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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的主要诉求是省政改革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接收十分仓促。陈仪仿照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高度集中权力，推行统制经济，维持台湾金融自成系统，其种种举措与台籍精英发生冲突。台湾刚回归祖国，各种社会矛盾未能调解，社会危机四伏，通货膨胀。加上军警力量薄弱，维持社会秩序的力度不够。1947年2月27日，因专卖局警员在台北市取缔小贩，引起流血的突发事件。次日，民众请愿示威，发展成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台籍精英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处理大纲三十二条，要求长官公署接受他们改革省政的要求。 二二八事件的领导人为各地的士绅。台籍日军退伍兵、青年学生、闲散人员成为攻打军政机关的主力。3月9日，国军21师陆续在基隆登陆，将处委会的一些领导人物秘密处死。参加抗争的民众面对大兵压境，被迫退却。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在光复初期追求省政改革的运动，受到全国高涨的民主运动影响，主要诉求是早日落实台湾地方自治，直选县市长，改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废除专卖局、贸易局，分享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建设自己的家乡。斗争方式主要是和平请愿，要求当局接受，宪警民共同维持地方治安，在中南部一些地区出现武装抗争。从全国范围看，它是战后全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台湾独特的发展历史看，它是日据时期台籍精英要求地方自治的沿续。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自发的爱土爱乡运动，是官民冲突、阶级对立，而非省籍冲突、族群对立。 陈仪夸大二二八事件中武装抗争的一面，将其定性为“背叛国家”的暴乱事件。陈仪、柯远芬等人不经司法程序，滥捕滥杀，虽可立即平定二二八事件，却给台湾人民心灵造成巨大的伤害。白崇禧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宣慰，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宣示宽大为怀的方针，稳定人心，对军警宪产生约束作用，许多台胞获救。 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反思其治台政策，答应广大台胞的部分诉求，将陈仪撤职，查办镇压台胞的柯远芬，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军政分治，吸纳台籍精英，撤除专卖局、贸易局，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公有土地放租。 但是，国民党政权并没有彻查二二八事件真相，没有给死难者家属一个明确的交待，其缓和民怨的举措十分有限。在高压政治下，广大台胞归于沉默，却对国民党政权有离心离德的倾向。 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台胞追求地方民主自治的斗争，对二二八事件一直持肯定态度。二二八事件的亲历者，如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人，辗转来到祖国大陆，投身到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1950年2月28日，台盟在北京集会纪念“二二八起义”。此后，每年的二二八前后，大陆的台籍人士一般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定性，大陆有关方面从“反蒋武装起义”，到“反蒋反帝运动”，再到“爱国民主运动”。这些措词有点不同，都是站在广大台胞的立场上，对他们的抗争寄以无恨的同情与支持，也反映了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政治倾向。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大陆有关方面一般不再提“二二八起义”，而通常用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的工具化 在蒋氏父子统治下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定性为共产党领导的暴乱，严禁民间谈及，社会上关于它有各种各样的传闻。1980年代后期，随着岛内民主运动的高涨，民间逐渐突破官方的封锁，要求弄清二二八事件的真相。 在广大台胞的强烈呼吁下，国民党当局被迫重新撰写“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给二二八事件平反，对死难者家属予以补偿。这种处理方式可以为岛内大众所接受。至此，二二八事件的争议本可告一段落。 从反对国民党外省籍官僚统治的角度，通过追究二二八事件，可以将国民党外省籍官僚及其后代彻底打跨；从抗拒两岸交流的角度，通过炒作二二八事件，可以抵挡台湾与大陆统一的压力。正是二二八事件在岛内政坛与两岸关系中的强烈工具色彩，成为个别台独人士手中的一把利器。 长期以来，二二八事件是国民党政权强加给台湾人的一条原罪。广大台胞要求平反二二八事件，用意在于化解族群仇恨。李登辉为首的台独人士却利用平反二二八事件，将原罪推到外省人身上，激化省籍意识。 为二二八事件平反，为死难者立碑、补偿，建立二二八和平公园，设立二二八事件纪念馆，定二二八为假日，是台湾人民和有正义感学者的多年推动、多年奋斗的成果，符合民心。个别台独分子通过这些仪式化的活动，把二二八事件变成台湾本省人的政治图腾，对复杂的二二八事件简单化，称“日据时期，台湾的现代化水平很高，台湾光复后，低素质的中国人来统治台湾，自然产生种种不适应的症状。二二八事件中，台湾人无缘无故被杀，为了台湾人不再被屠杀，台湾不能和中国统一，台湾必须独立。”一些不明二二八事件真相的民众易被欺惑。通过每年重温二二八的悲情，台独分子要使广大台胞牢记外省人对台湾人欠下的血债，警惕与大陆的交流与合作，对祖国大陆的种种善意和举措产生排斥感。这种做法，对青少年的影响较为明显。 为了争取选票，选举来临之际，一些台独人士不断炒作二二八事件，称“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如果国民党复辟，将给台湾人带来新的二二八大屠杀。”2004年陈水扁能够以微弱多数当选，与二二八手护台湾活动有密切的关系。现在，个别学者继续追究二二八事件的责任，称蒋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进而要求国民党的现任领导人承担历史责任，向台湾人民谢罪赔偿，永远退出台湾政坛。 由于二二八事件的工具化，其在台湾政坛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人们很难客观理性看待它。 应还原二二八事件真相 当时倒在官府枪口下的死难同胞，是为了公平与正义而献身。一些政治人物滥用二二八事件，把它作为打击对手的工具，违背了公平与正义的基本原则，无助于二二八事件真相的厘清，又在制造新的仇恨与冲突。这种做法对死难同胞缺乏起码的尊重。 二二八事件不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起重要事件，也是台湾现实政治的一个关键议题，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广大台胞推动二二八事件平反，展开对二二八事件的学术研究，用意在于化解族群仇恨与冲突，融和台湾社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在岛内台独势力恶性膨胀的大环境下，这种善良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由于二二八事件的特殊价值，政治人物炒作二二八事件，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不会歇手。因此，要想化解历史争议，抚平创伤，必须还原二二八事件的历史真相。只有这样，才能够平息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种种传闻，才能够避免二二八事件被政客滥用，才能够以理性的目光看待二二八事件在台湾政坛与两岸关系中的作用。 近20年来，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出版了大量二二八事件的档案史料、口述历史。这为从学术上探讨二二八事件提供了必要条件。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代表了二二八事件研究的水平。祖国大陆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学术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就二二八事件的定性，学术界见仁见智，有“地方自治说”、“阶级冲突说”、“省籍冲突说”、“文化冲突说”、“派系冲突说”等，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就二二八事件的材料使用，一般学者最早使用国民党官方的几本小册子，近年来，则充分运用出版的档案及口述历史。官方史料有编造的成份，而口述历史错谬处也不少。对这些史料，必须审慎使用，不能照搬照抄。既不必以官方史料贬低口述历史的价值，也不必迷信口述历史，而将官方档案弃置一旁。 政党有其立场和利益，而民间学者则应相对超脱。其实，两岸的学者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共同探讨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从日本50年殖民统治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从国民政府对台湾接收的设计，从陈仪治台的举措，从台胞的抗争，从二二八事件发生的经过及其曲折历程，以及国民党政权对二二八事件的善后等角度，抱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是完全可以还二二八事件的本来面目。也只有彻底还原二二八事件的历史真相，才可以根绝政客对二二八事件的炒作和利用，让死难者的冤魂得以安息，化解岛内的省籍隔阂，融和两岸关系，实现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