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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蔡孝乾（1908—1982）留学上海及参加台湾共产党前后的经历，笔者已撰写两篇论文予以考述。[1]本文是蔡孝乾研究系列论文的第三篇，重点考察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红色生涯和在台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背叛中共、由红而白的人生巨变。 红都瑞金 漳州是闽南重镇，在当时是福建第二大城。漳州地处九龙江入海口，向东不远是厦门港，向西不远是广东省大埔县。1932年4月14日，红军一、五军团共同向驻守漳州的国民党张贞所部四十九师发动进攻，19日，张贞所部王祖清旅和杨逢年旅被击溃，张贞率余部连夜烧毁弹药库，撤离漳州，经彰浦、云霄向诏安方向撤退。20日，红军正式占领漳州。此役红军共消灭张贞4个团，俘获1674人，缴获飞机两架，机枪、步枪、山炮、迫击炮等若干。[2]此外，红军还在漳州筹得100多万元现款和大量布匹、粮食、食盐等，并扩大队伍900多人，使一军团达到16000多人，五军团达到6600多人。[3] 红军的这次行动使蔡孝乾的职业生涯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折，正如他自己所说：“红军占领漳州，带给我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这，不仅是属于实际生活方面的，而且也是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从那天起，我就成为所谓‘红色战士’的一员了。”[4]引介蔡孝乾加入红军的是两年前曾以“巡视员”身份与他联系过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文堂（实际身份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局委员”），李设法找到当时正在漳州的蔡，邀请蔡到江西苏区工作。通过李文堂的介绍，蔡孝乾认识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遂进入政治部工作，接手原由罗荣桓主编的《红色战士报》。与他一同参加红军的还有台湾学生沈乙庚[5]、林飘萍、施碧晨、沈存荐和余晓阳等5人。蔡在编辑《红色战士报》时，还曾带领几个“红小鬼”到漳州城南40里的径口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在那里见到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1928年秋从台湾来到径口村，替台湾人李山火管理农场的。[6] 1932年6月3日，罗荣桓告诉蔡孝乾，时在汀州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的任弼时来电要蔡孝乾随红军入江西苏区担任新职务。任与蔡有师生之谊，1924年蔡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任弼时曾担任俄文教员。当时任弼时只有20岁，是全校41名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个。[7]1928年台共在上海成立时，任弼时负责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联络工作，知道蔡是台共领导人之一。[8] 6月中旬，蔡孝乾、与蔡一同教过书的台湾人施至善一家，以及几个台湾学生抵达福建汀州，见到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还有任弼时。[9]周恩来交给蔡两本书，一本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本是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佐野学的《国家论》[10]，要蔡尽快翻译出来，交由苏区中央局出版。关于蔡和其他台湾青年的工作，周恩来和任弼时决定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项英负责安排。蔡孝乾对周恩来印象很好，在回忆录中说：“后来，我在与周恩来不断的接触中，都能深深地感到他确实是个学识广博，思考缜密的人。”[11] 蔡孝乾一行抵达“红都”瑞金后见到了项英。蔡孝乾被暂时安排在徐特立任代理人民委员的中央教育部工作，任小学教课书的编审委员，后又兼任列宁师范学校的教师，讲授“社会学、土地问题”等课程。[12]列宁师范学校有200多名学生，大部分是高小毕业生，其中有40多名女生。学生从十五六岁的少年到30多岁的中年人都有，水平参差不齐。[13] 1932年6月23日，蔡孝乾（改名为蔡乾）、施至善（化名施红光）等人参加了苏区“反帝总同盟”（又称“反帝拥苏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入选由25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这次大会是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有三个重要议程：（1）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作《目前国际形势和苏区反帝运动的任务》的报告；（2）讨论并通过《反帝斗争纲领》；（3）选举“苏区反帝总同盟”领导机构。大会的主要目的，是要在苏区掀起反帝高潮，动员苏区群众参加红军作战。[14]在此次会议上，邓颖超、顾作霖、陈寿昌、王盛荣、张爱萍、张华、蔡孝乾和施至善等35人被选为总同盟执行委员。[15]总同盟执行委员会随后举行第一次会议，蔡孝乾被选举为总同盟主任，张华为组织部长，张爱萍为宣传部长。[16] 反帝拥苏总同盟是一个群众团体，在“瑞金、湘赣、江西等地都有省盟。同盟的主要工作对象是红军战士和广大青少年、儿童，宣传和动员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蒋介石对苏区的进攻，拥护苏联。”[17] 总同盟的主旨显然来源于原有的反帝大同盟。例如，1931年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拟定的反帝大同盟章程规定，大同盟以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拥护苏维埃政权，联合苏联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剥削阶级，争取民族解放为宗旨。大同盟的经常工作是：“调查帝国主义在苏区内的各种组织与势力，向群众宣传帝国主义的残暴与罪恶，提高群众反帝国主义的热情，领导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斗争。”[18] 1932年8月1日，反帝拥苏总同盟创办《反帝战线》，是8开的铅印本，每期4版。[19] 在此后2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蔡孝乾一直主持苏区反帝总同盟的工作。他的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2年6月总同盟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中央由上海迁至苏区为止，主要是整顿各级反帝同盟，建立经常性的会议制度，到长汀、宁化和上杭等县视察。第二阶段是中共中央迁入苏区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为止，主要是加强宣传，配合“扩红”（扩大红军）和“查田”（检查分田）运动，响应“世界反帝大同盟”执行委员会的号召，展开“反战”（反对法西斯主义战争）和“拥苏”（拥护苏联）的工作。[20] 1933年7月，总同盟在瑞金郊外召开了“苏区御侮救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为了加强宣传，总同盟还出版了《反帝画报》（半月刊）。[21] 1933年7、8月间，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编辑出版了《反帝拥苏通讯》，是16开的油印本。[22] 1933年8月12日，中央苏区在瑞金召开江西、福建两省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着重说明经济建设对支持革命战争、发展红色区域的重大作用，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以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23]蔡孝乾应邀参加大会，并在会上作了《苏区反帝运动概况》的报告。[24] 跟蔡孝乾一起工作过的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和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胡耀邦是1933年8月担任总同盟青年部部长的，以后又兼任宣传部部长。[25]蔡孝乾回忆说，虽然他与毛泽覃在“反帝同盟”里共事“只有半年光景”，但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蔡孝乾、毛泽覃和胡耀邦三个人，“常常谈到深夜”。有时，“毛泽东的年轻漂亮的妻子贺子珍差遣她的妹子贺怡（毛泽覃之妻）送些炒辣椒或鸡蛋来给毛泽覃”，毛总是把送来的东西拿出来请蔡孝乾和胡耀邦共享。[26] 1933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事件两周年纪念日，反帝拥苏总同盟在瑞金举办反帝宣传展览会，“内容有国画，有墙报、统计、纪事、相片等”，国画有黄亚光、沈乙庚等人的作品。这次展览会“不仅对于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有绝大的意义，并且对于苏维埃文化上，对发扬革命艺术的立场上，都具有很大的意义”。[27] 蔡乾还担任工农美术社筹委会负责人，征集“革命的美术作品，如图画、雕刻、相片、艺术化的墙报等”。该会于12月11日广州暴动6周年纪念日举行成立大会，并举办了第一次工农美术展览会。[28] 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郊外沙洲坝召开，大会由中华苏维埃国家主席毛泽东主持，到会正式代表共700多人，旁听的有1500多人。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张国焘、项英、周恩来、邓发、王稼穑、蔡畅、何长工、徐特立、梁柏台、胡德兰、刘国珠、张云仙、谭余保，以及鄂豫皖苏区代表，上海、东北四省、陕西、河南、东江、香港、厦门、四川、山东、朝鲜、爪哇、台湾、安南等地代表共75人为主席团成员。[29]其中，蔡孝乾是台湾代表，毕士狄是朝鲜代表，洪水是安南代表，张然和是爪哇代表。毛泽东的报告用专节阐述了苏维埃的民族政策。他声称：“争取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环绕于苏维埃的周围，增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革命力量，使一切被压迫民族得到自由与解放，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他还指出，苏维埃宪法大纲第15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各民族以及世界各国的革命战士，给以托庇苏维埃区域的权利，并且帮助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直到这些民族与国家的革命运动得到完全胜利为止。”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区的许多高丽、台湾与安南革命同志的寄居，第一次全苏大会高丽代表的出席，这次大会的几位高丽、台湾、安南与爪哇的代表出席，都证明了苏维埃这一宣言的真实。”[30]2月1日，大会选举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75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35人，蔡孝乾、毕士狄、洪水、张然和均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31] 1934年7月15日，中共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第二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潘汉年召见蔡孝乾，要他和毕士狄以台湾代表和朝鲜代表的名义共同发表宣言，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因毕士狄在前线，宣言便由蔡孝乾独自起草。[32] 8月1日，反帝拥苏总同盟还在全苏大会场举办了一场反帝展览，主要内容有：（1）“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形”；（2）“全世界、全中国革命斗争”；（3）“帝国主义怎样瓜分中国的？”（4）“法西斯蒂如何凶恶残暴？”[33] 蔡孝乾把宣言起草好后，于8月8日以他和毕士狄两人的名义发表，内容如下： 全中国、全苏区的民众们！ 万恶的国民党出卖了半个中国，现在更进一步的进行着出卖整个中国，亡国的惨祸就在面前，亡国奴的耻辱将悬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当这时候，即当全国民众热望红军北上抗日如大旱望雨的时候，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了抗日先遣队，并且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抗日先遣队已经渡过了闽江，占领了水口，现在正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建的根据地福州城挺进！ 全中国全苏区民众们！这样还不明白吗？国民党是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帮手，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卖国贼！只有苏维埃才能对日宣战，只有工农红军才能真正去抗日，只有苏维埃和红军才能领率全中国的武装民众去打日本！ 全中国全苏区民众们！我们曾做过日本帝国主义宰割下的奴隶，我们是亡国奴，我们被日本帝国主义剥削得干干净净，已无田地财产，又无家可归，我们在白区还要受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摧残与压迫，我们忍不住这种痛苦，坚决到苏区来了。我们在苏维埃政权下，和中国劳苦群众一样的享受一切的自由与权利。我们坚信：苏维埃和红军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能够解放全中国劳苦民众，并且帮助我们韩台民族去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 全国白区的民众们！你们不愿意做亡国奴罢！那么应该立即一致团结起来，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发展反日反国民党的游击战争，实行没收日货，组织慰劳团去慰劳抗日红军，大规模的募捐，作为抗日经费，踊跃加入抗日先遣队去！为收复失地，为中国独立解放而战！ 全中国的白军弟兄们！把枪口向卖国贼汉奸放，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开到北方去救你们的家乡、父母妻子弟兄姐妹，快快觉悟起来，有几十万红军等着与你们联合，有四万万同胞热望着你们大胆地干起来，并且有了我们韩国台湾民族将用民众的武装暴动，来响应你们的神圣的抗日战争！ 全苏区的民众们！紧急动员起来，争取秋收的全部胜利来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迅速的完成六十万石谷子给苏维埃红军北上抗日！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经费帮助抗日的主力红军，更加紧一切动员工作，彻底粉碎五次“围剿”，争取大举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卖国贼国民党！ 拥护红军北上抗日！ 中、韩、台民族抗日联合战线万岁！ 台湾民族代表蔡乾 在苏区 同启[34] 韩国民族代表比士梯 长 征 1934年9月，中央红军决定撤离苏区，9月下旬。蔡孝乾接到通知随军西行。据斯诺记载，蔡孝乾的妻子也是台湾人，未随军长征，而是留在了江西。[35]蔡在回忆录中没有明确讲过自己在苏区结婚的事，但有条材料似可说明，他的妻子可能是刘月蟾。1934年1月瞿秋白从上海到瑞金后，蔡孝乾曾去看望过上海大学教过他课的这位老师。蔡记述：“以前他有严重的肺病，脸色很不好，现在看起来，身体比以前好得多，精神也很好。当我介绍月蟾与他认识时，他就慈祥地问这个、问那个。”[36] 10月12日，蔡孝乾与罗梓铭、刘群先、陈云洲到红军总政治部报到，接待他们的是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蔡孝乾、罗梓铭、陈云洲被分配到中央纵队政治部工作，刘群先被分配到总卫生部工作。中央纵队是临时编成的庞大队伍，包括中共中央各部会、苏维埃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各部、红军总司令部、野战总医院、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造币厂，以及红军大学和由两个步兵学校学员组成的干部团、政治保卫局的警卫团等，共有15000多人。 14日，蔡孝乾一行来到集合地点宽田，中央纵队在这里被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红军大学、两个步兵学校和政治保卫局的警卫团；第二梯队包括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野战总医院以及一个由医生、护士和担架队（有120副担架）组成的医疗队。中央纵队的代号是“红星”，总指挥是叶剑英。 10月16日黄昏，中央纵队从宽田出发，艰难地突破四道封锁线，于11月29日渡过湘江，之后进入广西境内的瑶族居住区。有一天，部队在一个名叫尖顶的瑶族村庄宿营，正当蔡孝乾和罗梓铭吃过饭后准备睡觉时，外面突然有人喊叫失火了。他们跑到房外看到，他们所住房屋下方的几栋房子着火了。这些房子在半山坡上，都是木头造的，房顶盖的是树皮，且许多房子是彼此连接的，一旦着火，即成燎原之势。由工兵营组成的救火队很快赶到现场，一边找水救火，一边阻断火的蔓延路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才把火扑灭。检查火灾情况，发现共有10多栋房子被烧毁了。第二天早晨，中央纵队政治部利用部队出发前的短暂时间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一方面追查头天晚上的失火原因，另一方面要求各单位加强防火工作。会议决定纵队各连队指定一个排为救火排，各大队组织一个救火队，每到一处，先找水源，做好防火准备工作。 第三天，部队前往龙胜县龙平镇。在行军途中，蔡孝乾、罗梓铭和陈云洲三人曾分别到各大队去检查部队纪律，布置防火工作。尽管如此，到龙平的当晚，镇上还是有四五处发生了火灾。因各部队已有准备，大火很快被扑灭了。政治保卫局经过严密调查，发现大火是龙胜县政府派到红军中冒充运输员的特务人员放的。红军抓到三个人，其中一个逃跑了，另外两个被就地枪毙了。 12月中旬，部队进入贵州，经过苗族聚居区，沿黄平、施秉、瓮安前进，逼近乌江天险。12月31日，当中央纵队抵达乌江南岸的渡江地点时，蔡孝乾和罗梓铭到江边一个小村庄做群众工作。他们把江边看到的情况和向群众打听到的消息反映到纵队司令部，作为渡江作战准备工作的参考。 1935年1月3日，中央纵队渡过乌江，赶到乌江北岸40里的猪场宿营，整顿队伍，整理仪容，于5日抵达遵义。1月6—8日，中共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毛泽东重回权力核心。 1月6日，蔡孝乾和罗梓铭来到遵义县立第三中学，召集了遵义各界代表会议，与会代表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摊贩、小工等五六十人。会议讨论了召开遵义各界民众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之友社，以及救济贫民等事宜。1月7日，遵义各界民众大会在县立第三中学操场召开，毛泽东和朱德都出席并讲话。大会通过了遵义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名单，罗梓铭被选举为革委会主席。大会还宣布成立红军之友社。 大会之后，革委会正式在县立第三中学办公，蔡孝乾和罗梓铭都从中央纵队政治部来到革委会，蔡孝乾的任务是协助罗梓铭处理革委会的日常工作，其中最要紧的是“没收征发委员会”的工作，即把“打土豪”没收来的粮食、衣服、药品、食盐等物资分发给市内民众和郊区的农民。 在部队离开遵义前的晚上，蔡孝乾和罗梓铭被安排到野战总医院干部休养连休养。休养连连长是何长工（后来由毕士狄接替），指导员是罗明，休养员共20多位，包括老弱病残的高级干部，如徐特立、董必武和谢觉哉“三老”，以及作家成仿吾和上海老工人朱琪等，加上特务员、勤务员、饲养员、担架员等共五六十人。桐梓是遵义之后红军攻占的另一重镇，王家烈就是从这里发迹的。他在桐梓的别墅富丽豪华，被分配给干部休养连当驻地。 到云南边境的扎西时，贺子珍、邓颖超、蔡畅、刘群先、廖施光、杨厚增等也陆续加入了休养队伍。 4月中旬，部队在由赤诚镇向定番行进途中，曾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蔡孝乾躲在一棵松树下，侥幸未被炸中，但收养连的部分人员被炸死或炸伤了。有的手足被炸断，脸上满是鲜血；有的头被炸破；有的被炸得骨肉碎裂；有些人的肢体被炸飞，挂在树上。这种惨烈的场面，给很少上前线的蔡孝乾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1935年5月初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军委召开直属部队干部会议，决定加强各部队的政治工作。蔡孝乾和罗梓铭被调到红三军团政治部，徐特立和成仿吾被调到军委干部团去担任政治教官，毕士狄被调到军委干部团担任陈赓的参谋长。蔡孝乾和罗梓铭到红三军团后，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告诉他们，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少数民族的争取工作，具体工作由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郭滴人安排。蔡孝乾曾回顾说：“我是一个政治工作人员，我的主要工作是居民工作。在番民区域，我的工作是搞给养和资材。”[37] 之后，蔡孝乾随部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在大维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合。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主力来到卓克基、梭磨、马塘、黑水和芦花地区。中共中央军委在芦花和毛儿盖分别设立筹粮委员会，领导筹粮工作。蔡孝乾和红三军团地方工作部的同事于7月初抵达黑水和芦花地区，进行紧张的筹粮工作达40天之久。这个地区都是信奉喇嘛教的藏民，以青稞为主粮。当时青稞尚未成熟，筹粮极为不易，好在蔡孝乾等人打听到一种“找窖”[38]的窍门，才顺利筹集到足够的粮食。蔡孝乾还奉命与欧阳武率领几名战士和十几个藏族青年从芦花到波罗子运粮。 8月中旬，蔡孝乾随红三军团先头部队从芦花到毛儿盖，准备过草地。蔡孝乾本来以为，“在草地行军，既没有居民，也不要搞给养”，他可能会“闲着”。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却把他叫去说：“刚才由十团交来一班番民，要你带他们，在草地行军好好地照顾他们的生活。”他没有想到，正是“番民”在过草地时救了他一命。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部队来到一条水流湍急的河边，因马匹少，绝大多数人只能徒步过河。因水流特别急，有两个战士不幸被冲走牺牲了。指挥员想出一个办法，把所有的绑带集中起来，结成一根绳索，由两岸的人拉紧，让官兵们抓着绳索过河。因绳索不太结实，一次只能过5个人。等到蔡孝乾过河时，他负责照顾的8个“番民”都跟着他进了水，致使绳索被扯歪，蔡孝乾忽然脚底踩空，被水淹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身后一个名叫密西尔的“番民”把他紧紧抓住，一直把他搀扶到对岸。蔡孝乾深情地说：“密西尔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他庆幸自己“没有被水淹死”，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只要我和我的队伍在一起，我便感觉我是幸福的。虽然我的身体是衰弱的，但我还能走路，我还能工作，我只要一息尚存，我总是和我们的队伍一起的。”[39] 走出草地后，蔡孝乾跟随部队经腊子口、岷山、甘南草原，于1935年底抵达陕北，成为走完长征路的唯一一位台湾人。 红都延安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与刘志丹的军队会合，渐次开展各项军政工作，在陕北扎下根来，并四处用兵，创建陕甘宁边区。蔡孝乾在延安也达到了他革命生涯的一个新高度。 对于蔡孝乾在延安的经历，目前知之不详，笔者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做下述梳理。 蔡孝乾抵达延安后，再改名为蔡前。斯诺曾记述，蔡前于1936年4月被任命为“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40]。 1936年9月，蔡前被调任为中共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专管对国民党军的渗透和瓦解工作）下属的北线工作委员会书记。其工作对象是高桂滋和高双城。[41] 高桂滋是陕西定边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毕业于陕西讲武学堂，时任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驻榆林一带。高双城是陕西渭南人，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驻绥德、米脂一带。 1937年9月，蔡前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敌军工作部部长，负责对日军的政治工作及日俘的教育工作。他随康克清等人赴山西八路军总部，曾与从延安去山西抗日前线采访的美国新闻记者尼姆�威尔斯同行。威尔斯写道：“我们沿途不能耽搁，因为有几名红军指挥员和康克清急于在最后一批部队开赴山西前赶到位于云阳的彭德怀总部。其中一位年青的台湾人蔡前曾任苏区反帝大同盟主席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内务人民委员。”[42] 作为敌军工作部部长，蔡前具有日语好及对日本人比较了解等优势。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各部队汇报上来的信息，于1938年1月7日至30日撰写《敌军工作怎样做》一文，对八路军的敌军（包括日军和伪军）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蔡前首先指出，“敌军工作是抗日战争中政治工作的重要的一环”，中国要争取抗战的胜利，“除用军事力量给敌军以严重打击外，还应在政治上动摇和瓦解敌军”。但是，从平型关战役及其他战斗的情况来看，敌军“宁死不缴枪”，表现出“相当的顽强性”，主要原因在于：（1）日本军部对士兵进行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教育；（2）由于言语不通，敌军很难了解我方的宣传；（3）我方一些部队不严格执行俘虏政策，甚至杀俘虏，加上日军总部的夸大宣传，使日军“对我军恐怖心因之增加”。针对这些情况，我军应采取如下办法：（1）向敌军士兵揭露日本军部的欺骗宣传，“指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只有军阀财阀升官发财，士兵只有白白送死”；（2）让我军官兵学会一些简单的日语，在火线上向敌军喊话，并在“敌军可能占领的地方普遍地涂写瓦解敌军的标语”；（3）“不杀俘虏，优待俘虏，医治敌军伤兵”。[43] 蔡前列举了火线上喊话的“仅有”的9句日语：（1）日本士兵弟兄；（2）缴枪不杀你；（3）反对侵略战争；（4）打倒日本帝国主义；（5）打死法西斯官长；（6）不杀中国弟兄；（7）我们不杀日本士兵；（8）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军阀；（9）要求回国去。“这九句口号两天可以学会”，要让战士们克服“日语不容易学”的“成见”，让他们“深刻了解到对敌军士兵喊话，从政治上动摇和瓦解敌人，是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蔡前接着阐述了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对于俘虏，不论官兵，我们不杀他，俘虏的物品，除武器及军用品外，概不没收其财物。不能侮辱和打骂或讥笑”俘虏。对于俘虏，“应给予可能限度的优待，应使他们穿得暖吃得饱”；新来的俘虏须立即清查，“如有官长，务须立即分开，不要使士兵尝到官长的坏的影响”；要派懂得日语的人员“经常与俘虏谈话，进行耐心的教育”；要找一些“进步的日文书”让俘虏们“轮流阅读”。但是，蔡前同时也提醒说：“处理俘虏必须慎重，我们优待他，用友爱去接近他，但我们应提高自己的警觉性，免得发生意外，特别应注意预防个别敌探的活动。”[44] 蔡前还指出，“敌军工作的对象”，除日军外，还“应该是包括伪满军、蒙军及各地伪组织的武装在内”，他们都是“受日寇的欺骗和压迫来参加作战的”，我们应提出以下口号来争取他们：（1）“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蒙军不打中国军，中蒙联合打日本”；（2）“不做汉奸，不当亡国奴”；（3）“调转枪口，杀死压迫我们的日本军官”；（4）“民族自决，满蒙平等，蒙人的事蒙人自己管”；（5）“‘剿灭共党’是日寇以华制华的毒辣政策”；（6）“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伪军，“必须有针对着他们的具体情形的宣传品”；对于伪满军、蒙军官长，“依然采用争取的方式。不是著名的汉奸而仍有部分群众的官长，不应立即提出打倒他的口号”。[45] 蔡前提出，“必须在部队中和民众中广泛的宣传解说，造成一种热烈的空气，使敌军工作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具体办法是：（1）在部队中进行解释与教育，使每个战士都明确认识到争取俘虏的重要性；（2）“经过我们的战士向居民宣传解说”；（3）在各种大会、集会上向群众解说。[46] 蔡前还总结了敌军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着重强调了让战士们学习简单的日语，在火线上用日语喊话瓦解日本士兵战斗意志的重要性，以及大量印刷宣传品让日本士兵了解我军相关政策重要性。在战场上发现日军伤兵，“应尽可能抬回来，给予医治和亲切地看护”，并加以必要的教育。此外，“战场上敌军遗弃的文件，必须尽量捡回”，把其中有用的东西翻译出来，“供给指挥首长及全国友军做参考”。[47] 1938年12月，蔡前任八路军民运部部长（后黄镇接任）兼敌工部部长。后因中共“保护干部”政策，考虑前线危险太大，而蔡的身份极为特殊，遂将他调回延安。 1939年8月，蔡前发表长文，对日军的政治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日军的政治特性主要有如下表现：（1）野蛮性，烧杀、奸淫、劫掠，无恶不作；（2）顽强性，被我军“包围而陷入绝望时，仍顽强抵抗，宁死不缴枪”；（3）怯懦性，“差不多每人身上都藏有迷信的‘护身符’或‘千人针’之类的东西”；（4）特务工作“特别活跃”，其军官“大都具有特务工作的知识和手腕”；（5）官兵“尖锐对立”，（6）有特殊的政治工作方式方法。 蔡前重点分析了导致日本士兵具有“顽强性”的因素：（1）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和欺骗；（2）日本的武士道传统；（3）“狭隘的民族骄傲的自尊心”；（4）由于“民族隔阂，彼此语言不通”，加上“日本统治阶级的无耻欺骗”，日本士兵不了解我军的俘虏政策，也不接受我方的宣传；（5）我军个别部队不严格执行俘虏政策，有“侮辱甚至残杀俘虏”之举，增加了敌军的恐惧感。 针对日军的上述特点，我们应该采取如下措施与之斗争：（1）加强抗战军队中的政治工作；（2）加强抗战军事力量，自力更生，转弱为强，“给敌军以有力的打击，逼使敌军陷入无法施展其野蛮兽行的境地”，从根本上“消灭敌人的野蛮性”；（3）加强对敌军的宣传工作，严格执行俘虏政策，让战士们学习日语口号以瓦解敌军，以应付敌军士兵的顽强性；（4）针对敌军的怯懦性，加强宣传工作，着眼于“诱发日本士兵思乡念妻厌战，促进其战斗情绪的低落，而陷于更怯懦的境地”；（5）针对敌军内部官兵对立的事实，“制作富有刺激性的宣传品”，“启发日本士兵的阶级觉悟，号召他们起来反对官长压迫，反对侵略战争”。 蔡前在文末满怀信心地指出，“在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中，以至在我国转入反攻的阶段中，敌国的困难更增加，敌国人民的反战运动更加剧烈，而敌军士兵的反战情绪也必随着增长。在日本军队中既无完善的政治机关的保障，又无‘理直气壮’的宣传教育的内容，因此敌军的瓦解和哗变，势必变成浪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抱着不挠不倦，百折不回的精神，抱着坚毅的信心，努力工作，虚心研究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弱点，创造新的工作经验，胜利一定是我们的。”[48] 1941年6月17日，延安成立了有20余名社员的“台湾独立先锋社”，蔡前被推举为负责人。 1941年10月15日，蔡前发表《台湾的今昔》一文，简要回顾了台湾的历史，介绍了台湾的地理、人口、物产、语言、工业，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以后采取的殖民政策和对台湾人民的压迫、剥削等情况。他指出：“在日寇铁蹄下的台湾人民，虽然他们在孤岛中很难获得外援，但他们从未停止过对统治者的斗争。”而且，台湾人民的斗争是有希望的，因为“临时成立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必予台湾民族以莫大的兴奋和鼓励。这样伟大的力量，将推动台湾民族为推翻日本法西斯统治而奋斗到底。”[49] 1941年10月26日晚，来自日本、犹太、印度、荷印、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国的代表和台湾、蒙、回、藏、苗、满、汉等国内各民族的代表共130余人及延安各界代表2000余人，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大会推举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毛泽东等20余人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高岗、蔡前等数十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50] 《解放日报》社论对大会给予极高的评价，称赞这个大会“在全世界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不仅表示着东方各民族之反对日本法西斯共同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同时最初用战斗的号召描画出整个东方所有民族自由独立、光明幸福的远大的前途。”这个大会“将奠定东方各民族团结的政治的组织的基础，将东方各民族的反侵略斗争和解放运动推上一个历史的新阶段。” [51] 在10月29日的会议上，蔡前作为台湾代表向大会作了报告。当天作报告的还有越南代表黄振光、藏族代表桑悦喜、蒙古族代表乌兰夫、回族代表马寅、东北代表于炳然、荷印代表阿里阿罕。[52]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蔡前对此给予高度重视，于12月16日写成《日寇如何开始进攻英美》一文。他指出：“此次日寇以狡诈手段袭击英美在太平洋各海军根据地之目的，主要有二：一为打击英美之舰队，以除去日本与英美海军实力对比的悬隔；一为夺取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以造成占领新加坡及荷印等有利之条件。”他还预计：“从日寇方面说来，新加坡是它的战略目的地，剧烈的战斗还在后面，新加坡的攻防战是决定太平洋战争第一阶段的战局的关键。”[53] 1942年初，蔡前继续发表文章对太平洋战局进行分析。他认为一个月来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特点，“在于攫取海空军根据地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日寇是处在进攻的地位。这是由太平洋之战略形势和日寇之战略目的所规定的。在目前阶段，日寇战略目的主要是占领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一个月来日寇对于关岛、威克岛、香港、澳门、槟榔屿、吉尔贝特群岛等处的袭占，以及在菲律宾岛、马来亚、英属婆罗洲、新几内亚等的登陆作战，都是为了贯彻这一战略目的。”由于太平洋战火已经燃烧到荷属东印度和新几内亚，“战争已由西太平洋发展到南太平洋”，所以，“海空军根据地的攻防战还可能继续下去”。[54]2月28日，他又发表文章对日寇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政治攻势作了论述。他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寇的政治攻势，始终是和她的军事攻势密切的配合着，而且已经获得了部分的成功”。日寇的政治攻势主要表现在：（1）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寇曾派遣“大批第五纵队入南洋各地去活动”，扶持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地的亲日分子进行政治活动；（2）想方设法离间同盟国之间的团结；（3）挑拨英美与其属地之间的关系。蔡前分析说，日寇的政治攻势之所以取得部分成功，“一方面是由于日寇在南洋各民族中的特务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较深的基础，而英美过去在南洋的政策可以为其利用作欺骗宣传攻击的目标；另一方面是由于日寇在军事上的暂时胜利。”但是，蔡前最后明确指出：“不管日寇之政治攻势如何地猖獗，胜利总是属于正义方面的。”[55] 1942年6月，蔡前出版了一本关于台湾历史和现状的书，他在该书序言中说：“我们研究台湾，不只是要了解台湾本身的情形，而且还要了解日寇一般的统治殖民地的方针和政策，同时还要学习台湾民众与日寇斗争的经验与教训。”[56] 该书共分七章，第一章简述台湾地理概况、人种、人口以及物产；第二章追述日据前的台湾历史；第三章回顾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48年的殖民统治；第四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经济掠夺；第五章勾勒台湾农民和工人的现况；第六章讲述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第七章是结论。 由于资料限制，该书关于台湾地理和历史的描述颇为简略，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蔡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从经济方面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向外扩张并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在1890年代得到发展，但因其国内市场狭小且缺乏经济资源，使其“从发展的第一天起，就具备着露骨的侵略性”。他称赞台湾民主国“在东方历史上”是“具有伟大意义的创举”。[57] 蔡前把日本对台湾48年的殖民统治分为三个时期：（一）1895—1918年，是以“武力统治”为主的时期；（二）1919—1932年，是“同化主义”或“日本延长主义”的时期；（三）1933—1942年，是“战争与法西斯军部统治”的时期。[58]在第一个时期，日本对台湾“是用武力的恐怖政策，镇压台湾人的反抗”。这个时期的台湾总督都是日本陆军将领，“这就指明了日本军部与殖民地统治的密切关系”。在第二个时期，因日本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国内民主力量不断增长，加上国际形势的影响，日本当局不得不对殖民政策加以调整，转而实行所谓的“日本延长主义”。蔡前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日本延长主义’者，即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完全同化于日本。美其名曰‘一视同仁’，其实质是同化主义。”蔡前注意到，第一个时期以武力为主，第二个时期则以“文化”为主，故又称为“文化政治”，台湾总督也由武官改为文官。在第三个时期，由于日本国内矛盾的增长和国际政治形势的紧张，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殖民当局在台湾的政策亦随之发生变化，对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进行残酷镇压，并在台湾加强“军事设备”，“加紧对台湾青年的军事训练”，使台湾复现军人统治的局面。[59] 蔡前指出，这三个时期日本的殖民统治虽然在形式和制度上有些区别，“然而在其实质上，无论任何时期，仍然是总督的独裁政治”。[60] 日本占领台湾后，立即开始对台湾进行经济掠夺。蔡前指出，其中“最残酷、最无慈悲者，为对台湾人民的土地掠夺”[61]。其次是实行残酷的经济垄断，这表现在：（1）把台湾当作“日本原料及粮食的供给地”；（2）把台湾当作“日本商品的贩卖市场”；（3）把台湾当作“日本金融资本家投资的市场”；（4）“日本财阀、资本家对台湾产业的独占和日本政府的专卖独占”。[62]“总括起来说，作为殖民地台湾的经济，是完全隶属于日本政府及其金融资本家的垄断和支配之下，而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63] 蔡前在结论中指出：“目前台湾革命的任务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成为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斗争的一支力量。台湾民众具备着斗争的优良传统，我们相信，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斗争中，台湾民众必将和过去一样现出其英勇的战斗姿态，并且获得最后胜利。”[64] 1943年，蔡孝乾从太行山根据地返回延安，曾去看望瑞金时期的老朋友王观澜。王因“长期在贫瘠的农村中，工作劳累，积劳成疾”，病倒在延安国际医院（又称白求恩医院）。[65]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在瑞金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蔡前未能获得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的资格。 重返台湾 无论在内战还是抗战期间，周恩来亲自领导下的敌后情报工作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台湾作为一个战略要地，当然也在周恩来的视野之中。早在1940年代初，周就多次派出骨干人员赴台秘密发展组织，扩大力量，为将来的地下工作奠定基础。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亲自找蔡孝乾谈话，要他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赴台主抓秘密工作。中共华东局在上海设立华东局对台工作联络站，负责人为刘晓，后来中共中央又在香港设立台湾工作小组香港联络站，负责与岛内的蔡孝乾联络并帮助地下党在台湾开展各项工作。 据《安全局机密文件》记载，蔡孝乾于1945年9月从延安出发，长途跋涉3个多月，于12月抵达江苏淮安，见到中共华东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以及预定来台的张志忠[66]等人。 1946年2月，蔡孝乾率张志忠等人先到上海与中共华东局的地下党员会合，在上海学习了1个月的时间。在上海期间，蔡孝乾与一姓马的女工结婚。 当年的上海台湾同乡会理事长李伟光医师回忆说，蔡孝乾到上海后，“我安排他住在我的疗养院，蔡介绍张执一和我联系。从此，张执一一直领导我在上海的地下党工作。”[67]张执一是湖北汉阳人，1929年加入中共，1945年8月受中共华中局派遣到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及行动委员会书记，准备组织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进攻上海。不久中共中央调整战略部署，停止起义，张留沪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据张执一回忆：“约在1946年夏秋之交，中央来电指示成立上海局，指定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同志为上海局委员。刘晓任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刘长胜任副书记，主要分管上海工作。”“在上海局领导下，设有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乾（又名蔡前），一九四八年我又派钱柏生为副书记（一九五○年被捕，详情不悉）。一九四六年秋冬之交到一九四九年底，我曾代表上海局四次前往台湾检查与布置工作。”[68]后来，张执一曾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46的4月，张志忠率领首批干部先行搭船返回台湾开展前期工作。张志忠是战后最先登陆台湾的中共党员之一。 1946年7月，蔡孝乾乘船抵达台湾，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张志忠担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的工作（后交由陈福星领导）。[69]陈泽生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地区的工作），洪幼樵任宣传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的工作）。当时，蔡孝乾化名老郑，陈化名老钱，洪化名老刘，张化名老吴，加上华东局派遣来台的福建人林英杰，成为中共在台的“五巨头”。蔡到台湾后，先是住在台北市青田街，后来迁居泉州街。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1）搜集台湾境内的军政情报；（2）策反动摇的军政人员；（3）建立地下组织；（4）发展党组织；（5）开展秘密政治宣传；（6）在台东偏僻山区建立武装根据地，利用山区的天然条件，发展游击力量。[70] 由于蔡孝乾已离开台湾将近20年，对战后台湾的政治和社会情况颇为生疏，只好侧重于联络原台共干部，以发展组织。他派人联络谢雪红、简吉、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等原台共干部，先后建立了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区的“党支部”，同时秘密发刊《光明日报》、《青年自由报》等，作为展开地下工作的有力工具。据有关资料显示，从台湾省工委成立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前夕的数月内，发展的新党员已有70余人。 虽然力量还比较弱小，但中共地下党还是在轰轰烈烈的“二�二八”事件中积极开展工作，力争有所作为。 据当时的学生领袖陈炳基回忆，李中志是“地下党指派的台北地区武装起义总指挥”，曾策划在台北举行武装起义，并制定了“作战计划”，但因组织工作不到位而流产。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亦与闻其事。[71]苏新也曾撰文说，处理委员会的王添灯、林日高等人都是按地下党的方针、指示进行斗争的。而且，当时苏新等人“始终与地下党的负责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苏新、廖瑞发、萧友山等几个人，“实际上就是王添灯和林日高的参谋部。当时，王添灯的发言、提案、广播稿都是我们给他准备的。遇到重大问题或意思不甚一致的时候，都经联络员萧友山请示廖瑞发（又名廖烟，旧台共），再由他请示蔡前的。”[72] 蔡孝乾还到台中进行活动。据杨逵晚年回忆：“在处理委员会控制台中好几天时，台共负责人蔡孝乾来找我，他对局势很有把握，要办人民日报，并要我负责。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台中局势维持不了多久，一旦国民党大军开来，乌合之众随即会散去。”杨逵建议办流动性的周刊或半月刊，并发表《从速组织下乡工作队》一文，“呼吁大家到乡下去，扩大控制面”。过了几天，蔡孝乾对杨说，国民党的军队已被接收，改成“二七部队”，为什么不能办日报？杨认为大陆地阔有可能，台湾太小不可能。蔡说如果不能办日报，就去山上组织游击部队。杨说台湾环境也不允许。两人话不投机。[73] 但是,蔡孝乾在台中却没有去找谢雪红。据杨克煌回忆，事件发生前，蔡孝乾曾派林英杰与谢雪红联系，但事件发生后，谢雪红等人却找不到林英杰，故而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此时，党的领导在哪儿？党的方针如何？党的指示是什么呢？”[74] 3月3日早晨，谢雪红和杨克煌决定成立“中部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组建了一支武装力量。但3月4日下午李松乔到作战本部找到谢雪红，说地下党（台工委）要他们把武装指挥权移交给处理委员会。他说：“台工委的意见认为武装斗争已基本结束了，要进入政治斗争的阶段，如我们再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这对于团结各阶层人士、搞好统一战线的工作不利。”谢雪红表示不同意。过了两个小时，李松乔又来找谢雪红说：“这是蔡乾的命令啊！不服从就要犯错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同志犯错误啊！”听到这是蔡孝乾的命令，谢雪红只得服从，但她和杨克煌不无怨言：“蔡乾他人早就在台中，但却不同我们联系，也不给我们协助，而第一次来联系就是提出要我们把武装领导权移交出去。”[75] 3月8日晚8时，蔡孝乾来到谢雪红所在的大华酒家，“这是他回台第一次来会见谢雪红的”。谢雪红就移交武装力量领导权之事质问蔡孝乾，蔡说此事已经过去了，现在不要再提起了。蔡还说：“我们决定最近要召开一个全省武装力量的会议，成立一个全省的武装领导机构，你们也要准备参加。”谢还同蔡谈及台中“二七部队”的问题，蔡指示说：“局势变化时，二七部队就转移到埔里山里去。”[76] 因国民党调派军队到台湾进行镇压，“二�二八”事件很快被平息，中共地下党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于以蔡孝乾为首的中共地下党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作用，苏新有一个整体的评价，可作为一家之言，录此存照：“当时的地下党的领导是很得力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正确的。”虽然“中共在台湾开始建党还不到一年，有没多少党员，工人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在工人农民中间还没有扎根”，但是，地下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看到台湾人民起来以后，勇敢地站出来，果断地决定武装斗争，并且把所有力量都投入了这场斗争，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组织了那么多的武装力量，最后还召开了全省性的武装斗争的会议，有组织地展开了武装进攻，这是很宝贵的。”[77] 1947年3月20日，延安发表社论，鼓励台湾人民起来进行武装反抗。[78]中共华东局随后也向台湾省工委发出工作指示，内容包括重新吸收优秀份子、确立完整组织、确保兵源财源，以及占领台湾山区，以深山为根据地，在山区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等原则。蔡孝乾认为，只要能建立山区武装基地，其他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便全力朝这个方向努力。[79] 据蔡孝乾讲，“二�二八”事件后，他领导下的省工委“经三、四个月的整理组织，又成立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县工委会，学生方面单独成立学委会，指导全省学运，至三十七年（1948年）六月，全省党员已达三百名左右。”[80] 1948年6月，中共华东局在香港主持召开“台湾工作干部会议”，全面检讨中共在台湾省的各项工作。会议由刘晓主持，章汉夫担任记录。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台湾的蔡孝乾、张志忠、洪幼樵等地下党员，有在香港的谢雪红等人，还有来自上海的李伟光等。会议批判了廖文毅等台独分子的“托管运动”，厘清了台湾地下党的领导权问题。谢雪红还对蔡孝乾在“二�二八”事件中放弃武装斗争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会议形成的《决议文》提出了台湾工作的方针：“准备群众力量，扩大党的基础，以‘反美’、‘反蒋’、‘反官僚资本统治’、‘台人治台’、‘要求地方自治’，来号召团结台湾各阶层人民并进而与内地来台湾的基本群众（包括军队），结成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准备在全国解放战争达到全面胜利关头，武装起义解放台湾，完成台湾人民民主自治运动。”[81] 蔡孝乾返回台湾后，根据香港会议《决议文》的精神，着手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1949年5月上旬，蔡孝乾准备在北部深山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他联络陈本江、陈义农、许希宽等人，到他台北市泉州街的住宅开会讨论。陈本江是一位大学教授，他从厦门中学毕业后，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学成后一度在北京大学任教。陈义农和许希宽则原本都是木工。“他们这些人，对于实施共产制度的‘远景’，都怀抱着绮丽的幻想，也因此一心期待‘祖国’早日‘解放’台湾。”[82] 关于武装斗争的据点，有人提议七星山，有人提议后山三峡地区，有人认为观音山最适合。由于蔡孝乾对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都不熟悉，无法当场做出决议。最后，他指示大家分头找寻适当的地点，等备妥详细资料和地图再开会决定。6月中旬，他们再度聚会讨论。陈本江提出一份以台北县石碇乡鹿窟村为中心的地图，强调这个地方形势险要，向北经玉桂岭、坪林，进入姑婆寮、倒吊岭；向南可以由三峡通达新竹、苗栗的山区，进可攻，退可守，东南可以控制基隆沿海侧背，西边可以威胁台北地区，是建立武装基地的最佳地点。最后，陈本江的提议获得支持，地下党决定在鹿窟村建立根据地。 “鹿窟武装基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这是一个位于基隆和台北之间的小村庄，十分贫困落后，大部分村民都是文盲。除少数人工垦殖的茶园之外，几乎都是荒山，村民只有靠山吃山，以砍柴、伐木来供给基本生活的需要。地下党后来陆续在树林三角埔、桃园、苗栗、新竹竹南、台中、云林二仑、台南麻豆、台南下营、高雄燕巢等地建立了类似的基地，鹿窟是其中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一个。[83] 蔡孝乾自香港返台后，台湾省工委的组织发展迅速，至1949年底，所属党员已达1300多人。在蔡孝乾的领导下，省工委发动了彰化永靖乡的农民减租斗争、台北机务段员工运动，以及1949年三四月间的台大与师范学院（师大前身）的学生运动等。 蔡孝乾虽然远在台湾，但也许是为了掩护他，中共仍以蔡乾之名授予他一些正式职务。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最后一日选举出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根据29日通过的选举方法，全国委员会是用协商确定的整个名单付表决的方法选举的。候选人名单包括180人，此外留出18名空额，以便将来容纳新解放地区的适当代表人物。谢雪红和蔡乾作为台湾代表入选政协全国委员会。[84] 在12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蔡乾被正式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谢雪红则被正式任命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85]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蔡乾的名字出现于请假缺席的30人名单上。[86]蔡乾还以台盟盟员的身份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直到1952年11月，当中共确认蔡孝乾在台湾变节后，方免去他的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之职。[87] 被捕变节 1949年8月下旬，台湾“国防部保密局”通过侦破基隆市工委会支部案，得知台湾省工委会的线索，于是竭尽全力追查这一中共地下组织。10月31日，高雄市工作委员会也被侦破，书记陈泽民、委员朱子慧被捕；11月5—7日，高雄市工作委员会所属工、农、学运各支部人员谢添火、庄识宰等18人，蔡国智、丁开任等8人，梁清泉、何玉麟等9人也先后被捕入狱。陈泽民被捕后变节，供出了蔡孝乾和中共地下党的一些情况。保密局的人还从陈泽民口中套出了蔡孝乾在台北的一个住址，于11月中旬开始派张清杉蹲守。 与此同时，保密局成功“说服”被捕的基隆中学图书馆管理员戴芷芳“转向”，戴供出台北市前大同中学女教员季沄与蔡孝乾有组织上的联系。保密局顺着这条线，于1949年12月将季沄和她的丈夫张志忠逮捕。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在台北市泉州街20巷16号被国民党情治人员逮捕。[88]被捕时，蔡孝乾相当镇静，因为“在他心里，总认为中国共产党很快就会将奄奄一息的国民党赶入海中，而在解放台湾的任务上，居功最大的，无疑地便将是蔡孝乾本人。他一直无法相信自己竟会落入国民党手中这件事”。负责办案的谷正文看到蔡孝乾时，发现他穿着“笔挺的高级西服，搭配着一条花色鲜明的领带”，身上有一股长征干部特有的傲气。不过，谷正文也同时认定，蔡孝乾“很注重物质生活，这种人，如果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个时候，他什么话都会说”。[89] 一星期后，蔡孝乾乘隙脱逃。保密局的人根据蔡孝乾记事本上的名单，逮捕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进而逮捕了中共华东局派到台湾的联络员朱谌之，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1950年6月10日，他们一起在台北街头被枪杀。 谷正文探悉蔡孝乾有时会在台北中山市场中共党员黄天家中落脚，乃派员在黄天家中蹲守，将黄天抓获。据谷正文口述，黄天“是一名死硬派的老台共，是我所遇见过立场最坚定的一个，因此，他成为我这个采用智取原则办案的人仅一、两次使用暴力逼供的受害者”[90]。经过暴力刑讯，黄天供出蔡孝乾躲在嘉义粪箕湖林医生家中。2月27日，蔡孝乾在嘉义再次被捕。蔡孝乾二次被捕后受尽酷刑，据说特务割开他的腿部，撒上食盐逼供。[91]在情治人员的威逼利诱下，蔡孝乾变节投降，将省工委秘密和盘托出，还供出省工委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乘“四川”号轮船悄悄离台。3月4日晚，洪幼樵在基隆码头被诱捕，他进入保密局汽车时，还以为是地下党派车营救他出险境。[92] 蔡孝乾的变节，使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量党员被逮捕，有些被处死刑，有些被判处有期徒刑，台湾进入白色恐怖时代。据说，从1950年到1957年左右，台湾当局侦破的一连串的中共地下党案件，“大部分直接或间接与蔡孝乾有关”[93]。 蔡孝乾在监狱里曾受到陈泽民和张志忠等人的批评。如张志忠“一一数落了蔡孝乾如何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如何侵吞一万美金的经费，如何四处炫耀其共党负责人的身份，以及生活是如何地糜烂，天天在波丽露西餐厅（位于民生东路，是当时最有名、最时髦的西餐厅）吃早点，在山水亭（位于延平北路，为著名餐馆）吃饭，在永乐町看戏。”[94] 由于变节后内心的自责和狱友的责难，蔡孝乾的精神出了问题，每天写自首书，“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经医生诊断，蔡孝乾患了“幻想症”，曾被送到台大医院精神病房治疗数月。[95] 蔡孝乾被捕后，“其妻及内弟等人乃及时辗转潜返中国大陆”，妻妹马雯鹃则受牵连“被逮捕送往绿岛新生训导处进行思想改造，不久回送情报局”。[96] 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宣读，对仍在台湾活动的中共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他说：“我是蔡孝乾，也就是蔡乾，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四年以来，我们在台湾，工作不能说不努力，对党也没有叛离，中共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也是热切而有利的，虽然台湾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他还说：“最后，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党内二十五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 [97] 蔡孝乾还拟订《匪谍及附匪分子自首办法》，于1950年9月17日公布，呼吁地下党员向当局投降。 1951年10月9日，蔡孝乾又在报刊发表《告匪谍书》，其中有谓：“自去年十月政府公布‘自首办法’后，大多数被匪帮欺骗而走入歧途的人，都能认清政府的宽大政策，而勇敢的同政府诚恳自首”，“政府宽大为怀”，不但给予他们“新生赎罪的机会，而且保障了原来的职业”。然而“还有少数执迷不觉悟的份子”没有自首，“在政府严密的追捕下，过着悲惨的流浪生活”。“政府为了要挽救这些未及自首者”，“一再公布《匪谍及附匪分子自首办法》，一再地表示宽大为怀，只要匪谍分子坦白自首，政府绝不究既往，不但保障自首者生命之安全，并在‘自首办法’中确切的规定：‘保障其原有之职务或职业暨私人之财产。’”“我以一个曾经是匪帮在台湾的最高负责人，而获得新生自赎的身份，对那些少数仍被匪蒙蔽而未及自首者殊觉遗憾。”一年多来，“响应政府号召，坦白向政府自首者相继而来，这些自首者都获得新生自赎的机会：有的立即恢复自由，并保持了原来的职业；有的经过一个短时期的教育后，即回到家乡，与父母兄弟妻子团圆，过着快乐的生活。”“以本人来说，我曾负责全省匪帮领导之责，罪尤可诛，然政府并不究既往，宽大为怀，而予以新生自赎之机会，生活上待遇优厚，并给予适当的工作，胜任愉快。我很感谢政府对我的宽宥，并感谢曾经鼓励我自首的亲戚和朋友们。”反观“匪帮统治的大陆”，则“灾荒频仍，饿莩载道；加以韩战送死，清算斗争，大批屠杀，整个大陆，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到处开展着游击战争，可见匪帮日暮途穷，其最后覆灭，为期不远。”因此，“我真诚的希望至今天还在徬徨中的匪谍附匪分子，勿再执迷，勿再疑虑，迅速把握机会，立即遵照政府所公布的‘自首办法’，并向政府所指示的地点投降自首，走向光明道路”。[98] 后来，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许效兰等“自新”的高级干部，都被台湾当局安置在士林芝山岩情报局，“担任匪情研究工作”。蔡孝乾“支领少将薪水，其他人分别列阶支薪”。后来，蔡孝乾升任“匪情研究室”少将衔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情报局为他们在芝山岩附近兴建住宅，蔡孝乾便长住于士林，“并且和马雯鹃共筑爱巢，产下爱情的结晶——蔡艾安”[99]。 1960年，蔡孝乾在台湾《匪情研究》杂志上陆续发表了7篇论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专题论文，于12月汇编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出版单行本。叶翔之曾称赞说，蔡孝乾“一九五一年抛弃共党投效国家，参加反共斗争行列。近二十年来，蔡先生始终致力中共问题的研究，著作颇多，尤以《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一书，已译成数国文字，在国际上极获好评。”[100] 1965年，蔡孝乾又撰写了几篇有关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及战略战术指导原则的专题论文，发表在《匪情研究》杂志上，后汇编为《论析毛泽东人民战争》的小册子，于1966年出版。1971年，蔡将两本小册子合并，取名《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之研究》，由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101] 1960年代末，蔡孝乾以“江西苏区回忆”和“红军西窜回忆”为主题，撰写了24篇文章，连续刊载于台湾《中共研究》杂志，“这一工作是在国防研究院讲座，也是《中共研究》杂志社项乃光将军鼓励和督促之下完成的”。[102]后来，这些文章汇编成册，题名为《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由《中共研究》杂志社于1970年出版。 1982年初，蔡孝乾罹患急病，于10月终告不治，“以致没有留下较为宝贵的历史遗物，但他在五○年代主控台湾的历史洪流，难怪迄今一直被历史学家引为传奇人物”[103]。 蔡孝乾之背叛，让笔者想到了他在台湾赞美牺牲的台湾共产党同志们的一席话。他说：“‘九一八’事变后，日政府用更残酷的手段来镇压台湾革命运动。台湾党接连遭受了几次的大摧残，大部分党员被捕入狱。台湾党在台湾革命斗争中尽了她先进党应有的责任。在最凶恶的日本统治者的毒辣手段下，台湾党失去了一部分最优秀的干部，其中有农民领袖台湾农民组合委员长赵港同志，台湾党创立者及组织者翁泽生同志，台湾党行动委员会委员洪朝宗同志，他们入狱以后，在日本警察用最残酷的肉刑和最卑鄙的劝诱手段下，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党的立场和表现了共产主义者崇高的气节。他们最后遭受日本政府的迫害，在狱中牺牲了。”[104] 蔡氏的赞美与背叛，使我们对他的评价变得十分不易。在此，我想引用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一段是负责蔡孝乾案的谷正文的话：“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105]另一段是老台共党员苏新的话：“不要因为蔡前后来（一九五一年以后）叛变了，就不敢提他的名字。以前正确的就是正确的，以后叛变是以后的事情。对于历史事件必须保存原来的真面目，不能按照自己的利益、爱好、恩怨来加以篡改。至于因为嫉妒，故意抹杀别人，歪曲历史，那就更加恶劣了。”[106] 2010年10月12日星期二初稿 2010年11月27日星期六修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 杜继东：《留学上海——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编：《林献堂 蒋渭水——台湾历史人物及其时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698—723页；《台共风云——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132页。 [2] 孔永松、林天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页。 [3] 马齐彬、黄少群、刘文军：《中央革命根据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354页。 [4]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年版，第13页。 [5] 沈在中央苏区曾担任蓝衫团学校的专职教员。这个学校是工农剧社总社下属的一所专门培养戏剧演员和“工农艺术干部”的学校，成立于1933年4月，团长由蓝衫团团长李伯钊兼任。施英、施月娥、施月霞、施月仙等也是专职教员。1934年4月，蓝衫团学校改为高尔基戏剧学校。参见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250页。施英、施月娥、施月霞、施月仙是当时有名的“施家四姊妹”，她们“活泼伶俐，能跳能唱”。参见赵品三《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田汉等编：《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1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第187页。 [6]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19—20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 [8]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22页。 [9] 任弼时于1931年3月由上海抵达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1933年5月到湘苏区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参见柳建辉、郑雅茹编著《任弼时与中国青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226页。 [10]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51页。 [11]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53页。 [12] [美]埃德加�斯诺著，奚博铨译：《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13]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80页。 [14]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84页。 [15]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85页。 [16]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86页。 [17] 唐非：《胡耀邦传》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18] 中共江西临时省委：《反帝大同盟章程》，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4页。 [19]《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0页。 [20]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88—89页。 [21]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88—89页。 [22]《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400页。 [23]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页。 [24]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86页。 [25] 唐非：《胡耀邦传》第1卷，北京，第33页。 [26]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92页。 [27] 德新：《“九�一八”反帝宣传展览的进行》，《红色中华》第109期，1933年9月15日，转引自《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79页。 [28] 工农美术社筹委会：《征求革命美术作品启事》，1933年11月26日在《红星报》，转引自《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92页。 [29]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典礼》，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286页。 [30]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3—534页。 [31]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151页。 [32]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192—193页。 [33] 反帝拥苏总同盟：《反帝宣传展览会于“八一”节开幕》，《红色中华》第220期，1934年7月28日。转引自《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310页。 [34]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158页。 [35] [美]埃德加�斯诺著，奚博铨译：《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第119页。 [36] 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160页。以下内容均源自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有关章节，恕不一一注明。 [37] 蔡前：《草地》，1942年11月4日《解放日报》，第4版。 [38] 红军到来之前，藏民把粮食、炊具和其他贵重物品都藏在窑洞或密室里。“找窖”就是找这些窑洞和密室。 [39] 蔡前：《草地》，1942年11月4日《解放日报》，第4版。 [40] [美]埃德加�斯诺著，奚博铨译：《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第119页。 [41]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54页。 [42] [美]尼姆�威尔斯著，陶宜、徐复译：《续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51页。 [43] 蔡前：《敌军工作怎样做》，《前线》周刊第5期，1938年2月25日，第11页。 [44] 蔡前：《敌军工作怎样做》，《前线》周刊第5期，1938年2月25日，第13—14页。 [45] 蔡前：《敌军工作怎样做》，《前线》周刊第5期，1938年2月25日，第14—15页。 [46] 蔡前：《敌军工作怎样做》，《前线》周刊第5期，1938年2月25日，第16—16页。 [47] 蔡前：《敌军工作怎样做》，《前线》周刊第5期，1938年2月25日，第16—17页。 [48] 蔡前：《日本军队的政治特性》，《八路军军政杂志》第8期，1938年2月25日，第87—93页。 [49] 蔡前：《台湾的今昔》，1941年10月23日《解放日报》，第3版。 [50]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开幕》，1941年10月27日《解放日报》，第3版。 [51] 《庆祝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开幕》，1941年10月27日《解放日报》，第1版。 [52] 《东方反法西斯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各民族加强团结》，1941年10月31日《解放日报》，第3版。 [53]蔡前：《日寇如何开始进攻英美》，1941年12月20日《解放日报》，第4版。 [54]蔡前：《太平洋海空军根据地攻防战》，1942年1月8日《解放日报》，第2版。 [55]蔡前：《日寇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政治攻势》，1942年2月28日《解放日报》，第4版。 [56]蔡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延安，新华书店1942年6月版，第2页。 [57]蔡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第12页。 [58]蔡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第14页。 [59]蔡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第14—18页。 [60]蔡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第14页。 [61]蔡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第21页。 [62]蔡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第23—24页。 [63]蔡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第26页。 [64]蔡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第47页。 [65]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105页。 [66] 张志忠，台湾北港人，本名张梗，日据时代前往大陆，日本投降后与蔡孝乾一起回台湾发展组织，“二�二八”事件期间在嘉义负责武装斗争工作。当时他负责攻占嘉义飞机场，由于形势不利，写信向蔡孝乾求援。因火车全部停驶，他特别请求一位火车司机开火车到台中找杨逵，让杨逵把信转交给蔡孝乾，但司机没有找到杨逵，信未转到。杨逵口述、何咰录音整理：《二二八事件前后》，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台湾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171页。 [67] 蔡子民整理：《李伟光自述——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下），《台声》总第28期，1986年11月，第45页。 [68] 张执一：《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第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1页。 [69] 李敖审定：《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上），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70] 江南：《蒋经国传》，洛杉矶，美国论坛报1984年版，第179页。 [71] 参阅蓝博洲《来自北京景山东街西老胡同的见证——战后台湾学运领袖陈炳基的脚踪》、《从高雄苓雅竂到北京——延平大学学生领袖叶纪东的脚踪》，蓝博洲：《沉尸�流亡�二二八》，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69—96、17—35页。 [72] 苏新：《关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湾与世界》1987年3月号，收入《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94、195页。 [73] 杨逵口述、何咰录音整理：《二二八事件前后》，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第165—166页。 [74]杨克煌遗稿，杨翠华整理：《我的回忆�台魂泪（二）》，台北，杨翠华2005年版，第278页。 [75]杨克煌遗稿，杨翠华整理：《我的回忆�台魂泪（二）》，第301页。 [76]杨克煌遗稿，杨翠华整理：《我的回忆�台魂泪（二）》，第310页。 [77]苏新：《关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湾与世界》1987年3月号，收入《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第198页。 [78] 《台湾自治运动》，1947年3月20日《解放日报》，第1版。 [79] 林树枝：《出土政治冤案》第2辑《良心犯的血泪史》，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80]陈芳明：《谢雪红评传——落土不凋的雨夜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版，第437页。 [81]陈芳明：《谢雪红评传——落土不凋的雨夜花》，第442页。 [82] 林树枝：《出土政治冤案》第2辑《良心犯的血泪史》，第23页。 [83] 林树枝：《出土政治冤案》第2辑《良心犯的血泪史》，第22页。 [84]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全国委员会委员》，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第1版。 [85]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二十七项任命名单（之二）》， 1949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第2版。 [86] 《会议出席人名单》，195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第1版。 [87]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免职事项》，1952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第2版。 [88]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等人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二）个案资料》，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8年版，第60页。按：谷正文则回忆说，蔡孝乾是1950年1月1日深夜回到泉州街26号的住处时被张清杉逮捕的，时间和地点略有不同。谷正文口述，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档案》，台北，独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89] 谷正文口述，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第83、84、85页。 [90] 谷正文口述，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第128页。 [91] 谢聪敏：《台湾抵抗运动与华人世界》，陈芳明编：《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92] 洪幼樵是客家人，被捕变节后任台湾情报局研究员，著作甚丰，1990年死于癌症。 [93]林树枝：《出土政治冤案》第2辑《良心犯的血泪史》，第30页。 [94] 谷正文口述，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第139页。 [95] 谷正文口述，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第140页。 [96]李宣锋、魏永竹访问：《当事人蔡孝乾家属马雯鹃暨蔡艾安访谈记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二）个案资料》，第63页。按：谷正文回忆说，蔡孝乾的妻子到台湾不久就病死了，“于是他和同居一室的小姨子渐渐发生恋情。” 谷正文口述，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第128页。 [97] 《共匪台省书记蔡孝乾向大陆同胞广播表示忏悔》，1950年6月1日《中央日报》，第3版。 [98] 《前已自首的匪帮在台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发表告匪谍书》，1951年10月9日《中央日报》，第1版。 [99]李宣锋、魏永竹访问：《当事人蔡孝乾家属马雯鹃暨蔡艾安访谈记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二）个案资料》，第63页。 [100] 叶翔之：《序》，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 [101] 蔡孝乾：《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之研究》，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1年版，“弁言”，第1—2页。 [102] 蔡孝乾：《自序》，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 [103]李宣锋、魏永竹访问：《当事人蔡孝乾家属马雯鹃暨蔡艾安访谈记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二）个案资料》，第63页。 [104] 蔡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第42页。 [105] 谷正文口述，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第85页。 [106] 苏新：《关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湾与世界》1987年3月号，收入《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第19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