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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的观点与理解 1900年中国北方各省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8月14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第二天，慈禧太后挟光绪帝等向太原、西安方向逃去。 1901年2月14日，清廷颁布上谕：“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友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① 这一上谕充分表现出义和团运动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辱媚外、妥协乞怜的可耻嘴脸，人们斥之为投降卖国，决非仅是出于民族的义愤；资产阶级革命派陈天华称清政府为“洋人的朝廷”，也决非仅是出于反清革命的宣传需要。 无论是专业治史者，还是一般国民，每当读及这一段文字之时，无不痛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巨耻奇辱，多以为清廷此语是表示将最大限度地满足列强的各种侵略要求，出卖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章开沅、陈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普及读本》写道：慈禧看到列强未将其列为祸首，“大喜过望，立即诏告奕劻、李鸿章，不论条约如何苛刻，均可照办，并慷慨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感激帝国主义对她的赦免，准备进一步出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②。如果说这一表述尚属较为模糊或含蓄，那么，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则极其明确写道：“这道上谕说，朝廷的态度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就是说它一定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巴结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与国’。”③ 笔者于大学本科学习期间，曾对这一上谕内容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认为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为维持其反动政治统治，的确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以换取西方列强的欢心。但无论如何也不大相信清政府会无耻到将这一思想，毫无遮掩地写入堂堂的上谕之中。如此一来，清廷在国民心目之中，还有什么权威？清政府面临的不是其政权是否可以存在的问题，而是完全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大约20年前，笔者专门为此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调阅了清廷的上谕档。当该上谕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12个字，赫然映入眼帘之际，我顿感无比失望、无奈。 二、“量中华之物力”的由来与本意 前不久重读《义和团档案史料》，发现了“量中华之物力”的由来，同时对清廷上谕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句之本意，亦有所醒悟，颇有“开卷有益”之感。愚以为，人们于此确有误解之处。现姑妄言之，不当之处，冀识者、智者教我。 1900年12月22日，列强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争论与协调后，向清廷传抄议和大纲12条，并声称不可改变。清政府认为，12条大纲是各国公使“往复密商其政府数十日而定议，非此不能转圜，非此不能结局”④，因此“十二条不能不照允”。同时清廷也意识到，它只要认可了12条大纲，即可基本保持住其政权，因此又明确指示议和大臣，“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尚需竭力磋磨”。也就是说，此时的清政府意识到其政治上的根本性危机已经度过，已具有了与列强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磋磨”的可能，因而要求议和大臣，“审度情形，妥筹磋磨，补救一分是一分耳”。此处的“妥筹磋磨”，是就整个12条大纲而言的。议和大纲第12条第2款规定：“中国允照赔偿各国各款”。当时军机处估计到列强在中国对外赔款问题上，将有可能“狮子大开口”，因而致电议和代表称：“赔款各款，势不能轻，惟亦需量中国力所能及，或宽定年限，或推情量减，应请磋磨。”⑤ 此处的“应请磋磨”，专指赔款而言，而“需量中国力所能及”，即为后来“量中华之物力”的最初表述。12月27日，清廷再次以电旨的形式，重申了上述思想。 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是无所谓中外谈判的，很多议和条款确是列强协商确定后，交由清政府认同执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或等同于清廷在外交上没做任何的努力。关于中国对外赔款的数目、方式和赔款来源等，确实主要是在列强内部进行争论协调的，但清廷方面也确曾做过某些成效甚微或无成效的外交交涉。清廷所谓“量中华之物力”者，“应请磋磨”者，既是围绕这些问题而生而来，亦是其主观上外交努力的表现。清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亦电复清廷称：将在与列强交涉会晤之时，就某些具体条款，“引申其义，相机补救，惟力是视”。当然，清廷与列强“磋磨”是有其根本底线的，即“总以不败和局为主”。⑥ 为了解决中国的对外赔款问题，列强驻华公使组织了英、德、比、荷四国组成的“赔款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有关赔款的标准、范围，确定中国对各国政府、社团及个人的赔偿原则。随后又成立了美、德、法、日四国组成的“中国财政资源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的实际财政情况与赔偿能力。 1901年1月13日，清廷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就列强要求赔款一事分析说：中国对外赔款为数过巨，必将导致中国上下交困。根据总税务司赫德的估计，在四五十年内，中国对外赔款“连借款利息计算在内，共需十数万万”。这就意味着中国每年须再多筹出3000余万两白银。中国财政原本即万分拮据，濒临崩溃，“若再加三千万，竭天下脂膏，不足还债，何以立国？”⑦ 在此，盛宣怀说得十分明白，中国如对外大量赔款，将不堪重负，无以为国。 盛宣怀认为，中外正式签订条约之前，彼此间可有说帖、照会往来，中国应该，而且必须利用这一时机，与列强进行必要的交涉。目前若不就赔款数目等“切实引申（即剖辩），恐后难磋磨”。为此，他不但致电奕劻、李鸿章，而且致电军机大臣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等，希望清廷内外早做切实准备。事实证明，此时的盛宣怀于清政府的对外交涉，具有很大的影响。 为筹集对外赔款，清政府曾力图说服列强同意中国提高海关税率。海关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各国来华商人，因而此议遭到列强的强烈反对，并要求清政府进一步对中国广大人民加捐加税。清廷官员对此表示忧虑与不满。2月6日，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曾就此问题致电军机处称：“现值开议和约详细条目，各国各会各人赔补之款，自当照约办理。惟库储一空，若数目过巨，力不从心。或谓中土民物蕃庶，不难搜括。然中国千百年来取民甚薄，若一朝苛索，恐民心思乱，积怨生事。”⑧ 其后，列强仍不断施加压力，迫令清廷向国内人民加捐加税，筹集赔款。对此，清政府训令驻各国公使向驻在国政府表示，若按列强要求加赋百姓，“必激民变，中国不能允”⑨。 盛宣怀2月6日给行在军机处的电报，有两点内容值得注意。其一，列强声称：“各国所索兵费，如数给允，始各退兵”，如此看来，“各使索款，恐又不易磋磨”。其二，英国驻华领事曾透露说：“各使多欲立功”，中外商讨赔款问题时，各国驻华公使“决不放松”，建议盛宣怀电告清廷，“惟有请发国书，恳切委婉措词，虽各国意见不同，当可宽期减少”。盛宣怀切感“赔偿款巨，脂膏耗尽，难遽自强”，因而建议清廷“酌发国书，英、德、俄、法、义（当为美国之误——引者）、日、意同发，似可有益无损”。⑩ 盛宣怀请发国书的建议，得到清廷的同意。军机处于2月7日立即电告盛宣怀：“所请颁发英、德、俄、法、美、日、意国电，所见甚是。”惟各国情形有所不同，因“贵大臣熟悉洋情，希即分别代拟”国书，然后“电知本处，再行斟酌办理”。(11) 2月9日，盛宣怀将其代拟国书内容电告军机处。12月11日，军机处致电盛宣怀：“所拟国电，奉旨照办。文内‘向未’二字，改作‘尚少’；‘实行新法’四字，改作‘力行实政’，余俱照拟办理。”(12) 盛宣怀代拟的国书中确实充满了对列强屈膝乞怜的语言文字， 治史者对其进行指斥鞭挞无疑是正确的。但清廷力图通过国书，乞请各国政府减少中国赔款的意图也是十分明显的。该国书称：“赔款一事，不得不通盘筹画。此次兵事，各处财物毁失过多，且敝国地利商务，向未开通，一时不易筹集巨款……尤望贵国始终玉成，商同各大国，允将赔款酌减数目，宽定年限，另筹妥法摊偿。”(13) 正是有着前述与列强交涉的种种努力，才有我们文章开始所引2月14 日的清廷上谕。如果我们只注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话，就会很容易得出传统理解。但是，该上谕后面一段话，似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惟各国既定和约，自不致强人所难。著于细订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 结合清政府在对外赔款问题上的上述外交努力（当然是不成功的），及2月14日上谕的后一段文字，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清廷的上谕是要求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必须“竭忠尽智”，与列强切实相商，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来“结与国之欢心”。 三、清廷官员的外交“磋磨” 如果至此仍不能完全理解上谕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究竟何意，我们再看一看此后的相关上谕和清政府官员的函电，或许可以逐渐清晰起来。 清廷上下与列强的交涉“磋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关于减少中国赔款总数，不赔抵现银的问题。 4月19日，英、法、德、 日四国公使在德国使馆向清政府代表提出了中国需对外赔款4.5亿两的要求。清廷代表当即明确“答以太多”，中国“累年入不敷出”，难以承受。列强则称：“各国只索实用之数，并无虚开。”(14) 在此期间，议和大臣李鸿章曾会晤过英、美、日等国驻华公使，“均属将赔款大减”。美国驻华公使向李鸿章表示，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力量不过能赔至三万一千万两为止”，并“拟向各国劝减”。这引起了部分清廷官员对美国的期望。同时，各国公使称，列强目前尚不准备与清廷谈论赔款的具体问题，要到4 月底“方与全权会议”。清廷上下皆认为，议和大臣可借此机会，“先与政府、户部、各督抚通盘筹划，速定大计”。(15) 4月27日，湖广总督张之洞致电军机处分析说：此次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各国皆非图利而来”，因此，只要中国方面据理交涉，“赔款中若有可减，将来各国当可量加减让”。按张之洞的设想，如各国将中国对外“赔款肯减为四万万两，分十年还，略加利息二厘”(16)，较为妥当。同日，刘坤一也致电军机处称：“此次赔款，各国索现银四百五十兆，中国借票只能售六七折，须向银行借六百兆，方得此数”，因此，“偿款索现，受亏太巨”。为此刘坤一吁请清廷饬令驻各国公使，与驻在国政府磋商，“敦劝各国，勿索现银，并将赔数减少”。(17) 在与列强的交涉中，张之洞对德国抱有极大的希望和幻想。他认为，“此次德执牛耳，德若减让，各国风从”，因而请朝廷特别注意对德的外交与利用，“恳德劝各国，先将赔款减数”。(18) 而两江总督刘坤一则将外交磋商的对象转向美国。他认为，既然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力量不过能赔至三万一千万两为止”，那么清政府即应极力商请美国公使游说各国，俾使列强皆同意减让赔款总数，“能减一分赔款，即少一分抵项”。(19) 清廷上下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与列强“磋磨”的机会，军机处于5月3日给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发去一电旨，一电信，极言“至四万五千万，三十年摊还，数巨期迫，不免棘手，务需全权向各使极力磋磨。总期减少银数，宽展年限，庶几尚可措手。”(20) 清政府给奕劻、李鸿章等的交涉任务，或者说清廷的基本目标是，继续与各国公使商谈，“将赔款大减”至美国公使所说的“三万一千万”之数，同时与列强“切商勿索现银”。(21) 这虽是清廷上下一厢情愿地与虎谋皮，绝无成功的可能，但其希望尽可能减少中国对外赔款数目的想法，则是明显而无可置疑的。 第二，关于降低年息问题。 清廷与列强“磋磨”的另一重点是降低年息与赔款计息方法等问题。 5月24日，张之洞要求清廷继续与英国驻华参赞磋商，将赔款“减息为三厘三毫或三厘半”(22)。5月26日，盛宣怀也急电军机处分析说：中国赔款4.5亿两，“如经许四厘息，每年还二千万，共需本利千兆以内”，中国损失较大。“似可先还息三厘三毫……如得允，则便宜甚巨”。(23) 但是，德国驻华公使穆默、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均称：“四厘已减让到家，万难再减”，“四厘息，一毫不能减”。(24) 然而，直至6月3日，奕劻、李鸿章仍表示将不遗余力地继续与列强“竭力磋磨，争得一分是一分”(25)。 第三，关于列强撤军问题。 本来，清廷及议和大臣准备与列强就中国对外赔款诸问题不断进行交涉“磋磨”，以期达到讨价还价的目的。5月6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告清廷，既然列强所定4.5亿赔款总数允认的最后期限是中历五月十六日（即公历7月1日），为期尚宽，则中国“断不宜汲汲遽允。早撤兵一旬，仅省一两千万”，“必须力与磋磨，详加筹计”。张之洞虽也预计到各国“断不能慨然多让，遽行就范”(26)，但其对于中外交涉的前途与结果，仍是相当乐观的，以至不屑于争取减让“一两千万”的结果。 但列强驻华公使多次威胁称：只有清廷于7月1日前颁谕，“允定赔款四万五千万，加息四厘”后，外国军队才可从北京撤军，否则，过期另加占领军费用。 5月24日， 德国驻华公使穆默以不无威胁的口吻对清廷议和代表说：只要中国允准列强要求的赔款总数及利息，德国即可率先撤军，“各国亦必随撤”。现在的时令气候，正宜各国撤兵。若中国犹豫不决，及至夏季炎暑之际，各国不便撤兵，最早也要“迟至九、十月以后，又需多添兵费”。穆默的威胁对清议和代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奕劻、李鸿章随即电告军机处：“今两宫急盼撤兵，方议回銮”，中国不允列强的赔款要求，“瓦帅暨德兵不肯先撤，各国必更观望”。这样，不但两宫回銮无日，且“迟一日则多费百万，至秋后须多赔一百余兆”。(27) 5月26日，清廷致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的电旨虽明确称：“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著即照准，以便迅速撤兵”，但同时又要求议和大臣与列强说明：“中国财力止有此数，务须将本利核定总数，宽展年限”。(28) 总之，在有关赔款问题上，清政府的诸多“磋磨”，就其客观结果而言，虽确属微不足道，甚且没有成效，但毕竟还是做了一些外交努力。义和团运动后，德、俄等国，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中国人民，在赔款问题上不但极其贪婪地欲尽量多地榨取，甚至是要掘地三尺；而其他列强则希望既能尽量多地榨取，又能保持清廷的基本统治，这样才更符合他们在华的长久利益。另一方面，认识到这一点的惊魂甫定的清政府，在其上谕中所称之“量中华之物力”，就其本意或主观意图而言，并非尽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出卖国家利益，而是在“不败和局”，确保其政治统治的前提下，以最小的代价，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去“结与国之欢心”。直隶总督袁世凯所谓“和议将成，赔款甚巨，此后愈贫愈弱，势难自立……和未定，弱可忧；和既定，贫可忧”，大概正是此时清廷君臣上下处境与心态的生动表述。 当然，就清廷总体对外态度、本质或客观结果而言，清政府的确是为了“结与国之欢心”，而出卖了大量国家利益，《辛丑条约》内容之苛毒，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远，危害之巨大，真可谓空前绝后。故本文的“新解”并不从根本上影响史学界关于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走狗与工具的传统评价。 注释： ①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45—946页。 ② 章开沅、陈辉主编：《中国近代史普及读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页。 ③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796页。 ④ 《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47页。 ⑤ 《军机处致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信》，《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33页。 ⑥ 《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55页。 ⑦ 本段及下段，见《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87页。 ⑧ 《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24页。 ⑨ 《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转使日大臣李盛铎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54页。 ⑩ 《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24页。 (11) 《军机处致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电信》，《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28页。 (12) 《军机处致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电信》，《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33页。 (13) 《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31页。 (14) 《又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82页。 (15) 《又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82—1083页。 (16) 《又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63页。 (17) 《两江总督刘坤一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63—1064页。 (18) 《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69页。 (19) 《两江总督刘坤一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88页。 (20) 《军机处致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信》，《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85页。 (21) 《军机处致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信》，《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122页。 (22) 《又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144页。 (23) 《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150页。 (24) 《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160—1161页。 (25) 《又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186页。 (26) 《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95页。 (27) 《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143页。 (28) 《军机处致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信》，《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 第114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