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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拒国民党在库仑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蒋介石大失所望 俄国人长期将蒙古视为其势力范围。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沙俄乘机派兵进入蒙古，导演“独立”。1921年，红军为追剿沙俄白卫军，进占库仑，此后即长期不肯撤兵。蒋介石要求在库仑建立军事基地，自然不能为俄国人所接受。10月18日 契切林约蒋介石 往见，但临时有病，未见。10月21日下午，蒋介石拜会契切林，集中谈“蒙古自治问题及根本计划”。契切林没有正面回答可否，只笼统地强调“蒙古人怕中国人”，要蒋介石与苏共领导人商谈。26日，蒋介石致函契切林，反驳说： 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 党，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这种动作，在国民党正想把 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亲密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 人免除怕的状况。须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个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 族精神上做到相互间亲爱的协作。所以西北问题正是包括国民党要做工作的真意，使他 们实际解除历史上所遗传笼统的怕。[1] 访苏前，蒋介石没有料到事情会如此不顺利。发出致契切林函后，蒋介石一整天都心神不佳，闷闷不乐，日记云：“可谓缺少经验，自讨其苦也。”[2]25日，蒋介石致斯克良斯基一函。28日，再各致契切林和斯克良斯基一函。这时候，蒋介石已经对他所受到的接待和苏方的拖延不复表示不耐。11月1日，契切林写信向季诺维也夫报告，说明蒋介石“已经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看在眼里。”[3] 苏联方面对国民党的要求迟迟不复，固然由于蒙古问题，同时也由于苏联正热衷于在德国、保加利亚、波兰等地发动革命，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11月2日，托洛茨基致函契切林与斯大林，要求“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国民党代表团“灌输”：“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计划，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4]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再次与蒋介石等人会谈。 当日上午，蒋介石检出《意见书》，仔细审查，精心作好谈话准备。下午见面时，斯克良斯基开门见山，表示不赞成国民党代表团的计划： “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做好政治工作，因为不然的话，在现有条件下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要失败。”他以“十月革命”为例，说明那是“俄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的结果。他要求国民党在中国也做同样的工作，首先全力搞宣传，办报纸、杂志，搞选举运动，等等。 “孙逸仙同越飞会谈以后，国民党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但党认为同时也有必要开展军事活动。”蒋介石还想尽力一搏，针锋相对地与斯克良斯基辩论。他接着说明：“在俄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而在中国，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都反对中国的革命者，所以，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5] 斯克良斯基寸步不让，要国民党“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在对工农的工作上”。他说：“有必要在近几年只做政治工作，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条件很有利时才可能出现。”他尖锐地批评蒋介石提出的军事计划：“发起你们方案中所说的军事行动，就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风险。”为了不让蒋介石完全失望，斯克良斯基提出，可以允许“中国同志”到苏联军事学校学习。参谋部学院可以接受3－7人，军事学校可以接受30－50人。至此，会谈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蒋介石等无话可说了，表示将于11月22日回国，希望再一次会见斯、加二人，并且请他们转交一封信给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6] 在归途中，张太雷向陪同的俄国人表示：“在学习了苏联的经验之后，本代表团应该同意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见。”据这名俄国人事后的汇报，会谈前，蒋介石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一再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而在与斯克良斯基会谈之后却表示：不要张罗疗养院和医生，自己感觉好多了。这名俄国人由此作出结论说：“中国人对同斯克良斯基同志的会见是满意的。”[7] 事实是，俄国人拒绝了蒋介石的库仑军事计划，蒋介石的内心极为愤懑、失望。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 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 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8] 11月12日，蒋介石给汪精卫发了电报，又给契切林写了封信。整天“心绪沉闷”。他想起了当时国内的状况，更加抑郁，日记云：世人虚伪，本党同志，优秀者或死节，或远离，现在所见者，只有“趋炎附势，争权夺利，吹牛拍马，以公济私，卑陋恶劣，互相利用挑拨之徒”，其他人则“贪似狼，猛似狗，蠢似豕”。想到这里，蒋介石在句末重重地写下了“可叹”二字。 蒋介石又给斯克良斯基和契切林各写了一封信。 批评苏俄政府“无信”，察觉斯大林等人“排斥异己” 蒋介石在俄国时间久了，对俄国社会了解渐多。11月24日日记云：“俄国中级人才太少，政府往往为其下所蒙蔽，而其轻信、迟缓、自满，为其切要弊端，遇大事不能深重观察，专尚客气。人而无信，尚不能立，况其国乎！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亦其国之一大弊也。吾为之危。”这一段日记前半段批评苏俄政府“无信”，后半段，批评“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 1919年7月，苏俄政府曾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宣称：“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的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9]1920年9月，加拉罕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阶级从中国残暴地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10]当时，蒙古问题是中苏之间的重大纠纷。1923年1月，越飞与孙中山会谈时，曾向孙表示，俄国现政府从来不想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也绝无使其脱离中国的目的。[11]1923年9月16日，加拉罕到北京谈判，专门向报界声明：蒙古应为中国之一部，俄国决无若何侵并计划。[12] 现在，苏方坚决拒绝蒋介石在库仑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自然要被蒋视为“无信”。 俄国共产党从1921年起进行“清党”，至1922年3月召开联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前，已经开除了17万党员，占全体党员的25％左右。第11次党代表大会上，由于列宁已经病重，出生于格鲁吉亚的斯大林当选为总书记，并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陆续形成“三驾马车”以至“七人小组”，垄断苏联党和国家大权，将托洛茨基排除在外。1923年4月，联共（布）召开第12次代表大会，“清党”仍在进行。同时，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也渐次进入火热状态，开始批判托洛茨基本人和他的拥护者拉狄克和克拉辛等。这些，不能不给蒋介石留下印象。11月24日日记所称“排斥异己”，显指斯大林等人。蒋介石认为这是苏联的“大弊”，并且声称“吾为之危”。 蒋介石晚年回忆说：“在苏俄党政各方负责诸人之中，其对我国父表示敬重及对中国国民革命表示诚意合作的，除加密热夫、齐釆林是俄罗斯人之外，大抵是犹太人为多，他们都是在帝俄时代亡命欧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才回俄国的。这一点引起了我特别注意。我以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拉迪克与越飞等，比较关切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可是越飞自中国回俄之后，已经失意了。我并且注意到当时列宁卧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党内，以托洛斯基为首要的国际派与史达林所领导的国内组织派，暗斗如此激烈，我就非常忧虑 他们这样斗争，必于列宁逝世之后，对于中俄合作的关系，更将发生严重的影响。”[13]蒋介石的这一段回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11月24日的日记。 认真攻读马克思著作，但崇拜孙中山，婉拒加入中共 在苏联期间，蒋介石有较多空闲。除了学俄语，读吴承恩的《西游记》，学习拉手风琴，弹琵琶外，不少时间都用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上。其日记载： 9月21日下午，看《马克思学说》。 9月22日下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9月24日，看《马克斯学说概要》。日记云：“颇觉有趣。上半部看不懂，厌弃欲绝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倦不掩卷，拟重看一遍也。” 9月25日下午，看《经济学》。 10月3日晚，看《共产党宣言》。 10月4日 上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下午看《概要》。 10月7日 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0月9日 下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0月10日，下午，看《马克斯思学说》之《经济主义》。日记云：“复习第三遍完，尚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 10月16日，看《共产党宣言》 10月17日，看《共产党宣言》。 10月18日，上午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 10月20日，下午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11月1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从上述日记可见，蒋介石这一时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很积极，很认真，一遍、两遍、三遍地读，有时还读得很有兴趣，乐不释手。但是，蒋介石仍然高度崇拜孙中山。 当蒋介石访问苏联之际，苏联政府也正派其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来华和北京政府谈判。9月8日，加拉罕致电孙中山，称孙为“新俄国的老朋友”，表示希望得到孙的帮助[14]。9月16日孙中山复电加拉罕，其中谈到：“中俄两国之真实利益使双方采取一种共同政策，俾吾人得与列强平等相处，及脱离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压迫。”[15]10月9日，蒋介石从苏联报纸上读到孙中山这一电报，高兴地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俄报登载中师复喀拉汉宣言，甚为得体，且有反对帝国资本主义之决心，不胜欣喜。” 10月10日是当时中国的国庆节。从下午起，蒋介石就在预备演讲，题目是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当天晚上，在莫斯科的全体中国学生到蒋介石寓所，共同庆祝“双十节”。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苏联共产党都派代表前来祝贺。蒋介石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自觉“颇有条理”。接着是演剧、献技，奏《国际歌》，一直到夜12时方散。 大概蒋介石在演说中比较突出地宣扬了孙中山的功绩，第二天，蒋介石就听到批评：“有崇拜个人之弊”。当时在俄国的中国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上，在孙中山的个人作用上有某些新看法，本是很自然的事，但蒋介石却不能理解，他联想到中国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内的情况，更增添一层忧虑。日记称：“甚笑中国人自大之心及其愿为外人支配而不愿尊重国内英雄，此青年之所以能言难行而无一结果也。党人好尚意气，重妒嫉，而俄党下级人员较吾中国更甚，此实为俄党虑也。”[16] 10月13日，蒋介石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在那里读到孙中山致列宁、托洛茨基和契切林的三封信，其中称蒋介石为“我的参谋长和密使”，声称“蒋将军要和贵国政府及军事专家一起提出一项由我的军队在北京西北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建议。兹授权蒋将军代表我全权行事。”[17]蒋介石感受到孙中山的“至诚”，心头一热，不觉泪下。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奋斗多年，尚未成功，蒋介石颇为孙中山不平，日记称：“天何不欲至诚之人成功而使其久屈也！”[18]同日，蒋介石还收到汪精卫、廖仲恺的来信，也都对蒋充满期待，使处在异国他乡的蒋介石感到温暖。10月18日，蒋介石再次接到孙中山手拟长电，又一次受到感动，日记云：“中师诚挚之辞，每使人读之泪下，其非比长于文字者故为此笼络之语，此其更可贵也。” 其间，曾有人动员蒋介石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答以“须请命孙先生。”蒋的答复使动员者失望，批评蒋是“个人忠臣”，这一批评又很快为蒋介石得知，大为不满。[19]到当年12月13日，蒋介石离开苏联回国，见到“留俄同志”致孙中山函稿，其中论及孙中山周围“忠臣多而同志少”，更使蒋介石“阅之甚骇”。其实，这本是一句要求加强国民党内民主建设的善意劝告，但蒋介石不能理解。日记云：“少年轻躁自满，诋笑道义，殊为可叹！排人利己之徒，诱引青年，自植势力，而不顾党谊，其实决不能自成其势。梦梦之人，惟有一叹而已。”[20]这里所批评的“少年”和“排人利己之徒”，显指当时的部分年轻的共产党员，这是蒋介石对中共发生嫌隙的开始。第二年3月，蒋介石更致函廖仲恺诉苦说：“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非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洋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宁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戴）洋奴光荣之衔。”[21] 与共产国际领袖季诺维也夫争论，主张中国革命“两步走” 蒋介石等到莫斯科后，曾于10月中旬通过吴廷康向共产国际提交过一份《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该报告认为：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军阀手中，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剥削日益增强。国民党的任务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中国的国民革命具有国际性质。《报告》对三民主义提出了新解释：民族主义意味着“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帝国主义，扶助弱小民族。民权主义指每个人都拥有言论、结社、集会、出版等自由，政府必须来自人民，取得人民帮助并为了人民。民生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大工业、所有土地都属于国家，由国家管理，以便避免私人资本主义的危害。但是，由于现时的经济条件，中国不可能立即实行共产主义。民生主义是当前中国“最能接受的经济制度”。《报告》还提出：国民党必须进行改组，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宣传工作寻找政治口号。同时，必须在反帝运动中同苏维埃俄国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为中国革命带来好处，也会为世界革命带来好处。[22] 吴廷康收到国民党代表团的《书面报告》后，约蒋介石在适当时刻拜会共产国际主席团，但其时间却一再延宕，不能确定，蒋介石觉得很失面子，不大高兴。11月25日，吴廷康再次相约，而又不定具体时间，蒋介石“愤激不堪，婉言拒其约会”，但吴廷康一再要求，蒋介石勉强答应。当晚7时，蒋介石到共产国际主席团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先会见主席季诺维也夫等人，据蒋介石日记称：“各国共产党主席皆履会，情形颇佳”。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 国民党代表团是奉国民党领袖孙逸仙之命派出的，目的是在这里，在莫斯科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同共产国际的同志们进行坦率的讨论。 演说中，蒋介石重点对孙逸仙的民生主义，特别是“两步走”的设想作了阐释。他说： 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对中国革命来说。目前最好政策是， 作为第一步，使用“（争取）独立的中国”、“人民政府”、“民族主义”之类政治口号。作为第二步，我们将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做一些事情。 蒋介石说明，由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民不识字，属于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国“目前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使用“共产主义口号”，否则，“就会造成小土地所有者对这些口号的错误理解”，“会使他们加入反对派阵营”，“跟随中国军阀反对我们”，“会使中国革命不能取得成功”。“所以目前我们的纲领是旨在联合中国人民的所有人士，以便借助于统一战线来取得革命的巨大成功”。接着，蒋介石说明，孙逸仙博士30年前开始革命时，就使用三民主义为口号，人民已经习惯，军阀也不会特别注意，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不会反对。 演说中，蒋介石还阐明了国民党对世界革命的设想：“主要基地在俄国”，赞成“俄国同志帮助德国革命取得成功”。他说： 国民党建议，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和中国（在中国革命 取得成功之后）组成三大国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的农产品，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将能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 蒋介石展望，三、五年之后，中国的国民革命就能成功，一旦取得成功，“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即在共产主义口号下展开工作。我们认为，那时，中国人民将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23] 蒋介石对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报告很满意，日记中自称，访苏以来所作报告、讲话，“亦以今日为最从容而有条理也”。[24]演讲后，蒋介石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科拉罗夫等人的提问并作了答复。季诺维也夫在总结中声称，共产国际的中国问题委员会将继续开会，同国民党代表团讨论，作出决议。 季诺维也夫关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之间已经开始的合作，希望国民党做工作，将两党部分成员之间的可能发生的困难和误解减少到最低程度，要求在中国工人罢工的时候，始终站在工人一边，积极支持工人斗争，并且特别强调，这种支持应该是“认真的和积极的”。季诺维也夫表示，他不能肯定，得到的消息是否确实，有人对他说，汉口“二七罢工”时期，国民党的支持不够“强而有力”，其“冷淡态度使人感到很失望”。他希望，国民党注意这一点，在工人的所有冲突和发动中，国民党的支持真正是坚决有力的，以便不给埋怨和抹煞带来口实。 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季诺维也夫明确表示，“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要使这些口号“更具体，更明确”。关于“民族主义”，季诺维也夫说：它应该“不为新的资本家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提供可能”，“它不应用中国资本家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不应导致建立中国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的霸权地位”，“不应该导致对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压迫”。关于“民权主义”，季诺维也夫表示，“民权主义在欧洲已是一个反动的口号，民权主义不赞成革命。”在中国，它能否成为“进步口号”，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居民中的劳动群众有可能捍卫自己的权利，并把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 关于“民生主义”，季诺维也夫称，未必有必要详细讨论，如果把它理解为“致力于把劳动群众，如耕种土地的庄稼人”从赋税重负等压迫下解放出来，那就不必反对。但是他明确表示，“这完全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是“有可能导致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发展”。[25] 蒋介石表示，原则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讲话，但他强调：“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和我们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 季诺维也夫对蒋介石的回答作了有条件的肯定：“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 会议最后，蒋介石要求共产国际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到中国，仔细研究中国局势，领导国民党，就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建议。季诺维也夫接受蒋介石的建议，答应向中国派出一位负责的代表，并请代表团转达对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孙逸仙同志的“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26] 11月28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发布《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由布哈林、科拉罗夫、库西宁、阿姆特尔以及吴廷康组成的委员会起草，共8条。它批评国民党“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把希望寄托于国内反动派，建议对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使之成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 关于民族主义，《决议》认为，它的含义是：“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决议提出，民族主义对外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对内，和“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公开提出“民族自决”原则，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关于民权主义，《决议》认为，应使其有利于劳动群众，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享有权利和自由，决不能为在中国的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 关于民生主义，《决议》认为，应该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同时，对中国的民族工业实行“国有化原则”。《决议》认为，不能提出“土地国有化”，只能提出，“消灭大土地所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将“土地直接分配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 《决议》要求国民党重视中国工人阶级，放手发动其力量，“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上”，善于运用在华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同工农国家的苏联建立统一战线，同日本的工农解放运动和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联系。[27] 共产国际的这份决议有正确的部分，也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部分。蒋介石读后，在日记中写道 普〔浮〕泛不实，其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骄傲虚浮。其领袖徐诺微夫（按，即季诺维也夫――笔者）似有颓唐不振之气，吾知不久必有第四国际出现，以对待该党不正之举也。[28] 下午，蒋介石赴共产国际会见其秘书，“应酬数语，即辞行”。 会见托洛茨基，蒋介石和沈定一差点打起来 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战友，十月革命的重要领导者。此时虽然受到斯大林的批判、排斥，但仍然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到苏后，一直希望见到他。 10月16日，蒋介石致函托洛茨基。 11月9日，蒋介石草拟致托洛茨基函稿。 11月18日晚，改正致托洛茨基函。 11月19日，发致托洛茨基函，大意云：“此次负国民党使命，代表孙先生来此，要求贵政府于本党所主张西北计划，力予赞助。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一点，务望注意避免。并即辞行。”[29]但是，直到11月27日，托洛茨基才接见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全体。 托洛茨基表示早就想会见代表团，但由于生病，未能这样做。现在健康恢复，有可能同苏联的朋友――孙逸仙的代表们交谈。他说：“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业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他建议“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当放到宣传工作上”，说是“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好的师团。在目前情况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他要求国民党“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对于国民党提交的备忘录，托洛茨基明确表示：“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30] 蒋介石试图作最后的争辩，力图说明各国帝国主义残暴地压制一切革命宣传，国民党政治活动困难，但托洛茨基则表示：政治宣传必须适合于具体情况。报刊上只发表那些根据新闻检查条件可以发表的东西，告示和传单可以宣传自己的观点。应该有合法的工作和地下的工作。托洛茨基的这些话再次坚决地表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不支持国民党在蒙古的军事计划。 蒋介石的日记没有记录托洛茨基的上述态度，只有简单的几行字：“其人慷慨活泼。其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相辅并行而不可一缺也云。余之性质，厌倦与消极，此所以不能成事也。”[31] 会见托洛茨基后，蒋介石很生气，认为托洛茨基在骗他们。他在代表团内部说：“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需要我们给予他独立，而不是他自己承认自己。”沈定一反对蒋介石的意见，二人发生口角，差一点打起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传说：“中国代表团内部在打仗！”[32] 在抑郁无聊中归国 会托洛茨基的当晚，蒋介石向契切林辞行。28日下午3时，应外交人民委员部之宴。叙谈3小时，“凡想说的话，大略各露其端倪，使其自绎。”[33]6时，送邵元冲登车回德国。在邵元冲到莫斯科以后，蒋、邵已经结为兄弟，交换了兰谱。临别时，蒋介石颇有“不尽依依，良友去之何速”之感。当晚，蒋介石与赵世贤谈话，“略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并勉其不使为外人所支配而已。”[34]赵大概是留苏学生。11月18日，蒋介石与他有过一次谈话，认为是“青年有为之士，殊可贵也。”29日，蒋介石向越飞夫人辞行。下午二时登车。张太雷留在莫斯科，没有随蒋介石等归国。此次访苏之行，蒋介石主要的目的没有达到，劳而少功，加之与沈定一吵架之后，两人关系紧张。蒋介石自悔“择友不良”，见沈心烦，在车上也懒得说话。3时正，火车开动，蒋介石感到“抑郁无聊已极”。11月30日，从车上望去，“冰天雪地，一望无际，日色沉沉，惨淡无光”。21日，车过一座盛产宝石的城市，蒋介石本想买点宝石玩具，带给经国、纬国，但因钱不多，只得作罢。12月8日，到中国国境，一片平原，只有由东北至西南一带，有不甚高峻的山脉。蒋介石是军人，立刻想起北方战事适合采取攻势。八时后到满洲里。当地长官前来迎接，颇为殷勤。代表团全体均无护照，因事前有电报通知，一律放行。当日到哈尔滨，地方高级长官来接，蒋介石因用的是假名，回避不见。 12月10日 蒋介石到大连，逛老虎滩。12月12日，登亚拉伯船。本定下午四时启碇，因装货不足，至第二天早晨方开。蒋介石感叹道：“日商信用，远不如前，而船中腐败形状，不堪言尔。吾知东邦帝国资本主义之运命不久将尽矣。”[35]13日，蒋介石开始在船上写作《游俄报告书》。14日续写，时作时辍，不写时便在甲板上与王登云一起跑步。访苏4个月以来，蒋介石至今才感到心地略畅。日记云：“风平浪静，船位宽畅，亦一乐事也。”14日，继续写作《游俄报告书》。15日，船入吴淞口。九时登岸回家，陈洁如还未起床。 当天下午，蒋介石往访张静江后，即登上江天轮，赶回奉化。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林业明、陈果夫诸人都到船上与蒋介石相会，详叙别情。蒋介石向廖仲恺等人简要汇报了访苏之行，说明俄国人对代表团“很同情”，“他在一些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人们把他抬了起来，音乐打断了他的讲话；人们向他说明了与政治工作有关的各种情况，甚至向他讲了党内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蒋概括说：“这一切给他留下了很诚恳的印象。”“苏联有给予支援的真诚愿望，问题在于，国民党人是否充分理解自己的任务。”[36]此前二日，孙中山在广州已经启动了在近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委任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杨庶堪等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因此大家都劝蒋介石回沪，参加上海地区的党务改组，但蒋介石执意不从，一心赶回溪口，纪念母亲王太夫人的六十冥诞。他只向孙中山捎去一个建议，任命杨恕堪为广东省省长。回奉化后，蒋介石又将他所写的《游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不过，这份《报告》至今尚未发现。 去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孙认为蒋“过虑” 12月16日早7时，蒋介石船抵宁波，雇了座轿子，兼程赶回溪口。二时半到家，没有休息，就赶往母亲墓地参拜。当晚就住在新近落成的慈庵中。24日，又赴祖父母墓地参拜，同时视察亡弟的坟茔。 这边蒋介石在家乡省墓，那边廖仲恺、孙中山急如星火地等待蒋介石汇报。12月20日， 在上海的廖仲恺致电蒋介石，告以鲍罗廷有事商量，黄埔军校急待开办，要蒋立即乘轮来沪，共同南下。22日，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联名致函蒋介石，说明已将蒋的建议向孙中山提出，“待商之事甚多”，要求蒋介石勿因省长问题未决而拖延来沪时间。26日，胡、廖、汪三人再次致函蒋介石，转抄杨庶堪复电，中称：“鲍先生日盼兄至，有如望岁，兄若不来，必致失望。”又称：“军官学校由兄负完全责任办理，一切条件不得兄提议，无从进行。”[37]27日，张静江也致函蒋介石，认为“似不宜再缓”。28日，汪精卫转来孙中山24日电报，中称： 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政局 有所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38] 同日，廖仲恺也致函蒋介石，说明上海诸人最迟1月4日搭船离沪，要求蒋“万不能再延”。函件以前所未有的语气责备说：“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从惰气乎！”[39] 尽管众人一再催促，蒋介石还是在1月16日才到达广州。4天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30日，孙中山任命杨恕堪为广东省省长。2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到广州后，蒋介石即向孙中山口头报告访苏情形，同时提出对国共合作的意见。孙中山原本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计划。1923年10月9日，他就向苏联派遣来华的顾问鲍罗廷表示：我还等待着我派赴莫斯科的代表所进行的谈判的结果。很明显，我期待着在莫斯科的这些谈判能够取得丰硕成果。[40] 苏俄政府拒绝蒋介石的计划，孙中山不能没有失望之感。不过，孙中山认为，“唯一的朋友是苏联”，因此，他批评蒋介石“对于中俄将来的关係，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对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也认为蒋介石过虑。[41]据蒋介石多年后的回忆，孙说：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何况，苏俄也承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因此，孙中山决心坚持联、俄容共的决策。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认为参加大会的共产党员“挟俄自重”，“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于2月21日向孙中山辞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职务，离粤还乡。3月14日，他致函廖仲恺，将共产党区分为“国际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又将“俄国共产党”的“主义”与“事实”分开，表示“主义”虽可信，而“事实”则不然。信中，蒋介石强烈指责“俄党”对中国的政策，他说：“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42]苏联支援中国革命，有其真诚的一面，蒋介石将其与英、法、美、日并视，称其为变相的“凯撒之帝国主义”，是错误的，但是，揆诸历史，苏联在其国家发展中，确有其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的一面，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共的批评并没有坚持多久，很快，他就以坚决主张联苏、联共的左派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原载上海《世纪》，2007年第2-3期 [1]《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37-138页。 [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6日。 [3]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第308页。 [4]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第309页。 [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第311页。本文原件为俄文，本文引用时对中译文的口气略有变动。 [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第310-312页。 [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第312-313页。 [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11日。 [9]《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16页。 [10] 《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莫斯科1959年俄文版，第51-53页。 [11] 《孙越宣言全文与国共联合》，《外交月报》第2卷第1期。 [12] 《时报》，1823年9月19日。 [13]《苏俄在中国》第29-30页，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 [14]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版，第1687页。 [15]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6页。 [16]《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0月11日。 [17] Allen Suess 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city Press,1968,p.234. [1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0月13日。 [19]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8页。 [2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2月13日。 [21]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8页。 [2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297-302页。 [23]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0-331页。 [2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5日。 [2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5-337页。 [26] 以上对话，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7-338页。 [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42-345页。 [2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8日。 [29]《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0页。 [3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40-341页。 [3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7日。 [3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83页。 [3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8日。 [3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8日。 [3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2月12日。 [3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84页。。 [37] 《蒋介石年谱》，第144-145页。 [38] 《蒋介石年谱》，第144页。 [39] 《蒋介石年谱》，第145页。 [40] N.Mitarevsky, World Soviet Plots, Tientsin Press ,1927. [41] 《苏俄在中国》第32 页，《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 [42] 《蒋介石年谱》，第16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