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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87年台湾解严后，历史的研究逐渐渗入本土主体性问题。李、扁执政以来，又开始有步骤地将其导入中学教育，并将台湾“本土主体意识”当成培养“台独意识”的工具，以台湾现任“教育部长”杜正胜提出的“同心圆理论”为依据，在1994年、2002年、 2004年分别进行了“去中国化”的中学历史教育大变动，通过一系列压缩中国史、增大台湾史的教纲修订，逐渐将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离出来，并将“台湾史”作为中小学历史教育内容的主体。这种隐匿着“台独”意识的“青少年历史思想改造运动”，其最终目的是培养与形塑台湾青少年新的民族与国家认同。 关键词:去中国化 历史教科书 历史教育是形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国家在形塑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时，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无可取代的。国民党退据台湾后，采取加强中国历史思想文化，去除日本殖民地影响的教育方针政策，尤其重视历史教育，把它作为形塑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环节。正是这种历史教育思想与理念，使许多台湾人都认同中国文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为两岸同为一个中国打下了思想文化基础。这种共同的历史渊源，也是未来两岸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最终走向统一的文化纽带。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以后，部分学者打着多元化的旗号，开始倡导提出重视台湾本土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这在历史研究上本无可厚非。但随着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本土研究出现脱离正轨的现象，逐渐渗透到台湾主体性问题，并将这种“主体性”有意导向“台独意识”，还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台湾人的历史认同与爱国之心。 李登辉执政后，执政资源与“台独意识”逐渐结合起来，指责中小学的历史教育充满了“大中国思想”，开始有步骤地把带有明显去中国化的本土历史研究成果导入教育体系，中小学被看作是培育“台独意识”的重要基地，故开始对其进行前所未有的大变动。 龚自珍曾经说过：“灭人之国，先去其史。”台湾经过十几年的文化教育改造，目前“台湾主体意识”已成为台湾的主流思潮。如果这种历史教育不能在短期内得以改变的话，那么十年，二十年后，其对台湾社会及两岸关系的影响，是今天我们所无法预测与估量的。忧心中华民族之未来，故作此文求教于各界师友！ 一、初中“认识台湾”历史教科书的启用 从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一直到1987年解除戒严以前，台湾的历史教育基本上架构于两个主要范畴，即中国史与外国史。1980年代以后，外国史为世界史所替代。故在小学、初中、高中各阶段的历史教育，一律以中国史和世界史为内容，台湾史一般是被穿插在中国史的明末清初、1894年甲午战争前后、1945年后台湾的中华民国等部分。这个时期台湾中小学历史教育中，台湾史是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出现的，并没有独立的台湾史。 这也就是说，在1980年代以前，台湾的历史教育作为形塑国家意识的重要手段，把“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历史，所要形塑的国家意识当然也是“中国意识”。但1987年解严之后，这种情形却有了急遽的转变，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所谓“台湾主体意识”的加强。 “台湾主体意识”使台湾史研究成为新的显学。中央研究院及各大学历史系所，开始加强台湾史的研究，并纷纷将台湾史从原来的历史系所中分离出来，成立新的台湾史研究系所，台湾史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这其中有一些专家学者，有意将“台湾主体意识”导向“台独意识”。他们打着经世致用的旗号，将研究重点放在“日据时期的历史”及“原住民的文化与族源”上。而他们对于“日据时期历史”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将台湾一切美好的事物归因于“日据时代的经验”，刻意隐藏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以重塑这个时代的记忆，其目的就是企图以强调台湾现代化始于日据时期，今天台湾的经济成就主要依赖于日本人当年的建设，借以贬低清朝统治以及光复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来达到脱离中国联系的台湾认同，及造成这种认同的历史记忆动向；而以“原住民文化与族源”的研究，则是要试图摆脱中国情结上最大的负担——“唐山移民”的后裔身份，来达到塑造新的“台湾民族”的目的。 1990年代以来，这些不同观点之间所引发的争论，可以说是此伏彼起。由于观点不同而导致学术团体的分裂和新学会的成立也是层出不穷。如在1994年到1995年间，就有“台湾政治学会”、“台湾历史学会”和“台湾社会学会”的成立，与以前以“中国”命名的学会相抗衡。而在台湾史研究的领域，也有了以王晓波、尹章义为核心的“台湾史研究会”。但在政治认同上，“台湾历史学会”和“台湾史研究会”处于对立的状态，前者追求具有“台湾主体性的历史观”，而后者则倾向于注重台湾史研究的中国框架，并注意大陆台湾史研究者的成果。在这一对抗中，“台湾主体性的历史观”逐步占据台湾史研究的主导地位。 普通基础的历史教育与历史学研究的联系虽不十分密切，但历史学研究的新发现，及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必然会渗透到历史教育中，以反应历史研究的成果，这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常轨。台湾在其政治禁忌解除后，所谓多元化文化的发展，就是以多元取代以前两蒋时代的“一元——中国文化”。以台湾为主体思考的历史研究，要求历史教育纳新除旧，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更是这部分研究者的“历史意识”的必然要求，而李登辉的执政，恰好为此提供求了一个机遇。 李登辉执政后，放弃一个中国原则，开始抛售“两个中国论”，以台、澎、金马为界，并以“中华民国在台湾”为借口，进行废省和修宪，强力推行总统直选，企图以“脱中国化”和“台湾化”，来建立自中国脱离出去的合法性。李登辉认为，台湾要想从中国脱离出去，必须在文化上去除“大中国思想”，台湾教育的改革必须进行，历史教育又是重中之重。 1994年，台湾教育部门修订了《国民中学课程标准》，增定“认识台湾”为必修课程。 “认识台湾”又分为“社会篇”、“历史篇”与“地理篇”。而依据这一课程标准所编辑的教科书将于1995年开始撰写，1997年春天完成课本初稿。1994年版的历史课程教学目标，历史知识的意义与1983年课程纲要相比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历史课程教学目标、教学纲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1983年版与1994年版初中历史课程教学目标对比表
*资料来源于：台湾教育部门：《国民中学课程标准》(1983)；《国民中学课程标准》(1994)。 根据上表分析来看， 1983年的历史课程纲要，要求学生了解的是中华民族的演进，明了的是中国政治、社会等的发展，以期增强的是学生热爱中国的情感，培养的是学生们的中华民族情操。而1994年修订后的课程纲要，其去中国化用意非常明显，它明确要求学生在历史知识上掌握的是“各族群先民开发台、澎、金、马的史实”，所在认清的是“国家创建的艰辛及个人的责任”，培养“学生具有开阔的心胸并成为具有世界观的国民”。 1994年版初中“认识台湾(历史篇)” 教材纲要及教科书章节内容简表
此版教科书章节一反过去连横《台湾通史》和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的叙述方法，将台湾史的开端与中华文明相隔离，将这一联系设定在郑成功来台之后，在这以前台湾史的阶段命名为“史前时期”和“国际竞争时期”。特别是在“国际竞争时期”中，将汉人与日本人相提并论，不分轩轾，这显然是从历史的角度证明台湾为多元文化的社会，以显示台湾与中华农业文明的区别。《认识台湾》还对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从正面加以叙述并给予充分的肯定。 1997年，根据该课纲编写的“认识台湾（历史篇）”课本出版发行。6月，李庆华（立法委员）首先发表了《我对国中〈认识台湾〉教科书的质疑》[1]一文，对新版历史教科书提出了强烈质疑。接着，学界就“认识台湾”历史教科书进行了大辩论，学者们发表专文进行争鸣。这样，初中“认识台湾”教科书内容、杜正胜“同心圆理论”和“高中历史课程大纲”及是否仍由国立编译馆负责编写高中历史教科书等问题，牵动了史学界、教育界及出版业，引发了台湾社会满天烽火的政治统独意识之争议。这场斗争虽然没有阻挡“认识台湾”课本，在9月进入初一课程，但国立编译馆则于6月底宣布停止编辑高中教科书。 1994年初中“认识台湾”课程标准的出台，拉开了台湾社会文化政治层面上，“中国作为国家主体性”与“台湾作为国家主体性”矛盾斗争的序幕。其实这一矛盾，早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就已经酝酿、萌动，解严以后便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力量。“台湾主体意识”虽不是“台独意识”，但“台独意识”则可以“台湾主体意识”为外衣。故利用中学历史教育为突破口，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切割开，把体现台湾主体意识的“台湾史”， 安排在中小学及高中阶段的历史课程中，借台湾历史来形塑青少年新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以“台湾主体意识” 的彰显，来隐匿其本质的标地，自是“台独分子”使台湾社会渐行渐远脱中国化的一步妙棋。 二、杜正胜的“同心圆理论” 1995年初，由台湾文化及学术界人士组成的“教科书台湾化联盟”，为高中历史教科书台湾化积极运作，主张由于1994年初中历史课程纲要的修订，将使1997年9月起，初中一年级开始使用《认识台湾》历史教科书，但初二、高三的史、地课本仍使用旧的课纲与版本，不能相互衔接,且现在使用的旧版本，都严重缺乏台湾主体认知性，主张修改高中历史教学的课纲。南社社长曾贵海还将1995年版高中（依据1983年订定课程标准编辑）及国中的历史、地理课本中台湾的图像与比重加以量化统计，抨击中学教科书叙述台湾的比率严重失衡，呼吁进行改善。[2] 台湾现任“教育部长”杜正胜，当时兼任台湾教育部顾问室顾问。他对台湾的历史教育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主体非常不满，认为“在国民党进行的全面中国化教育中，中国文明被塑造成世界上最高成就的文明，中国的历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等与人格成长有关的知识，都以中国为主体，官方严格控制；而有关台湾的部分，则被限制在最小的篇幅内，甚至被全面禁止。在养成国家公民的中小学，台湾人读不到有系统的台湾史，也不知道自己有文学、艺术，台湾人甚至被教育去鄙视自己的信仰文化。他们了解中国甚至比中国人还深入，但对台湾却一无所知；台湾人丧失其历史记忆，也丧失自我认同。”[3]这种历史教育，违反了历史的真相。他感叹台湾‘ 国不成国 ’，希望历史教育能结合现实政治的需要，即在建立台湾国家民族认同的基础上重新解释历史，以取代国民党政府以前提倡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民族主义。[4] 1995年1月23日，杜正胜在联合报上发表《历史教育要如何松绑》一文，明确提出“台湾教育要改革，教育改革是社会改造的大工程。”[5]台湾历史教育目前存在前三大弊病：不合时宜的课程设计、固步自封的教科书、僵化落伍的教学方法。[6]他认为：“课程设计的终极目标是要把该学科的基本知识、观念和方法传授给学习者，融铸成为人格的一部分。在小学、中学、大专长达十五、六年的学习过程中，课程内容当随学习者年纪的成长而循序的进阶。此一原则历史教育自然也不例外，小学到大专全程的历史课程设计应从学习者生活地区的历史推到全省、全国、全世界的历史，从现代、近代的历史推到古代、远古的历史，其时空范畴年纪愈小愈切身，随年龄人格之成长而逐渐扩大。”他说这是“强调历史课程设计应有先后缓急之别，以同心圆观念来说，从学习者的时空环境作中心，一圈圈往外推移，先详内而后详外，才算是完整的历史教育。”[7] 杜正胜自己描述的同心圆历史课程架构为：“第一圈是乡土史（县市或北、中、西、南、东地区），第二圈是台湾史（或含闽粤东南沿海）,第三圈是中国史,第四圈是亚洲史,第五圈是世界史。”这种同心圆历史课程在教育阶段分配上，“小学中低年级历史教育的重心放在第一圈，高小一、二圈，国中二、三圈，高中二、三、四圈，大学三、四、五圈。”[8] 以上为杜正胜所谓“同心圆理论”的基本架构，而其中心问题是如何立足台湾，看待台湾与外界的历史联系。这一理论中的历史意识逻辑，不是传统历史学上时间的由远及近，实质上是地理空间上的“由近及远”，即是以台湾乡土史、台湾史为圆心，向外扩张的历史。它打破了传统历史学上，将时间远近作为历史教学的范式，其最大的创新则是把台湾史与中国史完全分割开来，不再属于一个历史体系之内，而是各自单独地存在。这一理论中隐藏着“台湾史”是“我们台湾人”的历史，“中国史”是“他们大陆人”的历史，即是中国大陆那个国家的历史之意，“台湾史”必须从“中国史”中脱离出来，以显示“台湾的主体性”。 “同心圆理论”是完全有别于以前认同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历史认识方法论，具有鲜明“去中国化”的台独历史意识倾向。杜正胜自己也直言不讳地说：“这样教养成的国民才可能爱惜他赖以生存的土地，对未来台湾与大陆的关系理性抉择他的前途，并且具备世界性的开创眼光。” 、“同心圆”的实质“只有一点，那就是认同台湾。”[9] 1996年10，杜正胜应国立编译馆请聘，筹组高中历史科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并亲任主任。杜认为1995年修订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不符合台湾的实际情况，而且与初中历史课程无法衔接。他以“同心圆理论”为指导，草拟了高中历史课程大纲，其内容如下：
*此表根据1997年3月20日《联合报》第A3版之《高中历史 台湾将作主轴》内容整理而成。 此课程大纲将台湾史完全从中国史中分割出来，单独成册，章节的设定为：“台湾史前文化、东南亚文化圈、政权政治（荷兰东印度公司）及明郑时代、社会与经济（汉人拓垦）、族群关系、文化史（教育、文化、美术）、妇女史和自然与生态。”[10]这种章节设计虽然体现了杜正胜的“同心圆理论”，但却杂乱无章，不符合历史教育的逻辑范式。 杜正胜的“同心圆理论”，及他倡导修订的“高中历史课程大纲”等，牵动了史学界及教育界，而同年又有“认识台湾”教科书开始进入市场，于是发生了台湾史无前例的大论争。结果，杜所提出的高中历史课程纲要未被教育部门采纳，但1995年所修正发布的《高级中学课程标准》也未得到实施，在法令上亦无法重新修订新课程标准，故“教育部”决定依据此课程标准，开放民间撰写教科书。于是同年6月底，国立编译馆宣布停止编辑高中教科书，开放为民间编辑审定本。 三、“九年一贯”课程中的历史教育 在各界就杜正胜的“同心圆理论”进行争论之时，台湾的教育门又宣布了一个更令各界哗然的决定。从1997年开始，重新规划初中及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的七大学习领域，并委托各领域规划小组进行项目研究。 何谓“九年一贯”呢？就是将小学六个学年与初中三个学年的课程连成一贯，不再分小学课程与初中课程。“九年一贯”课程涉及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合科与分科问题，引起的最大争议，就是历史课程作为单一学科的消亡。教育部门所规划的“九年一贯”七大学习领域为：语文、健康与体育、社会、艺术与人文、数学、自然与科技、综合活动。[11]而历史学科并没有进入到这七个领域之中。 其实早在1996年时，就有人主张将历史科并入社会科领域，而这个建议是来自于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他们认为：“积极统整课程，减少学科之开设，并避免过分强调系统严谨之知识架构，以落实生活教育与学生身心发展的整体性，减少正式上课时数，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增加活动课程，对于目前生活上的重要课题，如环保、伦理、道德、民主、法治、世界观等生活教育内容，应加以重视，并整合于各科教学与活动中。目前国中地理、历史、公民，可合并为社会科；理化、生物、地球科学可合并为自然科或综合科学。”[12]审议委员会的建议应是从台湾教育的整体出发，主张教育改革，以减轻学生的压力。 1998年时，台湾教育门发布了《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总纲纲要》，依据上述建议，将课程规划为7大学习领域。从教育部门的规划来看，历史课程并入社会学习领域中，独立的历史科目在中小学的课程中消亡了。台湾各大学历史系所主任曾为此发表联署书，强列反对取消国中历史科课程的做法。一些知名历史学家如王仲孚、张元、吴文星等，也表示强烈反对，社会科教育专家李绪武教授亦持反对观点。 他们认为，历史是一门独立而完整的学科，不能被割裂，而且就学术的分类而言，也没有一种叫做社会科的学门，合科的教材无法编写；历史教育是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环节，放在“社会学习领域”无法彰显其重要性，亦无法培养国民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怀；历史在“社会学习领域”中所占分量太少，在“社会学习领域”的九个主题中，只有第二个主题属于历史学，仅占“社会学习领域”的1/9，将来学生的历史程度将大为低落。 此外，有关历史教学应有几次螺旋的问题，亦为历史学者所关心。已往台湾的历史教学，以1945—1990年代之间而言，本国史教学总共有4次螺旋，即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一次；1993-1995年修订的中、小学课程标准仍维持3次螺旋，即小学、初中、高中各一次；世界史亦有3次螺旋，即小学、初中、高中各一次。在“九年一贯”课程中则减少为2次，即初中、小学合为一次，高中一次。 “社会学习领域”中，比较接近历史学的是第二个主题轴“人与时间”。其能力指标如下： 2-1-1 了解住家及学校附近环境的历史变迁。 2-1-2 描述家族定居与迁徙的经过。 2-2-1 了解居住城镇(县市乡镇)的人文环境与经济活动的历史变迁。 2-2-2 认识居住城镇(县市乡镇)的古迹或考古发掘，并欣赏地方民俗之美。 2-3-1 探索台湾社会制度与经济活动的历史变迁，并了解其价值观念的形成。 2-3-2 探讨台湾文化的内涵与渊源。 2-3-3 了解今昔台湾与亚洲和世界的互动关系。 2-4-1 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经济活动与政治兴革。 2-4-2 了解今昔中国与亚洲、世界的互动关系。 2-4-3 认识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经济活动与政治兴革。 2-4-4 比较人们对历史的不同说法和不同解释。 2-4-5 从演变与革命的观点，分析历史的变迁。 2-4-6 从直线前进与循环的观点，分析历史的变迁。[13] 从以上能力指标分析来看，初中、小学合为一个螺旋。小学一、二年级学习住家、学校、小区的历史；小学三、四年级学习居住城镇（县市乡镇）的历史（即乡土史）；小学五、六年级学习台湾史；初中学习中国史、世界史，以及有关历史意义和历史解释相关的内涵。从课程内容安排来看，其“同心圆理念”十分明显。 在“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中，历史相关知识主要以台湾乡土史及台湾史为主，在以上十三项学习内容中，有七项是台湾乡土史及台湾史的内容，而中国史只有二项。而这一课程的实施，将取消刚刚修订不久的“认识台湾”课程，独立的历史学科也将不复存在，这样，由“认识台湾”课程而来的“去中国化”的所谓“台湾主体意识”，更深化于“九年一贯”的国民中小学教育中。另外，此课程纲要还隐匿着另外的目的，就是将一直争议不断的历史课程单一学科，分化消亡。其“灭其国先亡其史”的用意非常明显。 “九年一贯”课程，在台湾学术界、教育界，甚至整个社会，引发不同程度的反响，忧心忡忡者有之，殷殷期盼者有之，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可谓众声喧哗，莫衷一是。尽管如此，台湾教育部门还是坚持这一争议极大的政策。 四、高中历史教科书“台湾史”独立成册 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继承李的台独路线，在教育部门加速推动实施“九年一贯”课程。同年，“教育部”公布了《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暂行纲要》，确定社会学习领域的内容及实施时间表，自2001年至2005年分4年完成。2002年9月，“教育部”公布《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暂行纲要》，将以前的公民、历史、地理三科合并为“社会科”。同时，以与“九年一贯”衔接为由，开始加快高中历史课程的改造。 2001年3月29日，台湾教育部门成立“高级中学课程发展专案小组”（后更名为“高级中学课程发展委员会”），着手高中的教育改革。2003年9月，台湾教育部门发表了《高中历史新课程纲要草案》，该草案基本上以杜正胜的“同心圆理论”为框架，将中国史中的明代中期以后、清史、民国史全部放入“世界史”。 9月19日，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展良投书中国时报，指出新高中历史课程纲要将台湾史从中国史的脉络中抽出，并将明朝中叶以后的中国置入世界史的作法，是“一边一国”的史观。高明士教授也在《联合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阉割中国史，其用意是将中国史发展视为西方历史的附庸，为帝国主义东来找到合理的藉口。[14]28日，中国国民党发表高中历史课程纲要的民意调查结果。29日亲民党党团针对修订中的“高中历史课程纲要草案”召开记者会，提出质疑。李庆华在立法会上也提出，“切断中国史是不是要为‘台独铺路’？”[15]洪秀柱、许渊国等国民党籍立委，还举行公听会，对该草案提出强烈质疑。 台湾教育部门在各界巨大的压力下，答应对草案进行再修订，延缓一年公布。但台湾北、中、南、东四社联合发表声明，要求教育部长黄荣村不可屈服于“亲中势力”，将新编高中历史课程纲要延至九十五学年度实施，高中历史纲要审议委员会的组成，亦应合理增加台湾史专家。[16]一些学者还主张，高中历史课程纲要中，还应当再增加“台湾文化史”的内容。[17]这其中也可窥见围绕历史教科书，所显露的“台湾本土意识”的强烈！ 2004年陈水扁再次当选，教育部门首长也换上了“同心圆理论”的提出者杜正胜。原来《课纲》的召集人张元在各方的压力下辞职。杜正胜力邀逢甲大学的周樑楷教授负责修订工作。10月18日，杜正胜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修订中的高中课程暂行纲，将改变目前使用的高中历史课程中，台湾史、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比例大约（1：2：1），三者比例将修正为1：1：1，[18]为新的高中历史课程定下了基调。11月9日，教育部门在其网站上发布了重新修订的“课纲草案”。其内容如下： 2004年11月9日公布的高中历史课程纲要草案第一册（台湾史）部分：
重新修改后的“课程纲要”，把“台湾史”与“中国史”完全分割，独立成为一册，实现了高中历史教科书部分“台湾史”的独立成册。不仅如此，台湾史的编纂安排上更具有明显的美化日本殖民地，去中国化的用意。清朝统治的242年（1683年—1895年）蒸发掉了，台湾历史从“早期的历史（史前至十九世纪）”，一下就到了“日本统治时期（二十世纪前半）”。连号称台独史纲的《台湾四百年史》（史明著），都不能避开占台湾近代史一半的清朝统治，而作为历史学者、具有院士头衔的杜正胜，在自己担任了“教育部长”后，竟然让二百多年的清朝，在高中历史中消亡了，其去中国化用意多么明显。 “课纲”还把中华民国史截成两半，1945年以前部分列为中国史，1949年以后部分列为台湾史，中间这部分（1945—1949年）又被阉割掉了。杜正胜解释说，因为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成立时，台湾还在日本的统治之下。[19]另外，执政党为了论述以台湾为主体性的史观，教育部门突然把孙中山建国列为古代史，在各界质疑下，杜正胜部长解释是作业疏失，应是中国史才正确。[20]新纲要还将“开罗宣言”定位为“新闻公报”，并将“旧金山和约”及“中日和约”纳入其中，以突出体现“台湾地位未定论”[21]；另外课纲还要求介绍“二二八事件”和戒严时期对人权的侵害等。 新版高中历史课程纲要草案刚一上网公布，各方反对意见如潮。各区公听会更是现场气氛火爆、混乱，以至于无法正常进行。[22]吴展良投书《联合报》认为，教育部在11月9日发布课纲草案，希望在年底前实施，是一种奸巧行为。[23] 马英九对将“孙中山领导革命”被列古代史，表示此说“非常荒谬”，因为中华民国一直都存续着，教育部做法对历史教育是非常大的打击。“若考中国史地就是通敌，孩子可能会精神分裂。”[24] 新暂行纲要引发了各界的争议与思考，民调也显示，68%受访的北市高中生担心造成升学困扰；72%北市高中老师反对这项课程的修订。[25]尽管这样，台湾教育只是稍作修正，就在12月31日强行发布。 2006年，此纲要的各种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开始进入台湾市场。其版本如下表所列。 台湾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材中第一册“台湾史”第二册“中国史”公开出版发行版本表：
这套教材由于有固定的纲要及专门的审定过程，故存在着一些共有的去中国化问题。如将过去惯用的“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词，全改为“中国”。在台湾史分册中，一改以前“日治”和“日据”两词并陈的情况，强迫一律改为“日治”；同时，还将以往视为禁忌的“统独”及两岸分合议题写进新版教科书内。在中国史部分，采取“略古详今”的原则，旧石器时代的北京人从中国史中完全消失；夏、商、周三代及魏晋南北朝只有一课时的内容；汉朝“征伐”或“征讨”匈奴，改为“攻击”匈奴；清末具有革命正当性意涵的“起义”，如武昌起义等，一律改为中性用语的“起事”；还将“秦始皇并灭六国，统一天下”中的“统一天下”、孙中山之前的“国父”一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皆从新版教科书中删除。 另外，由于编著者人文背景与政治立场不同，书中章节的大小标题及具体内容也有所区别，不乏以特定史观或立场，针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重要事件的利弊得失，进行批判论述的历史解释或价值判断。如在“早期台湾”，以考古论证历史部分，有的学者强调，台湾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来自中国大陆中南部，新石器时代也有中国文化的烙印，距今两千年的金属石器时代，出土了大量的中国古钱与瓷器。这些都说明早在远古时代，台湾与大陆就有紧密的联系，但个别别有用心的绿色学者编写的教材对此却只字未提，这也表明不同立场的学者对历史阐述的差异所在。 小结： 综上所述，从李登辉执政以来的台湾历史教育大变动，是“台独”势力利用执政资源，以“台湾主体意识”为掩蔽，从文化“台独”走向法理“台独”的重要步骤。这种做法最终的目的，是要为虚构的 “新台湾国家”，建构它的民族论、国家论和社会论，其本质就是将台湾与中国分隔开来。这种带有强烈“去中国化”色彩的历史教育，在两岸分治的前题下，对台湾未来社会所造成的的影响，必定是负面的。 台湾与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同文同種。长期以来，两岸的历史、文化本为一体。所以，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海峡两岸只有共存，才能共生，只有和平，才能发展，而两岸能否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是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复兴崛起之关键所在。殷切盼望新的执政当局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尽心力！ [1]王仲孚：《为历史留下见证》，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1年，第134—136页。 [2]曾贵海：《不见天地的洗脑教育》，《自由时报》1997年8月1日，第23版。 [3]杜正胜：《台湾的教育改革与台湾的未来》，http://epaper.edu.tw/DU/?p=64，2007年12月2日。 [4]杜正胜：《台湾心、台湾魂》，台北：河畔出版社，1998年，第161页。 [5]杜正胜：《历史教育要如何松绑》，《联合报》1995年1年23年，第A11版。 [6]杜正胜：《历史教育要如何松绑》，《联合报》1995年1年23年，第A11版。 [7]杜正胜：《历史教育要如何松绑》，《联合报》1995年1年23年，第A11版。 [8]杜正胜：《历史教育要如何松绑》，《联合报》1995年1年23年，第A11版。 [9]杜正胜：《从根扎起，认同这块土地》，《自由时报》1997年7月6日，第9版。 [10]《高中历史 台湾将作主轴》，《联合报》1997年3月20日，第A3版。 [11]《国民教育阶段九年一贯课程总纲纲要》，台北：教育部，1998年，第8—9页。 [12]《教育改革总咨议报告书》，台北：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1996年，第38页。 [13]《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暂行纲要》（社会学习领域），台北：教育部，2000年，第22—23页。 [14]高明士：《十年历史教育四信乱字！》，《联合报》2003年9月26日，第A15版。 [15]《本国史就是中华民国史》，《联合晚报》2003年10月15日，第B8版。 [16]《高中历史课程纲要四社要求如期实施》， 《联合报》2003年10月18年，第B8版。 [17]《学者：高中历史课应加重台湾史》，《联合报》2004年1月18日，第A12版。 [18]《高中历史台湾中国世界各1/3》，《联合报》2004年10月19日，第C8版。 [19]王仲孚：《为历史留下见证》，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 [20]《人为改造的历史传不久》，《联合报》2004年11月10日，第A3版。 [21]《台湾地位未定？蓝博洲：阴谋》，《联合报》2004年11月11日，第A4版。 [22]《高中历史公听会场外互骂场内抢麦克风》，《联合报》2004年11月15日，第B15版。 [23]《诊断新版历史课程纲要》，《联合晚报》2004年11月10日，第A3版。 [24]《拜妈祖拜关公算不算通敌？》 ，《联合报》2004年11月10日，第A4版。 [25]《新版历史课程 68%高中生很困扰》，《联合报》2004年11月17日，第C2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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