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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因外交事件的刺激而导致的集体性民众抗议运动，其中 ，上海是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运动中当地民众反应甚烈，包括许多下层民众都有不少集体性举动。然而，这些举动未必反映了他们的爱国认知，却更多地与当时上海广泛流传 的日人放毒谣言密不可分。“日人置毒”风潮伴随着五四运动在上海的爆发而产生，风 潮中，民众对一些有下毒嫌疑的日人乃至华人实施暴力攻击，集体性骚乱频频发生。民众对自身环境安全也产生极度担忧，种种对食物的怀疑在坊间漫延，整个上海下层社会 陷入紧张恐怖的气氛之中。在这些普罗大众的眼里，“五四运动”的图景与我们所熟悉 的“精英话语体系”的描绘大相径庭。 一、前言 五四运动，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关于这次由 外交事件刺激所产生的群众运动，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翻捡这些研究论著，笔者感到中外研究者基本上是在不断地构建扩充关于此一事件的“精英话语体系”， 学者们尤其将注意力集中于事前事后知识界尤其文化思想层面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对于 五四运动事件本身及其它面相的探讨则较少顾及。(注：陈曾焘曾认为五四运动的研究 者仅着眼于运动之纯粹的文化性或政治性的面貌，导致对该运动真正的本质的扭曲，而 模糊了它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意义。见陈曾焘《五四运动在上海》，陈勤译，[台北]经 世书局，1981年5月，1页。)在许多“知识人”的笔下，五四运动无疑是一幅爱国民众合力抗议政府外交失败的图景，但是当时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对此一重大的外交事 件或者由此而来的“群众运动”究竟有何反应?我们却不是很清楚。(注：目前已有的对 五四运动的研究，对下层民众关注相当少。笔者简单的查阅所得，仅见徐仑《五四运动 中上海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动态》，《复旦学报》，1959年第5期；胡文利《五四运动中 的农界》，《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古厩忠夫《五四期の上海社会状况と民众》，《五四运动史像再检讨の视点》，[东京]中央大学出版社部，1986年；高文阁《五四运动中的上海社会底层群众》，《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熊辉《五四运动与农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所 谓“下层民众”，是一种比较宽泛的提法，主要指在市郊的农民及在城区文化程度与收入均低下的民众，包括小贩、工人无业者以及其他阶层。“五四运动”发生时上海医院 院长王彰孚曾称易受置毒谣言影响的人群多为“下级社会”，大概便是指这些民众(见 《上海医院长王彰孚来函》，《申报》，1919年6月21日，第11版)。) 从当时五四运动的发动者来看，试图通过“民众运动”的方式来对外交施加压力是其 主要目的。那么，宣传者是透过何种程序来对普罗大众施加影响?在此一过程中，“民 众”究竟是处于何种地位与状态?他们所接受到的信息为何?又作出了何种反应?罗家伦 在1920年曾说：直到五四运动之时，学生支持的“民众运动”并无实际的民众基础。[1 ]然而，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每次“民众运动”中群众在城市各个空间甚至乡村里弄中所 作出的种种“呼应”行动呢?许多论者也注意到国民外交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联性，或 者把五四运动当作是“国民外交”运动的一次重要表演。[2]然而，“国民外交”究竟 与“国民”有何关系?其所依恃的“民气”或者“民意”有多少实际的存在?具体表现何 如?缺乏基本外交知识甚至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的“集体反应”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上海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当地民众对此次运动似乎有着广泛的响应。陈曾 焘曾认为五四运动在上海是一种“真正的、理性的、有计划的、有秩序的、以及非暴力的和全民各阶层都参与的一种民众运动”[3]。但是，这些民众的“参与”实际却值得 认真研究。笔者在此前的论文中，曾认为五四之际“爱国商人”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虚像。[4]那么对广大的下层民众来说，尤其是农民、工人、小贩、无业者， 他们真的有“参与”五四运动吗?这些民众真的是因为认识到“青岛问题”及当时中国 外交的危机而作出自己的行动吗?还是其行为背后别有其他的动因? 实际上，从五四运动一开始，经由广泛的舆论宣传与动员，上海便形成了一种紧张的 气氛，下层民众的情绪也渐渐地陷于不安之中，各种谣言在街头巷尾传播着。(注：事 实上，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形成也是与谣言的传播密切相关。)其中，上海及周边地区所流行的日人“置毒”(即放毒)谣言可以说是当时影响力最重要的谣言之一。这种有关放毒的谣言在上海造成了一场广泛性的群众集体恐慌，此一过程是与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发 展过程紧密相连的。事实上，这一“置毒”风潮也构成了上海五四运动一个重要方面， 它牵涉到大多数民众的集体反应，甚至促成了许多的民众“爱国”行动。 许多论者认为下层民众是远离于上海的五四运动的。[5](注：从某种程度上看，上海未必便是一个“精英”都市，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以及他们生活的具体空间及状态 经常被研究者们遗忘。如卢汉超在Beyond the Neon Lights: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alifornia,1999)一书中所说，上海不是一个五彩流华的“近代”大都市，而是一个复制了许多农村特色的“城市乡村”。)但这只是从一个 层面来说。如果从当时因“置毒”谣言的传播而聚集街头乃至采取行动的民众数量来说，也许下层民众是作出最多表现的一个群体。本文即试图通过“置毒”谣言在上海以及 周边地区的传播，来观察运动中数量众多的下层民众实际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对当时发 生的事情又是如何理解的；而此种民众心态的实际情形，与学生及以后一些宣传中的“ 民众反应”间的落差在哪里。五四运动时期的上海“置毒”风潮牵涉到许多层面的问题 ，本文主要对此案中所体现出的民众对事件的认知及与外交层面的一些关系作些梳理， 其他则留待将来的论文中再来探讨。(注：如研究者所注意到的，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经 常处于无语状态，或者故意逃避说真话，但是他们内心的想法往往会透过个体或集体行动表现出来。也许这就是我们要寻求解答历史事件之谜的一些线索。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如何避免“精英叙述”，或者由于事后的信息灌输及宣传而塑造出来的“当事人”的叙 述，努力去获得当时场景中的绝大多数人的一般想法，是非常重要的。对五四运动的叙述，以前多建构在一些参与学生的回忆或者民族主义精英的记载上，而忽略了之外的层 面甚至史料。如果我们在考察民众的“政治意识”及“政治参与”时，对其基本的日常 生活逻辑不清楚，那么理解上便存在窒障。当然，“复原”普通民众日常生活面临许多史料上的障碍。关于当事人在后来的叙述中对“五四”的再创造，可参见罗志田《历史 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二、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实现与置毒风潮的产生 五四运动在上海的表现，除了大量发表的电文与集会、游行、演讲等动员之外，主要 是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与“三罢斗争”的实现。关于青岛问题外交失败及所谓北京政府 “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即有相关机构开始发起国民大会，并筹备民众游 行，提倡“与日本断绝商业关系”，全面抵制日货。[6]1915年5月7日，号称二万人的 大示威在上海举行，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观察到“民众反日情绪似在继续增高”[7] 。5月10日前后，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与上海学生联合会先后成立，上海的群众运动遂开始进入有组织进行的阶段。 上海学生与商界一些机构从5月中旬开始已在积极推行抵制日货运动，警务处报告称有人正在强迫干涉华商及民众购用日货。[8]一个滑稽的“抢帽行动”不久出现在上海的 街头。5月18日后，学生与游民开始从路人头上抢走日产草帽并踏毁。(注：见上海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226、2 95、757、814、842页。不过，由于鉴别甚难，事实上许多被抢帽子并非日货。)这种扯 毁东洋草帽的行为在租界非常普遍。[9]抵制日货运动也伴随着对日人的排斥，如黄包车夫拒绝日人乘车，游乐场拒绝日人进场。[10]华界闸北警署以“排日风潮”益烈，开 始加派警力以防止民众的逾轨行为。[11]此时，上海的中文报纸充斥着对抵制日人及日 货的报道。全面抵制日货的行动，舆论机构与精英有意识的宣传，可能使上海的普通民众开始对日本人有了排斥心理。 5月26日，上海学生开始宣誓罢课。[12]对日人及日货的抵制运动有了新的动力。为了 让普通民众能配合抵货行动，学生及其他动员机构也在设法扩大宣传。传单对不识字阶层民众无疑没有什么效果，[13]于是一些演讲团被派到市郊及乡间，不过其效力是否真 的能如策划者所愿，也不是非常清楚。不过，这些举动却增加了普通民众对时势的忧虑，及对日人的排斥心理，或对集体安全危机的担心。宣讲团虽然目的在劝乡人爱国，勿 用日货等，[14]但对乡人而言，一种莫名的紧张恐惧情绪在包围着他们。 当时，一些中文报纸在传播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各大报似乎都在登载一些不确定的 有关日人阴谋的传闻。《民国日报》刊载消息称“某国商人”自中国抵制“某货”后，非常恐慌，准备牺牲“彼国数人”，以与中国启衅。[15]也有人在商店门前张贴有“指 斥倭奴字样”之传单。[16]甚至挂出上书“倭奴等毙”、“文明大国，岂受倭奴之辱” 等字样的旗帜。[17]上海民众对日人之仇视在升温。此种紧张不安的气氛中，日人“置毒”的传闻开始在上海出现。至少从5月30日起，这种日本人准备在井水与食品内放毒的谣言便在民众间传播开来。[18] 6月5日，上海商界开始罢市。[19]一些日本纱厂及商务印书馆等处的工人也于当日宣 布罢工。[20]商家集体歇业既波及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使上海社会空气愈加紧张， 日人假扮华人暗放毒药的消息也随着罢市广泛传播。此类谣言反映了不稳定的时势中的民众恐慌心理。自上海罢课、罢市发生后，其实市面人心皆陷于一种不安之中，没有太 多辨别力与分析力的普通民众便会对在短时间内发生的诸多“异象”(由五四运动而引 起)寻找一种解释，谣言便成了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从抵货与罢市运动的发动者与宣传者的立场来看，也需要寻找一个能让普通民众理解的理由。或者在既有的宣传手段没 有办法达到目的之时，对谣言的“制造”与宣传便有其必要性了。 在置毒谣言的传播过程中，上海的中文甚至英文报纸最开始扮演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在上海的一些中文报纸上几乎无日不有此类日人置毒的新闻(参见表1)。附图 在起初有关置毒的谣言中，怀疑饮用水被日人放毒让民众最感恐惧，盖其与民众集体 生命安全关系最为密切。稍后，公用水源如自来水龙头、公用水井、饮用河水、免费茶水供应的水缸甚至自来水厂等均有放毒谣言传出。6月5日上午罢市开始不久，即传出日 本人在华界与法租界交界处的自来水龙头上放毒的消息。(注：《沪上商界空前之举动 》，《申报》，1919年6月6日，第11版；《日人置放毒药之误会》，《民国日报》，19 19年6月6日，第3张第11版。后来经巡捕干涉，将日人手中之瓶带入警局检验，才知是 酱油。)尽管此一消息次日各报便否认，但5日晚间，学生还是开始在城内各处劝告民众 积贮饮水，以防日本人在自来水里放毒而无法饮水。[22]往往一处发生有被日人放毒消息后，经由口耳相传，城内其他各处也迅速有反应。上表中所列举之6月7号日人冒充学生在南市义井置毒消息传出后，上海各处居民对露天义井、茶缸及各酱园之酱缸等便特 别小心提防，甚至提议要全部加上木盖。[23]到后来，由于怕放毒，所有上海城厢各马路上原来设立的茶缸也暂时一律撤消。[24]据说华界每个自来水筒在罢市之后都派岗警 防范。对下层民众来说，这些防范措施所传递的正是放毒确有其事的信息，更加增了民众的恐慌。 置毒谣言甚至波及到上海自来水公司之营业。当时有消息称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水池 内有人想放毒，当时捉拿下药三人及有人暗用硝碱水图坏水塔，以至该公司用户纷纷打电话询问。该公司即发表声明，否认所谓抓获放毒之人一事，并称已加派人役日夜轮流 守护水池、水塔，防患于未然，又要求警察当局派警力协助防护公司之水厂、水塔。淞 沪警察厅厅长徐辅州还颁发告示，以澄清此事。[25]然而，这些告示好象效力不彰，此 后几天内，仍有传言称内地自来水公司将停止水机关，关闭水门，自来水用户发生紧张 ，甚至有人预先蓄水。内地自来水公司只得再登报辟谣。[26] 日人置毒之谣言在罢市后一二天内迅速传遍了整个上海城厢，并波及郊区甚至邻近城 市。(注：在杭州、宁波、苏州、镇江等地均出现了日人放毒谣言，并在当地酿成了不 少冲突。杭州则有一名驻军排长因为被怀疑放毒遭殴打致死。见《杭州快信》，《新闻报》，1919年6月12日，第2张第1版；《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56页、60页； 《地方通信——苏州》，《申报》，1919年6月27日，第7版；《地方通信——苏州》， 《申报》，1919年6月28日，第7版；《(镇江)造谣几酿巨祸》，《新闻报》，1919年6 月16日，第2张第2版。)6月6日，公共租界的《警务日报》承认“目前最淆惑人心的因 素就是流传着许多关于日本人将采取恶毒手段的谣言。当地人十分相信这些谣言，说什么日本人乔装华人在店铺外供应路人解渴的茶缸里放毒啦，日本人已经在城内自来水里 放毒啦”。[27]这些到处流传着的日本人在饮水与食品中放毒的谣言无疑大大助长了大众的反日情绪。[28]它们与正在进行的“三罢斗争”似乎互相影响。由于对日人的全面 性恐惧，对日人的排斥，使得罢市与罢工更容易实现。而罢工与罢市又加剧了对日人的敌意，而使置毒谣言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注：放毒的谣言及对日本人 的恐惧在一些工厂促成了罢工的实现。6月9日，浦东日华纱厂工人之罢工，据《新闻报》报道，起因于为该厂工人恐日人在茶水中放毒所致。日华纱厂为日人所开，全厂3000 余工人所饮茶水，向由厂方供给，但近因谣传日人有暗投毒药之事，故工人都不敢饮用厂内茶水，以防中毒，虽照常工作，但人心浮动。到7日晚，有女工外出泡茶，被厂内 日人拦阻，不准外出，并下令将厂门锁闭，令女工饮用厂内自备茶水，于是工人乃大生恐慌，无心作工，夺门而出。故自9日起始宣布罢工，“以为商学后盾”。从日华厂工 人的反应可以看出，工人之罢工与其说是激于“爱国热情”，还不如说是对日人置毒的恐惧，担心自己生命安全受到危害。见《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355-356页。以 罢市来看，由于谣言四散，人心慌乱，局势不稳定，商家之罢市也有自保之意蕴(见《 防下毒商店大戒严》，《新闻报》，1919年6月18日)。一些营业本与日本人有关联的商店则因受到威胁，更要被迫歇业。见《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392页。另参见拙 文《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 三、由“排外”到“排内”：置毒风潮中民众的暴力行动与全面恐慌 日人置毒风潮在上海弥漫开来后，由于担心放毒，日本人受到上海华人尤其是下层华 人的怀疑与排斥，甚至一些日人受到华人的攻击。至少与罢市实现之同时，便出现数起日本人被攻击的事例，[29]在随后的十余天内，此种攻击行动连续不断(参见表2)。 附图 对日人的排斥与攻击除了可能有激进分子的鼓动因素外，(注：《大阪每日新闻》报道曾称1919年6月6日上海学生在租界内曾张贴“杀死日本人”的传单。见京都大学人文科 学研究所编《日本新闻五四报道资料集成》，1983年2月，254页。)笔者认为主要是与 民众对集体安全受到威胁的恐惧分不开的。这种恐惧情绪扩散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对在 他们周遭出现的陌生人表示怀疑，甚至对中国人也实施攻击。这种导致华人自身受害的暴力举动在置毒谣言传播的过程中也几乎日有数起(参见表3)。 附图 受到攻击的人往往是由于口音相貌与本地人有异，或者其行为引起怀疑。乡民对军官 的攻击，显示对放毒者的恐惧已异常强烈；而城内下层民众对学生的攻击，也暗示他们的行动与罢市的“煽动者”并无太多关系。到6月下旬，实际上不仅有外地口音者遭到 攻击，包括生活在本地的人也可能受到周围居民的怀疑被当成放毒者，遭到殴打。(注 ：报载消息称宁波漆匠曹兰生、居沪西之园丁谢顺喜、工部局扫垃圾之小工陆高甫、顾 茂昌等人均被人当成放毒者。见《误疑置毒之凶剧》，《时报》，1919年6月17日，第3 张第5版；《误疑置毒之冲突》，《时报》，1919年6月19日，第3张第5版；《误疑置毒 之冲突》，《时报》，1919年6月21日，第3张第5版；《谣言中之被殴受伤人》，《申 报》，1919年6月17日，第12版。)6月14日，在西门内东马桥，有常熟人王阿大(成衣店 伙计)因给南京古玩商人李某小孩糖糕吃，引起疑心，众人环围指责，最后王被带到警局审讯。[31]而虹口吴淞路大丰和米店及梧州路复泰米店等因顾客声称所购米有毒而提 出诉讼。[32]而在一起更为严重的事例中，一洋行店伙因生癣遣其侄到日人三丸药房购 癣药后，被人指为受指使放毒，最后群众千余人追随至其家，不但叔侄俩被殴，其住宅亦被捣毁。[33] 6月12日之后，上海总罢市与总罢课分别结束，然而置毒风潮此时却已弥漫为上海下层 社会的全面恐慌，非但没有减弱的迹象，而且愈演愈烈。民众不仅怀疑饮用水有毒，对蔬菜、鱼肉、米面、糕点等食品均持怀疑态度。6月14日，南京路上有人张贴传单称武 昌路有一家四口因吃了卷心菜而毙命，断定是由“某国人”下毒所致。[34]15日，嘉兴 路也有毒菜谣言发生。[35]上海市郊各菜园主日夜轮流派人看守菜园，以防有人下毒。 [36]一些民众由于害怕中毒，最后连蔬菜、豆腐、食油等也不敢吃了。[37]恐怖气氛在市内弥漫，6月18日、19日不断有人在买米或者买肉后，称用银针试过有毒，对店主提 出指控。(注：见《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867页、868页。后来化验结果表明并 无毒质，声称者也受到处罚。《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872-873页。)这种对食物 的全面性恐慌在虹口一带尤其厉害，凡肩挑负贩售卖食品者终日叫卖也无人过问，食品店也生意寥寥。[38]即便在游人众多的邑庙豫园等处，糖果糕点摊贩生意也变得极为清 淡。[39] “日人置毒”的谣言此时已经被紧张中的民众过度放大，由排外到“排内”的心理演 变，可以看出民众的行动背后，实质上是对自身环境安全的极度怀疑。其对日本人或者代理人放毒的恐惧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遍及全社会的集体骚乱。可能被下毒的对象由自来 水到井水、河水再到菜、米、面以及其他种种食品。凡路人手中拿着的瓶子，或者粉剂 盒都有可能被怀疑为盛有毒物。而放毒者则由日人波及到许多有外地口音的陌生人，甚至本地人，熟悉的周边人等等。此时，不但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而且人际交往 关系的维持也出现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些骚乱行为不被控制，则完全有可能演化 为一场更大规模的集体暴动。 四、消弭置毒风潮：报纸与官厅的努力 日人置毒风潮在上海之所以能快速弥漫开来，是与报纸的报道分不开的。(注：上海公 共租界工部局曾抱怨骚乱中另一最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就是某些中文机关报的态度，这 些报纸忽视了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每天不断地刊登一些假想中的放毒案件，致使中国居民信以为真。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下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69页。)当风潮趋于恶化之时，或者出于官方的压力， 或者出于各报的自觉，上海各大中文报纸开始转变态度，其报道内容由宣传怀疑，转为竭力辟谣，以安抚极度不稳定的民众。上海华洋当局更因为担心民众的骚乱可能会使地 方秩序及外交出现问题，因此也在不遗余力地开始采取有力举措，平息置毒谣言。 《时报》刊文追溯置毒风潮产生之原因，称“日人下毒之说传开来后，便有华人从嫌 疑之日人身上查出小包白粉，或手持有异气味之水瓶。尽管二者皆不毒，但因先有疑心，一班中国流氓不免乘此殴打日人，又日人洒粉或水于食物上一说今已证明实有其事， 所谓粉者或硼砂或即麦粉；所谓水者或清茶或即清水，便人见为日人所洒未有不疑为毒 者，一中国农人不肯售其菜与日人，日人即洒以臭药水，臭药水并不毒。然华人疑之，因此一以传十，十以传百，遂大疑日人下毒矣。有时此项粉子见日却变色，或红或蓝， 人更信之为毒，华人有试毒之法，以银物试之，色变黑即是毒，日前传闻一人购菜回与 米同煎后，因闻人有毒，即以银针固黑，而菜购自中国小贩，于是有日人雇中国人下毒之说出现”[40]。该报又发表《因毒物事告沪人》一文，称“自食物有毒之说发生，于 是举箸者咸有戒心，而老饕尤呼冤不置。然吾将正告于沪人曰固不可不防，亦不可自扰，盖当此炎夏，蝇蚋丛集，市间食品本宜少食，而饮水非沸煮不可，尤为卫生家所共知 ，今者既有此谣，自应格外加慎，使竟因此皇皇终日致碍他项事业之进行，是适堕彼之 计矣，恐伺吾旁者将吃吃作笑声也”[41]。该报发表的另一篇评论称所谓置毒一事，“ 在稍明事理者必能辨之”，虽然“中日人民感情之睽隔在今日无庸讳言”，但是“以此为资料徒自扰耳”，评论者担心“愚民脑筋简单，难免有越轨之行动，不幸酿成交涉岂 为邦家之福”，要“真爱国者”注意此点。(注：《时报》，1919年6月14日，第6版。 有意思的是，许多评论都将上海下层民众称为“愚民”，其话语中无异于将这些民众的 行为与其自身或者“精英”的“爱国举动”区分开来，也显示出民众行为的自发性与不可控制。) 《申报》则把置毒谣言分为有“无因而至者”与“有意利用散布者”两种，提醒民众 两者均不可信，勿惊勿扰。[42]该报也登出《江北人全家患病即愈》之类消息，表示此 前误以为中毒之人已治好，让民众安心。[43]该报又刊出上海医院院长王彰孚的来函， 王以医学权威的身份表示“我人偶感食邪即疑有人置毒，则未免神经过敏矣”，称其所在医院每日均接收数起此种病例，但多半是“下级生活之人”，而“上中人家知识较高 ，自知注重卫生”，也能比较少地受此种谣言影响。[44]《民国日报》也有署名“戆” 的评论，劝各界勿布流言，称记者亲身去调查所谓下毒事件，全都是“捕风捉影”之谈 ，呼吁同胞不应该相信这些谣言。[45] 其他沪上各西文报如《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大陆报》(China Press)也连续刊登评论以辟谣，认为 轻信谣言为“愚民”所为，水即使有毒质，经煮沸也定化解。[46]《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则早在6月12日即刊登公共租界工部局书记李台尔的来信，表示外间谣传日人下毒茶缸、池井及自来水等，信者颇多。他特奉命正式通告，此项谣传，业经 查明，绝无根据。[47] 相对于报纸的辟谣，可能上海华洋当局在局势恶化时所采取的种种举措对于下层民众 来说更为有效。无论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还是华界的军警行政机关，在置毒风潮扩散开来并引起民众骚乱之际，均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并积极应付。 6月12日，在连续发生日人及华人被攻击案件后，公共租界工部局发布布告：“近日有 一种虚伪挟有恶意之谣言发生，谓水中及食物均有毒在内，其发布谣言之目的系煽动国际恶感，或因此无辜之人数名(有华人在内)为人殴击，一华人因击毙命，本局为此出示警告，居民一体知悉，尔等切勿听信此项谣言，因调查之下，此项谣言均属无稽毁谤之 谈，如有人传布此种谣言者，立即拘捕严办，仰各遵照毋违。”[48] 同时，为了从源头上阻止谣言传播，工部局也开始警告中文报纸，要求各报主笔撤消 有关置毒的消息。[49]同时，也对一些受嫌传播谣言的违规媒体，采取处罚措施。6月2 1日，即有一份杂志《亚风》(译音)刊登食物放毒谣言而被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判处罚款5 0元。[50] 工部局警务处长麦高云(Kenneth John McEuen)则发出布告，谴置毒谣言“显见是匪人广为传播，藉是吵闹可以取利”，要求民众尽速停止此种殴击行动，并要求巡捕遇此种 情事，可用警棍还击。[51]对已经涉嫌参与攻击无辜者的人，会审公廨对其进行了审理，并对被裁定有罪者判处了徒刑及罚款。(注：《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758页。 1919年6月有49名嫌疑犯因暴行及恐吓租界内的日华居民罪而被逮捕。其中24名被判处 徒刑，9名罚金，14名处以警告或交保释放，2名撤案后放走。《五四爱国运动》，下册 ，369页。) 置毒风潮发生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便饬令上海县署及淞沪警察厅出示晓谕民众。在 不断发生无辜者被民众指为放毒而受到攻击之情事后，卢也下令宪兵营派出两连士兵到南市与闸北各菜市场巡视，防止此类行凶殴人之事再度发生。[52]而上海县知事公署、 沪海道公署也奉命发布告示，旨在辟谣息事。[53] 作为华界治安总机关，淞沪警察厅在置毒谣言发生后，更是不断发布布告，谴责散布 置毒谣言者，欲使局势稳定下来。6月9日，该厅发表布告称“此种谰言无非希图摇惑人心，若辈匪徒即可从中渔利”，“此说纷传后，人民不察，遇有向自来水龙头洗手之人 ，即群指为受某国人指使加以丛殴，驯至头破血流，祸及无辜，如是之案已发生多起” 。万一发生他故，“爱国而转为祸国之阶”。[54]15日，淞沪警察厅复布告禁止殴打外 人，认为其必为“一般毫无知识之土棍流氓构煽滋事”，有碍地方秩序。如再有聚众殴 伤中外人民事，必按名拘解，从严惩办。(注：《时报》，1919年6月16日，第3张第5版 。不过，这些警力相对于上海下层社会全面性的恐慌与骚乱而言，可能只是杯水车薪，防不胜防。)16日，警察厅亦颁发保护日侨之办法，并竭力解释谣言的由来及虚词。[55 ]为了加强宣传效果，该厅复用白话文发布告示，以让更多的民众知晓谣言的经过及荒 谬。(注：该布告文字很有意思，曰：“照得迩来谣诼繁兴，辄谓奸人置毒食物，试想中国多数人民，岂是毒害一二有益，此等全属无稽之谈，显见匪徒有意煽惑，可怜一般 乡愚无知，误以谣言信为事实，于是竟成市虎杯蛇，行人被殴死伤不一，及至一旦身犯 刑章，错误亦已追悔莫及，设使为人欲作疑阵，吾民岂非反堕其术，为此告诫地方居民，幸各镇静安居乐业，即或自行提倡国货，举动原可毋庸激烈，嗣后再有此等烂言，究 其原理即可明白，古者君子先觉觉人，深幸一人可以传百，须知国法为犯必惩，仰即一 体凛遵切切”。《时报》，1919年6月20日，第3张第5版。)除了布告辟谣之外，警厅又派便服探警四出查拿造谣之人。[56]21日，警察厅更布告悬赏鼓励民众扭交放毒之真赃 实犯及藉事生风之徒等，以达到平息谣言之目的。[57] 为了有效纾缓民众恐慌情绪，上海市学务委员贾丰芸曾致函警厅，建议立即设立毒物 化验所数处，解除民众之恐慌，比布告禁谣效果易见。[58]此种化验所即由淞沪警察厅 准备在南市与闸北分别设立。[59]后来可能鉴于成本问题，警厅复决定指定上海医院代为办理检验事宜。[60] 在平息置毒风潮之过程中，上海华洋当局也有合作行动。江苏特派交涉员杨小川在6月 17日致函比利时总领事薛福德(Daniel Siffert，时为领袖领事)，请工部局多派医生定 期到菜场检查，并派巡捕当众解说，对宵小之有意放毒者则暗察严缉，如此方能使人心安定。[61]华洋当局一致性的行动反映了此际上海置毒风潮的广泛性与严重性。由于各 方的努力，以及华洋当局的强力举措，到6月底，此一波及全上海的置毒谣言风潮算是 基本上得到平息。 五、结论 从本文研究来看，所谓“五四运动”，在当时上海下层民众的眼里可能更重要的是一 场因为日人放毒谣言而引发的集体恐慌行动。这些占当时上海人口最大比例的民众的集体反应也许在那些极力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精英”看来，恰是“民气”的一种体 现。所以，我们可见两个层面的“五四运动”或者“国民外交”，一层为精英话语体系 之中的，他们声称“国民”对外交有着直接的认识，并能对本国或者他国的某一种外交政策表示自己的意见，为其“国民外交”建构一种合法性。而在“普罗话语体系”之中 ，引导下层民众行动的往往是那些想像与传说，以及对他们自身生命或者集体安全产生 威胁的事物，他们也正是对其所处环境在作出直接的反应。(注：这种对因外交事件而 带来的谣言及群众恐慌性的“排外”反应并非在“五四运动”中所独见。1900年义和团 运动过程中，华北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歇斯底里的现象，其中最广泛传播的谣言也是指控 外国人和基督徒在村子里的水井里下毒。实际上，在水井下毒据说是中国人对基督徒最常见的指控，也是造成中国人对基督徒表现出愚昧的愤恨态度的主要理由。1937年中日 战争爆发前后，上海的报纸又指控汉奸在当场的食品及饮水里下毒。这种反应不仅在中国人的社区里流传，在一战期间所有交战国都流传着敌方特务在食水里下毒的谣传。那 么为什么谣言的内容集中于“集体毒害”特别是“在公用食水里下毒”会成为中国人对 外国人最常见的指控呢?柯文将其解释为，在发生战争、天灾或瘟疫的时候，集体中毒 的谣言，是对这类危机一个最恰当的象征性反应，因为它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受害。这种在水井下毒的谣言，体现了当时普通人首要的集体恐慌——对死亡的恐惧。 见柯文(Paul A.Cohen)《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 号。)民众的集体恐慌及排外反应与知识阶层的爱国情绪的表态、“精英”策动的抵制运动，乃至政客党人有计划的谋略混在一起，便构成了像“五四运动”这样一场民族主 义运动的洪流。 从本文所关注的此一“日人置毒”谣言在上海等地的传播过程来看，“集体中毒”这 种谣言实际上也构成了普通民众对一个重大外交事件的理解，或者可以说民众在通过其日常生活可以理解的逻辑来看待一个重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发生时，发起 者为了鼓动民气，常常会将一些事情夸大并有意传播，而达到其动员目的。这些被夸大 的消息传播出去，便会形成民众的恐慌心理，造成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或者一种强烈不安感。这种不安也许可以被利用起来促成团体的组织、大规模集会的举行等。但是发动 者并不能控制这种社会恐慌心理发展的进程，尤其当民众恐慌失控时，便容易酿成变乱 。宣传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其言语中始终有明确的打击目标，以及合理性理由。但是在普通民众看来，之所以要不买“日货”或者将一些好好的货品用火烧掉或者毁损，肯 定是有其特别的原因的。对他们而言，“民族主义”以及“国家主权”等难以理解的概 念并不能作为对这些“异象”的有效解释，于是谣言便起到替代性作用，比如日人施加阴谋、食品及饮水有毒等等。这是谣言得以广泛传播的民众心理背景。 谣言纷传之中，不幸的事故便接二连三地发生，理性思考对于处在恐慌中的民众而言 是不大可能有的，(注：叶楚伧曾在谣言初起时于《民国日报》撰文，要上海民众将日 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可以痛恨，但对日本人民却需要谅解。楚伧：《敬告旅沪日人》，《民国日报》，1919年6月8日，第2版。然而，对下层 民众而言，这种区分是难以做到的。)这种“集体恐慌”漫延开来，极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排外举动，或者引起重大的灾难性后果，也容易被有心者所利用。上海在五四时期 之所以并没有发生大的排外动乱，主要与此地的特别情势有关，特别是华洋当局军警的 弹压及强力措施，舆论机关的一些辟谣宣传等均是抑制事态向恶性方向发展的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