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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播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种子，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因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主持起草了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了“二次革命论”。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服从共产国际纪律，接受、宣传了“二次革命论”，受其影响，中共三大留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痕迹。由于国民党反对被改造、部分党内同志以及一些国际代表对“二次革命论”的批评，加上陈独秀内心深处不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策略，1925年五卅运动后，陈独秀部分地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共产国际导致“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反对派以及陈独秀本人的批评；斯大林、布哈林以及部分中国同志为共产国际政策进行了辩护；在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时，回避了其错误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关键词】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共产国际；中共党史 大革命失败前夕，斯大林、布哈林明确表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没有错，错在中共领导人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1930年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三次学术讨论会上，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被批判，此后，对陈独秀的批判持续了半个世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陆续有学者写文章探讨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但迄今为止，此问题仍没有解决。例如，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与“二次革命论”是什么关系？陈独秀一开始就主张“二次革命论”吗？陈独秀在什么情况下提出“二次革命论”？陈独秀本人是否修正、抵制了“二次革命论”？等等，这些问题，涉及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涉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归属，也涉及中共党史研究、大革命史研究的科学化，因此，是当代政治学基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二次革命论”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所谓“二次革命论”，即强调目前中国进行的国民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强调弱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必然发生分裂，共产党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思想是舶来品，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1.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二次革命论”的种子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夏来华，推动了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秋天，马林第一次与陈独秀接触，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2月，马林在张继介绍下，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提出建立国共联合战线，但孙中山认为，共产党力量弱小，不足以与国民党相提并论，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马林接受了孙中山的意见。但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马林为什么主张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呢？他认为： (1)共产党离开国民党前景暗淡。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莫斯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报告，谈到陈独秀等人反对该提议的情况：“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同时，共产党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① (2)党是个早产儿。马林认为，共产党力量弱小。中共三大结束后，1923年6月20日，马林在广州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写信说：“党是个早产儿(1920年诞生，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这个事实一直对党产生影响。”“有人”，指维经斯基。②马林的观点来自孙中山，蔡和森说：“孙中山不承认有C. P. 的党。”③ (3)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既然共产党力量小，就不足以领导中国民族运动。因此，马林认为，目前中国只能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国民革命。张国焘1923年11月16日给维经斯基、穆辛写信：“马林的观点如下……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 1924年7月3日，张继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四十次会议上说：“鲍罗廷说过，再过一百年后才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就不需要它。” (4)国民党与工人群众联系密切。国民党为什么可以领导国民革命呢？共产党为什么应该加入国民党呢？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马林强调国民党与工人联系密切：“特别是在广东省和华侨当中，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今年1月海员大罢工期间，我清楚地看到工人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情况。”④ (5)反对在国民党内部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马林在中共三大前给拉夫斯坦写信说：“我坚决反对改变政策，如果要在中国实行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⑤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有250人，必须和国民党合作，并放弃独立性。 马林将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 (6)实行“革命的机会主义”。1923年1月6日，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说：“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表明有必要继续实行以往的策略。可以谈革命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在一定的程度上把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原则，并承认它。我们没有别的出路……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这样在中国阶级分化的危险时刻，我们有可能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⑥ 马林这段话有几层意思：1.“把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原则”，即目前中国只进行民族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将来的事情。目前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马林避而不谈；2.“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即共产党提出自己的口号，与当前的运动无关，作用仅仅是将来在中国阶级分化的危险时刻，“有可能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马林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分手”形式，理解为在“国民党大会”上分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形式是一个幻想；3.中国共产党目前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等阶级分化后，再“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 (7)参考了爪哇泛回教联盟的经验。马林为什么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党内联盟呢？1935年8月19日马林对伊罗生说：“我只是以自己在爪哇运动即泛回教联盟的经验为依据。泛回教联盟是爪哇宗教混合一起的群众组织形式……泛回教联盟松懈的组织形式，导致我们社会民主同盟的印度尼西亚人、爪哇人、马来人的影响迅速增长。……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在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⑦马林强调，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最先不是共产国际提出来的，而是他依据自己在爪哇的经验提出的。 2.马林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二次革命论”的结胎 马林的意见争取到了布哈林等人支持，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 (1)布哈林：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在1922年7月的共产国际会议上，布哈林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留在国民党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组织问题。我赞成留下，任何一位同志都不会对这种必要性提出异议……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各种对外政策问题也是与此相联系的……”⑧ 布哈林认为“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回避了当前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没有把民主主义革命看成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阶段。 (2)国民党“居于领导地位”。1922年7月30日，共产国际通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以共产国际文件形式支持了马林的提议，并对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批评：“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可是我们在那边的同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而把自己毫无起色的工作和背离群众迫切利益的现象归咎于什么非法地位。”⑨ 该文件明确地说“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即强调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处于领导地位；“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强调国民党对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上的影响。这个观点，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领导权。 1930年1月25日，张国焘在第一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时说：“共产国际决议明确指出共产党应当参加民族运动，但这并不是说它应当充当尾巴，而是说它必须领导民族运动。”⑩前一句是共产国际决议的话，后一句是张国焘个人的解释。 1923年1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国民党的重要。该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合的。(11) (3)共产国际决议：工人运动尚不强大。1923年1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说：由于国内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12) (4)不要迷恋培植共产主义。斯大林1923年8月签署俄共中央政治局记录：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13)这个思想，即将当前的民主主义革命与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割裂，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思想一致。 3.共产国际为什么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共产国际为什么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呢？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党、工农党，是一个接近共产党的革命组织。如： (1)季诺维耶夫：国民党是人民党。1923年11月26日，针对蒋介石说“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答复说：“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人(现在还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然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是一个很强大的因素。”(14) (2)斯大林：国民党是工农党。斯大林曾在《列宁主义问题》中说：“共产党应该从民族统一战线之政策转到工人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之政策。在这些国家中同盟形式，可以采取统一的政党，如国民党式的工农党。”(15) (3)国民党是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决议说：“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的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它以自由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依据。”(16)这个决议，已经接受了到莫斯科的陈独秀的影响。 此外，共产国际同意这个策略，考虑到了苏俄的外交利益。1922年越飞来华担负与北洋政府建交的使命，因为外蒙古驻军和中东铁路问题，越飞与北洋政府谈判失败。越飞在吴佩孚、孙中山中间选择合作伙伴，由于吴佩孚在二七罢工中暴露了反动性，加上中共刚刚成立，无法与中国几股政治力量抗衡，苏俄最终选择了国民党为合作伙伴。1922年7月的共产国际会议上，布哈林说：“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各种对外政策问题也是与此相联系的……我还是把决议中包括关于对苏俄的政策的话加进决议之中，因为中国的形势迫切要求这样做，”(17)布哈林的话说明，苏俄在选择国民党作为同盟者时，是考虑到苏俄外交政策和苏俄国家利益的。 二、陈独秀主持起草的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了“二次革命论” 陈独秀一开始激烈的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反对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当前的革命运动，因此，他开始是抵制“二次革命论”的。“二次革命论”的本质，即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国民革命。 1.反对加入国民党 (1)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六条理由。1922年4月22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提出了六条意见：“(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18)陈独秀不同意站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2)达林：共产党反对加入国民党。1922年5月，陈独秀在广东主持中央干部会议，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会议的C. A. 达林1975年在回忆中承认：“当时党还是反对加入国民党。”(19) 2.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二次革命论” 1922年7月，为了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意见，陈独秀趁马林回莫斯科期间，紧急召开了中共二大，反对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做法，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如： (1)农民是革命运动中最大要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的运动中的最大的要素……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贫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20) (2)工人们将成为革命领袖军。“工人们的组织近来亦见迅速的扩大。而且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是会发展无已的。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21) (3)无产阶级应该集合在共产党的旗帜下。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22)中共二大强调在“本党旗帜下”进行战争，即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4)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肯定了与民主派联合的必要性，说：“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陈独秀等人这个时候已经预计到，民主派只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迟早要和共产党分家。因为：“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23) 该决议案表明，中共二大肯定了与资产阶级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必要性，提出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具体方案，也就是说，陈独秀并不主张“左”的跳过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反对加入国民党，反对在其旗帜下进行民主主义革命。 (5)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在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24) 中共二大宣言强调：“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25)“即刻成功”表明，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分割的两个阶段。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即考虑到实行“第二步奋斗”，这个思想，没有一点“二次革命论”的痕迹！ 中共二大一系列文件反对混合阶级组织，强调在共产党的旗帜领导下，进行当前的战争，并通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些观点，不仅无“二次革命论”的痕迹，相反，反对了马林提出、被共产国际认可的“二次革命论”。 三、陈独秀接受、宣传了“二次革命论” 由于马林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在西湖会议上经过争论，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接受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命令”，为接受“二次革命论”奠定基础。 1.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决议 (1)马林否定了中共二大决议。张国焘回忆说：“在大会闭幕后几天，马林回到了上海。他对于中共建立政纲的努力浇上一盆冷水。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26)张国焘说，1922年8月，西湖会议“虽没有通过甚么修正二大代表大会宣言的议案，但著名的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就是这次会议确定的，实际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这样，马林不动声色，否定了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27) 在西湖会议上，马林间接地否定了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张国焘说：“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这句话表明，马林本意是否定二大，但因自己是少数，所以回避在会议上公开否定。 十几年后，马林回忆他为什么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说：“有三个因素促成了这个决定：爪哇的经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以及南方无产阶级组织在民族主义路线上所处的有利地位。”(28)马林言下之意，他的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不仅决定于爪哇的经验、国民党的状况，还与中共二大决议有关。这个解释不符合事实，因为中共二大决议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 (2)西湖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后被迫接受马林提议。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在西湖会议上与马林有过激烈的冲突：“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29) 陈独秀本人在文章中也谈到自己在西湖会议上，考虑国际纪律，勉强接受了马林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但马林三十年代否定自己在西湖会议上与陈独秀等发生冲突，他说：“主要问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30)马林的回忆，遭到托洛茨基的质疑。 (3)共产国际否定了中共二大决议。中共二大的决议，与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产生了明显的冲突。1922年8月，拉狄克在莫斯科主持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共产国际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将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日益明显的分裂而成长。分裂之前，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31)这个指令，将国民党定性为“革命组织”，指示中共在分裂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支持国民党，把中共和无产阶级利益放在次要的地位，从而根本上否定了中共二大决议案。 (4)陈独秀到莫斯科后改变了态度。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报告，是在国内写好，由刘仁静在会上用俄文代读，该报告说：“今年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共产党和前几年它还只是一个派别和一个教育组织时的情况比，今后将会取得很大的发展。今年我们已经有机会看到我们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增长了。”(32)这个思想，直接反驳了马林关于共产党弱小，不联系工人群众的观点，也表明陈独秀在去莫斯科前，是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站在中共二大立场，未接受“二次革命论”的。 (5)斯大林强调“国民党的领导”。1929年12月，陈独秀在《告全党通知书》中说：“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斯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旗帜领导群众。”(33)说明陈独秀高举国民党的旗帜，是因为斯大林这样主张的。 (6)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第二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后说，目前我们的革命是民族革命，但将来终究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是必不可少的。但他认为，为了“纪律和教育”，一切政治事务暂由国民党处理。(34)说明陈独秀当时已在思考，哪怕将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现在也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另一方面，考虑“纪律”，陈独秀不得不把眼前的政治事务，交国民党暂时处理。 (7)向青：陈独秀的错误是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郑超麟先生曾于1983年9月21日给笔者写信，就笔者执笔撰写的《陈独秀传略》(征求意见稿)说：“一九二三年所作两文，为人所诟病。但此两文系根据国际指示作出的。见向青所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一文(安徽党史学习研究会所编：《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向青说：“陈独秀的错误从一开始就不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纪律’，相反的而是为了共产国际指示。”(35)——笔者1983年见到郑超麟先生的信后，因未看到有关共产国际的档案，只看到陈独秀、郑超麟等人的单方面的文章，以为向青的观点尚缺少论据。现在，在得到共产国际档案材料的支持后，笔者对于向青的观点予以认同。 2.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的两篇代表作 (1)《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二七”罢工失败后，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在中共三大召开前，为了以共产国际关于依靠国民党进行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新精神重新统一全党，修改中共二大决议的精神，1923年4月25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22期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36) (2)《国民革命与资产阶级》。1923年11月24日，陈独秀主持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时发现，在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上，大家的思想并未统一到中共三大上来。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在《前锋》第二期发表，以统一党内思想。陈独秀写此文的另一原因，是根据国际的要求，促使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其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分子，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但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很幼稚，因此，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但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倾向保守，易于迁徙苟安……难以加入革命。”“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37)“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在普通的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取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定……但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38) 3.中共三大受了“二次革命论”的影响 在中共三大前夕，陈独秀写文章提出“二次革命论”，目的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决议，统一党内思想，因此，中共三大不可避免打上了“二次革命论”的烙印。如： (1)工人阶级尚未强大。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说：“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39)说工人阶级不强大，“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正是“二次革命论”的痕迹在中共三大文件中的体现。 (2)引导工人农民等到国民党旗帜下。中共三大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中共三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联名给孙中山写信，其中说：“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40)“党的旗帜下”，即明确说在国民党旗帜领导下开展国民革命运动。 (3)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1923年7月1日，陈独秀给萨法罗夫写信说：“目前，国民党虽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但我们应该将群众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41) 4.C. P. 中不只陈独秀一人犯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 “二次革命论”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决议而形成的，因此，共产党内部，不止陈独秀一个人犯了这个错误。如： (1)瞿秋白与陈独秀在莫斯科的争论。陈独秀到莫斯科后，并没有自内心完全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虽然他已经加入了国民党，因此，他并没有马上主张“二次革命论”。瞿秋白1930年1月29日在莫斯科学术会议上说，他在莫斯科期间，与陈独秀也有分歧：“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陈独秀在莫斯科。当时，我们在中国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不要加入国民党这两个问题上，同他有过争论。”(42)说明陈独秀在莫斯科时，内心仍然不同意加入国民党，而瞿秋白在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问题上，走在陈独秀的前面。 (2)瞿秋白：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1923年6月，瞿秋白在其中共三大笔记中说：“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因此，C. P. 要加入国民党。”(43) 瞿秋白的话说明，共产国际强调国民党的领导，工人阶级弱小，共产党弱小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二次革命论”的内容之一)，影响的不只是陈独秀一个人。据蔡和森回忆，在中共三大上，赞成与国民党合作的是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太雷。反对与国民党合作的是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44) (3)瞿秋白：接近机会主义。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斯特拉藿夫)在第二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第一个发言，其中说：“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比如对革命高潮，农民战争的意义等问题，尽管有别于陈独秀，但往往是接近机会主义的。”(45) (4)罗亦农：促使资产阶级起斗争的领导作用。1926年10月28日，罗亦农(布哈罗夫)说：“上海的发动是我们早就做了准备的。并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在即将举行的政变中起政治领导作用的应该是这里聚集在日本人周围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注意吸收聚集在街头商贩联合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我们没有让无产阶级起首要作用，我们明白我们参加这次发动的任务是，积极促使资产阶级起斗争的领导作用。”(46) 四、陈独秀为什么纠正“二次革命论” 1.国民党反对被改造 中共三大决议加入国民党，条件之一，是改造孙中山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一起反对军阀。陈独秀知道，改造国民党很困难。 (1)孙中山要开除陈独秀。陈独秀1923年夏秋在报纸上刊登一些文章，批评孙中山后，孙中山发火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的党籍。马林在信中说：“孙用汉语与廖仲恺谈论一份关于钱的电报，但是他突然用英语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但是我也说，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47) 在和孙中山谈话后，马林和陈独秀一起分析孙中山发火的原因，认为孙中山所以发脾气，是由于香港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1923年7月发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的宣言引起的。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批评国民党的文章，早就开始了。孙中山以前为什么不批评呢？孙中山发火的根本原因，是不愿意得罪香港和破坏其与英国的关系。但孙中山不能在马林面前过分表示对英国的这层关系，便将矛头指向陈独秀。 (2)中共不能批评孙文主义。针对孙中山向陈独秀发火的事，季诺维也夫1927年4月5日写《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提到，并作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政策的依据：“中国共产党是以非常含糊不清的条件加入到国民党里去的一个成分。她不能批评孙文主义这个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学说。”(48) (3)国民党本身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1924年1月，陈独秀在出席国民党一大的预备会议上说：“虽然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帮助国民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运动的发展，但是，几个月来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这是因为：(1)中国共产党内对此有分歧；(2)国民党本身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49) 2.党内部分同志对“二次革命论”的批判 对于马林、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等的“二次革命论”的错误，C. P. 党内一部分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如： (1)李大钊：无产阶级是领导因素。在中共三大上，李大钊支持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他在会上提出三条意见：“一、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它阶级。二、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应该站在运动前列。三、我们已经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50)说明李大钊反对在国民革命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 (2)毛泽东：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反帝运动。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说：“二、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三、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运动。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五、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51)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反帝运动，而小资产阶级可以领导。另一方面，毛泽东支持了共产国际意见，即同意加入国民党，因为国民党里面有农民和小商人。 (3)蔡和森：反对把工人置于国民党旗帜下。1923年6月20日，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批评说，“蔡和森同志也强调说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他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取名“独立工人党”。根据马林记录，蔡和森在中共三大上说：“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指责陈(独秀)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认为这是违反上述决定的……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全部掌握领导权，至少应拥有部分领导权……孙中山不仅倾向于向军阀妥协，而且也向帝国主义妥协。”(52)蔡和森反对加入国民党，批评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反对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4)瞿秋白：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瞿秋白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期间给季诺维也夫写信，说：“无产阶级是唯一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只要他能把革命进行到底。”(53)瞿秋白一方面支持共产国际的决议，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因此有“二次革命论”的因素，另一方面，瞿秋白思想中有抵制“二次革命论”的因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革命初始阶段贯彻共产国际决议上的矛盾心情。 (5)邓中夏：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都是领袖。邓中夏在1924年11月发表《我们的力量》说：“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日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其理由如下：(一)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二)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由此说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限是可知了。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54) (6)陈延年：争夺国民党中的领导权。中山舰事件后，1926年4月24日，维经斯基给陈独秀写信，批评陈延年等因为争夺国民党内的领导权：“我们的广州地方组织去年所犯错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广州的‘三二○’事件无疑与此有一定的关系。”“要反对我们的同志试图在国民党内发号施令的想法”。(55)维经斯基的话说明，陈延年在争夺国民党内的领导权，共产国际远东局因此要陈延年承担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的责任。 3.马林观点受到批评 马林以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虽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仍然受到部分抵制和批评。如： (1)维经斯基：不能无条件支持国民党。1923年2月，维经斯基指出，孙中山不支持二七罢工，反驳了马林国民党与工人联系密切的观点。此外，维经斯基指出，孙中山与军阀联系密切，反驳马林关于国民党革命性的观点。1923年3月27日，维经斯基在中共三大召开前，给萨法罗夫拍电报说：“建议在党代会和工会代表大会结束前让马林留在中国，指示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督军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第三，断绝同张作霖、段祺瑞的联系。”(56) (2)维经斯基：无产阶级是领导者。1925年10月2日，瓦西里耶夫给维经斯基写信，批评他关于无产阶级是国民运动领导者的观点，是“重复了中国同志的左倾观点”：“您8月19日的来信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无产阶级是领导者，农民、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是基础，是中介。应当怎样理解这一点呢？这难道不是同我们的观点直接相悖，明显重复了中国同志的左倾观点吗？”(57)此话说明，维经斯基曾明确主张，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与一部分中国同志意见一致。 (3)张国焘：马林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1923年5月30日，马林给拉狄克、萨法罗夫写信，谈到张国焘的观点：“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为国民党的发展，我们合作到何种程度？应在哪些问题上批评国民党等等。他还说我有过错。”(58)张国焘1923年11月16日给维经斯基、穆辛写信：“马林的观点如下……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 (4)斯列帕克：让党还是一个党。1923年8月25日，俄罗斯通讯社驻华记者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写信，批评越飞、马林让共产党人做资产阶级的尾巴。他写道：“让党还是一个党，全面开展自己的工作吧，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 (5)共产国际指示：争取领导权。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极大意义。(59)该指示强调农民问题，强调共产党应该争取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修正了马林的错误，部分纠正“二次革命论”。但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召开后收到该文件，以致中共三大文件没有体现该指示的精神。 这个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指示前后不一致，其指导文件不是一个完整的、成熟的思想体系。 4.马林本人批评国民党 马林在1923年夏秋离开中国前，意识到国民党与军阀联系密切，不接近工农等缺点，对国民党无意改造提出批评。如： (1)写文章批评国民党。1923年5月9日，马林在《向导》上化名孙铎发表的文章说：“国民党的注意力太完全放在军事上和放在政客议员的秘密计划上。”在7月1日《前锋》创刊号上，马林以笔名孙铎发表《关于中国国民运动》的文章，继续批评国民党。胡汉民看后，说马林的思想方法不是中国人的思想方法。 (2)对孙中山的失望。中共三大结束后，陈独秀、毛泽东等新的中央执委会成员联名给孙中山写信说：“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法，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一脉相承的印象……”但孙中山对陈独秀说：“国民党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力量。”陈独秀问：“如何建立？”孙中山说：“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我们将使革命取得胜利。” 对于孙中山的回答，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凭这种观点，就不可能期望国民党的领袖们会很快采取主动，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党。”(60) (3)给廖仲恺写信批评国民党。1923年7月21日，马林在离开中国前给廖仲恺写信，谈国民党的缺点：“国民党从不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三民主义的实行日益封建主义化；党只依靠军阀，不断向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对许多重大问题，如世界大战，五四运动，京汉铁路大屠杀等不领导、不参与，党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封建军阀为伍；家长制的观念代替了党的纪律；违反党义的现象司空见惯。”(61) (4)反对越飞援助国民党。针对孙中山开除陈独秀，马林对孙中山说“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没有关系”，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即使孙中山开除了陈独秀，也不影响苏联对国民党的经济援助；另一层意思，孙中山即便不开除陈独秀，也不一定得到苏联的经济援助。从当时的情况看，马林是前一层意思；但事后，马林更倾向后一层含义。他在7月18日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说，“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62) 7月20日，马林在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再次谈到不希望继续援助孙中山的观点：“如果你愿意拿少量的钱支持我提出的宣传工作，我认为派一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住在中国的这个地方是有益的。这样人数不多的共产党组织可以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我们不用再为孙在南方毫无胜利希望的军事纠葛耗费金钱，如果你们让孙保持控制权，那对于整个运动将是有害的，如果不能给我们(共产党)小组以资助，那就不值得在中国长期安排一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63) 五、陈独秀部分地纠正了“二次革命论” 1.陈独秀部分地纠正“二次革命论” 受以上因素等影响，加上陈独秀内心深处是反对加入国民党，因此，1924年以后部分地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如： (1)批评孙中山。1923年7月11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发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批评孙中山说：国民党“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64)在同期《向导》上，陈独秀发表《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65)陈独秀的批评激怒了孙中山，以致后者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党籍。 1923年7月20日，马林曾给越飞和达夫谦写信说：“陈独秀只想利用国民党。他的宣传工作只考虑共产党的组织，干的是同国民党决裂的事。孙中山告诉我(我已向你们报告过)，这个周报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孙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66)说明马林已经看出，陈独秀一方面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加入国民党，另一方面，在实际宣传中，抵制被国民党领导。 (2)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1924年7月13日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您需要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报告。我们期待你们将根据他的报告制订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67)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准备北上，但陈独秀反对他与军阀合作。维经斯基1924年11月30日抵达上海的当天，给季诺维也夫拍电报说，在共产党人中，出现了一股与国民党决裂的思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护召开国民会议和上面提出的其他口号，并不认为孙逸仙北上问题有特别的意义”。 (3)指出资产阶级的不革命性。“五卅”运动后期，针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态度，1925年11月，陈独秀写《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说：“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它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68)这个思想，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的有关资产阶级的观点。 (4)国民革命成功需要工人农民力量。1926年，陈独秀批判戴季陶主义时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69)这个思想，修改了1923年的两篇文章中的观点，强调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决定国民革命的成功。 (5)希望退出国民党。陈独秀等人希望退出国民党，希望树立共产党的独立旗帜，鲍罗廷非常清楚。1926年2月15日，鲍罗廷在回答加拉罕“您能否谈谈一年前共产党人是如何反对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问题时，鲍罗廷说：“其实是我们逼着他们工作的。其实我们知道，共产党人拒绝同国民党合作，他们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1920年，即共产党成立时起，问题就这样摆着。我也对这些领袖们说，是共产国际逼迫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的是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进行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应该同你们合作。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认为，到了散伙的时候，我想，共产党人对这种情况是求之不得的。”(70)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陈独秀、彭述之在1926年秋提出退出国民党“陈彭提案”。1929年10月10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信说：“我个人曾几次提议准备退出国民党，独立领导革命，都为中央多数同志及国际所阻止。”(71)“独立领导革命”，即强调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 陈独秀在1929年12月10日《告全党同志书》里说：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72)曼达良、纳索诺夫和阿尔布列赫尔回到莫斯科后，于1927年5月21日作报告，指责陈独秀没有执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2月22日才收到，晚了19天。中央委员会表面上赞同这个指示，但陈独秀声称，有一点他不能同意，这就是必须让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然而，正是通过让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才有可能根据这个指示采取其他一些措施。这是隐蔽地打算把共产党同国民党分割开，自愿地把国民党交给右派，因为上海共产党80％是由产业工人组成的。”(73) 蒋介石叛变革命前，陈独秀和汪精卫谈话，希望汪精卫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时，转述陈独秀1927年4月对汪精卫说的话：“我们共产党人也许是想退出国民党的，但由于现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宜向莫斯科提出这一建议，否则人们会怀疑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而您汪精卫纯属国民党人士，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可以避嫌，要是您提出这一建议，斯大林肯定会同意。”(74)陈独秀的话表明，他希望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不希望在国民党领导下工作。 1930年1月25日，张国焘在第一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说：陈独秀“要么干脆退出国民党，要么索性同国民党合并。”(75)张国焘的话说明，陈独秀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是矛盾的。一方面是自己内心的主张，退出来，与国民党采取“党外合作”，一方面是不得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加入国民党。 (6)争夺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拉菲斯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作报告，批评陈独秀说：“7月底陈独秀同志在远东局全会上作了中央扩大全会的总结报告……有三点使我们感到惊讶：(1)陈独秀同志把‘与左倾军阀勾结在一起的民族资产阶级争夺国民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当作时局的基本特点……”(76)此话表明，陈独秀在整理党务案发生后，一度公开主张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 1927年年初，上海举行三次工人起义，陈独秀反对让资产阶级做“先锋队”(领导者)。他说：“参加下一次发动的力量将是(1)工人；(2)国民党军事力量；(3)资产阶级。但不要把资产阶级作先锋队”。 (7)C. P. 实际上一度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说：“五卅”之后，不及一年，又有北伐的革命高潮之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在C. P. 领导下，做了中国革命之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领导者。(77)蔡和森的话说明，“二次革命论”在中国大革命的一段时期，在实际行动上被抵制了。 (8)行向社会主义。陈独秀1927年4月6日在《向导》写信说：“我们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的主要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陈独秀特别强调：“只有在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革命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78)这个思想表明，上海工人起义胜利后，陈独秀思考国民革命前途时，已经把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前途联系在一起，但他回避了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问题，只讲了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仍然带了“二次革命论”的痕迹。 2.对于陈独秀自纠“二次革命论”的批判 陈独秀虽然抵制了“二次革命论”，但由于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共产党一直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自纠“二次革命论”的积极意义，被批评者全部否定了。如： (1)王稼祥批评陈独秀自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1930年1月25日，王稼祥(科穆纳尔)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第一个发言，针对陈独秀在批判戴季陶主义时，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79)这个思想恰好反映了陈独秀对于“二次革命论”的纠正，应该是正确的观点，但王稼祥批评陈独秀“跳到了另一极端”(80)王稼祥的发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言，现在看来，有历史局限性。 (2)维经斯基：陈独秀不愿意执行党中央的决议。维经斯基看出陈独秀在大革命中并不想执行党的决议，1930年2月6日在第三次苏联中国问题研讨会上发言说：“陈独秀本人并不愿意执行党中央、党历次全会和代表大会的决议。”(81)另一方面，维经斯基在后面接着说：“但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时处境异常困难。”说明陈独秀所以不愿意执行党的决议和决定，是他不希望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是，陈独秀虽然一度主张“二次革命论”，但在执行中，他是矛盾的，有抵制的。 (3)王稼祥：陈独秀遭到了共产国际方针指引的党员群众的抵制。1930年1月25日，王稼祥(科穆纳尔)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说：“不过，陈独秀遭到了共产国际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遭到了革命工人和自觉按照共产国际所指引的方针前进的党员群众的抵制，因而他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论。”(82)王稼祥的讲话，否定了陈独秀本人自己纠正错误，抵制共产国际错误决议的一些正确做法，同样有历史的局限性。 六、对于共产国际错误的批评 1.共产国际未纠正“二次革命论”的错误 1922年共产国际确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后，一直坚持了这个观点，直到大革命失败。如： (1)拉狄克：国民政府是工农政府。1927年5月18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八大上作报告，指出托洛茨基的战友拉狄克曾经把国民党定性为“工农政府”：1927年，拉狄克在一本为青年教育特别是为中国青年的教育而出版的大学生丛书(第1卷第251页)的《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写道：“从广州政府的社会税收政策和农业政策看，它是第一个工农政府(着重号是拉狄克加的)，仅这一点就为……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创造了条件。”(83)布哈林反驳托洛茨基时，反驳了托洛茨基的战友拉狄克，说明拉狄克1927年在书中认为，国民政府是工农政府。 (2)斯大林：武汉政府很快成为工农政府。1927年5月24日，斯大林本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反驳托洛茨基说：“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而且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共产国际的方针就是如此。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84)针对斯大林关于国民党是工农党问题，托洛茨基1928年6月8日写《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说：关于共产党有加入国民党之必要的问题，人们曾用了以下的话来辩护说：“国民党的社会成分是一个工农的党。国民党中十分之九——此数目字反复重复过千百次——是倾向革命而可以与共产党携手并进的。”然而在上海武汉叛变以后，这些十分之九的革命的国民党便如泥牛入海踪迹全无了。(85) (3)罗易：国民党是民主专政机关。罗易在1927年5月9日五大结束的发言中，把国民党看成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民主专政机关：“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为中国革命提出下列口号……‘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万岁’，并由此产生另一个口号：‘三个阶级的民主专政机关——国民党万岁！’”(86) 2.共产国际代表的批评 共产国际代表不敢批评上级犯的错误，但偶尔也指出共产国际的错误。如： (1)鲍罗廷：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蔡和森转述鲍罗廷的话后说：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负了责任。也就是说中国党没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国际以前的政策才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老鲍不说布哈林领导的第三国际“不懂中国情形”，不说斯大林领导的俄国党中央“政策太左”，而把一切罪过归于季诺维也夫，实际便是把中国机会主义的责任归于第三国际，而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说话。(87)这段话表明，鲍罗廷以否定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否定了共产国际前一阶段的指示。 (2)鲍罗廷：希望揭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其他原因。鲍罗廷1930年1月29日在第二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说：“在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和中共失败的原因时，不要只局限于研究陈独秀主义，因为我已说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要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任，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必须把这些原因揭示出来。”(88) (3)马林：在斯大林等人指挥下付出沉重代价。马林三十年代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他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尽管享有发展真正的群众和真正的群众组织的机会，共产党人都变成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具。既然成了工具，就让他们放手铸造后来只对蒋介石一个人有用的武器。在中国所采取的准备步骤本来可以证明大大有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但是在斯大林、加拉罕和罗易(一个天生的民族主义者！)指挥下，为发展群众宣传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89)马林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有错误，成了国民党的工具，斯大林等人有错误，而他自己提出的建议则没有错。 (4)维经斯基承认在领导权问题上犯了错误。1930年2月6日，维经斯基在第三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说：“在1925年，我和许多与我共事的同志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看法是这样的：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将通过民族解放运动逐渐成为领导者，而1925年的运动是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开端。我们就是这样理解的。由于无产阶级与客观上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联盟关系，所以在具体体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即在具体争夺领导权问题上，我们犯了极其重大的错误。”(90)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代表，他的话表明，不是陈独秀一个人犯了领导权(“二次革命论”的核心问题)的错误，“与我共事的同志”，包括布哈林、马林等人。 3.反对派的批评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作为反对派，公开的批评了斯大林、布哈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犯的策略错误。如： (1)季诺维也夫：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隐藏巨大危险。1927年，季诺维也夫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必须有如下条件：1.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2.完全有自由向群众批评国民党的错误；3.共产党本身和共产国际非常严格地监督他们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4.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利用一切机会提出苏维埃的口号；5.政府的立场是，“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列宁语)。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就隐藏着巨大的危险。(91) (2)国民党是工农党？托洛茨基1927年5月7日在共产国际八大上反驳斯大林说：“据斯大林观察国民党的基础，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工农联盟，殊不知这种观察是绝对错误的……那么我们就要问，国民党既是工农党，为什么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又是反对国民党的政权呢？”(92) 4.陈独秀的批评 陈独秀作为当事人，在被开除党籍以后，公开的批评共产国际的错误，为自己辩解。如： (1)斯大林派不公平。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时，转述陈独秀的话说：“斯大林派本身在中国革命方面犯有严重的错误，所以，把过错推到我和中国党身上是不公平的。”(93)说明瞿秋白等人已经知道，陈独秀并不否定自己犯了错误，而是希望同样犯了错误的斯大林等人，要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不能叫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承当一切责任。 (2)把国民党看成是阶级联盟。马林认为，国民党是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几个阶级的联盟，这个思想首先得到了布哈林的赞成，然后得到斯大林的赞成。陈独秀1923年去莫斯科后，接受了这个观点，并成为其发挥“二次革命论”的基础。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信说：“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本是我们党传统的错误。”(94) (3)犯了执行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错误。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一开始就说：“我自从一九二○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95)陈独秀的逻辑是，共产国际先错，我因为执行你们的政策而犯了错误。 (4)犯了对国民党阶级性认识上的错误。陈独秀等人在开除党籍以后，1929年12月15日写《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说：“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之总的原因，是由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之根本错误，有了根本错误的认识，遂发生了错误的策略，主要的就是帮助并且拥护资产阶级，不使中国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真正独立政党领导革命到底。”(96)“国际称它为‘各阶级联盟’或‘四个阶级的联盟’。这分明是组织上的阶级混合，而不是某一个时期某一运动中两个独立政党行动上的联盟。”(97)陈独秀等人把国民党比作狮子灯，要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时进去舞，因为混合了组织，共产党面目不清，结果共产党不仅不能经过国民党争取群众，相反丧失了下层群众。(98) (5)犯了“混合组织”的错误。列宁反对“混合组织”的观点，深得陈独秀的赞成。陈独秀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不是斯大林和布哈林说的共产党幼稚，而是由于共产国际犯了“混合组织”等错误，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1929年12月起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说：“列宁常常引用巴尔夫斯的话说：‘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条件是，共同奋斗，分别走路，不混合组织，看同盟者犹如看敌人一样’。”“列宁则坚持只能和社会革命党有政治上的联盟，而不能在组织上和它混合。”(99) 七、对共产国际错误的维护及对陈独秀的批判 1.斯大林、布哈林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辩护 斯大林、布哈林在许多场合，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策的进行辩护。如： (1)斯大林：退出国民党是让出阵地。斯大林于1926年5月13日批评托洛茨基等人说：“反对派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和实质上把国民党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右派的方针，则是拱手让出中国革命阵地，迎合取消派，不再让中国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100) (2)斯大林：退出国民党即退出战场。1927年4月21日，《真理报》刊登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继续批判拉狄克：“反对派(拉狄克及其同伙)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的国际环境……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国民党敌人称快。”(101) (3)斯大林：退出国民党有利于敌人。1927年4月21日，斯大林发表《中国革命问题》中说：“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但是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敌人称快。这就是说，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帮助上海的卡维涅克们，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102) (4)斯大林：不与国民党合作是不正确的。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信说：“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共产党的处境和‘使他们站稳脚跟’。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造成新的分歧，可能还会造成某种分裂，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反正最终我们还得走上这条道路。这个时期需要经过，而且必须经过……有的人(有的人！)对此解释说，这里的过错是同国民党合作，这种合作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它不能独立自主。这也是不正确的。”(103) (5)布哈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没有错。布哈林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曾经可能拥护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那末共产党加入这一般的组织，加入国民党是否一个错误呢？是否后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基就在这一点呢？是否这是一最大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一错误上又发生了后来许多机会主义的错误，最后促成了我党严重失败的根源呢？我想对于这问题，下一个否定的回答，因为我们的错误，不是在这里。我们的错误或中共的错误，不是在于加入国民党。”(104)说明布哈林已经意识到加入国民党是全部问题的要害。他在全心全意为斯大林辩护不久，自己被打倒，但他在六大上的发言，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模糊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真正原因差不多一个世纪！ 2.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维护 中国同志在莫斯科的研讨会上，一般都维护了共产国际。如： (1)王稼祥批评陈独秀。1930年1月25日，王稼祥(科穆纳尔)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作中心发言，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断定国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党。”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斯大林说：“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联盟的党，我们之所以着重指出联盟这一形式，是因为其他阶级除参加这种共同的联盟之外，还有它们自己的政党。”(105)言下之意，斯大林并没有同意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而只同意共产党作为独立的政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建立联盟关系。斯大林的话，是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的。马林曾批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坚持其独立性是搞宗派活动，说明国民党与共产党从来不是平等的独立的关系，而是“加入”的关系。 王稼祥说：“这种阶级合作的观点势必会使无产阶级受自由资产阶级的摆布，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106)阶级合作，是马林的观点，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恰好是陈独秀本人极力反对的观点。王稼祥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把这个观点归于陈独秀，有历史的局限性。 (2)张国焘：国民党性质。张国焘在1930年1月25日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共产国际非常明确地指出，国民党是不同阶级的联盟，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提高工农在国民党内的比重。”(107)张国焘的观点与王稼祥一样，赞成斯大林的观点。但斯大林当初认为，国民党是工农党，是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1923年，共产国际决议明确说：国民党一个“民族革命组织，它以自由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依据。”大革命失败以后，张国焘在当时情况下，回避了共产国际当时的决议。 (3)瞿秋白：未及时开展斗争。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时，说：“当然，人们可以责问我们：他写这些文章时你们上哪儿去了？对这个问题要直截了当地作出回答。我们党的整个历史表明，它虽然是无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但起初只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小组。所以，要想建立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党，一开始就得同小资产阶级任何微小的动摇展开斗争。可是，我们未能及时完成这一任务。”(108)瞿秋白认为，陈独秀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无关，自己及其他共产党人的错误是未及时与之斗争。这个观点有历史的局限性，陈独秀的错误是执行共产国际决议而犯的错误，兹不赘述。 3.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未涉及共产国际 中国部分同志在莫斯科研讨会上的发言批评陈独秀，一般都避免共产国际与其联系。如： (1)张国焘的批判。1930年1月25日，张国焘在第一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他(陈独秀)认为，中国的革命应当由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只有等革命结束后即资产阶级革命彻底胜利之后，无产阶级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109)张国焘批判陈独秀而不涉及马林和共产国际，有时代局限性。 (2)瞿秋白的批判。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第二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陈独秀)主张只有到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才可以进行真正共产的无产阶级革命。”(110)陈独秀的这个思想，最初也是来自马林，共产国际也明确指示，先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 (3)李立三的批判。1930年2月1日，李立三作《党史报告》认为，张国焘等在西湖会议上反对加入国民党和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主张加入国民党一样，都是“二次革命论”。他说：“陈独秀、瞿秋白等主张加入国民党，他们的理论则最机会主义没有了，他们以为目前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将来的事，甚至陈独秀说党早生了五年。”(111)党是早产儿的观点，来于马林；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来于马林和共产国际，李立三1930年作的《党史报告》，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 八、结语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错误。错在把国民党这一资产阶级政党，理解为人民党、工农党，导致了大革命的最终失败。陈独秀希望退出国民党，停止“二次革命论”的错误，但被共产国际拒绝了。八十四年前，即1929年，陈独秀本人即提出，共产国际错了，他本人也错了。如本文所述，此话是可以成立的。 注释： ①④⑤⑨(11)(12)(18)(31)(32)(39)(40)(47)(50)(51)(52)(54)(58)(59)(60)(61)(62)(63)(66)《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下》(第二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39、235、446－447、241、436、436、222、324、352、490、495、423、470－471、470、473、564、449、446、499、430－432、424、427、425页。 ②⑥⑧(13)(14)(17)(30)(41)(49)(56)(57)(67)《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0－1925)》(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82、189、190－191、66、337、190－191、180、262、442、238、703、507页。 ③⑦(16)(19)(20)(21)(22)(23)(24)(25)(26)(27)(28)(29)(43)(53)(89)(111)转自《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43、224、230、235、67、68、30、29、69、69、195、200、225、201、265、264、227、270页。 ⑩(15)(34)(42)(45)(48)(69)(74)(75)(79)(80)(81)(82)(83)(84)(85)(88)(90)(92)(93)(101)(102)(104)(105)(106)(107)(108)(109)(11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第六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19、99、427、427、435、14、412、433、419、412、412、463、417、117、226、339、440、467、99、426、81、83、297－298、411－412、409、420、434、420、426页。 (33)(71)(72)(94)(95)(96)(97)(98)(99)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68、90、40、85、106－107、109、112、109页。 (35)郑超麟：《怀旧集》，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35页。 (36)(37)(38)(64)(65)(68)(78)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2、563、564、519、526、949、1238页。 (44)(77)(87)《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2、104、97页。 (46)(55)(7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上》第三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90、220－221、138页。 (73)(76)(91)(100)(10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下》(第四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61、39－40、254、256、406页。 (86)《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第五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2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