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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运动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中共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成功，众多西方学者将研究焦点集中于中国农民运动的相关议题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曾有学者对研究状况进行过介绍和评析，但就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研究的评介而言，则显得不够全面和完整。①为便于广大学者对西方学界关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研究有更好地了解和把握，进而将此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本文拟就30年来西方对中国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研究概况，进行介绍并作简要述评。 一、关于农民运动的起源 西方学术界大致存在下列三种观点： 1.社会经济结构失衡说 美国学者斯考切波提出：“是某种社会结构因素，或某种历史环境，助长农民革命呢？又是那种社会历史因素，会抑制和阻止农民革命呢？”②她认为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压榨和剥削，导致国家权力的崩溃，此一结构性因素，促成广泛且不能避免的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社会革命。她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美国学者丹尼尔·利特尔指出，大多数学者倾向认为中国民初时期农村经济是处于静止乃至恶化的情形，这也是农民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③杜赞奇则从社会秩序失范作了论证。他指出清末民初中国国家权力的扩大与深入，既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又破坏了农村既存的权力文化网络。原有社会秩序的破坏，致使农民暴露在土豪、恶霸与贪污腐败的地方政权剥削之下，国家既未加深对地方的控制，反而愈益与社会隔难，这就是国家内卷化，农民运动由此而生。④法国学者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也持相同的观点。⑤ 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质疑。黄宗智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结果有许多种可能性，应注意客观结构与行动者主观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⑥白凯认为，“小农生产的特性决定了除养家糊口以外的剩余十分有限，因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产量稍稍下降，也很容易引起针对收获物的激烈斗争。”⑦萧邦齐也认为农民经济困苦，并不是农民运动的唯一理由，因为没有精英的领导，农民即使再困苦，也不见得会起来革命。⑧而布鲁斯·拉西特和马若孟的研究也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农民土地占有恶化的情况并不像有些文献表述得那样严重，应该小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农民劳动所得比上交的要多。⑨法国汉学家毕仰高认为，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不一定会产生相应的社会运动，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运动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⑩ 2.传统道义被侵犯说 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有着自己对传统“道义”的认识和判断，当自己的“道义”被侵犯之后，通常会走上反抗之路。这种观点认为，农民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因为贫困，而是为了“维持生活道德观念”，通常这种反抗是通过“弱者武器”进行的。(11)斯科特的观点得到戴瑞福的赞同。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官逼民反，是合法的。他通过考察河北盐民运动的情况，发现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盐民生活日益困顿，心中的“道义”受到侵犯，不得不走上与国家对抗之途。(12)法国学者谢诺认为，中国农民叛乱和流行的集体行动是对地主剥削、土匪横行社会的严重不满，是合理的集体自卫策略的一部分。(13) 也有质疑道义理论的观点。陈永发认为道义理论太过于强调草根农民，忽视了其他一些影响农民起来革命的因素，如外来革命者的领导作用(14)。波拉切克通过对江西农民运动的情况分析后认为，道义理论需要更多的限制条件才能成立，革命只有在社会结构和价值系统必须保持大致一致的情势下才能爆发，“如果不是，你就无法想象利用道义观念的地方起义可以发展成为政治结盟的大规模武装革命暴动”(15)。 3.中共组织发动说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认为：“造成革命或反革命的成功状况，基本上是人们努力的成果，而非社会结构、经济或地理条件的自然赐予”。他以中共提出没收地主、军阀、劣绅、庙产等土地分给贫农为例，论证了中共成功动员农民参与革命。(16)布鲁斯·埃勒曼提出斯大林与苏联国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联合反对派的斗争对中国的农民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缺乏正确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最终结果只有失败(17)。陈永发认为是中共通过组织的力量，利用农民社会中的一切有利因素来动员农民积极参加革命，这一观点被称为“制造革命”(18)。美籍华人学者吴应銧通过对河南地区的农运史研究，认为中共在组织农民参与革命时，经济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一种是平分政策，一种是生产政策(19)。这种观点得到了西方学界部分学者的认同。 组织发动说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罗伯特·马科斯强调长期历史社会结构的积累才是引起农民运动的关键，而非党团组织与干部领导。他批评霍夫海因茨把农民运动带入错误的方向，农民运动沦为“共产主义者的农民运动，而非农民的农民运动”(20)。戴瑞福认为中国农民在受到共产党动员之前就独立自主地转向革命(21)。在考察河北盐民的暴动后，他进一步认为主要是此地素有反抗国家的传统，阶级斗争不是农民运动的主要原因，外来组织力量也只是其次(22)。 韦慕庭通过研究大量的史料后指出，在共产国际的催促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农民运动政策，但实际上从事农民运动工作的绝大部分是跨党的共产党人。(23)这一现象说明了当时农民运动情况的复杂性，这些从事农民运动的虽然是共产党人，但是他们毕竟是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从事活动的，且农运政策、纲领皆由国民党制定，把农民运动简单归结为中共组织发动，似乎不妥。 二、关于地方精英与农民运动 1.关于地方精英的概念 一部分学者将地方精英定义为外来的领导农民运动的知识分子。如史华慈认为，共产党是由一群政治目的明确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英团体(24)。这一概念被西方很多学者所认同，他们认为早期领导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本身就是农村地方精英家庭出身的成员。如萧邦齐研究的浙江革命者沈定一(25)、加比亚蒂研究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员、农民运动领袖彭湃(26)、韦思谛研究的江西地区早期共产党员龙超清等(27)。这些家庭出身较好的知识分子，一般是在大城市中求学，受革命形势的影响而入党，回乡之后开始组织农民运动。 一部分学者将地方精英定义为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在农村基层中掌握政治经济权力和政治资源的那部分人。周锡瑞认为地方精英是指“在地方上行使支配权力的个人或家庭”(28)，既可以是地方上的行政长官，也可能是地方武装团体的首领。孔飞力把接近及利用政治资源作为判断是否为地方精英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他将其划分为上层与下层地方精英(29)。这些人往往是革命的对象。再如，裴宜理认为20世纪20年代活跃在河南地区的红枪会等地方团体，是由地方精英所领导，他们对宣传土地革命的外来革命者充满敌意(30)。她所指的地方精英实际上就是红枪会、土匪等团体的领袖。 2.地方精英在农民运动中的作用 作为领导农民运动的地方精英，主要是由回乡知识分子，以及少部分的地主、富农与中农阶级所组成。萧邦齐称这些人是革命的催化剂(31)。他们到了农村后，利用各种形式发展农民运动组织，动员农民积极参与农民运动。 关于动员的方式。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赛尔登和詹森分别以“政治吸引力”和“经济吸引力”来解释中共党员发动农民运动的模式。裴宜理认为，相对于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和政治文化而言，情感工作的成功运用，是中共发动农民的重要手段，中共精英分子通常利用群众集会的机会，通过农民群众“诉苦”、“控诉”等方式，激起农民的阶级情感。(32)英国学者刘瑜重点关注毛泽东主义演说是怎样作为政治动员的方法来激发农民的感情，成功动员农民参加革命。(33)加比亚蒂认为，这些精英家庭出身的地方干部，并非机械地依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技巧去操纵人民，而是与地方农民间不断地相互适应。(34)韦思谛认为在城市中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精英分子回乡后，利用自己的关系与地位以及他们所熟悉的地方矛盾，发展革命势力。(35)吴应銧在研究河南农民运动时也发现，当时代表地方精英的革命者吴焕先和郑位三等，在开展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最初并没有宣传土地革命，而是选择了同红枪会的合作。(36)可见地方精英在开展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动员农民的方式是灵活多变的。 关于动员农民的效果。约翰·威廉姆斯以1927年春河南确山农民暴动事件为研究对象，指出一些共产党员受党组织委派回到故乡利用同乡、同学等私人关系，积极开展当地党组织创建工作，并与群众武装组织红枪会进行联系，促成确山暴动的成功，证明了地方精英的私人关系在早期农民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37)小安格斯·W. 麦克唐纳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时发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的农民运动干部是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这些地方精英往往是农民运动发生的关键。(38)一些西方学者指出，农民之所以能够被地方精英所动员，很少部分是出于对共产主义革命的信仰，而更多的是对地方精英崇拜。毕仰高、裴宜理等基本持类似的观点。 那些被作为革命对立面的地方精英则对外来的革命者持抵制态度，通常利用各种手段同革命群众相对抗，有时不惜诉诸武力。裴宜理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淮北地区的红枪会等农民自卫团体的分析发现，这些武装团体由地方精英所领导，平时担负保乡卫土的任务。当革命兴起后，这些地方精英将外来宣传革命的干部群众视为最大的威胁，处处与之对抗(39)。荷兰汉学家田海指出：对各种形式的暴力使用，曾是精英阶层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地方精英为实现自己对乡村的控制时，对使用暴力并不吝惜。(40)但是，在革命形势面前，这些处在革命对立面的地方精英往往顺应革命潮流，选择同革命者合作。如吴应銧指出，河南地区的红枪会首领，经常选择同革命力量合作，曾经担任过红枪会首领的吴芝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41)。罗曼·斯拉文斯基的研究，也证明作为地方精英的红枪会首领，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往往倾向革命(42)。 三、关于农民参与革命的动机 关于农民是否有革命动机问题，美籍德裔汉学家魏特夫等学者认为，中国革命是一场受苏联影响的知识分子操弄的政治运动，群众是被动的，农民参与革命没有动机可言。(43)这个观点受到了费正清的批评，他认为中共的土地革命与民族主义政策，满足了贫苦农民与知识分子的要求，农民的政治境遇和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广大群众能够从革命中获益，这是他们支持中共并参与革命的重要原因。(44)石约翰认为与其说是中共动员了农民，不如说中共赢得了民心。(45)米格代尔认为，农民最初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不是出于远大目标，而主要是由于日常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及这些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农民渴望尽快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农民联合起来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他们甚至也不奢望在新政治中心的决策过程中扮演有影响的角色。相反，他们只是渴望某种让步，以帮助他们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政治组织吸引农民参与政治领域活动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政治组织向农民提供的物质刺激。(46)在大革命中，这种现象表现得比较明显。 有学者认为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主要是受内心道义法则的驱使。戴瑞福认为中国的民间风俗和地方文化，对农民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认为农民参与革命的动机，受心中道德经济的影响，有自己的一股动力，表现出来的革命形式不是自上而下的运动，恰恰相反是自下而上的活动。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河南濮阳盐民暴动时，农民参与的动机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更重要的是受内心的道义法则的驱动。(47)荷兰学者张鲍辉赞同戴瑞福的观点，并利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对1926年至1934年期间湖南和江西的农民运动进行了研究。通过比较发现湖南的农民运动几乎没有经过外部动员便开展得如火如荼，而在江西尽管红军采用了非常强烈的动员方式，但是农民参加革命的热情仍然有所保留。他认为两地农民革命方式的不同是因为农村社会合法组织结构的存在，农民参与革命的动机是试图推翻不合理的农村社区组织架构。(48)这说明农民心中的道义法则是他们参加革命的主要动机。 有学者认为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主要是追求经济利益。吴应銧通过研究河南农民运动后发现，农民参加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个人利益的驱使，“农民不仅试图保护自己的生存，他们还愿意藉由长期或短期、个人或公共的投资，来提高他们的生存水准”。他们参与革命的关键在于革命者能否满足其具体与迫切的要求。而他们也能够依据“具体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判断，来为他们个人及家庭追求最大的利益。(49)斯考切波也发现，当农民发现在当地经济和政治情况下，通过参加革命他们就可能实现具体的目标——通常包括获得更多的土地，或者可以留下更多的劳动成果，参加革命具有明显的经济目的。(50) 四、关于农民运动发生的地点问题 什么地方容易发生农民运动？这是西方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有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使某些地方成为革命的发源地。小罗伊·霍夫海因茨在研究大革命农民运动时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态与接受共产思想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革命成功的区域多是党组织活动卓有成效的地方。但是霍夫海因茨也确认有若干地区是例外，麻城及其邻县黄安便是其中的两个，都位于将湖北和长江流域与华北平原分割开来的大别山地区，它们是“革命温床”，在这些地区革命发展迅猛。(51) 裴宜理也非常关注一些“边沿地区”农民暴动发生的情况。她发现淮北地区是捻匪和红枪会的发源地，100年来都是动乱之地。在该地区，有它特殊的地理环境，有一种经济社会不稳定和对农民无保障的地理因素，土地贫瘠，灾荒频发，生产力低下。这种贫困的地域最容易让贫困农民铤而走险，暴动频繁。(52)裴氏的研究在加拿大华裔学者陈志让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陈研究湘鄂川地区的革命发生时发现，该地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该地农民的苦难主要来自军阀与国家的剥削。当外来的革命者稍一动员，农民运动便迅速兴起。(53) 罗威廉选择麻城作为案例来探讨农民运动爆发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他通过700年麻城民变的考察认为，麻城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的流血事件，是由于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位置以及其特殊的文化传统。麻城位于大别山南麓，有若干穿越这座高山之要隘，自古以来是兵匪藏匿之地，成为暴乱的源头之一。而除地理因素外，特殊文化传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麻城历史上，有两个特殊的暴力文化模式，一是崇尚英雄、武侠、好汉，二是对鬼神的敬畏。正是这两个因素使得麻城成为20世纪20年代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54)罗伯特·马科斯通过对海丰县300年的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分析，指出地主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过度的压榨剥削、阶级关系、阶级意识、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等等构成导致该地农民运动的社会经济条件，而这些正是该地长期积累的结果。(55) 有学者认为，有城市知识分子传播革命种子的农村地区往往是革命发生的地点。吴应銧在《发动群众》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如果要寻找革命活动地点，应该注意“城市外围”地区。第一，城市外围地区有其特殊条件，有利于革命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早期发动革命，大都利用学生和城市知识分子作为“播种工具”，而城市外围村镇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在城市接受革命洗礼的，他们是城市中共组织和农村革命的桥梁，也是他们把革命的种子带到城市外围农村去的。第二，城市外围阶级矛盾尖锐，中共有机会利用这种阶级矛盾去发动附近山区的穷困农民。第三，城市外围的农村是理想的革命根据地。城市是交通要道，是军事重点，要包围城市，中共的革命视线是离不开城市的。因此研究农民革命的重点不能放在农村，城市给革命活动带来革命组织、思想意识和领导人才，农村给革命供应人力物力。在有利条件下，革命则伸展到城市，无利条件下，则退缩到农村，所以城市与城市外围的农村在革命过程中的密切联系，是值得学者再深入研究的。(56)小安格斯·W. 麦克唐纳对湖南农民运动起源研究，则证实了1926年湖南兴起的农民运动，正是发生在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而这些革命的发生，恰恰是城市具有革命思想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回乡后发动组织起来的。(57)这也证实了吴应銧的观点。 五、国民党与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展开的，国民党作为革命的主要领导者，领导组织农民运动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西方学界对国民党和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关系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很多，大概因为从事农民运动的主要是共产党员而把国民党忽略了的缘故。 韦慕庭通过对广东省1924年到1926年期间农民运动的考察，详细阐述了国民党在开展农民运动过程中所做的各种工作。作者从四个方面考察了国民党在广东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第一，概括了孙中山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思路，指出孙的目的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具体方法是通过核定地价和和平赎买的方式来实现，很显然孙并不赞成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实现其目的。第二，客观评价了国民党在开展农民运动中采取的各种措施，指出国民党中央成立了中央农民部专责农民运动，发表了一系列的宣言，创办农民运动刊物宣传国民党的农民运动主张，成立了专门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机构，派遣农运特派员赴各地宣传、组织成立农民协会等，有效地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开展。第三，对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了高度评价。他通过对历届农讲所的毕业生在毕业后从事农民运动的工作成效考察后认为，农讲所为广东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正因为这些组织者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得广东农民运动取得巨大成绩。第四，揭示了广东农民运动迅速发展的原因。这主要包括：一是国民党中央对农民运动的高度重视；二是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组织者卓有成效的工作；三是农民能够从运动中得到实惠；四是得到了政府武装力量的支持，这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条。(58)韦氏的文章对我们了解国民党如何开展农民运动是很有帮助的，改变了农民运动就是中共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 韦慕庭在另一本书中详细研究了国民党农民运动政策的转变，认为广东省开展的农民运动主要是以减租为主要诉求，并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支持；随着北伐进到两湖地区时，农民运动开始由减租运动发展到土地革命，这与孙中山期望用和平手段解决土地问题的初衷不符。同时由于两湖地区农民运动已经出现失控的现象，武汉国民政府试图控制农村革命，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制定了7个议决草案，但有的被“搁置”，有的未能通过，有的通过也无法公布，成为一纸空文。(59)小安格斯·W. 麦克唐纳在研究湖南农民运动时发现，当农民运动从减租运动发展到土地革命时，遭到了地方精英的敌视和破坏，而这些地方精英与国民党上层及其领导的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发生了变化。(60) 六、关于土豪劣绅 关于土豪劣绅的概念。萧公权认为土豪指所谓的“光棍”之类的地痞，他们大都没有恒产而遍布各乡村及城镇，因为成群结党欺压良民的劣行，官方文献常把这些人等归类为“莠民”。劣绅通常指行为不检的绅士，与遵守礼法的绅士成对比。所谓劣绅的恶行包括：压榨善良乡民、挑起邻里村民间的官司、拒缴赋税或私自征收杂税、提供非法者保护所、破坏人伦关系、以制造各种事端妨碍社会的和谐安宁等等。(61)美国学者孔飞力的观点与萧公权相似，认为土豪指的是地方上运用权势或其他非法手段，凭借土地资产租佃而致富的人，有时特指那些凭借军事力量横行乡里的恶霸。劣绅则指与正绅相对的概念，他们常勾结胥吏、包揽讼词、欺压百姓或聚众抗官，一般指乡绅及监生。(62)黄宗智认为，土豪劣绅主要指的是地方恶霸和村落豪强，他们凭藉掌握农村基层政治及经济资源而鱼肉乡里。(63) 关于打倒土豪劣绅的必要性。小罗伊·霍夫海因茨赞扬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打开了一条农民运动的新路径，即由“痞子”、“贫农”作为乡村农民运动干部的基础，发动对土豪劣绅的斗争，进而夺取乡村政权。(64) 关于打倒土豪劣绅的经过及影响。小安格斯·W. 麦克唐纳通过二手资料统计出1927年4月到5月共有119名土豪劣绅被杀，与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田中忠夫的统计数字相同。(65)英国学者方德万认为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张扬的是一种暴力文化，而这种文化在农民运动打倒土豪劣绅中发挥到了极致(66)。韦慕庭以中共高级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为例，证明湖南农民在打倒土豪劣绅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法行为”，直接引起了军队的不满，由此导致了马日事变的发生。随后何健、朱培德分别在湖南和江西开始“清党”，1927年7月中旬国共两党正式分道扬镳(67)。 七、存在的不足及启示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西方学者的研究呈现出从宏观的“大理论”研究转向微观的地方研究的特点。这种地方研究不是某个学派、某些特定学者或某种理论，更多的是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视角或方法。(68)但这种研究转变也存在下列明显的缺点。首先，研究过于集中在几个特定的地区。就西方学者研究的成果看，主要将重点集中在广东、湖南、河南及周边地区，这对全面理解当时的农民运动状况显然是严重不足的。中国农村范围之广、情况之复杂，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农民运动的发生发展的原因及情况自然各不相同，期望对某个特定区域的微观研究来反映整个国家农民运动的全貌，显然有其局限性。其次，太过于重视上层领袖的活动和策略。西方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少数农民运动领袖人物，特别是彭湃、毛泽东、方志敏等耳熟能详的人物。诚然领袖事迹固然重要，但分布在广大乡村的众多的基层干部的所作所为，可能才是推进运动方向、形塑运动特征的主要动力。最后，没有或很少使用新发掘的史料。20世纪90年代，保存在台湾的“五部档”和“汉口档”等原始档案资料陆续对外开放，其中与农民运动直接相关的就有2000多件，但是使用这批资料的学者寥寥无几，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学界对中国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研究既有明显不足，又有其独到之处。总结其得失，对推进国内学界本领域的研究而言，至少有下列三点启示： 第一，必须发掘和使用新史料。西方学界在史料发掘、数据整理、案例分析等方面应该说花了一定的工夫，其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科研价值。但是还有更多的史料需要进一步发掘和使用，如前面提到的“五部档”、“汉口档”。这一点国内学界尤其值得注意。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学界多少存在由于急功近利心态导致的第一手材料掌握不足、成果低水平重复等问题。若能注意借鉴国外同行的细致认真，重视第一手档案资料的发掘与使用，国内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研究的整体水平将有可能进一步提高。 第二，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知识来研究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借助社会科学的统计、数量、田野调查等，使相关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国内学界应更为全面地容纳多元路径，重视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重视吸引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入其中。 第三，在研究视角上应注重部分和整体的结合。在过去30年里，西方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农民运动时，经常选取一个地区进行微观分析，往往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而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国内学界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应在借鉴西方学界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将农运领袖和普通群众相结合，将农民运动典型发展地区与其他地区相结合，才能准确揭示整个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历史进程。 注释： ①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eds., 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Armonk: M. E. Sharpe, 1989), pp. 3—33; Kjeld Erik Brodsgaard, "China Studies in Europe" in David Shambaugh,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eds.,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cies and Prospects(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35—64. 这些成果主要对西方学界1980年前对中国农民运动的研究进行介绍。在中国，台湾学者陈耀煌的《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68期)，美国学者吴应銧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农村革命提出的一些问题》(收入曾一士主编的《“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国立”国父纪念馆，2005年)；大陆学者樊翠花、王鸿斌的《国外关于清末民初乡村民变问题研究述评》(《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等对此进行过评介，均未能反映西方学界研究的全貌。 ②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 B, Russia and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30. 此书中译本为：［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等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50—178. 此书中译本为：［美］李丹著，张天虹等译：《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④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50—251. 此书有中译本为：［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⑤［法］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56—687页。 ⑥Philip C. C. Huang,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17: 3(July 1991), pp. 324—327. ⑦Kathryn 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840—1950(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Introduction"此书中译本为：［美］白凯著，林枫译：《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⑧R. Keith Schoppa, "Contours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a Chinese County, 1900—1950,"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 4(November 1992), pp. 791—794. ⑨Bruce M. Russett, "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 The Relation of Land Tenure To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XVI, No. 3(1964), pp. 450—452；［美］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0—257页。 ⑩Lucien Bianco, 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Armonk: M. E. Shape, 2001), pp. 145—165. (11)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Subsistence and Rebellion in Southeast Asia(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这两本书的中译本为：［美］詹姆斯·C. 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美］詹姆斯·C. 斯科特著，郑广怀等译：《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译林出版社，2007年。 (12)Ralph A.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easant Protest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28—340. (13)Chesneaux Jean, Peasant Revolts in China 1840—1949(New York: Norton, 1973), pp. 165—200. (14)Yung-fa Chen, Gregor Beton, Ralph A. Thaxton, Mor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Critique(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986), p. 11. 陈永发虽为中国台湾学者，但在美国攻读博士及从事博士后研究，其博士论文及相关成果在美出版，故将其成果列于西方研究成果范围。 (15)James M. Polachek,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Kiangsi Soviet(1928—1934),"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 4(November 1983), p. 825；参见王才友：《50年来的江西苏区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16)Roy Hofheinz Jr.,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5—26. (17)Bruce A. Elleman, Moscow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st Power in China, 1925—30: The Nanchang Uprising and the Birth of the Red Arm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321—325. (18)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8. 这部著作虽然主要论述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农民动员情况，但也对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进行了阐述。 (19)Odoric Y. K. Wou,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61. (20)Robert Marks,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 1750—1930(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Introduction" PIV. (21)Ralph A. Thaxton, China turned right 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Ralph A.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p. 328. (23)［美］韦慕庭：《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年》，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67—369页。 (24)［美］本杰明·I. 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30页。 (25)R. Keith Schoppa, Blood Road: 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此书中译本为：［美］萧邦齐著，周武彪译：《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26)Fernando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7)Stephen C. Averill, "Local Elites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the Jiangxi Hill Country," in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82—304; 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28)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p. 10. (29)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4. 此书中译本为：［美］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30)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23. 此书中译本为：［美］裴宜理著，王平等译：《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商务印书馆，2007年。 (31)R. Keith Schoppa, Blood Road: 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 pp. 51—67. (32)Elizabeth J. Perry, 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ume 7, Number 2/Summer 2002, pp. 111—128. (33)Yu Liu, "Maoist Discourse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Emotion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vol. 36 no. 3, May 2010, pp. 329—362. (34)Fernando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p. 124. (35)Stephen C. Averill, "Local Elites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the Jiangxi Hill Country," in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pp. 285—300. (36)Odoric Y. K. Wou,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p.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