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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健一:日本必须“第三次开国”

http://www.newdu.com 2017-11-03 《东方早报》 松本健一 参加讨论

    编者按:日本内阁官房参与松本健一先生于2011年8月23日访问本所时,把他发表在《东方早报》上的这篇文章交给步平所长作参考。本文集中反映了松本先生对日本的历史、现实及中日关系等诸多方面有关问题的深入思考,尤其是他提出的日本必须第三次开国的观点,颇为引人瞩目。现发表于本所网站,供读者参阅。
       今天是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5周年,日本发生特大地震、海啸也已过去一个半月,核危机的前景虽然尚未彻底明朗,但日本政府已经着手考虑灾后庞大而复杂的重建工作。经历过多次地震海啸灾害的日本,这次是否依然能够向外界展示挺过灾难的模范国家形象?这一再造会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国民造成怎样的影响?对于中国等亚洲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
      
    对于日本这次空前的再造,日本历史学家、内阁官房参事松本健一为东方早报撰文,提出了他的设想。松本健一曾在本月13日会晤日本首相菅直人,他建议在日本内陆地区新建5万人至10万人规模的生态环保型城市,用于安置灾民。菅直人赞同这一提议,认为“中心城区可以借鉴德国的田园都市模式”。考虑到日本大地震的海啸灾害,松本还提议“必须转变依靠防波堤这些人工建筑物来抵御海啸的想法”。对这一构想,菅直人表示“需要考虑具体方案”。
    
    
    
    这一组照片拍摄于今年4月11日的日本宫城县港口城市石卷。在地震引发的海啸涌向城镇的污水退去后,酒吧墙面上留下了清晰的水线。这道水线之下,昔日的美好都已远去了。
      
    2011年3月11日东京时间下午2时46分,东日本太平洋海岸遭遇里氏9.0级巨大地震的袭击。随后,高达20米的巨大海啸扑向以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为中心的日本东北地区以及关东地区的海岸,导致从青森县至茨城县的沿海街区瞬间陷入毁灭状态。
      
    截止到昨天,日本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已确认造成14358人死亡、11889人失踪。
      
    被海啸袭击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由于冷却装置电源失灵,无法冷却,导致水素爆炸,外墙崩裂,引发放射性物质外泄。福岛核电事故导致东北、关东、甲信越等一都四县共计35万日本国民不得不在约2100处避难所内开始他们的避难生活。
      
    而且,地震虽然已经过去多日,但余震依然不断。在东京,现在几乎每天都能够感受到震度3级左右的晃动。我位于东京的家宅虽然外表并无大碍,但屋内书籍撒得到处都是,一片狼藉。
      
    大震灾远未结束
      
    放射性物质在通过呼吸、食物进入体内后将继续释放出放射线。特别是放射性碘会成为气体发散,并沉积于甲状腺,从而可能引起甲状腺癌。美国三里岛事故、俄罗斯切尔诺贝利事故后,许多孩子便患上甲状腺癌。也就是说,东日本大震灾还远未结束。 
       此次地震海啸的规模可与发生于公元9世纪日本的那一次相匹敌,可谓千年一遇。不过,那次地震海啸规模是基于现代科学的勘察而推测得知,并非实时测量。如此而言,把此次地震、海啸(以下简称“大震灾”)称为日本史上最大规模应不为过。
      
    据称,此次海啸的最大波高超过了15米,甚至达到了20米。没有确切数据的原因在于,设置于东北三陆海岸的潮位计能够测量的最大数值仅为7.5米,超出这一范围便无法测量。
      
    在平坦的仙台地区,海啸深入陆地达到4.5公里。在地震发生两周之后,仍然有海水残留在陆地之上。
       截止到3月23日的实地调查发现,岩手县大船渡市的海啸高度达到了23.6米,几乎与1933年(昭和八年)昭和三陆地震海啸的最大海啸高度28.7米相当,当时的数据便是在大船渡市测得。不过,此次地震,大船渡市的海啸并不一定是最高的海啸,从地理位置来看,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测出更大的数值。现在的防洪堤比以前的要坚固得多,海啸在经过防洪堤后也会有所减弱。
      
    迄今为止,通过实地调查能够判明的是,宫城县女川町的海啸高度为14.8米,岩手县久慈市为13.4米,岩手县釜石市为9.0米,青森县八户市为8.4米。
      
    釜石市——日本近代制铁工业发祥地之一,这里建有长达2.5公里、高达10米、如钢筋混凝土要塞般的防洪堤。然而在这次海啸中,它被巨大的波浪轻松越过。因此,实地调查取得的9.0米这一数字并不确切。这座防洪堤于2009年刚刚完工,当时还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被称为“世界第一防洪堤”。
      
    因此,从今往后,日本和其他靠近海沟的国家即使拥有吉尼斯世界纪录规模的防洪堤,似乎也无法避免受到巨大海啸的侵袭。这种通过建造如钢筋混凝土要塞般的防洪堤来抵御海啸的科学技术思维,今后或许将被迫进行反思。
      
    核能发电亦是如此。日本的核能发电技术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然而这次事故之后,日本的核能技术将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同时,为了防止地球变暖,美国、中国、德国等国正逐渐摈弃以化石(煤、石油)为燃料的火力发电,大力推进核能发电这一高效的发电方式。现在,也许他们将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政策。
      
    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建在海边的东京电力的设计者们在设计之初设想的最大海啸高度是5.5米。东京电力的副社长说,袭击核电站的海啸高度超过了14米,完全在意料之外。虽然核电站所在的地形并不如三陆海岸的锯齿式地形那般险恶,但昭和八年的三陆地震造成的海啸高度可以达到28米,考虑到这一点,在设计核电站时把海啸的最大高度设定为5.5米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让人感觉这完全是无视海啸威力的设计。
      
    不管怎么样,这次东北大震灾是日本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震海啸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即使是遭受如此巨大的地震、海啸,东日本地区在震后一周便实现了道路的畅通,铁路也正在快速恢复。盛冈与新青森区间的东北新干线已经开通。水、电、气等生活层面的供给也在逐步恢复。
       不过,3月21日在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摄取的海水中检测出超过法定浓度上限126.7倍的放射性物质碘-131(3月22日公布)。铯-134的浓度则达到浓度上限的24.8倍。这些都是核分裂反应生成的物质。实际上,在放射性物质向外部泄漏时,最初泄漏的一般都是这两种物质。因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其他放射性物质相继泄漏的可能性很高。
      
    放射性物质在通过呼吸、食物进入体内后将继续释放出放射线。特别是放射性碘会成为气体发散,并沉积于甲状腺,从而可能引起甲状腺癌。美国三里岛事故、俄罗斯切尔诺贝利事故后,许多孩子便患上甲状腺癌。也就是说,东日本大震灾还远未结束。
      
    地震、打雷、火灾、老爸
       对于20岁以上的日本人来说,如果说到恐怖的东西的话,那就必然是依次下面四样东西:地震、打雷、火灾、老爸。地震毫无悬念地排在第一位。
       虽然东日本大震灾是一次如此大范围的严重灾难,但地震发生仅仅一周后,交通就已大体恢复,灾民们也已在避难所内安顿下来。在这过程当中,日本也没有出现其他国家遭遇此类灾难时出现的混乱,比如发生在超市内的砸、抢等暴力事件。似乎外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这种冷静和秩序意识感到很不可思议。我一位欧洲的朋友把日本的这种景象称为“calm chaos”(平静的混乱)。当看到路边被海啸卷走遇难者遗体时,日本人不会惊呼“Oh my God!”,只是默默地双手合十祈祷。
      
    这是因为灾难实在太过恐怖,日本人失去言语的能力了吗?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不过更多的是日本人对于自然的敬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强大老天的恐惧和对渺小人类的哀愁的感性表现。
      
    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地震大国。世界上有两成大规模地震都发生在日本。在日本人的感觉中,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地震都是不足为奇的。
      
    我不知道近些年来那些看恐怖片的孩子们的感受是什么,对于20岁以上的日本人来说,如果说到恐怖的东西的话,那就必然是依次下面四样东西:地震、打雷、火灾、老爸。地震毫无悬念地排在第一位。
       说起日本地震为何如此多,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归因为火山活动,另一种说法则归因为地壳板块的运动。
      
    说到第一种说法,日本有“火山列岛”之称,岛上矗立着无数火山。包括富士山在内,大凡只要是山,那就肯定是火山。日本的火山每年都会喷喷火,震几震,同时造出一些温泉来。
      
    而关于第二种说法,日本与中国大陆和美国大陆不一样,并不是处在某个单独的地壳板块之上,而是处在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板块和大陆板块复杂交界之处。当板块之间出现参差运动时,比如一块板块伸入另一板块的下面,或者两个板块相撞时,地震就发生了。
      
    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一地震列岛上的日本国民来说,也许是自然在塑造我们的国民性当中起到了更加关键的作用,而非历史。日本的国民文学之所以是建立在“花鸟风月”的短歌基础之上,也是这个道理。
       日本人的国民性,形成于三大要素。如果把这三大要素总结在一句话里就是:日本民族是“定居”于“岛国”以“稻作”为生至今的民族。因此,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日本人的典型心性的话,那非“一所悬命”莫属。意思就是守着一片土地终老此生。即使遭遇地震袭击,日本人想的不是离开这片土地,而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存。
      
    如果一群人共同长期居住在一片土地上的话,那么他们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是会变成一个血缘共同体,或者说地缘共同体。于是,将长居于此的日本人和外来者区分开来的文化概念便产生了。
      
    这次地震的受难者们都想尽早回到自己的那片土地上帮助其他的受难者这一行为,反映的就是日本人的这种心性。当看到路被冲在路边的尸体时非常自然地双手合十,反映的也是这种心性。
       有一个美国人在比较了地震后日本NHK和美国CNN所播放的电视画面后在网上这样写道:“CNN只播放核能发电厂和核辐射的新闻,NHK的报道则更多的集中在对失踪者的搜索和救助这些具有人情味的细节上。”
      
    日本是一个岛国,同时由于拥有众多的山地,因此我们的国土拥有复杂的海岸线。虽然日本的国土面积很小,但是所拥有海岸线的长度排在世界第6位。日本海岸线的长度近中国的2倍,美国的1.5倍。
      
    换句话说,日本国土不仅到处都是高山(火山),更拥有着漫长海岸线,被大海包围。因此,日本人是自古以来长久生活在“山与海之间”(日本民俗学者折口信夫)狭长平地上的民族。当地震与海啸来临时,日本人觉得他们生存的土地就是这样,他们必须忍受这些灾难。“地震、打雷、火灾、老爸”也便由此而来。
       自然灾害与体制改革
      
    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日本式现象:国家体制的改革总是与大的自然灾害(主要是地震和海啸)相伴而生。
       虽说地震、海啸是自然灾害,人类只有逆来顺受,但政府当然不能因此而袖手旁观。由于这次巨大的自然灾害袭击的是日本全体国民,一种意识便会自然而然产生:国家、国民必须众志成城面对这场灾难。而要实现众志成城,依靠这个国家原来的国家体制和社会构造显然是不行的。
    
    
    
    石卷市一家酒吧的时间永远定格在了海浪袭来的下午3点25分,酒柜上水线的痕迹异常清晰。
       于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日本式现象:国家体制的改革总是与大的自然灾害(主要是地震和海啸)相伴而生。在《东方早报》2009年8月28日那一期刊登的拙文《日本的未来像》中,我曾说过,日本正处于“第三次开国”时期。而无论是150年前的“第一次开国”时期,还是60年前的“第二次开国”时期,日本都有过被巨大的地震和海啸所袭击的历史。
       在“第一次开国”时期的1854年(安政元年)11月和次年1855年(安政二年)10月,发生了袭击东海道和关东的安政大地震。在1854年的那次地震中,东海道的交通完全被毁,刚刚开港的伊豆半岛的下田也被巨大海啸吞噬。那次地震摧毁的房屋达到8300户,死者超过1万人。
       为签署日俄亲善条约而来的俄罗斯使节普嘉廷(提督)所乘的停留在下田港的舰艇“戴安娜”号也因撞上岩礁而沉没。由于遭受此次打击,刚刚开港的下田港在4年后便被关闭,取而代之的,则是面向江户湾的横滨。后者在1859年开港。
      
    在1855年的那次地震中,地震袭击了夜晚的江户(东京旧称),包括江户城在内的许多民屋发生了火灾。余震达到了80次,损毁房屋达到14000户,7000多人死亡。在那次地震中,水户藩的侧用人(政治顾问)、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藤田东湖为救家中被困的老母不幸双双遇难。
      
    在“第二次开国”时期,在日本二战战败前的1944年(昭和十九年)12月,东海地区发生大地震和海啸。那次地震造成998人死亡,2.6万户房屋被摧毁。而在刚刚战败后的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12月,以大阪、和歌山县为中心,又发生了南海道大地震。这次地震造成1300人死亡,2万户房屋被摧毁或半摧毁。不过,在发生上述东海•南海道大震灾的同时,由于日本正遭受美军的大规模空袭,因此这两次地震、海啸造成的确切损失根本无从知晓。
      
    而这次处于“第三次开国”时期的东日本大震灾,它所造成的死亡和失踪人数的数字还有进一步增加的可能性。再加上核发电站的爆炸事故和核辐射,这次地震将来将造成多大的破坏现在还不得而知。
      
    根据日本内阁府3月23日公布的数据,这次地震对住宅、工厂、道路、铁路、港湾等造成的直接损失将达到16万亿-25万亿日元,大大超过了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震灾,那次地震造成的损失是10万亿日元。此次地震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是战后日本所遭受的所有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东日本的沿海街村不是说损失了多少那么简单,而是街村一个个整体消失了。
      
    一百年前表示“亚洲乃一体”的冈仓天心曾于1905年在茨城县建了一座五浦十六角堂。这座面朝大海、立于岩石之上,高约五米的建筑物在这次海啸中也被冲走了。只剩下地基部分。
      
    而距离东京都中心不到10公里的千叶县浦安市——东京迪士尼乐园(地震后停止运营)所在地,这里的住宅街产生了液态化现象。泥沙从地底下涌出,地面如波浪般起伏,电线杆摇摇欲坠。在地震11天后的3月22日,这里依然有4000户人家没法使用煤气和自来水,14000户人家禁止使用下水道(厕所)。
      
    实际上,内阁府所预计的直接损失算的仅是岩手、宫城、福岛等海啸严重的7个道县的损失。假定海啸导致的这些地区的建筑损坏率为80%的话,那么损失总额最大将达到25万亿日元。这大约占到受灾地资源总额(175万亿日元)的14%。
       另外,这些损坏还将给今后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带来影响。如果算上受灾地的生产减少(包括零部件生产减少在内),日本2011年度GDP将减少2.75万亿日元。不过灾区重建则可以带动5万亿-8万亿的生产值。正是瞄准了灾区重建的巨大需求,海外的投机商们大举购入日元,导致日元美元汇率一度上升至76。后在G7的介入下,才降落至80-81的水平(3月24日数据)。
      
    在日本,我们把利用一国的不幸大发横财的人叫做“火灾现场的强盗”。不过,国际金融本身不就是靠此赚钱的么。
      
    不管怎样,日本政府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还是拿出比东京电力更负责任的态度来应对核辐射。3月23日,东京的自来水中检测到放射性物质,禁止被婴幼儿饮用。灾区的难民依然紧缺食品、水、医疗、汽油等物资。
      
    然而在这同时,政府还必须开始为1个月后、半年后、3年后的日本国民的生活以及国土的重建做打算。那么,重建后的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在这次大地震中,包括中国、韩国、美国、瑞士、新西兰在内的世界上5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愿意为日本提供援助,他们派来了救援队,捐助了资金并运来支援物资。这种在巨大灾害发生时的国际性救援行动始于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在2008年的中国四川大地震中似乎已经形成一种惯例。
      
    这种国际性救援形式也许将迫使迄今为止一直封闭于一国之内的地区文化不得不敞开大门面向世界。这或许将成为日本“第三次开国”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当中,也许日本人将逐渐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日本的文化在历史上是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再认知时代已到来
      
    近些年,伴随全球化进展,日本的许多城市以经济交流为基础,同世界上许多城市结为友好姊妹城市,然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日本是继承了亚洲各式各样的文化,才形成了如今各种各样的城市。如今,对这一文化历史进行再认知的时代已经到来。
       作为日本政府的内阁参事,我有许多想要推进的计划,其中一个计划就是召开“东亚共生会议”。我打算邀请东亚各国来参加这个会议。通过这个会议,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日本某一地区的文化和亚洲某一地方的文化所拥有的深厚渊源。
      
    比如,在日本神奈川县以西的地方有一个叫开成町的小山村。1707年(宝永四年),一条通向太平洋的名为酒日川的河流因富士山喷发的熔岩而堵塞并导致这里洪水泛滥,沿途街村都被淹没。这时候,一个有钱人站了出来,他捐出自己的私人钱财,发动广大村民掘沟筑堤,使山村得到重生。在完成水利工程后,这个有钱人立了一座碑,取名“禹碑”。
      
    这是日本唯一的一座“禹碑”。禹,是中国神话中的“圣王”。传说尧、舜、禹中的禹因治水有功,为国王所赏识并选为接班人治理国家。在中国的黄河中流,也建有这样的禹碑。我希望能够促成开成町与中国这个禹碑所在地方的文化交流。同时,在位于长江下游的浙江省会稽山,还有一座禹王的陵墓,能与这里开展交流也可以。
       此外,在日本和歌山县有田市有一个叫做广川町的海边的小镇。这座小镇在1854年(安政元年)11月的地震中被大海啸袭击。小镇中有一个村庄叫广村,广村的旁边则是一条叫做广川的河流,广川就在这里汇入大海。地震发生后,海啸沿广川逆势而上,受难的人家有120户,其中10户人家的房屋完全被摧毁,46户被半摧毁,造成30人死亡。
      
    在这场海啸中,广川町一位出身于酱油酿造世家、经营海运业的名叫滨口梧陵的勇士察觉到海啸的危险,将自家收割后堆积起来的稻草点燃,以此通知村民并将大家带到一块高地之上。滨口凭一人之力挽救了一千多名村民的性命。不光如此,滨口还拿出私财带领村民一道,修建了一座高5米、长700米的防洪大堤。
      
    在明治末期,拉夫卡迪奥•赫恩(小泉八云)将这一典故用英文改写成了一篇短篇故事,取名为“A living god”(活菩萨)。由此,滨口梧陵这一名字在英语世界里广为传播开来。
      
    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新加坡,以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国际救援会议。当时,坐在小泉纯一郎邻座的是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据说,吴作栋曾侧身搭话询问小泉前首相滨口的事儿是不是真的。从这件事来看,我们也可以考虑加强广川町与新加坡或者印尼的文化交流。
      
    近些年,伴随全球化进展,日本的许多城市以经济交流为基础,同世界上许多城市结为友好姊妹城市,然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日本是继承了亚洲各式各样的文化,才形成了如今各种各样的城市。如今,对这一文化历史进行再认知的时代已经到来。
      
    这次日本大震灾,有一件不得不提的日中携手的故事。3月19日,大震灾后8天,日中韩外长会谈在日本京都举行。在会谈中,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介绍了在一名日本人在此次大地震中挽救20名中国人的故事。杨外长所说的这名日本人,是日本宫城县女川町一家水产加工公司的专务佐藤充。女川町是女川核能发电厂所在地。在地震发生后,佐藤充在第一时间把公司的中国人研修生送到了安全的避难场所,而自己却在那之后不幸遇难。
      
    就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一样,以日中两国为首的亚洲各国除了经济关系以外,我们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关系可以加深。亚洲各国应当为加强亚洲全体的秩序和合作作出努力。大震灾虽然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对于培养上述意识却也是一种机会。
      
    迈向举国体制
      
    日本的“第三次开国”,就是要从过去持续了一百五十年的脱亚入欧路线向亚洲重视路线转变,就是朝着亚洲的方向“开国”。日本贸易、经济依靠美国支撑的冷战体制的时代已经结束。
    东日本大震灾是一次国难,是日本的一次国家危机。当然,核能发电厂事故和核辐射扩散是人祸,相关人员的责任在今后必须得到追究。但是,首先,面对这次国难,日本国民应当万众一心,政党则应摈弃党利党略,建立跨党派合作体制,以实现日本复兴。
       在民主主义体制下,国民各种各样的意见可以交锋,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可以得到表达和诉求,这是其优点。但是,当国家面临国难,需要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民主的缺陷便开始显现出来:决断需要时间,实行需要手续。因此,当日本面临今日这样的巨大自然灾害时,必须建立类似举国一致内阁的体制,以保卫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从这个意义上讲,菅直人首相邀请在野党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入阁,提议执政党与在野党大联手,从方向上讲,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政党大联手,必然需要进行政策协商的作业,因此党内的调整是必经的程序。鉴于此,我认为并非一定要谷垣祯一总裁入阁。对野党自民党来说,重要的是作出一个通力合作努力应对此次国难的一个积极的姿态。我认为自民党应当派出一名有实力的政治家,作为副首相兼震灾复兴担当大臣进入内阁。
      
    有自民党的干部表示,菅直人的入阁邀请仅仅只打了一个电话,显得很不正式,因此必须拒绝。这是一种仅考虑党利党略的发言。拘泥于规则、手续是官僚的习惯套路。大海啸可不是按着规则、办着手续袭击过来的。如今的自民党心中已不存在“国民”二字。正因为如此,在一年半前的选举中,日本国民才选择了民主党,选择了政权更迭。
      
    不过,民主党毕竟此前没有过执政的经历,因此在执政能力上难免有不成熟之处。但是,在面对这次大震灾这样的国家危机之时,如果民主党能够始终秉持保卫国民的坚定姿态,并展示一定的成果,那么毫无疑问,这次灾难将成为一次难得的历练,民主党将从中得到宝贵的执政经验,快速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
       直面日本的“第三次开国”,民主党现在的第一课题就是实现一个以举国一致之体制保卫“国民”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处于冷战格局中的日本一直采取的是日美同盟第一主义。保卫“国民”的安全保障政策就是与美国结盟。但是,柏林墙倒塌之后,美国走上单边主义道路,伊拉克战略失败后,美国已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欧盟、亚洲、伊斯兰世界,世界正朝多极化发展。
      
    日本的“第三次开国”,就是要从过去持续了一百五十年的脱亚入欧路线向亚洲重视路线转变,就是朝着亚洲的方向“开国”。日本贸易、经济依靠美国支撑的冷战体制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日本与中国的贸易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今后,对日本来说,“重视亚洲”才是能够保卫“国民”的、有意义的外交和安保。
      
    以东日本大震灾这一巨大自然灾害为契机,日本必须以举国一致之体制实现日本的“第三次开国”。我个人希望,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能够密切注视日本举国一致之体制的形成与地震的复兴,并建立必要的合作体制。
      
    (早报记者 王国培 翻译;  近代史所  杜承骏  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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