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鸦片战争前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揭开了晚清改革的序幕。从“更法”，即变更旧制、整顿旧法开始，在新形势下又转向“借法”，即学习和取法西方。学习、借法西方从上、下两个层面展开，从而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自强运动。鸦片战争前后的改革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从“更法”开始，又从“更法”转向“借法”，揭开了晚清改革的序幕，初现近代中国改革的新变向、新特点。 一、改革思潮与更法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统治危机四起，外国入侵与农民起义同时进发，改革思潮应时而生。 首先，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土地兼并加剧，租税剥削加重；统治集团腐败，贪风盛行；八旗、绿营官兵腐化，统治支柱濒临崩溃。与此同时，人口急剧增长而相对过剩，爆炸性的人口增长与清朝的闭关禁海政策发生尖锐矛盾，过剩人口无法移民出国，移民新大陆，移民到东北、内蒙、新疆地区也受到限制，内地生存空间狭小，加上自然灾害流行，造成流民、灾民遍地，更加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正如龚自珍所揭示的，“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①；“起视其世，乱亦不远矣”；“‘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②。劳苦大众与统治者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一场反抗爱新觉罗工朝的风暴正在酝酿发动。一批有识之士为此忧心忡忡，呼吁改革，挽救危机。 其次，鸦片战争显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强行打开中国大门，迫使中国卷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从此，中、西方在各个方面的冲突全面展开，也激化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促成制变、救时、革新思潮的兴起。 再次，在内外矛盾加剧的影响下，思想、文化领域发生新变动，催生了改革思潮。第一，儒学演变与学术新思潮。以龚自珍、魏源、贺长龄为代表，上继庄存与、刘逢禄，复兴今文经学，强调联系现实，倡导变通改制之学说。龚自珍阐发“易世而变”、“随时应革”的主张③。魏源提出“因时制变”、“因革损益”的理论④。第二，经世致用思潮与经世派。士大夫中以陶澍、林则徐、贺长龄、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人为代表，声气相连，互相砥砺，形成影响朝野舆论、决策的经世派。这批有识之士“通时务”，“慷慨论天下事”，讲求“经国济世”之学。指出“学无大小，以适于用者为贵”⑤；“学问经济无二事”，“学术与治术合而为一”⑥。经世之学以“通经”、“致用”、“变古”、“救时”为旨归，解决现实问题。第三，社会、政治弊端与中外冲突，引发士大夫浓烈的忧患意识。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诗文、言论最具代表性。龚自珍谴责统治者的思想文化禁锢、滥加搜括和日趋腐败，呼唤改革的“风雷”。魏源的诗文多是忧时愤世之作，他自称是“荆楚之南”的“积感之民”，忧河防水患、漕变盐患、海防边患，愤吏治腐败、人才虚、人心寐。但他积极应对，以作“前驱先路”⑦。第四，形成比较系统的社会批判思想。龚自珍的《明良论》、《尊隐》、《平均篇》、《病梅馆记》、《己亥杂诗》等，魏源的《古微堂集》部分篇章及众多诗文，曾国藩的《备陈民间疾苦疏》、《应诏陈言疏》等，都是代表作。此外，经世派、改革家们对传统的贵义轻利思想、重本抑末政策，逃避现实的考据、训诂之学，以及士大夫的愚昧无知、妄自尊大，都进行了批评、谴责，甚至涉及到孔孟儒学的弊端。如汪士铎等人不仅指责程朱理学，也批评孔孟儒学仅是“浮夸大言”，作“想象之空谈”，“长于修己，短于治政”⑧。 伴随着社会政治、中外关系、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变动，紧接着是更法、革新口号的提出。更者，变更、变通、整顿；更法者，因时制变，更新法度，除弊救世。 “更法”的首倡者是龚自珍和魏源。龚自珍倡言：“自古及今，法无不改”⑨，“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糜。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⑩。又说：“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矫之而不过，且无病，奈之何不思更法”(11)。 魏源则指出“法久弊生，因时制变”，“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12)；“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13)，“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可则因，否则革”，“新则袭之，弊则益损之”(14)。 除龚、魏外，包世臣提出“修法”的主张，指出“修法以劝农”，“本末皆富”，应作为“千古治法之宗”，“子孙万世之计”(15)。王鎏认为“自古无不弊之法，要恃有随时救弊之人”；“既有治人，必有治法”(16)。此外，一批经世派人物如陶澍、吴铤、汤鹏、黄爵滋、管同、谢阶树、徐鼒、丁晏、许乃济、孙鼎臣、许楣、汪士铎、冯桂芬、王茂荫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提出了更法、改革的主张与建言。从清廷到地方督抚，亦开展了更法改革的活动。 二、更法的特点、理论与活动 更法者，“自改革”，“变更祖宗成法”，侧重于整顿“旧法”，革除弊政。它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变易论”是“更法”的理论前提。龚自珍根据今文经学三世说，强调顺应时变，革除旧法的弊端。魏源指出历史的发展是“自变”、“自化”（必然性），强调时势不同了，“圣人主事无不根底于民依，而善夫时势”(17)，“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18)。 其次，变法不变道，不离经，仿古法而行之。龚自珍说：“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但“有亿万年不变之道”(19)。魏源亦说：“其不变者道而已”(20)。依据经说而“更法”，并依赖皇帝与权臣“更法”，没有摆脱“皇权变法”的传统模式。龚自珍等人更强调托古改制，即师古、仿古、法古。龚说“仿古而行之”(21)。“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22)。胡培翚亦指出：“善法古者，不袭其迹，惟其意”；“古制之不存于今日，而其法未尝不可师而用者”(23)。 再次，坚持渐变，反对骤变。龚自珍认为“风气之变之必以渐也”，于是说“（法）自改革”，“可以更，不可以骤”，“随其时而调济之”(24)。魏源即说：“立能行之法，禁能革之事，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也”(25)。亦指出：“政未熟而急求治，治必乱；化未熟而急变俗，俗必骇；虑未熟而急图功，功必阻；德未熟而急知名，名必辱”(26)。 最后，更法的目的在于“除弊”、“兴利”、“救时”，“以实事程实功”，解决现实问题。 鸦片战争前后的更法理论与活动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教育、对外关系等多个方面。 其一，重农兴农，限田均田，养民救灾。龚自珍提出“农宗论”和“平均篇”，包世臣提出“农本论”，吴铤提出“均田限田说”，魏源提出“守本论”和“保富说”，谢阶树提出“保富说”和“重农论”，汤鹏提出“力农论”，徐鼒提出“务本论”，胡培晕提出“井田论”，汤成烈提出“屯田论”。龚自珍、谢阶树的主张，以及冯桂芬的“复宗法论”，都力图恢复和强化宗法制度，解决农业、流民问题。包世臣既主张“本末皆富”，也强调“天下之富在农”。吴铤提出“均田”、“限田”，旨在遏制土地兼并。指出“为政之道，莫先于定田制”，“欲定田制，莫如行均田法而去其弊。限民田无得过五十亩，则为者多矣”(27)。林则徐、龚自珍等人还提出开放边疆、移民殖边、发展农耕。这些主张以仿古、复古的办法解决农村社会问题，新意不多，创意更少。 其二，整治三大政：治河、漕运、盐务。三大政到嘉道年间出现严重危机，对此，朝野上下议论最多，实行了较多改革。治河，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但成效不大。漕运、盐务改革成效大，漕运最终实现了由河运改海运、由官运变商运的转变。推行盐法改革，包括裁减浮费，定场价，简化销盐手续，创行盐票（改纲盐为票盐），实现了盐的生产、运销、管理制度上的变革。 其三，财政、币制、租赋改革。魏源、包世臣等人提出除弊、兴利、节用、开源、屯垦等主张，并突破“重义轻利”的传统信条，认为“理财为古人致治之大端，尤此时当务之最急”(28)。此外，有吴铤、王鎏、谢阶树提出保富说、理财论，林则徐、黄爵滋等人也提出改革财政、币制。后来，徐鼒、许楣、冯桂芬、雷以诚、王茂荫等，都立足于国计民生，增加国用，解决财政困难，提出了改革财务、货币、租税制度。清政府即借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发生的“库案”，清查库款，追缴亏空的田赋征收，惩办贪污官吏。同时整顿地丁钱粮，开办捐输以助饷银、助赈济，整理、开发银矿。这一时期，针对银荒和银贵钱贱，货币改革思想最为活跃，提出了多种主张。包世臣主张“专以钱为币”，“使银从钱”，发行纸币，但要“虚实相权”(29)。魏源坚持银币论，反对废银行钞。许楣亦坚持金属主义货币论，反对废银行钞和发行不能兑现的纸币(30)。王鎏则主张废银行钞，发行纸币。冯桂芬提出“用钱不废银”，主张民间交易“一概论钱”，但反对铸大钱。王茂荫提出“以实运虚”、“似实而虚”论，主张发行能够兑现的纸币，金币、纸币同时流通，“虚实兼行，商民交转”(31)。此外，林则徐、徐鼒、丁晏等人也提出自己的主张，讨论货币问题。道光、咸丰年间，清政府对货币实施改革，有成功，也有失败。 其四，整顿吏治，变更教育、考选制度。林则徐、魏源、龚自珍、黄爵滋、冯桂芬、王茂荫等人针对旧式教育与科举、保举、捐纳制度，提出了批评与建议。魏源指出更法改革首在人才，“不难于立法，而难得行法之人”(32)。他要求革除科举的弊端，不能以“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33)。应于“武试增水师一科”。改革教学内容，培养“经世致用”人才。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设有多篇，进一步主张废八股，改科举，变更选举制度。提出工艺“特设一科”，优者“赏给举人”，“赏给进士”。 其五，改良社会，涉及禁烟，完善宗法制度，解决人口问题等。以禁烟首当其冲。怎样禁烟，如何对待吸食者，如何处理中外关系，讨论激烈。如丁晏对严禁派的两种错误主张：中外禁绝互市（断绝贸易往来），处决鸦片吸食者，提出批评，认为“禁烟当以民命为重，不当计利；立法当以中国为先，不当扰夷”(34)。改良风俗，包括官场、学术界风气和民间风俗。不少人提出“正风气”，“变风俗”，多是老调重弹。改良社会组织，多是主张完善和强化宗法制度。 针对人口过度增长造成的社会问题，龚自珍、魏源、汤鹏、冯桂芬等人都有议论，并提出解决办法。封建士大夫缺少世界观念，很少有人提出解除海禁，让国民走出国门，扩展生存空间。提出的办法大多是发展生产安抚流民，移民边疆减少内地人口压力。而以汪士铎提出的人口论最为尖锐，指出：“人多之患”、“人多之害”，在于“穷”、“愚”、“乱”。“人多则穷”，人民的贫困在于人口过剩，“天地之力穷矣”。“人众而愚”，缺少教养而愚昧。“人多致乱”，“人满而吏堕，……农安其乡不足自存活”，于是酿成“祸乱”。怎样解决“人多之患”，他提出了减民说，有的方法可取，有的则是极端手段，违背人道和常理(35)。 其六，发展工矿业、商贸业。魏源提出“末富”的富民说，“缓本急标”的重商论，要求发展商品经济。还提出货币财富论，要求大力开采银矿，发展外贸导引洋银内流，以增加银通币，同时提出发展民族工业。包世臣提出“本末皆富论”，认为“生财者农，而劝之者士，备器用者工，给有无者商”；“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36)。于是，他主张实行农、工、商业同时发展的经济政策。 其七，改良武备，增强国防。林则徐主张海防、边防并重，也强调海防，提出建设近代海军的设想。魏源提出比较完整的海防思想：议守、议战、议款；攻夷、款夷、制夷；建设近代国防思想：“师夷之长技”，设火器局造船炮；“善师四夷”，以西法练兵养兵；建设海军，增设水师科，培养海军人才。龚自珍重视边防，最先提出新疆建省。 鸦片战争后清廷继续推行更法措施。其重点是：严禁令，重法纪，整顿吏治，如罢逐穆彰阿，处置耆英，重新起用林则徐。整顿财政，革除弊端，如设官钱局，发行纸钞，改铸大钱；减八旗俸饷，破八旗世袭的供俸旧制；试行厘捐，解决军饷。整顿科场，重用才识之士，不计门第、身份、祖法，起用汉人，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这些措施，对拯救统治危机、社会危机曾起过一些作用，但点滴的“更法”改革应付不了空前的“大变局”，必须“借法”。 三、新形势与“借法”思潮 从“更法”转向“借法”，始于鸦片战争后，是在中外关系大变动、大变局，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扩大的新形势下发生的。 “变局论”浓缩和概括了从“更法”转向“借法”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引发了“古今大变局”的到来，战后五口通商，国门被打开，既打破了清朝与世隔绝的闭关政策，也冲击着国人妄自尊大、蒙昧无知的落后观念。一批比较清醒的官僚士大夫开始放眼世界，了解、研究域外情势，认识了东西方的差距，表达了向往和取法西方的思想趋向。徐继畲最先提出“古今一大变局”的命题(37)，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亦有同样认识，并提出“师夷之长技”的全新主张，使他们成为学习、取法西方的先驱和开启者。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踵而来，进一步促成了“大变局”。“大变局”震醒了部分国人，包括部分官僚士大夫和乡村知识分子。前者以冯桂芬、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后者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都认识了大变局形势。为应对“大变局”，开始采取“借法”西方的实际行动。这就是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 “大变局”与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扩大，对“更法”向“借法”演进创造了历史条件。 首先，战前的商馆、战后的洋行以及外商和附属于他们的买办（尽管前后性质不同），作为中西经济交流的桥梁，最早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关系和商品经济思想，引起经济领域的新变化。可以说，他们是借法西方、师夷长技的最早实践者。如广州十三行商馆大量仿造彩瓷（洋瓷）、火轮船、水雷、洋枪、洋炮、火药、摄像机等(38)。如鸦片战争时期，伍敦元、潘绍光出资购买外国夹板船，潘仕成自觅良匠造战舰，雇觅洋匠配置火药，制造水雷，潘世荣雇觅洋匠仿造火轮船(39)，帮助清军抗击英军入侵。 其次，西方教会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除了传教，还从事教育、出版、新闻、行医等活动。如出版了《英华辞典》等词书，《西游地球闻见略传》、《大英国统志》、《美理哥志略》等著作，《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国丛报》等中外文报。从宣传接种牛痘、预防天花开始，到在澳门、广州、上海创办医院，开设药房药厂，出版医药著作。开始引导、吸收华人赴欧美留学，容闳、黄宽、黄胜是我国最早的留学生。此外，外国商人及科学家、艺术家、驻五口领事，对西学东渐也发挥了较大作用。 再次，国人开眼看世界，研究了解西方，撰写出版了一批著作。从谢清高的《海录》，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潘飞声的《西海纪行》，到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林则徐的《四洲志》，姚莹的《康 大变局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促成“更法”向“借法”演进，并形成一股社会思潮。 借法者，借鉴、仿效、取法。但这里的“借法”专指借鉴外国，取法西方。“借法”西方是从批判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开始的，是在与传统的保守势力、封建顽固派的激烈冲突中展开的。 “借法”西方的社会思潮在朝野上下、各个社会层面有着不同的反应。鸦片战争使部分官僚士大夫清醒过来，以林、魏、徐、梁、夏、姚等人撰写的西方史地著作为突破口，反思以除弊兴利为主要内容、以借鉴古代更法为主要方式的改革，能否解决西方列强入侵、自强御侮、门户打开后西学东渐、中外关系大变动的新问题。为此，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提出了对外开放、借法西方的主张。战后，清朝的统治政策也开始转向，从重在治内（更法除弊）到强调治外（筹海制夷），既要除弊兴利，也要自强御侮。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下层社会开始“骚动”起来，下层民众也希望从西方寻求解放自己的思想武器。于是，不同社会层面的代表人物，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主张，发动了与往昔不同的新运动。 四、借法的理论、实践与影响 提出借法西方的理论，并付诸实践，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经世派、开明官僚士大夫，二是乡村学子、下层民众。他们借法西方的目的、目标不同，甚至绝然相反，但共同赋予了时代新内容，近代社会的演变也就从这里开始。 经世派、开明官僚倡导对外开放，学习、借法西方，始于筹海制夷，抵抗侵略。“师夷之长技”是初期借法西方的主要口号，代表人物首推林、魏，次则徐、姚。 林则徐从领导禁烟、抗击英军入侵，到鸦片战争挫败的教训中开始了新的认识，于是他主张了解西方国家，学习、效法西方的长技，发展工矿业，筹建海防。 魏源是“更法”论者，也是“借法”论的首倡者。他面对“千年之变局”，冲破“夷夏大防”的顽固传统思想，发出非同凡响的时代强音：师夷长技，学习西方。针对顽固派的攻击，指出“礼宾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40)；“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41)。其所著《圣武记》首次提出“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42)。《海国图志》是他学习、借法西方的代表作，对师夷、借法西方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如聘请外国技师造船练兵；“师夷之养兵练兵之法”，建设水师，筹建海防；改革教育、科举，培养新式人才；引进科技发展民族工矿业；仿照西方法制革除时弊，改良政治；设译馆，习外交，扩大中外交流。 徐继畲根据“夷务”的需要，编纂《瀛环志略》，对欧美各国的史地、工商业、科技、议会民主政治作了详尽描述，认为“创古今未有之局”，表达了向往之情。同时指出世界是多元的，中国必须接受西方的挑战，必须借法自强。 姚莹强调了解、研究西方，抨击那些无知虚骄、自命清高、平居大言、拒谈夷事、守旧不变的顽固士大夫。所著《康 纪行》，同样表达了借法西方的愿望。 魏、徐、姚等人的著述、主张和呼唤，初始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但被后来的洋务派官僚和理论家所继承和发展。初期“借法”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议论、倡导，只涉及低层次的技艺器物，目标立足于筹建海防，抵御侵略。随着时势的发展和御外的需要，借法的范围与目标不断扩大。从师古更法转向师夷借法，向西方寻求救国、改革方案，这是中国破天荒的创举，在当时具有极强的挑战性。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中国终于从“自修自强”发展到“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并且形成新的社会集团和政治派别——洋务派。初期代表人物是冯桂芬和曾国藩，随后奕、李鸿章、左宗棠、王韬等迅速崛起。 冯桂芬和魏源一样，既是“更法”论者，也是“借法”论者，积极地主张学习、借法西方。冯的借法改革思想形成于鸦片战争后的四、五十年代，集中表述在1861年刊行的《校邠庐抗议》。该书半论“更法”，半论“借法”，论借法专设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善驭夷议》、《借兵俄法议》、《上海设同文馆议》等。他提出复“古法”，又提出师“蛮貊”。其言曰：“法苟不善，虽先古，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43)。目和很明确，即“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44)。冯借法西方，强调的是“采西学”，“制洋器”，“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5)。首在发展军事工业，后也涉及到仿效西方发展工商业、农矿业，用西法除蔽，如改官制，变科举，培养经世、实用人才。 此后，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大力倡导学西方，借法自强。奕声称“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46)。曾国藩进一步提出“资夷力”，“师夷智”，“精通其法”，“以徐图自强”的主张，并首创军械所、机器局，发起洋务自强运动。随后的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亦是借法自强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影响更大。洋务自强运动的兴起，终于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的下层学子也“借法”西方，领导农民起义，建立普罗大众的理想“天国”。太平天国“借法”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洪秀全为代表，后期以洪仁玕为代表。 洪秀全学习、借法西方，借的是意识形态，是洋教，是基督教的“唯一真神”上帝，并借此创立了中国化的拜上帝教。借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改造中国，是一大创举，是近代国人学习、借法西方的首次尝试。其启发意义很大，突破了国人、尤其是士大夫的思维定式和法古传统，引导人们把眼光投向世界，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洪秀全借用的是中世纪的、过时的宗教神学，引进的是神灵上帝，违背时代潮流，也与中国的正统文化形成尖锐对立而发生激烈冲突。科学在不断进步，民主、人权已成为近代社会解放的标尺，如果再照搬西方中世纪的旧教神学来改造中国，建立政教合一、神权统治的国家，失败是必然的。 洪仁玕早年参与过创立拜上帝会，宣传过洋教、上帝。但进入香港后，广泛接触西方的社会和科学思想，冲淡了他的宗教神学观。《资政新篇》是他学习、借法西方新的产物，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改造太平天国，但遇到阻力，无法推行。在学习、借法西方的认识和实践方面，洪仁玕的思想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不失为先进人物。 太平天国把近代农民起义与学习、借法西方结合起来，既是创举，又是勉强的、矛盾的。他们离开中国国情，违背时代潮流，盲目引进而最终破产、失败。这对于后人学习、效法西方有教训，也有借鉴意义。学习西方学什么，借法西方借什么，今天仍然值得思考与讨论。鸦片战争后“借法”思潮的涌动，以及社会上层、下层的实践活动，开启了学习、借法西方的大门，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注释： ①②③龚自珍：《定庵文集》，卷上，平均篇；尊隐；明良论。 ④(12)(13)(17)(25)(28)(32)(33)《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48～59、431、48～48、411～414、45、31、46、675页。 ⑤夏炯：《夏仲子集》，卷一。 ⑥邓淳：《强学堂序》，见《国朝岭南文钞》，卷十五。 ⑦(40)(41)魏源：《海国图志》，卷二十六；卷二十六；卷二十四。 ⑧(35)汪士铎：《乙丙日记》。 ⑨⑩(11)(19)(20)(21)(22)(24)《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17、5～6、35、35、7、13、13、79页。 ⑩李瑚：《论魏源》，《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15)包世臣：《安吴四种》，庚辰杂著二，同治壬申注经堂重刻本。 (16)王鎏：《钱币刍言》，钱钞议。 (18)魏源：《圣武记》，卷七，中华书局，1984年，第296页。 (23)胡培翚：《研六室文钞》，井田论，光绪戊寅秋八月世铎楼刻本。 (27)吴铤：《因时论》，十一，均田限田，《皇朝经世文编》，卷五五。 (28)(29)(36)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七，说储上篇前序；卷二六，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再答王亮生书。 (30)许楣：《钞币论》，钞利条论十八。 (31)王茂荫：《王侍郎奏议》，卷六，再议钞法折。 (34)丁晏：《书包倦翁〈安吴四种〉后》，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二，思补楼刻本。 (37)徐继畲：《瀛环志略》，凡例。 (38)(39)蒋祖缘：《清代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 (42)魏源：《圣武记》，光绪四年上海申报馆排印本。 (43)(44)(45)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收贫民议；制洋器议；采西学议。 (46)《总理各国事务奕焜等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4～2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