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1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中国现代史研究所编。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1～150辑，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0～1997
2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7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995
3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文件集）。[前苏]莫斯科远东研究所，1994～
4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李良健、李希贤校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
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由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部分组成。他们的研究先后起步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尚有不同程度的距离。其研究尚侧重于在某些专题上，如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抗日战争、当代中国和中德关系等方面。
1 研究的历史回顾和考察
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队伍和研究成果由原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部分组成。
原民主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54年，中国政府将前德国驻中国使团的一批档案转交给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推动了民主德国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德关系史的研究。1956年，鸿堡大学的赫尔穆特·施托克撰写的论文《19世纪的德国和中国。德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成为民主德国史学界研究中德关系的开端。之后，鸿堡大学的学者们陆续发表了一些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论著，重点集中在20世纪德国对华侵略和对华政策、中德关系以及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等方面。
8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进入发展阶段。鸿堡大学仍一马当先，集中全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骨干，成立了中国问题专家小组，分别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出了一批成果。汉·克·施利希勒和阿道夫·沃尔夫拉姆的研究成果都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和史料价值。鸿堡大学亚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中国问题专家罗·费路教授是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成绩卓著者，著述甚多，偏重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研究，也翻译了些李大钊的文章。此外，随着民主德国对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深入和加强，史学界曾着手以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等若干问题为重点研究课题，出版系列专著。
原联邦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特别是70年代初，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以来，在东方学研究的带动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进展较快。研究人员从机构上隶属于两套系统，即由政府主办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究所。
由政府主办的研究机构主要有科隆的联邦东方与国际研究所和汉堡的亚洲事务研究所。这两个所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新资料。亚洲事务研究所还出版《当代中国》杂志，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进行评论。以大陆问题为主，也报导台湾、香港、澳门方面的情况，并附有有价值的资料简讯，如中共领导层和中国政府的活动及人事变动情况的资料等，还出版系列专题丛书。这两个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其收集到的中国官方出版的资料、期刊和报纸等。
在联邦德国的一些大学里设立了汉学、东方学和中国或东亚研究机构，有的开设了中国革命史课程。其中声望最高的是萨尔大学的中共研究中心，该中心是萨尔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研究所的一部分，创立者是杜勉（J·多梅斯）。 这个中心侧重于运用政治学方法研究近现代中国问题。杜勉的研究重点是1949年以来中共和中国政府高层机构及人物。此外，柏林自由大学奥托舒尔研究所和慕尼黑大学的格施维斯特—朔尔研究所也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问题的机构。W·迈斯内尔博士对30 年代的中国哲学与政治已有论著。与上述机构不同，柏林、波鸿、埃朗根、费赖堡和海德尔堡的东方与汉学研究所的研究侧重于用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从意识形态和法律的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而较少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开设中国近代史的学校有柏林自由大学、波鸿大学、慕尼黑大学、波恩大学等。
在联邦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发展较快，但由于缺少资金和资料，尤其是中共党史资料有限，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仍局限在少数人之中，出版的研究成果也由于语言问题而不能有广泛的读者。根据阿克赛·施奈德1990年夏季以前对德国各汉学研究所和其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机构进行的调查显示，上述问题障碍着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并期待能有所改善（注：阿克赛·施奈德：《联邦德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原文刊于美国《中共研究通讯》，1990年夏—秋号。）。
关于中国革命史研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也分两部分介绍。
在原民主德国，有关中国的档案收藏于国家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及其他分馆里。其中1954年中国政府移交给民主德国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德国驻华公使馆、大使馆档案资料，占相当的数量。原民主德国国家档案馆位于波茨坦，现馆藏档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在民主德国的德国中央政府机构的档案为主，如德意志帝国国会档案、内阁总理的档案、外务部档案的一部分、各部及国务秘书处档案、德国驻各国使馆档案等，以及全国性组织的档案和个人档案。其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是“德国驻外国领事馆、大使馆”档案中的“德国驻华大使馆”的两个全宗，共计4 400余卷，第一个全宗为1871年前的文件， 第二个全宗为1871～1945年的文件。虽有部分损失，仍较完整。其中关于胶澳问题的文件（直接关系到胶州租界与山东“势力范围”问题的档案）分别藏于海军类（胶州租界；胶州的海关、商务、海运等情况；德华丝绸工业公司；青岛船厂；青岛教育事业等）、矿务类、交通通讯类、水灾治河类中。这些文件中有德使与德外务部和内阁的电报往来；德使与胶澳行政机构、德海军部及与山东巡抚的部分电报及书信往来，突出反映了20世纪初德国推行扩大在胶州租界地权益的殖民政策阴谋；德国在胶州及山东等地从中国矿山、铁路、海关、海港进出口贸易等多方面加强经济侵略的情况；德国政府以在华办高级学堂障人耳目，给其殖民侵略穿上为中国文化发展作贡献外衣的情况；以及德国驻华机构是如何与袁世凯反动政府相互勾结，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情况。尤其是1911～1913年的德国外交档案较集中反映了德国参与、干涉中国革命的问题，如从德驻上海总领事冯·布里1911年11月和12月初与南方政府的伍廷芳就在中国是建立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几次谈话看出，德国政府是如何为了自身在华利益而支持袁世凯的。从1912年孙中山与德驻上海领事馆翻译舒尔策和记者埃·冯·萨尔茨蔓的谈话记录中知道孙中山曾提出希望德国政府支持共和国，而德国可以获得特殊参与权及外贸优先地位。其他的还有关于四川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爆发问题上德国所起作用的资料。（注：汉·克·施利希勒：《民主德国档案馆藏中德关系史的部分档案》。见：《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第121～126页。）
原民主德国国家档案馆梅泽堡分馆是原普鲁士秘密国家档案的收藏地。其中普鲁士王国政府的档案被称为“秘密档案”。由于不少德意志帝国中央政府机构的领导又兼普鲁士王国政府类似的职务，如内阁总理、外务部国务秘书等，因此这部分档案也反映了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其中商务实业部档案的“对外贸易”类中“关于处于中国胶州湾的德国保护区的文件”（租界地）就有两卷600多条， 其小部分是胶澳租界行政机构与商务实业部的往来文件，另外大部分是反映德国资本家在胶澳租界地及山东“势力范围”扩大资本输出侵略活动情况的文件。
原联邦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机构收藏的资料多是以各研究所的小型图书馆所藏的、与本所课题相关的、有价值的资料发展而来，近年又有所扩展。如海德堡的汉学研究所图书馆收集有多种中国报刊。民主革命时期的有《共产党人》，解放后的有《解放军报》《南方日报》《前线》等。萨尔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研究所除一般刊物外，还有“陈诚档案”缩微胶片，1946年以来地方广播综合性资料和台湾出版的有关中共的书刊。柏林的普鲁士国立图书馆东亚部、鲁尔大学东亚研究部和柏林大学东亚研究班的图书馆也藏有丰富的资料。
1992年，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达成协议，联合编辑出版四卷有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档案文件集。第1卷收205份， 其中200份是反映1920～1925年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共建党、改组国民党、建立国民革命军、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等项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的文件；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契切林、加拉罕、越飞、魏经斯基、鲍罗廷以及孙中山的一些无人知晓的文件；首次公布于世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执委会主席团、执委会东方部等组织机构的会议记录。全书769页，于1994 年底用德俄两种文字同时出版发行。第2卷收录1926～1927年间的文件，第3 、 4 卷收1928年至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文件，这几卷也在陆续出版之中。
H·马丁以他在70年代主持翻译的毛泽东著作为基础， 将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著作翻译编辑出版。据阿克赛·施奈德介绍，这部译著包括中文原稿、年表和索引，“是一部有关中共的最有价值的德文资料汇集”。
可以参阅的资料和工具书类有：《1871～1914年西欧各国内阁的重大政策。外交部外交文件汇编》（1922～1927年，柏林）；《波茨坦德国中央档案馆藏档案概述》（1975年，柏林）；《波茨坦中央国家档案馆藏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历史原始资料》（1984年，波茨坦）；《秘密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1934～1935年编，梅泽堡）；《波茨坦德国中央档案馆馆藏有关中国及德中关系史的原始档案资料》（注：黑·乐慈克著。见：《档案通讯》（柏林），1956年，第6期。）； 亲历并目睹南京大屠杀的约翰·拉贝的《拉贝日记》（原书稿名《敌机轰炸南京》，中译本于199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2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专题研究
关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与中国关系的研究，包括德帝国主义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侵略活动，德帝国主义侵占胶州湾的历史，1911～1913年辛亥革命前后德国对华政策等方面。主要的成果有：罗·费路与霍·罗斯特克编写的《威廉二世“反匈奴之战”》一书，向广大读者介绍了瓦德西率领八国联军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的情况；汉·克·施利希勒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柏林，1986年第5 期）发表文章剖析德帝国主义在胶澳的殖民机构形成的情况；狄德满和李维纽斯通过对大量的档案资料分析认为：导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不仅是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加紧，而且，由19世纪90年代，主要在华北地区日益迅速发展的基督教传播而引起的反教会运动，也是另一种反帝情绪增长的因素（注：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336～358页、第382～402页。）
赫尔穆思·斯丢克尔主要从事19世纪德中关系史研究，著有《德国与中国，1861～1894》《19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他认为，从19 世纪70年代到《马关条约》签订， 俾斯麦政府参与了所谓“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活动，其中积极起作用的人物是1875～1893年任德国驻华公使的巴兰德。此人敦促德国政府在修订1861年中普条约时，要求中国政府开放更多的长江口岸，允许在口岸设租界、废除厘金制度等。在此过程中，他先与英国在华势力相勾结，迫使清政府于1876年9月13 日签订了《烟台条约》，该条约满足了英、德方面除与厘金有关的较为重要的要求。之后，又在1880年3月31 日中德续修条约时为德国谋到了开放吴淞作为登陆地的好处。但是由于俾斯麦政府不希望中德关系严重恶化而影响德国在华的军火和重工业生意，1883年巴兰德被召回国。此后俾斯麦政府加紧了对中国金融业的渗透，通过在华开设银行，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注：《1861～1894德国对华商业渗透》。原载摩西与肯尼迪合编：《德国在太平洋和远东，1870～1914年》。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出版社，1997年。参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125 ～137页。）
A·J·艾玛的博士论文《胶州湾的获取（1894～1898）》，利用德国外交部收存的1871～1914年间的档案文献、德国驻青岛总督与德国驻华公使的往来信件，以及海军部的有关资料，分析巨野教案发生后，德国政府、德帝国海军部、外交部的各种动向，以及围绕这一案件德、俄、中三国的复杂关系，进而揭露出德国利用这一事件，建立一个侵略中国的根据地的政治目的。弗赖堡大学的马丁在《1860～1862年普鲁士东方远征队在中国》一文中，探讨了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帝国与中国清政府的政治和外交关系。汉·克·施利希勒在《德国殖民主义统治中国时期的高密与胶州：20世纪初德国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重要阶段》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着重剖析德国对华殖民政策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掠夺。西格弗里格·贝尔辛是50～60年代原民主德国著名的中德关系史专家，他发表的论著有：《中国派往柏林的第一位使者》《黄遵宪与柏林》《柏林民报：1900年的一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文献》《1906 年5月在莱比锡拜会中国研究委员会》《1906年在德国拜会中国考察委员会》等。
罗·费路曾在中国进行学术考察和工作多年，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中国同行相当的重视，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他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2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报告的论文：《孙中山与德国：论德国在孙中山社会政治思想中的地位》（注：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见《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在这篇文章中，费路主要探讨了德国社会政治思想对孙中山政治观的发展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德国在孙中山思想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并不仅仅局限于在孙中山的政治计划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而是扩大到政治和经济理论方面。表现在：1）孙中山对马克思的著作颇为欣赏，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有普遍意义和科学意义的原理，是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模糊不清的空想上升为系统的科学理论，使社会主义变为可适用于社会实践和历史的科学”。1896～1897年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研究西方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有所接触，到1903年他已将社会主义视为特别重要的思想，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设想。之后，又提出了中国的革命政党能否参加社会党国际的问题。由此说明，孙中山这时已受德国进步思想界的影响。他设想如果在中国实现了土地公有，会很少有或没有大地主，则中国就可以采取欧洲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2）孙中山对俾斯麦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很感兴趣， 受其影响而提出了“土地国有”和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贫富之间矛盾的设想。3 ）孙中山在研究分析德国经济和军事迅速发展的原因和德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产生了学习德国的管理模式、在作战物资和教官方面争取德国帮助，以及与德国实行经济合作的想法，目的是谋求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但是，他的想法却是在缺乏对德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深刻而清醒的认识，看不清其帝国主义本质情况下提出的，自然也是不能实现的。
R·普塔克教授任教于海德堡大学，早年曾就读于葡萄牙， 以研究中葡关系史见长。他在《西方澳门史研究》一文中，对西方学者进行的澳门史研究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18和19世纪西方对华侵略中，葡萄牙人扮演了消极的旁观者的角色。其原因除了国家太小外，自17世纪中叶开始的澳门经济陷入孤立与滑坡状态也是重要因素。到17世纪后半叶，澳门与泰国、越南和东南亚的贸易，以及澳门与马尼拉的“南海贸易”，使澳门的经济重新恢复起来。在资料方面，除了16～20世纪期间的原始资料外，由于自19世纪澳门自己的出版印刷业逐渐发展起来，报刊也成为记载澳门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内容涉及社会、经济、传教士和教区的历史；葡萄牙人在澳门；人口和人种等。由于葡萄牙人占据澳门时间较长，葡文的史料占相当数量。因此，对研究者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需同时懂得葡中两种文字才便于工作。（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编：《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3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专题研究
在德国，对中国新民主义革命时期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民国政治；中国革命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革命家、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德国的活动情况；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德国与中国的关系等方面。费路在《孙中山与德国：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孙中山政治计划中的作用》一文中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孙中山希望与德国加强合作而未能实现的原因。费路认为，孙中山与俄国和与德国合作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孙中山与苏俄合作是基于苏俄建立了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党；而希望与德国合作，其目的则在于用德国的科学技术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中国强大起来。他认为孙中山希望与德国合作未能如愿的原因主要有三：1 ）由于孙中山南方政权及其所辖两广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定，许多德国大财团不愿冒风险前来合作；2）1923～1924 年间，德国国内的工人运动和主张同西方列强合作的政治倾向影响了德国领导层的外交决策；3）德国之所以有意同中国合作， 是因为在一战中失去了许多在华优越权益而想重整旗鼓，并不是孙中山所期望的支持和帮助中国实现独立富强。（注：肖辉英：《民主德国史学界关于中德关系史研究综述》。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第9～13页。）
从事一战后中德关系研究的还有卡尔·梅纳，他的论文是《魏玛——广东，论中德关系1921～1924》；约瑟夫·法斯发表了《孙中山与德国1921～1924》。
柏林的东亚研究所的郭恒钰侧重于研究统一战线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作用问题。W·利泊特侧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问题。费路在研究早期中共历史人物方面也有成果，发表的论著有《中国民主主义者与革命者在柏林（1900～1924）》《中国民主主义者与革命者在柏林（1925～1933）》。
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牛兰和他的夫人汪得利于1931年6 月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次年7月被押送南京，他们在狱中备受折磨， 多次绝食抗议。虽然宋庆龄为首的上海各界名流和许多国际名人积极营救，仍于1932年8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直至1937 年日本占领南京前夕才获释返回苏联。弗里德里克·S·李顿大量利用法国、德国、荷兰、 比利时、澳大利亚、瑞士、美国和共产国际的档案和文件，对事件发生的背景、各方面对事件的反响等问题进行了评析。（注：Frederick S. Litten.The Noulen Affair.In:The China Quarterly,1994，（June） :138）
关于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研究有一定的成绩。托马斯·卡朋着重研究30～40年代中共党史，特别是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问题，如关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政治斗争中的角色问题。他根据资料得出看法是，在此期间，王稼祥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崛起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 ）长征途中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毛进入军事领导层；2）1937～1938年在莫斯科期间， 王稼祥和任弼时努力劝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3 ）延安整风期间，王稼祥在组织和理论方面的贡献，是促使中共于1945年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无可争辨的政治领袖地位。（注：Thomas Kampen.The Zun Yi Conference and Further Steps in Mao's Rise to Power.In:The China Quarterly,1998,（Mar.）:118～134；[英]《现代亚洲研究》杂志，1989年第4期。）
李德是直接参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为数不多的德国人之一，1932年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遣来中国，主要在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委员会工作，到瑞金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顾问。他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以及长征途中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反映这时期李德的错误，特别是军事指挥方面错误观点的材料有：李德在红军的军事理论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的《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敌人的山地战术》《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短促突击的战例》等8篇文章。1938年至1939 年他在延安撰写了多篇军事论文，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和《中国青年》上。此外，李德为自己和王明路线辩护的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注：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内部参考书）。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出版了德、俄、英、中几种文字的版本，内容涉及到这段时间中共及其军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研究成果有：鸿堡大学的阿道夫·沃尔夫拉姆的论文《民主德国波茨坦国家中心档案馆的德国1937～1945年驻华使馆档案中关于中国的史料：兼论对几个问题的评价》。作者利用官方档案进行分析，认为七七事变后紧接着出现了一个阶段的平静，其原因与日本垄断财团内部的矛盾、中国的反日斗争、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战略策略等诸多因素有关。
1989年10月，原民主德国中央研究所所长卡尔·德累克斯勒教授到北京讲学，介绍了原民主德国史学界有关中国战场地位与作用问题的研究情况。他指出，以往在研究太平洋战场以及其他战场时过分强调西方国家空中、海上武装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应该看到，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联盟中的主力和主战场之一。这个地位和作用是通过1937～1945年间中国牵制了大量日本军事力量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打破了日本速决亡华的迷梦，使大批日军陷于中国的持久战之中。1939年9月，波兰战役爆发前，有60 个日本陆军师在华作战。波兰战役爆发后，也仍有45％的兵力牵制在中国。这样，就减轻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压力，“特别是苏联直接从中日战争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德累克斯勒还强调指出，德国史学界认为，在中国各抗日武装力量中，蒋介石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是抗日的重要力量之一，但却是被迫参战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尽管他们的装备落后，武器弹药不足，却“在广大农村地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他们显然是中国抗日的主要力量。”（注：马骏：《民主德国史学家在京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2期，第59～60页。）他说这是从1944 年纳粹法西斯分析东方形势的一份文件中找出的依据。
王安娜（安娜利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31年起积极投身反法西斯斗争，1935年与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在德国结婚。次年2月来华，在中国度过了20个春秋。在30～40年代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极其艰苦的岁月里，她作为一名为正义事业不倦战斗的战士，与中国人民同命运，共患难，在抗日大后方辛勤工作。1964年她发表了《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书中记录了她初到西安，又到延安，后到汉口，再到重庆，最后到华北前线10年间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观感。如西安事变发生时，她和王炳南、贝特兰、史沫特莱都恰在西安。书中不仅赞扬了贝特兰和史沫特莱为中国正义事业而战的精神，还记述了当时她与捉蒋介石的东北军军官孙铭九关于事变发生时实际情况的谈话。关于延安的生活经历，记述颇为具体生动，充满了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邓颖超、康克清等女战士的称颂之词。（注：原名《我曾为毛战斗——一个德国妇女所经历的中国革命》。）
关于解放战争的研究成果不多，应提的是杜勉的《人民革命战争的模式：共产党接管中国》。
还应提到，德国学者还与法国学者合写了《20世纪中国：从革命到革命（1895～1949）》（上卷）一书（1989年在巴黎出版）。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两国学者杜勉、白吉尔、迈斯纳等共同向西方以往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权威性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发起了挑战。他们提出的观点是：在论及1919年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开创时，不能再局限于周策纵论五四运动的著作上；论及无产阶级和工人罢工斗争时，不能只局限在谢诺关于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的论著上；在论及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起源问题时，也不应仅局限于史华慈的著作。
另外，有的学者专门从事中共党史和党史编纂学的研究。1993年出版了魏格林的《古为今用》一书（英文版）。作者根据自己见到的中共中央文件、教科书、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及1980年访华时对13名在北京的中国党史工作者的访谈，分析了自1945年以来中共党史学科建立与发展的情况，其主要观点是：1）中国的党史工作者应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在社科院、中央党校和一些重点大学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他们既是领导，又是史学家，因此撰写的多是官方党史著作的范本，如缪楚黄、廖盖隆、李新、叶蠖生等人及其代表作。第二类多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毕业在各大学任教的党史教授，也有些成为了专职党史研究者。第三类是当今思想解放的青年一代教员。这三类人由于其经历和资历不同，对党史资料掌握的程度不同，其研究成果也不同。在中国传统的侧重史或论的两部分史学工作者中，第一类人除了可以写出有保存价值的回忆录外，更多的是为统一党内思想而写以“论”为主的著作，如1945年和1981年两个《决议》的起草者们，他们对理解历史的“实质”比了解更多的历史细节更感兴趣。此外，第一、二类人还多利用可看到的内部文件对官方史书作进一步的释解和评析。他们也作些“探古”为目的的研究，以对教科书起补充作用。所以史论结合，多是史为论服务。（注：对此书的评价参见：《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第23～26 页。）
近年来，德国史学界在加强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同时，注意加强与中国同行的学术交流。尤其是每逢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诞辰纪念日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上，德国史学家多与会发表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此外，德国学术界开展了对当代中国和两国关系的研究。在1987年7 月西柏林召开的“从19世纪至今的德中关系国际会议”上，联邦德国前驻华大使斐培谊向大会作了精彩的题为《当代中德关系》的主要发言。他以自己的驻华经历，系统地阐述了两国自1949年至今的关系，特别着重叙述了1972年两国建交到1988年16年间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方面的迅速发展情况。前联邦德国驻华大使埃尔维因·克德所著《我在中国当大使（1976～1980年）》也为德国人民了解当代中国提供自己的看法。（注：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柏林大学的德伊娜和汉堡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马赫基也分别就两国民间友谊与交往和中德经济关系展望发表了意见。1989年7月， 在西柏林举行的中德关系国际会议上决定由中德及英法学者合编中德关系史的总书目。两国史学家希望随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加强而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以促进中国革命史研究进一步深入而广泛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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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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