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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汉俊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情况的探讨[1] 首先申明，这是一个探讨性的题目，因此不像一般论文那样对全部内容做十分确定的描述。我想，召开研讨会的本意就包括让学者们坐在一起探讨一些尚未弄清的问题。这里我想同与会者探讨关于李汉俊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情况，将对已知由他翻译的译著、以及原著、译者的情况作一些史实上的补充、更正，并根据一些已掌握的线索就他可能翻译其他著作的情况进行探讨、提出若干推测，以就教于同行。 李汉俊十分重视革命理论的系统介绍和翻译。早在1920年3月，他就对新文化运动中出版的多是杂志，发表的多是“高谈的短篇文字”表示不满，主张“懂外国文字的人，…… 放下工夫多翻译几本书籍，尤其以社会科学的书籍最要紧。”[2]同年6月6日，他参与编辑的《星期评论》发表“刊行中止的宣言”，声称：同人决意在本刊中止后，努力致力于学术的研究，并准备“刊行有研究价值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等，要以自己的脑力、体力“为改革社会尽力”。[3]次日，由原《星期评论》社和《建设》杂志社合组的“社会经济丛书刊行会”便发布了一则出版预告，强调“经济组织底改造是社会改造底基础”，认为在也面临着经济组织改造运动的中国，“断片的批评，于今后思想界没有多大的贡献”，表示要“从事于系统的研究”，并“致力于翻译和著述”。[4]可见，系统研究、翻译和著述社会主义理论书籍，特别是与经济组织改造有关的著作，是李汉俊及他所在的群体那时的强烈愿望和行动计划。 在筹组中国共产党期间，李汉俊仍然不忘此任务，曾说：“要搞社会革命，便不得不依靠宣传鼓动。……当务之急乃是著述”；并表示要不避自己肉躯的劳苦倾全力把手里的“种子”播向中国万里荒芜的大地。[5]由于他很早便认定：近世社会主义“以马克斯派底社会主义为中枢”，[6]因此，他打算播撒的“种子”实际上是指马克思主义。那么，李汉俊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尚需深入细致的大量研究工作。这里，我把研究范围缩小为探讨李汉俊翻译马克思原著，特别是经济学方面著述及相关介绍性著作的情况。本文将对已知由他翻译的译著、其底本、原本及原著译者的情况作一些史实上的补充、更正，并根据已掌握的线索就他可能翻译其他马克思著作的情况进行探讨、提出若干推测，以就教于同行。 一、关于李汉俊最早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学界一般公认李汉俊翻译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是1920年9月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7]它是根据1919年日本文泉堂出版的远藤无水的日译本《通俗马克思资本论》翻译为中文的。关于日译者远藤无水的资料很少，现知他本名远藤又四郎（1881-1962），早年为基督徒，自从成为社会主义者后，曾写作、翻译社会主义著作，后来参加国家社会主义运动。[8] 对于此书的原著Shop Talks on Economics及原著者马尔西（Marry E. Marcy），国内学者了解得似乎也不多。马尔西（1877-1922）[图1]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曾任在美国出版的当时非常有影响的革命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的编辑。李汉俊将此刊名译为《万国社会党评论》，后被有的学者想当然地写为《国际工人协会评论》。其实，于1900年创刊的该评论不可能是第一国际的刊物，也不算第二国际的机关刊物。它与美国社会党左翼和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同盟（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关系密切，不赞同第二国际的若干政策，坚决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倾向于支持反对议会政策的革命行动。作为国际主义者的马尔西，还特别关心东方的工人解放运动，1918年曾帮助日本社会主义者片山潜修改《日本劳工运动》（The Labor Movement in Japan）一书的英文。马尔西著作Shop Talks on Economics1911年由美国社会主义出版机构Charles H Kerr Co-operative出版。 这部著作不仅像李汉俊在译者序里介绍的“将马格斯经济学说底骨子即商品、价值、价格、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和劳动底关系用很通俗的方法说明了出来的”，而且还充满了革命精神。试举最末一段（李译）：“我们非以产业为基础团结起来不可。我们要有拿着我们的政府去撤废资本主义的准备，同时我们又非代替他们的地位，把世界的劳动者收容到我们产业的团结里面，一致的来废止工银奴隶制不可。”在英文原著里，每一章后面都有一系列问题，以助读者深入思考。譬如末章的问题中就有“利润从何而来？”“什么是剩余价值？”最后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是什么？”但日译、中译本均没有这些问题，[9]这实在是个缺憾。 在译者序里，李汉俊告诉读者，戴季陶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斯资本论解说》，但因为一般人不容易了解，故应当先读《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或原本。这段话反映出，李汉俊对戴译考茨基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也很熟悉。 《马克斯资本论解说》原著是德文本，直译应当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图2][10]以高畠素之的同名日译本为底本翻译的中译于1919年11月至1920年9月在《建设》杂志连载时，[11]译者只署名戴季陶或戴传贤。1920年6月7日《民国日报》刊登的“社会经济丛书第一期出版预告”上，在预计将于1920年9月出版的考茨基《资本论解说》书名前，也仅写了戴季陶译。可是，在1927年10月出版的《资本论解说》里戴季陶写的序言却透露：此书“翻译的工作，是我和执信先生两人共同作了二分之一，和汉俊两人作了四分之一”，后于1927年才由胡汉民完成。从胡汉民的序中可看出，戴季陶等自《建设》刊载《马克斯资本论解说》后，没有续译；后三章是由胡一人补译的。[12]这便表明，戴季陶、朱执信与李汉俊的翻译工作至迟于1920年9月《建设》停刊以前结束。由于合译者之一朱执信在1920年9月21日被杀，就更证实了这一点。此外，由于戴季陶1920年6月17日离上海去湖州修养，所以合作翻译工作大概自那时便中止了。[13]这样，从时间上看，《马克斯资本论解说》就很可能是李汉俊参与翻译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或至少是与《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大约同时进行的。当然，在《马克斯资本论解说》的翻译过程中，李汉俊大约也像帮陈望道校阅《共产党宣言》和帮李达从德文补译部分《唯物史观解说》那样，只起了某些辅助作用，故不为人所知，且未被研究者所重视。 由于这批孙中山的追随者在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上作的贡献，瞿秋白曾把李汉俊、戴季陶、胡汉民、朱执信与陈独秀都称作“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14]但实际上，正如戴季陶在《资本论解说》的“序”中所写，译者中仅有“汉俊是马克斯主义者”，而其他译者只能算作马克斯主义的“研究者”或“介绍者”。[15]这个评价很有见地。的确，与当时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国民党理论家相较，李汉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最高，而且他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来指导工人运动。仅从《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里的多个译者注中便可看出这一点。例如他在注10中写道：“劳动者是一个阶级，利害都是一致的”，要“使劳动者成一个阶级来奋斗，使劳动运动更为有力”；在注11中指出，随着机器的进步，劳动者间熟练不熟练的区别差不多消失了，新的以所有工人为基础组成的产业工会有“勃兴之气”；坚信：“真正的劳动运动只要劳动者有了阶级觉悟，能够多数团结起来就有了”，“他们只要能够多数团结起来奋斗，无有不成功的。”这些话，显示出李汉俊是一个真正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李汉俊是否翻译过《价值、价格及利润》？ 在《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序的末尾，李汉俊还建议读者，看过这本书后再读将“马格斯经济学说底全体都发露在里面”的马克思于1865年在国际工人协会做的讲演 — 《价值、价格及利润》（Value, Price and Profit），并透露“鄙人现在着手这本书底翻译，大约不久就可以出版。” 尽管李汉俊写得如此直白，以往仍没有研究者指出李汉俊翻译过《价值、价格与利润》。这是因为，一般学者没有发现李汉俊翻译的这部中译本出版的消息。 笔者很早便注意到，1921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9卷5号内刊登的“人民出版社通告”[图3]中“马克思全书”一栏里有李定译的《价值价格与利润》。可当时乃至后来，未闻有名叫“李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因此，我曾猜测，“李定”可能是李汉俊的一个笔名，但又苦无证据。带着这样一个猜测，我步入了新的世纪。 2005年春，东京晓星学校提供给我几份关于李汉俊在该校就学的档案，[16]其中一页《学籍簿》[图4] 的“氏名”栏里，赫然有毛笔字填写的“李定”二字；“定”字后来被划去，改为“人杰”。这说明，“李定”是李汉俊在晓星中学注册时使用的名字，是他在20岁取得正式的字 — “人杰”之前的曾用名。 据此，笔者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上述通告中写的《价值价格与利润》的译者“李定”很可能就是李汉俊。如此，李汉俊在《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序中写自己正在翻译《价值、价格及利润》，并且该著即将出版，所言不虚。即便李定译本最终可能没有出版，但李汉俊曾经翻译过这部马克思的重要经济学著作这件事，则应当没有什么疑义。 三、关于李漱石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就在前述1921年9月《新青年》刊载的“人民出版社通告”上，还预告了李漱石翻译的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经济学批评》、《革命与反革命》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消息。其中，《资本论》的下方有个括号，里面写着“已出版，定价一角”。鉴于那时在中国还没有人翻译、出版《资本论》，且大部头的《资本论》译本售价不可能仅一角，我认为通告里的这个《资本论》实际上就是同一期《新青年》上“新书出版”广告里定价一角、且已出版[过]的李汉俊译《资本论入门》。有的后来 出版的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封底也写着“马格思资本论”。[图5] 通告里预告要出版的《经济学批评》，应当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李汉俊以后在自己的著述里多次引用此著“序言”里的唯物史观公式，特别在《唯物史观讲义初稿》[17]（乙）[图6]中大段摘引了该“序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该讲义（首册）里开列的中英文参考书目中仅给出该著英文书名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而未像书目中若干其他书那样同时给出中译书名及译者，表明他似乎没有参考现成的中译。用此讲义中的《经济学批评》“序文”摘译与河上肇著、渊泉（陈溥贤）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载1919年5月5-8日《晨报》）和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5、6号）里摘引的《经济学批评》“序文”做比较可发现，它们不仅文字表述不同，且前者比后两者引述的内容稍多。这说明，李汉俊这里没有照抄陈、李译文，也非译自河上肇的日文引述。另外，他不仅在讲义中的此序译文里和注释中保留了不少德文的人名、地名、刊名和政治经济学术语等专有名词，更在1922年1月1日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的“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 一文中引用此序时特别注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德文名。这显示他很可能直接从德文翻译了该书序言。 此外，通告里的《革命与反革命》则应为马克思著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对于“李漱石”是李汉俊的一个笔名，学者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因为它是李汉俊原名“李书诗”的谐音。兹再提供如下佐证： 据1922年7月《新青年》9卷6号广告，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的作者为李漱石。该小册子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第6号[18]上刊载的笔名为“汗”写的“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如果“汗”和“李漱石”这两个与李汉俊名字有明显关联的笔名还不足以确定作者的真实名字，那么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里写着“印李汉俊批评太平洋会议小册子”，[19]便直截了当地点出了作者的真名。这便可以肯定，李漱石确实是李汉俊用过的笔名。 除了上述几部马克思的著作标明译者为李漱石外，据悉，人民出版社于1922年6月底出版的马克思全书中，还有李漱石翻译的《〈资本论〉初版序言》。[20]尽管我至今未觅到它成书出版的踪影，但就在1922年6月6日，李汉俊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里，大量引用了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中五个关键段落，从“我在这本书里面所研究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及与这方法相应的生产事情和交换事情”到“能够缩短、亦能够缓和分娩底苦痛”约一千二百字。以此与《国民》（月刊）2卷3号（1920年10月）刊登的费觉天译《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详加比较，发现有显著不同。[21]这便基本上可以肯定，李汉俊翻译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至少是主要部分，并曾大力推介。 在此顺便指出，李汉俊的《唯物史观讲义初稿》（乙）中载有他亲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资本家的集积之史的倾向”（通译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之全部，第3卷第3篇“利润率之倾向的下落的法则”（通译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及其他部分的摘译。从它们杂有德文词汇来看，这些《资本论》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当是李直接从德文翻译的。因此，李汉俊可算是较早在中国译介《资本论》的人之一。 四、谁是最早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译本的译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与刘建一曾拜访和信访数十位在中共成立不久后入党的老同志。其中1922年曾和十几位湖北女子师范同学到李汉俊家参加妇女读书会的袁溥之在回信中写到：“以前我曾读到过《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现在知道他（李汉俊）就是此书的译者，自然十分敬佩。” [22]她记得《工钱劳动与资本》是浅黄色书皮，但记不清是何年出版的。[23]请注意，袁溥之写“现在知道他就是此书的译者”，表明她以前读到《工钱劳动与资本》时，尚不知其译者是李汉俊；这似可理解为，那本书所署译者名并非李汉俊的真名。刘子谷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李汉俊翻译过《工钱劳动与资本》，并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后，把全部稿费交给武汉党组织作活动经费。[24]鉴于刘子谷是1923年以后才认识李汉俊的，他谈的可能是一个较晚出版的版本。[25] 以这些珍贵的回忆为线索，我曾努力寻找李汉俊译《工钱劳动与资本》的踪迹，先后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和“一大”纪念馆保管部看到了早期出版的 《工钱劳动与资本》中译本。[图7]虽然它们都像袁溥之回忆的那样为淡黄色书皮，译者却都署名“袁让”。我还注意到，1921年9月1日《新青年》9卷5号广告上有“袁湘”译《工钱劳动与资本》已出版的消息。1921年出版的译本是否确有署名“袁湘”的，或者是广告上印错了字？笔者尚不敢擅断。总之，不论是“袁让”还是“袁湘”，似乎都与李汉俊的名字挨不上边。 可是，1981年12月21日，时任武汉市文史馆馆员的龙从启告我，在李汉俊的家乡潜江县袁桥村（原名袁家桥），“袁李不分家”。那时我便想，李汉俊会不会采袁姓笔名呢？后来我看到袁桥村的袁林老人1998年9月给李书城女儿李小文写的一纸文字，[图8]上书“袁李同宗”，“袁李分五大房”，并写出各辈的字派“先业肇家远，书声振国昌，……”。2005年10月13日我随李书城、李汉俊的几位后人一同去潜江袁桥村，村里安排与我们见面的亲戚中不仅有姓李的，也有姓袁的。对于我的提问，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袁李是一家”，并告我，袁、李姓村民均按先祖定的同样字派排辈、取名。[26]至此我确信，在李汉俊的家乡，袁、李两姓人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样，就不能排除李汉俊用袁姓笔名的可能。再者，《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本译自德文本，并参考了英译本。[27]鉴于当时在中国既懂英语又懂德语的中国社会主义者极少，故学过并掌握这两门外语的李汉俊为译者的可能性较大。 退一步说，即使李汉俊不是袁让译本的译者，也不排除他是《雇佣劳动与资本》其它中译本的译者。李汉俊在“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一文中，在介绍中国已有的关于马克思学说的书中曾列出袁让译《工钱劳动与资本》，但他在其编写的武昌师范大学讲义《唯物史观讲义初稿》〈乙〉第39页中，在引用《工钱劳动与资本》中译本时，却没有像引用其他马恩著作中译本那样标明“陈望道译本”、“李培天译”等。这似乎暗示，他所参引的是自己翻译的本子。 五、关于李汉俊译马克思著作出版情况的推测 以上我初步考察了李汉俊翻译若干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经济学著作的情况。[[28]]那么，这些译著的出版情况如何呢？我们知道，李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版再版，曾由新青年社、长沙的文化书社、武汉的利群书社、济南的齐鲁书社、北京大学出版部等代销，成为那个时期“销售最多的书”之一。[29] 这本书一度被列为共产党各地初期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重要学习资料，并被许多共产主义者和进步人士阅读。此外，疑为李汉俊译的《工钱劳动与资本》也再版多次，它和李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两书同被北京大学“亢慕义斋”保存，并被一些学校和团体，如武昌师范大学的历史社会学系及历史社会学研究会、高等商科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及武昌妇女读书会等列为必读书。[30]李与戴季陶等合译的《资本论解说》除了在《建设》杂志连载，还于1927年10月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有的研究者可能已经注意到，除了上述三本书，其他大体确定为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原著的译作，特别是李定、李漱石译作找不到。我曾在很多博物馆、图书馆寻访多年而未获。这就需要讨论若干李译马克思著作到底是否出版，以及为何没有出版的原因。对于李著的出版情况，沈雁冰有过一些评论，参考他的说法，我经初步分析，大致可归于以下几种情况： 1、 有些李汉俊预定要译的马克思著作中译本根本没有问世。沈雁冰1941年曾写到：李汉俊“既献身革命，然素志似不在著述，故译作亦不甚多”[31]他晚年又回忆：虽然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相当高，但“可惜他忙于组织工作，这方面没有留下什么著作。”[32]这就是说，李汉俊大概由于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活动和中共的组建而无暇着手实行自己的翻译计划。 2、 李汉俊可能曾动手翻译了上述部分马克思著作，但由于他工作忙，未能独立完成其翻译任务，于是请他人来合译或继续翻译。后来出书时便仅署译出较多文字的译者名字或化名。从李汉俊参与翻译《资本论解说》和《唯物史观解说》，而未署他的名字的例子看，这种情况是可能的。 3、 其他译本取代了李汉俊译本出版。由于李少年便离国，中文修养不够，故其译文不大通顺、流畅，[33]所以出版社另请他人重译。譬如，1922年10月出版的李季译、陶孟和校《价值价格及利润》就可能替代了预告将出版的李定译本。李季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英文，后来从事过英语教学，并曾在一家公司担任“英文书记”，[34]故他所据以翻译的应是英文本。以英译本为底本翻译一般较用日译本更为接近原著。这可能也是李定译本未出版的原因之一。[35] 4、 还有可能是，李汉俊的上述某些译作在当年出版了，但由于岁月的流逝、社会的动乱、政治上的禁忌，现早已不存于世，即如沈雁冰在谈到李汉俊的译著时所写，“今则并单行之译本，恐亦久已绝版。”[36] 结语 由上可知，李汉俊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经济学著作方面，付出过巨大努力。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呕心沥血翻译的一些译作可能没有付梓或译了一半没有完成，但他在翻译过程中得以直接接触马克思的原著及介绍性著作，这使他获益匪浅，为他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李汉俊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一些早期中共党内同志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如刘仁静认为他“懂得马克思主义较多”；包惠僧说他“是马列主义修养有素的人物”；[37]沈雁冰甚至认为，李汉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比陈独秀高，在当时的共产党员中，除了李大钊，就得数他了。” [38]当年对李汉俊备加攻击的张国焘后来也承认李汉俊“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39]蔡和森还特别指出：“李汉俊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程度似乎高一些，他的著作多些。”[40] 彭述之说李汉俊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向导”。[41]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赞扬李汉俊是当时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42]若干后来成为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的人也对李汉俊的译作印象深刻。譬如许涤新说，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是我接触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43]二十年代初在武昌读过李汉俊著作（内引述大量马克思著作译文）并听过其讲演的杨献珍曾言，“在武汉这样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概李汉俊算是第一人。”[44]这些人的评价是对李汉俊在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所作努力和贡献的肯定。 需要指出的是，与中国其他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类似，李汉俊在介绍、解释马克思主义方面基本上是遵循马克思的原著并受到一些欧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解释的影响，本人没有多少发挥与创见。对此，张闻天1922年初曾批评：“汉俊先生一定要马克斯这样才这样，我觉得太受拘束了”；并说马克斯的学说“虽可随人家解释，但到底太呆板了。”作为回应，李汉俊对这话表示一定的赞同，说自己也觉得“死死抱着马克斯太呆板、太受拘束”；但他坦率承认：“我底能力既不能自己另外造出一个统系，在我的知识范围内又只有马克斯主义是最合理最完全的统系，我就只好借用马克斯主义底统系了。”尽管如此，李汉俊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系统中，除了经济学说、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说这三大理论部分之外，属于政策部分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能够“因地方和时代情形的不同而不同的。”他以宽阔的视界看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应用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时产生了不同的主义、不同的组织；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到中国会成为什么，还要靠中国人创造性的努力。[45]这表明，虽然李汉俊不遗余力地逐字逐句翻译、解释马克思的著作，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非教条式的，对其应用更是采取开放式的态度，从不认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只能遵奉某一种教义和仿效某一条道路。这样，就为中国人的理论创新预留了空间。 本文是探讨性的文章，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并无定论。读者若在这方面有什么资料上的新发现、有什么与我不同的见解，恳请提出。 附图： 图1：马尔西像 图2：《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德文版封面 图3：人民出版社通告 图4：《学籍簿》李人杰注册页 图5：《资本论入门》封底 图6：《唯物史观讲义初稿》（乙） 图7：《工钱劳动与资本》封面 图8：袁林写的辈分字派等 [1] 此文是为中共一大纪念馆2007年12月17日在上海举办的“李汉俊牺牲80周年纪念座谈会”（原计划为研讨会）准备的，并在会上宣读了缩写稿。 [2] 先进：“文化运动的粮食供给”，《民国日报》1920年3月19日。 [3] 《星期评论》53号。 [4] 《民国日报》1920年6月7日。预告也写了“决意把现在定期刊行的事业，暂行中止”，并表达了若干与李汉俊3月文章和“《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类似的意思。 [5] 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芥川龙之介全集》（日本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5卷。 [6] 汉俊：“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5月30日。 [7] 此书及《工钱劳动与资本》的封面图像均为中共“一大”纪念馆原保管部徐云根提供。 [8] 远藤无水的上述信息由冯爱珠、石川祯浩提供。 [9] 石川祯浩帮助查对了远藤无水的日译本。 [10] 为弄清该书名的德文正确写法及相应的中译，笔者请教了在德国卡尔·马克思大学（1989年改名为莱比锡大学）获博士学位的Manfred Reichardt。 他找到七种不同版本，标题略有不同：如1887年初版为Karl Marx's ökonomische Lehren，日译本所据为1910年出版的第13版，标题为Karl Marx' Oekonomische Lehren。 [11] 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建设》载有该译文的末期是2卷5号，杂志出到2卷6号（1920年8月）停刊。但《建设》末期实为3卷1号，上面仍有该译文连载。 [12] 参见《资本论解说》“序一”、“序二”。中共一大纪念馆研究部张玉菡通过网络寻找到《资本论解说》，并发来其封面和序。全书译文共308页，其中胡汉民译的部分为38页，占12%强。所以实际上戴季陶等人完成了近九成的翻译工作，并非戴序所说的四分之三。 [13] 《建设》2卷6号发表戴季陶“到湖州后的感想”，未刊《马克斯资本论解说》。3卷1号刊的译文可能是以前译好的。戴离沪赴湖州的日期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版）第184页。 [14] “《瞿秋白文集》自序”（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页。李汉俊那时也可算一名孙中山的追随者。 [15] 其原话为：“执信先生是尼采和马克斯的合成人格，汉俊是马克斯主义者，展堂先生是马克斯主义研究者，我只可算是马克斯主义的介绍者吧。”《资本论解说》第1页。 [16] 冯爱珠查到东京晓星中学的地址，帮忙翻译、转递我写给晓星中学的中英文信，并把晓星学校提供的资料转交给我。 [17] 武昌正信印务馆代印，大约出版于1924年。李汉俊的学生赵春珊保存。 [18] 该刊上印着出版时间为1921年7月7日，但实际出版时间大大延后。 [19] 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20] 据倪兴祥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提供的线索。经查，1922年7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9卷6号内人民出版社“出版新书”广告中无此书出版预告。但有《工钱劳动与资本》和《资本论入门》等。 [21] 譬如：《序言》中同样的一段话，费译为：“如果德国人，扛肩作态，说我不该拿英国作张本，或自相告慰，说德国底社会，幸而没有这种种坏现象，我就明白地答道：‘De te fabula narratur!’。” 而李译为“如果德国底读者，说英国农工劳动者底状态不与自己相干，或说德国底状态还没有那样坏，聊以自慰；我就要向他们说‘这是你自己底事！’了。”后者文字显然较为平实易懂，且更接近原意。甚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卷第206页此处，对‘shrugs his shoulders’仅直译为“耸耸肩膀”，而未表达出“做出不相关的表示”的意思。 [22] 是冯乃超让笔者去信询问当时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袁溥之的。 [23] 袁溥之在审阅修改笔者根据她1981年7月—1983年6月期间写的四封来信整理的回忆后，亲笔题写篇名“回忆革命前辈李汉俊同志”。但发表于《革命史资料》第14辑（1984）时被更名为“湖北省委讨论过李汉俊恢复党籍的问题”，并略有改动。 [24] 1981年7月中旬田子渝与笔者首次访问刘子谷，以后李丹阳多次访问并录音，整理稿经刘子谷审阅修改。 [25] 1925年4月22日出版的《新青年》广告上有新青年社出版袁让译《工钱劳动与资本》的消息。 [26] 随行的潜江市博物馆的同志对访谈录了音、录了像。 [27] 在一大保管部陈晓明提供的1921年及1926年版本图像的“译例”里均注明：本书是据1891年柏林出版的、经恩格斯稍加修正的德文本译出，并参考了1902年纽约发行的H. E. Lothrop的英译本。 [28] 这里不包括李汉俊翻译的若干德国和日本社会主义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写的一些著作和文章，如倍倍尔关于妇女问题的著作，佐野学关于工运指导理论的文章。不包括他介绍唯物史观时引用的大量马恩著作的段落。李在“唯物史观不是什么？”和《唯物史观讲义初稿》里都大段引述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里面的内容（有些与《反杜林论》相同）。除了郑次川节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上海群益书社1920年8月），在1925年以前这两部著作尚没有人全部翻译为中文。 [29] 周世钊：“湘江的怒吼”，《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上，第451页。此外，也是天津马氏通信图书馆推荐的著作之一。 [30] 肖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汉俊：《唯物史观讲义初稿》（乙）；国立武昌高等商科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编《社会科学研究》第一集1926年。并参考若干回忆。 [31] 形天：“忆李汉俊”，《笔谈》半月刊第3期（1941年10月1日）。 [32] 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 8月第四辑。 [33] 对文字学深有研究的陈望道曾对当年李汉俊的翻译评价说，“李汉俊译得最快，但文字并不好。”陈望道：“党的建立时期情况”，《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1980)。笔者对李汉俊著译的文字也有同感。 [34] 李季1921年应陈独秀之请翻译了几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参李季著《我的生平》（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年版）第1卷。 [35] 董必武曾回忆“有一本《价值利润》是李季译的”（见《一大前后》（二）第367页），但从未提及其他译本。这似乎也可给李定译本未出版提供一个旁证。 [36] 同注释31。 [37] 以上均见《“一大”前后》（二）。 [38] 此为沈雁冰回忆草稿（沈霜1980年夏提供）中的话，后来此句发表时改为“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相当高的。” （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 8月第4辑）。 [39] 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第一册，第134页。 [40]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41] “彭述之回忆外国语学社的情况”，《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306页。 [42] ‘Maring’s report to the Comintern dated 15 May 1923’ in T.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Leiden, 1991), vol. 2, p. 453. [43] 许涤新1981年7月8日口述，并亲笔修改了李丹阳当场作的记录。 [44] 杨献珍；“李汉俊同志民国初年在武汉的活动”（李丹阳根据杨献珍1980年8月28日和1983年5月14日的两封短函和1980年8月初、30日、10月21日和1981年5月23日的几次口述综合整理，杨献珍审阅并题写篇名）。 [45] 汉俊：“读张闻天先生底‘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九），《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2月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