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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载全文 摘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北方建立的巩固的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这块革命根据地为红二十五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历尽艰难曲折，其历史经验为：坚定革命信念，努力不懈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挫折中不断摸索新的斗争方式和路径；从首先保存自己出发，正确估量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选择根据地的中心位置、发展方向、发展方式；根据地的各项政策都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求同存异，以革命大局为重。这些历史经验是极其宝贵的财富。 关键词：陕甘边 根据地 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王新生(1954— )，男，河南郏县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北方建立的巩固的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学术界也称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仅存的完整的根据地，为红二十五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探讨其历史经验教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计划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直接受中共陕西省委管辖，因此，这块根据地在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遭受的曲折与中共陕西省委有着密切的关系。探讨陕甘边根据地建立与发展的历史经验，自然要先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计划进行分析研究。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陕西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革命运动遭到了失败。7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派组织部长李子洲奔赴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请求指示。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9月上旬，李子洲带着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指示回到西安。9月26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关于组织工作决议案》、《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关于军事运动决议案》、《关于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等文件，指出：“西北上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必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成为一种无敌的革命力量！”提出“组织工农穷苦民众，率领他们向敌人进攻”，“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领导农民群众，作一切公开与秘密的斗争，创造乡村的农协政权。”[1]决定“今后应尽力的将党的基础树立到农村中去，并尽力在斗争中吸收大量急进的贫农到党中来。”“今后军队中的工作应与农村一样的注意深入，健全军队中的支部，大量的吸收由农村中来的革命青年。”认为“有了大量的健全而充实的军支部，然后才能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党的作用。”提出了“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2] 文件还指出：“就目前国际与国内的形势观察，我们的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即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3]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十分重视利用和保存农村旧有的武装力量，提出：“我们一方应积极的培养我们的军队，一方更应积极的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并予以简单适用的军事训练，以增强他们的战斗力，方能巩固革命的基础。并采用各种完善的方法，保存农民的武装，除利用红会、硬团、民团、保卫团……等旧名义外，于必要时亦可上山，只要能保存得着武装。”[3]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还把目光放在改造土匪武装上，指出：“土匪原来多是破产的农民，被乡村封建阶级不断的经济压迫，不得已而才上山的。只要运用得当，他们的确是贫农的好朋友，是农村阶级斗争中别动的生力军。应择其可以引上革命途径的诚恳的与之联络。”[3] 上述文件说明，中共陕西省委贯彻执行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 第一，党的八七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在组织实施武装起义时，是以领导湘、鄂、粤、赣的秋收起义为中心，而对西北地区则是不太重视的。因此，当时党的领导骨干、军事骨干、军事力量全集中在上述四省。对于陕西，没有派重要领导干部和军事骨干前来组织武装起义。中共陕西省委却能从国际国内的全局出发，确定在西北建立军事根据地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具体在西北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陕西省委还只能随着武装起义的发展来看。 第二，当时全党的指导思想是以城市为中心，南昌起义是为了夺取南昌，后来的广州起义是为了夺取广州，中共湖南省委组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为了夺取省会城市长沙。陕西省委没有以占领城市为中心工作，而是根据陕西省的实际，把重点放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和农民武装上。并且提出了为了保存农民武装，必要时可以“上山”的思想。 第三，比较正确地分析了土匪武装的阶级构成，提出了打入到土匪武装、改造其为革命武装的途径。 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后不久，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等，于1927年10月组织发动党所掌握的石谦旅的军事力量在陕北清涧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转战清涧、延川、延长、宜川、韩城、安定、安塞、保安等县，虽未建立根据地，但在陕北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培养了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白锡林等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后来成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领导和骨干力量。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地起义，开展武装斗争。然而，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而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因此，党内的“左”倾盲动情绪逐步滋长起来。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处于崩溃边缘，中国出现直接革命形势，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 根据中共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在1928年1月12日发出通告，提出：“在我党目前全国工农武［装］暴动的新政策下，陕西各级党部应如何努力于鼓动和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的总暴动，形成整个陕西普遍的大骚动局面。反对一切大小军阀，实行民众与军阀战争，杀尽所有的豪绅地主官吏，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4]通告依据地理、政治、经济诸条件，将陕西全省划分为关中、汉南、陕北三个区，在汉南、陕北分别设特委，将关中又划分为“(1)省东区：临、渭、二华①、潼、蓝……等县，以华县、渭南为中心。(2)渭北区：泾、原、高、富、栒、淳……等县，以泾、原作中心。(3)省西区：乾、礼、永奉［寿］、长武、兴平、岐山、扶风、武功……等县，以乾、礼作中心。(4)中区：长、咸、盩、鄠……等县，以长安作中心。(5)东府区：蒲、固、同、朝、韩、郃……等县，以蒲、固作中心。每区设一暴动委员会，以沟通各方动作，以灵活的去指挥各区游击战争。”[4] 这个通告一方面说明中共陕西省委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精神、组织全省总暴动的盲动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组织武装暴动的中心在关中区域。 1928年3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陕西政治、党务报告》中汇报陕西新军阀混战和农民斗争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是：“(1)陕西军阀统治之日渐削弱崩溃；(2)陕西民众革命斗争之加紧与民众情绪之高涨。”“我们亦可如广东、两湖、江西一样，形成一乡或数乡或数县的割据局面。”因而提出：陕西“党主要的任务：要信赖群众，勇敢坚决的组织和领导民众所有的自发斗争，并须开发民众潜伏的积愤，使其发扬爆裂，一直到暴动，夺取武装和政权，在陕西形成一割据局面，更进而夺取中心的城市，建立一省或数省联合的苏维埃政府。”这个报告中说，这时“全陕党员数量约为二千九百人”，其中“华县、渭南各有同志五百余人……为全省同志数量最多而成份较好的县党部。”渭北“三原县委一，辖有泾阳、高陵、富平、淳化、栒邑五区委，共有同志九六○余人”。另外，渭北还有“雨金、交口甄寿珊(山)师有军支一，同志二十八人，三原北城杨虎臣(城)留陕之炮兵团中有军支一，同志十余人。”[5]分析这个报告，可以看出，陕西省委的“左”倾盲动情绪还是很浓的，对形势的分析过于乐观。但报告提出学习广东、两湖和江西，形成一乡或数乡或数县的割据局面的设想还是有很大可取之处的。另外，渭华和渭北两地党员占全省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中共陕西省委最看重渭华的工作，而渭北地区后来成为陕西党工作的重点也是有其原因的。 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党的力量比较雄厚的渭南地区举行武装起义。4月底，刘志丹、唐澍率领西北军新编第三旅起义，由潼关开往华县，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初，在中共陕东特委的直接组织领导和西北革命军的支援下，渭南、华县万余农民起义。渭华起义后，曾在50多个村庄建立起苏维埃政权。6月下旬，起义失败。为了配合渭华起义，陕西党组织还领导了三原、礼泉、淳化、澄城农民的围攻县城斗争。其中旬邑、淳化还组织了县苏维埃政府。但这些围城斗争很快就失败了。 1929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被国民党当局破坏，3月初成立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临时省委成立后，陕甘边界的斗争开始进入视线。1929年7月19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给中央的第一号报告中提到：“栒邑组织溃散后，直到最近由流落的同志自动组织与临委发生关系，邠州、淳化亦恢复组织，由栒邑管辖，同时接连栒邑之甘肃正宁，亦发生组织，甘肃工作今后亦可开始发展。”报告还说：“陕西土匪遍地，常出没于农村中，尤其是渭北、临潼一带，土匪很多，党可设法使前在军队失败后的同志进行工作。”“陕、甘接连之栒邑山中有数百人，枪械很多，已派二十余同志打入活动”。这个报告还重视兵运工作，提出“士兵工作在陕西有很好发展的机会，因冯的部队回陕西后，大施扩充，招募新兵，党可乘此机会尽量派同志打入。”[6] 1929年9月2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给中央的第三号报告中又提出，将三水、淳化、邠县、正宁四县党组织划归三原管辖，认为“这四县的农民同志很多，而且都参加过斗争，工作路线如果正确，工作可以发展。”[7] 1929年关中发生蝗虫灾和大旱，群众在饥饿线上挣扎。三原县中共武字区委于5月份成立公开的农民组织筹赈委员会，筹集粮食，解决群众无粮问题。区委通过筹赈委员会，按大小人口，解决了3700多人的无粮问题。在武字区的影响下，富平淡村地区先后四次筹粮3万多斤，分给无粮群众。他们还把筹赈斗争与武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秦悦文、郭效曾率领淡村赤卫队于11月武装袭击石家堡民团，缴枪十多支。 三原的农民武装斗争引起了中共陕西省委的注意。1930年5月下旬，陕西省委召集渭北巡视员黄子文、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共同讨论渭北工作，“详细的估量渭北政治经济及群众斗争形势……马上决定准备开发游击战争，迅速的走向地方暴动的道路。”省委提出的策略路线是：“党要提出‘分配地主豪绅粮食’、‘反抗捐款’为中心口号，在群众中尽量宣传鼓动，以联系到‘分配豪绅地主土地’、‘反抗国民党’、‘建立苏维埃’等中心政治口号，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以三原北区为中心的斗争发动后，即速扩大到邻近各区各县，同时富平党亦必须立即发动群众斗争与三原配合，主要的是发动三原城市附近各区的斗争，以汇合夺取三原城市，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立即恢复农民协会”。[8]306月上旬，黄子文、陈云樵带着省委指示回到三原，成立渭北灾民自救队，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分粮、抗粮、抗捐，建立苏维埃政权斗争。7月中旬，渭北灾民自救队遭敌围攻而失败。陈云樵等返西安，黄子文到富平活动，不久派往北方局汇报工作，中共武字区及各支部负责人和大多党员被迫出走。这样，这次建立根据地的尝试失败。 陈云樵回到西安后，省委开会讨论了渭北问题，要求“三原、富平地方党部继续执行省委前次决议，坚决发动领导群众斗争”，并认为“目前客观形势不但是没减轻，而且更是严重了，秋荒已成，群众情绪沸腾，只有地方暴动的中心策略之下，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在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省委认为这次在渭北建立根据地失败后，“党内右倾更是严重”，“因此拼命与右倾斗争，是执行一切任务的先决条件”[8]41。会后，省委派陈云樵回渭北执行省委的指示。这时，由于三原白色形势严峻，党员多数出走，陈云樵的工作无法开展。 1931年5月，中共武字区恢复，马先民为书记，黄子祥等人为委员。区委恢复后，即决定建立武装组织。各村建立了赤卫队，区委挑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30多人组成区武装赤卫队。6月间，三原和富平交界的一些地方开始建立农民委员会。7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三原、蒲城、富平、西路等地夏季没有收成，灾情严重的情况，要求加紧西路、渭北灾荒区域的灾民斗争，“建立农民委员会和农民协会组织(名称不拘)，使其成为农民斗争的中心领导。”[9]43根据省委指示，中共武字区委领导群众开展收割豪绅地主庄稼和抗粮、抗税、抗捐、抗债等斗争。9月下旬，武字区成立农民反日救国会，其下设各分会。反日救国会一方面领导抗日救亡活动，一方面起着农民协会的职能，领导反抗国民党政权的斗争。10月份，武字区反日救国会在大寨堡召开1000多人的群众大会，斗争国民党区长薛荫堂，迫使他取消按地亩登记契税所摊派的款项。武装赤卫队还处决了民愤很大的武字区第四分区区长崔福成。 三原农民革命运动有所恢复后，中共陕西省委认为，“三原农民群众因为受到了过去游击战争的影响，现在又希望共产党重新领导，又想大干了。”对此，省委提出：“加紧游击战争，建立新苏区的宣传鼓动口号，以团结广泛的灾民与贫农、雇农、苦力以及中农群众。在这些口号的周围，在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积极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并要求“学习湘、鄂、赣等省农民群众的榜样，推翻豪绅地主以及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开辟新的部分苏区的道路。”为此，省委决定“最近派一得力同志到陕北游击队去，使他们的游击区域更能扩大到关中道交界与三水、淳化及渭北的农民斗争汇合起来，使苏维埃运动在陕西更能迅速的扩大和发展起来。”[10]47－49 上述分析说明，八七会议后，中共陕西省委一直努力探索建立革命武装和农村根据地，先是把重点放在渭南；渭华起义失败后，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三原，同时也注意到了陕甘边界。到1930年的12月，初步形成在陕甘边界建立根据地向渭北发展的设想。这个设想对此后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建在什么地方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甘边建立根据地的尝试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等到陕甘边界从事兵运活动，以创建红军和根据地。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1930年10月建立起一支游击队。这支游击队活跃在陇东南梁地区，群众称之为“南梁游击队”，曾发展到三四百人。这期间，刘志丹和马锡五曾对南梁一带的经济、政治、群众生活、地理环境进行过深入考察，认为这里是进行游击战争的好地方。 1931年10月下旬，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同杨仲远②、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队在林锦庙会师。1932年1月初，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两支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中旬，又根据陕西省委新的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根据刘景范的回忆，还在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时，陕西省委就指示要部队开到关中去。在讨论部队在哪里建立根据地时，“刘志丹主张在桥山北段的保安、庆阳、合水、甘泉好，这里敌人势力薄弱，活动范围大，党在这里搞了几年武装斗争，群众很拥护我们；谢子长、荣子清认为关中影响大，号召力也大。群众、部队容易发展等。”[11]315－316在改编为陕甘游击队时，中共陕西省委又指示：“游击战争区域和方向，应以关中道的三水、淳化、三原、富平、长武等为主要方向”[12]115－116。为什么红军陕甘游击队要以上述地区为游击战争的区域和方向，中共陕西省委认为主要有以下有利条件： “A、群众方向［面］，这一带的农村阶级分化非常显［鲜］明尖锐，佃农占70％以上，全县土地几乎完全(掌)握在两三个大豪绅手里，豪绅对农民生死予夺无所不为，苛捐杂税高利贷各种方式的剥削，都是特别严重，因此农民对豪绅对抗形成极尖锐的形势……因此在群众方面，只有这个部队能够坚决的执行游击战争纲领——分配粮食，烧毁一切契约，摧毁豪绅统治，分配土地等，无疑的是获得成千成万农民群众热烈的拥护。 B、群众斗争与政治影响。这些区域内(三水、淳化、三原、富平、耀县、宜君、同官)群众斗争，自去年秋收后，斗争是非常普遍的。主要内容——反抗捐税，反抗豪绅，抗债抗租，接二连二的起来。……经过了这些斗争后，农民的斗争情绪非常高涨，春荒斗争必然要更剧烈，政治影响在这些区域内比较深入，红军与苏维埃在三原、富平等地普遍深入，1927年大革命的影响也很普遍的。……因此在群众斗争形势与政治影响方面，也是有利于游击战争条件的开展。 C、地方方面，更是有利的。政治区域是陕甘边境，在陕西甘肃小军阀的相互冲突和对立的形势下面，容易给他们各个击破，为保我们的优势发展，军事地形崎岖，大山接连着平原，于军事发展条件更有利。 D、党的领导，在这几个区域内，比较是要健全的，自去年秋收斗争后，党在群众中的领导，组织和数量上的方针也很迅速。尤其是党的成份改造上是有绝大的进步，新党员成份完全是雇农贫农苦力中农。”[13] 从内容上看，中共陕西省委摆出的这些有利条件包括阶级矛盾、群众的革命要求、大革命的影响、地理位置、党的组织状况等等，似乎是正确的。但仔细分析，里面有着严重的缺陷。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列举了五个条件，即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受1926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影响的地方、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此外，毛泽东还提出军事根据地要建立在“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地方。根据地还要有中心，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14]49,50,52,53将两者进行对比，中共陕西省委提出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区域，缺陷在于：1.没有考虑到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对于创建根据地的重要性。陕甘游击队刚建立，人数只有三百多人，力量还是很弱小，还不适宜攻打敌人防守力量较强的城镇。陕西省委过高估计关中地区的形势和陕甘游击队的力量，赋予了陕甘游击队难以完成的任务。2.要求建立的根据地中心位置太靠前，并且要求采取冒进式地向前发展。在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弱小的情况下，根据地的中心要建在地势险要的山区，以保存自己。陕西省委要陕甘游击队建立的根据地，虽然也提到了大山连接平原，但中心是靠近平原，要求快速向前即靠近敌人力量强大的地方发展。因此，不利于陕甘游击队在此地生存。这两条缺陷说明，中共陕西省委只看到了有利的一面，没有看到不利的一面；只看到了关中一带群众有革命的要求，没有看到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很薄弱。其教条性是很明显的。 红军陕甘游击队建立后，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制定的计划是：“开始占领职田镇……行动区域先占职田，次再进清水、土桥，然后直冲淳化口子头、三原武字区、富平一带。”[15]1311932年2月12日晚，陕甘游击队按计划南下占领旬邑职田镇，准备在这里进行宣传、分粮，建立群众政权革命委员会和农民赤卫队。尚未立足，敌人便来进攻。15日，游击队在阳坡头占据有利地形，毙伤俘敌三百余人，取得第一次胜利。考虑到敌人必然要调集大部队来“围剿”，游击队离开职田镇准备到清水原、土桥一带游击，然后再经淳化向三原发展。然而到清水原，发现敌人已到土桥，再按原计划“由淳化直到三原，是冒着极严重的危险，同时枪枝多数必须修理，警卫队的枪枝损坏，多半不能用，目前人困马乏，不能继续作战。同时清水原的农民，又没有配合”[15]135。因此，游击队决定绕道耀县到三原。2月20日，游击队到耀县照金，在这里休整了四五日，即又遭到耀县、铜川、富平三县民团2700多人围攻。24日，从耀县东进，跨过桥山，进入宜君地区，在焦家坪消灭一部分民团。当游击队转移到宜君艾蒿洼时，又遭敌人分几路进攻。游击队在谢子长指挥下打退敌人进攻后，又西跨桥山，进入陇东。 陕甘游击队南下后一直是被敌人追着打的经历说明，陕西省委要其到三原活动的指示是错误的。 3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转移到正宁地区。这时，陇东正值孙蔚如的陕军第十七师和陈珪璋的甘军新第十三师混战。陈珪璋失败被杀后，残部在陇东各地横征暴敛。驻扎在正宁的残部百余人，向四乡百姓摊派款项达10万余元。正宁农民不堪重负，自发地组成民团，进行抗款斗争。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到南塬催款失败后，扬言要血洗南塬。南塬群众听说陕甘游击队来了之后，立即派人联系。谢子长等人见正宁出现革命形势，遂决定就地组织群众，配合攻打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城，建立革命根据地。 3月19日，陕甘游击队同农民群众分两路向山河城进攻，因向导迷路，内应暴露，攻打山河城失利。当晚，陕甘游击队中共队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到南塬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经过宣传发动群众，打击反动豪绅，组织农民赤卫军，3月下旬，在新庄子村召开有寺村塬一带72个村镇数百名农民代表参加的大会，选举由15名成员组成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有正副主席3人，执行委员会内设土地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等机构。这是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 4月13日，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指挥下第二次攻打山河城。敌人凭借坚固城防工事抵抗，游击队虽然击溃敌人一个骑兵营的增援部队，但没有攻下山河城。第二次攻打山河城失利后，陕甘游击队接到旬邑县党组织报告，旬邑县城敌人守备松懈，遂奔袭旬邑县城。此战攻克旬邑县城，俘虏敌人300余人，缴枪400余支，子弹万余发。 陕甘游击队审时度势，改变原定计划，在寺村塬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但这个决策是和中共陕西省委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相抵触的。中共陕西省委乐观地认为：“红军游击队迅速向三原发展(很近的一天可到)，配合3000农民武装(已经组织好的，完全是党的领导)，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已准备的)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最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很快的进攻泾阳、高陵、咸阳，沿渭河流域截断渭河交通(在这数县内都没有驻军，而且是灾区，党的工作最有历史的几个区域)，开辟西北上一大片苏维埃区域”[16]140。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于4月下旬一到陕甘游击队驻地旬邑马家堡，就指责陕甘游击队没有执行省委要其到三原发展、“建立渭北的新苏维埃区域”的指示，“逃避上山消极退却，不采取积极的正确的进攻策略”，“跑一个大圈子”，“才又回到陕甘边境的正宁”[17]158,159。他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派谢到靖远搞兵运工作，将游击队分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两支队的任务，三支队留在边区根据地，五支队南下到三原，帮助三原农民斗争。”[17]166 杜衡分兵，看起来是两边兼顾，一方面要陕甘游击队执行中共陕西省委南下三原的指示，另一方面也坚持了寺村塬根据地。这个决策是严重的失误。陕甘游击队本来人数就不多，分兵两路，力量大减，两边都没有兼顾。以阎红彦为支队长的第五支队刚到三原武字区，立即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杜衡后来在北方会议上的报告中谈到此事时说：“三原是敌的心腹，必然的要调大兵包围，乘游击队初到，群众工作还没有建立，即从四面猛烈进攻。楼底、西原、富平、北区的军事地形是非常坏的，作战是很不利的，如果包围就不容易退出”。[18]五支队退出三原武字区后，原计划与三支队接头，但未接上。杜衡和五支队政委黄子文商定，部队仍回陕甘边区活动。杜衡把工作交给黄子文后，离队向省委汇报工作。以刘志丹③为支队长的第三支队在寺村塬地区也站不住脚，西进到彬县、永寿、乾县、礼泉等地活动。 杜衡回到省委后，报告关于陕甘游击队行动情况。省委代书记李艮认为第五支队“不能轻易的离开边区，必须努力加紧边区工作，用三分之二力量集中边区，保卫边区，剩余力量在边区附近游击，扰乱和袭击敌人。”[18]省委批评了杜衡的错误，根据李艮意见通过了决议。就在杜衡按照省委决议起草给陕甘游击队指示信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军又调集了新的兵力向陕甘边区进攻。杜衡认为：敌人兵力可能有八个团，兵力至少在6000人以上，进攻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加大了；陕甘游击队在边区的工作刚刚开始，根据地范围只有70几个村庄，土地还没有分配，赤卫队的组织还没有改造，这样的群众基础，敌人用这样大的力量进攻，是不能号召起来的；陕甘游击队目前两个支队只有600余人，枪只有250余支，子弹匮乏，部队成分又很不好，党的骨干力量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杜衡的结论是：“在这样条件之下巩固边区，不离边区是不可能的，必须离开边区；冲破敌人的一方面，向陕甘发展，经过一个时期，再可回边区。”[18]省委同意了杜衡的意见。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送到陕西省委。决议指示陕西省委：“目前游击队的行动的区域三水正宁三原这一带，”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优点”。“应该首先巩固这一带区域作为我们陕甘边苏区向前发展的根据地。”决议特别指出：“经常的红军部队与巩固的根据地的创立，绝对不是说要来取消或减弱游击战争的开展，相反地，应该用更大的力量开展这个区域及其附近的游击队的行动，要记得，如果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没有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红军是很难得到决定的胜利的。环绕在苏区周围的农民游击战争是苏维埃运动的开展与苏区的巩固的保障。因之，在三原，同官，蒲城一带去开展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为迫切的任务。”决议还认为陕西省委提出的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渭河流域交通的计划“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能胜任的。”[19]205－206 中共中央这个决议精神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一，明确了红军陕甘游击队要在陕甘边建立根据地。而三原、同官、蒲城等处则是环绕苏区的游击区。第二，正确地估量了陕甘红军游击队当时的实力，批评了陕西省委迅速占领陕西政治经济中心三原及渭河流域的数县，建立大片苏区的冒险计划。 中共陕西省委收到中共中央的决议后，根据决议精神，批评了过去省委以杜衡的意见为中心，“决定攻取三原，并以三原为中心，建立渭北临时苏维埃政权”的计划，认为“这是十足的立三路线的军事冒险。”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是：1.对形势作了过左的估计，“认为国民党军阀不能很快的——以至半月之久——开军队到三原来”；2.对陕甘游击队的力量作了过高的估计，提出了“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渭河流域交通”的计划，而这一计划执行的结果：“(1)以至使游击［队］遭到很大的打击，大大的削弱了游击队的战斗力；(2)放弃，至少是放松对于边区根据地的建立；放松在农村中开展游击运动的任务。”陕西省委提出的方针是：“目前的根据地应当是陕甘边区(三原④、南原、职田、镇原)，必须积极的向山河北原处发展，肃清那个区域内一切反动势力，在最短期间，使那里也成为红军新的根据地，因为那个区域对于我们建立根据地有更好的条件。同时游击队应当积极的向淳化一带发展，肃清这些区域豪绅、地主、民团一切反革命统治，使边区能够与武字区与富平打通，能够使这些区域的游击运动配合起来。”[20] 应该说，中共陕西省委接受中央决议精神后，在总结前一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陕甘游击队创造根据地的方针有了重大调整，改变了原先以三原为中心创建渭北根据地的计划，明确在陕甘边区建立根据地，迈出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一步。 中共陕西省委批评了杜衡分兵错误后，指示陕甘游击队集中行动。5月中旬，第三、第五支队在旬邑清水原会合，恢复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在刘志丹的指挥下，陕甘游击队转战富县、洛川、黄陵、宜君等地，至5月底，共作战九次，取得八胜一负战绩，歼灭敌人1400多人，部队也发展至1000余人。6月2日，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韩城地区的群众条件是不错，但不适合部队隐蔽行动，陕甘游击队很快遭到敌人一个旅的围攻，受到很大损失。刘志丹率领部队又辗转回到陇东。6月下旬，部队撤到宁县麻子掌时，只剩下200来人。 这时，因部队在韩城作战失利，一些人出现悲观情绪，领导层在行动方向上发生意见分歧。政治部主任黄子文、政治委员李杰夫、队委(即游击队党委)杨森主张把部队拉到三原武字区，采取“昼伏夜出”打游击。刘志丹、杨仲远认为：“武字区是平原地区，离三原县城近，东有高陵，西有淳化，都驻有敌人，三面受敌，离敌人统治中心近，平原人马不易隐蔽。”他们主张北上桥山中段南梁地区，认为那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区辽阔，回旋余地大，东去陕北，西进陇东，便于开展游击。同时又能扩大骑兵，利于步骑配合作战。”[21]361针对一些人的悲观情绪，刘志丹说：“革命是长期的、曲折的。不要因为打了一两次败仗就闹情绪，我们还是应当行动一致，开到山区去整顿。以准备再战”。[22]363当时两种意见相持不下，阎红彦支持刘志丹的意见。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在梁家堡再次开会，统一了思想，决定以桥山中段的山区为依托，在陇东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发展。并决定将第三、第五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阎红彦接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改任第二大队队长。政委李杰夫回省委汇报工作。 7月9日，在谢子长领导下，在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高鹏飞、杨林等发动了西华池起义，拉出两个连170余人参加陕甘游击队，被编为第三大队。 西华池起义胜利后，陕甘游击队开赴寺村塬根据地的湫头、南邑一带休整。这时，部队已达500余人，实力增加，正是恢复发展寺村塬根据地的好时机。然而，随着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艮的到来，这个机遇被丧失掉了。 7月下旬，李艮带着陕西省委的新指示，任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到任后，空谈创造“新苏区与廿六军”，指责游击队内有“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在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之外又组织了“秘密队委”，以向“反革命阴谋分子”作斗争。他不顾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派出战士在五倾塬分配土地，限令20天内分配完毕。李艮天天开会，坐而论道，驻山河城的国民党军乘机占领了从湫头到寺村塬周围的交通要道，完成了对陕甘游击队的进攻部署。强敌面前，李艮又把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理解为死打硬拼，结果陕甘游击队三战皆败，只得退出寺村塬根据地。当部队转移到旬邑马栏镇时，只剩下200余人。对于李艮的错误决策，陕甘游击队广大指战员愤怒已极。李艮待不下去了，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离队赴西安。 李艮回到西安后，这时中共中央派到陕西任省委书记的孟坚也到了西安。新省委批评李艮“在游击队做［犯］了严重的错误”，“根据北方会议和中央对陕西省委的指示信，检查了过去这一时期游击队的工作，并通过了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和工作计划”，“决定派励君同志立即前往边区主持边区和游击队的工作。”[23]187 由于交通问题，杜衡等到三原后受阻，没能赴任。8月底，省委重新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陕甘游击队先是到照金活动，不久遭敌围攻而退出；9月中旬奔袭保安失利，部队伤亡严重；10月退到子午岭的平定川、豹子川。时值严冬到来，部队因失去后方依托，给养困难，分四路进行游击。 笔者认为，陕甘边游击队成立后，创建寺村塬根据地失败主要原因为： 第一，以杜衡为书记的中共陕西省委在陕甘游击队成立之时，过高估计渭北地区的革命形势，脱离游击队还很弱小的实际，制定了夺取三原，以此为中心建立渭北临时苏维埃政权，进而建立一大片苏维埃区域的冒险计划。 第二，中共陕西省委派往陕甘游击队的领导者只有白区地下工作的经历，没有从事军事斗争的经验。他们只会教条地执行“指示”、“决议”，不懂得从实际出发，不懂得革命力量的发展是硬道理。在出现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时机时，由于杜衡、李艮等瞎指挥，使游击队受到严重损失，失掉了建立根据地的好时机。 第三，当时党内普遍的“左”的思想，对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在强大的敌人来“围剿”时，游击队首先要保存自己，然后再寻机消灭敌人，打破敌人的“围剿”。然而，坚持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意见往往被批评为“游而不击”、“上山逃避主义”等等。 第四，无论是中共陕西省委还是陕甘边游击队，都缺乏建立根据地的经验。西北地区无论是党组织还是军事骨干力量，比起南方来说，都要弱得多。这种情况，决定在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比南方要困难得多，需要一个异常艰难曲折的过程。刘志丹等虽提出了建立根据地的正确意见，但这些意见一时还不能完全被大家所接受，也还需要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并不断丰富，才能被大家所接受，达成共识。 寺村塬根据地是陕甘游击队在陕甘边区创建根据地的初步实践，为此后创建新根据地积累了经验。 三、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创建的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于1932年3月21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情况，请示：“因为各方面的配合，军事上必须准备正式成立红军。怎样编制，番号如何规定，请立即答复”[16]138。4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指示“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的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在最初应该编成红军一师……并努力求得在最短期间达到红军二师。该部队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并指示“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选派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24]203,204 中共陕西省委在接受中央决议时，认为3月21日向中央报告陕甘游击队有千余人、千余枪是浮夸的，执行中央决议编为两个师有困难。考虑到陕甘游击队的实际情况和群众力量，中共陕西省委“认为编制一师现在还是可能的”，向中央建议先“成立红军一团”，“并努力在最短期间编成红军一师。该部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独立团，再扩充就是四十一师。”[20]8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中，同意了“成立红军一团”[25]174的建议。8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按照现在游击队的力量，立刻编成红军一团”，番号“用红军廿六军四十一师第一团”[26]176。 1932年12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分散游击各路部队渡过难关，在合水县黑木塬会合。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到陕甘游击队，于20日召开会议，宣布省委建立红二十六军决定。陕甘游击队被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⑤，杜衡任军政治委员兼团政治委员。杜衡贯彻省委对“右倾作坚决无情的斗争”指示，指责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人前一段分散游击，渡过难关的决策是“右倾机会主义”、“梢山路线”，等等，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要将他们送到上海“受训”。由于刘志丹等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在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要求下，杜衡才勉强同意把刘志丹、杨仲远留下来，但谢子长、阎红彦必须调往上海中央局受训[27]661。刘志丹留下后，杜衡不让他担任军事指挥职务，任团政治处长一职。红二团的团长是由杜衡召开军人大会选举产生的，原为班长的王世泰当选为团长。 红二团成立后，南下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不少著作、回忆者认为这是执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28]32,[29]617,[30]41。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准确。 先看一下1932年12月22日杜衡关于成立红二十六军筹备情形向陕西省委的报告。杜衡在报告中说：“部队已经全部开到这里，已经动员起来广大群众，我和几个同志谈话，即以此地作根据，这个根据地具备了几个主要条件，①这里是三水、淳化、耀县、三原、宜君的中心，接连陕甘边，尤其是接近了开展的渭北群众斗争，与渭北新苏区的创造是作到了最密切的连系配合，红二十六军在这里更能飞速地推动渭北新苏区的创造。②这个区域内有西路各地逃到的灾民，约略估计总有20万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的要求是万分的迫切，这带土地是集中起来的，这是我们创造苏区和根据地的最有力的条件。③群众的动员是更迅速的，同时接近三原耀县，动员广大群众到二十六军的各种问题是更有利的，而且很快的可以解决了。④粮食这一带是最多的，红军是可以得到充分的给养。⑤军事地形上是有利的，前面东西都是平原，后面是山，进攻防御都是有利于我们的，依据了这些条件，我决定二十六军再不向北移动，即从这一带作根据地，创造陕甘边新根据地，与渭北新苏区连结起来，打成一片”[31]218－219。杜衡这个报告清楚地说明，建立陕甘边新根据地的计划是他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后，由他拍板决定的。当时，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被杜衡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制定建立根据地计划时，自然不在征求意见之列。 再看一下中共陕西省委在决定建立红二十六军后提出的关于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计划。 1932年9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制定的边区军事计划中，关于“根据地的创造与改造”部分中提出：“边区范围目前以旬邑职田清水原土桥原淳化鞍子坡白厢原盘克原耀县耀［照］金马兰一带正宁之山河北原盘克原九［湫］头原史［寺］村原周围400里为中心，军事根据地在九［湫］头原。”[32]197这个军事计划中虽然提出：“应广泛的运用农民游击队的活动和红廿六军的配合起来，肃清旬邑淳化间的敌人，以取得与渭北游击战争的汇合，使渭北苏区与陕甘边新苏区打成一片”，但目的是“把这方面的敌人肃清后即与史［寺］村盘克秋［湫］头等处游击队配合起来进攻三合［山河］早胜方面的杨子恒部主力……把三合［山河］与早胜间的敌人扰乱和截断，使三合［山河］方面的敌人孤立起来，以消灭三合［山河］方面的敌人，这样把苏区方面的敌人都肃清，以巩固边区根据地。”[32]193 10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甘肃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要求在甘肃国民党军队中的党员组织革命兵变。指示“兵变后积极开展当地的游击战争。”“游击队必须按政治条件与地理环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很快的在红廿六军番号下，组织正式的红军，积极向正宁、庆阳方面发展，和陕甘游击队取得联系，巩固与扩大陕甘边苏区的创造。”[33]206,207 以上两个文件说明：第一，在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计划中，边区范围以旬邑、淳化、耀县、正宁为中心。而正宁的湫头则是军事根据地，是根据地的最中心地区。第二，中共陕西省委认为渭北和陇东都对建立陕甘边根据地有重要的意义，但使渭北苏区与陕甘边新苏区打成一片的目的是“巩固边区根据地”，而开展陇东游击战争的目的是“巩固和扩大的陕甘边的创造”，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陇东属于陕甘边根据地发展的区域。 将杜衡建立陕甘边新根据地的计划同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建立陕甘边的计划进行分析比较后，笔者认为杜衡基本上又回到了过去他的主张，即向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发展，同渭北连成一片。因此，杜衡的计划重心是向南；陕西省委的计划更重视向陇东发展，偏重于北。 中共陕西省委收到杜衡的报告后，于1933年1月4日给杜衡发出指示信，表示：“同意你们在渭北关于创造新的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军事计划的决定”。同时提醒道：“敌人‘围剿’绝不仅限于特三团小邱［坵］营和民团从南面作弧形进攻。”“敌人必然要集中一切力量，从正面，从陇东，从陕北向我们举行全线‘包剿’，不但要动员所有陕西的部队，同时国民党中央军也一样要积极参加作战。”“我们需要用大的力量扩大巩固红二十六军，开展边区广泛的群众运动，同时特别强调加强渭北西路和陇东的工作，也绝对不容再事延缓，因为这在冲破敌人‘围剿’中是有决定意义的。”[34] 尽管有些担心，但为什么中共陕西省委还是同意了杜衡的计划？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红四方面军1932年12月进入陕南，陕西省委对陕西革命形势判断过于乐观的缘故。1932年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曾一度考虑在陕南建立新根据地。部队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先后在西乡县钟家沟等地建立十几个村的苏维埃政权，并帮助建立了陕南第一游击大队和川陕边游击队。不久，红四方面军得知四川军阀混战，川北敌人兵力极为空虚，认为以川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要比陕南更为有利，遂决定集中力量向四川发展，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认为：“红四方面军向陕西胜利的进攻，直接推进了陕西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用着飞跃的速度，向前蓬蓬勃勃的发展”。提出了“创造西北新苏区，为争取苏维埃在陕西的胜利而斗争”[35]的口号。关于渭北的形势，中共陕西省委认为：“红四方面军与二十六军的政治影响，深入到渭北所有的城市、农村广大劳苦群众中，形成了渭北广大群众拥护红军的巨潮”。“渭北群众斗争这一狂热的开展的形势，是把开展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创造渭北新苏区的任务，更紧迫的提到我们党的工作日程上来了。”要求三原中心县委“领导广大劳苦群众，提高群众武装斗争的积极性，开展渭北全线的进攻，粉碎敌人的‘围剿’，在粉碎国民党‘围剿’中，争取渭北苏维埃的彻底胜利。”[36]正是基于对于陕西的革命形势、渭北地区的革命形势的这样判断，中共陕西省委同意了杜衡创建陕甘边新根据地的计划。 1932年12月27日，红二团攻占焦家坪，全歼反动民团60余人。之后，红二团进军香山寺一带，打土豪，组织农民分粮。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组织贫农会和群众武装赤卫军，开辟了香山和九保两个游击区。接着，红二团进入旬邑、淳化边界，歼灭了数处反动民团，使红色区域扩大到照金薛家寨地区。1933年1月中旬，红二团向西发展，帮助地方党组织先后建立了旬邑、照金、香山、宜君、芋园等5支游击队，照金根据地初步建立。 而随着根据地的初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群众组织，建立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等工作，需要大批的干部。在红二十六军成立之时，杜衡在给陕西省委的报告中提出：“群众工作这样开展，二十六军大规模的发展，需要省委更实际的帮助这个苏区的建立，目前最主要的是干部，立刻开始许多工作就要许多干部去负担”。杜衡开出的需要的干部单子是：“1、政治工作。2、宣传鼓动工作。3、技术人才。”[31]219,2201933年1月25日，金天花在《关于红二十六军在庙湾作战经过给陕西省委的报告》中说：“干部与技术人才的问题”是创建根据地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说：“香山堡一带已成立起党团组织(建立区委)，始终没有见到耀县负责同志，因而仍要红廿六军直接领导。”对此，他认为“对于各地群众的发动，尤其是耀县，如果不加紧去做，单靠红廿六军做，是绝对不成功的。”[37]234一个星期后，即2月2日，金理科在《关于红廿六军及陕甘边区工作概况给三原中心县委及陕西省委的报告》中，在介绍了陕甘边区党组织、游击队和群众组织的情况后，建议省委“马上派干部到边区建立特委”，“马上派一批政治和军事上的人才到游击队来，并派得力的同志担任特委的军委。”[38]238,239 中共陕西省委对红二十六军的要求给予了大力支持。1933年1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给韩城县委的指示信中，要求“韩城党必须实现动员五十以上产业工人与一千以上劳苦群众到红二十六军中去。”[39]1月9日，陕西省委发起“加入红军周”，“号召一百个机器局工友到二十六军去。”[40]1月10日，陕西省委又发出告渭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渭北三千劳苦群众到红二十六军去，加强、巩固、健壮红二十六军。首先是一切有觉悟的工人、雇农、苦力群众大批大批的到红二十六军去，加强无产阶级骨干与领导作用，把红二十六军造成真正坚强而有战斗力的工农红军！”[41]陕西省委在《为失业日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一·二八”周年纪念的通知》中，都发出了灾民、难民和工农群众到红二十六军去的号召。 陕西省委大张旗鼓地号召工农群众到红二十六军去，但实际收效不是很大。因西安机器局工人到照金苏区，途中经过国民党军的防区，往往不能顺利通过。尽管如此，仍有少数机器局工人到达照金苏区。《了凡帮助栒邑地方党的工作情况给省委的报告》中记有：红二十六军“欢迎新到的四、五个工人讲话，工人张韩华的确是民众的领导者，他对于国民党的解散，机器局的仇恨，及对杨虎臣［城］的可杀和参加红军的决心，凡在白色统治下不能说的话，尽情尽量的今天在红二十六军战斗员面前大声疾呼的吐出来了。”[42]在六七月份时，惠子俊又带领10名机器局兵工厂工人来到照金苏区。虽然到根据地的工人与省委要求的距离尚远，但还是充分发挥了特长，被分配到红二十六军修械所修理枪支。他们发明了“麻辨手榴弹”，在同敌人作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省委要求渭北动员三千人到红二十六军去，渭北党组织还是作出了很大努力。1933年2月6日，《渭北特派员拓夫关于渭北党的工作情况给省委的报告》称：“在都村、淡村、南原、西原各地都召集了群众拥护红军大会。大会作公开的征调群众到红军去的号召”。“二十六军下来，武区有七、八十群众去了，各处群众纷纷的不断的到二十六军去，革委决定设立到二十六军去的招待处。以后三、五十群众带旧式武装前去，估计目前形势征调三千群众到二十六军是有绝大的可能。同时在耀州、富平、蒲城各地亦开始了这一工作。”[43]这个报告对于完成省委要求的动员三千群众到红二十六军的任务过于乐观，但也证明是有部分群众经过动员参加了红二十六军，壮大了陕甘边红军的力量。 中共陕西省委还相继派金理科、习仲勋、秦武山、高岗、黄子文、汪锋、张秀山等一批干部到照金苏区加强领导工作。他们到了照金后，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主要有： 1.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兔儿梁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中共陕甘边特委的成立，加强了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各级党组织的建设。后来的史实证明，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带领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3月中旬在兔儿梁成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治委员。总指挥部下辖照金、耀县、旬邑、淳化、宜君等21支游击队。总指挥部对游击队进行整顿，提高了它们的军政素质。各支游击队在配合红二十六军作战，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游击队后来还编入红二十六军，成为主力红军的组成部分。 3.4月上旬，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照金成立，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党团⑥书记。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经济委员、粮食委员、文化教育委员、内务委员、土地委员、肃反委员及赤卫军总指挥部等人员和机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游击运动，扩大苏区”。[44]7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颁布了各种法令，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推动了根据地区、乡、村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4.修建薛家寨防御工程。早在1932年9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就指示红军陕甘游击队：“边区中的防御工程必须开始按照各处的险要地形动员当地广大群众起来，在红军的领导之下建筑工程”。并要求“搜集一切旧式的大炮火器配备在这些工程上面。”[32]193,197陕甘边党政机关和游击队总指挥部驻在薛家寨后，习仲勋发动群众，对薛家寨进行改造，据险修筑各种防御工事，筹备物资粮食，并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和关押土豪劣绅的临时监狱都设在薛家寨。由于照金苏区离敌人中心近，受敌威胁大，根据薛家寨险要的地形修筑的防御工程，使根据地指挥中心和后勤补给中心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在此后根据地面临危局时，薛家寨工程还是起到了很大支撑作用。 杜衡不懂军事，照金苏区初创时期取得的一些军事胜利，仍然是刘志丹指挥的结果。王世泰虽然是红二团团长，但他军事指挥依靠的还是刘志丹。王世泰在自己的回忆中曾说：“仗大多都是由志丹亲自领导和指挥的。”[29]6161933年2月2日金理科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也说明了这个事实。他在报告中说：“部队里的领导，因为励君⑦对军事不懂，团长对领导也没有办法，整个形成了志丹参谋长个人意见”[38]238。杜衡也承认自己“在军事上完全不懂得”。照金苏区初具规模，杜衡即头脑发热，不顾红二十六军实力有限，命令攻打和红军有统战关系的庙湾夏玉山(夏老么)民团，结果战斗失利。 中共陕西省委接到杜衡关于庙湾战斗失利的报告后，于2月3日给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认为“今天红二十六军本身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弱点，还不是有根据地坚大强固的与南方红军所能比拟的，因此它还不能与敌人做对垒战，主要的应当采用游击战术。”批评红二十六军攻打庙湾是“军事冒险”。并认为“二十六军今天还不应当用‘撑架子’的办法，勉强按红军条例编制，也不是编成一个大游击队，因为支队过度的扩大起来，不易迅速移动，粮秣供给困难，移动难于隐蔽，容易使敌人识破其企图，也就不容易完成其游击任务”。“应当将现在红二十六军里面久经战斗政治上非常坚定的战斗员分别与当地斗争中的群众编成小游击队，这才能更发挥地方游击运动的作用。”指示信还强调：“我们这里的意见不是取消红二十六军(二十六军的名义固然要保持)，相反的，这正是积极开展游击运动中来巩固和扩大红二十六军，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极广泛开展当地群众的斗争，摧残乡村中的反动政权，创造许多新的苏区，粉碎敌人对我们的‘围剿’。”[45] 中共陕西省委这个指示信批评红二十六军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攻打庙湾夏老么民团为“军事冒险”是正确的，但要求红二十六军将骨干力量抽出来，与当地群众编成小游击队这种“化整为零”的办法是错误的，和中共六大上布哈林要求红军分散行动的主张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共陕西省委不懂得相当力量的正规红军的存在对于建立根据地和反“围剿”的重要作用，要求红二十六军化整为零的作法与中共中央指示以及省委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的决议是相悖的。 红二十六军接到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信后，召开了党员大会，“认为省委这种将二十六军改编为游击队的意见与国际及中央巩固扩大红军的路线根本相反，是取消主义的路线，提议改组省委”[46]。会议决定派杜衡回省委转达红二十六军全体党员的意见。 杜衡回到西安后，中共陕西省委开会讨论红二十六军的问题。会议“完全同意二十六军提出的意见，认为这是违背了以前中央及省委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路线，是对二十六(军)及边区斗争估计不足的取消路线。同时省委在这一问题上扩大了省委的自我的批评，检查了过去在政治领导上及工作中的一切错误。”[47]会议决定改组省委常委，由袁岳栋担任书记，原书记孟坚改任宣传部长，杜衡留省委任组织部长，派贾拓夫到红二十六军工作。不久，省委又决定贾拓夫留省委工作，担任秘书，仍派杜衡回二十六军工作。 杜衡离开后，刘志丹、习仲勋、李妙斋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采取内外线结合的作战方法，连续两次取得反“围剿”的胜利。红二十六军得到扩大，苏区的形势也有所好转。然而，5月下旬杜衡的返回，给照金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带来了灾难。 杜衡回到照金后，被敌情吓破了胆，情绪低落，对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完全丧失了信心，认为“敌人‘围剿’严重，边区根据地已失守，根据地群众都跑光了，粮食缺乏等”，决定红二十六军离开边区一到陕北去。杜衡等认为到陕北可以“(1)打通国际路线；(2)与外蒙古接洽；(3)开展民族革命战争；(4)发展骑兵团；(5)休息一时期。”[48]杜衡等去陕北的意见遭到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三原中心县委的一致反对，一边把有关情况报告省委，一边派人到红二十六军，要其返回边区。 红二十六军返回照金后，中共陕甘边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红二团党委于6月上旬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红二十六军的根据地问题。李杰夫、王烈⑧提出到渭(南)华(县)去，理由是：“(1)渭华人口稠密；(2)物质条件良好；(3)过去有渭华暴动影响；(4)形势好；(5)有党的组织与工作等。”[48]杜衡同意这种意见。刘志丹提出，应当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最后，杜衡凭借其军政治委员的权力，不顾大家的反对，作出红二团南下渭华的决定。 本来会议决定，将南下渭华的行动计划报告省委，等得到省委指示以后再具体行动。但杜衡得到一个不确定的敌情报告，说从三原、耀县开来敌人两团兵力进攻红二十六军。杜衡大惊失色，不等省委指示到达，立刻率领红二团南下渭华。陕西省委接到杜衡报告后，立刻进行了讨论，发出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并派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附近阻止红二团南下渭华。当袁岳栋到三原时，红二团已经渡过渭河。 红二团南下不久，就遭到敌人重兵的围攻，兵败终南山。刘志丹、谢子长等多年奋斗建立起来的陕甘边主力部队红二团被杜衡的错误所葬送。 红二团经过三原武字区长坳时，杜衡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离开部队，返回西安。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立即供出了所知道的党组织和党员，使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 红二团离开后，失去主力红军支撑的照金根据地处于十分危急之中。 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率领杨虎城部骑兵团一千多人在耀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起义部队遭敌围攻后失败，到照金根据地时队伍只剩一百多人。 王泰吉起义后，中共耀县县委成立了耀县革命委员会，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耀县第三支队。由于王泰吉起义失败，第三支队在耀县站不住脚，也转移到照金一带。 这时，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也撤到照金苏区。三支队伍再加上照金的几支游击队，人数约有四五百人，枪三百余支，增强了照金苏区的革命力量，改变了因红二团南下失败而失去主力部队的局面，给了苏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以很大的鼓舞。但这时照金苏区和各支队伍的领导人对于下一步如何行动产生分歧，一种意见对照金的形势感到悲观，主张“埋枪”，搞秘密工作，把红四团再带回渭北，分散游击，反对集中各支部队，统一领导；另一种意见是坚持扩大陕甘边苏区，应当将抗日义勇军、耀县第三支队、红四团统一起来，组成红军主力部队，统一指挥，形成有力拳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召开联席会议。特委书记秦武山和特委军委书记兼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习仲勋为这次会议的执行主席。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分散行动的意见，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因南下尚未归来，会议没有宣布他的职务)，统一领导抗日义勇军、红四团、耀县第三支队和其他游击队。会议以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 陈家坡会议后，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指挥各支部队集中行动，连战皆捷。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从终南山脱险回到照金。刘志丹就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根据地和部队有了主心骨。10月上旬，刘志丹、王泰吉等指挥主力红军北上陇东，留下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国民党军乘主力红军转入外线作战，调集重兵进攻照金根据地中心区薛家寨。中共陕甘边特委率领留守薛家寨的红军游击队进行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薛家寨失守。随着薛家寨被国民党军攻占，照金根据地丢失。 照金根据地是陕甘边根据地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以后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经验。笔者认为，照金根据地的教训主要如下： 第一，根据地离国民党陕西统治中心太近，引起国民党当局高度重视，不可能坐视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发展壮大。因此，根据地时时受到敌人重兵的严重威胁。中共陕西省委派到红二十六军的负责人杜衡，过去就有向三原发展的情结，到红二十六军后积极贯彻省委对“右倾作坚决无情的斗争”指示，指责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人正确主张为“右倾机会主义”、“梢山路线”，在制定的建立新的陕甘边根据地计划时只考虑渭北地区的有利因素，不考虑不利因素，因而改变了省委偏重陇东在陕甘边区建立新根据地的计划，制定了向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发展，同渭北连成一片的计划。中共陕西省委对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后的整个陕西的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认为革命有可能很快在陕西取得胜利，因而同意了杜衡的建立陕甘边及渭北根据地的计划。无论杜衡也好，中共陕西省委也好，对革命的长期性、建立根据地的艰巨性，都缺乏正确的认识，存在“左”倾错误。 第二，杜衡不懂军事，瞎指挥，独断专行。杜衡没有军事斗争经验，在红二十六军刚成立，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命令去攻打防守坚固的庙湾夏老么民团，不仅使部队受到严重损失，而且也把有统战关系的夏老么推向了敌人一边。在敌人重兵前来“围剿”时，他又惊慌失措，作出红二团南下渭华的错误决策。致使生长在陕甘边区的红二团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损失殆尽。红二团是刘志丹、谢子长从事兵运，坚持武装斗争，进行陕甘边游击战积聚起来的军事骨干力量，葬送于杜衡之手，令人扼腕痛惜。杜衡这个错误是不可饶恕的。 照金根据地的经验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实践中认识到正规红军对创建根据地的作用。如前所述，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条件之一。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在创建照金根据地的实践中认识到集中行动的重要性。庙湾战斗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要红二十六军编成小游击队分散行动，红二十六军党员大会一致反对这个意见。红二团南下渭华后，中共陕甘边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在陈家坡召开的联席会议，否决了在照金的几支部队分散行动的意见，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对各支部队集中统一指挥，对于坚持陕甘边区斗争，以后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陕甘红军主力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地解决重大问题。照金根据地创建后，中共陕西省委调集了一批领导干部到根据地工作，并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批干部中，绝大多数都有兵运工作、农村革命斗争、游击斗争的经验，如金理科、习仲勋、秦武山、李妙斋、黄子文、张秀山、张邦英以及高岗。他们的到来，与原先在陕甘游击队的刘志丹、王世泰、吴岱峰等，构成了照金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骨干领导力量，使代表正确主张的力量逐渐在领导层中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陕西省委被破坏之后，能从实际出发，独立地解决根据地面临的重大问题，作出正确决策。陈家坡会议就是一个例证。 第三，建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取得了党在陕甘边区局部执政的初步经验。寺村塬根据地虽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但没有来得及真正开展工作。而在照金根据地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习仲勋等的领导下，颁布了各种法令，推动了区、乡、村革命政权的建立，初步积累了政权建设的经验。 第四，初步探索出游击队与红军配合作战的路子。照金根据地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整顿了游击队，提高了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在敌人对根据地进行“围剿”时，红二十六军到外线进行战斗，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指挥各支游击队进行内线作战。这样，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通过内外线结合的战法，取得了很好的战果，为此后反“围剿”斗争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四、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为此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照金根据地丢失后，刘志丹、王泰吉指挥主力红军转战合水、宁县、庆阳。1933年10月28日，红军取得毛沟门战斗胜利，毙俘敌2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追剿”。军情稍缓之后，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问题。“会议根据刘志丹提出的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的方针，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按照‘狡兔三窟’的设想，建立三路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今子长县)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南北策应，逐步把陇东、关中和陕北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同时进行了红二十六军的组建工作，决定先编红四十二师，将照金、耀县、淳化、旬邑等地区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编为第三团，红四团改称骑兵团。”[44]16 11月8日，在合水莲花寺，刘志丹、王泰吉主持召开陕甘边红军全体军人大会，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治委员高岗，参谋长刘志丹，下辖第三团和骑兵团，共500余人，战马200多匹。 红四十二师成立后，即按照包家寨会议制定的战略任务，开始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红四十二师先对南梁周围反动地主武装进行扫荡，然后在平定川、豹子川、太白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一带发动群众，帮助建立第二路游击区地方武装。 在红四十二师帮助下，第二路游击区先后建立起庆阳游击队、合水游击队、保安游击队、安塞游击队。此后，随着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开展，南梁地区还陆续建立起庆北游击队、定边游击队、华池游击队、环县游击队、庆华游击队等。1933年12月，红四十二师党委在林锦庙的梁沟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杨琪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庆阳游击队、合水游击队、保安游击队和安塞游击队；成立南梁后方工作委员会，吴岱峰任主任，张策任红四十二师特派员，领导开展陕甘边根据地的群众工作；红四十二师南下关中帮助第三路游击区斗争。 1934年1月，刘志丹等率领红四十二师南下，在正宁、旬邑、淳化一带活动，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党组织先后建立和整编游击队，促进第三路游击区革命形势得到快速发展。同年2月，在红四十二师帮助下，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先后为张以吾、王安民、陈国栋，政治委员张仲良，统一领导宁县一支队、宁县三支队、正宁四支队、回民游击队。以后，第三路游击区总指挥部又组建了正宁二支队、三支队、五支队、八支队、十七支队和新正特务队、底庙游击队、北后游击队、耀县游击队、赤水游击队、中宜游击队、宁县十八支队、二十支队。第三路游击区各支游击队的斗争，为开辟陕甘边南区打下了基础。 肩负建立第一路游击区的陕北一支队，由于求战心切，1933年11月20日仓促向驻安定枣树坪的井岳秀部一个连发动进攻，伤亡很大。总指挥强世卿受重伤，离队养伤，后被叛徒出卖被敌人杀害。政治委员魏武率领部队向北转移，途中遭敌袭击，魏武牺牲。部队分两路继续北上安定北部活动，由于损失过大，分散活动。第一路游击区创建虽然受挫，但陕北一支队的不少骨干坚持斗争，为后来恢复一支队，扩大陕北红军部队还是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第二路、第三路游击区的开辟，根据地的群众开始逐渐发动起来。习仲勋与红四十二师特派员张策一道，在南梁地区发动群众分牛羊、分粮食、分财产，逐步提高群众觉悟，先后在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建立起农民联合会。这些组织实际上发挥着临时红色基层政权的作用。1934年2月，以南梁为中心的红色区域已经扩大到保安、安塞、甘泉、鄜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宜君和中部等县。2月25日，陕甘边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被选为主席，白天章、贾生秀被选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 这时，国民党以八个团兵力分八路来攻，企图将陕甘边根据地扼杀在摇篮之中。红四十二师在刘志丹等的率领下，从南梁出发，进行外线作战，先后转战于耀县、宜君、中部、保安、庆阳、鄜县等地，节节取得胜利，迫使敌人退出根据地，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由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赴西安寻找省委恢复关系，其他委员分散活动，由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中共陕甘边特委职权，统一领导陕甘边党和红军工作。但随着根据地日益扩大，这种状况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特委，张秀山任书记。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武装，刘志丹任主席。 7月下旬，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通过了《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和陕甘边区的斗争形势，指出：“在这样情形之下，更加强了我们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任务”。要求“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分配土地，统计人口，宣传苏维埃的选举法，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正式的苏维埃政权，即以此华池⑨苏区为陕甘边的中心苏区向四外发展。”决议提出“恢复赵［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建议四十二师要以最大的力量帮助三路游击队恢复赵［照］金苏区。”“责成第三路游击队于十月革命节恢复革命委员会。同时，建议四十二师要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更要四十二师各路游击队配合地方党的力量，把陕北苏区与赵［照］金苏区打通。”决议还提出：“责成二、三路游击队于两个月内完成一团铁的红军的任务。建议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一师红军的任务。同时要扩大四十二师为一军的号召。”[49]决议就党的工作、开办军事政治学校、开展游击运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群众工作等作出了部署。 荔园堡会议之后，红四十二师、各路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开始执行会议确定计划。 为保证华池中心区的巩固和发展，第二路游击区在东西两线扩大南梁地区的红色区域。在东线，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队沿保安县境内洛河向东推进。至同年秋，建立起以下寺湾为中心的游击区。1934年10月10日，以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队骨干组建了红二团，刘景范任团长，胡彦英任政治委员。红二团组建后，迅速把游击区变成巩固的根据地，并在保安、安塞、靖边、鄜县、甘泉相继建立革命政权。在西线，庆北办事处改为庆北苏维埃政府筹备处，领导庆阳以北人民斗争，组织赤卫军，建立农民联合会，形成庆北苏区。 为恢复照金苏区，第三路游击区大力发展游击队，积极打击地主豪绅。1934年9月，以第三路游击区的正宁四支队、特务队为基础，并从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抽调部分人员，组建红一团，团长陈国栋，政治委员张仲良。红一团组建后，在第三路游击区各支游击队的配合下，消灭地方反动民团，相继以湫头、照金、小石崖为中心，在正宁、宁县、淳化、耀县、中部、宜君、同官等县的部分地区建立革命政权。11月，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在中部县的小石崖成立，张邦英任南区党委书记兼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黄子文任革命委员会主席。 7月下旬，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等率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五支队来到南梁，与红四十二师共同协调粉碎敌人“围剿”的行动。会议决定派红三团随谢子长去陕北，共同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撤消高岗红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的职务，由谢子长兼任。 8月中旬，红三团随谢子长到陕北苏区，四战四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9月中旬，红三团返回南梁。在红三团支援下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陕北革命形势快速发展，游击队发展到20多支，1000多人，赤卫队2000多人。8月28日，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成立红军陕北独立师。9月18日，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八支队在安塞编为红军独立师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治委员马佩勋。这是陕北第一支正规红军。 10月上旬，杨森、王世泰等率领红三团再次转战陕北，先后同陕北第九支队、独立师第一团联合作战，取得胜利后返回南梁。在红三团的帮助下，陕北红军快速发展，陕北第三支队编为红军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治委员杨文谟。接着陕北第二支队改编为独立师第二团，团长郭育仁，政治委员马万里。11月中旬，为帮助陕北苏区建设红军，中共陕甘边特委派杨琪到陕北，任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巡视员。1935年1月30日，红军陕北独立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师，师长杨琪，政治委员张达志，下辖第一、二、三团。至此，中共陕甘边特委提出的“打通陕北苏区”，“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一师红军的任务”完全得以实现。 在中共陕甘边特委荔园堡会议提出的战略目标得到实现或有些正在顺利实现之时，筹备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提到了议事日程。刘志丹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蔡子伟等人起草了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和其他文件。经过紧张的筹备，1934年11月1日至7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如期在南梁荔园堡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选举习仲勋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隆重举行，刘志丹、习仲勋和各界代表讲话。刘志丹郑重地向习仲勋颁发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大印。大会后还举行了阅兵仪式。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建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且颇有陕甘边的特点： (一)关于土地革命。1.根据陕甘边山地很多没有人种的特点，“分川地不分山地”。2.有步骤地进行分地。“中心地区分地，边沿地区不分，随着苏区的扩大，边沿区变成中心苏区后再分配土地。”这主要是考虑到群众的觉悟，同时也考虑到边沿区敌我拉锯的情况，若分了地，敌人对分地群众摧残、迫害会更重。苏区扩大后，原先的边沿区成为巩固的苏区后，地分给群众，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还能提高群众的革命积极性。3.“田、青苗一齐分”。当时陕甘边农民最需要的是青苗。青苗本身已经含有种子、肥料和劳动等投入，如果分地时不含青苗，将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反之，田地、青苗一齐分，农民本季就能得到收获。因此，田地、青苗一齐分，符合农民的要求，得到农民群众的积极拥护。4.也要分。牛羊是西北地区农民的重要生产生活资料，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将地主、富农的牛羊分给贫雇农和缺牛羊的中农，符合农村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是一个重要的创造。5.主参加劳动的也可以分地”[44]19。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符合人道主义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将他们改造成为劳动者，减弱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 (二)关于经济建设和政策。1.不要人民负担的粮食政策。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边区人民群众生计的大事，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了流动仓库，分散储藏。粮食的来源不是靠动员等方式向农民群众收集，主要有三：其一是向农民收买粮食，以作军粮；其二是取自豪绅地主；其三是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2.成立集市，方便群众。北方群众购买生产生活资料和卖出自己的农副产品，主要是通过集市这种方式。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设置集市，群众到这里进行农副产品交易，都感到非常方便。3.保护小商人，允许他们到苏区做生意，有利于繁荣经济，支援革命战争。 (三)关于军事政策。1.扩大红军采取自愿的兵役制。群众先自愿参加游击队，经过一段的军事政治训练，各方面素质都得到提高后，再成排成连地编到红军中去。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游击队相当于一个军事训练班，经过游击队参加红军，比没有军事经验直接参加红军各方面素质要高，有利于提升部队的战斗力；红军连排等基层战斗组织的成员在部队组建之初相互之间就比较熟悉，有利于作战时相互配合、支援和照顾。2.制定各种群众武装的条例。陕甘边区的群众武装如少先队、赤卫队等，都制定了详细的条例。在少先队、赤卫队的基础上广泛成立游击小组。3.武器获取及使用。边区游击武装发展很快，武器紧缺，好武器就更少了。苏维埃政府奖励游击队自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给予特别的奖励。并明文规定，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4.建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 (四)关于社会政策。1.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陕甘边根据地内哥老会很多，大多讲义气，对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有过不少帮助。边区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中的反革命分子，通过发动群众的方式将其清除，不直接出面进行干涉。2.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争取和改造的政策。陕甘边根据地的会道门组织很多，虽然迷信色彩很浓，但基本群众是贫苦的劳动者，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苏维埃政府通过争取改造等方法，使他们参加革命。3.颁布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在剥削阶级统治之下，陕甘边区同其他地方一样，存在着吸食鸦片、赌博和女子缠足等陋习。苏维埃政府一方面颁布条例禁止这些陋习，一方面又引导群众戒掉和改正这些陋习，树立起革命的、奋发有为、蓬勃向上的社会新风。 (五)统一战线工作。1.区别对待民团。对于靠近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民团，与之建立互不侵犯关系，如对罗连城、何子新等民团；对于反动民团，坚决予以消灭，如赵老五、梁保定民团等；对于保持中立的民团，采取教育争取的办法，使其向红军和苏维埃政权靠拢。2.对土匪武装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有政治背景的土匪，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坚决彻底地消灭之；对那些祸害群众，为群众所十分痛恨的惯匪，也予彻底消灭。这个方针之下，红二十六军对政治土匪张廷芝部和惯匪杨谋子部进行了坚决打击。对于主要是贫苦农民群众，主张打富济贫的绿林武装，采取一切办法争取他们，如对贫苦农民出身、被逼投身绿林的黄龙山“山大王”之一郭宝珊，则积极争取。郭宝珊于1934年10月在庆阳新堡率部参加红军，并于1935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各项政策符合实际，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一个空前的巩固和大发展时期，区域达近20个县。1935年春，红四十二师出击作战，捷报频传，打通了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的联系，为形成陕甘(西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顺利创建、巩固与发展，笔者认为有以下主要原因： 第一，找到了适合陕甘边实际情况的根据地发展战略、发展方式、发展方向。陕甘边根据地实行“狡兔三窟”，以南梁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所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中一种独特的创造。首先是根据地的中心区选得好。南梁位于陕甘交界桥山山脉的中段，方圆几百里，沟壑纵横，林深树密，回旋余地大，便于红军游击，进可直逼关中，退可扼守山林，易守难攻，东北可联陕北，群众受革命影响较深。因此，从地理上讲和从群众条件上讲，南梁是作为根据地中心的理想地方。其次，确定了围绕中心区域向四周发展的根据地发展方式。毛泽东在谈到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时指出，“以宁冈为中心”，“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50]51,52明显地看出，陕甘边特委提出的根据地发展方式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提出的根据地发展方式是惊人的一致。说明，在经历了创建照金根据地的实践之后，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总结了过去急于向敌人统治中心发展的教训，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找到了根据地向外发展的正确方式。第三，明确了以南北为发展方向。虽然根据地中心移到了南梁地区，但并没有放弃照金地区。照金地区有群众基础，有党的组织，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有游击武装。虽然靠近敌人统治中心，作为根据地的中心区不合适，但作为根据地的前区或边缘区，对保卫中心区，输送干部和红军兵员，仍然是发挥着很大作用的。陕北也是一样，虽然以安定为中心建立第一路游击区的计划受到挫折，但中共陕甘边特委荔园堡会议调整了计划，即派红四十二师帮助陕北苏区反“围剿”、发展正规红军，不仅实现了原先的战略目标，而且还超出了目标，为陕甘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陕甘主力红军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毛泽东对刘志丹等建立三路游击区的发展战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51]7。 第二，形成了正规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相互配合、递进补充的武装体系。正规红军在扫除根据地内的反动地主武装、开辟游击区、反“围剿”中发挥主要作用，是根据地党和苏维埃政权手中的利剑。游击队配合红军作战、开辟和巩固游击区，还是红军的后备兵员，或由几支游击队组成新的红军团队，或以整排整连形式补入红军。赤卫队、少先队则又是游击小组的基础，是游击队的后备力量。红四十二师发展得那么快，各路游击区的游击队发展得那么快，这种独特的相互配合、递进补充的武装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在坚持党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主张之下，一切从陕甘边的实际出发开展革命斗争。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根据地领导者们，不是简单地照搬别的根据地的经验，而是将党的革命基本主张、别处的经验和陕甘边的实际结合起来。如在分配土地时，考虑到在根据地的区域情况，人民的觉悟程度，田地的地理位置，土地的附带物，牛羊是当地的重要生产生活资料，等等；在经济方面注意粮食关系民生大事，用购买办法获取农民的粮食，根据农民通常交换劳动产品的方式设立集市，等等；在军事方面采取奖励购买新式武器，缴获枪支归己，等等；在社会政策方面根据当地会道门比较多，采取区别对待政策，等等。由于结合实际，陕甘边根据地实行的各项政策实效明显，人民群众欢迎。 第四，努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全党处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之下，把中间力量看作“最危险的敌人”，实行关门主义方针，把可以争取的力量推到敌人的一边，自己成为孤家寡人，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陕甘边根据地却能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民团、土匪，将可以争取的力量争取到自己一边，壮大了革命队伍；对于可以争取中立的力量，尽量争取其中立，减少自己敌对力量。正是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采取统一战线策略，根据地才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统一战线实践经验，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五、结语 大革命失败后，党曾试图在北方建立革命根据地，但绝大多数都失败了，然而却在陕甘边结出了硕果。不仅如此，陕甘边根据地还派出主力红军，帮助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派干部前往那里帮助建设主力红军，为两块根据地将来连成一片，承担中国革命的重任——迎接红二十五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这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无疑是一个奇迹，其历史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坚定革命信念，努力不懈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挫折中不断摸索新的斗争方式和路径。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主要领导干部、骨干力量和党所掌握的军事力量，绝大多数集中在南方。而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各方面力量相对于南方来说，要弱得多。这种状况决定着在陕西和甘肃两省建立根据地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从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传达、接受八七会议精神，到1934年2月下旬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再到11月7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巩固的根据地建成，期间历时7年多之久。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每次受到挫折后，革命信心依然坚定，从不气馁，从不消沉，而是改换另一种斗争方式，继续革命，摸索出了建立红军和根据地的新路径。 第二，从首先保存自己出发，正确估量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选择根据地的中心位置、发展方向、发展方式。不仅建设年代发展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在革命战争年代，发展同样也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但是，发展观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发展的成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经过寺村塬、以照金为中心和南梁为中心三个阶段。寺村塬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之所以失利，最重要的原因是受“左”的错误的影响，没有正确估量革命力量，过高地估计革命形势，不注意保存自己，急躁冒进，总想迅速在强大的敌人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建成大片根据地，甚至要求革命迅速在全陕西省取得胜利。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得到巩固并发展，关键是正确估量自己的力量，在注重保存自己的基础上选择根据地的中心；在发展方向上选择革命力量基础好的南北两翼；在发展方式上注意稳步推进，围绕中心向四周发展。 第三，根据地的各项政策都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中国地域辽阔，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在地形地理、民俗风情、社会习惯、文化心理，都有很大的差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之下的革命大目标、大方针各地都是一致的，但各根据地不能完全按照上级文件的“本本”，还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地人民要求的具体政策。同时，这一根据地的经验对其他根据地可以起到示范和借鉴的作用，但其他根据地不能完全照搬。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时，善于根据本地的特点，制定出符合人民群众要求的政策，因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起到了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支持红军反“围剿”，保卫根据地，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作用。 第四，求同存异，以革命大局为重。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过程，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是一个充满艰辛探索的过程，“左”倾错误的打击，同志之间的意见分歧、误解都是难免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者，在遇到这些问题时，都表现出了一个无私无畏的坚定革命者的宽广胸怀。尤其是刘志丹，无论是被“左”倾领导者扣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被撤去职务；还是同志之间的意见不一致，受到误解，他都能以大局为重，能上能下，不计个人得失，努力为党工作，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如在阎洼子会议上，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的两封信都无端指责红二十六军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错误。面对指责，刘志丹、习仲勋以及其他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人，以革命大局为重，不仅没有计较，还派红三团支援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注释： ①即华县、华阴县。 ②也写作杨重远。 ③刘志丹在1932年4月回到了陕甘游击队。 ④原文如此，应为甘肃正宁的三嘉塬。 ⑤中共陕西省委在1932年8月25日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规定的番号是“用红军廿六军四十一师第一团”。杜衡为什么将番号改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目前还没有找到文件依据。从以后建立红三、红四团之后，1935年2月才建立红一团的情况看，笔者认为这是杜衡实现中共陕西省委6月1日先“成立红军一团”，“并努力在最短期间编成红军一师”的计划而采取的步骤。因只有第一团，没有第二团，对外无法宣称“红四十一师”。因此，后来相继建第三、第四团，最后才建第一团。 ⑥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和群众团体中设立的领导机构，即后来的党组。 ⑦即杜衡。 ⑧即汪锋。 ⑨即南梁地区。 参考文献： [1]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1927年9月26日)[Z]. [2]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工作决议案(1927年9月26日)[Z]. [3]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军事运动决议案(1927年9月27日)[Z]. [4]陕西党与团关于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的通告(1928年1月12日)[Z]. [5]陕西政治、党务报告(1928年3月20日)[Z]. [6]陕西临时省委给中央报告(第一号)——关于政治现状及党务概况(1929年7月19日)[Z]. [7]陕西临时省委关于八月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第三号)(1929年9月2日)[Z]. [8]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渭北游击战争情况的报告(1930年9月13日)[G]//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渭北革命根据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9]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加紧关中和渭北灾民和农民斗争的指示(1931年7月10)[G]//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渭北革命根据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10]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开展渭北和关中西路农民武装斗争的指示(1931年12月7日)[G]//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渭北革命根据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11]刘景范1983年5月16日谈陕甘边早期革命武装斗争[G]//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 [12]中共陕西省委1932年1月20日给陕甘边境游击队的指示信[G]//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 [13]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第一号)——关于陕西游击队情况(1932年2月15日)[Z]. [14]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队委1932年3月20日关于游击队活动情况的报告[G]//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 [16]中共陕西省委1932年3月21日关于陕甘游击队的情况给中央的信[G]//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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