁，就会影响到用于学习的时间。黄尊三在日记中谈到： 友人间往来较多，半数时间皆费于此，这似乎业已成为留学界一大风气。留学生平常身处日本社会，神经紧张，须留意之事又较多，而与友人间往来，则无须顾虑太多，故轻松惬意。虽明知于时间浪费颇多，亦乐此不疲也。[7]109 这种现象也从侧面反映留学生与日本社会之间存在着隔阂和距离，留学们只能组成自己相对封闭的交际圈。前文曾述及，日本人对留学生在中华料理店等举行的聚会声音太过吵嚷，因而对其非常不满。说话声音的大小，也是反映中日两国文化差异的地方。黄尊三记述道： 今日本来要复习学过的内容，但未能如愿。同居于此的留学生有听音乐的，有划拳的，有大声唱歌的，还有和保姆嬉笑的，喧嚣之声震得门窗都在抖动，实在无法静下心来。我不由后悔前几天弹月琴的事来。[7]162 一周前黄遵三在之前的寄宿地为解闷而弹月琴，结果被房东敲门提醒，他一气之下就换了寄宿地，想不到这次轮到他为噪音发愁。当时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有种难以忍受的孤寂。萧红曾说过： 日本人的生活没有丝毫自由可言。每天从早到晚听不到一丝声音。所有住宅就好像没有人居住，没有歌声，没有哭声，没有笑声。夜间从窗户向外望去，家家户户一片漆黑，直到天明都被木板隔得严严实实。日本人的生活，每天就是默默地工作工作再工作，像鬼一样工作。生活是多么的悲惨！[2]267 黄尊三意识到了噪音问题，但其他留学生则未能意识到这一问题。当遭遇日本人提醒时，他们更多的感受是气愤。在留学生创办的《留学生自治要览》中，有这样的记述：路上遇到朋友，勿大声呼喊；去参观的时候要提前确认好入口和出口，莫大声说话；夜晚不要大声说话；等等。[8]193可见平常曾遇到日本人不少的批评。日本人甚至把他们平常讲话的正常声音，也看作是噪音。两国对声音的理解差异之大，由此也可见一斑。 留学生不讲究卫生，在日本人看来也匪夷所思。《留东外史》中提到，鸟居荣子前去拜访同兴馆，那里住着很多同文学校的留学生，但所到之处满墙尽是涂鸦，榻榻米沾满了饭汤或油污，脏污不堪。[4]20她由此认为中国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寄宿地简直就是动物园。虽然留学生很多人都没有经常打扫房间的习惯，但的确不应该把房间弄得如此之脏。随处涂鸦的行为，是留学生带到日本的不良习惯。留学生活结束后，留学生在其居住过的房间随手画上龙呀蛇呀，中国人看来似乎正常，但在日本人看来却有些不可思议。 和不良习惯有关的还有其他行为，比如随地吐痰。1899年初次来日的章太炎，在房间里的榻榻米上吐了口痰，被保姆大大地讥笑了一通。章太炎认为榻榻米是地板的一部分，吐口痰没什么大问题，也不至于被责怪。再有就是进屋脱鞋的习惯，这也造成了留学生与日本社会的摩擦。1906年6月5日的《东京朝日新闻》有篇“攻击下宿屋的大字报”的报道，内容是湖南留学生李某因有时穿鞋进屋，有时开关门的动作粗暴，声音太大，因此被房东赶了出来，他怨恨房东态度太过冷淡，因而用中文写了大字报贴到房东屋外。仅仅由于穿鞋进屋及开关门声音太大就被房东赶出屋子，在留学生看来，日本人无情之极。这位留学生用中文写大字报去告诉其他留学生，而不是直接向这位房东抗议，这也跟他的日语水平较低有关。这件小事最终通过警察的介入得到解决，日本人由此对留学生更多了一份不屑与蔑视。 留学生有感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了让后来的留学生避免与日本社会产生摩擦，特地出版了《留学生自治要训》。其要旨就是希望通过留学生提高自身素养来解决问题，内容大多和道德修养有关。曾留学于振武学校的蒋介石，认为有必要通过提高留学生的素质，来提高国内一般国民大众的道德水平，这和国家民族的复兴息息相关。蒋介石将“衣食住行”与“礼义廉耻”相结合，强调其重要性。他说过： 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知道不改革野蛮之惯习，则无以与列强诸国谈平等，故而于一般大众生活之诸个方面皆实行改革。结果之一，以前有随地吐痰习惯的人，也慢慢随身携纸解决。[14]65 为使人们养成清洁的习惯进而有益健康，他还在黄埔军校发起“清洁运动”，为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合乎“礼义廉耻”的要求而主张“规矩运动”。具体来讲，“清洁运动”的内容有早睡早起、净脸、不随地吐痰等；“规矩运动”内容包括衣着整洁、衣扣美观、遵守约定时间、乘车乘船时勿大声谈笑等。[14]66蒋介石认为日本的发展，在于日本人将“衣食住行”等所有行动都和“礼义廉耻”相对应。他留学过的振武学校里也有《振武学校规则》，其中的《书房条规·学生心得》中对诸如讲堂、寝室、澡堂、茶室、会客室、洗手间、自习室、外宿、归国、服装等都有详细规定。[12]70这些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衣食住行”，这种新生活运动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留学生活对蒋介石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留学生一旦踏出房门，就感受到来自日本社会的强烈压力。这让他们不得不局限于母国人的狭小圈子，按照旧有的习惯生活和学习，从而渐渐形成了留学生的社会圈子。由于这一社会圈子是封闭的、非开放性的，造成了母国的行为习惯和日本社会的隔阂，进而与日本社会产生新的摩擦，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在日本人看来，如果有中国留学生居住，房屋及附近的环境都会恶化，因此拒绝提供住处。留学生频繁地更换寄宿地，说明有这种想法的日本人绝非少数。这样，对日本社会而言，他们就变成了一种流动的存在。很多留学生在选择寄宿地时，往往选择能够与日本社会保持距离、能够远离警察管理的地方居住。而在这些警察顾及不到的地方，成为了一部分留学生赌博、嫖娼甚至吸食鸦片的乐园。特别是留学生的嫖娼和吸食鸦片，频繁地被报纸等媒介曝光。 于是，日本人或“挥血泪向警察总监及学校当局者哭诉”，要求将“腐败清国留学生从吾神圣日本帝国驱逐”，并以“鸦片烟恼杀学生”为题，批判留学生给日本学生带来的极坏影响。[15]17当然，很多寄宿屋的房东不可能不知道留学生的这些行为，甚至其中不乏有人利用留学生来做非法买卖以达到盈利目的。 1906年7月11日《东京朝日新闻》有篇题为“厉行取缔新下宿屋”的报道，文中指出无许可而擅自收留留学生寄宿的下宿屋横行，扰乱风俗，必须加强管理。诸如此类的报道，使日本人对留学生整体的印象更差，其结果是造成留学生在日本社会愈加受到孤立。1905年，日本文部省公布所谓“留学生取缔规则”时，留学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留学生特别反对第九条规定的内容，该条规定“须对公私立学校中国留学生居住的宿舍和在外租宿舍的旅馆加强管理”。虽然学界普遍认为清政府害怕留学生界成为反清革命运动的温床，因而积极促成日本政府出台“留学生取缔规则”；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政府也试图通过这一规则来解决因留学生居住而引发的风俗问题，进而防止犯罪。 留学生教育界也对住宿问题给留学生教育带来的恶劣影响甚为担心。上田万年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在《就清国留学生》一文中说：“从起床就寝到各种余暇，设定适合规则的时间，完备教场、自习室、寝室、食堂、浴场及其他场合设施，考虑到天花板的高度和空气的流通状况，有必要建立具有留学生监督的完善的宿舍条件。”[16]13然而，由于受到资金等因素的制约，这些条件并不是在每一所留学生学校都能实现。虽然这一问题后来甚至被拿到日本帝国会议上进行讨论，但直至日本大正甚至昭和时期都未能得到解决。 结论 本文着重论述了清末留学生在衣、食、住等方面与日本社会产生的种种摩擦和冲突。日本社会对行动缺乏统一性、喜欢大声喧哗、身着奇装异服、脑后垂着长辫子的清末中国留学生给予的是蔑视和不屑；狭小的居住空间、饮食文化及习惯的不同、与日本人交流时语言的不通，这些都造成了清末留学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中处处碰壁。 为了躲避与日本社会的摩擦和冲突，留学生选择将行动局限在母国人的狭小社会圈子之内。然而，在与日本社会相对隔绝的社会圈内，出现了一部分留学生在寄宿地内赌博、嫖娼、吸食鸦片的现象。由于报纸等媒介的推波助澜，对这些现象进行大肆报道，造成了日本社会对整个留学生界的整体印象更加恶化，由此留学生在日本社会愈加被孤立，也与日本社会的距离愈来愈远，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既然刻意与日本社会保持距离，也就不会去积极地了解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这一时期大多数留学生都是短期留学。对很多留学生而言，留学的最终目标不过是沿着科举的阶梯以求飞黄腾达，短短几个月的留学时间，也没有深刻考察日本社会的必要，只要学好自己的科目内容即可。 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交织，清末中国留学生在被孤立的留学生活中，在衣、食、住等各个方面都与日本社会产生了冲突与摩擦。本文所论述的留学生在日本社会遇到的种种问题，超越了当时的时代界限，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甚至今天的留日学生界仍能看到这些问题留下的影子。在日留学生活虽然比较短暂，但他们遭受到了终其一生而难以忘怀的屈辱，他们学成归国后将对日本不满或愤恨的感情带回到国内，这是留学史上令人关注的“留日反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日］寺田永吉．中央公论[M].京都：反省社，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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