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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抗战史料出版述要 李 学 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自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以来，在相关学者的努力之下，中国大陆地区抗日战争史及战后遗留问题等研究不断推进，又取得了一批相当重要的成果。史料的整理出版不仅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而且本身也是史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年来，史学工作者发掘并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抗战史料，成为抗战史领域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仅就阅读所及，作一简要述评（仅限于文字史料，非文字史料不在本文介绍范围）。因所见有限，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及评述不当之处，请专家批评指教。 一 综合性史料集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章伯锋、庄建平先生主持编纂了一部大型史料集《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这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有关抗日战争的综合性资料汇编，为中国史学会主持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全书共7卷11册，约1000万字。7卷分别为：《七七之前－－从九一八到七七》、《军事卷－－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政治卷－－民族奋起与国内政治》、《外交卷－－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经济卷－－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日伪政权与沦陷区》和《侵华日军暴行日志》。 该资料集的特点是比较全面系统。该书出版以前，国内抗战史研究与教学中，缺乏一部系统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全貌的基础性史料集。这本资料集所收资料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止于1945年抗战胜利。全书涉及抗战时期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对外关系、日伪政权与沦陷区，以及日军暴行等诸多方面。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敌后根据地人民坚持抗战的斗争，也以较大的篇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日作战，以及大后方经济建设支撑八年抗战的过程。资料包括中外文档案文献、政府公报、回忆录、私人日记、报刊资料等等。书中既收录了大陆所存历史文献档案，也收录有许多台湾出版的史料；既有中方资料，也有日本档案。外交卷中，还首次选辑翻译了大量美、苏、英等国家外交文书和档案。目前该书已成为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者最基础、最常用的参考资料来源。此外，书中不仅注明所收各篇资料的原始出处，而且每卷后附有“主要引用资料目录”，对于读者进一步全面了解相关史料，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八年抗战”（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大型史料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的一部分内分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五项专题。该资料辑最突出的特点是均为国民政府官方原始档案，其次是篇幅大，涉及面广。以政治部分为例，在近340万字的档案中，包括国民政府战时体制形成与变化；抗战期间制订发布的重要方针、政策、法令；国民党中央历次重要会议；国民参政会与地方参议会；国共两党军事摩擦；抗战时期党派社团的发展变化；少数民族与华侨；民众运动；重大惨案等等。军事部分有280余万字，内容涉及战时军事制度演变；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方针、计划与部署；正面战场作战概况；敌后战场作战概况；日军侵华暴行及失败等专题，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对日作战方针变化过程和两个战场重要战役情况。 这两部大型的综合性史料集，是近十年抗战史料整理出版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甚至也可以说是近五十年抗战史料整理出版中最重要的成果。这些文献与档案，为抗战史研究者提供了最全面、基本、系统和可靠的史料依据。 与上述两部以历史文献、档案为主的史料集相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则收录的均是亲历者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将该处所存未曾发表的数千万字文史资料重新编辑整理，于2002年出版了这一大型史料汇编。该书按历史时期与专题资料相结合方式编排，其中“抗日战争”部分收入自九一八事变直至抗战胜利受降接收，14年抗战期间重要的政治、军事、外交事件中当事人的回忆和感受，共约有近600篇，1000万字以上。该部分资料的特点之一是以军事为主，包括伪满、伪蒙、汪伪及伪华北政权生的情况，其次是比较生动具体细致，可为研究者提供参考。另外该史料集的其他专题部分中，也包含许多涉及抗战时期历史的回忆资料。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末次档案”－－《中国民国史史料外编》100册，是日本末次研究所对民国时期报纸的剪报资料，其中也有相关多抗战史料可为参考。 二 专题史料集 最近十年抗战史料出版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一些重要领域获得了重大进展。这其中尤以南京大屠杀及侵华日军暴行史料最为突出。 数月之内30余万无辜者惨遭杀戮，8万余万老幼妇女被集体强暴，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施虐方式之恐怖，令人发指。南京大屠杀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惨案之一。然而，长期以来有关这一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未能引起世界的充分关注和重视，在日本更是不断地有狡辩、歪曲与否认之声，中国受害者的大量证据未被中国以外的世界注意。 1995年，由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发掘利用耶鲁神学院特藏室(The Special Collection of Yale Divinity School)收藏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Nanking Safety Zone)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成员贝德士（M.S.Bates）所遗留的“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编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由此，耶鲁神学院收藏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原始档案，引起了国际学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一时间成为备受瞩目的热点。同时，抗战时期在华外国人的相关记录，也成为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的新的重要方向。在有心人的追索之下，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 H.D.Rabe）首先浮出水面。199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了50余万字的《拉贝日记》。 拉贝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商务代表，在华工作达30年。在1937年南京沦陷前，拉贝参与发起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在这份从1937年9月7日至1938年2月26日的日记中，拉贝以第三者的身份，记述了他亲历亲见亲闻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它被认为“是对侵华日军制造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 与此同时，章开沅先生等又陆续整理了耶鲁神学院所存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原始档案及部分成员的信函、日记等历史资料，编译出版了《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该书收录了10位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工作的美国在华传教士的日记、书信和报告等珍贵的原始文献，较之此前的贝德士文献、拉贝日记等，记录的时间和范围更为广泛。 由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翻译的《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档案中的另一个重要成果。作者明妮·魏特琳（Minnie Wautrin,中文名华群）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南京沦陷之时她是国际红十字会委员、金女大收容所负责人。在这部翻译后有57万汉字的日记中，魏特琳以第三者身份记录了1937年8月12日至1940年4月14日，日军从轰炸、进攻到屠杀、殖民统治的全过程。 与此相关的史料还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红旗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 贝德士文献及相关档案的发掘和出版，无疑是这十年中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与研究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这些来自第三者的史料（其中部分史料以影印件的形式在西方出版），不仅更方便西方读者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了解，而且也以其公正性、真实性与严谨性，成为南京大屠杀最重要的证据。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言，“无庸讳言，国际委员会档案所保存的有关南京大屠杀资料也存在着若干局限性”。局限性表现之一，便是因为他们的活动更多限于安全区内，对安全区外的情况难以完全掌握，同时当年日军对大屠杀情形严加封锁，一般外人难于了解“现场”实情。《东史郎日记》的出版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东史郎是侵华日军队伍中的一个普通士兵、当年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他把侵华战争期间的所见所闻，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并保留了下来。出于对侵略暴行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东史郎首先将他的日记在日本公布并部分出版。但是，他的反省和谢罪行为却遭到日本国内右翼的威胁和攻击。为了揭露真相，回击右翼，经东史郎授权同意，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组织力量将《东史郎日记》翻译出版（约37万，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是第一部从加害者角度记录的日军侵华暴行史料。这份来自加害者的证言深受世人关注，因为它不仅对向世人展示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历史，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历史有极重要的价值，而且它不加修饰地暴露了加害者的残忍行为和复杂思想，对于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侵华战争中日本中下层普通参与者的行为、心理都是一份具有典型意义的史料。200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又出版了由纪廷栋等翻译的《东史郎战地日记》，又公布了作者随侵华日军在华中地区行动时的部分日记，记录了普通日本士兵在战争中的侵略行为和内心感受。 最近出版的八卷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是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出版方面最新的成果。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中国人民实施的最野蛮、最残暴的镇压和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搜集和保存这些史料，不仅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驳斥和反击日本右翼否认战争罪责的有力证据。以往出版的日军暴行资料虽然数量不少，但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综合性。这十年中有关侵华日军暴行研究获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披露了一批新的史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合编的《日军侵华暴行实录》（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之一）共4卷约200万字。编者在广泛搜集的逾千万字侵华日军暴行资料的基本上，选辑收录了其中的1340篇（每篇之后均注明资料原始出处），涉及4000多起惨案和暴行。时间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八年抗战时期为主，部分内容包括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东北及热河地区。所涉及的地区遍及大陆20个省市自治区。资料类型有档案、统计表、调查报告、当事人回忆录、访问记、被害人的控诉、被俘日军战犯的口供、惨案的纪念碑文，以及地方志、记者报道，以及根据采访与档案整理的叙述性文字。资料涵盖面广，内容丰富，记载翔实，充分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和中国人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及所受战争伤害的惨重程度。 北京档案馆编《日本侵华罪行实证》（人民出版社1995年），内容为北京档案馆藏民国河北省高等法院1946初至1947年初对河北、北平、天津地区日本罪行调查证据材料选编，共762件。辽宁省档案馆编《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全书共15册1368万字，收录该馆所藏上迄1903年下至1947年的1131件日本侵华罪证。内容包括：日俄战争给东北人民造成沉重灾难、日本违约侵权、扩张附属地、驻军设警、种植、贩卖鸦片、杀菌中国人民践踏中国主权、攫取路权、掠夺矿产农林资源、扶植傀儡政权，实施法西斯殖民统治、军事演习等内容。此外还有：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侵华日军的毒气战》（纪道庄、李录主编，北京出版社1995）、《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李晓方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在进行细菌试验中，常将活人当作试验品和解剖样本。为他们提供活人“试验品”的行动被称为“特别输送”。所谓“特别输送”是侵华日军为其细菌战计划服务的秘密行动，即日本宪兵队等镇压机关，将认定为重犯的被捕者，不经法庭审判，秘密送往731等细菌部队充当活动试验品。侵华期间，关东军司令部和关东军宪兵司令部都发布过特别输送的密令。由于“特别输送”系秘密进行，而且日军在战败投降前又将绝大部分相关档案毁灭，因此相关罪证材料十分稀见。1998年，黑龙江省档案馆在该馆发现了一批特别输送档案，于是汇编出版了《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这批档案资料最突出的价值之一就是，它记载了52名被害者较详细的背景资料。此后，相关研究者以此为线索，陆续调查寻找到了18位受害者的遗属，搜集整理了《日军细菌战特别输运案例调查》（《近代史资料》总103号）和《侵华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山东省受害者调查报告》（《近代史资料》总107号）两篇资料，既印证了相关档案材料，同时又为研究提供了更深度的参考。 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强制中国劳工问题，不仅是抗战史学术研究中一个有价值的课题，同时也是战后遗留问题和对日索赔诉讼中一个敏感问题。由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发掘搜集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天津、辽宁、青岛等地档案馆及吉林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等馆所存档案文献共86万余字。该史料集第一次以档案资料形式，比较全面完整地揭示了1933－1945年间日本强掳虐待华北强制劳工的经过始末，并在华北强制劳工人数、日本向蒙疆、朝鲜输出使用华北强制劳工情形、华北劳工协会性质、塘沽收容所、青岛劳工训练所内幕等一系列问题上取得可喜的突破。 2005年，由何天义主编的五卷本225万字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齐鲁出版社2005年，225万字）问世，再为强制劳工研究和索赔诉讼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本书以被强掳到日本本土的55个公司、135个作业场的4万劳工为对象，反映战俘劳工在被俘被捕被抓被骗后，人捕俘地到集中营，再到就劳地的苦难经历。第一卷《雪没北海道》，收录被掳往北海道煤矿24个作业场108位劳工的口述；第二卷《血洒九州岛》九州岛煤矿18个作业场的163人劳工的口述；第三卷《矿山血泪史》为在本州各金属矿业28个作业场的114人的口述；第四卷《冤魂遍东瀛》是在日本各地土木建筑36个作业场工作的120名劳工的口述；第五卷《港湾当牛马》是在日本各地港湾装卸及造船等29个作业场的94人劳工的口述。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抗日战争史资料丛书”（中华书局1995－2004年）已出版了《日伪的清乡》、《华北大扫荡》、《华北强化治安运动》、《华北经济掠夺》数卷，内容涉及日伪政权的政治统冶、日军军事扫荡清乡及华北强化治安运动、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以及思想文化的箝制与殖民地奴化教育等方面。 抗日战争军事史方面，这十年出版的史料并不多。主要有万仁元、方庆秋主编，档案出版社199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机密作战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的最后几种，如《粤桂黔滇抗战》、《闵浙赣抗战》、《中原抗战》等，政协云南省文史委编辑的《滇军出滇抗战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另外，一些曾经亲历过抗战的老同志所撰写的回忆录或出版的日记等，既使不专以抗战为题，其中也包括抗战内容。例如，王恩茂的《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杨迪的《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以及《山西抗战口述实录》（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 经济史方面，有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书中收录重庆政府有关物价管制政策法令，各地实施与执行情形报告，各地物价指数、人民生活费指数等统计表等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四联总处会议录》也是抗战经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国民政府为集中经济力量应对战时金融财政紧急状态，1937年8月设立中中交农四联联合办事处。该办事处是国民政府金融财政领域的决策机构。书中收入从1939年10月至1948年10月间372次例会及若干次临时会议中379次，会议议事议程、会议记录，翔实记录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演变过程，金融网格的设计与分布、券料调剂，资金集中运用，发行准备审核、贴放审核、汇款，外汇申请，物资调剂，事业投资，收兑金银、推行储蓄，均一一记录在案，对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有重要参考价值。还有上海市档案馆依据馆藏日伪档案中，有关日本对华中经济侵略、破坏、掠夺的相关资料编辑的《日本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一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文化史方面，《中国出版史料》（宋原放主编，吴道弘辑注，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收录从七七抗战到1949年，有关图书、期刊等编印、发行等方面的出版史料）、《中国近现代出版社史料》（张静庐辑注，上海书店2003年。该书为现代丁编为中国近现战出版史料的再补编，反映的是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和上海沦陷区党领导革命报刊、进步刊刊发展情况及斗争史实）、《抗战时期西南的科技》（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天津旧南开学校覆灭记》（申泮文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记录了侵华日军1937年7月29－30日轰炸毁灭南开学校的经过）、《桂林抗战文化史料》（漓江出版社1995年）、《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漓江出版社1999年）、《抗日战争歌曲集成》（王瑞璞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收录了东北地区抗战歌曲）、《中国抗日战争诗词典选》（重庆文史研究馆编，重庆出版社1997年）。 蔡鸿源主编的《民国法律汇编》（黄山书社1999年）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2000年），虽然并非以抗战专题，但抗战时期部分都是上述史料集的重要内容。前者为辑录民国时期各类法律法令条例规则章程，其中第33－69册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第74－90册为伪满洲国政府法规，第91册为汪伪“国民政府”法规。后者为自1926年4月国民党二届中执委常委会21次会至1948年12月六届中执委常委会174次会，包括日程及其附件，会议记录（纪要）及附件。详实记述中常会600余次例会、临时会议召集及会议经过。其中，21－38册是从1937年7月7日五届中常会47次，至1945年7月9日，六届三次中常会议。这些资料也是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他还有：《厦门抗日战争档案资料》（厦门市档案馆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邬正港、傅绍昌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记录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民、保盟上海分会，支援新四军抗战情况）、《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强重华编，北京出版社1997年）、《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张劲夫，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刘大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朱亚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 三 零散单篇史料 除上述专题性史料集外，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近代史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以及各地档案馆出版的刊物和《中共党史资料》及各地《文史资料》中刊布的抗战史料，也是相当丰富，难以一一细述。下面仅就《民国档案》和《近代史资料》十年来所刊抗战史料做一梗概介绍。 《民国档案》十年来共有刊发抗战时期历史档案近百篇，约百万字，以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官方档案和文献为主，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对外关系、文化教育、日军暴行等诸多方面。 军事方面，有涉及战前军事备战，制订江南作战计划、防御方案，包括和机关长官行动预案等情况的《民国政府筹备抗战档案史料一组》（1997年第2期）；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1937年7月20日至8月16日在何应钦官邸举行会议，商讨应付方略的记录的《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政机关长官谈话会记录》（1995年2期，其中包括8月11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参加的谈话会的情况）和《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96年第1期）。其他的有：《德国赴华军事顾问关于八一三战役呈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报告》（1998年第3期－1999年第3期）、《1937年陆军第88师南京战役纪要》、《1937年南京警察抗战概况》（1997年第4期）、《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长江阻塞计划草案》（1997年第4期）、《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军事询问主何应钦之答复》（1997年第3期），以及反映1938年8－10月湘赣、山西战场对日作战情况的《陈诚半周来战况概述一组》（2001年2期－2002年1期）等。其中也有反映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情况的《第十八集团军平型关战役战况电文选》（1995年3期）、《1938年6－8月新四军战况文电选》（1997年第1期）、《1939年2－6新四军抗日作战史料选》（1995年第3－4期）、《朱德彭德怀关于1939－40年华北各根据地反扫荡战况致军委会电文一组》（2000年第1期）、《1942年新四军在南京附近地区抗日活动史料》（1995年第4期），以及《军政部军需署编制之历年拨发第十八集团军及新编第四军经费服装数量表》（2002年第2期）等。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历史。如平型关战役电文选中，即有蒋介石的祝捷电报：“有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捷报南来，良深嘉慰。” 经济方面，主要以国民政府战时财政金融、对外贸易及后方经济建设资料为主，如：《孔祥熙等有关1942年五亿美元借款函电三件》（2002年第2期）、《宋子文关于向美国借款平衡外汇问题与孔祥熙等来往电》（2003年第4期）、《塞克特和克兰为中国政府拟具之中国军备工业之建设计划》、《抗战爆发后中德易货档案史料选》（1995年第2－3期）、《经济部西北工业考察通讯》（1995年第4期－1996年第1期）等。复兴公司是战时重庆政府负责美货进口及桐油、什货等物资出口的机构，《复兴商业公司仰光分公司撤退经过报告》，记录了缅甸沦陷前公司在仰光、八莫、腊等地存油情况抢运情形。《抗战初期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募集海外捐债来往函电》、《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经收国内外同胞爱国捐款报告表》两篇资料，为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向海外募集资金及爱国华侨对抗战捐款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也有关于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掠夺的史料，如《关于满铁与七七事变的一组档案史料》（2001年第3期），反映了“满铁”承担了日军兵力和武器弹药运输，并派员工参加日军铁道部队的情况，说明“满铁”不仅是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先锋，在侵华军事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抗战时期由察蒙特署编印的揭露日本对我上述地区侵占掠夺的档案《侵华日军在察绥晋北地区的经济掠夺》（2000年第3期）。还有《日本东亚盐株式会社掠建莺歌海盐田工程概况》，及《广东省银行香港办事处关于华北金融状况的报告》等。 反映侵华日军细菌战、大屠杀方面的档案史料也比较丰富。如1995年第3期公布的《有关调查侵华日军细菌部队的档案资料》，记述了731和100部队设立细菌工厂增植霍乱伤寒鼠疫等病菌活动。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调查日军罪行的报告及相关资料，其中包括日本659部队1945年初征集黄鼠的档案文件，以及当时调查附近中国居民的采访记录。为日军在华进行细菌战提供了铁证。还有《重庆在隧道惨案事料一组》（97，1）、《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救济会工作报告（1937，8－1938，2）》等。 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又陆续发掘刊布了出《1937年纽约时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的报道，记者德丁（F.Durdin）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屠杀、抢劫、强奸的暴行）、《美国驻华外交官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言》（译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笔录，为美使馆三秘1938年致大使詹森的报告）（97，3）、《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史料一组》（97，4）、《史迈士呈送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工作报告致贝克函一组》（1937，12－39，5，史迈士（Smythe）时任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秘书兼出纳）、《英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一组》（02，1）、《财政部驻港人员有关南京大屠杀等问题的情报》（02，2），以及记载了日军占领南京前后在城乡所犯下的种种暴行的《黄思汉：上周琐事记》（00，2） 有关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开展战时对外文化宣传，以争取国际友人同情和友好国家支援的档案，是以往抗战外交史研究中比较缺乏的部分。近年《民国档案》陆续公开的相关史料，于此略有补充。《曾虚白工作日记选（1941年）》（2000年第2期－2001年第2期）、《董显光汇报国际宣传处派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致蒋介石密呈》、《李复为在英美放映南京大屠杀纪录片致董显光等报告两件》（02，4），以及《国际宣传处密派之外国友人赴日宣传日军在华暴行报告》（01，1）等。其中《国际宣传处密派之外国友人赴日宣传日军在华暴行报告》一文，反映战时中国派人员赴日开展“耳语宣传”的情况，以及他们对日本社会的观察及政策建议等。他们认为，中国不要指望靠日本发生经济崩溃或发生革命来帮助抗战，在把战争引到日本本土之前，日本全体国民对这场战争是不舍有什么清醒的认识的，大多数日本公众并不了解日军在中国的真实情况。（01，1） 战时外交方面的史料有：《抗战初期杨杰等赴法寻求军援与孔祥熙等来往文电选》（98，4－99，1－2）《武治会战期间意大利调停中日战争史料》（99，2）、《王宠惠策动第三国调停中日战争史料》（02，1）、《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密电抄底节选－－1941－42年的中苏关系》（00，1）。另外，还有《中外慈善团体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史料》（99，4－00，3）。 科学文化方面，有《战时文化界抗日团体组织活动史料选》（97，3）、《抗战时期迁都重庆之中央研究院》（98，2），其中备受关注的《“北京猿人”骸骨化石遗失及追查经过》（96，3－4），为这一世纪之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史料。 十年来《近代史资料》陆续发表的有关抗日战争历史文献资料也达50篇，约百万余字。这些史料中尤以侵华日军大屠杀暴行、细菌战、强制劳工、慰安妇等专题史料最为突出。 对于侵华日军在华细菌战、毒气战所犯下的罪行，由于种种原因，战后一直没有得到全面揭露和清算，更没有承担相关的责任。原因之一便是日军在投降前将绝大部分有关材料销毁，相关档案史料极为少见。有关学者一方面在极力搜访相关史料的，一方面积极寻找受害者方面的材料。 例如，日本宪兵队将被捕的中国人送往731等细菌部队充当细菌试验品的“特别输送”问题，日军在侵华期间，关东军司令部和关东军宪兵司令部都发布过特别输送的密令。《近代史资料》第96号公布的《日本军部731部队长北野中将的秘令》便是重要的证据。《日军细菌战特别输运案例调查》（103－104号）是对八位受害者遗属的调查访问。有历史学者以1998年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的52份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秘密档案为线索，对山东省10位受害者进一步调查材料《侵华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山东省受害者调查报告》（107号）。此外，《原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队员筱塚良雄证词资料》是筱塚良雄2000年11月15日在东京地方法庭出庭作证的证词（107号）。《审判细菌战诉状》（98号）是浙江108位细菌战受害幸存者或受害者遗属，1997年8月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审判细菌战关要求日本国家予以损害赔偿的诉讼状。其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据、证人证言。 日本侵华时期的强制劳工问题是近年抗战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华北向东北地区输出劳工的组织方式、数量、待遇均颇受研究者关注。较重要的史料有：《日本在华北的劳务统制》（98号），译自1944年出版的《华北建设年史》，完整记述了日本在华北实施劳务统制的政策演变过程及实施情况，有许多重要的调查和统计。翻译的日方材料《入满打工的中国劳工问题》（108号）、《满支劳工供求关系调查》（108号）。两篇资料是满铁当时的秘密报告。前一篇涉及九一八前后入满劳工的人数素质及集散状况，劳工统制政策的出台背景、中日双方对政策的态度统制实施状况，以及对东北和华北地区政治经济的影响等。后一篇涉及七七事变影响下东北及华北产业开发所需劳动力与华北入满劳动力之间的供求矛盾，日方解决的办法等。《日本在华北掠夺虐待强制劳工档文献选》（105号），则是从全国各地档案馆搜集的中文档案，均是极有价值的资料。 作为战后遗留问题之一，慰安妇问题近年也颇受关注。《近代史资料》第94号发表的《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档案资料》，是最早发现的慰安妇问题中方档案史料。相关材料有：《东宁要塞慰安妇调查》（103号）具体揭露了日军在中苏边境东宁县修筑军事要塞期间，并强征中国战俘、劳工及强掳朝鲜、韩国、日本妇女充当慰安妇的罪行。《海南琼北慰安妇调查》（103号），是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调查人员走访琼北八市县慰安妇幸存者的口述采该记录。 其他有关侵华日军暴行的资料还有：《抚顺平项山惨案幸存者证词》（96号）、《本溪、北票万人坑证词》。日本在华资料掠夺以牺牲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代价，劳动条件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事故频繁。本溪、北票万人坑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掠夺煤炭资源形成的。北票60年代清理确认有6500余具尸骨。本溪有四处大型万人坑，其中月牙岭就有2万余人。20世纪60年代调查资料和80年代形成的资料以及万人坑调查研究课组最近调查和搜集的幸存者口述资料，《侵华日军军事工程幸存劳工口述资料》，记录日军在东北修筑重要军事工程，用欺骗、强制征派等手段数百万中国劳工，从事超度劳动，然后对劳工进行集体屠杀的历史真相。《日军战场日记》是原1946年群众图书公司《敌军战场日记》的重印。系从战时缴获的日军日记翻译编而成。内容涉及在中国设立慰安所的记载，记录了在华烧杀抢掠强奸的暴行，以及日军进行毒气战的情况。（102－103号） 《近代史资料》发表的抗战时期史料还有： 政治方面的《抗战胜利前后昆明民主运动史料选编》（89号）、《抗战时期张季鸾、胡霖与日本谈判资料三则》（93号）、《李公朴日记》（1937、1939）、《武汉时期的救国会会议记录》（106号）、《回忆1938年延安之行》（96号）、《王世杰日记选1944年》、《抗战时期禁烟禁毒史料选》（95号）。 经济方面有：《翁文灏日记》（1938年、1941年，涉及抗战时期厂矿内迁及后方工矿建设及政局情况）、《陈布雷有关抗战时期金融物资管理问题的手稿》（106号）、《华北开发公司概况》（91号）、《抗战时期各省航业损失概况》（95号）。 外交方面有：《小川平吉关系文书选译》（86、87号）、《赴莫斯科谈判日记》王世杰（99号）、《潘友新回忆录选译》。 科学教育方面：记载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南迁经过，包括师生员工的转移、图书仪器的抢运、教师的聘退、待遇、经费困难、以各项研究事业的开展等资料：《梅贻琦1937－1940来往函电选》（102号）《梅贻琦日记选1941》（89、90号）。有关复旦、大夏大学西迁的档案史料《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西迁史料汇编》（111号）。《抗战时期的国立八中追忆》（107号）则是反映抗战时期后方中学教育的一个侧面。 抗战时期，随着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参战，以及印缅战场的开辟，1941、43年国民政府征调大学生为盟军担任翻译。其中西南联大有800余名在校学生应征从军。《西南联大八百学子从军记》（109号）则是当年联大学生记述从军生涯的口述资料。 《奉天工业大学学生反满抗日团体的形成与发展》，（109号）系奉天工大12.30事件当事人董鸿书的口述采访，记述了奉天工大部分中国学生对日本法西斯统治和殖民教育的反抗斗争。《伪满时期殖民教育口述史料选》（111号)是伪满时期不同学校学生的口述资料，涉及教育建制、教学内容教育特点及对中国学生的压迫及反抗斗争。 另外还有《抗战时期大后方期刊介绍》（110号）等等。 从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到60周年这十年中，抗战史料整理出版工作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特点之一是全面收获、重点突破，既有系统性的大型史料集，又有许多以往较少或完全没有涉及的专题获得了有意义的突破。 特点之二是口述史料受到重视，并抢救性地采访整理了一批当事人口述史料。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料、慰安妇口述史料，保育会口述史料，东北殖民教育口述史料， 抗战史料的发掘整理，不仅为抗战史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基本的“食粮”，同时也为慰安妇、强制劳工、细菌战等战后遗留问题的对日司法诉讼，提供了重要的物证支持，得到了中日司法界相关人员的重视。 众所周知，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与史学的研究是相互促动的关系。研究的发展带动史料的发掘，史料的整理出版又推动研究的深入。在为过去十年在抗战史料发掘整理出版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欣喜之时，我们也看到，由于有些部门、研究者重视不够，工作经费的不足，以及档案开放程度不高等原因的限制，还有许多有价值甚至极重要的史料至今未能整理出版，甚至尚未对史学研究者公开。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六十周年，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时的少壮而今也已入暮年。抗日战争亲历者数量的日益减少，将使口述史料的征集愈来愈困难，进一步广泛抢救性地征集口述史料，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同时，提高历史档案对史学研究者的开放程度以及档案的公开整理出版，是抗战史研究者极为需要和迫切期待的，也希望引起相关部门的更加高度的重视。 （《近十年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5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