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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71年至197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阶段，基辛格与尼克松的先后访华迈出了中美关系缓和的重要一步。在他们访华期间，越南战争问题是双方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政府虽然坚持不干涉越南内政的原则，并给予北越大量援助，但实际上还是鼓励北越通过和谈解决越南问题。这引起北越的猜疑与不满，并促使河内发动复活节攻势以占据主动。然而，攻势的失败迫使北越认清现实，重新与美国认真谈判，并奠定了巴黎协定的基础。但在这一过程中，中越关系却不断恶化，双方已貌合神离。 关键词：中美缓和 越美和谈 中越关系 1971年至197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先后访华，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在中美接触与缓和的背后，双方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便是越南战争问题。对于尼克松而言，促使其作出中美缓和这一决策的重要因素便是希望借此帮助美国结束越南战争。中国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也因此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面对中苏关系的破裂与中苏边境的军事对峙，中国迫切需要缓和中美关系，联合美国对抗苏联。而要缓和中美关系，就需要对美国解决越南问题持更加务实的态度。但是从道德与国际义务的角度出发，中国领导人在内心深处认为，中美缓和似乎意味着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北越”)抗美斗争的疏离。中方的这种矛盾心态以及在此指导下的外交政策自然而然地影响到这一阶段的中越关系。两难困窘使得中国领导人在中美接触期间不断向美方郑重表明，自己只有援助北越的义务，而无干涉其决定的权力。同时，迫于现实考虑，中方在北越刻意隐瞒美越秘密会谈内容的情况下，又不断试探北越的态度，就中方之前反对和谈的立场道歉，暗示北越可以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走向和平。此外，中方还给予北越大量援助，其目的一是鼓励北越和谈，二是作为中国仍然支持北越的证明。中方的这种两难困境并未得到北越的理解，反而引起对方的猜疑与不满。 北越对中美缓和以及中方鼓励和谈的态度不满，担心中国会为了缓和中美关系而出卖北越。在此情况下，北越发动复活节攻势，试图以军事上的重大胜利获得战略上的主动，迫使美国同意签署一项对北越有利的协定。但与1968年春节攻势一样，复活节攻势依然以北越的失败而告终。受现实所迫，尽管依然对中美缓和心存疑虑，但北越不得不以务实态度认真谈判，并于1972年10月就结束越南战争问题与美国达成基本共识。这一共识成为1973年1月27日签署的巴黎协定所依据的基础。只是在这一过程中，中越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已貌合神离。 一、基辛格首次访华与北越的不满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几乎整个60年代，中国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态度都是明确的，即坚决反对北越与美国谈判，要求北越将战斗进行到底①。由于北越在1968年春节攻势中的失败，中国的这一态度最终未能阻止北越同意与美国举行巴黎谈判。1968年5月13日，美国与北越就解决越南战争问题，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公开谈判。之后，越南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越”)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加入其中，并在1969年1月25日举行第一次四方会谈。由于公开谈判效率低下，美国和北越在瞒着南越的情况下，又于1968年9月8日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秘密谈判。四方会谈一般每周举行一次，秘密谈判则不定期举行。北越的决定引起中国的不满，但随着1969年珍宝岛事件的爆发，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发生根本性转变：从1968年初的坚决反对越美和谈，到1969年下半年的以和谈试探北越，再到1970年8月的明确支持北越与美国和谈。中方态度的变化并没有促使北越积极投入谈判之中，反而使得河内对中国的动机充满怀疑与不信任。② 受到中美关系缓和的影响，自1970年10月起，一直到1971年5月底之前，美越之间没有再举行任何秘密谈判。在美国的提议下，北越同意派代表于1971年5月31日与基辛格举行秘密会谈。但北越显然不具有太多的诚意，他们担心美国打中国牌，更担心中国会为了缓和中美关系而背叛自己。而且此时的战场形势对北越也越来越有利，美国国内反战运动高涨，迫使尼克松在谈判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之前就大规模撤离驻越美军。1969年6月8日，尼克松在中途岛宣布，美国准备从越南撤军2.5万人，预计在8月底之前完成③。这是尼克松政府首次从越南撤军。在胡志明去世后，9月15日，尼克松再次宣布，在12月15日之前从越南再撤军3.5万人。④到了1970年，尼克松进一步加大撤军幅度。4月20日，尼克松宣布一年内撤走15万美军⑤。到1972年初为止，美国撤军人数已超过41万人⑥。甚至在北越于1972年3月30日发动复活节攻势前后，美国都没有停止撤军步伐。在完成1972年1月13日尼克松宣布的撤走7万美军的目标后，4月26日，尼克松再次宣布撤走2万美军⑦。到1972年7月，美国驻扎在南越的军队降到4.56万人⑧。 尼克松的不断撤军让北越看到了在战场上打败美国，从而取得最终胜利的希望。如果能够取得军事上的胜利，那么北越就可以在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无需通过妥协结束战争，也不用担心中国会出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北越为了取得战略主动，以恢复秘密谈判为掩护，开始策划一场规模超过1968年春节攻势的进攻。在1971年5月31日的秘密会谈之前，5月21日，苏联驻北越大使谢尔巴科夫(Serbakov)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越南同志已着手积蓄力量，准备在1972年‘旱季’期间在越南南方开展广泛的攻势。这一攻势还正好安排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其目的在于‘推翻尼克松’，按照朋友们的想法，这定将为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和平协调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⑨ 在5月31日的秘密谈判中，基辛格向北越提出七点建议⑩。而在6月26日的秘密会谈中，北越代表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出席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谈判的北越代表团团长春水提出九点建议(11)。几天后，7月1日，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在四方会谈第119届全体大会上，公开提出七点建议，其主要内容与北越的九点建议一致(12)。在之前的巴黎谈判中，双方争执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北越要求南越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下台，而美国对此坚决反对；二是美国要求在美军撤离时，北越也从南越撤军，而北越则拒不承认在南越部署军队。比较这些建议之后可以发现，在停火、撤军与撤军期限等主要问题上，美越双方已经基本一致。“因此，唯一要与北越人讨论的问题就是河内要美国推翻越南政府(南越政府——引者注)……的要求。”(13)与之前的要求不同，这次北越只是要求美国“停止支持”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14)政府，而不是直接推翻他们。按照基辛格的话来说：“‘停止支持’盟友的含义很广，可以指撤出美军，一直到停止一切经济和军事援助，或者甚至默认别人推翻盟友的行为。”(15)但北越的让步更多的只是一种策略与掩护，因为此时北越政治局已经作出决定：“在1972年赢得决定性胜利，迫使美帝国主义通过谈判，在失利的情况下结束战争，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战争延长，准备不屈不挠地加紧战争。”(16) 就在北越作出进攻决定的同时，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双方商定尼克松于1972年5月前访问北京，并确定巴黎作为今后秘密联络渠道，中美华沙渠道不再恢复(17)。基辛格抵达北京的当天，周恩来与其举行长达近七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基辛格将台湾问题与印度支那问题相挂钩，他承诺，只要能够解决印度支那问题，那么在战争结束后，美国会在较短的时期内撤走其部署在台湾的2/3的军事力量。基辛格还保证，美国绝不支持台独，不在印度支那寻求任何军事基地或军事同盟，美国的政策也不会针对中国。为了增加说服力，基辛格还表示，时代不同，尼克松有着不同于1954年的国务卿杜勒斯的理念。(18) 值得注意的是，基辛格在这次会谈中主动提到5月31日的巴黎秘密会谈，但周恩来表示，他对此并不了解。因此，基辛格简单介绍了美国的七点建议，并强调，美国在谈判中无法接受的只有两点：一是北越实际上要求美国推翻现在的南越政府，二是北越拒绝同意在美国撤军时实现全印度支那的停火。(19)从两人的对话以及周恩来的提问中可以看出，中方的确不知道31日秘密会谈的内容。虽然没有材料可以表明中国之前一直知道巴黎秘密谈判的具体内容(20)，但至少可以肯定，此时对中美缓和持有疑虑的北越在秘密谈判问题上对中国有所保留。联想到北越正在秘密策划1972年的进攻，可以看出此时的中越关系已经貌合神离。 在7月10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希望美国不要在越南留下“尾巴”。基辛格表示，美国并不想重返越南。“甚至在过渡时期，我们都准备接受可以给予印度支那国家的援助类型的限制。而且如果没有印度支那国家准备接受外界的军事援助，那么我们甚至准备考虑取消所有的军事援助。”对于南越政府的命运，基辛格暗示说：“在完成美国撤军之后，即使印度支那人民改变了他们的政府，美国也不会干涉。”对于基辛格的暗示，周恩来并没有在意。他表示支持阮氏萍提出的七点建议，至于基辛格提出的具体建议，则需要美国与北越商谈，中国无法代表他们谈论此事。对于美国人不留下“尾巴”以及推翻南越政府等问题，中国也不会干涉。只要战争没有结束，中国就会继续支持印支三国。(21) 就基辛格访华一事，中美双方于11日上午举行会谈，起草基辛格访华与尼克松访华的声明。在会谈中，可能是顾虑到北越的想法以及其他因素，中方希望让声明看起来是尼克松要求得到访问中国的邀请，并反对赋予尼克松访华太多的使命。经过讨论，双方同意，是两国相互表达了举行会谈的意愿，“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22)。7月16日，《人民日报》第1版的右下角，就此发表了一则简短的《公告》。 为了避免北越产生误会，周恩来于7月13日秘密访问河内，与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政府总理范文同等人会谈，通报中美会谈情况。在阐述了中美双方相互接触的意愿之后，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认为是时候让基辛格来中国了，因为他已经与北越联系了。(23)其言下之意是，既然北越已经与美国和谈，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与美国谈判呢?周恩来又说：“印度支那问题是我们与基辛格会谈中最重要的问题。基辛格说，美国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美国人说只有当他们能够从印度支那撤军的时候，他们才会从台湾撤军。对中国而言，美国军队从南越撤离是首要问题，而中国加入联合国是次要问题。”(24)周恩来关于中国同意基辛格访华的解释，黎笋显然无法接受。他在会谈中直接表示，基辛格访华就是美国的阴谋，“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美国吃了一惊又一惊。直到完成撤军为止，尼克松不可能预料到下一个惊讶是什么。所以基辛格的访问是计划用来抢在这些惊讶之前的”(25)。黎笋所谓的“美国吃了一惊又一惊”，是指北越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所以美国吃惊不断，而基辛格的访华则是意图破坏北越的胜利。在这种逻辑之下，北京接待基辛格，自然是对北越的背叛。 在周恩来访问河内之后，7月17日，北越外交部长阮维桢写信给黎德寿和春水，认为“当前时期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北越应该继续“强调两个原则问题：美军的撤离与替换阮文绍”。信中还说：“在周恩来和基辛格会面之后，出现了新的复杂性因素。”(26)北越《人民报》也随之发表社论《“尼克松主义”一定破产》，影射中美会谈(27)。周恩来的河内之行并没有消除中越两国的分歧，而中国政府希望与美国缓和，希望北越在谈判中适当让步的态度反而加深了北越的疑虑。7月25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向黎德寿、春水通报了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内容，强调实现越南和平存在两个障碍：北越坚持推翻现在的南越政权；北越拒绝在美军撤离的时候，遵守整个印度支那的停火(28)。黄镇提出的这两点正是基辛格在7月9日的会谈中所强调的。这显然是中方在暗示北越，可以在这两个方面以务实的态度适当让步。对于这种暗示，北越相当反感。在黄镇通报中美会谈的次日，即7月26日，黎德寿在巴黎秘密谈判中直接警告基辛格，不要试图打中国牌。“在过去的几年，你跑来跑去想寻找一条出路。我怀疑你是否已经从你的经验里学到了什么。实际上，你的努力是无用的，而且使事情更加复杂。”“除了在我们的建议和你们的建议的基础之上，在巴黎会议中与我们进行严肃的谈判之外，没有奇妙的方式可以解决越南问题。在国际象棋中，赢家和输家都必须是下棋者他们自己，没有其他的方式。我们在解决我们的问题上是独立的。”(29)为了表示北越的不满，黎德寿连续缺席8月16日、9月13日的秘密谈判，只有春水出席。 二、尼克松访华与北越的回应 9月21日，美国对北越南部地区的防空目标实行轰炸，巴黎谈判陷入停顿。但轰炸不代表美国有任何终止会谈的意图，急于摆脱越战泥潭的尼克松再次向北越让步。基辛格曾在8月16日的秘密谈判中提出八点建议，在此基础之上，10月11日，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Waiters)递交给北越美国新的八点建议，主要内容有：只要原则性声明在1971年12月1日之前签署，所有美国和同盟军队将于1972年7月1日之前撤离，撤离的最后期限不得超过7个月；释放战俘和撤军同时开始，同样也在7个月内完成；在签署最终协定6个月内，在南越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南越现任总统和副总统会在选举前一个月辞职。(30)美国还建议基辛格与黎德寿于11月会谈。经过磋商，北越同意定于11月20日。 但是北越很快就改变了想法。11月11日，河内发了一封电报给春水，信中担心如果北越在20日的谈判中提出建议，会被尼克松所利用。“如果尼克松在我们的相应建议之后作出声明，他会知道我们的意图，并作出声明误导舆论，破坏我们的计划。这样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政治局已经决定，在11月20日会谈的时候，我们不递交相应建议，黎德寿的出席是不必要的。春水和基辛格之间的会谈正好维持了桥梁的存在，基辛格应该会同意会面。”(31)11月17日，北越告知美国，黎德寿因病无法参加会议，而春水会如期前往。出乎北越的意料，美国的反应十分强烈，直接拒绝会谈：“在这种情况下，举行会晤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美国方面建议会议可以在黎德寿或者是其他政治局成员方便的时候再举行，并希望北越建议会谈的时间。(32) 北越这样做的原因很可能是怀疑中美两国在这一阶段的接触。就在美国提出新的八点建议的次日，10月12日，尼克松宣布他会在1972年5月访问苏联，并于同年访问中国。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来华访问，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并就中美联合公报问题进行商谈。周恩来与他进行了十次会谈。(33)就在基辛格访华期间，10月25日上午，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34)。对此，北越的态度有些奇怪。范文同于当年11月访华时，特意提醒周恩来北越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所起到的作用(35)。范文同的做法无法体现北越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喜悦之情。 在10月21日下午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周恩来指责美国没有答复临时革命政府7月1日的七点建议，“一些人说，这是由于来自中国人的压力。尽管中国政府从未承担任何此类义务，一些人就这么说”。周恩来的话表明中国担心美国利用中美缓和对北越施压，也担心中美缓和会影响中越关系。但让周恩来惊讶的是，基辛格回答道，在7月12日的秘密谈判中，黎德寿告诉美国，北越提出的“九点建议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商谈的。因为九点建议是秘密的，显然我们无法公开答复七点建议，否则会造成绝对的混乱”。基辛格进而向周恩来介绍了这一阶段的秘密谈判与前后两个八点建议，并故意表示：“在我们明白你们不想干涉这一进程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否应该允许一个受其痛苦经历和战争所困扰的小国阻挠每一个进展，仅仅因为它疑虑重重，乃至不愿意取得谈判协定。”基辛格透露的信息，显然使周恩来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周恩来在询问了美国撤军、停火与选举等问题后，说：“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对刚刚提到的八点建议，以及做了改动的两点，我对此一无所知……”在会谈最后，基辛格表示，美国无法给予中方美国建议的具体内容，因为这是美越之间的秘密谈判，美国这样做不合适。“但是如果河内给你们，我们会非常乐意。”对此，周恩来无奈地表示：“我同意这个观点。”但对于基辛格希望中国向北越施加影响的建议，周恩来表示拒绝，他说：“因为不同国家的类型是不同的”，“而且我们不可能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头上”。最后，周恩来还提到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拒绝与其握手一事。(36) 对于越方的不满，中方早有察觉。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之前，9月17日，周恩来在北京会见阮士萍时，就基辛格访华问题表达了中国的原则立场(37)： 中美会谈已进行16年了，没有人提反对意见，为了推动越美巴黎会谈，我们曾主动中断中美会谈一年半。基辛格前不久访华是送上门来的，跟他谈谈为什么不可以呢?赫鲁晓夫去美国戴维营谈判，柯西金去葛拉斯堡罗谈判，你们去巴黎同美国谈判，我周恩来没有去华盛顿，是他们来中国的，为什么不可以在北京同美国谈判呢?我们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更不会出卖朋友。基辛格刚离开中国，我就去河内向你们领导人通报，把谈判内容告诉兄弟党，等于把心都掏出来了。是打，是谈，这是你们的权利，我们只想方设法帮助你们，要求美国尽快撤军。 为了弥补中越关系，除了动之以情之外，中方还加大了对越援助。9月27日，中越双方签署援助协定，中方同意于1972年无偿援助北越价值18亿元人民币的物资与成套设备项目，以及8000万美元的外汇(38)。包括此项协定在内，1971年中国与北越以及临时革命政府共签订了7项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36.14亿元(39)。 在因黎德寿无法出席11月20日的会议而导致美越秘密谈判再度中断之后，中方也并未因此指责北越，而是继续表达友善态度。借范文同于11月20日至27日访华之机，中方“给予破格、热烈、隆重的接待”(40)。范文同通报了巴黎谈判情况，要求中国继续支持其抗美战争，并着重帮助解决运输问题。周恩来则通报了基辛格关于美国对越谈判的基本方针。(41)25日，中越双方签署联合公报，中方重申：“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可动摇的既定方针，是中国人民不可推诿的国际主义责任。”“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人民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公报还支持北越的两个基本要求，即美国停止越南战争并抛弃南越政府。(42) 尽管如此，在越美和谈与中美缓和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仍然坚持既有的务实立场。根据越方资料，在范文同访华期间，周恩来对他说：“越南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首先解决美国军队的撤离问题，并且应该考虑解决战俘问题。推翻西贡傀儡政府是一个长期问题。”(43)这仍然是中方试图说服北越同意美国的条件。在11月22日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范文同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尼克松的访华计划，遭到毛泽东的拒绝(44)。北京的这种态度引起北越的不满。在中方就越美和谈明确表态的情况下，范文同反而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表示：“我们要坚决打到底，打得美国撤走，打得伪政权垮台，实现胡主席的遗嘱，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和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援助。”(45) 黎德寿的“生病”对巴黎谈判造成恶劣影响。北越对中美缓和心存疑虑，并利用谈判作为发动1972年攻势的掩护，在谈判问题上已经缺乏诚意。美国也不愿意主动让步。从此时起到1972年5月1日，美国和北越再没有举行任何秘密谈判。而且，原本正常的四方会谈也受到影响。12月15日，美国发出照会，指责北越将巴黎谈判拖入僵局，建议延迟第139次四方会议到12月23日，然后又延迟到12月30日。作为对北越不妥协态度的一种反击和报复，1972年1月25日，对北越的军事集结已有察觉的尼克松出人意料地公开了自1969年起开始的北越与美国的秘密谈判。尼克松指责北越反对美国所有的建议，要求推翻阮文绍，利用秘密谈判发动公开进攻，中断秘密谈判，不回复美国的八点建议，并升级军事进攻等。对于尼克松的演讲，中方很生气，周恩来指责美国想把中国纠缠到越南问题中去。对此，基辛格反而觉得很得意：“我们本来希望中国会对河内施加压力。但是既然北京采取不卷入的姿态，我们也很满意。”(46)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尼克松的中国之行。 1972年2月21日中午，尼克松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的访问。下飞机后，尼克松主动与周恩来握手。当天下午，毛泽东接见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在回答尼克松的提问时，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47)这让尼克松、基辛格大松一口气。因为在他们看来，这除了说明苏联是毛泽东在安全方面的主要担心对象之外，同时还是一个保证，“这个保证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噩梦：害怕中国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48)。 在22日的会谈中，周恩来明确表示，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只有印度支那人民他们自己有权说与你们谈判。但是印度支那地区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我们应该有权在这一问题上发出我们的声音。而且我们有义务给予印度支那人民援助和支持”。周恩来又强调：“我们没有资格在会谈中解决越南问题。”其言下之意是，中国可以与美国谈印支问题，但中国不能单独与美国解决印支问题。在周恩来的询问下，尼克松表示会撤走所有美国人，不留下任何“尾巴”，同时对北越坚持解决政治问题而感到失望。尼克松表示，阮文绍可以事先辞职，但美国不能颠覆南越政府。周恩来对美国为什么不肯放弃阮文绍表示不解，他说：“他(吴庭艳——引者注)和他的兄弟见上帝了。这些家伙不可靠。如果美国真的想在世界树立一个好形象，那么你就不需要这些所谓的好朋友。”周恩来再次重复毛泽东在21日作出的不出兵干涉印度支那的保证。“如果印度支那的战争继续，当然，我们会继续我们对他们的援助，因为我们说话算数，但是我们不会卷入其中，当然，除非你们攻击我们。”(49) 在24日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支持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并再次强调，中国不会干涉越美和谈。由于几日来周恩来一直强调中国只有援助越南的义务，而无干涉其决定的权力的原则立场，尼克松的回答相当不客气：“我们来这里多次表明，我们准备得到总理政府的帮助，结束越南战争。当然，总理告诉我们的是，他在越南问题上不能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想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是，我们离开台湾，他们得到它；而我们想要的是在越南问题上的帮助，而我们一无所获。”尼克松威胁道，如果无法用谈判解决越南问题，那么美国就要继续动用军事手段，美国无论如何不会在没有实现目标的情况下进行单方面撤军。对此，周恩来仅表示：“谈判渠道不应该关闭。我们只能进行到这种程度。我们不能干涉他们的事务。”不过，对于北越在柬埔寨部署军队一事，两人却达成共识。尼克松说：“我能够理解北越人前往南方；它都是越南。但是北越没有理由前往柬埔寨。”周恩来则表示：“所以，如果战争结束，越南军队肯定会从柬埔寨撤离，而柬埔寨也会是柬埔寨人的。”(50)中国政府在柬埔寨问题上的这一立场自然会影响到之后的中越关系。 2月28日上午，在尼克松动身回国前，周恩来与他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周恩来解释说，对于印度支那问题，“我们曾经考虑在公报中有所阐述，但是之后我们认为也许会有其他的暗示，所以我们没有这样做。你一定能够理解这种感觉”。周恩来再次强调，中国对朝鲜和越南的援助是无条件的，但是必须尊重他们的主权和独立。“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取得胜利的我们只有援助他们的义务，而无干涉他们主权的权力。”(51)也是在当天，中美双方公布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52)。 尽管周恩来在会谈中一直公开表明，中国绝不干涉北越的决定，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也在2月27日与基辛格的会谈中明确表示，中国不会代表北越说任何事情，中方也不会转达给他们任何消息，中方也从未主动就谈判一事询问美国(53)。但对于周恩来以及中方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的态度，基辛格仍然以己之心测度：“周恩来只敷衍了事地批评了我们在谈判中的立场。他劝我们从越南撤军。他没有认真坚持河内以及批评我们的人所主张的关于建立联合政府和推翻阮文绍的政治纲领。”(54) 北越对尼克松访华一事十分冷淡。为了庆祝春节，作为多年的传统，中国驻北越大使馆邀请越方客人参加2月21日的宴会。但让人惊异的是，当天没有一个越南人参加。中方人员很快就明白了原因：尼克松在这一天抵达北京。为了消除北越对尼克松访华的疑虑，3月4日，周恩来来到河内，在当天上午和下午与黎笋、范文同两次会谈。周恩来在向北越领导人通报情况时，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关于越美和谈问题，当时曾认为时机不够成熟，后来毛主席作了肯定……”在介绍了尼克松访华情况后，周恩来表示：“如果印支问题不解决，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无法实现的。”(55)“为了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消除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最首要的是必须先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我们不要求先解决台湾问题。台湾是之后一个阶段的事情。”(56)对于北越领导人的反应，中国驻北越大使王幼平回忆道：“总理作了自我批评，他们还能说什么?都十分认真地听着。”周恩来讲完话，会场沉默了一两分钟。在这段尴尬的沉默之后，黎笋发言。他在介绍了南方的作战情况后说：“战争越拖，敌人失败得越惨。我们处在主动有利的地位，一定要夺取完全彻底的胜利。”(57) 对于尼克松访华，北越认为这是美国在越南问题上打中国牌：“因为他们的(越南人的——引者注)历史，越南人民明白为什么中国将越南问题放在台湾问题前面。尼克松对他访问中国的结果高度满意。现在美国‘期待莫斯科粉碎越南。’”(58)在这种情况下，对中美缓和疑虑重重的北越发动反击，力图占据主动。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北越向美方表示，希望基辛格在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之后立刻到巴黎参加午餐会议。这让基辛格“欣喜若狂，因为他们说这是午餐。在之前亨利(即基辛格——引者注)与他们的所有会谈中，他们从未邀请美国官员参加任何宴会……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会导致突破”(59)。但是基辛格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事实证明，北越的这种主动只是对自己即将发动的大规模进攻的一种掩护，希望能够借此麻痹美国。 三、复活节攻势的失败及北越的妥协 1972年3月中旬，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20届大会通过决议(60)： 在我们对敌斗争的三条战线中，1972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军事、政治与外交。紧迫的军事任务是加紧军事和政治进攻，加强对敌工作，提高战略进攻在整个南越前线的地位。与此同时，加强政治进攻，与老挝、柬埔寨军民密切合作，在印度支那所有的前线推动进攻，击败美国的越南化政策，从而在南越和作为整体的印度支那半岛的战场局势中创造根本性改变，以便赢得重大胜利，迫使美国在劣势下通过政治决议——美国必须而且能够接受，但是对我们有利——结束战争。 3月30日，北越出动14个师和26个独立团，共计12.5万人，由200多辆苏制坦克开道，穿过非军事区，分三个方向对南越发动复活节攻势(61)。尽管此时美国驻南越军队数量只有9.5万人，其中只有6000人是战斗部队，由南越军队承担主要的作战任务，但复活节攻势仍然以北越的失败而告终。据美方估计，在持续到1972年夏的攻势中，北越方面约有10万人阵亡，而南越则为2.5万人(62)。4月1日，尼克松宣布轰炸非军事区25英里之内的北越领土。4月6日，尼克松命令恢复对北越的轰炸，包括河内和海防。4月14日，尼克松宣布将轰炸扩大到北纬20度以内。 军事上的受挫迫使北越重新重视谈判。4月17日，已回到河内的黎德寿与阮维桢联名致电春水，指示道：“尽管美国正在升级对北方的进攻，但我们仍然预计巴黎会议会继续。放弃巴黎会议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在中国、苏联和美国之间关系缓和的条件下，召开用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国际会议对我们不利。为了我们的利益以及之后与美国直接解决，我们应该维持巴黎会议，作为一个宣传论坛。”(63)急于结束越战的尼克松同样也不愿意放弃谈判。4月20日至24日，基辛格秘密访问莫斯科，他希望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向北越施压，否则会影响即将召开的美苏峰会。基辛格还表示，只要求北越撤走复活节攻势中新进入南越的北越军队，而对此之前部署在南越境内的约10万北越军队不作要求。(64)4月23日，苏方将这一消息转达给北越。 尽管北越对美国打苏联牌不满，但它仍然同意举行谈判。5月2日，黎德寿、春水与基辛格举行了他们之间的第13次秘密会谈。由于北越坚持要求阮文绍下台，加之北越认为“美国力图利用苏联和中国限制我们在战场上的胜利”，所以会谈破裂了，双方也没有确定下次会谈的日期(65)。5月8日，尼克松宣布对北越进行轰炸和布雷。次日，中国宣布派出一队海军工作队立即援助北越扫雷。月底，中国扫雷小组到达海防。中国扫雷小组的扫雷工作一直持续到巴黎协定签署之后，于1973年8月24日回国。(66) 与春节攻势的影响相似，复活节攻势的失败让河内真正认识到，只要美国还留在南越，北越就无法以战争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但是对于巴黎谈判，北越也充满疑虑，担心中国和苏联会为了与美国缓和而背叛自己，从而迫使北越签署一项对自己不利的协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通过苏联和中国向北越作出秘密承诺。4月13日，基辛格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举行秘密会谈；4月22日，基辛格在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会谈；5月27日至28日，利用美苏峰会之机，基辛格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谈。在这些会谈中，基辛格通过苏联向北越承诺：只要能够签署和平协定，那么美国不再要求北越从南越撤军；美国也不再干涉南越以后的命运；现任南越总统和副总统会在签署协定后的大选前主动辞职。6月19日至23日，基辛格访问北京。在6月20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基辛格再度暗示，只要北越在美军撤离之后留出一段适当间隔，然后再进攻南越，照顾到美国的面子，那么美国就可以默许北越在此之后用军事手段统一越南。 在6月21日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周恩来重申中国的原则立场，对于北越，“我们只有支持他们的义务，而无干涉他们事务的权力”。很可能是得到了北越的某种响应或承诺，周恩来表示，未来的柬埔寨与老挝会更加中立，而“南越至少会保持一段时间的中立。至于选举的结果，我无法担保，但是局势不会迅速改变。而且你们知道我们不会把手伸到那个地区。你们对此非常清楚。而那个地区在某种意义上会变成一种缓冲地区”。因此，周恩来希望美国能够同意北越的政治条件。对于南越的未来，周恩来的话有些含糊。他表示，还需要几年才能就南越的未来达成一致。“如果南越在以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那么至于它会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我不能说，而且你们也很担心。不管怎样，我都看不到了，因为他们已经宣布，只有在一个阶段之后，越南才会寻求统一。”周恩来的话回应了基辛格20日的暗示，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印度支那地区未来的设想。所以基辛格只是强调：“我们所不能做的是我们自己推翻这个政府(南越政府——引者注)”，“我们认为，结束战争最迅速的方式是集中注意力于军事问题，允许我们从印度支那脱身，在此之后，允许地方力量解决，要么通过谈判，要么通过其他方式。”基辛格还承诺，美国会在停火期间削减对南越的军事援助。而且如果阮文绍破坏停火，那么就会失去美国的支持。(67) 在22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希望美国接受北越提出的在南越建立三方联合政府的方案，“它不可能立刻转变为共产党政府”。“当然，那个政府不会完全听你们的命令，但也不会对北越唯命是从。”周恩来说，联合政府不一定对美国不利。“至于三方政府的构成，我们不想干涉。我们只希望你们与北越之间的谈判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我们只能表达我们的支持。我们不能说得更多。”基辛格表示，美国希望在1972年夏天结束战争，会为之作出重大努力，“如果我们取得任何进展，我们就会极大地削减我们(对南越的——引者注)军事援助的规模”。(68)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轰炸北越期间，曾有多次对中国境内的误炸。周恩来在21日的会谈中提出抗议，并出示了相关照片。基辛格表示，这些行动未经授权，美国已经颁布新的命令，让美国飞机远离中国领土。(69)对此，中国并没有发表公开谴责。周恩来在22日的会谈中告诫基辛格：“对于这些事件，毛主席指示我们不要公开，而是要通过这些秘密渠道告诉你们，而且这样也被认为是作出努力，使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方式之一。”(70) 美国的诚意显然打动了同样希望结束越战的中国，中国政府很快就将基辛格的建议转达给北越，并鼓励北越不要纠缠于旁枝末节，要尽早达成协定。6月28日，中越两国签署补充援助协定，中国同意1972年给予北越2.07亿元人民币、2000万美元外汇的补充无偿援助。(71)几天后，7月6日，周恩来从上海飞抵昆明，同范文同举行会谈，就巴黎谈判问题交换意见。次日，周恩来飞回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春水等人。周恩来通报了同基辛格关于越南问题的会谈情况，指出越南战争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美国有所松动谈判解决，1972年7月至10月是关键时期。(72)紧接着，7月12日，周恩来在北京会见黎德寿。周恩来以国共重庆谈判为例，建议越方边打边谈。(73)周恩来还劝北越在谈判中采取灵活务实态度，不要纠缠于阮文绍是否下台这一问题。他说：“一方面，准备战斗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你们必须谈判。”周恩来表示，接受阮文绍有利于美国接受一项政治解决方案，而且能够在谈判中获取主动。但黎德寿的态度很强硬，他说：“我们要阮文绍辞职。假如不，我们不会跟西贡政府谈判。”(74) 尽管黎德寿在阮文绍问题上的态度很坚决，但并不代表此时北越领导人的真实想法。虽然在中美缓和问题上，北越一直不信任中国，但无论如何，北越自身有与美国缓和的迫切需要。同时，作为北越最大的两个盟友，苏联和中国都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解决越南战争问题，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北越的巨大压力。特别是通过中苏渠道，美国向北越作出秘密承诺，这对北越而言是一个难以抵挡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复活节攻势的失败让北越意识到，只要美国人还留在南越，北越就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之前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一直向北越方面强调，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而尼克松的秘密承诺实际上就是让北越能够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从1972年6月底到7月初，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一系列会议，分析当前形势。会议认为战场形势一片大好，美国、南越处境艰难，而苏联、中国都想解决越南问题，尤其是军事问题，尼克松也同意不要求北越军队从南越撤离，同意阮文绍辞职。“受这些现实条件所促使，河内决定改变战略，从战争战略转为和平战略。这是在领导越南革命中的一个转折点。”(75)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北越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投入到巴黎谈判。而河内的这种积极态度很快就得到回报。在7月19日的秘密会谈中，基辛格当面向黎德寿、春水作出他之前在周恩来面前所做过的承诺。基辛格说，美国不想在越南保留军队、基地或者政治优势；美国能够与莫斯科、北京和平共存，与河内也一样。“我们不对南越附加任何特别的人员或任何特别的政治动机。我们愿意让南越的事情在没有我们出现或我们主导的影响力的情况下自然演变。”基辛格还特别警告，任何企图利用谈判影响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行为都会使美国终止谈判，直到选举之后。(76) 8月1日，基辛格、黎德寿再度会谈，黎德寿公布了北越新的十点建议。与之前的要求相比，新建议不再要求阮文绍立即辞职，而接受他在签署和平协定之后辞职。至此，美国与北越之间已经不存在原则性分歧。经过10月8日至12日的多轮秘密谈判，双方就结束越南战争的主要问题已经达成共识：美国单方面撤军，北越放弃阮文绍下台的要求，美国还同意战后给予北越经济援助。对于谈判结果，基辛格很满意，他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比我们期盼的好得多的协定。最终结果是阮文绍可以待在办公室里了。我们得到了10月30日或31日的原地停火。”(77) 美国与北越所达成的共识遭到南越政府的强烈反对。加之11月7日的美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尼克松不想在遭到南越反对的情况下，单独与北越签署一项和平协定，以免影响自己的支持率。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和基辛格故意拖延谈判，直至大选之后。在尼克松胜利连任之后，他才一方面恢复与北越的谈判，一方面软硬兼施，以断绝同盟关系、切断援助为威胁，以经济、军事援助为诱饵，迫使南越最终同意签署巴黎协定。(78)从这个方面来看，美越双方在1972年10月所达成的共识已经奠定了1973年1月27日签署的巴黎协定的基础。 四、结论 中美缓和虽然最终有利于结束越南战争，但从越战与越美巴黎谈判的具体进程来看，中国政府希望北越通过和谈结束战争的态度反而一度对越美和谈产生负面影响，并导致北越发动复活节攻势。这是希望借助中美缓和结束越战的尼克松、基辛格等人所始料不及的。黎德寿曾经在秘密谈判中警告基辛格，美国不要试图在越南问题上打中国牌，这当然不会影响尼克松的决策。实际上，在东京湾事件爆发后，随着苏联对越南干涉力度的加大，中越双方在苏联援越问题(79)、越美谈判问题上有诸多矛盾，双方的分歧已经产生，只是尚未恶化而已。对于游走在中苏之间的北越而言，从中苏两国得到最大程度的援助，获得战争资源，并在抗美战争问题上得到中苏两国的支持，乃至实现最后的胜利与国家的统一才是其最终目标。这也是为何在胡志明去世后，北越领导层内部已经倾向于苏联的情况下，却依然维持与中国表面上的盟友关系的关键所在。 然而，中美接触与缓和却使得中越两国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双方的分歧再也无法弥补。这固然是因为在中美关系缓和的过程中，美国不断地打中国牌，这就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北越对中国的猜疑与不满，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与因为国际义务和现实国家利益的矛盾而左右为难的中国政府不同，北越反而更为现实。他们根本不相信中国会为了越南而放弃中美缓和，也不认为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巨大诱惑面前，中国会在越南问题上维护北越的利益。对北越而言，尽管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要想结束越南战争，就必须与美国谈判，但这种谈判必须出自北越自己的意愿，而非中国等外部力量施压的结果。也就是说，北越要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屈从于北越的政策。所以尽管中越两国本应在美越谈判问题上达成“双赢”，但中国试图与美国缓和，并就和谈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北越看来，这就是对自己的背叛。河内怀疑中国政府的动机，担心中美之间有以牺牲北越为代价的秘密交易。这种疑虑与思维逻辑很难通过说服或援助来改变。中国领导人试图说服北越在越美谈判中降低条件的做法，更是加深了北越的这种猜疑。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希望通过开诚布公的谈话与扩大援助的方式赢得北越在中美缓和问题上的理解与赞同，无异于缘木求鱼。对此，中国领导人虽心知肚明，却苦无良策。中国无法为了北越而放弃中美缓和，只能通过告知越方中美会谈内容，向越方作保证，增加对越援助等方式证明自己所遵从的道义原则和国际主义义务，仍然支持北越。事实证明，中国的做法并没有让河内安心。在中国增加援助的同时，中越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加深。北越在巴黎秘密谈判问题上对中国的隐瞒，乃至发动复活节攻势，都源于对中国的不信任。虽然迫于复活节攻势的失败，北越不得不重新投入越美和谈，但中越之间的矛盾已经难以调和。从这个层面而言，在中美关系缓和的过程中，对于美国利用中美缓和向北越施压，利用这一问题挑拨中越关系的外交策略，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相当被动。当然，美国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打苏联牌，并引起北越对苏联的愤恨。至于为何越中矛盾压过越苏矛盾，北越最终投向苏联，则是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综上所述，一个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行其是的盟友，以及现实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上的国际义务，造成了中国在这一阶段对越外交上的两难困境。就像基辛格在1971年10月对周恩来所说的：“是否应该允许一个受其痛苦经历和战争所困扰的小国阻挠每一个进展，仅仅因为它疑虑重重，乃至不愿意取得谈判协定。”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坚持了既定原则，坚持中美缓和，这为改善中国的战略安全与以后的外交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虽然中国的努力未能挽回中越关系，但仍然是这一阶段中国外交的成功之处。 注释： ①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对越南战争与越美和谈的态度，可以参阅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杨奎松：《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潘一宁：《越南战争后期中越关系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3期；Qiang Zhai，“Opposing Negotiations：China and the Vietnam Peace Talks,1965—1968”,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8,No.1(Feb.,1999),pp.21-49. ②对于1968年至1971年的中国与越美巴黎谈判问题，中国态度对巴黎谈判与中越关系的影响，笔者已撰文详述。邵笑：《论中国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及其对中越关系的影响(1968—1971)》，《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③Nguyen Phu Duc, Edited by Arthur J. Dommen, The Viet-Nam Peace Negotiations: Saigon's Side of the Story, Christiansburg: Dalley Book Service, 2005, p. 218. ④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8, pp. 397-398. ⑤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p. 448. ⑥Nguyen Phu Duc, Edited by Arthur J. Dommen, The VietNam Peace Negotiations: Saigon's Side of the Story, p.303. ⑦12-Remarks Announcing Withdrawal of Additional United States Troops From Vietnam, January 13, 1972,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3374&st=&stl=,2014/3/29;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9. pp. 1166-1167. ⑧尼克松：《不再有越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46页。 ⑨《No. 01829谢尔巴科夫“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的政治信函(1971年5月2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67—468页。 ⑩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p. 1488-1489. (11)Luu Van Loi, Nguyen Anh Vu,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 Hanoi: The Gioi Publishers, 1996, pp. 178-179. (12)0612-119th Plenary Session, July 1, 1971, pp. 5-12, Transcripts and Files of the Paris Peace Talks on Vietnam, 1968—1973, Reel IX.这里详细记录了七点建议的全部内容。 (13)Nguyen Phu Duc, Edited by Arthur J. Dommen, The VietNam Peace Negotiations: Saigon's Side of the Story, p.301. (14)阮文绍时任南越总统，阮高其为副总统，陈善谦为政府总理。 (15)Henry Kissinger, Ending the Vietnam War: A History of America's Involvement in and Extrication form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3, p. 214;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 1023. (16)History of the Anti-US Resistance, Vol II, p. 102, 转引自：Luu Van Loi, Nguyen Anh Vu,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 p. 181. (1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67—468页。 (18)VW00843 Meeting between Henry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pp. 9-11, 15-16, 18,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 (19)VW00843 Meeting between Henry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pp. 13-15, 28, DNSA. (20)从周恩来在1970年3月21日的一条批示中可以了解，中方知道越美之间存在秘密谈判之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6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56页。在《毛泽东年谱》的这一页写道：“3月21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外交部报告，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张彤大使转达尼克松的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周恩来批示：‘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由此可以判断，中方知道越美之间存在秘密淡判，但无从判断中方是否知道秘密谈判的具体内容。 (21)VW00844 Meeting between Henry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pp. 4-10, DNSA. (22)“14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11,1971” ,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1972, pp. 437-438. (23)Luu Van Loi, Nguyen Anh Vu,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 p. 191. (24)2390612005 The Truth about Vietnam-China Relations over the Last 30 Years(96 pages)[1979], pp. 47-48, 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 http://www.virtualarchive.vietnam.ttu.edu/starweb/virtual/vva/servlet.starweb?path=virtual/vva/virtual.web,2013/2/16. (25)“56. Discussion between Zhou Enlai and Le Duan”, in 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eds. ,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1998, p. 180. (26)Luu Van Loi, Nguyen Anh Vu,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 pp. 193-194. (2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9—470页。 (28)Luu Van Loi, Nguyen Anh Vu,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 p. 193. (29)Luu Van Loi, Nguyen Anh Vu,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 pp. 196-197. (30)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p. 1040, 1489-1490. (31)Luu Van Loi, Nguyen Anh Vu,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 pp. 211-212. (32)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p. 1040-1041. (33)《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608—61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90—491页。 (34)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4页。 (35)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36—137页。 (36)VW00862 U. N. and Indochina, pp. 11, 13-15, 18, 26-28, DNSA. (37)张绣阁，刘凤芹：《周恩来与援越抗美》，《党史纵览》2009年第6期。 (38)《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1974)》第21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3—304页。 (39)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84页。 (40)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第135页。 (41)《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614—61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97页。 (42)《人民日报》1971年11月27日。 (43)2390612005 The Truth about Vietnam-China Relations over the Last 30 Years(96 pages)[1979], 49, 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里有类似的引用，但两者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 (44)Seymour M.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in the Nixon White House,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3, p.442, 转引自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1950—1975, p. 198；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第72页。 (45)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第136页。范文同此番言论的具体时间不明确，所以无法确定他的这番言词在周恩来的建议之后。 (46)Henry Kissinger, Ending the Vietnam War: A History of America's Involvement in and Extrication form the Vietnam War, p. 228;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1052. (47)《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95页；“Memcon of Nixon and Mao, 21 February1972, Mao's Residence” , in William Burr, Edit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 63. (48)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 1062. (49)VW00923 President Nixon's Meeting with Zhou Enlai, pp. 7, 8-10, 12-13, DNSA. (50)VW00924 President Nixon's Meeting with Chinese Officials, pp. 3-5, 7, 9-10, DNSA. (51)VW00927 President Nixon's Meeting with Zhou Enlai, pp. 3-4, DNSA. (52)《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 (53)“20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 in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1972, pp. 805, 807-808. (54)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 1073. (55)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第137—139页。 (56)2390612005 The Truth about Vietnam-China Relations over the Last 30 Years(96 pages)[1979], p. 48, The Virtual Vietnam Archive. (57)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第139页。 (58)Luu Van Loi, Nguyen Anh Vu,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 pp. 217-218. (59)Larry Berman, No Peace, No Honor: Nixon, Kissinger, and Betrayal in Vietna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2001, p. 122. (60)Luu Van Loi, Nguyen Anh Vu,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 pp. 218-219. (61)Nguyen Phu Due, Edited by Arthur J. Dommen, The VietNam Peace Negotiations: Saigon's Side of the Story, p.279; Phillip B. Davidson, Vietnam at War-The History: 1946—1975, London: Sidgwich & Jackson Publishers, 1988, p. 673;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1097. (62)George C.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Second Edition), New York: Newbery Awards Records, Inc. , 1979, p. 249. (63)Luu Van Loi, Nguyen Anh Vu,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 p. 220. (64)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p. 1144-1146; Tad Szulc, The Illusion of Peace: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Years,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8, pp.544-545. (65)Luu Van Loi, Nguyen Anh Vu,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 pp. 230-233. (66)韩怀智，谭旌樵：《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53—555页。 (67)VW00979 Meeting between Henry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pp. 3, 5, 10, 20-22, DNSA. (68)VW00980 Meeting between Henry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pp. 5-8, 10, 12, DNSA. (69)VW00979 Meeting between Henry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pp. 7-8, 14-16, DNSA. (70)VWO0980 Meeting between Henry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p. 13, DNSA. (71)《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1974)》第21集，第308—309页。 (72)《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636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34页。 (73)《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637页。 (74)“61. Zhou Enlai and Le Due Tho” , in 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eds. ,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pp. 182-184. (75)Luu Van Loi, Nguyen Anh Vu,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 pp. 239-240. (76)Luu Van Loi, Nguyen Anh Vu,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 pp. 245-247. (77)Larry Berman, No Peace, No Honor: Nixon, Kissinger, and Betrayal in Vietnam, p. 159. (78)关于这一阶段的美国-南越同盟关系，以及尼克松为了签署巴黎协定如何向南越施压等问题，参阅邵笑：《从巴黎协定的签订看尼克松政府时期的美(南)越同盟关系》，《历史教学问题》2010第1期。 (79)关于中苏援越之争及其对中越关系的影响，可以参阅李丹慧：《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上、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5期。黎德寿也曾在1966年访华时直接告诉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国家领导人，越南并不认为苏联援越就是阴谋。“你们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而我们不这么说。”“19. Zhou Enlai, Deng Xiaoping, Kang Sheng and Le Duan, Nguyen Duy Trinh”, in 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eds. ,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p. 9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