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中国西部探险之门 李学通 7000万年前的新生代第三纪发生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因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相撞挤压，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造就了峰峦叠嶂，险峻奇伟的帕米尔山结。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兴都库什，一列列庞然山系如蜿蜒巨龙，从这里飞腾而走。这里被称为亚洲万山之宗，世界屋脊。奇特的地理条件，也影响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气候及自然与人文景观。 千年以来，有张骞与玄奘西行开辟的中西交通，贸易往来，文明交流。中国西北通向中亚的内蒙、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由丝绸之路贯通东西，地处戈壁瀚海，沙漠绿洲，崇山雪岭之间，自然风光险峻旖旎，居于东亚、西亚及南亚几大文明交汇之处，文化色彩梦幻斑斓。 流转千年的变迁，在18世纪以后，因久占南亚的英国与新夺西亚的沙俄将扩张的矛头指中亚，一切正酝酿着新的变化…… 普尔热瓦尔斯基与中亚探险的兴起 据新华社消息：2007年9月1日，新疆森林公安部门悬赏2万元，征集三件216国道交通肇事逃逸案线索。据悉，继8月15日和17日晚上两匹普氏野马殒命国道后，9月1日凌晨1时，216国道上又一匹放归的普氏野马被撞身亡。216国道的惨案连续剧，引发世人对全球现存惟一野马品种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此同时，普尔热瓦尔斯基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 从19世纪初在20世纪初，极富领土扩张野心的沙皇俄国，曾派出一批又一批由现役军官组成的探险队，对中国东北、西北地区进行一系列“科学”考察。这些考察的主要目的当然是查勘道路，测绘地图，为将来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搜集情报，但是出于个人兴趣特别是掩护其真实目地的需要，也伴随开展一些科学探险活动。这些探险家们既是沙俄对华浸透和领土扩张的先驱，也因为不俗的科学成绩而成为科学史无法回避的名字，其中普尔热瓦尔斯基与中亚探险考察热的兴起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尼古拉· 普尔热瓦尔斯基（N.M. Przewalskii）出身于军人世家，祖上是因军功被授封爵位的哥萨克。身为职业情报军官的他，还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自然博物学家，爱好收集野生动植物标本。1867-1869年作为情报军官考察远东及中国东北时，他不仅在兴凯湖、乌苏里江一带绘制了地形图，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还记下了详尽的考察日记。他的工作得到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积极肯定和鼓励，被授予一枚银质科学奖章。这极大鼓励了他的探险热情。 受军方和皇家地理学会的资助，作为俄军总参谋部军官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先后于1870～1873年、1876～1877年、1879～1880年、1883～1885年四次到中国内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地探险考察。他也由少校而中校，而上校，而将军，几乎每次考察都会给他带来一次军衔的跃升。 除了秘而不宣的军事目的之外，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兴趣主要是在自然地理和动植物方面。 他对中国西北自然区域的地理描述和测绘，以及对动植物生存环境的观察与区域特征的思考，填补了欧洲人对中亚地理认识的空白。今天我们对新疆地理特征最通常的表述——三山夹两盆（阿尔泰山、天山、阿尔金山－昆仑山，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就是由普尔热瓦尔斯基最初勾画在中亚地图上的。他甚至霸道地将考察中所有“发现”的山川河流，都按自己的意愿，用俄文重新命名。 1876年，自马可波罗之后，普尔热瓦尔斯基成为第一个到达罗布泊的西方人。他惊奇地发现，清朝《皇舆全览图》上所标的罗布泊位置，与他实地考察的位置竟相差了一个纬度。尽管他是除了马可波罗之外，唯一真正见过罗布泊的西方人，但著名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还是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普氏所见并非真正的罗布泊，真正的罗布泊应该在更北边，它应该是一个咸水湖，而非不是普氏所见的淡水湖。普氏坚持他曾沿着塔里木河一直走到它的终端湖，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支流。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罗布泊地理位置及其变迁的“跨世纪的地理学大论战”。 让普尔热瓦尔斯基“千古留名”的，还有他在生物学方面的贡献。在四次探险考察中，他先后共采集了15000个植物标本和大量动物标本——哺乳类702种，鸟类5010种，爬虫类1200种，鱼类643种，极大丰富了俄罗斯科学院的动植物标本收藏，其中又以野骆驼标本和活的普氏野马、普氏原羚最引人瞩目。 中国西北自古就是野骆驼栖息地，虽然野骆驼并非由普尔热瓦尔斯基首次发现，但第一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野骆驼标本则由他搜集。那是1876年的冬天，他前往阿尔金山搜寻野骆驼，期望获得至少一具完好标本。在久寻未获之后，1877年3月，普尔热瓦尔斯基开出高于市价四倍的价钱，向猎人们公开征集野骆驼皮。重赏之下，两个罗布泊猎人捕杀了一公一母两峰野骆驼，并且还在母骆驼腹内发现一胎几天以后就要降生的幼仔。 为了获得活的野马标本，1878年普尔热瓦尔斯基率领探险队先后三次进入准噶尔盆地奇台至巴里坤的丘沙河、滴水泉一带搜捕野马，一次次无功而返。最后，他雇佣了一队当地最剽悍的骑手埋伏于红柳丛中，当野马群靠近的时候，他们突然中出击，专挑出生未久尚在蹒跚学步的马驹，采用接力方式骑马狂追，直到将马驹累垮，倒在他的脚下。就这样，普尔热瓦尔斯基成为第一个捕获活野马的探险者。俄国科学院将其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野马。 这种野马因此而闻名世界，成为后来探险者追逐的目标。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普氏野马，因为人类的捕杀和对其栖息地的破坏，分布区域急剧缩小，数量锐减，在自然界已经濒临灭绝。 还有一种以他名字命名的普氏原羚（Procapra Przewalskii）。据说全球各地的自然博物馆很难得见它们的标本。但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物馆里竟珍藏着27张普氏原羚皮张,12具普氏原羚头骨。那都是当年普尔热瓦尔斯基用马车从中国拉回去。13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青海湖畔已再也很难见到成群的普氏原羚了。 普尔热瓦尔斯基，一种生物因为他有了为人熟识的名字，他也因为这种生物而被后人常常挂在嘴边；这个物种因为被人熟知而濒临灭绝，他的名字却因此而长留人间。这究竟是谁的幸与不幸？ 与当时来华的许多西方探险家一样，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行为也表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考察过程中，他对当地居民极不尊重，稍不遂意，就诉诸武力解决。也正因如此，以到达被西方世界视为秘境的拉萨，作为最高愿望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终究也未能实现这个目标。在第四次来华之时，尽管他已经冲到了距离拉萨约275公里处，最后还是被藏兵赶了回去。壮志未酬的普尔热瓦尔斯基，1888年又踌躇满怀地开始了第五次中亚探险。就在即将抵达中国边境的途中，他感染了伤寒。半个月后，他就在后来改名“普尔热瓦尔斯克”的喀拉库勒小城病逝了。 不管今天各国人民对他如何定义，普尔热瓦尔斯基被公认为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取得成果最为丰富的探险家，是他把对中国西部的探险考察带到了近代的门口，拉开了近代意义上西域科学探险考察的序幕。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成功，也极大刺激了西方探险家们对中国西部的向往。 斯文赫定：最后一位古典探险家 几年后，一双从北欧瑞典远道而来的皮靴环绕普尔热瓦尔的坟墓一周后，悄悄地踏上通往东方的路。 出生于斯德哥尔摩的斯文·赫定（1865－1952）,是个成绩平平的学生，但对探险却情有独钟。本来对极地研究抱有浓厚兴趣味的他，却在李希霍芬和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影响下，被吸引到了中亚。 关于海市蜃楼般的“沙埋古城”传说，几百年来一直在喀什噶尔，在叶尔羌，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绿洲的居民中传播不息。 1895年4月8日，“我带着我的仆人斯拉木巴依及三个新雇的佣人一起向沙漠内部走去。”斯文·赫定的驼队离开了麦盖提，走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由此揭开了他西域探险史的序幕。 这次鲁莽的（有人称之为“臭名远扬”的）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探险，几乎葬送了整个驼队！在耗尽了所带少量饮用水之后，他们喝过人尿、骆驼尿、鸡血，甚至不得不把羊的头转向麦加方向，割断它的颈脉。斯文·赫定最终以丧失了全部骆驼、牺牲两个驼夫、损失绝大部分行李，以及丢失了两架相机和1800张底片的代价，于5月5日，挣扎着来到和田河畔。然而，干涸的河床表明和田也只是一条季节河，这个意外使他几乎崩溃。幸运的是，和田河中游一处尚未干涸的水潭拯救了他们。从此塔克拉玛干沙漠有了一个别名“死亡之海”。 这并没有让斯文赫定有任何恐惧。他一次又一次勇敢地穿越塔克拉玛干，从一条河流走向另一条河流。一次次的危险和挫折也培养训练了他的探险技艺。此后的探险途中，他用铅笔速写代替照相，也因此留下了5000多幅极具个人特色的绘画。 不久前，应邀到瑞典驻华使馆做客，大使先生不无自豪地指着客厅迎面墙壁向我炫耀：看，我这里挂着斯文赫定的速写真迹！ 被斯文赫定扼住喉咙的“命运”，将他引向一处处重要古城遗址：丹丹乌里克、喀拉墩、玛扎塔格戍堡……直到发现楼兰古城。 1899年，赫定再一次从喀什出发，这一次他试图绘制塔里木河地图，并完成老师李希霍芬曾布置给他的“作业”：找出塔里木河尽头的罗布泊的准确位置。 他顺着塔里木河一直来到喀拉库顺（Kara Kushun），并对河两侧的许多支流也作了探察。他再次横跨塔克拉玛干沙漠，从北部直抵车尔臣河，并发现它从南面注入喀拉库顺。1900年冬天，在试图寻找位于喀拉库顺北边的罗布泊时，回去寻找丢失铁铲的同伴，意外发现了一座有很多房屋的古老废墟。 第二年整装再来的斯文赫定，不仅为世人揭开了楼兰古国的神秘面纱，而且还发现了罗布泊北部的位置。他对罗布泊进行了水准测量：楼兰以东大片洼地海拔在770-810米之间，而喀拉库顺湖则有815米。他相信，楼兰王国鼎盛时期，罗布泊就在其东部的大洼地里，后来泥沙沉积，湖床渐高，湖水游移到较低的喀拉库顺湖了，喀拉库顺湖就是南移的罗布泊。一时间“游移的湖”成了罗布泊的代名词。他预言，罗布泊以1500年为周期，南北迁徙，罗布泊终有一天还会重返东北部。 1934年5月，当斯文赫定重返罗布泊时，恍如听到了流淌的岁月拍打着双翼疾驰而过。他欣慰地看到罗布泊果然一举北返，然而水深处却只有7厘米，绝大部分已经与湖底平齐了。他们测量了湖水的蒸发量。斯文赫定再次预言，如果孔雀河的水位下降，在夏日强烈的蒸发下，这个盐湖很快便会被蒸发缩小。 从现在的卫星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罗布泊地区有喀拉和顺湖、台特马湖和1972年干涸的罗布泊湖。中科院罗布泊环境钻探考察队，在喀拉和顺湖和罗布泊之间发现了一条长达40公里的古河道。此前，科学家已经发现台特马湖和喀拉和顺湖之间也存在着一条古河道，说明这三个湖泊是互相连通的。根据最新的研究，罗布泊科学环境钻探考察队的科学家认为：“如果罗布泊要是游移的话，湖水干涸的话，这个地方的沉积物就会产生间断。现在我们从钻孔里没有发现这种间断的存在，那么至少从沉积物里面来推断，这种游移湖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争论还在继续。 斯文赫定被视为西方人中亚探险的承前启后者。他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登上世界屋脊，前承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自然地理考察。他1900年发现楼兰古国遗址后，后启斯坦因的西域历史考古。 辉煌的探险成绩使赫定名满天下，成为当时世界级偶像。一次宴会上，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对赫定的介绍者说：你该不是说，这就是那个赫定吧？ 斯文赫定被视为最后一个古典探险家。一定程度上，他确实继承了地理大发现时代那些伟大探险家的气质和品格。他要深入到西方人从未到过的地域，不论是沙漠、冰川，还是高山、海洋。他要为世界地图上最后一些空白区域填绘上色彩，给大河指明源流。他的大多数探险，挑战了人类在极端地理、气候环境下的极限。虽然他也曾发掘楼兰等众多古城遗址，但并不以“找宝”——搜刮历史文物为目的。他不是个考古学家，他关注的仅仅是把这些地点落实在地图上。 与普尔热瓦尔斯基、斯坦因、华尔纳等令人生厌的强盗形象不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斯文赫定更像是个颇具人格魅力的“游侠”。他不但具有非凡的毅力、耐心和执着的探索精神，有很好的身心素质，而且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外交技巧。他是班禅喇嘛的座上客，他是土尔扈特王爷的贵宾，他也和当地的维族向导相交甚深，他与当时的中国政府及学术界建立了更为紧密和融洽的联系。在他所率领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员中，贝格曼、陈宗器等三名中外年轻学者都为自己的孩子取名“斯文”，以纪念他们的这位团长和导师。 作为科学家，斯文赫定致力于搜集从未被西方人记录过资料、数据。他把这些历经千辛万苦搜集到的标本、资料、数据，都交给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分析研究。直到2006年，由各国专家以“斯文赫定博士所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名义完成的科研成果，已经推出了56卷，并且还在瑞典继续出版。而他则把一部部优美传奇的探险游记，留给了全世界充满幻想和渴望的一代又一代读者。 1933-35年率领由中国政府资助的绥新公路查勘队进行汽车探险，成为斯文赫定中亚探险的最后篇章。目睹由驼队“进化”为以汽车为交通工具的现代综合科考，几十年来在中国西部来来往往的斯文赫定，不无感伤地意识到，当驼铃和马鸾铃被代之以喧闹的汽笛和喇叭时，昔日的浪漫风情就所剩无几了。 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以及大谷光瑞等等，随着他们在中国西部接力般的探险，一个个沙漠古城重见天日，难以计数的无价珍宝，被他们席卷而去走。与此同时，早已湮没无闻的丝绸之路重新受到世人的关注，古代西域文明重新被投射在现代历史屏幕上。 斯坦因:中国学术的伤心史 提到近代中国西北探险，无论如何也绕不开这个叫做斯坦因的人。有人把他誉为伟大的考古学家、探险家，也有人说他是丝绸之路上的盗贼和魔鬼。他一生获得的荣誉和唾骂，都和中国的西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4l岁取得英国国籍的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年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为了儿子的前程，望子成龙的父母，却让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斯坦因10岁时就被送到德国上学，21岁时取得了博士学位。25岁时他独身一人来到印度、克什米尔地区，曾任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和印度古物局局长。 “鲍尔写本”的发现和斯文赫定的探险成果引起西方学术界的轰动，办公室里的斯坦因再也按捺不住那颗狂野的心，他几乎以冲刺的速度奔向中国的西部，开始了他毁誉参半的探险人生。 1900年手执斯文·赫定的地图，斯坦因找到了丹丹乌里克。很快，漫漫黄沙下就出现了十几块浮雕碎片，斯坦因很快就挑选出了运往欧洲的150多快浮雕；再挖，又出现了许多精美的壁画。但是拙劣的手段，使得精美壁画、浮雕除了当时挖掘的人及斯坦因见到外，几乎全被斯坦因所毁。斯坦因还找到了三块画得十分优美的木板，在其中的一块上，画着一个人骑在一匹马上，另外的一个人是跨着腿骑在双峰的骆驼背上。斯坦因在描绘这幅精致图画时这样写道：“这匹马的骑手，年轻英俊的面孔具有中印两国的混合特征，长长的黑发在头顶上结成一个疏松的抓譬踏在马蹬上的脚穿着一双毡底高筒黑靴，很像现今在中国土耳其斯坦有钱的人们仍然穿着的那种……腰带上挂着一把几乎是笔直的长刀，刀的式样看起来很像早年在东方的波斯和其他回教国家所使用的那样。”在谈到马具和服饰时，他说：“在公元八世纪的土耳其斯坦和一直到今天还流行的马饰中，再也没有比这张画上画得更准碗的了。” 斯坦因在丹丹乌利克将近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共发掘了十四所建筑物。他对该地的地址也作了仔细的调查，这里到处都有古代灌溉渠道的痕迹。他相信，丹丹乌利克并不是由于突然的大灾难而放弃的。对此他作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可能是由于政治上的动乱，以致忽略了公共的灌溉系统一没有这个，生活就无法维持——另一种可能是多年来水流枯竭，使得居民们除了离此他去，别无抉择余地。 1901年1月8日，斯坦因向尼雅进发了。这个尼雅遗址就是后来国学大师王国维考证出的中国史书上的精绝国。他在这里的收获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发现了写在羊皮上的完整的佉卢文。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写在羊皮上的佉卢文，第一次发现的数量就比佉卢文的起源国及印度以外的人们保存的佉卢文材料的总和数还要多。 在热瓦克废墟，在喀达里克遗址，只能带走了一部分小型雕塑和部分中型雕塑的头部，一尊尊表情丰富，栩栩如生的大型雕塑在他拍摄之后便轰然坍塌了。 1906年斯坦因又开始他的第二次中亚探险活动。他们沿古丝路东行，从喀什到和田，沿昆仑山北麓到若羌，然后经阿不但到达赫定最初发现的楼兰古城。在楼兰遗址发掘十一天后回到若羌，发掘了米兰遗址和米兰大寺。 位于若羌与楼兰之间的米兰，是于阗国前往楼兰国以及敦煌的必经之路。由汉代的一处军事要塞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驿站，一个迷人的都市。米兰古城遗址，是一座略呈正方形的古城，周长308米。当然，这不是米兰遗址的全部。米兰古城东西两端，绵延4公里，分布着大量的佛寺、佛塔和古耕地遗址。 因担心法国、德国的探险队抢在他之前到达楼兰，斯坦因急于赶去楼兰挖掘。在楼兰，斯坦因挖出汉文木简170枚，60片纸文书和绢写残片。这些文稿，有汉文，有佉卢文，有婆罗谜文手写稿，还有十分罕见的早期栗特文写卷残片。 一个月后，他又来到米兰。大量的文书、木笔、芦苇笔和羊毛绳石索、箭矢出现了。一批巨型的，和热瓦克遗址的泥塑佛像相仿泥塑佛像头又出现了。米兰的壁画残片明显带有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佛像壁画，还发现了带有翅膀的“天使”形象，一些壁画的艺术水平极高，形象栩栩如生。斯坦因的挖掘使她遭到了毁灭的破坏，米兰遗址真的面目全非了。 几年前，斯坦因就从1879年到一个到达敦煌的西方人、匈牙利地质学家洛茨·拉约什（Loczy Lajos）那里，听说过敦煌莫高窟的精美壁画和雕塑，探访敦煌成了他很早的计划之一。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到达敦煌，在5月21日见到了1900年偶然发现了敦煌藏经洞的道士王圆箓。只用了少量的金钱和一点小计谋，王道士开始不断地将洞中的其它经卷搬出来供斯坦因浏览、挑选。 “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出来的汉文佛经。在经卷边页上竟还有玄奘的名字。”斯坦因的心要跳出来了。一笔不寻常的交易达成了。当他离开莫高窟时，仅经卷文书装满了24箱子，精美的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又装了5大箱。后经清理，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一大批其它文物。这是敦煌文物首次大规模地流失到了国外，敦煌劫难由此开始。也正是由于敦煌的发现，斯坦因于1912年获得了爵士称号。此后，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接踵而至。 窃取了敦煌遗书后，斯坦因继续他的“考察”之路。先后“考察”了坎尔井、依里库勒寺院、鄯善、大阿萨、小阿萨、高昌古城、交河古城、焉耆等遗址。他几乎是飞奔着从一处遗址向下一个遗址。 1913－1915年，他又重访和田、尼雅、楼兰遗址，并再次到敦煌，后悔当年未拿走全部藏经洞文物的斯坦因，1914年再次来到了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570件写本、绘画等敦煌文物。加上在当地收购所得，一共约5大箱六百余卷。 长达两年的探险，斯坦因挖出的文物装满了共182个箱子，是第二次探险的两倍。 1930年，斯坦因计划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然而，时代变了，以搜寻古物为目的的中亚探险与考古活动已进入弥留之际。一向对中国的批评不屑一顾的斯坦因，终于尝到了彻底失败的滋味：文物被中国全部没收，他本人几乎是被驱逐出境。 由于斯坦因的探险受的是印度英国殖民政府的资助，双方事先就成果的分配有了约定。因此，斯坦因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分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 不可否认，由斯坦因等人推动起来的中亚地区文明大发现，造就了直至今日仍然光彩四溢的国际学术新潮流；是斯坦因建立了地理调查与考古发掘并重的西域学规范；他最先赋予敦煌藏经洞里的写本卷子以近代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使湮没千年的各个民族、各种文字再次扮演了东西文明交流的角色。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以及他的《古代和田》和《亚洲腹地考古记，不仅创立了敦煌这门学科，并在之初就达到相当的学术高度。 同样不可否认，他是第一个把大量中国古代文物盗出中国的“贼”。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个事实让我们在面对斯坦因的学术成就时不免尴尬，中国人不甘心正视这一现实。如今，在中国也没有人否认斯坦因是一个探险家、历史学家和敦煌学家，他对敦煌的许多研究成果，今天仍被众多敦煌学研究者参考和学习。斯坦因劫掠敦煌文物的作案事实，已不再影响学者们对他在敦煌学领域的贡献做出客观的评价。 (原载《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