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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40年7月，迫于日本的压力，英国同意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中国朝野对此十分不满，国民党高层出现了与英断交、转向联德的呼声，并已开始试探性的行动。但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王世杰等人力拒此议，并说服蒋介石基本维持原外交策略，尤其是稍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如德意日结成同盟，德意承认汪伪，英美对日日趋强硬等等），联德之议乃最终放弃。国民党内这次调整外交路线的讨论，虽未在事实上引起重大震动，但所涉问题，关乎国民政府的大政方针，足以牵动中国抗战大局，也反映了国民党内一些重要人士此期间的政治见解和思想动态。 关键词 滇缅路事件 中英关系 中德关系 王世杰 孙科 1940年7月，正受到希特勒德国大举进攻威胁的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对日屈服，继法国封锁滇越铁路之后，同意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中断了这条对中国抗战至关重要的西南进出口通道。消息传出，中国朝野哗然，对英不满的情绪急剧增长，国民党高层出现了与英断交、转向联德的呼声，并已开始对德试探性的行动，党外也有类似主张，且在一些重要媒体有所流露。一时之间，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似乎出现了重大调整的可能。但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王世杰等人力拒此议，并说服蒋介石基本维持原外交策略，尤其是稍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如德意日结成同盟，德意承认汪伪，英美对日日趋强硬等等），联德之议乃最终放弃。关于滇缅公路事件，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但事件后国民政府内部有关调整外交路线的讨论，似还少见有学者注意。[2]这次讨论，虽未在事实上引起重大震动，但所涉问题，关乎国民政府的大政方针，足以牵动中国抗战大局，也反映了国民党内一些重要人士此期间的政治见解和思想动态，故笔者不揣浅陋，对此问题试作初步探讨于下。 一、转向联德之议的抬头 先是德国再度猛攻法国后，法军失利，巴黎岌岌可危，国民党内对德亲善的倾向即抬头，“近日我政府中人，因德军暂时胜利，颇有倾向德国，讥笑英法者，其浅薄殊可笑。……如朱骝先孔庸之张季鸾等，均有此幼稚病。”王世杰对此颇不以为然，说“凡此心理匪特无主义，抑且不认识列强真相”。[3]6月7日晚，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以会长身份在重庆嘉陵宾馆召集中德文化协会第五届年会，出席中德双方会员、来宾130余人，包括名誉会长陈立夫的代表顾毓琇，社会部代表任西萍、孟健民，外交部代表朱世明，德国大使馆代表鲁雅文等，朱家骅等中德双方人士致词，通过了宣言，朱的演讲及宣言9日在《中央日报》公开发表，并作为“中央社”的消息同日在《大公报》发表 。[4]对此，王世杰说，“朱骝先等竟于此时，召开中德文化协会，为德人张目，殊嫌幼稚。”[5]6月11日，《中央日报》发表《读中德协会宣言》的社论，表达了对中德关系的期待：“德国在过去是一个世界霸权，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与政治地位，亦未可限量，远东的战争快达到三个年头了，这一个战争的目标，为中国之恢复失地与独立自由。我们从文化立场上讲，德意志民族及其领袖，或能根据其文化的智慧，及时考虑其远东之政策，强盛独立的中国，无论在文化、经济或政治方面，对德国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6]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认为，朱家骅此举是促使德国注意远东并制裁日本，但“星期一谈话会时，蒋先生以为在德打胜仗之际，而出此举，似有‘势力’之嫌（此处应为‘势利’－引者）。蒋先生之表示似不赞成朱之行动，但又使陈布雷作一篇社论，刊登中央日报以响应中德文化协会之宣言，是其内心亦欲与德保持相当之关系，以备将来外交上之运用。”[7] 法属越南当局“因日本之压迫，下令禁止汽油出口”，稍后，又禁止一般货物运华。此时中国存积在越南的汽油约3万余吨，其他物品约六万吨，局势对中国极其不利，6月20日，蒋介石召集各关系方面主管人员商议应付办法。6月22日，法军对德投降，蒋介石再度与王世杰、王宠惠、张群等商议对策。23日，王世杰、王宠惠等起草对越南问题宣言，以外交部长王宠惠名义发表。 6月30日，为日本压迫英国封锁香港、缅甸对华运输事，王世杰起草，以蒋介石名义致电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重申中国方面立场，指出日本的野心非迁就所能满足，而日本的此项要求涉及英国对华根本政策，尤不可接受。[8] 7月2日下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外长王宠惠报告，谈到日本迫使英法让步，缅甸、香港封锁交通事，英正在考虑中，孙科起而发言，认为依目前情势，英国势将屈服，“惟吾人应明白表示，如（英在）缅甸方面亦允敌请，吾人只有取西北路线，积极联络苏德，德在欧洲已操胜券，吾人更应派特使前往，除外交外，并应发生党的关系。英国在欧已无能为力，必将失败也。”“大家报以掌声。是外交政策方面将有变动之趋势。”[9]“继有邓家彦同志、张励（应为‘厉’—引者）生同志书面说极赞成哲生先生之主张及办法。”[10]但王世杰对孙科此举不以为然，他在当日日记中说，孙科“此语可谓幼稚之极，姑无论我之抗战有其一贯立场，且德国此时正欲利用日本与英为难，何至与我亲善（前年陈介赴德几至不能递国书）。即令德与我亲善，其援助又从何而至。”[11] 全会期间，甚至还有人主张中国“进兵缅甸，唤起（当地）被压迫民族（反英）自主运动，俾对英报复，促德善我”。[12] 鉴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党内要求调整外交方针的呼声，7月5日，蒋介石在五届七中全会作《目前外交之一般检讨》的报告，提出将继续对英美友好的方针，至于中德外交，可尽力加强，但不必强求，显出痕迹：“我们既定一贯的外交政策今后不必变更，英法美仍旧是同情我们的友邦，法国虽然失败，我们对他只有表示同情，如他需要帮助的地方，还是要帮助他。英国地位不曾变动，最近发生的滇缅路运输问题，我们当然要循正当外交途径，努力交涉，使其不致有损中英邦交；故我们对英法之态度，现在仍无何变动。”目前欧战的结果，德国的地位益显重要，“增进中德友谊，在可能范围之内，当然要尽力，但亦不必如何强求速效，显着痕迹。”德国在一时之间，还不可能对中国抗战有多少实际的帮助，“我们就更不必从这一方面来勉强求助于德，所以我们对德外交，目前要精密研究，要设法接近，”但要“不慌不忙，不忮不求”。[13] 7月6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通过《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强调了要加强对德意的联络。决议指出，除日本是我唯一之敌人外，对其他各国，均本多求友少树敌之义，增进联络与合作，对美苏是如此，“对于英法，尽力维持固有之关系；对德意等国不仅以维持现存友谊为满足，更宜积极改善邦交，以孤敌势，并打破敌之阴谋，以期有裨我抗战建国之前途。”[14] 7月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致闭会词，强调中国今后对内对外之唯一方针即“努力自强”，才能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他说，“如希特拉在前数年无人注意其态度，而今日之称霸于欧，全由自己奋斗之成功，我国能以全国抗战建国，自有远大之前途。”[15]于此可见蒋对德军胜利的关注及在其观感上的某种正面效应。 7月9日上午，蒋介石“约陈布雷、张治中谈军事与外交。”下午，“研究对德外交进行方针。”[16] 7月10日下午，蒋“研究外交情势”，主张“对德外交进行以从经济军事与文化入手，而不用正面外交，目下亦不必积极，以免英俄之疑忌”。[17] 应该是按照蒋介石的授意，会议期间，7月7日，朱家骅致函德军总参谋长凯特尔（keitel），对德表示亲善，并希望德方能予中国战后之重建以有力支持，函中称：“此次贵国国防军在欧战中之成就，使余十分兴奋”，“余更希望贵国，能利用国防军目前之成就，使欧战早日结束，得以在世界和平工作上，作更进一步之伟大贡献。尤其在远东方面，希望贵国特别注意，从新认识。贵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精神，以及此次与同盟国军队作战之经过情形，颇足激发余等之深省，实为我国人民奋发自振之良好教育。而中国三年来之艰苦奋斗，谅亦为贵国人士及阁下所同情。因友人告余，阁下对于中国抗战之情形，故甚关切也。”“国民党战后之各项建设，必多借助于贵国之处，而中国之复兴，在任何方面可有助于贵国者亦非可想象。”[18]将德国对英法的进攻与中国抗战说成了同一性质。 与朱家骅上述举动相关，在7月11日之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也致电驻德大使陈介，让其设法加强中德合作，笔者未见张群电原稿，但可据陈介电推知，7月11日，陈介致电张群，称“前奉尊电转谕对德相机进行，并拟具体步骤及办法。兹谨分陈如下：……管见如此，敬请核夺，并请转呈。”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陈电是对张群指示电的回复，张群必有一份要求其设法加强对德关系的前电；其二，张群电并非仅代表他个人的意思，而是对陈介的“转谕”，陈介回电也说“并请转呈”，转谁的“谕”？“转呈”给谁？据相关史料，这个幕后人物就是“委员长蒋”，朱、张所为是反映了蒋介石本人的外交倾向。[19]陈介电所拟办法为：“一、在德英战事未了以前，只能由介在此暗中接洽，与谈经济合作原则，俾其知有可图，对我外交好转，细目则待专家。二、双方于原则同意后，德方应派代表来华协商整个合作计划，我方应先充分准备具体办法。三、协商妥后，我再派大员来德签约，并修好。”陈介并称：“介自奉前电后，已分向亲华分子接洽，……经济署都玛斯将军系戈林亲信，为主动中心人物，现已搜集各种材料，证明战后经济趋势与我合作为有利，倭则仅图利己，于德无益，故主张战后先行供给我军火抗日，然后助我建设国防工业，而我与以原料。都氏……拟将此计划由彼直接相机面呈希脱拉，得其首肯，即派克兰以私人名义来华协商。现以对英战事未决，希脱拉无暇及此，未易密请求速效，惟有力树基础以待时机，彼等看法已不在远。”[20] 二、联德之议的逐步打消 对国民党内的亲德倾向，王世杰担心将因此失去美英之同情：“党中倾向于联德者颇不乏人，但我国言论，如露此倾向，必立失美英同情，无殊自杀。予对于今后宣传工作，细思之后，拟仍维原来态度，如不能获党内之谅解，宁辞去宣传部职，不作无谓之迁就以误国。”[21]7月10日，王世杰渡江到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向蒋先生力言，我外交政策不可变更，联德即放弃立场，亦无任何实益。”但“亮畴岳军（即王宠惠、张群—引者）等仍倾向与德人敷衍。”[22] 7月13日，驻英大使郭泰祺电告，关于缅甸交通事，英将对日妥协，王世杰乃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对英提出警告。15日，英外相将英方态度面告郭泰祺，劝中国与日言和，否则将中断中缅交通。蒋介石、王世杰、王宠惠等商定后，16日以外交部名义，对英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又发表了蒋介石对英抗议的声明。 7月16日，驻美大使胡适致一“极密”长电给蒋介石，阐述他对美、英现阶段立场的研判，结论是我国此时对英不必过于失望，对美尤其要有信心。电称：“一、美国决不愿我国屈伏，欲我继续抗战，此点绝无可疑。……二、英国此时所谓劝和，以适所知，似是一种缓兵之计。三、四个月以后，英伦三岛日短夜长，又多大雾大浪，袭击不易，而可以攻人。故英国人说：若能支持过十一月，就有转机了。……故对缅事让步，以三月为期。又声言于此三月中，将拉拢中、日讲和，其意或在暂时和缓远东局势。我方此时似不必过分猜疑，谓为有意卖我。三、美国政府领袖确有心助我撑持。虽其政制拘牵，有时缓不济急，但今日惟此一国具有镇定远东力量，每到我最倒霉时，总伸手助我。前年十月二十五，我失武汉之日，总统嘱财长特召光甫与适，许以借款，最为明证。总统三年不援用中立法，只为要保持对远东可以有一点行动自由。适私心以为，我国对美国应有信心，不必因其迟缓即生失望。”[23]此电的分析，自有其翔实精辟之处，对于坚定蒋介石继续以美英为外交重心的立场，应当不无作用。 7月17日晚，王世杰、王宠惠、孙科等商谈此事，孙科主张撤回驻英大使，退出国联，“亲苏联德”。王世杰未表同意。18日晨，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孙科重提此一主张，除吴稚晖表示反对外，“余多附和。”[24]这次会议先由王宠惠“报告外交情势，孙科、吴敬恒、邓家彦、张厉生、居正等相继发言，‘亲苏联德’的气氛极为浓厚。”[25]会中，张群发言主张调整对英态度，称这并非外交方针的改变：“我外交政策，对美苏加紧合作，对德义积极改进邦交，对英法维持现状，此七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内所决定之外交政策。现英日妥协，停止缅甸运输，我对英态度应重新考虑，但不必视为变更政策。所谓不变应万变者，系欧战初起时总裁之表示。所谓不变之意义应解释为：（一）抗战国策不变；（二）多求国际友谊合作之方策不变；（三）拥护九国公约态度不变。并非一切都不变，至于外交技术上，自应随时改进。”[26] 7月18日，英首相丘吉尔在议会宣布与日本达成封锁滇缅路三个月的协定，称此种协定之成立，系因英国自身正在生死关头之故，待中日和平恢复后，英国愿放弃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并依平等互惠原则修订中英条约。7月20日，在黄山蒋的居所，商讨外交政策，王世杰、孙科、王宠惠、何应钦、孔祥熙、白崇禧、张群等在座，“讨论结果，蒋先生不主张召回我驻英大使，亦不主张退出国联。”[27]同日，英方在重庆转交丘吉尔致蒋介石的绝密电，表示无意敦促中国接受对中方不利的和平。电称“余确信执事对于缅运问题之我方困难，极为了解，余永不强请执事接受违反贵国利益或贵国政策之和平。”[28] 尽管如此，朱家骅等人还是觉得有再提醒蒋介石重视对德外交的必要，21日，他向蒋介石提交了建议加强对德工作，以分化日本与德意的条陈：“且德联苏以来，德日轴心早趋疏淡，德国为其自身将来计亦必知助日之举有害无利。德与我关系原极亲密，……其民间与国防军方面，对我仍多抱好感。”“我国今后外交，除对美更宜全力加强活动，对苏维持友好而外，似亟宜以德国为中心，加强欧洲之工作，力谋分化日本与德意轴心之关系，更使德国为我声援。”[29] 英国断绝我对外交通的做法，一时之间造成了相当浓厚的不满情绪，也使一些人嗅到国府外交有作出调整的可能，并欲协力促成其事。王子壮在日记中称：“因之我国内亦起一大波澜，即孙先生以下若干人主张与英断绝邦交是也。而英之让步，似尚不止此，……英素以牺牲他国，换取自己安全为能事，我国又为彼之牺牲品，蒋先生之所以不采仇英政策，或以英国对我尚未完全反脸？”[30]丘吉尔致蒋介石密电的内情，王世杰、胡适等对蒋的进言，王子壮无从得知，只能作出某种猜测。 时为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的唐纵称：“近来外交，以越南缅甸被封锁为枢纽，逐渐在转变，对苏联对共党都有新的观念。总理三大政策，势必重新揭举，闻朱、毛亦有电来如此要求。” 唐纵还记载，“委座派桂永清、齐焌赴德，欲有以改善邦交。”作为曾任驻德助理武官的唐纵，对此颇抱期待，且态度积极：“（7月23日）上午齐焌来会我，谈赴德问题，其人交际应酬很能干，但政治认识不足。对德交涉方针，我都有所指示，彼亦欣然接受。下午往访桂永清，桂不乐于行。我乃将中德邦交之转机——缅甸之封锁问题，日德之分裂问题，德苏之猜忌问题，以及德国对远东之欲望，一一加以分析，并劝其早日启程，抓着时机大有可为，如果让日本再度与德国亲善成功，则坐失机会，大为可惜。桂亦以为然。”[31] 当然，国民党高层中也有与王世杰意见相近者，如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中倭未正式宣战，倭无权要求英国对华禁运，然英以无力拒倭，其不得已之意义仅逊于法国而已。我严重抗议诚应尔，若出于痛詈则过矣。报纸竟大书英媚倭出卖中国，无耻协定昨签字云云，上一句且自失体面，下句太毒詈。又某社评谓‘英不配调停中日战事’尤失言。且英之敷衍倭寇情见乎词，其禁运云云完全表面文章，缓和倭寇而已，我何不解事乃尔。余曾切语蒋先生，逼人作难，有害无利，何如别求会心。”[32]稍后，因英方的禁运不是十分严格，徐永昌在日记中还将孙科痛骂了一番：“缅甸禁运数端已逐渐由细则解释放松，于我已无大损矣。独怪当时孙哲生竟主对英绝交，又拟派周恩来（共党要角）代表赴俄请对我尽量援助云云，荒谬绝伦。此种人长立法院国家如何不衰。”[33] 王世杰认为，《大公报》表现了亲德倾向，[34]于7月30日指示对该报这方面的言论加以限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虽有时誉，究不甚明了世界大事；大都一知半解，争趋时尚。最近该报倾向联德，殊可笑。予今日已嘱检查机关量为限制。盖此时倡亲德之论，必丧美国同情。且希特拉一类人，如果得势，岂能福我中国！”[35]表明了他对法西斯德国在根本信仰上的不认同。稍后几日，王再次批《大公报》：“大公报倾向于联德。该报主持者张季鸾王芸生，略有时誉，实则只是遇事追随时尚，毫无真知灼见，亦无信仰。不能使余敬重。”[36] 8月5日，即将赴任的驻德武官桂永清往见王世杰，王世杰告诉他，“中德国交日前无大改进之可能，如联络德国，不宜对外多所表示，徒滋误会。”[37] 8月8日，国民政府高层有人致电胡适，告知政府将继续此前一贯的外交方针，“苏、德路线”已被打消：“（三）外交：我外交政策本无变更可能。然自英、法失利，我国际交通停断以后，党内遂有主张走苏、德路线者。甚至有主撤回驻英大使，宣告退出国联者。哲生素来冲动，即如此主张。亮畴素号老成，亦颇为所动。实则，无论就立场言，就利害言，或就外交上实际可能性言，此种意见均极幼稚。弟因此不得不坚决反对。好在介公很英明，此议均被打销。近虽派有一、二人赴德，只是敷衍敷衍。”[38] 对德联络之事，因德国本身忙于攻英，一时难求实效，而两三个月间，国际局势却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其最主要者，即为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经济军事同盟”，德意承认日本建立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中德亲善已失去了其应有的基础，争取德国谋略乃基本放弃。9月28日下午4时，在黄山蒋介石的官邸，国民党高层集议讨论对策，会中，张群、王世杰、刘斐等主张“对德义斥责并撤回驻德大使”；孔祥熙、徐谟等提“要求英国速开放滇缅路”；徐永昌的意见为“对德义不作任何表示，”“倭无需要德义助之攻华，德义可加于我之害至多不过承认傀儡（伪满早已承认矣），是倭过去仅与中国为敌，今则确增英美苏为敌，所以倭我增减敌友，即为倭我利害所在”；蒋介石的意见与徐永昌大致相同：“欧洲战事必因之持久，中日战事必须再准备三年，在欧为英，在亚为华，关于新秩序云云，英如对日无表示，我对德义亦可暂缓表示。不过，对英美苏三国大使适在此，应分别向之声述，请其注意并与我合作”。晚9时许，徐永昌又打电话给蒋介石，进一步建议说，对于三国同盟我不必强硬表态，一方面不使苏美英因知我不会对日妥协而松懈对我的在意和援助，应让他们明白我一旦妥协，他们的压力就增大；另一方面，暂不要刺激敌人，将敌引向攻我，应尽可能促成日敌的南进，以加速其败亡。他说，“（一）关于三国同盟，纵英对日出以恶声（或有英的需要或背书，无论如何日必向之进犯），我对德义仍须谨慎其表示；（二）俄之敢于轻我，以我已走上无论如何不与日妥协，英美对我亦复近似。我须有法，令彼等明白我固无力败日，但我一妥协，则日之威胁彼等力量更增；（三）欲促敌南进，须由不刺激敌人及我之接近德国做起，如仅为说几句出气的话而开罪德国，太不值得。”[39]徐的意见是相当沉稳谨慎的，不失晋阎派的一贯作风。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德、意、倭三国同盟，果已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40] 9月29日，蒋又致电各高级将领，指出“德意在态度上早已袒日，无可讳言，例如承认伪满，撤回顾问，”所能加于我的恶劣，也就到此为止，以后最多再来一个承认汪伪，对日寇不会有任何实际的帮助。却反而使我国的“敌友分明，应付简单，”英美苏将给我以更积极的援助。[41]30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否认所谓“大东亚新秩序”。 这一次，连一向对德容让的朱家骅也主张对德稍示强硬，10月5日，他上书蒋介石，提议“即行召回驻德大使，对德外交不妨停止进行，以表示我国正当之态度与自重之精神。此事关系立国之本。”“我对德每次改变，均抱忍让态度，可谓仁至义尽，此次若则仍守成规，不特反遭德国鄙视，对英美乃至苏俄博取同情援助亦有影响”。“德人性情崇拜英雄，吾人对其无表示，或遭鄙视，若严申自重之立场，则精神所寄，德人反致钦敬”。[42] 10月12日，胡适电陈布雷转蒋介石及孔祥熙、孙科、王宠惠、王世杰、朱家骅等，主张在新的国际局势下，我应有一个明确的立场：“今日世界大势已极分明，……当此时机，我国对于国际分野似宜有个较明显的表示。例如，德、意既与暴日结盟，既承认其‘东亚新秩序’，则皆是我仇敌。我国似应召回驻德、意之使节，使国人与世人知我重气节，有决心”。16日，朱家骅回胡适电表示赞同：“文电敬悉。高见甚佩。德、日《防共协定》后，关系已定。承认伪满，撤退顾问时，更必有今日。我对德一再容忍，仁至义尽。我抗战正烈，只好如此。今德既联日，再与周旋，反招误会。撤退使节，理所当然。弟早经上书总裁，当再晋言。” [43]此电提到他一周前的上蒋介石书，对其本人此前与德“周旋”的做法及其用意似亦有所解释（尽管如此，朱家骅等人此后的对德期待之念并未完全打消，这点，在其上蒋书中也略有显露）。但胡适、朱家骅等对德应有适当“表示”的建议未被蒋介石采纳，17日，陈布雷回电胡适告知：“此间对德、义暂取静观，然对英、美之期望日益殷切。”23日，王世杰亦电胡适，告以“召回德、意使节事，弟曾极力主张。但政府决定稍迟再定。”[44] 10月31日，蒋介石综核各方意见，自记其本人对国际战略的思考，认为中日媾和是下策；参加英美战线是中策；“独以倭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皆采中立政策”为上策。蒋内心虽倾向于英美，但因担心“遭俄国忌恨”而希望在苏联态度明朗后再决定取舍，以保持对美、对德、对苏外交的灵活性。[45]从尝试对德接近到认为暂取中立态度为上策。[46] 尽管蒋介石还未断然破裂对德关系，但整个气氛和舆论却是与德愈行愈远，国民党人的对德不友好举动也时有发生。1940年11月29日，外交部致电胡适，告知已有断交打算：“日本即将承认伪组织，德、义或随之承认。我国拟于其承认后，即与断绝国交，撤回使领。”[47]1941年5月9日，国民党召开党团会议讨论宣传问题，为对德立场事，王世杰与朱家骅等人发生争执，“骝先立夫等均以党报对于希特勒演说时有讽刺标题为不当”，王世杰则认为对法西斯德国“再不能采灰色态度。”[48] 三、中德断交与“宣布对德义立于战争地位” 胡乔木1990年在一次关于党史问题的讲话中谈到，“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有一段时间也认为英美完了，也想过向日德靠拢。因此，一时间投降活动又有抬头。”[49]可能是因为所谈是50年前的往事，这个回忆在时间上有误，蒋介石确有过向德靠拢的想法（对日是否在短时间动过预留退路的念头还有待更确切的史料证实），但如前所述，这是在1940年7月的滇缅路事件之后，而不是在1941年6月的苏德战争之后，更非1941年12月的太平洋战争之后。从有关史料来看，在苏德战争之后，蒋介石国民政府所选择的是与上述说法相反的一种趋势，那就是一步一步采取了与德对抗、对日决不妥协的态度。 1941年6月22 日，苏德战争爆发，王世杰等于当日中午得到消息，虽有对此前的苏德条约、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13日）不满的情绪存在，说“此项消息到渝后，一般人几无不暗中称快”，却作出了算得上是理性的选择：此际“我方之政策应使苏联与英美接近，不与日本妥协。故予于今日两度向蒋先生提议，我报纸务一律表示同情于苏联之抗战。蒋先生亦同意。予于夜间通知各报务一律拥护此国策。”23日下午，蒋介石在官邸召集高层会议，讨论对苏德战争态度问题，“席间朱骝先颇以我方报纸之言论为不当。但蒋先生及他人均不以彼之意见为然。”[50]同日，蒋介石约见苏联总顾问朱可夫，“对苏俄进行对抗德国之战争，表示关怀”。[51] 7月1日下午，又传来德、意承认汪伪的消息，当晚6时半，王世杰、王宠惠、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陈布雷等即在蒋介石处商定，“外交部应立即发电召回驻德驻义使馆全体人员，一面将此消息发表。”2日，蒋介石又召集各院院长、外交、军政两部部长及参事室主任等开会商议对德意绝交事，决定于当晚8时宣告绝交，由前述4人负责起草绝交宣言发表。[52]宣言发表后，蒋考虑对德意绝交之善后，指示：“（一）我驻德意之使领馆人员，应即电令其撤退回国。（二）对德意驻华使领人员应急令宪警切实保护，对其撤退事宜，予以一切可能之便利。”蒋并在当日的日记中记其对德绝交后的感想曰：“四年来，希特勒对中国之侮辱，可谓极矣，余以中德两国国民在感情上可以为友，在文化与技术上皆可以合作，故极端隐忍，至今彼竟承认汪伪傀儡组织，若再不与之绝交，则有损国格，但事不至此，亦决不下此最后之决心也。”[53]说明蒋虽有对德亲善之心，但涉及抗战大局及与汪伪傀儡政权势不两立的立场，也不能不明确表示其与德决裂的态度。 这期间，英美对日态度日趋强硬，7月25日，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英国政府随之派代表与国民政府商谈军事合作问题，蒋介石抗战的目标愈加明确，抗战意志也愈加坚定。7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日寇已追随德意走上“绝途”：“美英两国封存倭之资金，英且废除英倭通商条约，此事之影响，政治重于经济，以后美英与倭妥协之公算更少矣；而倭则惟有追随德意之绝途而前进矣！”[54]对德、日已很不看好。9月初，美日开始试探性谈判，蒋介石判断决不会成功，并表示，即使万一美国对日妥协，“我国仍惟继续抗战，以待国际局势之演变，与英美被倭进攻时间之到来。”[55]9月17日，即九一八事变10周年前夕，蒋介石提出扩大宣传，将“我抗战目的在求得领土主权之绝对完整”昭告中外，这个“绝对完整”其中包含着新的含义：“一、二年前，蒋先生在参政会开秘密会时讲演国策，隐示‘抗战到底’之意义为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东北人士不免因之而疑惧。予当时力主不可公开作如此之表示。因此之故，蒋先生当日谈话并无公开之纪录。蒋先生兹决定于明日宣言中，声明东北领土主权不恢复，抗战决不中止。”[56]这就是说，不是此前的置东北于不顾的“七七事变前之状态”，而是要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之状态。 1941年12月8日（重庆时间）晨1时，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晨4时许，在黄山官邸的蒋介石，接到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的报告后，立即下山回到城内。 上午8时，在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举行的纪念周上，孙科发表演讲，主张迅速对日、德、意宣战。他强调：“在目前新的国际情势之下，我们除了应该加紧协助英美对日加强作战外，还应该对德义宣战，进一步把世界反侵略的战争合拢在一起，以这样新的姿态，来应付新的国际情势。”[57] 10时，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常委特别会议，讨论珍珠港事件后国民政府的对策。“对于今后反侵略国共同行动问题”，国民党内各政要意见较为一致，均主张“缔结不单独媾和及军事同盟之约”。惟在宣战问题上，产生了较大分歧。孙科、郭泰祺主张立即宣战，但蒋作宾、段锡朋、朱家骅“均不主张立即对德义宣战”，戴季陶则认为“对于对日宣战一事”，“应慎重考虑措词”。王世杰极力“主张对日德义宣战，认为此事最好即日宣告；并主张由蒋先生召集苏美英三使，告以反侵略国应一致对轴心集团各国宣战（即苏联尚应对日宣战，美国除对日宣战外亦应对德义宣战），并嘱各该使转电斯达林、罗斯福、邱吉尔三氏。”[58]对王世杰的意见，蒋介石大体同意，指出：“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手续亦甚容易。……在对日宣战以前，必须将我国对于此次战争所采取的政策事先通知英、美、苏各友邦，并征询他们的态度与主张。”蒋提出，我国的政策，可归纳为三点：“一、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二、要求英、美、苏与我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三、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不对日本单独媾和。”对于以上决策，蒋介石甚为满意，在日记中写道：“本日闻倭袭击英、美后，余对美、英、苏俄三国即提出共同作战之建议；同时即对倭与德、意分别宣战，而且对德、意宣战尤先于美国。此皆可见我政府独立不倚之精神也。”[59] 8日下午3时半，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名义邀约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晤谈，向其声明：“中国现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中国政府现决定向日本宣战，并对其同盟国德、义同时宣战……建议美国对于德义两国与苏联对于日本，皆请同时宣战。”[60]9日上午，蒋介石在其官邸主持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紧急常委会议，提出“暴日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我政府与人民为表示同仇起见，应由国民政府昭告中外，正式对日宣战。又德义与日同恶相济，应同时宣布对德义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及中义之关系者一律废止。”这一提案获迅速通过，并送国民政府发布。[61] 7时，由外长郭泰祺特别接见中外记者，“以严肃之态度，宣读国民政府对日本宣战布告及对德意志、义大利宣战布告。”[62] 由此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独立作出了对日德意宣战的决定，对德宣战且是在德意未对中国宣战之时，当然就不存在所谓靠拢日德的问题。而且，蒋介石非常清楚，英美卷入对日作战，日本的覆亡已是指日可待，在此前最艰难的情况下，也咬紧牙关挺过来了，这时还有必要再去靠拢短视而又穷凶极恶的日本军阀吗？ 最后想指出的是，滇缅路事件后，孙科、朱家骅等提出联德主张，以及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一度有所松动，是为因应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从维持中国抗战大局的根本需要出发的，是为了利用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以对付中国的死敌日本法西斯，是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例如主张弃英联德最力的孙科，一年半以后，也是最早主张对德意宣战的人物）。这时的中国抗战，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在外援将可能被全部断绝的情况下，为了苦撑危局，而设法打开外交新路的设想，其动机和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在国际上，苏联与德国的缔约，是现成的例子，英国对日妥协，更是切肤的教训，此时提出德国路线，在道义上其实也是无可指摘的。问题在于，王世杰、胡适等人对国际局势发展变化的趋势，把握得更准，对已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希特勒德国更加不抱幻想（王世杰在这方面表现了相当的政治敏感，显示了他对于英美式民主政治更为坚定的信念）。事实证明，也更有利于中国的抗战大局，而亲德路线事实上无法走通。 其次，在总体上，这期间国民党内主张加强对德联络的人士，其目的都是服务于中国的抗战，但具体情况也略有差别。孙科可能更具有政治人物的灵活性，一切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曾两度留学德国并获博士学位、当过德语教授的朱家骅，其对德友好更具有延续性，多少注入了某些个人情感，但一旦与国家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他也是能够明辨是非，调整立场的。德意日三国同盟建立后，1940年11月22日，朱家骅阐述其对德外交的见解时称“今德既与我之敌人结合，无从再与亲善，否则反被轻视。惟在外交关系未绝以前，一切行动言论自当出以谨慎，不必恶意攻击，即稍予周旋，使彼仍能为工作之掩护并使英美稍有戒心，促其进而援我，亦无不可。总之，吾人处处须严正我国立场。”[63]时任驻德大使的陈介，一直努力与德联络，但当德意承认汪伪，有人提议他改任汪伪的德使，他就坚决拒绝了。另外像蒋作宾在中东路事件前后做过驻德大使，唐纵任过驻德助理武官，德国曾给他们留下过不少正面的印象，他们在处理对德关系上，就显得比别人要柔缓些，即至1941年11月26日，唐纵还在日记中称，赞同中国驻德人员报告的德国内部推翻希特勒以保存德国的计划，他说：“希特勒现在虽然是一个祸星，但德国民族和国民是可嘉赏的。英美这种只顾自己利益而不顾别国生死的国家，如果没有德国存在，世界也是可怕的。我主张援救德国国民从希特勒的铁蹄下解放出来”。[64] 再次，国民政府此时的对德试探只是其外交谋略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次要的部分，与此同时，对英、对苏、对美都在作出积极的外交努力。对英方面，1940年 7月28日，蒋介石复电丘吉尔，对英国的困难表示理解，称深信在丘吉尔任内，中国利益决不致被牺牲，同时指出“和缓日本”的政策将危及英国本身，吁请英方“为贵我两方利益计，从速恢复缅甸运输路线。”[65]中国驻英人员一直在努力争取英国重开滇缅路，并在三个月期满之后如愿以偿。对苏方面，在英宣布封锁当日，蒋介石即电示驻苏大使邵力子，请苏出面反对英之做法：“望速运用苏政府，请其对封锁滇缅路事件明白表示反对，以遏暴敌之狂焰，若能出以较赫尔声明更切实之语句，更为我国所切盼。”[66]尤其有力的一着，是在对美方面，发动了积极主动的外交反攻，那就是促成美国进一步对日禁运，扩大禁运的范围，也即日本逼使英断我通道，我阻断美战略物资输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940年6月26日，王世杰致电胡适，提出此一方案：“越南为我输入汽油及其他美货路线，日本胁令停止，无异对美禁运。我似可坚请美政府以对日实施禁运，为遏止或对付日本威胁越、缅交通之手段。” 7月6日，外交部致电胡适，促其“乘美国民众反对运油赴日，及日方威胁越、缅运输时机，设法使美方以石油列入禁运”。[67]类似的外交谋略活动还有很多，此处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展开了。总之，这种设法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外部力量，以集中对付当前最凶恶的敌人日本的外交方针，是一种基本正确的方针，也是取得了相当成效的方针。 [1] 参见王建朗：《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徐蓝：《英国与滇缅公路危机》，《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吴圳义：《滇缅公路与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2》，《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6年版；萨本仁等著《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 有两种关于中德关系的著作谈到国民党内有亲德官员，并注意到朱家骅等人的亲德活动，对笔者很有参考价值［即（美）柯伟林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的《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马振犊、戚如高著的《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但因研究的角度不同，而未在这方面展开。 [3]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1940年6月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4] 《中德文协第五届年会》，《中央日报》1940年6月9日，第3版。嘉陵宾馆应是当时重庆很上档次的宾馆，因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开幕，蒋介石请全体中委的晚宴，也是在嘉陵宾馆。见《冯玉祥日记》，1940年7月1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五册，第875页。 [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1940年6月11日。 [6] 《读中德协会宣言》，《中央日报》1940年6月11日，第2版。据下文《王子壮日记》，此社论为蒋介石授意，陈布雷执笔。 [7]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6册，1940年6月1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8]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1940年6月30日。 [9]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6册，1940年7月2日。但孙科亲苏联德主张的提出似还限制在党内高层，7月7日，他在《新华日报》发表《七七三周年纪念与我们应有的努力》（第3版），就只提“贯彻亲苏联美国策”，未提德国。有一处说中国“加上苏联和美国等的力量”，这个“等”似有所指，但局外人无从领会。 [10] 《冯玉祥日记》，1940年7月2日，第五册，第876页。 [11]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1940年7月2日。 [12] 《朱家骅复丁文渊电说明对德外交之立场》（1940年7月3日），台北，中研院藏《中德文化协会》档案（三）。转引自马振犊等《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以下简称《中德关系》），第462页。 [13]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七，台北1984年版，第380－385页。 [14]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35页。 [15]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6册，1940年7月9日。此说在台北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整理发表稿中未见，见该书卷十七，第392－399页。 [16]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40年7月9日条。台北“国史馆”藏档，档号：06－00640，文件号：002060100142009。 [17]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40年7月10日条。台北“国史馆”藏档，档号：06－00640，文件号：002060100142010。 [18] 《致德国总参谋长keitel大将书》，《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657－659页。 [19]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40年7月11日条有“张群转呈陈介真电陈对德外交进行步骤”的内容，并录有陈介电全文，可见就是要向蒋“转呈”。台北“国史馆”藏档，档号：06－00640，文件号：002060100142011。 [20] 《驻德大使陈介自柏林致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申述加强中德合作之具体步骤及办法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 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696页。 [21]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1940年7月9日。 [2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1940年7月10日。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三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4页。 [24]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1940年7月17、18日。 [25] 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0年7—12月份），台北“国史馆”1994年版，第109页。 [26] 李云汉：《张岳军与抗战初期之政府决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第15辑，第362－363页。转引自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0年7—12月份），第109页。 [27]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1940年7月20日。 [2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 战时外交（二），第116页。关于英国在迫不得已之情形下对日让步的经过可参见徐蓝：《英国与滇缅公路危机》一文。 [29] 朱家骅：《签呈总裁条陈加强对德外交意见》（1940年7月21日），《中德文化协会》档案（三）。转引自《中德关系》，第461－462页。 [30]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6册，1940年7月23日。 [31]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0年7月22、23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32] 《徐永昌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0年7月1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33] 《徐永昌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0年8月3日。 [34] 《大公报》这期间的报道，可说有一点痕迹，如7月21日第3版一篇文章的标题为《希特勒演说，深盼英国亦能诉诸理性，继续作战必有一国全毁》小标题有《德军胜利经过》；在德军大举攻英的时刻，8月1日第3版一篇报道的标题为《柏林盛会，中德联欢》。但总体而言，笔者并未找到明显的亲德言论，与其他各报相比，并无特别“刺眼”之处，因此，笔者对王世杰上述批评的依据实未弄清。 [3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1940年7月30日。 [36]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1940年8月2日。另据记载，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亦有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歌颂希特勒，鼓吹“中德友谊”，谩骂英美等国，被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严厉制止并查办。《朱家骅复吴绍澍电解释对德外交意见》（1940年11月22日），《中德文化协会》档案（三）。转引自《中德关系》，第462页。 [37]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1940年8月5日。 [38]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三辑），第58－59页。此电署《佚名致胡适》，但根据其立场、语气及此期间重庆各机关、人士致胡适电的风格判断，应是王世杰所发（可与同书40页、86页王世杰致胡适电报及本文所述王世杰态度、立场比较）。 [39] 《徐永昌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0年9月28日。 [40] 转引自古屋奎二著：《蒋介石秘录》，第四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页。 [41]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第220－222页。 [42] 朱家骅：《德意日签订公约后签请总裁召回驻德大使》（1940年10月5日），《中德文化协会》档案（三）。转引自《中德关系》，第464页。 [43]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三辑），第74－75页。 [44]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三辑），第76页，80页。 [45] 《蒋介石秘录》，第四卷，第180页。 [46] 有意思的是，在蒋介石写这段日记的两天前，10月29日，在延安的毛泽东对蒋外交动向的判断：“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目前是蒋介石最得志时候”（“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的电报”，见《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这一判断确有传神之处，它注意到了蒋介石在英美和德意之间仍然存在的游移态度。但对蒋抗日立场的判断是否完全准确？蒋这期间是否确有在国际局势变化的严重压力下一度发生动摇的情形、有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与日议和的考虑？据《徐永昌日记》，当时国民党内确存在着一股对日妥协的暗流，并试图对蒋施加影响，也似乎使蒋“独以倭寇为敌”的立场发生过短暂的偏移。这期间，军令部长徐永昌经常到“友居”魏道明、郑毓秀夫妇的住处交流对有关内政外交问题的看法，其中几次谈到对日谋和的话题：1940年9月23日，“晚饭后往友居，郑魏已搬回，渠等述昨赴黄山（蒋介石住处——引者）约，蒋夫人首言与日本直接谈判如何云云。”“按过去所见，蒋先生未必有勇气办此”（5册，424页）。9月29日，“午前往友居，悉郑魏午后访黄山，因商请其致意蒋先生，务能在德国活动中日和平，（一）使敌放心南进，（二）使国家渐转至有两条路即可战可和是也。” 对蒋须准备长期作战的提醒，徐不以为然：“昨日蒋先生云国际路线不可靠，又须准备长期作战，……此后务须注意避免攻坚与决战，切求保存实力。”徐则认为“按保存实力诚属要图，但俄国阴险共党作恶，我与倭再战二年，恐新甘陕绥察晋冀鲁豫皖苏或全部或一部悉为共有，彼时倭纵受制美英，而俄国努力援共，我求今日之局面而不可得，蒋先生何以明彼而昧此”（5册，433，434页）。10月5日，驻德大使陈介电称，“日人于三国协约签字前后曾向德方表示，请德出面调停中日战事，德方许以考虑。”“蒋先生对该电未发表意见，惟极言美必于最近向倭作进一步压迫，美倭冲突在即云云。”应即婉转表示没必要对日妥协（5册，439页）。但到1941年4月13日，严重牺牲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签订，陡然间，局势似乎更为险恶，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似乎也有了法西斯方面力量更进一步增强、中国再无力单独支撑下去，到万不得已时也向德日一边靠的盘算：1941年4月15日，“晚饭在友居［午间伯聪（魏道明字——引者）电话约］，郑魏述蒋先生决定请伯聪继顾大使任驻法大使，渐行准备将来欧战和会工作及必要时联德和日之准备等等”（6册，84页）。4月21日，徐永昌还劝蒋，如英美不声明放弃“单独和日”，则我方要有“对日缓和之预备”（6册，90页）。但两个多月后，形势又豁然一变，6月22日，德国大举攻苏，美英站到苏联一边，局势趋于明朗，特别是年底日美开战后，战线更为清晰，蒋一度可能存在之游移暧昧乃完全抛弃。当然，徐的这条记录并非出自亲闻，笔者也还未见有其他类似记载，是否可信，还有待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47]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三辑），第85页。 [48]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1941年5月9日。 [4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50]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1941年6月22、23日。 [51] 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1年1—6月份），台北“国史馆”1990年版，第611页。此处“朱可夫”应即时任苏联驻华武官、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的Vasilii Chuikov，《在华使命》一书的作者，大陆通常译为“崔可夫”。 [5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1941年7月1、2日。 [53]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41年7月2日条。台北“国史馆”藏档，档号：06－00685，文件号：002060100154002。 [54] 《蒋介石秘录》，第四卷，第254页。 [55] 蒋介石1941年9月12日日记，《蒋介石秘录》，第四卷，第260页。 [56]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1941年9月17日。 [57] 《太平洋大战与中国，孙院长在中枢纪念周讲》，重庆《大公报》1941年12月9日，第3版。 [58]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1941年12月8日。 [59]《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台北“国史馆”藏档，档号：08A－00069，文件号：002080101015008。另见《蒋介石秘录》，第四卷，第277－278页。 [6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 战时外交（三），第41页。 [61]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3册，第1264页，1941年12月9日，第73次常会，转引自陈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页。 [62] 《郭外长宣读宣战布告》，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12月10日，第2版。 [63] 《朱家骅复吴绍澍电解释对德外交意见》（1940年11月22日），《中德文化协会》档案（三）。转引自《中德关系》，第468页。 [64]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1年11月26日，第143页。 [6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 战时外交（二），第116页。 [6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 战时外交（二），第377－378页。 [67]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三辑），第49页，51－5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