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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874年日本以琉球难船事件为由出兵“征台”，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序幕。此事件与美国人李仙得有着密切的关系。李仙得时受雇于日本政府，充任“准二等出仕”。他向日本政府提出几十件备忘录及意见书，教唆日本政府接受台湾番地为无主之地的主张，并帮助副岛种臣使用奸计骗得了出兵台湾的口实。他还雇船雇员协助日本出兵“征台”，所以，日本此次侵台，从策划到实施，李仙得都积极参与，起了很大的作用。 日本第一次侵台，是台湾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开创了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第一个篇章。这次事件，与美国人李仙得关系密切。研究中日关系史和台湾史的学者，以往对这次事件有所关注，但往往语焉不详。不管是从中日关系史角度还是台湾史角度，这都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日本关于李仙得的文章主要是介绍性的，如吉野作造的《日本外交的恩人将军李仙得》、小说家里见淳的《李仙得年谱》、我部政男、栗原纯编纂的《李仙得台湾纪行》等。研究性的文章最早应当是中村尚美的《李仙得》、《李仙得外交意见——英俄的远东政策和日本外交》等。《李仙得》一文篇幅极短，主要指出李的最大功绩是在台湾事件上，同时，认为台湾事件后，李为大隈重信提出的诸如“日本富强策”、“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华士族秩禄处分”、“虾夷地开拓意见”等很多的意见书，起到了作为外交顾问的作用。就李仙得与侵台的关系而言，目前所见只有庄司万太郎的《1874日本征台时Le Gendre将军的活跃》一文。此文对李仙得与侵台之役的发端等都有涉及，但只停留在对事件的叙述上。出于日本人的立场，此文认为李仙得的台湾番地所属论，在国际法上是没有疑义的，由于李的策划奔走，竟使清廷承认日本的军事行动为义举，对李的这些努力，就日本人而言，不能不表示感谢。在台湾方面，关于台湾近代史的著作凡涉及到此阶段的，一般都会简单地提及李仙得与日本“征台”的关系。论述较为详细的是黄嘉谟的《美国与台湾》和藤井志津枝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源起》。就专题性研究论文来说，目前只有吳蕤的《李仙得C.W. Le Gendre与台湾》和林君成的《李仙得与日军侵台》两篇。吳蕤的文章发表得较早，视角虽是从台湾人的立场出发，但仅停留在叙事上，史料方面也没有超越庄司万太郎的文章。林君成的文章主要从琉球问题的由来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没有使用新的史料，更没有对李仙得教唆日本政府出兵、使用奸计骗得出兵口实的过程、李雇船雇员协助出兵等进行详述。大陆目前还没有一篇专文论及李仙得，《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台湾历史纲要》等一些涉及中日关系史和台湾史的论著中，只是简单地提及李仙得与日本侵台的关系。本文将使用第一手档案资料，对李仙得与台湾的关系、日本侵台之役策划中李仙得所起的作用，以及中日、中美关系等，进行新的全面分析探讨，试图使日本谋取占领台湾的过程真实地再现出来，并从中探寻美国与此事件的关系。 为日本政府提供“征台策略” 李仙得原名为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其最早的汉语名为李让礼,后改为李仙得或李善得。1830年8月26日生于法国的望族，巴黎大学毕业。后与美国籍女士结婚，赴美定居，在南北战争中战功卓著。1866年12月，李仙得任美国驻厦门领事，同时兼任台湾领事。李仙得与台湾的渊源，最早是从“罗妹”号事件开始的。1867年3月12日，美国商船“罗妹”号自汕头驶赴牛庄，在台湾洋面突遇飓风，在红头屿附近沉没。船长赫特夫妇及船员等共14人，乘舢板至琅桥尾龟仔角鼻山登陆，被来自附近森林中的生番枪手射杀，仅一名华人水手侥幸逃脱，乘船至高雄报案。 李仙得作为美国驻厦门与台湾的领事，主要职责就是保护“工商航海的利益”，同时也有“协助遭难水手”的义务。闻此事件，李仙得立即赴福州，与闽浙总督吴棠及闽抚李福泰进行交涉，请求依据中美《天津条约》，严令台湾地方官员营救幸存人员，并严惩生番。按照当时的国际法惯例，李仙得的要求是正当的。“按照古代的习惯，如果一艘外国船舶由于恶劣天气或其他危及安全的危险情况被迫进入港口避难，应享有当地管辖权的某些豁免。”但清地方官顾虑番地没有实施行政，几次推托“番地为化外”，并不认真查办，最后李仙得避开清朝官员，利用英商北麒麟，通过当地各庄及熟番头人的关系，与番人酋长卓杞笃面议了和约。“罗妹”号事件使通晓国际法的李仙得等美国人，明知台湾全岛归中国管辖，却从中找到了番地为“无主之地”的借口，并开始产生觊觎台湾的野心。此后5年间，李仙得经常随同美舰赴台，与生番直接交流，成为著名的台湾通，这为他后来帮助日本侵略台湾埋下了伏笔。 1872年10月12日，李仙得离华返美。李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驻华公使对他的“番策”很不热心。是年2月，他听闻琉球人在台湾番地被杀的消息后，亲自乘船去台湾番地责问原由。回到厦门后，他给美国驻华公使及清政府提出建议，要求惩处番人的暴行。但当时公使镂斐廸及清政府都不予理睬。不仅如此，镂斐廸还批评他潜入台湾并公开与番人谈判是不法行为等等。于是，他将情况上报美国政府，认为清政府及美国驻华公使都有放任番人暴行的嫌疑。由此，他与公使镂斐廸极不相容。总统格兰特赞赏他的功绩，推荐他做阿根廷公使，于是，他辞去厦门领事之职，启程回国，中途在日本转船。 此时正值日本为断绝琉球的两属关系，准备以难船事件为由进犯台湾。外务大臣副岛种臣知道美国海军因“罗妹号”事件曾与台湾生番交战过，特向美使德朗咨询，德朗却暗中力劝日本占领台湾。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人希望中日同盟破裂，将日本拉入西方列强的行列。德朗与李仙得会晤，要求李仙得暂居日本，李欣然同意。德朗介绍李仙得会见副岛，李借机向副岛介绍了清政府与台湾番地的关系：“美国船漂流至岸遭遇生番杀害之时，曾要求清政府对该事件进行查处，清政府虽满口承诺却屡不实行，故再三加以督促之时，则答以虽有管辖，但难免有疏漏；而我与台湾内山十八番头目卓杞笃先前协议救护遇难外国船员，不包括中国人在内，此次琉球船民被害，实因其貌与中国人类似，致为生番误会。”他还进一步指出，美国并不想取得该处土地，亦不反对由日本政府来统辖该地，但日本希望与中国政府谈判取得该地，想必不会成功，既然如此，日本可径在该处建立炮台派兵守卫。 李仙得在第二次会见副岛时建议说，按照国际公法，为保护人民，要求建筑炮台、灯塔等事宜，最好向清政府提出谈判。日本应以此次琉球难船事件为由，要求清政府立约为据，修建炮台、灯塔，保护过往船民。如果清政府不置可否，可告之日本拟租借此地。清政府遇有外国诘问，往往视台湾为化外之地。台湾究竟属何国管辖，殊有问题。亚洲国家之日本，如欲占领台湾，理由虽不充分，但我愿意尽力协助。清政府明言无法防御台湾之事，记载于我暗中获得的书籍中，敬请阅览。台湾防卫力量薄弱，只需两千精兵，即可攻取。当然日本如因出兵台湾，致与中国决裂，自非善策。但既经依照万国公法商请清政府保护遇难外国船民，清政府未能办到，日本自行设法保护，乃理所当然，且此地区，迟早必须开发，终有为人攫取之日。 李仙得还向副岛介绍了台湾番地的地形、各社人种数目及其相互关系、番人对官府的态度、台湾的要地、港口及附近岛屿及各地物产情况。李的建议使日本如获至宝，副岛强烈希望李仙得能留在日本供职，甚至提出日本如果统治台湾，由李仙得任总督代表日本行使政权，并答应给李与驻日公使一样的每年银洋12000元的高薪。李仙得也想借助日本实现自己的野心。于是美使德郎与美国国务院及美国驻华公使联系，使李仙得得以顺利地受雇于日本政府。当时日本政府授予李仙得“准二等出仕”头衔，从此李仙得开始全心为日本谋取台湾出谋划策。李仙得从1872年11月开始，围绕着台湾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几十件备忘录（觉书）及很多的意见书等，为日本政府提供国际法、军事、外交等方面更加具体的侵略建议，“深深地影响着日本政府的台湾策略及日本对清交涉方针”。 李仙得为日本政府提供的备忘录（觉书）一览表 备 忘 录 题 目 第1号备忘录 论台湾番地着手办法并附斯密之论 第2号备忘录 论经营管理台湾全岛办法 第3号备忘录 论如何教化、统治野蛮各部 第4号备忘录 论外国人土蛮处分的思想及谋划澎湖的远期战略 第5号备忘录 全权公使应对清国策略 第9号备忘录 关于副岛阁下给荷兰公使答礼一条及公使和李仙得的应对书 第10号备忘录 关于赴北京日本大使及各国公使职位的讨论 第11号备忘录 关于日本大使在中国总理衙门的回应一件给副岛阁下的通报 第12号备忘录 使臣职位之礼仪的讨论 第17号备忘录 （台湾）天气预报一则 第19号备忘录 各国尺度之辩 第20号备忘录 （台湾）天气预报一则 第22号备忘录 论生番略有后设置统辖官、制定其权限并施行之政令 第23号备忘录 论各舰发航顺序及李氏以下外国人着手方法 第24号备忘录 コルログ号船一条 第25号备忘录 社寮码头剖面图及各船舶碇泊之议 第26号备忘录 关于船舶海中避难预防之策 第27号备忘录 就征番给清国政府的咨文 第28号备忘录 外国人从军者俸给之请求 第29号备忘录 致西乡阁下关于有功丸船运煤事宜 第30号备忘录 致西乡阁下关于北海丸船一条 第31号备忘录 必须向台湾番地送外科医生和制冰器的意见书 第32号备忘录 在中国总理衙门交涉时如何应答的议案 第33号备忘录 关于番地出兵及中国的反应 第34号备忘录 评论日本政府新闻纸创立一件 说明：本表根据公文书馆所藏的《第1号记录》、《第2号记录》、《第3号记录》、《第5号记录》、《第8号记录》等整理而成。 在第1号备忘录中，李仙得借助于所谓的“国际法”，认为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走西方的道路，代替中国成为亚洲盟主，合并亚洲未开化之地，以防御西方殖民的脚步。同时，对清政府统治台湾番地提出异议，教唆日本政府接受番地乃“无主之地”的思想：“譬如在大洋中的一个孤岛，野蛮的番人在此居住，一个文明的民族发现了它并引导他们走向文明开化，但番民厌恶文明，不服开化，并加害他国公民，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此蛮民迁移出去，由文明之民来取而代之……又譬如其岛民一部分为文明开化之民，一部分为野蛮落后之民，文明之民要为野蛮之部分制定法律进行管理，作为其属地行使正当有效的权力。如果说中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中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上的有效证据。” 第2号备忘录是向日本政府提出攻取台湾的实际策略。李仙得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明确要求把台湾岛给予日本国。其理由为：清政府的统治权力从来就没有触及台湾岛的东南部；日本山居之民，其体质最适合与生番人交战，清国无此良兵；此策对清国政府来说是一劳永逸之策，与其让他国“领有”台湾，不如让日本“领有”，因日本的风俗大体上与之接近。如果清政府不把台湾岛给予日本政府的话，日本可直接出兵占领该岛。作为威吓之声势，在使节到达北京之前，备好兵粮武器，运兵8000至宫古岛。万一威吓没有成功，必须进入实战状态，日本军队需尽快占领台湾岛西部。将宫古岛之兵4400人送到澎湖岛。马上用汽船数艘、铁甲炮舰一艘护送其中4000兵到台湾的首府台湾府，留400兵守卫马公（麻昆）港。台湾府的周围是用花岗岩砌成的30英尺高的围墙，上面有多枚大炮，但无炮架，不能应战。日军可在城外适宜之处建几所炮台，不需要激烈的战斗，即可轻易降敌，取得台湾府的主权。台湾平定以后，清政府必定否认日方对台湾岛的占领。除了上述的8000士兵之外，还要再把4000士兵送到澎湖岛。此兵可进至厦门，占领此地，对清政府进行威逼，预计可达成和平，并谋取到战费。 李仙得的第3号备忘录，是对征服台湾后如何进行管理献计献策。他建议取得台湾南部以后，先在海岸附近建设房屋，以利日军驻屯。嗣后购买土地，与土番交往，建立友谊，并逐渐形成村落。学习早年的荷兰人，用假名标注土番之词，对妇人儿童进行教育。在南部社寮等地建设大本营，一方面安抚当地的客家人及已经顺服的番人，另一方面对诸如牡丹社之流的“凶番”进行征讨，然后从海路到卑南地方设立支营，最后全部占领台湾东南部“番地”。 李仙得在第4号备忘录中，再次强调列强如欲在东方逞其威权，必须北占朝鲜，南据澎湖及台湾。如果清政府对台湾事件处理不当，日本必须尽快占领台湾与澎湖。他认为，此次觐见中国皇帝之礼仪，很可能成为中国和各国矛盾的开端，日本应当充分利用此次纠纷，派遣使节到北京，乘混乱之际，提出谈判台湾问题。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日本应“尽以方略”，甚至出兵占据台澎，英俄等国也不会提出异议。同时，他还提出让日本“领有”朝鲜，认为日本近年来文明开化，航海之术、陆军之制、铁道电信逐渐发达，亚洲各国还不具备这些技术，因此合并朝鲜极为容易，而且从防御上讲，朝鲜为亚细亚北方第一要所，日本如果“领有”该半岛，则可以控制黄海，进逼中国大陆。 在第5号备忘录里，李仙得就取得台湾番地“无统治实效”的具体步骤进行了细说。他教唆日本政府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援引美国之印地安人、英国之格兰特人为例，来反驳中国政府对番地的主权论。他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采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如果谈判不成，再考虑以武力占领台湾。他还建议日本应利用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就琉球问题进行交涉，使中国自愿把台湾东部番地转让给日本来开发，同时也可以把西部的良港提供给日本。这样日本就可以用欺骗手段达成最后的目的。 李仙得不仅给日本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国际法知识及台湾番地的情报，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他的背后似乎有美国政府的影子，毕竟李仙得被日本政府聘用是由美国驻日公使通报给美国政府的。这一切都使得日本对谋取台湾更有了信心，所以，副岛种臣才敢在给大隈重信的信函中露骨地说：“如果要取得台湾的一半，一动嘴就没问题，但是如果要取得全岛，则也许要动干戈，不过我有信心取得一半，那么四五年之后也可以用嘴巴取得全岛，主要不可失去现在的机会。” 在李仙得等人的教唆下，日本政府内部形成以外务卿副岛种臣为首的“征台”派。他们企图借助“漂流民”事件，达到“领有”琉球，占领台湾，控制中国海和日本海的进入口产目的，为日本占领更多的领土奠定基础。 帮助副岛种臣取得征台“口实” 日本对台湾的印象主要从历史传说中得来。诸如1627—1628年滨田弥兵卫俘虏荷兰人的台湾总督的故事，以1644年郑成功为“反清复明”而请求德川幕府派遣援兵的故事编成的《国姓爷合战》的歌舞伎剧等，在日本民间广为流传，结果在日本人的观念中逐渐形成了台湾不属于中国领土，有日本血统的郑成功占领过台湾等印象。因此，江户时代记载台湾事务的文献，例如西川如见的《增补华夷通商考》，新井白石的《外国通信事略》，古屋野意春的《万国一览图说》，箕作玉海的《坤舆图识》等，都把台湾和中国区分开来，将台湾列为中国的属国。到了德川幕府末期，在列强的外压下，日本产生了“开国进取”的思想，如本多得明、佐藤信渊、岛津齐彬、吉田松阴、野本白岩、山田方谷等，都提倡进取朝鲜、满洲及中国本土，“领有台湾”的思想亦同时产生。但日本真正想占领台湾是从“琉球处分”开始的。日本实行“琉球处分”，片面地将琉球划归日本版图，并获得了美国的承认，故在中日两国谈判交涉琉球归属问题上已经占了优势。以“琉球处分”为基础，将领土延伸到台湾，使台湾成为日本最南端的国境，是日本政府的一个目标。但日本政府如果无名而兴兵占领台湾的话，必定会受其主权国中国的反对和列强的干涉。于是日本政府接受李仙得等人的建议，以交换条约，并祝贺同治皇帝亲政为名，派副岛种臣等赴中国，意欲获得“讨伐生蕃”的口实。 副岛本欲在1872年就出发赴中国，但为了争取到“台湾处分”的全权而一再耽搁。副岛原先获得的“敕令”，是批准互换中日条约及觐见清帝呈交国书二件。但在李仙得的劝告下，他一直在等待着具有谈判台湾事件的全权敕旨，以求为侵略台湾作外交方面的布置。1873年3月9日，副岛奉领到了《为生蕃问罪委让全权》的敕旨，及《为生蕃问罪与中国交涉方法四条》的别敕。别敕4条为： 第一、清政府如果视台湾全岛为其属地，可接受其谈判，由其负责进行处置，应 责成清政府为遭杀害者申冤报仇。清政府必须给予罪人以相当之责罚，对于横死者之遗族给以若干扶助金，并坚决保证今后不再有同样之暴虐事件发生。 第二、如果清政府认为政令所不及，不视为其属地，不接受上述谈判条件时，则应任由朕来处置。 第三、清政府如以台湾全岛为其属地，却事托左右，不接受谈判，则辩明清政府已失政权，且责以“生蕃人”无道暴虐之罪；如不服所责，则如何处置，任凭朕之意见。 第四、上述谈判，除以上三条以外，另生枝节，则须注意遵守公法，不失公权，而临机处理。 从别敕内容看，副岛此行就是借与清政府交涉生番问罪一事，让清政府明确表示台湾之属领，其目的是为出兵台湾寻找口实。从《副岛使清纪略》中也可窥见此点：“使外人之觊觎台湾者，不敢妨我王事；使清人甘让生蕃之地，开疆地，得民心，非臣恐无成；固亲请赴清，藉口换约，以入北京，说倒各国公使，绝其媚疾，取之讨论。谒帝之时，告以伐蕃之由，正其经界，开拓半岛。” 3月21日，副岛起程赴华，李仙得作为外交顾问随行。他们于4月20日到达天津，与李鸿章会面，互换了条约，当时副岛并没有提及台湾问题，只是说：“夫自主之国家应在其境内建立法制行使权力，即如谚语所言‘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目前两国虽有他国政令相容之条约，但实际上还要靠自主权力的行使，所以，希望两国都能切实管辖好自己住地的人民。”李鸿章不知缘由，对此说法没有提出异议。 由于副岛对台湾问题的策略，是想获得“无主”的口实，为出兵寻找借口，因此并不直接提及台湾。李鸿章知道日本有意借琉球难船事件“征讨”台湾，因为“江海关沈道前禀送新闻纸，有日本欲为琉球申理台湾生番劫杀之说”，但一则“副岛绝未论及”，二则琉球漂流民遇难事件早已由闽浙总督查办过，所以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另一方面，李鸿章认为此事与日本无大干系，“思台湾生番杀害琉球难民一案，原与日本无干”，并且认为日本没有能力挑起事端：“番人矫健强狠，山径深险异常，英美船曾被侵害，屡发兵船往剿，失利皆无如何后，仍讲和而止，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不过，李鸿章从日本君臣已改用西洋冠服，其觐见礼节不用跪拜，推测副岛等似乎另有隐衷，很可能是有意窥视朝鲜，因此，他在换约完毕之后的会谈中警告副岛说：“近邻尤要和睦，朝鲜能拒西洋，国小而完，法美皆志不在此，贵国既与西洋通商，若有事于朝鲜人，将谓挟小欺大，殊非美名，况与中国约章不合。” 中日互换条约后，副岛为转移视线，把外交重点放在了觐见同治皇帝的问题上。到达北京后，李仙得为了提升副岛在各国公使心目中的地位，每日访问美、俄、法等国公使馆，动以说词，但没有引起公使们的注意。于是，李仙得向副岛进言，希望副岛能援英国的例子，先微服非正式拜访各国公使，这样，各国公使就不得不正式答礼。副岛接受李的建议，果然受到各国使臣的回访。此后，副岛就带着外务少丞平井希昌每日与各国使臣往还，交换意见，这使副岛与各国公使的关系得以疏通，并在谒见清帝的问题上，与列强达成一致意见。 5月25日，副岛率领柳原前光、郑永宁等到总理衙门，面晤文祥、沈桂芬等，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要求比照各国一、二等公使优先觐见皇帝，并坚持以三揖之礼觐见，拒绝跪拜。清政府没有答应，而是让副岛以次班觐见。副岛于6月17日再到总理衙门，要求以头班觐见，仍不被接受。20日，副岛通知总理衙门，他要中止觐见回国。21日，副岛派柳原和郑永宁到总理衙门，以口头询门的方式，谋求入侵台湾的口实。 柳原在总理衙门有意特别先问澳门的归属问题：“现今葡萄牙国派官行政，独自管理人民，如此该地是否为彼国之属地？”当时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和董恂回答：“否，所谓久借而不还者，焉能为彼之所有哉？”接着柳原就朝鲜与台湾番地能否施及实际政教的管辖权问题而发难。毛、董两位大臣对国际公法一无所知，当然不能理解日人询问的潜在含意。他们用以往答复列强的方式说，朝鲜“虽称属国，至于内政教令，皆无关舆”；对台湾番地则答以“此岛民有生熟两种。熟番逐渐服从我王化，但生番我朝实莫可奈何。由于乃化外之野蛮，故极难治理。”于是柳原说“既然是化外孤立的蕃夷，则归我独立国处置”，暗中表示日本有意征讨台湾番地。日本有意先援引澳门为例，即表明如果日本学习葡萄牙人占领中国的某一块领土不还，那么中国也将无可奈何，更何况只是在名分上的“藩属国”朝鲜和“化外”之地的台湾番地呢！日本政府谋取侵略台湾口实之计，在此彰显无遗。 这里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思考，即副岛为等待“交涉台湾事件的全权”而一再推迟行程，但到达中国后，却一直绝口不谈台湾问题，而把外交重点放在觐见班次及礼仪上，显然是有意利用觐见一事，避免让清政府对日本“征台”所有警觉。征讨番地这样重大的外交事件，身为全权的副岛不亲自出面交涉，也不递交照会，而是在因觐见矛盾激化回国之时，由其下属大臣去“询问”，明显就是为出兵台湾取得“口实”，而这些行动又都来自于李仙得的计策。《副岛使清纪略》之附言毫不掩饰地说：“副岛适清，换约名也，谒帝亦名也，惟伐蕃之策分。” 21日会谈后，李鸿章的幕僚孙士达当晚即到郑永宁处，探寻日方的真意，并表达了对日本兴师的忧虑。但郑的回答是：“即使副岛大使觐见成功，日本也要兴问罪之师。”23日，副岛一方面令随从收拾行李准备离京，以向中国表示回国的决心，另一方面又对前来挽留的孙士达表示：“伐蕃一事，即使达成觐见，日本仍不可废止，贵道将此意转告中堂。”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清政府已经知道日本想借琉球漂民事件“征讨”台湾，但由于副岛采取此种策略，使得中方大臣们认为，日本是不满意觐见问题而故意发难，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让日本如意觐见，则生番一事将不了了之。清政府马上允许副岛以头班觐见了皇帝。在觐见完毕后的宴会上，中国官员还一再向副岛表示两国应以《中日修好条规》的精神来维护和平，希望以此打消日本“征讨”台湾的念头。而副岛在此后送回日本的报告中，却说觐见和台湾番地之事都处理得很成功。 李仙得与日本“征台”之役 副岛与李仙得返回日本后，正值日本政府内部“征韩”论争时期，也是“内治”与“外征”路线的选择时期。由于大久保利通的种种谋略，“征韩”论最后受挫。但“征韩”论对军队影响很大。当时“内治派”是以优先解决桦太国境问题而反对征韩的，由于俄国极力主张桦太、千岛交换论，日本政府决定按俄方提出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日本军队内部由于“征韩”论的受挫，不满情绪高涨，发生了暗杀岩仓具视的事件。这样面临着内乱的大久保等人，开始考虑使用已经由副岛等人经营很久的“征台”策略。时逢赴台侦察的桦山资纪派儿玉利国及成富清风等回国，向大久保报告了侦察台湾的情况，儿玉利国还向海军大臣胜安房提出“征台建议书”。 1874年1月26日，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被任命为台湾朝鲜问题调查委员。1月30日上午，大久保与儿玉利国会谈，估计“征台”的费用；下午与李仙得、大隈、柳原前光、郑永宁等召开会议，听取李仙得的意见，2日再次与李仙得等会谈。由此可见，日本领导层也是参考李仙得的意见，开始做军事行动准备的。1874年2月6日，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联名提出《台湾蕃地处分要略》，其主旨完全来自于顾问李仙得提供的策略。 要略内容如下： 第1条 台湾蕃地，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逮之地，其证据在于从来清国刊行之书籍，特别是去年前参议副岛种臣使清之际，清朝官员之回答，也可以判其为无主之地。就我藩属琉球人民之杀害而报复，实为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讨蕃之公理，兹亦得大显。然而这一行动，实际以讨蕃抚民为主，因此只可以让清国生来一些议论而已。 第2条 应派出公使使京，备公使馆，办理交际事宜。清朝官员若问琉球之属，即照去年出使之口实，言琉球古来为我国之所属，并明示现今沐我皇恩之实际。 第3条 清朝官员若以琉球遣使献贡之故，发两属之语，我方可不顾为佳，盖控制琉球之实权已在我帝国，且欲止其遣使献贡之非礼，须等台湾处分之后，为此目的则不可空口与清政府辩论。 第4条 清政府如对台湾处分提出异议，则我方确守去年之议，坚持以蕃地政权不逮版图为证据。若以土地相连之故而生议论，则以和言辩之。其事件如涉至难，可将此质询本邦政府，惟推托而延时日，既能成事而又不失和，此为谋交之术也。 第5条 蕃人之地虽看作为无主之地，但与清国版图犬牙交错，必因邻境关系而产生矛盾，所以应在福建省所属台湾厦门港，设置领事一人，兼辖淡水事务，当征蕃之时，可办理有关船只往来诸事。另外，亦可担当台湾处分之际与清国地方官之接洽，以保护和好为长策，也可任命视察清国之某人为领事。 第6条 领事不参与蕃地之征抚，这样关系明确，维持和好也。如果事情至重，可将其转为北京在勤公使。 第7条 福州虽为福建省之一大港口，台湾征讨之便路，应以台湾及淡水为要地，且福州有琉球馆，应暂时放弃，以避嫌疑。 第8条 应先派6人到台湾，进入熟蕃，侦察地势，且怀柔绥抚当地土人，他日征讨生蕃时，可方便诸事。 第9条 侦察之要地，要注意熟蕃之地琅峤社寮之港口，为预定士兵登陆，侦察地势及其他停泊登陆之便利等诸事。 “要略”以清政府官员所言台湾番地是“化外之地”为借口，计划出兵征讨台湾。其重要性在于使出兵台湾问题表面化，从而明确琉球的归属问题，并占领台湾番地，与清政府分线而治，最后占领整个台湾。 在日本政府准备出兵之际，李仙得更加活跃。他于3月13日向大隈重信提出第22号“觉书”——《论生蕃略有后设置统辖官、制定其权限并施行之政令》，他强调日本“征台”的真正目的虽然在于殖民，但表面上必须以“问罪”和防止“生蕃杀人”为借口。3月15日，他发电报与美国政府交涉日本雇用美海军少校克沙勒（Douglas Cassel）一事，获得美国政府的同意。3月20日，他受西乡的委托，交涉雇用住厦门洋行医师曼逊（Dr .Patrick Manson）为翻译等。他以日本政府代理人的身份，与美国商人磋商购买武器弹药合同，还打电报到厦门，斡旋雇用美国船只“纽约”号及在厦门购买军粮等事宜。另外，他还向日本政府提供了1872年3月美国海军绘制的“社寮”附近港湾地图，以及航海和气象方面的情报。31日，他向西乡从道提出第23号“觉书”——《论各舰发航顺序及李氏以下外国人着手方法》，详细说明出兵计划，并建议日本政府尽快让克沙勒去厦门，接曼逊医生前往社寮，雇用汉语翻译官，装载煤和其他在日本不易得到的物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他本人与总督将搭乘“纽约”号赴台，亲自与土人交涉，并提出安营扎寨之地，及如何恫吓台湾人民之策。李仙得自己要求拿外务省二等官薪俸，赴台湾番地担任辅导都督之职。 4月4日，日本政府任命陆军大辅西乡从道为陆军中将、台湾蕃地事务都督，翌日，又任命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并设置台湾番地事务局，以大隈重信为事务局长官。当时李仙得负责辅助西乡就出兵事宜进行具体准备。李仙得的作用可从天皇给西乡从道的“特谕”中看出端倪：“李仙得作为辅翼，负责掌理各项议案要项之咨询及对土人的怀服，以及与支那地方官及各国领事的接洽等诸事宜。” 从以上内容看，李仙得在日本“征台”筹划过程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日本“征台”计划的准备工作，也确实依靠了李仙得的番地经验及其与美国的关系 日本“征台”秘密准备工作的不断扩大，引起了各国驻日使节的注意。4月9日，英国公使巴夏礼（Harry S. Parkes）向外务大臣寺岛宗则查问此事。寺岛不得不特意给公使回信，并与公使会晤，就出兵台湾问题进行公式化的说明，就美国顾问李仙得的作用及雇用英美两艘船舶运送军队及兵粮物资的必要性进行通告。巴夏礼公使询问日本出兵台湾一事，是否征得中国的同意。他还对此事可能给英国与台湾贸易造成的影响等表示了强烈担忧。寺岛辩解说：“虽然没有通报清国政府，但去年清政府对我公使明确回答蕃地乃政令教化不逮之地。”4月13日，巴夏礼公使再次给寺岛写信，明确表示如果日本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英国将严守中立。同日，俄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发布一切责任尽在日本的局外中立宣言。 给日本政府最大打击的还是美国驻日公使宾含（J. A . Bingham）的局外中立宣言。日本政府以“琉球难民事件”为借口的“征台”计划，是参考美国外交顾问李仙得及前任美国公使德朗的意见而形成的。日本方面也一直认为美国方面是了解并默默支持的。但4月18日，美国公使宾含向日本外务大臣送达了附有4月17日《日本日刊新闻》（Japan Daily Herald）的信。该报的报道认为日本“征台”计划目的暧昧，其实质是要殖民台湾岛，还认为宾含默认了日本对美国船舶的雇用及美国军人对日本的协助。宾含在信中明确通告日本政府：美国政府尊重美中友好关系，主张中国拥有台湾全域的主权；同时禁止美国船舶及人员参与出兵行动。 出兵台湾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李仙得及由他介绍的美国士官和已经签约的“纽约”号商船都是此计划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但由于美国的中立宣言，原来的计划全部被打乱。4月19日，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派权少内使金井之恭赴长崎召大隈重信回京，并向西乡从道发出了“出兵延期，等待后令”的电报。西乡直接回电说“军兵气势高昂势不可挡”。25日金井到达长崎与大隈会面并通报了各国公使的异议，但西乡认为“陆海军气势高昂恐难遏制”，与大隈产生了对立。为此大久保利通不得不动身前往长崎。李仙得也于25日草拟了A案和B案两种“征台计划书”给西乡。所以，李仙得对日本出兵征台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西乡也是与李仙得商量之后，才于4月27日命令福岛久成率领270名士兵乘坐“有功丸”号强行出发的。5月2日由谷干城率大部队乘“明光”号出发，李仙得帮助雇用的美国人克沙勒及华生等人分别以中校、少校身份随船出征。这样，在大久保没有到达之前，出兵“征台”即成事实。 由于美国对日本“征台”的目的表示质疑，同时明令禁止美国人参与“征台”之役，迫于压力，日本政府只好中途召回李仙得，使李仙得未能随军“征台”，日军也因此失去了“蕃地”的唯一指南。但日本却利用李仙得的“威名”，顺利从琅桥登陆，而且还受到了番人的欢迎。李仙得与大久保于6日乘“光运丸”号回到东京，根据《大久保利通日记》（1874年5月18日）记载：“今晨李仙得氏偕平井来谒，对于柳原公使明日出发谈判生蕃之事，乃有各种商量。”可见，李仙得又开始对柳原前光赴华一事建言献策。柳原前光也非常希望李能协同赴华，以求“李仙得去福建，游说总督及其他官员，授以周旋劝事之任。如不深知双方的意图，恐将互生参差。”7月2日，李仙得同大久保参觐见天皇，报告“蕃地处分”之事。7月21日，李仙得又被日本政府任命为“特别办务使”，赴华与闽浙总督交涉。但李仙得一到厦门，就被美国领事逮捕。李仙得极力为自己辩解：“作为美国人的我，与本身受雇于日本政府而投身于台湾事件的我，关系与位次不同……我在台湾事件尚未发生以前，早已受雇于日本政府，这是必须声明的。1858年，美国与日本的条约有谓‘日本可以雇用美国人于海陆军或军事行动’，不过，如果日本与美国的友邦发生战争，则不在此限。此条约，不能禁止日本在未发生战争之前雇用美国人任职于海陆军。” 对于李的被捕，日本政府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及外务大臣寺岛宗则亲自给美国驻日公使宾含写信，对李仙得的身份加以证明：“兹准二等出仕李仙得以特例办务使之职，委遣清国福建，与闽浙总督李鹤年，及将军文煜等，会同商议，且要将现因台湾生蕃事件所致两国纷议，务使消除，则须就彼陈述我真意，得使遂悉了解便是也。仍令予官印以给此书以证委任。此证。”日本政府更不惜拿出25000美元重金将其保出。此中也可以看出李仙得在日本政府制定出兵台湾策略中的重要作用。 李仙得与中日交涉 对于日本出兵一事，清政府最初的反应相当迟缓，甚至不太相信，“台湾生番一节并未先行商办，岂得遂尔称兵，即冒然兴兵，岂可无一语知照，日本内乱甫平，其力似尚不足以图远，即欲用武，莫先高丽。”但是，清政府很快就意识到日本有意占领台湾的野心，也认识到李仙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李仙得上年偕副岛种臣来华，即欲怂恿构兵，李让礼现充东洋大官。”清政府认为，“美国人帮助带兵，雇与商船装载弁兵军装，均属违背万国公法，且与美约第一款相助调处之意不符”，因此，最重要的是与美国进行交涉，阻止李仙得入台，使日本入台军队失去“番地指南”。“若美国遵照公法撤回李让礼等，严禁商船不准应雇装载弁兵，计日本兵船无多其谋，当渐寝息，此为第一要义。” 当时清政府责成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容闳与美使交涉，但没有得到期望的效果。 尽管李仙得在厦门被拘捕，但很快就得以开释。 由于清政府事前没有丝毫准备，日兵入台后还指望采用羁縻之术，所以日兵长驱直入，取得了石门之战的胜利，转而进兵牡丹社。此时清政府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闽浙总督李鹤年正式向日本提出照会，要求日本立刻撤兵，同时接受沈葆桢等提出的“防台四策”，开始积极准备应战。当时有影响的各大报纸，也大量报道日本“征台”是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申报》、《字林西报》、《香港新闻》、《教会新闻》等报纸几乎每天的头条都报导此事。特别是《字林西报》等报纸，对李仙得等美国人参与“征台”表示出强烈的质疑。这不仅对当事的清政府及日本，也对西方列强产生了舆论的压力。日本虽然提出台湾番地“无主论”以对抗中国，但其说法不能获得广泛的共鸣，尤其难以说服列强各国。列强各国都明白，从中国传统的观点来看，琉球是中国的属邦，台湾更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历来称偏远夷族蛮荒之地为化外，台湾生番地乃中国边疆之地，化外不等于无主，日本“伐番征台”就是侵犯中国领土的行为，尤其是事前没有任何行政交涉，这在国际法上是根本讲不通的，所以，他们从各的自国家利益出发，很快采取局外中立的立场。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由于日本当时尚不具备对外发动长期战争的能力，加上李仙得被拘捕、侵台日军多患疾病等因素，迫使日本改变了原定计划，开始着重与清政府进行外交谈判。 日本自知出兵违反国际法，但在台湾军事上的胜利，又使一部分人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期望外交谈判破裂，以军事力量占领台湾，这导致谈判一再陷入僵局。为摆脱困境，柳原多次向日本政府请求让李仙得赴华辅佐自己，但日本政府担心美使再次干涉，没有应其所请。日本方面也开始紧急采取战争准备，甚至朝议中提出了利用攻占台湾南部之机，兴兵一万直取北京，囚禁清帝，令中国十八省瓦解的作战计划。不过，由于西乡统率的侵台日本兵患病者越来越多，他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迅速决定战和。同时，琉球暗中派朝贡使到福州，以琉球国王之名，赠银300百两给台湾，并向闽浙总督致谢中国保护琉球漂流民。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日本侵台的借口，动摇了侵台的正当性。日本政府在种种压力下，被迫运用外交手段，收拾残局，决定派大久保利通以全权办理大臣的名义去中国。当时明治天皇明令，全权公使柳原所持纲领，以不予变动为原则，“谈判之要领，在于获得偿金及让与攻取之地”，实在不得已时，得便宜取舍，有决定和战之权；李仙得虽有天皇之委任，但必要时，亦有进退指挥其之权力。 ８月６日大久保从横滨出发，１９日到达上海，与开释的李仙得会合。李仙得仍以全权顾问的名义协助谈判。大久保的随员也分为战和两派，李仙得为主战派。李仙得的意见，主要记载在1874年上海匿名出版的《台湾蕃地是中华帝国之一部乎？》（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中，即“蕃地所属论”中。他引述“罗妹”号事件，认为中国对于台湾番地，并无任何权利，纵使中国过去获得其权利，但未对番地进行开发，这种权利也是不完全的，即是一时的。这是因为中国过去在此地区，实施政权之时，曾有一种遂行义务的约束，现在则要看遂行的意志及能力如何。第二，中国在条约上所得的权利，乃由其对“生蕃”怠忽实行义务之日起而告消失，即所有放任未开土地的管辖主权，自行消失。第三，对于无主之地最初着手经营的文明国，亦即对于先人完全放弃之地最初着手经营的文明国，必须以此土地相赠与。日本占领台湾番地，着手经营番人开发事业，故有充分权利可以请求其土地。另外，日本军队占领番地后，也可以迫使清政府付出相当的赔偿金来求得和解。当时李仙得一再给大久保送意见书，阐释他的“蕃地所属论”。同时，他还教唆大久保：“日本已尽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中国如果以日本这次举动为非是，不为恳笃协议，反欲袭击日本，则日本不惜与中国一战。战事一旦开始，日本岂能坠其祖先的英名。” 大久保不主张战争，但还是按照李仙得提出的策略，以“无纳税之地”即为“无主之地”为由，在第二次会谈中向清政府提出两点质疑： 贵国既以生蕃之地在版图之内，则需设官化导，然贵国于生蕃之地果施政教乎？ 现在万国之间已经交流，人人相互来往，而各国无不保护航海者之安宁。况贵国素以仁义道德闻名全球，然则怜救外国漂民，固所深求，而生蕃屡害漂民，却置之度外不予惩办，是不爱惜另国人民的生命，而纵容生蕃养成残暴之心，有是理乎。 清政府采取两项措施对之，其一，向美国驻华公使施加压力，明确提出：“日本欲占领番地，闻系美国人李仙得唆使主谋，今李仙得既经复放，中国现未与日本失和，亦难怪贵国领事徇护，惟贵使既欲调停此事，李仙得随同大久保等在京，恐仍挑唆出坏主意，未免与贵使好意相反，望贵使见李仙得时严为训诫，勿令从中播弄。”其二，以台湾府志及户部册籍为证，来驳斥日方理由：“番地”并非全无政教，生番要交纳名为“社会饷”的租税，优秀的番童亦要进入社学来学习；对“土番”的野蛮行为，则根据各国使臣及领事的照会，予以处罚。这一事件，日本如有照会，自当查办，向无放置之理。对于台湾番地，清政府认为自然为其领土：“台湾系中国地方，定有通商口岸，其台湾内全境自归中国所属，不得谓之无主野蛮。日本若必指为无主之地，须要交出无主凭据，亦要有中国自愿退出番地不归管辖之印文凭据。如日本无此凭据，何得信口臆造。”但日本引用万国公法,谓“一国新占旷地，该国如非实际领有，且于其地建设馆司，获得实益，则公法不承认其主权”，“一国虽有掌管邦土之名，而无其实者，他国取之，亦不为侵犯公法”。彼此之间辩论不已。 尽管李仙得一再教唆大久保，但由于中国政府寸步不让，日本陷入困境。日本方面再次利用前年副岛使华时的言论提出反论。清政府在答复李仙得的照会中说：此事件是由于地方官失误而造成的，中央政府不为其负责任，副岛未就台湾生番一事提出正式照会，当然不需中央政府去查办。而且，柳原与总理衙门大臣毛、董会谈时，并未表明日本拟定查办之语，故认为只是“一场说话”而已，未料到日本果真举兵侵台。同时，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中国官员虽说是化外番地，但未曾说是无主之地。 经过几次谈判，大久保认识到“台湾蕃地所属”的论争，不能成为两国协议的交合点，必须另谋其他方法解决。他发现总理衙门虽然坚持中国的自主权并要求日军撤退，但也宣称要保全中日两国的和平。如果中国真的期望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就一定会改变态度答允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两便办法”。另外大久保也深知，日本在外交谈判上，未获得正当名目，即使谈判破裂，也不能由日方来宣战，只能等待中国开战。但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有宣战之意。假定先由日本宣战，则反而陷入中国的策略，因为日本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先行宣战。所以，大久保为维护日本“征台”的正当性，继续谋求外交途径来解决。 当时清政府的解决方案大约有4种：（1）派员赴日，如果日方仍坚持己见，就让各国公使来评判；（2）集洋股雇洋人开采番矿，来牵制日本；（3）采取英国（威妥玛）的意见，使琅峤成为通商口岸；（4）李鸿章提出的“抚恤案”。在这4种方案中，李鸿章案占主流。李认为：“平心而论，琉球难民之案，已阅三年，闽省并未认真查办，无论如何辩驳，中国亦小有不是。万不得已，或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饩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且出自我意，不由彼讨价还价，或稍得体，而非城下之盟可比，内不失圣朝包荒之度，外以示羁縻勿绝之心。”李鸿章知道“此论为清议所不许，而环顾时局，海防非急切所能周”，乃采用“联夷外交”，分别向法、美等国公使提出调停之意。但是，因“各国虽未明帮日人，未始不望日人之收功获利，断无实心帮我”，所以，中日之间经过7次谈判，无果而僵持在那里。后英公使威妥玛愿意从中斡旋，才使中日之间的交涉峰回路转，也使李鸿章有了“阅威使函叙日本兵费一节，总近嘉音”之感。威妥玛先向日本施压，但10月14日大久保访问了威妥玛，向威妥玛表示：“补偿金额可以商量，但日本此举耗费莫大，惩罚了凶蕃，修建了道路，建立了兵营，这些都将归清国所有，他们从中获得了利益，如我方撤兵，清国以皇帝恩赐之名来进行补偿，实在出于意料之外，不能接受；现在的条件已经是我一人之独断，清国如果仍拒绝，将绝我复命之路。”也许威妥玛认为日本言之有理，且思日本“征台”使台湾航线转为安全，突然转而开始抑制中国。他先向中国表示关切，接着开始恫吓，让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美国公使也向清政府施压：“若猝与决裂交兵，各国只能坐视，各保本国商民而已。”日本方面还假意让柳原向总理衙门告辞，将全权委托给威妥玛代办。此时，清政府方面也不愿继续纠缠，只好放手交给威妥玛办理，声言“既有威使愿为出力，极应相机迎距”。日本于是与威妥玛商量“条约书面”内容，删除了日本承认台湾番地为中国所属地的部分，以及中国皇帝恩典酌量抚恤等文字，增加了“征台”是保民义举等有利于日本的内容。总理衙门最后认可了大久保提出的条件，10月22日，中日双方代表，以威妥玛为证人，互换了条约及凭证，并定日本军队于12月20日全部撤回，中国银两全数付给。 结语 从日本“征台”的起源，到最后中日媾和“条约”的互换，李仙得都积极参与，起了很大的作用，为此日本天皇还特别赐予他“二等赏牌及金贰千圆” 。从以上分析也可看出，如果没有李仙得提出的一系列“觉书”及各种参考意见，或许日本不敢轻易出兵台湾。日本巧妙地利用了李仙得的番地所属论及其所献的“征台”策略，尽管未能达到占领台湾的目的，却实现了断绝琉球两属关系，使中国承认琉球为日本所属，为占有琉球创造了先决条件。同时，也开启朝鲜“自新”的门户，为日后侵略朝鲜，据有台湾拉开了序幕。实质上李仙得不仅是在出兵台湾事件上给日本政府以极大的帮助，他给日本政府更大的受益点，是使日本开始接受近代西方的“游戏规则”。正如《后藤新平正传》一书所言：“这个年轻的帝国，正在开始实施由李仙得忠告而发起的坚固的新国策——大陆政策，即北起桦太，南到台湾，由一连串岛屿完成对支那的半月形包围，更要控制朝鲜和满洲，否则就无法保障帝国的安全，控制东亚的时局。这就是李仙得提出的建设性的策略。此策略刺激着日本年轻的领导者们，不久就成为我新兴帝国的国是。” 这里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思考，身为厦门兼台湾领事的李仙得，为什么转而支持日本谋取台湾，并愿意积极为其效命呢？一般都认为是源于李仙得对清政府的失望。我们不否认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即使清政府对难船事件处理不当，也不应当成为李仙得放弃“台湾全属中国辖境”的原则，转而主张“台湾半属独立、番境不录中国版图”之理由。实质上李仙得的用心，是缘自于他认为台湾番人生性野蛮，头脑比较简单，即使施用武力，也不一定能使其屈服，是以投其所好，实行笼络绥抚，建立友好关系，致使若干番人与地方政府产生敌对，从而造成台湾番地不录中国版图的口实，以便建议美国国务院采取谋取台湾的行动。但李仙得的台湾策略，常常成为美中之间的矛盾摩擦点，使驻华公使镂斐迪不胜其烦，一再对他提出批评，使他非常气愤。他转而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日本身上。他认为日本在地理上是一个与美国比较靠近的东方国家，实行明治维新后前途光明，值得同情与关注，美国必须与其建立密切关系，共存共荣，且台湾早已被各国所窥视，日本当然也有此种权利。李仙得想利用日本来实现其野心，日本也利用了李仙得的知识和建议。 另外，美国虽然不想在外海谋取领土，是否就意味着美国不支持日本占领台湾呢？其实早在咸丰年间，就有美国人提议占领台湾，作为美国在东亚的基地，如同英国占领香港一样，以期有利于美国国力及商务的发展。但这个建议没有为当时的总统威尔士所接受。在“罗妹”号 事件以前，就曾经有过几次海难事件，由于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平和态度，事件最后都不了了之。 “罗妹”号事件后，美国在台湾开始实行“炮舰与绥抚”并行的政策，纵容李仙得的所作所为，使李经常随亚细亚舰队赴台，与生番直接往来，为李干涉台湾事务提供了机会。驻日公使德朗明知日本政府想借口琉球难船事件“征讨”台湾，却有意将悉知台情的李仙得介绍给日本政府，还与美国政府及美国驻华公使沟通，使李仙得顺利充任“准二等出仕”。李仙得受任日本官职，为日本“征台”招集美国现役军人，雇用美国轮船，亲自参加日军的侵台行动等，都与美国政府有所交涉。但在报纸没有揭露之前，美国政府一直深藏讳言。实质上美国是在列强与中国政府的压力下，深知日本没有知照就擅自出兵，不符合国际惯例，而现役美国军人随军出征更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如果不表示态度，就意味着纵容协助日本的侵略行为，这才将李仙得拘捕并禁止美国人参与的。然而，美国政府在给驻日公使的训令中却指出：美国法律没有禁止美国人在外国受雇服务，一旦其雇主国对另一个与美国维持和平关系的国家作战，此辈受雇人员亦无拒绝服务或立即脱离其雇主国的义务。这显然是认为李仙得等的行为没有违反美国的法律。李仙得开释后，还参与了对华的谈判。此类教唆与协助他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显然有背于中美条约的基本原则，有损于两国的友好关系，但美国政府并没有严加制止。这些都显示出美国对于李仙得等协助日本侵略台湾的行为，存在着偏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