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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不算是一本很新的书了。2005年，现在的东京大学大学院总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川岛真先生，还在北海道大学任教，当时他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历史系，就是带着这部出炉未久的著作而来的，接连几场报告的内容也多围绕本书展开。在日本，该书刚一出版，即被誉为“在时代语境中把握中国外交官为追求在国际社会中的文明国地位而创立制度和政策的力作”，一举斩获日本学术界分量至重的“三得利学艺奖”，同年加印发行，后又再版，就笔者目力所及，日文书评大大小小已不下十篇。不过，国内学界要消化这一部近七百页的大书，显然需要更长的时间。在它的中文全译本出现之前，许多久闻其名的读者也只能靠零星的译介和引用窥其一斑。 本书非常适宜与两年前出版的、台湾政治大学唐启华教授所著《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一书并看。两部著作的研究视线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中华民国前期，即一般习惯所称的“北洋时期”，并给予当时政府外交迥异于传统的评价。长期以来，“革命外交”一直是作为近代外交史叙事的主角出现的，国共两党尽管在政治上互为敌手，却在历史观方面享有许多共识，比如奉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为正朔，将北洋政府定位于反革命的一方。“北洋”形象的整体负面化，也包含了对其外交成绩的评估，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冠之以“卖国外交”、“屈辱外交”、“弱国无外交”等帽子。不过，曾几何时，“北洋”的面相开始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从学界、读书界到民间皆有所反映。具体至外交领域，2004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以“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的同名论文集可以说基本反映了对此课题的最新思考。据编者介绍，“解释北洋外交的本来面目，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是本次会议论文的一大特点”。重估“北洋外交”或尚谈不上蔚为潮流，但在两岸学界，及至日本、欧美，都已经能明显感觉到此种风气。参加此会的几位海外作者，如川岛真、唐启华、徐国琦、王栋等人的研究专著也陆续被引介进来。由此看，“北洋外交再研究”不能说是一种孤立的学术现象。 唐启华毫无隐讳地指出，革命党利用宣传舆论抨击北洋外交卖国，局外人不知真相，常被误导，其书的一个研究目标，即在于“探索史实与神话之边际”，检讨诸多写进教科书的宣传与神话之谬误，减少政治对历史的滥用。川岛真同样承认，自进入研究课题以来，始终有两个问题念兹在兹、不能释怀：一为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如何形成并得以维持；二为阐明国民党和共产党谈论的中国外交史与外交档案之间的错位。他并且注意到，中国大陆随着民族主义高涨，近代外交史研究转向活跃，而研究取径也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本书至少有两处提到了同一部中国电影——《我的一九一九》，这部以民国外交家顾维钧为主角的影片描述了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历史，没有像从前那样把北洋外交视同“卖国”，对拒签凡尔赛和约的评价颇为正面，片尾更打出令人振奋的字幕——“中国人终于第一次向列强说不！”川岛真对此印象至深，尽管这部电影公映的1999年，巧合地发生了刺激国人神经的国际事件，影片主人公历史形象的某种“反转”，也不过是了无多少新意的民族主义立场的表达，但这没有妨碍有心的海外观影者从中找到乐见的部分，进而喻之为“对外交史重新定位的象征”。这样可爱的误会，不知道是文化语境差异造成的隔膜，还是作者有意无意顺势而为，在读者看来，好像是给外交史研究与政治的亲密关系加上了一个别有意味的注脚。在历史学知识更新方面，学术界领先于社会的时间差，或者说，在学术研究的递进程度与容许其普及于大众舆论的政治氛围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不合拍。 川岛真著作讨论了近代外交的方方面面，而贯穿其间有一个明显主轴，即负责中华民国前期外交的年轻外交官所具有的“近代”意识和建设“文明国”的志向。这里的“近代”概念，并不简单对应“近代化”理论或发展阶段理论中的“近代”，而专指中国外交官意识到的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社会范式及其所实行的外交。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不同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投射于历史中的“外交”，以致各时代的外交史叙述都反映了政治性，外交实相被隐没在“反帝”、“近代化”、“国家独立”这些跟正统性相关的论点背后；本书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远离各种后起的“评价类”话语，依据档案揭示“事实”，发现存在于民国外交官头脑中的“近代”概念，进而论述它何以成为追求的目标、如何构思并推行的。本书第一部“‘近代’外交行政制度的确立”、第二部“‘文明国化’与不平等条约的修改”，分别从制度与实践两个角度论证了全书的一个基本假设：当时外交官确立了“文明国化”的目标，即追求文明国地位和国际社会成员资格（fullmember），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中可以看到“近代外交的形成”。具体而言，“文明国化”趋向最早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举国形成潮流则是在清末新政时期，1899、1907年清政府两次参加海牙和会，都对外交官世界观的转化和“文明国化”使命感的酿成产生影响。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已清楚意识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从文本、程序、价值观多个层次接受国际法，参与国际会议和组织，继而发起修约运动，为收回主权不懈努力。 尽管川岛真以实证方法重构外交史为己任，再三声明无意“重新评价”民国前期，不过由“文明国化”视点出发的一系列观察，恐怕也不能尽去重估的意味。此前佐藤慎一从知识人角度描绘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接受作为普遍规范的万国公法的过程，其意在“反抗”在日本国内长期占据主导的左翼史学话语，将对“废约史”的理解放在“文明国化”脉络中展开，最具“近代主义”的立场。严格而论，这是一部属思想史范畴的著述，但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川岛真将“文明国化”当作关键词之一，也是直接受到佐藤启发的结果。稍微了解日本史的读者，对明治时期的“条约改正”运动都不会感到陌生。大河剧《坂上之云》里面，有留美背景的新锐政治家高桥是清说道：“制定宪法，召开国会，让世界看到日本是文明的国家，得到全世界的认同的话，治外法权才会消失吧……”这样带着憧憬的话语正代表了“开国”后的日本意识，如不具备文明国要素，就不能被视为国际社会成员，因此着力健全国内法，以期达到“国际标准”，实现修约目标。在川岛真观照中国外交的视野中，明治时期的日本相当于一条潜在参照线，时序或有参差，而角度几乎平行，故而他在欣赏民国外交完全投身“近代”时，发出堪与日本“媲美”的赞叹。 确实，对外交官群体来说，民国前期大概是近代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川岛真自信地认为，“外交官群体的职业模式”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不过，如果将焦点从民国外交家推向更大的背景，他们值得称道的职业素养、谈判技巧、人格魅力、主权意识等等，又似乎显得苍白。记得唐德刚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中国百余年来只出过“两个半外交家”，而顾维钧还得排在周恩来、李鸿章后面，只能算那可怜的“半个”。同样，依据档案、追随当事人视线去诠释近代外交的性质，在彰显内在性的同时，也可能忽略“列强”或“国际”的一面。所谓“文明国”是指具备国际社会完全成员资格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满足西方意义上的“近代”要素，这一前提已经提示了“文明国化”并非一个单向的行为。中国何时加入国际社会，是争论已久的老题目了，徐中约、张勇进、梁伯华、徐国琦等学者均各自给出过答案，“走向世界”或为不可抗的趋势，而如何定义关键性的那一步，既关系到行动主体取“被动”或“自觉”的姿态，也必须考虑为我向往的那个“国际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是否准备接受。本书意图用“文明国化”的视点，发掘在“反帝”理论下难于把握的外交特质，这一强调内在连续性的思路对于从事“外交”的特殊人群或许是适用的，但要进一步处理复杂时代语境下中外关系课题，还需更为综合的研究。 北洋时期通常被认为具有强烈的“分裂性”，川岛真质疑这一判断于外交方面的适用性：对北京政府来说，“外交”是一种寻求“中央政府”正当性的资源，而当时几乎所有政治角色（包括“军阀”在内）都未怀疑“中国”这一整体的存在，他们仍然作为中华民国的一员进行各种活动，不约而同地关注于外交问题，主张对外统一。本书第四部“外交中的中央与地方”，呈现了南北两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团等多个主体同时进行着“外交”的一幕，作者强调这里的多元结构并不是“近代与反近代”，上下的志向都是“近代”，可是“近代”概念没有开花结果，产生出一个“近代国家”，这一现象被命名为“脱节的近代”。北京政府在外交的成绩，为什么不能给政权本身加分？据本书的分析，“北洋外交”固然受到了地方和舆论的推动，但它缺乏将社会运动用作外交“后盾”的真正手段，本质上，北京政府还是一个不太进行“组织”、“宣传”、“动员”和“解释”的政权，不擅长意识形态的作业，而这些要素恰为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所共有的。 随着近代史研究视角的内转兼下移，传统外交史趋冷似已为不争的事实。在其研究领域内部，学者的兴奋点转向抽象层面的观念形态，对具体外交实践缺少兴趣，文化批评的犀利锋芒弗远莫届，甚至外交主体也被打破实体性，由民族国家转移至“文化间接触的结构”，国家政治与外交，此类曾被理解为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叙事，反而近乎有待被“拯救”的对象了。也许这不是偶然的，类似状况也发生在日本。用本书作者引述东大前辈学者佐藤慎一的话说：“中国外交史是绝学。做这门研究的就像珍稀动物大熊猫。”如此看来，川岛真的工作几乎具有“兴灭继绝”的意味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作者开始本课题研究时，东京大学已经没有正宗研究中国外交史的教授了。在日本，坂野正高（1916-1985）是与费正清同时代的标杆性学者。如果说，费正清以中外关系史为专业起点，构建起庞大的战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体系，那么，坂野凭借对清朝外交体制的全面研究，也奠定了日本中国外交史学科的基础。在后学的批判性视野中，“坂野外交史”或带有浓重的时代印记，未脱西方冲击论与“传统-近代”范式的窠臼，但他开启的外交史研究路径影响相当深远。川岛真对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藏外交档案的开拓性利用，某种意义上，等于在完成前辈未尽的遗愿，他没有忘记：“实际上将台湾外交档案介绍给日本学界，被中国外交的承担者所吸引而对其进行考察，使问题内在化的领路人，不是别人，正是坂野先生。” 如同费正清史学在美国受到猛烈批评，“坂野外交史”在日本也遭遇过类似尴尬，继而无奈式微，以至后继乏人。在坂野去世多年后，《中国外交的形成》近似于“横空出世”，令人为之一振。我们可以说，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基因足够顽强，尽管是通过“隔代遗传”的方式，仍然结出了硕果；不过本书酝酿成形在本世纪初，实已脱胎于新的学术传统，比如说在日本蔚为风气的地域（区域）史研究。本书第三部“中国‘传统’外交的潜流”，用“宗主国”、“大国化”、“空间意识”三个关键词统括主题，而其中讨论的问题，如中国对朝鲜、暹罗的外交，俄国革命前后围绕新疆的中俄交涉等，对国内读者来说也许会感觉有些陌生，它们实与日本学者特有的研究视角相关。作者关心的是，近代中国与西方遭遇后，原有连续性某种程度上被打断，该如何估计亚洲社会内部新的互动关系？在“国家”作用相对化的地域史视角下，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大课题之一——“国家建设”又该如何定位？而这些问题实际关系到如何确立日本在东亚历史中的坐标？他看到中国探索近代国家化的道路，最终目标是成为强国或列强（powers）之一，这种“大国化”志向，一方面表现在克服不平等、争取与列强对等的意识，另一方面则为某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倾向”。民国前期是“人们从中国已经失去的和曾经有过的本来面目的角度，将包括‘属国’在内的整个朝贡制度作历史性回顾的时期”，在当时国际环境中，中国意识到应恢复原有的雄姿——原点性质的“中华”意识作为理念得到了发展继承，与民族主义和大国化倾向结合了起来。而且，朝贡体制下孕育的华夷秩序、方位性、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等，作为外交的“软件”可能从民国时期一直继承到现在——当然，也仅仅是作为“软件”而已。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