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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1932年3月，以南京国民政府一些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牵头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9月份创刊《国民外交杂志》，以宣传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这是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跻身于统治阶层又不是决策者的人物，他们的言论，反映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这一社会群体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对抗日救亡的积极呼吁、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严厉批评，对统治者阶层、对当权者的影响和触动，可能更直接，更起作用，也反映出对日抵抗确已成为当时举国一致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的呼声。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1月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国难日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学生、军人、工商业者、大学教授、公务员，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于国事的关心。1932年3月，以南京国民政府一些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牵头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9月份创刊《国民外交杂志》，[1]以宣传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关于这个团体及这份刊物的倾向，过去似未见有学者注意，这批人在当时既不是当权者，又非一般平民百姓，而是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跻身于统治阶层又不是决策者的人物，他们的言论，在当时或许并未发生重大的影响，不如《大公报》、《独立评论》等报刊在舆论界的号召力，但却反映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这一社会群体的态度和立场，他们的抗日言论，也加强了国人要求抵抗的声音，有鉴于此，笔者拟对之稍作考察于下。 一、“国民外交协会”的构成 国民外交协会第一届执行委员有：刘盥训（立）[2]、李梦庚（立）、李祝庭、刘莪青（立）、田炯锦（立）、周四维、吴景鸿、瞿国春、王仁辅、杨秀夫、马鑑堂、王凤岑、郑螺生（监）。第二届执监委员有：刘盥训、李梦庚、田炯锦、周四维、马鑑堂、刘莪青、周纬（立）、张于浔、张逸云、张维翰（立）、郗朝俊（立）、王宗一、杨秀夫、郑螺生、张凤九（立）、申梦奇、彭养光（立）、南琴轩、王军原、王景歧。候补执监委员有：李治平、王用宾（立）、邵鸿基（监）、蒋质夫、尤少铭、郭仙舫、王德卿、陶玄（立）、李世庸、郭子彬、马鹤天、鲁彦、李少轩、杨公达（立）。第二届常务委员有李梦庚、周纬、刘盥训；经费保管委员有：田炯锦、彭养光、李梦庚、周纬、刘盥训；各股主任为：文书股主任：郗朝俊，事务股主任：陶玄，交际股主任：邵鸿基，宣传股主任：张于浔，编辑股主任：周四维，会计股主任：王德卿。担任常委和各股主任的，基本上都是立法委员或监察委员。协会会员中是立法委员者还有冯兆异、刘克儁、罗鼎、朱和中、陈长蘅、郑忾辰、黄右昌、史维焕、焦易堂、楼桐孙、蔡瑄、刘师舜等，是监察委员者还有姚雨平、于洪起、高友唐等，到1932年11月会员发展到400多人。下面对其中的重要人物其生平事迹可考者略作介绍如下： 刘盥训，字孚若，山西猗氏（今临猗）人，1875年生（协会成立时57岁），京师大学堂毕业，历任山西大学堂教务长，京师大学堂学监。1913年4月，任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第一届国会成立时，任众议院议员，1917年任护法国会众议院议员。1928年11月，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第一届立法委员，1930年12月、1933年1月、1935年1月，任第二、三、四届立法委员，1946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在《国民外交杂志》撰文时署名刘盥训或刘芙若、芙若。 田炯锦，字云青，甘肃庆阳人，1899年生，（协会成立时33岁），1923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1925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华盛顿、密苏里、伊利诺诸大学习政法，获伊大硕士及博士学位。1930年归国，任国立东北大学教授。1931年2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36年1月，任甘肃省教育厅长，西安事变后，代理陕西省主席。1938年复任监察委员、1946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949年去台。在《国民外交杂志》撰文时署名田云青或田炯锦。 刘师舜，字琴五，祖籍江西，1900年生于湖南湘乡（协会成立时32岁），北京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哈佛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1925年回国，先任清华大学教授，1927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1930年12月，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0年7月，任外交部欧洲司长，1947年4月，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后去台湾。 杨公达，四川长寿人，1907年生（协会成立时25岁），北平高等师范毕业后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毕业返国，1931年任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法学院院长、教授，创办《时代公论》，任社长。1933年1月，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1946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去台。 张维翰，字莼沤，云南大关人，1886年生（协会成立时46岁），毕业于云南法政学堂，曾参加辛亥革命，后在滇川任职， 1931年10月起，先后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第二、三、四届立法委员，1950年去台，曾任“监察院”代院长。 周纬，字星槎，贵州镇远人，1883年生（协会成立时49岁），早岁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曾任国联中国代表办事处一等秘书兼秘书长，国立北京大学国际公法教授，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任委员，1930年12月，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并任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外文系及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抗战爆发后，任汪伪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汪伪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国民外交杂志》撰文时署名周纬或周星槎。 李梦庚，名希莲，吉林农安人，1876年生（协会成立时56岁），清末秀才、贡生，曾任农安县县立图书馆馆长，护法之役南下，任大元帅谘议。后返东北，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北伐后，任职国民政府农林部，1931年2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46年1月逝世。 吴景鸿，字绍先，又字劭先，湖南桃源人，1876年生（协会成立时56岁），1904年参加华兴会，同年秋赴日本，入明治大学习政治经济，并协助宋教仁编《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3年当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1917年任护法国会参议院议员。1922年12月，任内务司司长，1926年3月去职。1932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长，1939年逝世。 郑螺生，祖籍福建同安，吉隆坡华侨，1870年生（协会成立时62岁），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庶务司长，1931年2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回马来亚宣传抗战，鼓励侨胞捐资救国，1939年病逝。 张凤九，新疆迪化人，1882年生（协会成立时50岁），在新疆法政学校读书时，因组织秘密团体被追辑，在上海参加同盟会。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候补议员，1917年任护法国会众议院议员。1928年11月起，先后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第一、二、三、四届立法委员，1947年在南京病逝。 彭养光，字临九，湖北钟祥人，1874年生（协会成立时58岁），早年参加同盟会，1912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17年赴广州参加护法国会。1930年5月，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6年被选为制宪国大代表，同年逝世。 张于浔，字惠民，江西南昌人，1887年生（协会成立时45岁），毕业于江西陆军学校，赴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毕业后，赴法国巴黎大学，习法科，毕业归国后，曾任江西都督府副官长。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候补议员，1917年任护法国会众议院议员。1930年5月，任最高法院推事，1935年，任最高法院庭长，1948年，任司法院大法官，1951年逝世。 王用宾，字太蕤，山西临猗人，1881年生（协会成立时51岁），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毕业归国后， 1912年被选为山西临时省议会议长，1913年，任参议院议员，1917年任护法国会参议院议员。1924年，任河南省长公署秘书长，代行省长职务。1928年11月起，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第一、二届立法委员，1932年12月，任考选委员会委员长，1934年12月，任司法行政部长，1944年逝世。 于洪起，字范亭，山东烟台人，1883年生（协会成立时49岁），毕业于京师大学堂，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为临时参议院议员，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1917年任护法国会众议院议员。1931年2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国民政府赴重庆，1940年逝世。 刘莪青，河南唐河人，1887年生（协会成立时45岁），日本法政大学毕业，辛亥在河南参加反清革命，1913年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1924年被指定为国民党一大河南代表，1931年2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38年3月，任河南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1月去职。1946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邵鸿基，别号承彦，河北玉田人，1889年生（协会成立时43岁），同盟会员，1931年2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43年10月，派为河北第14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6年被选为制宪国大代表。 于能模，字伯度，浙江浦江人，1893年生（协会成立时39岁），1921年留学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研究院，1928年毕业归国，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大学教授，外交部法官训练所教授，国联中国代表办事处专门委员， 1929年任条约委员会专任委员。 王仁辅，字士枢，江苏昆山人，1885年生（协会成立时47岁），曾赴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北京交通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国立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教授等。 张之江，字紫氓、子珉，别署子薑，河北盐山人，1882年生（协会成立时50岁），北洋行伍出身，曾参加辛亥滦州起义，长期在冯玉祥军中任职，1926年1月，任西北边防督办，1927年7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2月任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6月，任军事参议院参议，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后留在大陆，195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逝世。 在《国民外交杂志》撰文的则主要有刘盥训、周纬、田炯锦、刘宇光、李祝庭、马鹤天、姚亚英等人，以及楼桐孙、明终寄、胡文炳、吴雄久、黄右昌、张之江、于能模（伯度）等。 关于成立协会及创办杂志的目的，刘芙若在《发刊辞》中指出，20世纪以前国家的兴亡，取决于君相，20世纪以后国家的兴亡，则取决于民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我国步步紧逼，东北当局“日标不抵抗主义以媚之”，“政府向守外交秘密之政策，且有畏惧民众之心理，种种遏抑，种种防害”，民众的力量得不到有效地发挥，国家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他们认为，救国的途径，“即唤起民众振发其爱国心”，首先“以外交知识，输入国民脑海，发展国民特性”，“上供献于政府，下指导夫国民。”其工作步骤为三步，“第一步唤醒，第二步联结，第三步组织”，使国民能够“有统一之精神，划一之意志”，政府秉承之“以与各国周旋”。[3]其根本的宗旨，就是“救国”，他们在刊物上连续刊登的《征求会员启示》、《征求文稿启示》都明白揭示了此点：“敬启者，国民以农工商学军各界之同胞为分子，故本会征求会员，不别农工商学军各界，凡纯洁公正、有救国意志者，一律欢迎加入本会，共同奋斗。”是一个以救国为号召的民族主义团体。 在《国民外交协会宣言》中，则列举了在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所应承担的责任与国民外交协会打算开展的主要工作：其一，各尽其责，长期抵抗。“我国民为自卫计，只有长期抵抗之一途。而长期抵抗，必使全国民皆为战斗之一员。虽事有分工，而各有其对外之责任，此宜团结民众，共同对外者一也。”其二，支持政府抵抗，防止政府妥协。“古今来辱国丧权之政府，皆国民之放弃责任所造成。使国民一面为政府之后援，一面为政府之监视。保持主权领土，还我完整之中华民国。”其三，加强对外宣传，揭露事实真相。“日本之所以诬我者，曰华人性善排外，曰东三省本非我国之领土，曰中国为无组织之国家，曰日本在东三省有特殊之权利，颠倒雌黄，传播世界，欧美各国之观察，未尝不为所动摇。……我国家受此诬辱，而无国际宣传之力以自白于天下。壇坫之间，时受牵制。调查事实，传达于各国之前，使我酷爱和平之民族，不为阴谋强暴者所垢诬。又其一也。”其四，既要防止新的扩张，又要收回原有失地。“日本侵略我国，为有计划之行动。东三省天津上海层层相因，策略一贯。受其害者，皆我国之土地与人民。国人勿谓东三省已亡，而上海不可亡，上海宜速结，而他处可为悬案。况所谓长期抵抗者，未失之领土不可失，已失之领土必收回，不可偏重，不可分割。”其五，要求政府督责张学良率师收复东北。“我东省自有守土之长官，挟有雄厚之武力，竟略无抵抗，拱手而奉于仇雠，律以国法，无所逃罪。政府置而不问，失政刑矣。……是宜请政府责成张学良从速出兵，收回失地，以赎前愆。”其六，呼吁停止内讧，共御外侮。“二十年之内争，国家元气，剥丧尽矣。养百余万之冗兵，对外乃不能一战。以四千余年之文明古国，乃为岛夷所侵凌。……今且不暇深论既往，窃望自今后化除私意，共御外侮。泯灭内讧，捍卫国家。”[4] 有作者也指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民对于重大的外交、对于外敌的入侵，也有参与的义务和权利，因为这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和安危：“人民靠政府，政府靠国联，越靠越无希望，亦越危险！我们以过去的经验，作一个未来的推想，东北被敌人占领，那些东北文武官吏，除有一部分参加敌方为虎作伥外，都跑到华北的北平，有势的照常做官，有钱的照常玩乐。”敌人一旦占了北平，那些文武官吏除部分投敌外，又照例跑到南京；若敌人到了南京，那些人又往洛阳、西安或上海租界跑，照常做官，照常玩乐，“敌人的侵略欲望，是无止境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能飞不能跑的小百姓—穷人民应如何以处之？”因此，“外交的事情，虽属政府负责办理，而其利害关系，完全在国民身上，所以国民全体对于重大的外交，是不能不重视，尤不能不负责任的。”[5] 二、《国民外交杂志》的基本主张 1、坚决对日抵抗，反对妥协 抵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独立，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项中心内容，这也是《国民外交杂志》最基本的立场。田炯锦指出，九一八事变近一年来，我方“除请求国联干涉外，完全处被动地位”，但国联的调解，毫无作用，在这种和平解决完全绝望的情况下，言抵抗，“则吾国军政领袖均觉无术御日寇之战舰飞机”，言屈服，“则日寇之欲望无穷，起初不过欲得南满之经济利益而已，继则进窥北满，今且欲扰平津，我国民纵能忍辱退让，但究以让至何地步为止境哉。”主张应一扫往日的虚浮之气，具有与“满洲共存亡的决心与准备，若日寇立意久居满洲，则无论我们力能敌之与否，当与之拼命战争。”[6]他说，我们的一些大人先生，生怕一抵抗就得罪了列强，输了公理。上海19路军抵抗，就有自命为日本通的某要人愤言：“中国政府不欲亡国，中国人民和十九路要亡国，还有什么办法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只有抵抗才能挡住暴日的进逼，也才能赢得国际的同情，不抵抗只有死路一条，也无人可以搭救。[7] 近代以来，处于弱势的中国民众为反抗日本的侵略，曾多次发动抵制日货的斗争，对日本在华经济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打击，是除军事抵抗之外，民众参与对日斗争一种较为有效的手段。这一方法，也是《国民外交杂志》所大力提倡的：“全国人民，应速不恤一切，誓死抵货而屏绝之以致敌人之死命也。凡属商人，尤应激发天良，莫图私利。其有冥顽不灵，甘为虎伥者，是明明已自外于民族生存之战线，人人皆得而诛之，虽陷于犯法牺牲而有所不恤。此乃国民爱国应有之权利，断不能因政府之干涉而终止。”[8] 关于中国民众抵制日货的原因，李祝庭指出，这完全是由于日本对华肆意侵略欺辱造成的：“中日贸易，向极密切，抵制日货之运动，绝非华人之本愿，所以不得已而出此者，皆由日本对华之压迫政策所酿成，压迫愈甚，恶感愈深，乃相率以抵货为报复，是固弱国抵御强暴之武器，亦自卫之合法手段也。买卖自由，人民之权利，任何国家不能强制，绝无禁止之理，苟日本之压迫政策一日不变，抵货运动，将一日不息，反之使日本一旦觉悟，易侵略为亲善，则抵货运动亦将不禁而自止。故系铃解铃，仍在日人。”[9] 周纬在《抗日方法论》一文中，列举了对日抵抗的各种方法：1、在往来通商方面，与日本断绝商业往来，宣告中日间一切条约失效，取消一切对日债务，取消日人在我国享有之一切特权，取消日本公司在华航权，取消日本公司在华一切权利；2、增兵严守热河，增兵驻守山海关，实行讨伐伪国，援助高丽民族独立复国；3、训练民众；4、援助东北受难同胞，组织义勇队，立即出师东北，设法破坏日人在东北一切经济及工商业设施；5、日人如再发动新的事变，则中国人民应抱牺牲一切同归于尽之决心，对日在华一切事业设施实行自杀性报复；6、买卖仇货及继续内战者，为民族之公敌，各地人民有权解决之。[10] 对于中国实行抗日的有利条件，刘宇光分析说，中国兵源充足，民众痛恨日军的侵略暴行：中国现有军队300万，地方民团约100万，可随时动员的义勇军及学生军，不下百万，许多军人早欲与日寇一拚，因“未得抗日之机会，时有自杀报国者，此种义愤，国人皆知”。“我国人恨日侵略，目眦发指，其勇气万倍，真可以一敌十，以十敌百也”，如一二八抗战，中国就以劣势的武器与兵力予敌以重创，此其一。中国幅员辽阔，到了内地，日本的海军优势就受到限制：“内地作战，海军非用武之地，水面虽能活动，到陆地即变为釜底游鱼，俯首就擒矣，飞机能做侦察及扰乱阵容之用，然其效力甚微我亦有以敌之，不能以数量分胜败耳”，此其二。中国以农立国，粮食供应充足，日本却要依赖进口：“每年有六个月仰给于外，尤以中国供给其数量甚巨，如米麦豆茶每年售日约一千万石，牛肉一项据青岛牛照局报告，每年售日有十余万头之多，日本需要中国粮食供给，十分迫急，如与宣战，日本即成绝岛，不能持久，事甚明了”，此其三。中国得道多助，日本失道寡助：“日本虽系强国，但多行不义，现为世界所嫉忌，国际空气，对之极为恶劣，国联大会态度，一致反日，不合舆情，焉得外援，前德国之称雄世界，较日更为优异，因无国际援助，终归失败，况日强盛尚不及德，既无粮食不能持久，又乏外援终归自绝，其失败也明矣”。此其四。[11]当然，这些看法，远不如后来毛泽东《论持久战》分析得那样系统深刻，那样具有科学性，说一宣战日本就“不能持久”，也过于乐观，有点 “速胜论”的味道。但其中一些要点，如战争不仅要看装备，还要看士气；日本是小国，中国是大国；中国多助，日本寡助等等，也是触到了一些要害的，有其值得肯定之处。 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该刊持批评与否认的立场。姚亚英指出：国联报告书如此偏袒日本，损害中国主权，说明“国联已破产。国人宜斩断倚赖痴念，自谋救济是也。救济之步骤，一方对国联则声明不赞同调查团建议，请勿采用，即采用亦不服从，不再作无谓之谈判，无聊之接洽。”另一方面，对国内而言，则应从此“革面洗心”，作者以向“党国要人”呼吁的形式，对他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期盼他们能改弦更张：“帅天下以贪，而欲天下之廉不可得也，帅天下以奢，而欲天下之俭不可得也，帅天下以私，而欲天下之公不可得也，帅天下以化分，而欲天下之团结与合作不可得也。善者处处先从本身做起，恶者处处先从本身戒除，不必以空言为自欺并不能欺人之具。精诚所感，勿论何党何派，皆可联为一气，而同赴一的。”作者认为，世界大战，终不可免，只有拼死抵抗，才能死里求生：“默察世界大势，第二次大战，愈逼愈近，终不能倖免，自今日起，誓直接与日本互拚，前赴后继，连续不断，以致同滚入第二次大战旋涡，得到最后解决为止。目前则源源接济义勇军，使不致短命。同时即积极为全国总动员之筹备，庶万死之中，求得一生乎。”[12]对于英国代表在国联中作袒护日本的发言，作者认为，中国民众应集中斗争目标于日本，不必因对英不满而分散斗争目标。[13] 该协会致电国联中国代表团代表颜惠庆等，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承认调查团报告书之建议”。另有洛阳铁业公会、洛阳油业公会及翁信孚、白宣洲等人等投书杂志社，表达批评国联报告书、否认伪满洲国的意见。[14] 刘芙若指出，日本制造伪满洲国，“分割我国土，离拆我国民，”我国民“不得不奋起以与岛民周旋也。协会同人，敢代四万万同胞，共同宣言曰誓死不承认傀儡式满洲国。且必能以奋斗之精神收复东北者，还我整个之国民。”[15]国民外交协会并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外交部长罗文干，要求对此“日本一手制造之傀儡”严词拒绝，以保主权。[16] 2、主张中俄复交 国民党执政之后，背弃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政策，致使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也损害了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有识之士，要求恢复中苏正常关系的声音不断，如9月30日，李石曾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的会议上报告称，“张学铭曾上条陈，主张中俄复交，又东北青年亦颇有因此而倾向联俄者，即经济实业界中人亦所不免”，与会的朱培德、邵力子、宋子文等认为，这种意见未尝不可考虑，因为“对俄复交并非联俄更非容共”，而不过是恢复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17]10月下旬，南京、上海的学生救国团体在请愿中均提出了“恢复中俄邦交”的主张。[18] 《国民外交杂志》对此也是十分认同的。周星槎认为，我国在处理对苏俄关系上，曾经一误再误，在此国难严重的关头，不应再事拖延，而应采取主动，恢复与苏俄的友好关系：“此次对俄复交问题，颇关吾国利害，政府与人民，幸勿再铸第三次之错误也。复交者，即彼此恢复邦交，……表面观之，并无何等重大意义。而事实上自我断交者，自我复之，与苏俄政府及其人民以好感，必能获其同情，而消泯数年以来彼此不愉快之现象也。”他认为，应将对俄复交与对共产党问题分开，不能因担心苏俄会暗助中共而害怕复交：“复交并非联共”，“至于复交后俄国使领馆或有庇共之可能，此系吾国内政问题，全视吾国自身之组织如何。……与复交无涉也。”他还说，我们对侵害我国的日本并未绝交，却“对与日本利害不同可为吾助之苏俄，反未复交，此非太阿倒持乎。”[19] 有作者指出，苏俄建立以来，其对华外交，“实开与国平等待我之先河”，对我没有领土野心。中俄两国壤地相接，“日本在远东的暴行，为中俄所共忌”，在反日问题上，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双方应搁置政治上、主义上的分歧，扩大双方的经济合作，互信互谅，共同维护远东的和平：“中国决不可为他人所利用以反俄，而俄更应改变‘变更中国与俄不合的国情政策’，政治问题可不加注意，努力发展经济的关系，”“和衷共济，共同觉悟，互相谅解，巩固两国和平睦邻的关系，”才能挽救今日的危局，使两国关系前途远大。[20]应当说，这种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求同存异、正常合作往来的主张，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现代外交观念，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走向理性成熟的一种重要标志。 一些作者还预见到，未来亚太地区冲突的加剧，美日将必有一战。田炯锦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美国在日益崛起之后，已变更其孤立政策，标榜门户开放，“而欲染指于东亚”。日本作为亚洲之强，推行亚洲门罗主义，声称亚洲为亚洲人之亚洲，“不欲别国过问东亚之事”，“乃武力霸占吾国，不欲他国问津。”“日美所标榜之主义，乃恰相反对”，二者均不愿示弱，故双方的“冲突当属时间问题，恐绝难幸免也。”后来的太平洋战争证实了作者这一预见的准确性。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能坐以待毙，任由日本在中国大陆攫取利益，充实战力，从而增加其与美对抗的实力，而应“由现在起，长期的接连下去与之拼命，使日寇得满洲而不能利用，得关内任何地而不能防守，”使日寇经济破产，疲于奔命，到美日冲突爆发，日本覆亡之际，中国才有在国际上崛起的机会，如果“节节退让，处处不抵抗”，即在日本败亡后，也仍将受列强欺负。[21]可见，他们当时都已认识到，日本会先灭亡中国，然后才会与美苏较量，中国不可能等到日苏或日美开战后再来抵抗的机会，没有这样的条件。后来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抵抗是抢了人家苏联的仗来打，本来可以继续避让，继续等待，这恐怕是过于天真了，实际上并不具有这种现实可能性，当时已有许多人认识到了这一点。 3、对政府误国政策较为严厉的批评，主张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有作者批评了当局依赖国联的做法与心理：“东三省为我国之土地，我之土地被侵占，抵抗收复之责，我自负之。我先退缩，而望国联一道评判，安然返侵地于我。果其如此，世界各国，何为而有国防军。而国联本身，又当超于国际之上，别具一种不可思议之神力。否则国联不过纵横俾阖之集合体，权力消长之测验器。而保国之责，仍为国人之所自有。”“盖领土之被侵占，惟武力足以收之”。[22] 刘宇光指出，南京政府“统一全国以后，内政外交益形退化，……各省土匪蜂起，民不聊生，所谓民生主义者，变为民死事实，苛捐杂税，十倍于前，贪官污吏，更形拥挤，此项事实，监察院案卷累累，情节重大者，呈请国府惩办，然国府仅以一纸公文往返报销，即算职责已了。……更有大员伟吏，私运烟土，各报登载甚详，遗笑中外，而中央政府竟置若罔闻，毫不追究。……目前东北义勇军，风起云涌，杀身成仁，非收回失地不止。国联调查团发出报告书，有如报丧讣闻，其内容东三省名存实亡。但当局诸公，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不言养疴，即是扫墓，所谓和衷共济，共赴国难者，竟如此耶？”[23]作者说，中国养兵三百余万，军糈六亿余元，兵额之多，为世界任何强国所不能比，却不仅未能称强世界，“反为世界弱国之尤”，乃因为“养兵专作内乱，十余年来，兵戎未息，民生凋敝，国体堕落”。负守土之责的边疆大吏，遇到外敌入侵，却标榜不抵抗主义，政府又不能依法惩处，国家自然受到外人之轻视。他呼吁“朝野上下，应当自爱，停止内战，一致抵抗暴日，出兵收回失地”，此外别无出路可走。[24] 李治平托于一“老者”之口批评国民党：“吾对国民党党纲，总理遗教，深为钦慕，惟尔党员等，初在革命北伐之际，一则曰：打倒腐化，再则曰：铲除割据，既到握权执政之时，官吏腐化如故，军阀割据如故，非特此也，精神涣散，意见分歧，彼此倾轧，互相抨击，分崩离析，不谋合作，今天这个归里扫墓，明日那位高蹈放洋，不是张三托病休养，即是李四诵经念佛。天下承平，做官纳福，则曰：以党治国；炮火弥漫，国难当头，又言：匹夫有责。尔辈既言以党治国何不主张以党救国？尔辈与其鼓唱全民外交，何不先行全党外交？”要求国民党全体党员首先带头奋起救国，才有资格谈全民动员，“故如期救国，须先救党！欲集中全民之总力量，必先实行全党之总动员！”[25] 有作者指出，国民党军队派别分歧严重，平时闹些意气之争，犹有可恕，但大敌当前，应当消除门户之见，各派系军队一致对外：“抵抗为全国之责任，非局部之防守，不待言矣。我国军队，虽同为国军，而不免派别地域错杂于其间，无可讳饰。在平时意气之争，吾人亦不能深加责备，今国难当前，而犹执派别地域之见，委责于一人，则国家之亡，非人之侵略而亡，乃我以派别地域自取倾覆。”[26] 有作者甚至认为，共产党问题的存在，是由于“政府未能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之政策，使贫穷无告之所致”。现在的人民，由于对政府的极度失望，已经从害怕共产党一变而为害怕政府了：因为“反观共区以外之地方，则军士横行，官吏贪污，苛捐杂税，层见叠出，大有倒行逆施日暮途远之概，一若天生虎狼以食民也，……必尽男女老少尽食之乃完成劫数也”，人民对于政府“直觉怒是常情笑更不可测，恐惧心理，又由共党迁移到政府了”。另一方面，则是对政府媚日行为的痛恨：“政府媚日行为，终始一贯，而欺哄民众，亦曲尽心劳日拙之能事，上海协定，塘沽协定，所谓忍辱缓祸者，已令国民齿冷，”近期的与伪满“通车通邮设关，以及其他秘密行为，无一不足自丧人格，自陷于永劫不复之境，而政府悍然为之，”“夫人民痛恨日本之心既深，则痛恨媚日本者之心亦深，当然之心理也”。[27] 但也有作者主张要信任政府，人民应“沉着刚毅信任政府而加以严密之监视与督促也。总理尝谓敌视政府为旧式政治之恶习。今政府而号称民国，是则吾人大众之替身也。若乃政府之一举一动，皆预存疑惧之念而临以浮嚣与躁妄，虽百易之而决莫能有成。甚且贻误事机，影响国计，是直妄民之所为，而为吾人所宜切戒。”[28] 当时一般舆论对张学良丢失东北颇多批评，该刊也不例外：“当事之初起也，国人一致之主张，曰战而已矣。而司军权膺守土之责者，则以不抵抗为得计。岂惟不战，亦且不守。大军十万，云集锦州，不十日而全军入关，中央会议死守锦州之电，不可问矣。”[29] 李治平说，东北将吏“以不抵抗主义，将疆土随便断送敌人”，跑到北平，却照常做官，“将平日掠夺百姓的财产，存放外国银行，或建筑楼房，”照样享乐，“听戏跳舞比在沈阳还方便”，中央政府“为什么不把那些丧权辱国的将吏，严重惩办，以儆效尤呢？”[30] 1933年3月，日军进攻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国内舆论一片哗然，3月7日，邵鸿基、刘莪青、周利生等6监委对汤提出弹劾。[31] 4、认为长期抵抗必须依靠民众 有作者指出，由于内政腐败，官吏贪污，南京当局上上下下“除欺骗民众剥削民众两大政策外，别无所谓政策；除升官发财两大主义外别无所谓主义”，骂人不觉悟而自己不觉悟，骂人不牺牲而自己不牺牲，使人民之信仰尽失。东三省、热河之人民甚至有害怕东北当局和汤玉麟的横暴统治更甚于日本者。他们不是不爱国，不是不愿抵抗，而是政府和当局太让他们失望了。实际上，与统治者的推诿、懦弱、甚至是对日“谄媚”不同，广大下层人民是愿意抵抗也勇于牺牲的。[32] “吾国民众，皆有抵抗之决心，”关外之义勇军，关内之民众，都希望团结对外。有人以为“民众不可恃，惟视正式军队之力如何以为断。不知就一时抵抗言，或未必须于民众，就长久之抵抗计，不恃民众而谁恃耶？”[33] 也有作者谈到了一些国人不爱国的现象：（一）淞沪之变起，许多曾高喊抵抗的教员学生，不是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反拼命出城逃难，一拥还乡，学校为之空虚，致寒假满后久之不能复课，直至上海协定成立，始见此辈联翩返校。（二）沪战之时，江北人及他省人，何止数万，竟愿受日人之雇佣，以每日数元之代价，为叛国助日之工作，若忘其为中国人而为日本人者。且长江一带，处处有此种人发现。南方如此，北方更甚。东四省之叛国汉奸，明目张胆，既不可以数计。而平津一带，亦尽是此辈之巢穴，昼伏夜动，亦不可以数计，且包括各界分子，及民国以来诸要人，恬不知耻，若中国之已亡者。此无他，人民无爱国心，无真爱国心之故也。[34]但也有人指出，汉奸问题的出现，不能仅仅归于少数人民之道德薄弱，甘于下流，“亦政治不良之一种结果，欲清除之，宜先使政府为廉洁贤能之政府，更立严明之法令以惩治之，……而汉奸之迹或敛。”[35] 5、抵御外侮，必须与改革内政、致力于建设国家相联系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总是与民主主义相联系。[36]内部的革新与建设，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此问题，梁启超早就有过论述：“夫安知乎虐政所从入之门，乃即外寇所从入之门也？”“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先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37]《国民外交杂志》在讨论对日抵抗办法的过程中，随着讨论的深入，对此问题，也有所触及。 有作者认为，近百年来中国的落伍，专制政治对民智的摧残，要负很大的责任，这方面的问题，现当局也难辞其咎。由于“不良之政府，力遏新机，专狃故常，始为清室之贵族，继为北洋之军阀。其愚弱我国民之方法，不惜挟万钧之力以赴之。现今政府犹不能脱此恶习。吾国民之秀出而有志者，半为政治所汰”。[38]现代国家，只有内政修明，“具备应有的生存实力”，对外才能有力量。“所谓生存实力，便是指着国内的军事的设备，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的组织，换句话说，就是国家的内政设施”，而现在我国内部矛盾重重，遍地烽烟，经济方面，捉襟见肘，“万孔千疮”，政府自顾不暇，对外“只有谄媚一途来容他走”，要摆脱这种困境，则必须改弦更张，“当以修明内政为前提”。[39]经济绝交等等，还只是救国的消极办法，积极图存的办法，“当然是全部三民主义也”，“三民主义，即为救国主义，自总理逝世后，对于主义之遵，不但毫无实现之处，即本党党员，时有叛党行动，年来内乱，均系叛党之乱，似此情形，纵无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亦自趋没亡之路，加之帝国主义之侵略，内外夹攻，沦亡更速也。”因此，要救国，就不仅仅是对外反侵略的问题，还有对内实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问题。[40] 对于改革内政的具体方案，有作者提出这样四点：1、提倡道德，安定内乱；2、厉行地方自治，增长民权；3、推行法制，社会安宁；4、努力建设，国家强盛。作者说，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对于民生问题，当然要尽全力来解决，要按照中山先生的计划，依据现有条件，来逐渐加以实施。“全国上下一致努力物质建设。唯有物质建设，才能巩固国家，才能充实国力，培养社会新生命，国富民强，以此为出发点。”[41] 6、对共产党问题的态度 在此问题上，该刊作者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的作者主张，要配合政府“剿共”，楼桐孙说：“全国人民，应随时随地以有效之方法，协助国军肃清匪共，以除内部之隐患也。”[42]有的认为，由于共产党不会放弃主义和红军，联共并不一定就能统一，而且联共对抗日未必有利，或许还有害：如日本以反共为借口更积极的侵略、失去英美及国联的同情、共产党未必就不与日本妥协，苏俄就曾与德国妥协，等等。[43] 对剿共为重还是抗日为重，蒋介石似有过犹豫和反复，1933年1月，山海关、热河告急的时候，1月2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如专对倭，则恐如明末之匪乱，以至覆亡，或如苏俄之克伦斯基、土耳其之青年党，画虎不成，贻笑中外。惟以天理与人情推之，则今日之事，应先对倭，而非赤匪也，奈何！”[44]待热河事件暂告一段落，日寇侵逼的燃眉之急稍有缓解，蒋介石的重点立即就转变了，1933年3月，蒋介石重回“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3月21日，他发出“告剿匪将领电”，要各将领勿“迎合时尚”而请缨抗日，应安心“剿匪”，“剿匪先于抗日”。电称：“剿匪抗日，同为当前保国卫民之两大工作，绝无轩轾，乃近日在赣剿匪各师，多以请缨抗日为名，纷请北调，见异思迁，分心怠志，殊非忠勇军人所当出此。要知维持长期抗日之力量，非先剿灭共匪不可，是即攘外必先安内乃为亘古不易之至理。”蒋说他此前在南昌已向各级军官反复强调“剿共工作为抗日军事之先务，抗日乃手足捍卫头目，剿共则拔除心腹之疽毒。”要各将领“先建近功，以纾抗日后顾之忧。”[45] 与蒋介石坚持上述决策的同时，有作者却明白表示了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今之谋国是者，总将攘外必先安内挂在嘴边，这种老生常谈，“其理固然，但当紧急局势，其事实相反，安内系政治问题，攘外系民族问题，二者缓急轻重，当以攘外为先鞭，安内以德，攘外以力，惟力乃能沮敌，惟德乃能和民。内犹家庭，德可以和，恩可以威……外若虎狼，力不能御，则必被噬。”“现暴日不顾一切，以横力加我，据我咽喉，入我堂奥，且旦夕致我死命之时，”不一致奋起对外，却以“攘外必先安内”的话来搪塞，虽“三尺童子当知其妄矣”。[46] 这种看法，也不是当时单一的舆论，《国闻周报》上就有人写文章说，中共是一个“有严密组织、有政治思想及社会经济背景的政党，不能目为匪”，武力围剿绝不能奏效，应当寻求政治解决的办法。但现在的政府，“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于共党，势在必剿”，这种做法，对国民党未必是福。作者甚至暗示，如果国民党倒台，将会由共产党取而代之：“汪精卫先生顾虑国民党倒后，无人负责，到那时因为实际环境的需要，自然有应运而生的集团来肩负建国的巨任。”[47] 1933年1月，丁文江在《独立评论》发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提出南京当局应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丁文江说，我们主张抵抗，不是唱高调，而是唱最低的低调，不是凭一时的情感，而是十分的理智，不是想自杀，而是图生存。我们虽然处于劣势，但只有坚决的、奋勇的、且又有组织、有计划的抵抗，才是挽救民族的唯一出路。要让日本人明白，中国不会对自己的领土主权拱手相让，日本在中国谋取非法权益，每一步都必须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日本有限的国力和资源，是否足够长期维持这种付出？是否值得和是否舍得投入这样的代价？以“使我们的敌人反省。”为实现这种有效的抵抗，他主张蒋介石应采取如下三个办法：第一，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如对阎锡山、冯玉祥等；第三，“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共产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是大家都知道了。中俄已经复了交了，形势与去年1月不同，为抗日计，与其与苏俄订不侵犯条约，不如与中国共产党休战。”[48] 胡适也说，热河失守，原因是多方面的，汤玉麟、张学良难辞其咎，“中央政府也应负绝大的责任，” 南京政府将剿共置于抗日之上，是一种明显的误国政策：“当此强敌压境之日，中央不责成军事领袖蒋中正北上坐镇指挥，乃容许他逗留在长江流域作剿匪的工作，轻重失宜，误国不浅”。[49]当然，胡适并非不知，此时国民党内是蒋介石说了算，却说是南京中央未责成蒋北上，显然是一种对蒋留有余地的说法。 三、作用与影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之后，由于国共分裂和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混战，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当局以“不抵抗主义”相标榜，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得计，对内操切急迫，对外却一误再误，出现转机的国运又急剧逆转，在寇祸日深、国土沦丧的现实威胁面前，“救亡图存”重新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的、更为广泛的民族主义觉醒的浪潮。其中一个显著的迹象，就是在“九一八”、特别是“一二八”之后，一批关注救亡的、抗日的，研究时政的、外交的刊物应运而生，如1932年4月在南京创刊的《时代公论》，6月创刊的《外交评论》，7月创刊的《日本评论》，8月创刊的《民众运动》，9月创刊的《国民外交杂志》，1933年1月创刊的《中国与苏俄》；1月在北平创刊的《东北月刊》、《进展月刊》，5月创刊的《独立评论》，7月创刊的《外交月报》，1934年1月创刊的《外交周刊》；7月在上海创刊的《申报月刊》，1933年创刊的《军国民杂志》，1934年2月创刊的《国货月报》。[50]还有1932年1月被毁停刊，10月又复刊的《东方杂志》；1934年2 月继《生活》周刊之后的《新生》周刊，1935年11月的《大众生活》，等等。[51] 这些刊物尽管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主张对日抵抗则是一致的。在这些刊物中，《国民外交杂志》算不上最为耀眼和新锐，倒是显得有几分夫子式的老气横秋，[52]与激进的青年学生不同，该刊的编者与作者是一些年龄以四、五十岁占多数的体制内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士，不少人是支持国民党的、甚至是公开反共的右翼人士，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但正因为是这样一个有点特殊的人群，他们对抗日救亡的积极呼吁、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严厉批评、对外交问题所发表的一些较为正确的意见，对统治者阶层、对当权者的影响和触动，可能更直接，更起作用，也反映出对日抵抗确已成为当时举国一致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的呼声，而他们的声音的加入，对于推动走向全民族抗战，同样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关于该协会及所办杂志的具体影响，因资料所限，笔者目前还只能作一个大致的、掠影似的的介绍： 从协会从事的抗日外交宣传活动来看，1932年10月，协会致电日内瓦中国出席国联会议代表颜惠庆、郭泰祺、顾维钧，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承认调查团报告书之建议，请完全保持东三省之主权及领土”。11月8日，又公开发表否认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宣言，并于次日在《中央日报》登载，“对报告书敬谢其好意，拒绝侵我主权之建议，望国人自觉速谋抵抗。”[53]协会还曾致电在长城沿线抗日的朱庆澜、商震、宋哲元、孙殿英等人予以慰问，商震回电表示感谢。1933年6月，协会致函美国外交部门，表示赞成罗斯福总统“对于军缩之主张”，其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遵美外交部训示复函表示感谢。10月22日，协会派周纬到日本领事馆访时任日本驻比公使、前国联副秘书长杉村阳太郎，探询其对中日关系的意见，事后，在《国民外交杂志》发表了谈话纪要，指出所谓日本的“文治派”与军阀在侵华问题上并无本质的区别，都一心要霸占中国东北，只是在侵略手段上有急进与缓进、压迫与诱惑的不同而已。[54]这类函电与访问活动反映出协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从协会与当局的关系来看，1933年9月，协会致电正在庐山开会的“蒋委员长汪院长孙院长宋部长及各委员”，指出“日本以暴力占领东四省，制造伪国，国联及世界各国，均已正式宣言否认合法。顷闻日本以种种卑劣手段，诱迫政府当局，与之妥协，美名为中日亲善，以图掩世界各国之耳目。国人誓死不能承认。务望我政府当局，勿受其愚，始终本收复失地之目的，坚持到底。”1933年10月，协会推举时任立法委员的彭养光出面，去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考试院长戴季陶接洽，介绍协会的活动，提出对于外交问题的意见。11月，又决议以书面方式“呈请政府表示外交方针，并贡献本会之外交意见”，推周四维去见外交部常务次长、具体参预对日交涉的唐有壬，要求外交部“应与本会合作，或协助本会取一致进行方式”。1934年初，协会向外交部提出，由外交部代为将杂志分寄欧美各报馆，以扩大影响和宣传，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复函表示，可将杂志送由外交部转寄。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协会所处的地位及外交部对于该刊言论的认可。稍后，协会得知驻苏大使颜惠庆回国，便致函外交部情报司李司长，提出欲请颜惠庆与协会负责人座谈，希望能告知颜回国的行程，并约期与李会晤。 协会活动及办刊的经费都是由协会负责人特别是刘盥训四处出面筹募，其中有些是来自一些军政要人的捐款，如已知傅作义曾捐款两次，每次200元（当时该刊全年的定价是1元8角），1933年长城抗战时表现尚好的孙殿英在1933年底捐助200元，1934年初宋哲元以29军名义捐助100元。据周纬在协会第三次全体大会上介绍说：“本会经费全由刘孚若先生一人筹募，在此国难的时候，金融吃紧之际，刘先生不辞劳苦，抱着救国热诚，自己贴着路费，南北奔走，向自己的朋友中热心爱国者募捐，每一项捐款，须跑好几次。”[55] 从杂志发行情况来看，在杂志创刊一年多以后，经售、代销该杂志的有南京、上海、汉口、济南、广州、福州、西安、兰州、云南（昆明）、（山西）运城等地，覆盖了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的一些省区。刊物并赠送协会会员及“与本会有关系者”，就该协会成员的身份及所联络的对象分析，这些“关系者”可能包括立法、监察委员群体，外交界人士，和部分军政界人士。[56] 从刊物的广告来看，有相当多的刊物在该刊做广告，如在3卷1期，就有《外交月报》、《外交评论》、《时代公论》、《日本评论》、《中国与苏俄》、《新亚细亚月刊》、《建国月刊》、《人文月刊》、《军事汇刊》、《国际周报》、《中国经济》、《文艺战线》、《行健月刊》等刊物，稍后，还刊登了《独立评论》、《苏俄评论》、《国货月报》的广告。而一些有影响的杂志，也同样刊登了介绍《国民外交杂志》的广告，如《独立评论》的第85号第21页、第94号第19页，第104号第22页，第108号第22页；《外交评论》的2卷9期第68页、11期第58页、4卷3期第146页；《外交月报》的1卷6期、4卷3期第186页、4卷4期第175页、4卷6期第133页。1935年1月，《外交月报》6卷1期的新年特大号刊登了近50页的1934年度《外交论文索引》，其中多处收入《国民外交杂志》的有关篇目，4月的6卷4期还刊登了《国民外交杂志》5卷4期的要目（其后该刊的《外交论文索引》栏目未再见到有《国民外交杂志》的篇目）。这或许可从一个侧面表明，刊物在当时占有的一席之地。 当然，刊物在时人眼中，可能还不是最值得重视的政论杂志，1933年8月，有人在《独立评论》撰文指出：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政党，也没有长期一贯的政论杂志，往往是内政外交有了变动，政论便“勃然蠡起”，风潮过后，又复销声匿迹。“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新兴的政论杂志，又很不少。时代公论，独立评论，鞭策，再生，及其他好多的周刊，都生气勃勃的起来批评政府，鼓励民心，是国民党执政以来的一个热烈时期。我们没有工夫一一读过，不敢乱下断语，大概除去上面几种态度严正的以外，多半不能‘言必有中’，便是空口责难的多，实事策划的少，宣传恐怖的多，洞察深情的少，鼓励同情的多，指导实行的少，终究有多少益处，是一个问题。出版都很快，生命有多久，就不得而知了。”[57] 此文作者看重的政论杂志中，就没有《国民外交杂志》。 该刊一位作者就曾抱怨，因为“人微言轻”，他们关于抗日的主张没有受到当局应有的重视：“以上建议，吾人早于一月之前，上陈中央，而以人微言轻，迄不足动党国大人之听，请问政府，内无以举团结之实，外无以正出师之名，其将何以领导军民，御侮图存，且抗日而不绝交，以示最后之决心，更不知将何以博国际之同情，而求经济制裁之实行，此诚吾人大惑不解者，抑政府诸公，另有妙策神算，匡救国难，非吾侪小民所能梦见，然时至今日，大局益急，非无为而治之时，苟非昏聩无能，必有以表示其政策，又何能无声无臭而已耶。”[58]看来，他们的若干建议和言论，基本上并没有直接为当局所接受和采纳。这种影响主要还是潜在和间接的，是与其他各种刊物的言论以及示威请愿、宣言通电等等方式汇合而成的民意和舆情。而成为当局不得不考虑和顾及的一种力量。 [1] 该刊出版的情况，1932年9月出《国民外交特刊》，1932年10月出《国民外交杂志》1卷1期，月刊，现知已出至1935年2月5卷5期（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第763页）；石源华主编之《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说是创刊于1933年，有误；伍杰主编的《中文期刊大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8页）《国民外交杂志》条只介绍了1922年创刊的一种，不知有1932年这一种。 [2] 名字后有“（立）”者为立法委员，“（监）”者为监察委员。关于这期间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任命情况，可参见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0年7－12月份卷第762页；1931年1－6月份卷第213页；1933年1－6月份卷第45－46页，156页；台北“国史馆”1990、1986、1984年版。 [3] 刘芙若：《发刊辞》，《国民外交特刊》，1932年9月出版。 [4] 《国民外交协会宣言》，《国民外交特刊》，1932年9月出版。 [5] 李治平：《东北沦亡与国民外交》，《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2期，1932年11月出版。 [6] 田云青：《国际形势与对日方针》，《国民外交特刊》，1932年9月出版。 [7] 田炯锦：《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给我们的教训》，《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3期，1932年12月出版。 [8] 楼桐孙：《九一八纪念与国民外交》，《国民外交特刊》，1932年9月出版。 [9] 李祝庭：《读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评议》，《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2期，1932年11月出版。 [10] 周纬：《抗日方法论》，《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3期，1932年12月出版。此文作者抗战爆发后堕落为汉奸，但作为当时社会舆论的一部分，及该文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并不受后来该作者所发生变化的影响，故笔者仍将之列入考察和介绍的范围，谨此说明，是否有当，欢迎各方读者赐正。 [11] 刘宇光：《世界第二次大战之趋势与中国之出路》，《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3期，1932年12月出版。 [12] 姚亚英：《异哉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1期，1932年10月出版。 [13] 姚亚英：《愿国人不迁怒》，《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3期，1932年12月出版。 [14] 见《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2期“会务纪要”、“通讯”。 [15] 芙若：《国民对于傀儡国应有之表示》，《国民外交特刊》，1932年9月出版。 [16] 《致南京汪院长罗部长电》，《国民外交特刊》，1932年9月出版。 [17] 《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见李云汉主编、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1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167，200－204页。 [19] 周星槎：《对俄复交慨言》，《国民外交特刊》，1932年9月出版。 [20] 郭家伟：《苏俄与中国》，《国民外交杂志》，第3卷第1期，1933年10月；非非：《中俄复交后的今昔观》，第3卷第5期，1934年2月出版。 [21] 田云青：《中国坐以待亡欤》，《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1期，1932年10月出版。 [22] 寓公：《九一八之回顾》，《国民外交特刊》，1932年9月出版。 [23] 刘宇光：《外交与内政》，《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1期，1932年10月出版。 [24] 刘宇光：《世界第二次大战之趋势与中国之出路》，《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3期，1932年12月出版。 [25] 李治平：《全民外交与国民党》，《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3期，1932年12月出版。 [26] 寓公：《希望国联与自力抵抗》，《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4期，1933年1月出版。 [27] 郭家伟：《苏俄与中国》，《国民外交杂志》，第3卷第1期，1933年10月；刘芙若：《国民心中所想说的话》，第3卷第3期，1933年12月出版。 [28] 楼桐孙：《九一八纪念与国民外交》，《国民外交特刊》，1932年9月出版。 [29] 寓公：《九一八之回顾》，《国民外交特刊》，1932年9月出版。 [30] 李治平：《东北沦亡与国民外交》，《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2期，1932年11月出版。 [31] 参见邹韬奋：《韬奋文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80页；另见《华北政局的转变与汪精卫的返国》，《申报月刊》第2卷第4期，1933年5月出版。 [32] 刘芙若：《罪言上篇》，《国民外交杂志》（下同），第2卷第2期，1933年5月出版。寓公：《为今之计》，第2卷第3期，1933年6月。非非：《对日外交今后应有之阶段》，第3卷第4期，1934年1月。 [33] 寓公：《希望国联与自力抵抗》，《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4期，1933年1月出版。 [34] 周纬：《爱国心为救国第一要素》（一），《国民外交杂志》，第2卷第3期，1933年6月出版。 [35] 刘芙若：《汉奸问题》，《国民外交杂志》，第2卷第2期，1933年5月出版。 [36] 此为综合耿云志、郑大华、史革新等学者的意见，参见《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对话》，《光明日报》2006年3月28日第11版，及《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上述学者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系列论文。 [37] 梁启超：《新民说》，第八节“论权利思想”，第39－40页，《饮冰室合集》专集之1－21，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6卷。 [38] 刘芙若：《中国国民之自述并以告世界各国国民之关心远东时局者》，《国民外交杂志》，第3卷第4期，1934年1月出版。 [39] 非非：《对日外交今后应有之阶段》，《国民外交杂志》，第3卷第4期，1934年1月出版。 [40] 刘宇光：《救国运动的小意见》，《国民外交杂志》，第3卷第6期，1934年3月出版。 [41] 刘宇光：《我们今后的路线》，《国民外交杂志》，第3卷第4期，1934年1月出版。 [42] 楼桐孙：《九一八纪念与国民外交》，《国民外交特刊》，1932年9月出版。 [43] 王伯武：《抗日与剿共》，《国民外交杂志》，第2卷第2期，1933年5月出版。 [44] 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记卷二十四，1933年1月20日条，台北“国史馆”藏。 [45]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197－198页。 [46] 刘宇光：《中国外交前途刍言》，《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5期，1933年2月出版。 [47] 季廉：《宪政能救中国？》，《国闻周报》第9卷第18期，1932年5月9日出版。 [48]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35号，第4－5页，1933年1月出版。 [49] 胡适：《全国震惊以后》，《独立评论》，第41号，第6页，1933年3月出版。 [50] 遗憾的是，对这一现象，大陆出版的新闻史、报刊史并未给予必要的关注，大陆最大篇幅的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相关部分对上述刊物竟一份都未提到。 [51] 1934年1月31日，监察委员王子壮即称：“主张民族复兴之杂志已丛生不少”。《王子壮日记》，第二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16页。 [52] 这批人中有若干曾在民初出任过国会议员，在社会上已被视为有点过时的“旧人”，如胡适曾这样议论过其中的王用宾：“我看考选委员长王用宾（太蕤）是旧人中一个很能干的人才。他做考铨会议的秘书长，完全用国会分组的组织来组织这个两百人的大会，条理很好，效能很高。……我觉得此君可以证明民国元年的短命的国会的经验也不是完全白费了的。会开完了，有一晚，他来看我，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他，并致倾倒之意。”《胡适日记全编》（1935年1月2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册，第428页。 [53] 《国民外交协会昨发表宣言》，南京《中央日报》1932年11月9日，第2张第3版。 [54] 参见《国民外交杂志》第2卷第6期、第3卷第1、2期“会务纪要”及第1期《杉村阳太郎与本协会某君之谈话》一文，1933年10、11月出版。 [55] 参见《国民外交杂志》第2卷第6期“会务纪要”，1933年9月出版。 [56] 从当今该刊的馆藏情况看，已知在参加《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调查的国内大图书馆中，北京有5家图书馆、南京有2家图书馆、上海有3家图书馆、武汉有2家图书馆、以及浙江、福建、云南、四川、陕西、甘肃、安徽、湖南等省的图书馆有收藏，它大致反映出杂志在国内一些重要城市的分布和流通情况，而未进入该联合目录但收藏有该刊的应当还不在少数，如广东的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师大图书馆就属于这种情况。 [57] 毕树棠：《中国的杂志界》，《独立评论》，第64号，第11－12页，1933年8月出版。 [58] 李祝庭：《异哉何应钦之谈话》，《国民外交杂志》，第2卷第3期，1933年6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