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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纪念——红军长征与少数民族 （原载《中国民族报》2006.9—10月） 黄道炫 民族政策与长征胜利 打开中国地图，可以发现，1934—1936年红军长征路线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这里正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红军长征经过苗、瑶、侗、壮、水、布依、仡佬、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回、东乡、裕固、蒙古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区。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二、六军团在少数民族地区行进时间占到整个长征路途的1/3，红四方面军则有近4/5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说到长征，人们自然会想到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 由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紧张造成的隔阂，红军长征在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形势，能不能顺利通过情况复杂的各少数民族地区，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一次严峻考验。面对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支大军从未面临和解决过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坚持正确的民族观，以民族平等这一基本方针为基础，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特点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成功地争取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为红军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制定一系列的民族政策既是争取长征成功的现实需要，也是宣传、实践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主张的绝好机缘。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积极宣传“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提出加强各民族团结、红军和各族人民是一家、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政策口号。广大红军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方面认真向各族人民宣传各民族间的相互联合团结，促进民族和解；另方面以严明的纪律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努力做到秋毫无犯，改变了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仇视和成见。同时党和红军真诚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的疾苦，保护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有力地增进了民族感情，消除了民族隔阂，使红军长征在民族问题上同样起到了播种机、宣传队的作用。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点燃了各少数民族革命的星星之火，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从而揭 开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各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的新篇章。 注意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状况，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及时制定和实施了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突破以往统一战线主要针对少数民族下层民众的限制，把联络、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作为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应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联合起来同心协力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的团结政策及在此过程中采取的灵活策略和联合方式，对尽可能消除长征阻力，争取最大多数民族群众支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像“彝汉结盟”等故事，成为在各民族间广泛流传的佳话。 长征期间，广大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在人力物力及道义 上积极援助红军。少数民族群众踊跃参军，掩护伤病员，尽力保证部队的供给，以实际行动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阿坝自治州区域内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在5000名以上；四川大凉山地区越西县两三小时内就有七八百人参军，还专门成立了“倮倮连”；一批少数民族干部由此诞生。长征的胜利，与广大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各族人民的积极援助，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 贵州：长征过境延续时间最长的省份 1934年11月，随着红军不断向西南地区挺进，逐渐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此时，红军政治部及时发布了长征期间最早的民族政策文件——《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强调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要求认真处理好民族关系，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作了充分准备。红军首先进入的是广西龙胜少数民族居住区，这里居住着苗瑶侗等族人民。红军在此采取召集群众开会和书写标语等形式，积极向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注重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尊重其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消除以往形成的误解和敌视情绪。 离开龙胜后，红军进入贵州境内。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外，世居地少数民族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满、白、蒙古、羌和土家等17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3左右。红军长征期间，有多支部队先后在此活动，留下了许多值得记录的事迹。 早在1934年9月，红六军团西征就曾经过黔东南、黔东北等地，这里的各民族群众接触到红军后，对红军严明的纪律和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产生深刻印象，主动为红军筹草备粮、侦察敌情、当向导、保护伤员。红军过黄平时，苗族群众为红军夜间行军准备火把，并主动给红军带路。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又在贵州大地上掀起了各族群众参加红军的热潮，大定、宜良、禄劝都有一批彝族青年加入红军队伍。次年红二、六军团到达黔西北彝族地区，彝族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红军，许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军。黔西北苗、彝、土家、布依、回、白、汉等各族子弟参加红军的达五六千人。据不完全统计，长征中贵州有12500多的各族青年参加红军，在长征经过各省中，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 如果算上红六军团西征，贵州应为长征各路大军过境延续时间最长的省份，红军在贵州长时间的活动帮助建立了许多少数民族地方武装。1934年12月，红军在贵州黎平县帮助建立第一支苗族、侗族武装自卫队。1935年4月，红军在大定县八堡帮助组织苗民自救会，成立苗民自卫队。1936年2月，又帮助大定八堡建立苗族独立团。据统计，红军帮助黔西北各族人民共建立了95个游击团，在猫山、松桃建立了苗民游击队。红军帮助下建立的少数民族武装几乎遍及省内各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怒潮。另外，红军在贵州活动中，还帮助各族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黔东有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黔北包括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桐梓县革命委员会，黔西北成立建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各级苏维埃政权中，选拔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松桃县甘龙区苗族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0%，严家坡革命委员会正副主席都是苗族。 由于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时间长，并进行过数次大的战役，红军在此留下伤员较多，不少战士因掉队流落民间。贵州各族群众主动帮红军接收伤病员，掩护掉队红军。镇宁弄冉寨的布依族头人陆瑞光接收12名红军伤病员，精心护理，当二、六军团北上转移时，这批伤员又回归部队。锦屏县婆洞侗族知识分子杨和钧因秘密隐藏并医护两个红军伤病员，被豪绅以“叛客”罪名，活活砍死。颇具象征意味的是红军战士马崇德，由于脚受伤留在黄平县黄飘乡屯上村，在苗族群众掩护、帮助生存下来，后来成为苗族的一员。 复杂环境下的云南穿插 1935年4月下旬，在2月初第一次入滇北返后，中央红军根据既定的进军四川计划，由贵州南下，准备借道云南，迅速在云南摆脱追兵，渡金沙江入川。 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全国56个民族，云南有52个，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口的1/3。红军长征过云南时，彝族出身的龙云实际控制着该省，云南军队与政府中上级官员多属彝族。作为地方实力派，龙云与国民党中央在红军问题上存在冲突，蒋介石想依靠龙云围堵红军，同时又欲利用红军削弱地方势力，并趁机将势力向云南伸展。龙云则希望红军尽速离开云南，以消除蒋介石势力入滇形成的潜在威胁。云南这一特殊的政治与民族状况，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展开广泛的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利条件，红军对龙云集团的打算也了如指掌。中央红军过云南时，云南籍红军将领罗炳辉受命致函龙云，晓以厉害，劝其保持中立，让红军尽速通过云南。1936年红二、六军团经过云南北上，也先后以云南旅沪同乡会、云南旅沪同学会和李达个人名义写信给龙云，劝其保存实力，不要过分与红军为难，阻击红军。这些信函以情理相劝，实力相诫，加深了龙云的动摇心理，促使其在堵截红军上行动消极，对红军顺利通过云南、摆脱追兵起到很大作用。 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根据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民族平等政策，在争取少数民族群众方面作了大量工作。1935年初，红军进入滇东北后，为消除彝族人民的恐惧心理，针对彝族群众专门印发布告，宣示：一切彝汉贫民，都是骨肉兄弟；尊重夷人风俗，不动一丝一粟；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在官渡经过回民居住区时，朱德曾亲至清真教堂向教民首领宣传红军民族平等主张。红二、六军团经过滇西北藏族聚居的中甸，贺龙亲自宣传和模范遵守民族、宗教政策，向喇嘛寺赠送“兴盛番族”锦旗，派部队到喇嘛寺前站岗，未经批准，红军不准进驻喇嘛寺。 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举措，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朱德至清真教堂次日，官渡就有几十名回民加入红军，并在红军中单独组成回民队伍。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两渡金沙江，都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热情帮助。在皎平渡口，中央红军依靠36名汉、彝、傣族船工，经7天7夜迅速安全渡过金沙江。1936年4月，二、六军团在丽江石鼓至巨甸五个主要渡口，得到28名纳西族和白族船工的帮助，历时四天三夜顺利渡过金沙江。在为红军作战、带路、救护伤病员等方面，少数民族群众也不甘人后。红军进攻会泽时，各族群众的喊话攻势有效瓦解了守军的抵抗。在丽江城，各族裁缝用17部缝纫机，两天两夜为红军赶制帽子、米袋，缝补衣服，纳西族群众70余人主动为红军充当向导。二、六军团在中甸筹粮时，藏胞纷纷背来自己的粮食、青稞卖给红军，仅在县城及附近村寨就帮助红军筹集了十余万斤粮食，近百头牦牛和大批干肉、酥油、红糖、粉丝等物资。归化寺喇嘛打开粮仓，把两千斗青稞卖给红军。红军能够顺利完成在云南的穿插，既和中共中央对云南政教上层的影响、争取密不可分，更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积极支持的结果。 1935年4月30日，在即将渡江进入川西前，红军总政治部发出训令：“严肃的军纪，广泛的群众工作，正确的民族政策，这不但使我们能够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而且能够吸引至今还没有卷入中国革命洪潮中的千百万少数民族加入革命。这种是中国革命主要的问题之一。”这既是对长征以来民族政策既有成功经验的总结，也为此后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贯彻和完善确立了方向。 四川：红军长征的输血机 四川是个人口大省，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大省，世居少数民族有14个，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第二大藏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 红军长征期间，四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省份。红一、四方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在此会师，三大主力红军途经四川近70个县，红四方面军在川康地区征战有年。四川人民为长征的进行提供了大量的新鲜血液，据不完全统计，长征中四川参加红军的各族青年达45000多人，遥居各省首列。现属阿坝自治州区域内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青年就有5000多名，茂县有1000多羌族民众参加红军，丹巴县巴底乡随红军北上的有270人。理番县藏族妇女斑登卓，长征时已50多岁，为给红军带路、当翻译，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参加了红军。四川羌族土司安登榜，深受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教育和感染，毅然放弃家业率200名羌族勇士随红军踏上征途，成为红军中惟一一位土司出身的指挥员，后在进入草地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在红军转战四川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建立了一批革命政权，包括川边藏区的甘孜博巴政府，四川的阿坝藏族苏维埃，大凉山地区的彝汉联合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茂县、理县、汶川羌族工农兵苏维埃等。同时成立少数民族武装，在四川冕宁帮助建立了彝族人民红军沽基大队和抗捐军，在甘孜博巴政府中设立军事部，组建藏民骑兵师，负责人都由藏族干部担任。红军大金省军区还成立了总兵力达2000多人的金川独立师、丹巴独立师和番民骑兵连、回族独立连。四川由此走出了一批少数民族的重要政治、军事干部，如天宝、扎西旺徐、阿尔木呷、杨东生、何雨农等。 和长征经过的其他省份一样，由于红军坚持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及严明的纪律，长征得到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在红军经过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时，红军参谋长刘伯承主动和彝族中有影响的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并向群众说明汉族彝族是一家，有效弥合了民族间的隔阂。在小叶丹为首的彝族同胞护送下，红军“借路”北上，经７天７夜安全顺利通过200里彝地，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红军在藏区的长时间活动也得到少数民族民众的理解、支持。据1936年2月的统计，在征战藏区的16个月中，藏区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各类牲畜总数约20万头。波巴政府副主席孔撒土司主动将自己的18万斤粮食支援红军，其他一些土司头人和喇嘛寺也支援红军大批粮食，仅甘孜寺及其属下的7个寺庙就支援红军粮食19万斤。茂县藏、羌各族人民为红军筹集粮食300余万斤，岩盐二三千斤，御寒羊皮褂1000余件。各族民众还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修理队、洗浆队等，为红军运送粮食、弹药，协助架桥、修路、造船，给红军当向导、翻译，救护运送和安置红军伤病员。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时，甘孜波巴政府组织了100多人做向导、翻译，其中不少人在北上途中牺牲。 由于红军转战四川经年，离川北上时留下很多伤病员，仅甘孜、道孚、炉霍就达3000人左右。少数民族民众特别是宗教界上层人士为掩护医治红军伤病员作出了重要贡献。波巴政府副主席、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组织僧俗救护、转移红军伤病员，先后接纳千余名伤病员隐藏白利寺内。炉霍波巴政府为安置和保护好1100余名红军伤病员，专门召开各区乡领导人会议，指导妥善安置红军伤病员。1950年邓小平曾高度肯定：甘孜藏区人民在红军长征期间，“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 行进在大西北 红一、四方面军川西北会师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西北地区。针对西北地区特点，中共中央专门制定《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提出：“红军今后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 跨过川西北的茫茫草地后，红军首先进入甘南藏区，在此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粮食奇缺。面对窘困的局面，红军坚持执行严格的军纪，逐渐取得沿途藏族群众的理解，卓尼土司杨积庆采取守土自保的方式，为红军北上让出通路，同时给红军留下了20余万斤粮食，解决了红军缺粮的燃眉之急，使红军得以渡过难关。 甘南回民众多，为争取回民支持，红军专门颁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规定部队进入回族村庄前须先派代表与阿訇接洽，得到同意后方能进入；并规定不得借用回民的生活用品，禁止食用猪肉等尊重回民习俗和宗教信仰的“三大禁条、四项注意”，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同时倡导学习回文，尊重少数民族文化，西征期间，要求每个战士应学会几句回语，以便进行回民工作。红军还请回族阿訇和藏族喇嘛将有关民族政策翻译成阿拉伯文、藏文，展开广泛的针对性宣传工作。在回汉杂居的哈达铺，红军宴请驻地周围人民时，为尊重回民习俗，特备清真单桌。红军民族平等的政策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回报，哈达铺民众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粮食等物资援助，被誉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各族群众还为红军输送了不少新生力量，在陇南各县红军就增员2000多人。 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模范行动，在西北地区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少数民族人民积极与红军配合，组织自卫队和游击队。在甘肃，红二方面军在徽县帮助建立了一支由回汉民族参加的游击队。红四方面军在临潭组织了由各族民众参加的“中国抗日救国军第一路军”，在岷县、漳县、陇西一带成立了“抗日救国甘肃第二路军”等地方武装。1936年5月，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迎接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展开“西征”，占据甘、宁交界的豫旺、海原一带回民聚居区，在此过程中，红一军团在宁夏成立了回民工作团，红十五军团建立回民独立师。少数民族人民在中共帮助下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1936年10月在同心清真寺成立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自治政府成立后，积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保障红军供给，总共征得粮食6万斤，筹措银元8万块，毛皮衣1000多件。红二方面军长征进入宁夏后，自治政府迅速为部队提供了充足的补给。 长征后期，中日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逐渐酝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也相应发生变化。在《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等文件中，均以蒙回民族与汉族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相号召。同时，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自治政府，开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首次实践。为尽快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红军的民族统战范围也有新的扩大。如对回民占据控制地位的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军队，做了大量政治争取工作，使其部分官兵改变了对红军的敌对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