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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沙龙（10） 阅读书目：《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黄道炫著，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主持人：唐仕春 报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研究员 主持辞 在《近代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会上，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预测未来史学界有可能突破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革命史，黄道炫研究员的新作《张力与限界》这本书堪为代表作之一。这本书是否会引起我们对历史认识产生革命性变化，能否在革命史甚至近代史领域或更宽广的领域产生燎原之势，欢迎大家发表看法。正如黄道炫研究员在书中所说，原初的历史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有距离的。这次青年读书会将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报告辞 第一，我先对这本书的书名做一个解释。书名中的“限界”区别于“界限”，因为只有限界才能与张力对应。我在燕山大讲堂对“张力”这个词作了历史的解释，在1930年代美国一个文学评论家把“张力”这个物理学名词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他认为“张力”是内聚力和外延力的总和。“张力”最能体现中共在1930年代从极盛到迅速溃败的紧张和复杂状态，这个时期也体现了“限界”突破的过程。《张力与限界》这本书主要是在论述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张力”是背景，“限界”才是主题。 第二，这本书为什么选择“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这个切入点？我毕业时做党史，后来转入民国史领域，现在又转入党史领域。后一次转变比较困难，当你习惯了民国史的话语系统之后，很难找到切入党史领域的“点”，因此我一度很困惑。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选择了中央苏区这样一个切入点。就中央苏区做一个全面梳理，我的能力不足，因此选择了一个限时限地的切入点。这个“点”既有利于做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景式的展现，也容易在技术层面进行把握。中央苏区这样一个切入点是1930年代革命的一个中心，所以它又不是一个边缘化的点。从另一个角度看，选择这样一个切入点也容易掉入一个陷阱：在这个切点上的结论能够成立，一旦放入整个时代背景中进行检验，就容易出问题。因此，为了弥补这一缺失，我又做了三年内战的研究。我选择三年内战作为研究内容而非抗日战争，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是在一个非常规的背景下进行的抉择，是一个被动的妥协。中共在抗战时期实行的许多政策都不能代表其阶级立场、共产国际立场的本质性要求，所以一旦抗战结束，有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中共就马上恢复了他的阶级立场，比如土改问题。因此当我进行完三年内战的研究后，我对苏维埃革命的判断就比较有自信。我在《近代史研究》发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文章时，还是比较强调“左”的路线对苏区革命的影响。但在这本书里，基本上放弃了“左”的概念，这些变化根源于我对三年内战史研究。另外，在从事三年内战史研究中，我认识到在原则不变的情况下，一些微小策略的调整都能带来不同的结果，这些微小的变化也可能引起我对“左”概念的放弃。但是我认为很多微小的变动还不足以导致30年代苏维埃革命失败的结果。在依靠武力决定一切的30年代，很多政治、社会等政策的调整可能远远不会产生我们所放大描绘的结果。 第三，本书出版三个月的反思。我对这本书的出版，有一种婴儿呱呱落地的感觉，甚至会更加兴奋。但这种兴奋持续一两天之后，我就开始反思。我在出版之前、之后，感觉到最大的问题是：我可能因为力图改变过去对苏维埃革命的一些写法和思路，而相对忽略了苏维埃革命乃至共产革命本身的反思。也就是说，对于苏维埃革命抱有过多的同情和理解，而批评、批判的地方少了一点。当作者被社会看做某一场运动、某一个群体的辩护士，这应该是史学工作者很大的失败。因此，我尽最大可能避免这种可能性，从而进行适当的反思。另外，书前我没有做学术史的回顾，书后我也没有做参考书目，这是我的选择，因此我也准备承受来自各方的批评。 自由讨论与回应 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胡永恒博士从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史学研究者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关键是应该时时警惕、处处克制自己的政治倾向，黄道炫对此有充分自觉，并做了较好的平衡。其次，苏区史研究正处于范式转换过程中，主要转向社会史，何友良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史》算是一例。他认为黄道炫的这本书是称得上这个“范例”的研究成果，较好地实现了社会史与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的融合。他还认为，黄道炫的这本书从国共两方面去阐释中共革命的“张力”、“限界”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或许可算作“大民国史”的研究方法，即从整体史的视角出发，不局限于仅从苏区一面看苏区史，而是从国共两方面乃至多面看苏区史，将苏区置于民国的大时空中进行叙述和分析。再次，胡永恒指出，作者用时间十年时间沉潜于这样一个题目，在其中灌注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人世感悟，更能感受到历史深处隐约而真实的脉搏声。 《近代史研究》副主编谢维编审就黄道炫的这本书谈了三点看法：第一，中共党史因为与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只能表现历史一定的面向，学术研究应该区别于政治，因此非常有必要重新考察建党以后到1949年之间28年的中共历史，以区别于从政治结论出发研究中共历史的取向。第二，党史研究容易产生一个弊端即后见之明，比如史学研究者常把三大战役时期的中共军队的战斗力放置于前几个时期，从而忽略了战斗力的历史性变化。第三，黄道炫《张力与限界》这本书的主题是：探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历史研究有时候没有必要探究原因，与其讲原因，不如讲动机，讲讲“心路历程”，即关键人物在决策中有什么具体的考虑。 黄道炫回应说，“不要去寻找原因”确实是一个睿见，但历史发展肯定是有原因的，作为史学研究者首要解决的就是“为什么”的问题，但是历史研究的落脚点不能过多的放在“为什么”上。在《张力与限界》中，我已经放弃了之前以探究原因为中心的写法，尽可能的面对原初的过程。但作为阐释者、阅读者在面对这个过程时，必然要分析原因，这是人类思维的本能。 史料、史实与表述 吴敏超博士谈了自己的三点感受和看法：1、史料剪裁与运用非常精当。作者使用了丰富的史料，但可贵的是与史料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始终站在一个比较主动的位置上去分析、使用史料，并没有被史料牵制太多。在此基础上，作者做了很多理性的、开放性的论述而非结论，留待读者去感悟。并提出问题：当研究者面对史料尤其是很复杂的史料时，应采取什么态度？2、全书架构精心。提问：《张力与限界》的第5、6章是早有计划还是有什么机缘背景？3、《张力与限界》一书语言精致、干净，可读性强。提问：文学等其他领域的阅读能够给史学研究者带来什么获益？ 黄道炫回应：关于史料的处理方法，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多读，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史料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无可替代。“资源陷阱”一章是我一开始就注意的问题，很多问题都是围绕这一章而展开的。我读书比较广泛，但到了近代史所以后，阅读面就狭隘了，虽然能力提高了，但思想背景却在落后，这是很可悲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邱涛博士提出提出两个问题：在没有全面掌握史料的情况下做出的成果，如何面对新史料的发现？我发现本书引用关于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材料不多，如何处理材料可能出现的缺陷问题？ 黄道炫回应：如果出现新材料能够证伪，你只能接受。在写作过程中，你只能去尽可能的搜集材料，这当然需要史学工作者很高的修养和判断力，史学工作者的自信也来自这里。联共的材料，对于我要处理的问题不是很致命。苏联态度固然很重要，但是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是有调整的，苏联能够放手中共根据自己的情况处理问题，当然人事问题还是掌握在苏联手中，但是这对于中央苏区革命不是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永副教授认为，在苏区，为什么让博古掌握最高领导权？我认为，在这过程中，史料应该是有缺失的。从博古的经验、能力方面考虑，他都不足以承担最高领导权。 黄道炫回应：这涉及复杂的人事关系。在这方面，我没有很深的研究。在苏区的政治局委员排名里面，博古是第一位的。在中共的组织系统里面，这意味着授权。这样的排名，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博古虽然不是驾驭这样重要历史时期的合适人选，但历史把他们推上去了。这是我的推测，没有资料证实。 张永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必然的。我想说的是，中央苏区有没有可能通过策略的调整可以取胜？黄道炫回应：我们论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在预先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进行的逆推。你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历史发展的可能性问题。但是，换个角度说，中共出走江西，不一定就是失败。中共八万人撤退，全身而退，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在当时的情况下，总趋势是不利于中共的，历史应该会向着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方向发展。在此趋势下，中共有着自己的选择，他选择了保存自己。蒋介石自己也有自己的选择，他想彻底消灭中共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赣南“放水”，这一点已经得到史料的证实。我认为中共离开江西，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 张永认为，国民党运用碉堡战的策略是不能把中共消灭的，只能是把他赶走。为什么在解放战争时期没有采取这种办法？ 黄道炫回应：碉堡战只能在江西的那个时空背景下才有可能实行，碉堡战不适应流动状态的战争，比如游击战。 长时期、多角度观察中共革命 彭春凌博士从思想史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近代的一个关键词是革命。应该将中央苏区的革命放在近代革命的脉络中进行再思考，这样问题性会更突出。在写这段革命时，应该考虑大众媒体对苏区革命的宣传，苏区革命是怎么被想象的，又是怎么被大众媒体理解的，我认为在党史之外做一个思想史的探讨，比如晚清以来提出的合群思想与30年代中共动员、整合社会的努力，就是前后相关的历史发展过程。 黄道炫回应：如果要对1910到1949年代的革命进行梳理，至少要有三本著作，第一本就是1920年代的思想革命，第二就是苏维埃革命，第三本就是1938年以后，中共走向农村以后的壮大过程。我下一步就打算做1938年到1948年革命。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就意识到革命的历史性问题，这本书在这方面的不完整是在我心理接受范围内的，我不求全，宁愿以这样的方式去接受批评。关于大众媒体的书写，比如国民政府做的一些调查报告，我将之作为资料使用，但我没办法处理大众媒体的书写问题，实际上也是被迫忽略的问题。 中央苏区的财政与后勤补给 近代史所任志勇博士认为，当时苏维埃中央是唯一发行不可兑换纸币的政权，这种行为已经打乱苏区的经济秩序。从财政的角度看，即使中共不是处于军事的失败境地，他也必须离开江西，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经济上获得一种解脱。所以，红军离开江西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你怎样看待中共的军政和民政、后勤的关系？ 黄道炫回应：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书中有一章讨论，并做了一些实证性的研究。用“民穷财尽”来描述苏区的状况是不为过的，因为苏区供养着十万军队，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这本书的落脚点是赤白对立，这是我的一个设计。当然，赤白对立不仅仅发生在苏维埃时期，在后来的中共也存在这种现象。这种赤白对立是一种区域对立。 任志勇又说，黄巾起义等运动的后勤不是在后方，而是在前方，他们通过不断的占据资源实现自己的补给。中共的后勤也类似于此。 黄道炫回应：是的，中共的后勤是流动的。我最近也在做三年内战时期的中共后勤。中共后勤做得非常细致、完善。资源永远是一个动员的过程，当然这个动员也需实力做后盾。 土改的作用有多大？ 近代史所副所长汪朝光研究员认为，历史存在许多可能性，最终是个选择问题，所以历史的本质只能是后见之明。因此，看书、读文章，我只关注史实和过程，不怎么注意结论，有时不同的史实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所以，将历史视为科学，有一定的困难性。历史可能性涉及的是历史的主体，而历史的主体是人，人不可能在固定的限界内做所有的事情。 历史是需要大量阅读的学问，通过读书可以充分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通过读书可以增强对历史的感悟。我在26年前，看张炜的小说《古船》，描述了胶东土改，使我对文学深有感触，有时候文学艺术对历史现实的反映超过历史本身。 我想提问两个问题：第一，第五次反围剿研究是一个特殊性研究，左倾路线使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你这本书把它还原为一个一般性的研究。我认为，这种特殊性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存在的。那么，在一般性之外，你认为这个特殊性还有没有意义？第二，在史学界，对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研究成果很多，对第四次围剿和反围剿这样一个关节点的研究语焉不详，你有什么见解？ 黄道炫回应：王老师在提醒我，我们所了解的史实只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这也符合一句话：历史只有逗号没有句号。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特殊性问题，这是一个我回避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的研究中不那么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这种特殊性的意义不是很强。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关节点，我知道这是一个缺陷，但因兴趣不同，没有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汪朝光：我认为，土地革命对战争的直接帮助是有限的。否则，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越往后中共对土地革命就越谨慎。解放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土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进行的土改，受伤害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刘邓大军，因为社会动荡，军粮征不到。所以毛泽东主张要减租减息，后来减租减息也不做了。因此，土地革命对中共革命头等重要的意义有理想的层面，它是号召群众最有效的手段；它是革命成功最重要的法理基础，它的合法性、合道性非常重要，否则土改就是一种流寇式。所以土地革命一定要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理解。 黄道炫：我的研究和你的看法基本一致，一定要注意革命的理念和合法性问题，不能仅从土改的效果去衡量。 汪朝光：任志勇所说中共后勤补给需向外扩张。我想这应该发生在红军或苏区时期。我认为，在内战时期，根据地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中共的资源补给大部分还是依赖自己，而不可能完全依赖征发。在这方面，学界研究明显不足。对军队后勤的研究，我们不应该只看装备是否先进，更应该注意它的实用性。 张永：有一种说法很有见地，土改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 黄道炫：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土改确实造就了一个农村的权力阶层，但同时也造成了一批反对势力，这两种势力基本是均衡的，其中绝大部分人持中立态度。我比较注重思考土改中的动员和组织，实际上，中共从土改获取的利益还是比失去的多一些。 汪朝光：土改确实打破了既有的权力体系，缔造了一个新的农村社会组织形态，而这个社会组织形态是中共可以控制的。这样一个社会组织形态只有在中共建政之后，才能充分突显它的意义；在建政之前，这样的一个组织形态，在形成过程中，很有可能使中共得不到政权，因为它会在社会上造成太大的反弹。毛泽东恰恰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内战的时候，在胶东土改中有意识控制这个问题，不让它影响中共夺取政权的步伐。一旦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就利用土改来维系政权。（供稿 刘春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