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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要解放台湾，但是台湾海峡的客观存在，在什么时候解放却要等时机成熟。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逐步调整了对外政策。在苏联的影响下，朝鲜战争以停战协议的方式结束；随后在1954年印度支那的战争也以日内瓦谈判的方式结束，苏联对美有趋向缓和的迹象。对惯于用打仗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对台用兵政策何去何从并不明朗。从1954年7月起，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给远在日内瓦的谈判的周恩来指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1] 进入8月，中共中央要求华东军区加紧准备攻打大陈岛，同时准备通过大规模炮击金门来显示解放台湾的决心和力量。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前线部队猛烈炮击金门，连续发炮5000余发。国民党部队立即以炮火回击，从9月6日起并出动飞机连续轰炸厦门大嶝，9日出动舰只攻击梧屿白石炮台，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 台海危机爆发后，协调与苏联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斗争策略，以当时的中苏同盟关系而言，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首要考虑的问题。然而，在与朝鲜战争时期中苏之间密切军事联系不同。中国并没有就积极备战上寻求与苏联合作，苏联也没有就中国的军事行动而要求介入，而是理解为中国寻求统一的努力。1954年初，在中苏关系上，苏联党和政府从政治、经济上进一步加强苏中双边关系。中国向苏联提出加速大规模援建重工业项目的请求，以及在庆祝新中国建国五周年之时中苏签署经济协议和把旅顺港移交中国的协议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意向。[2]但是，直到赫鲁晓夫1954年9月29日为止，中国没有提到军事合作以及帮助收复台湾的任何请求。可见当时中国领导人并不急于在台湾问题上依靠苏联，而是期望直接尝试与美斗争，摸索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 就在台海危机逐渐升级的时候，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访华，参加新中国建国五周年庆祝活动。访问的结果是双方签订了有关苏中关系、国际形势以及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公报。[3]同时签署了七个文件。[4]苏联的这一态度无疑是对刚刚成立5年的新中国一个有力支持，赫鲁晓夫实施对华新方针，纠正斯大林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使中国得以比较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同时也间接给了台海危机中的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持。 台海危机发生后，美国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援助蒋介石，意味着全面卷入中国内战；如果放弃援助，则会在盟国中失去威信。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一个走出困境的出路：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使安理会做出维持现状的决定。他认为这样一来可以向全世界表明，沿海岛屿问题不是中共所说的那样“是纯粹的内政，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这也会迫使中共在沿海地区停火。[5]经过反复策划，英国和新西兰同意了华盛顿的方案，决定由新西兰向联合国提交停火方案。 英国虽然同意美国的提案，但是却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开罪中国。1959年1月5日，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杜维廉向周恩来通报了关于英国支持新西兰的提案，并解释英国这样做只是为了缓和远东局势。周当即驳斥了英国的立场。1955年1月28日，新西兰在美国的指使下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关于在台湾海峡停火的提案同一天，杜维廉再次对英国的举动向周恩来辩解。在谈话中，周恩来大致阐述了中国以下立场：1，台湾与其他沿海岛屿一样，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是实现自己的主权，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许联合国或者某个外国干涉。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如果联合国或某个国家要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那就是违背联合国宪章。3，不同意“台湾地位未定”，所有的国际协定，比如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书，都已经确定了台湾的地位。[6] 同一天，英国为了观察苏联的态度，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赫脱同莫洛托夫会见时声明，新西兰政府准备在安理会上提出“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问题，英国政府“对这一区的危险形势深感不安”。莫洛托夫当即声明，“苏联政府努力巩固远东和一切需要和平地区的和平，缓和那里的紧张局势，并准备支持那些真正致力于这一目标的措施。”声称如果美国在台湾地区停止它的侵略行动，那么这将有助于减少国际形势的紧张。同时莫洛托夫提醒英国大使注意，如果英国不支持美国在这些地区的侵略行动，那么，美国便不敢采取这些行动。不但回绝了英国的建议，并劝告英国不要和美国走的太近。29日，莫洛托夫随即指示洛马金向周恩来通报会谈内容和苏联在这一问题的立场和反制方案。提出：一、谴责美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动；二、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措施，立即停止侵略行动，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三、建议美国政府立即从台湾岛和其他属于中国的领土撤走美国的陆、海、空部队；四、呼吁在台湾地区双方禁止军事行动，以便让所有不属于中国的武装力量容易地从这一地区撤走。周恩来对苏联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提出了中国的应对建议： 一、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关于将美国侵略中国问题及邀请中国参加讨论此问题之事提交安理会审议。 二、如果此建议被否决，则中国政府只有在议题的表述使中国代表有可能发言谴责美国侵略中国的情况下，才同意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例如“关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或“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的提法可以作为这一议题的表述。 三、如果议事日程的议题限定得很窄，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停火问题”或“缓和沿海岛屿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则中国政府将不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而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应拿到国际组织中去讨论。美国现在尚未以其武力参加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国同美国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不能讨论关于中国和美国“停火”的问题。同时，安理会无权讨论中国与蒋介石“停火”的问题，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不准备在安理会上同蒋介石的代表进行争论，只有在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有可能遭到谴责和揭露的情况下才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7] 1955年1月30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致信安理会主席，要求迅速召开安理会会议，讨论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侵略行动问题。1月31日，安理会决通过决议，把两项提案都列入议程，先讨论新西兰提案，后审议苏联提案，并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新西兰提案。同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致电周恩来总理，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安理会。2月初，经过中共中央讨论决定，周恩来通过瑞典驻华大使致函哈马舍尔德，表示中国支持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何努力，但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的新西兰提案；中国不拒绝就台湾海峡局势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如果美国稍有诚意，就应接受与中国的直接谈判；如果美国要进行战争威胁，中国将坚决抵抗。2月2日，周恩来把回复哈马舍尔德的内容以及建议苏联在中国给哈马舍尔德回电后主动向英国和印度暗示以下各点告知苏联： 必须缓和并消除由美国造成的远东紧张局势，其中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是，目前在联合国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并纵容蒋介石集团代表中国的情况下，不可能讨论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必须走别的路。为了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其中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最好是由那些与远东局势利害攸关的国家，如苏联、印度和英国，倡议召开远东会议。这一会议可以吸收10个国家参加：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锡兰，可以于今年2月在上海或新德里召开。只有这样的会议才能有助于远东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 如果英国和印度试探我们对于苏联这一建议的态度，我们将表示同意并说服英国和印度这样做。 召开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可视情况而改变，其成员可以扩大。但是必须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加会议。 如果能够召开远东会议，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拟在谈判中遵循下述方针： （一）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行使他们的神圣主权，任何人都无权干涉这件事。 （二）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应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 （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撤出武装力量之后，解放台湾有可能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1955年2月4日，苏联政府提向安理会提议，希望对调解台湾地区和中国其他岛域周围形势感兴趣的国家在相应的会议上（在上海和新德里）讨论这一问题。英国、苏联、法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也可与中国和美国一起参加这一会议。苏联政府建议由英国、苏联和印度倡议召开这次会议。 2月6日，周恩来约见了印度驻华大使赖赖嘉文，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希望印度出面调节。同时，苏联也积极做印度的工作。2月8日，苏联外交部告诉周恩来，尼赫鲁顾及西方的压力，希望调解要由安理会3个国家提出，请求他们发起召开国际会议的倡议，实际上否决了这一议案。[8]鉴于苏联的倡议没有得到响应，2月15日，苏联代表在安理会谴责新西兰提案，要求讨论苏联提案。结果遭到美英拒绝，双方相持不下，安理会乃决定无限期搁置讨论。虽然美国此后仍极力设法再度推动停火案，但提案最后不了了之。 这一时期的危机处理上，苏联政府在外交斗争中全力支持中国，支持中国政府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立场，在联合国内外采取种种行动，积极配合中国反抗美国侵略台湾的斗争。从另一方面看，在危机处理上，中国是比较独立完成外交计划的，苏联处于配合的角色，从中也可以看出不同与斯大林时代的外交合作模式。 （二） 在台湾问题陷入僵局时候，考虑到国内需要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中国主动缓和了台海紧张局势。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到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锡兰七国代表团团长专门找周恩来谈了台湾问题。除个别接触外，4月23日周恩来同七国代表团团长进行会谈，全面介绍了台湾问题的历史背景和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根据与会国的要求和在国内确定的“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的精神，周恩来临时决定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提出；“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间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9] 此时，作为与中国共同倡议“和平五项原则”的印度对于斡旋中美之间的争端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周恩来回国后，从5月13日至20日短短的几天中仅同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就进行了六次会谈、在会谈中梅农提出了印度就缓和局势的方案。[10]会谈中周恩来坚持：谈判的关键问题是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从而使中国人民可以和平解放台湾。谈判的原则是必须严格区别两种性质的谈判。中美之间进行的是国际性谈判，为的是要美国放弃干涉。中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谈判属于内政性质。台湾问题可以用武力解决，也可以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 会谈后，周恩来将他与梅侬的会谈内容通报给苏联，并向苏联提出了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分析和方案。周恩来指出，在积极备战的情况下，与美进行谈判是可能的，并可能迫使美撤离沿海岛屿。考虑到当时美国正在策划“两个中国”的方案，其中沿海岛屿是美国策划两个中国的重要障碍，周恩来的这一表述反映了中国政府愿意和美谈判的真实愿望。在一系列方案中，周恩来没有提到苏联在谈判中的角色，而是极力表明中国愿意缓和局势的努力。[11]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生态比较乱。如果美国愿意与中国谈判，并放弃沿海岛屿，无疑会对蒋介石政权造成重大打击，此时与国民党谈判和平统一台湾不是不可能。 中国政府的这一缓和政策固然与国内需要和平建设环境有关，也与当时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也有不谋而合之处。赫鲁晓夫上台初期，地位并不巩固。苏联国内就对外政策产生有一定分歧，如一些军方领导人和莫洛托夫主张对西方强硬，而赫鲁晓夫自己的外交政策则比较灵活。1955年5月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出席了华沙条约成立大会。在回来的途径中，与赫鲁晓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进行了深入会谈。赫鲁晓夫向彭德怀介绍了苏联关于成立华沙条约国部队的战略意义和新型武器的研制，并提出愿意在这些新武器研制上帮助中国。在谈到苏联的对外政策时，赫鲁晓夫声称华沙条约是防御性的，目的是促进和平。因此，苏联提出裁军方案，并自动裁减军队，以争取和平谈判、和平竞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彭德怀表示同意赫鲁晓夫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认为中国目前也需要一个和平时期进行建设。[12]赫鲁晓夫还向在苏联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表达了自己对国际问题的估计和苏联的立场，并期望刘晓回国后通报中国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同年11月15日，刘晓向苏联外交部通报中共中央六中全会的工作情况，同时介绍一下中国的形势和中国政府的某些计划。在关于中苏间协调对外政策时候，刘晓指出，“中共中央同意赫鲁晓夫同志在刘晓回国之前同刘晓会谈时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中共中央完全同意赫鲁晓夫同志所发表的意见：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紧密协调自己的行动，以便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力量。中共中央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措施，并根据这些措施制定中国的相应步骤。中共中央赞成苏共中央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正采取措施同南斯拉夫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中国贸易代表团、工程技术人员代表团已赴南访问，还将派其他代表团去南斯拉夫。由于铁托即将来苏联，中国正考虑采取相应措施。”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刘晓称中国的立场没有改变。中国希望与美谈判，但是不放弃武力。刘晓分析了台湾内部的政治局面，台湾国民党集团现在正经受严重的危机。陈诚集团、蒋经国集团和孙立人集团之间正进行尖锐的夺权斗争。孙立人和近400名他的追随者已被逮捕。但是，刘晓也直言现在还很难说这种情况对解决台湾问题能产生什么影响。[13]这里，中国向苏联传达了明确信息，赞成苏联的缓和政策，但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自己的底线。 这时，国际舆论也影响到美国国内舆论的变化，许多有识之士呼吁美国政府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采取一个现实的作法。7月，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中国政府转交了美国关于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晤的建议。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正式举行，中美之间终于踏上漫长而艰巨的谈判道路。 （三） 第一次台海危机过后，中苏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巩固，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也空前增高。中苏之间的合作也呈现出越来越不同与斯大林时代的特色。在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不同意赫鲁晓夫的全盘否定，认为斯大林的功过是“三七开”；在关于“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上”也和苏联发生分歧，中国不愿意在国防上受制与苏联。[14] 在国际问题上，中国的发言权也空前提高。如， 1956年10月波兰局势进一步恶化后，苏联对哥穆尔卡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横加干涉，欲动用武力解决苏波分歧，并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商谈处理办法。毛泽东在接见尤金大使时表示不同意苏联的做法，建议苏联承认以哥穆尔卡为领导的波共中央，争取把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15]此后，经中国出面斡旋，该事件得到满意解决。1957年11中国积极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的筹备活动。在大会上，对维护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16] 就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时，中美之间的关系却日趋紧张。中美大使级会谈并不顺利，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实际进展。主要原因是美国不肯放弃台湾，一方面坚持中国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另一方面又几次拒绝讨论台湾问题。1957年底，以谈判代表调离，只能以代办出面与中方进行谈判，试图停止大使级会谈。同时，美国在国际场合不遗余力的推行和策划两个中国的政策。这使得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实际上并无诚意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因此对美态度逐渐强硬。从1956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在一些讲话中一再表示，对帝国主义国家“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他们地位，就好一些”，“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对西方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所以这和杜勒斯的方针相同，他们怕我们去闹事，不同我们建交”。但是，考虑到当时国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还是尽力维持谈判。而此时，苏联继续推行赫鲁晓夫“和平谈判、和平竞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这些方针与中国试图推行对美强硬政策是矛盾的。1957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会结束后回到北京，23日召开会议讨论莫斯科会议结果时指出，他不同意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提法。[17] 进入1958年，中国政府几次要求美方重开大使级会谈，美国方面拒不答复。6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强硬声明，宣称美国若不在15天之内同意谈判，视同美方决心谈判破裂，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美方负责。美方的态度直接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动用武力促进谈判。1958年3月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炮击金门和马祖的问题，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经过军委、空军和福州军区讨论”，拟定在7、8月调空军进入福建，并“准备在必要时轰炸金门、马祖”。3月8日毛泽东答复，同意进行准备，“但最后实行进入，到那时再作决定”。7月17日彭德怀向总参、总政和总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根据中东局势，空军要尽快入闽，炮兵准备封锁金门及其海上航运，总参要立即拟订部队行动计划。[18]彭德怀在召开军事会议后，决定27日炮击金马。 中国的这一行动事先并没有通报苏联，而恰巧在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紧急求见毛泽东，提出中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共同对付美国。毛泽东强调，首先要确定方针，是中苏合办，还是苏联帮助中国办。中国只是要求苏联提供帮助。第二天，毛泽东与中共在京全体政治局委员集体召见尤金等人，在谈话中，毛泽东重申了不搞联合舰队的立场，宣布撤回请苏联援助的要求，并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强烈指责苏联。[19]最后，毛建议由赫鲁晓夫亲自来华讨论有关中苏合作问题。7月27日早上毛泽东写信给彭德怀和黄克诚，指示 “打金门停止若干天”，“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20]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和赫鲁晓夫即将来访可能有很大联系，毛不想在讨论中苏分歧的时候跟苏联方面讨论台湾问题。[21]此后，1955年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来华，并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四次会谈。在所公布的档案资料里，赫鲁晓夫与毛泽东谈到许多问题，如联合舰队问题、长波电台问题、苏联顾问问题，甚至谈到最近在中东出现的伊拉克问题，就是没有涉及台湾问题。[22]可见，中国领导人不希望苏联插手台湾问题。在当时美苏争霸的格局下，苏联有可能就此问题与美交易，从而损害中国利益。 尽管中国没有把炮击金门一事通知苏联，中苏两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沟通还是存在的。炮击前，中国通过在华军事顾问谈到了对台湾问题想法。[23]苏联的情报机构和苏联大使馆也密切注意中美大使级的会谈情况。1958年7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在给苏共中央提交的《关于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中，谈到中美大使级会谈时，他分析，“根据中国同志的意见，中断会谈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良好的政治效果，因为这会使美国丧失投机的机会——仿佛中国不进行这些会谈就无法应付。与此同时，停止会谈还将使美国政府丧失利用日内瓦会来欺骗本国的社会舆论和实业界人士的机会，因为实业界的一些人士越来越勇敢和坚定地表示赞成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根据以上所阐述的内容，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6月30日的声明看作不仅是对美国人施加的新的压力，而且还是一份在谈判终止的条件下为社会舆论准备的文件。”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在中国同志看来，坚定的反美方针“能够激励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在与我们会谈时，陈毅同志多次强调指出，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会向美国做出任何让步。根据大使馆的意见，无论是从对内政策，还是从对外政策意图上看，中国对美国的这种方针目前来说都是正确的。”可见苏联已经注意到中国对美逐渐强硬的态度。[24]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福建前线对金马海岸阵地进行猛烈炮轰，炮火之密在解放军历史上还未曾有过，一个半小时打了2万发炮弹。 台海危机发生后，美苏两国都立刻作出反映。9月4日发表经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的声明。声明回顾了台海事态的发展，声称 “确保和保护金门和马祖同保护台湾日益相关”，并进而表示，“如果情势必须实现《福摩萨决议案》的目标，总统将毫不犹豫这样做”；声明同时又说，中共的真实意图尚不清楚，“真诚希望中共不会使用武力，并表示美国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中美在台湾地区的争端。”[25] 9月5日，似乎是对杜勒斯声明的回应，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去信，警告说：“那些妄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原子袭击的人们不要忘记，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不仅是美国，而且有另一边的势力，当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子攻击发生时，肇事者会受同样的报复。” 呼吁美国政府在台海地区慎重行事，不要轻易采取可能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的步骤。[26] 中国也密切注意美苏的反映，以便调整政策。9月5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参赞苏达利柯夫，解释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他着重指出：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27]此后，苏方提出召开中、美、苏、印度等国最高级会议，研究缓和台湾海峡国际紧张局势问题的建议，与第一不同台海危机不同，中国却予以拒绝。毛泽东复函赫鲁晓夫，对其来信中所作的承担条约义务的允诺加以婉辞，申明了中国要独自处理由台湾海峡危机所引起的国际问题的意向[28] 而对于美国的反映，9月6日周恩来发表声明作了回应，表明中国政府愿意恢复大使级谈判。得到消息后，美国立刻答复同意谈判。在与美谈判问题上，毛泽东设想让美国压蒋撤出金马，中国承诺争取和平解放台澎，并在一定时期内避免对台使用武力。[29]但是很快，毛泽东意识到美国愿意撤出金马可能是个陷阱，从而使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合法化。10月25日，中国政府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再告台湾同胞书》，公开宣告在美国不护航的情况下，逢双日打，逢单日可能打。第二台海危机结束。 （四） 危机虽然结束了，但是影响深远。就中苏关系而言，中国在没有通知苏联的情况下对台用兵，显然使苏联感到不满。危机发生时，苏联几次愿意帮助也被中国拒绝。甚至赫鲁晓夫那个非常严厉的声明，在中国看来也无足轻重。可见中国领导人希望独立解决台湾问题，而不愿意苏联插手台湾问题迫切心情。1959年10月，赫鲁晓夫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为名再次访华。此前的9月27日，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会谈。在与中共领导人会谈时，赫鲁晓夫通报了这次美苏会谈的内容。谈到台湾问题，毛泽东说回顾了台海危机的全过程并提出中国的立场：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可以是不同的：和平的方法和战争的方法。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时就声明过，中国同意与美国进行谈判。实际上，后来中美之间就开始谈判了。先在日内瓦，后来到华沙。先是代表们一个星期谈一次，后来是两个星期一次，现在是一个月一次。双方都不想中断谈判。有一个时期，美国人试图中断会谈。我们宣布，不谈不好，并制订了恢复谈判的条件。美国人宣布，他们也赞同恢复谈判，但不能接受“最后通牒”式的计划。我们不同意。然后，在炮击中国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之后，谈判就恢复了。我们中国人在谈判中历来提出的主张是，美国人从台湾撤军，我们之间就没事了。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蒋介石不想让美国人撤军。美国人反过来害怕蒋介石同大陆建立联系。在这一地区有军事行动，但并不是战争。按照我们的想法，把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留在蒋介石的手里，10年，20年，甚至30年，我们都能容忍。 赫鲁晓夫不满意这个解释，既然你们不愿意解放台湾，那么你们为什么炮击金门呢？毛泽东解释说，“我们并不打算在台湾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是考虑到美国已经陷在黎巴嫩，想给他制造更多的麻烦。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行动是成功的。”赫鲁晓夫回应道，“我们赞成缓和紧张局势。我们只是想让人民了解，我们赞成和平。为了逗弄猫儿而向沿海岛屿打炮，那是不值得的。”赫鲁晓夫甚至把台湾问题与列宁时代的远东共和国问题相提并论，列宁当时承认了远东共和国，暗示中国可以暂时接受“两个中国”的模式作为过渡。总之，赫鲁晓夫完全否定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的意义。并提出苏联在台湾问题的立场，即苏联不会为了台湾问题与美国打仗。[30] 这里，苏联希望垄断冷战时期对美政策表露无疑。而苏联的这种政策与中国对美政策存在矛盾，因为它实际损害了中国利益。这次会谈后双方的加深了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直至最后分裂。 [1] 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2]《1917～1957年苏中关系文件汇编》，莫斯科，1959年，第299～301页。 [3] 《1917～1957年苏中关系文件汇编》，、301～302页。 [4] （1）苏军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1955年5月31日之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2）将1950年、1951年创办的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交给中国。这四个公司是在新疆境内开采有色及稀有和贵重金属的公司，在新疆境内开采和提炼石油的公司，在大连建造和修理轮船的公司和民航公司。在这些公司中的苏方股份用我国出口货物在数年内还清。（3）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4）中苏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协定。（5）中苏蒙修建集宁到乌兰巴托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协定。（6）苏联为中国提供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7）帮助中国新建15个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的141项企业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参见《1917～1957年苏中关系文件汇编》，第303～304、305、305～306页。 [5]陶文钊、牛军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14－415页。 [6] 《周恩来与杜维廉的谈话备忘录》，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1-14。 [7]《洛马金与周恩来的谈话备忘录》（1955年1月29日），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185-187 [8]《洛马金致莫洛托夫的电报》（1955年2月8日），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222-223。 [9] 转见王静：《建国初期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所作的探索》，《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四期。 [10]梅农的方案如下：第一阶段，缓和紧张局势，中国采取的措施：（一）释放美国空军人员，包括4人（费希尔等人）和11人（阿诺德等人），还有多尼和费克图。（二）宣传方面的减少对美国的抨击。（三）发表关于中美可以友好合作的声明。美国采取的措施：（一）允许中国留学生回国。（二）不侵犯中国大陆的领水和领空。（三）关于禁运问题的一些措施。第二阶段：维持缓和的局势。整个这个阶段应持续5-10年。它分两个时期：一、第一个时期为“停火时期”，这一时期需要3-6个月。（一）中国不进攻金门和马祖岛，不将自己的前线向前推进，即不加强金门和马祖岛附近岛屿上自己的武装力量。同时美国和蒋介石也不加强自己在金门和马祖岛上的武装力量，以保证实际的停火。（二）通过像英国、加拿大和印度等这样的有关国家对美国施加影响，让蒋介石的军队从金门和马祖岛撤出。（三）可能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二、第二个时期——谈判时期（一）中美两国谈判。谈判时间：第二阶段谈判开始后6-12个月。谈判地点：最可能的地点是伦敦。苏联和印度等特别有关的国家在谈判期间可以派出自己的顾问。谈判的议题仅限于台湾问题。（二）中国与蒋介石谈判。谈判可与中美两国的谈判平行进行，但不在一个地方。可有两种谈判方式：正式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实际上将受美国控制；或者非正式的秘密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等国可以对美国施加影响，让他们不要干扰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中国同意对台湾当局实行人道主义，不迫害他们，同意台湾在5-10年内自治，同意通过选举在台湾成立民主自治政府，并任命蒋介石为省长。第三阶段：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台湾5-10年自治期满后，中国对台湾实行控制。见《洛马金与周恩来的谈话备忘录》（1955年5月21日），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1，л.125-134。 [11] 《洛马金与周恩来的谈话备忘录》（1955年5月21日），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1，л.125-134。 [12] 转见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牛军、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13]费德林与刘晓关于中共第六次全体会议的谈话备忘录（1955年11月15日），ЦХСД，ф.5，оп.28，д.308，р.5142，л.131-139。 [14] 转见徐天新《1958－1959年间的中苏关系》，牛军、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15] 转见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54—1960年)，《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 [16] 1957年11月14－19日在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四十周年之际于莫斯科举行的由两部分组成的大会。3个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接到了参加11月14－16日和第一阶段会议的邀请，但南斯拉夫一开始就拒绝参加任何以后的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总共64个共产党参加了这部分会议，会议最终发布了一个所谓“和平宣言”。 [17]转见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载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18]参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毛《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22－324页。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6-327页。 [21]沈志华的解释是毛泽东不想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发生炮击事件，以免不得与他面对面商议此事，参见沈志华：《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兼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另外，1958年7月14日，美国方面在大使级会谈问题上作了让步，同意恢复会谈，这也是促使毛泽东决定拖延炮击金门的重要原因。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 [22]参见《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1958年7月31日）АПРФ，ф.52，оп.1，д.498，л.11，44-47.；《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1958年8月3日）》АПРФ，ф.52，оп.1，д.498，л.11，151-156. [23] 这件事情在1959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晤时，毛泽东提到这一点。但是当时赫鲁晓夫认为，中国通报的只是战术意图，而不是具体炮击事件。参见《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1959年10月2日）АПРФ，ф.52，оп.1，д.498，л.11。 [24]《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58年7月26日），ЦХСД.ф.5，оп.49，д.135，л.1-75. [25]艾森豪威尔著、静海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下）》《缔造和平》，第1册，第340。 [26] 《1917～1957年苏中关系文件汇编》，第417页。 [27]《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65页 [28]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1页。 [29] 转见转见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54—1960年) [30]参见《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1959年10月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