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间发生的继承是政府继承,继承过程及时机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息息相关。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与获得列强的承认并非发生于同一时间,而这二者均对承认问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对条约继承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辛亥革命期间所发生的继承问题。首先,在列强承认中华民国之前,晚清的条约义务等已经事实上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继承,此时的继承是法理继承;其次,在未承认中华民国之前,有关各国与晚清政府的条约暂时处于冻结状态,某一国的条约何时发生效力,取决于该国何时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由于各国承认的时间并不一致,因此中华民国条约继承完成的时间也有区别。中华民国完全意义上的继承发生在列强承认民国之后。辛亥革命本是提供给中华民国修改不平等条约及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机遇,但由于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严峻形势,孙中山及袁世凯政府都未能充分利用上述机遇。 在帝国主义各国以承认为要挟的情形下,民国政府未加选择地继承了清政府所有的条约、外债及对外特许,而这使民国初年的外交局面处于更加被动的形势。资料表明,当时的人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借民国建立之际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可能性,只是在顾虑到各种困难的情形下,未能加以明确提出。以往的研究认为,南京临时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妥协,主要是缺乏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存在着一种幻想,即西方各国将帮助新生的共和国,现在看来这样的结论仍是有道理的。为了取得各国承认,历次对外宣言书,足可证明此点。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临时政府希望取得外国政府的支持,这种愿望无可厚非,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希望取得国外的支持同样无可厚非,关键在于为取得支持而付出的代价。如果将帝国主义看成一个整体的话,袁世凯和孙中山各代表一种政治力量,那么在辛亥革命期间大体存在着袁世凯、孙中山与帝国主义三者之间的博弈,这其中当然还存在别的政治力量,但主要的斗争应当是发生在这三者之间。透过继承问题前后的外交实践,可以看出,袁世凯与孙中山等国内政治力量间的角逐削弱了各自在帝国主义各国面前的力量,使得其在为了争取国外支持上不惜牺牲中国国家外交上的利益。本文无意贬低和否定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及其对近代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从外交实践而言,孙袁政争对中国外交的负面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点击下载全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