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即重视在港澳地区开展工作，利用港澳的特殊环境，进行革命斗争，这其中又以香港为重点。由于澳门地域小、人口少、澳葡当局控制较严，中共在澳门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和影响相对较小，留下的资料也是一鳞半爪的，中共在澳门的活动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本节仅根据现有资料略加梳理。
一、中共初创阶段在澳门的组织状况
港澳同胞素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一些进步分子还积极配合祖国内地的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澳门的青年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爱国宣传活动。据香港《华字日报》报道：“澳门孔教学校的学生对于此次国耻（5月9日）异常愤恨，经已组织11人团，实行抵制劣货，并派出演说团，虽有学生被捕而志不稍衰，连日仍往澳门附近各乡散布印刷物，劝告乡民实行不买劣货，流涕以道，闻者莫不感动。”成立于1912年的“澳门童子军分部，连日遣派队员往四乡演讲国耻，力劝人人抵制劣货。演讲队高树旗帜数支，上书‘晨钟暮鼓，警告同乡，振兴国货，毋忘国耻’等字样，每每到热闹场中，辄齐声高叫‘国耻国耻，国人急起，同雪国耻’等语，并吹喇叭，惹人注意，召集来听，虽长途炎日，不觉其苦云”。[1] 澳门的崇实、德华、铸民等十多所学校的员生，也分赴香山县的翠微、前山、白石等地宣传抵制日货、废除密约，号召同胞奋起参加救国运动。
20年代初，澳门的工人阶级开始组织工会，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2年5月29日，澳门发生葡警打死华人45人、打伤60多人的惨案，激起了澳门各界华人的极大愤怒，纷纷举行抗议示威，在各行业工会组织下，3万多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澳门华商也宣布罢市。对此，澳门当局采取高压措施，规定凡未经澳门政府立案的工会团体一律撤销，宣布解散68个曾与这次罢工罢市有关的工会团体。然而，澳门工人没有因此而屈服，继续坚持斗争，迫使澳葡政府坐下来谈判，并部分满足了工人的要求。1927年10月，为抗议江门“新南海”轮无理开除工人和国民党当局压迫工人，澳门海员工人参加了广州、香港、江门海员工人联合举行的罢工。10月14日，省、港、澳、江海员工人及广州工人共万余人在广州集会，组成海员工会维持委员会，并举行示威游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的早期领导人很早就开始关注到澳门。1922年澳门“五二九”事件发生时，张太雷即向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执行委员会提出，通电警告葡萄牙政府，组织关于葡案的宣讲队。张太雷并在中共创办的《广东群报》上发表了声援澳门工人的文章。[2]
至于中共何时开始在澳门开展活动和发展组织，目前尚无确切的材料，估计在大革命时期即已开始，组织名称为中共澳门特别支部，由广东省委领导，成员曾发展到数十人，但大革命失败后，其工作一度陷于停顿。据中共澳门特支1929年11月在给省委的一份报告中说：“现在澳门的同志，差不多都是成为害怕和机会主义者落后各种现象，只有10个同志还是比较积极，查其原因，为着今年来未有开过一次会，和负责者谈话，以为党对他们作为死了。”这份报告还提出了关于今后工作的设想：“1、访寻失踪同志谈话；2、去工厂和码头把工人组织起来；3、吸收新同志”。[3] 稍后的另一份报告也谈到中共在澳门的工作目标，从中显示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澳工作的重心仍是工人运动：“在邓来澳之后，曾找着负责同志讨论工作问题，已决定：1、工作中心：甲、歧关汽车公司；乙、青洲红毛泥厂（即水泥厂——引者）；丙、码头工人及该处苦力工人；丁、火柴厂、香铺女工。……以上各事已经积极做去”[4]。1930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发出第18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加紧布置年关斗争，提到“在香港、汕头、澳门等地方成立失业工人委员会来号召这一斗争”[5]。这说明党在澳门的工作正在恢复。
1931年1月，广东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3月改为两广省委，李富春任书记。5月，李富春调到中央工作，省委书记先后由蔡和森、章汉夫、陆更夫接任，其间，蔡和森牺牲，章汉夫被捕，陆更夫也牺牲了。1932年9月，两广省委改为两广工委，潘洪波任书记。12月，潘被捕叛变，部分同志组成两广临时工委，到1933年底才与中央和属下党组织恢复联系。1934年3月，两广临时工委改为香港工委，9月，香港工委又遭到严重破坏，至此，在香港、广州等地区的中共党组织被完全破坏，作为中共广东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在一段时间便停止了活动。
在上述背景之下，澳门党的情况一再发生变故，组织几经波折，与上级的联系也时断时续。
1931年初，澳门党组织的工作应当已有进展。这年3月，中共两广省委决定抽调干部到广州及苏区工作，其中均打算从澳门支部派人。该文件说：“省委必须从香港、澳门支部和赤色工会中在两月调10人到广州去建立”党的组织。[6] 这时在澳门还有共青团的两个支部6个人。到这年4月，澳门的工作似又有新的发展，机构也已由支部升格为市委，据广东省委的一份文件提到：“澳门市委要根椐上面决定的办法进行，尤其要去建立失业工人、烟厂、士敏土厂，口厂（原文如此——引者）的工作。”[7] 到1931年7月，澳门的党员已发展到20余人，改属中共两广省委领导。但一个月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人员损失近四分之三：“澳市工作有许多和香港相同地方，如大部分在业，大部是琼崖、海陆丰人。但是都是由香港驱逐出境，或南洋回来的同志，情绪也不很好，一共20余人，一贯的和平发展。最近破获被捕同志16人。”[8]
这次破坏使澳门党组织的元气大伤，到1932年5月，中央巡视员到粤视察时，澳门党组织的工作仍然没有起色：“澳门原来有市委，30多个同志，去年8月大破坏，现在没有恢复。”[9] 可能在中央巡视员巡视之后，澳门党组织的情况引起了两广省委的重视，到这年9月，中共两广工委在致中央信中谈到：“澳门工作已派人去建立和恢复，即可成立互济会和党团的组织。”[10] 然而，两广工委很快又遭破坏，幸存的党员与广州、澳门“一向无关系，这两处的关系，尚没有恢复”。[11]
新成立的临时工委恢复澳门组织的工作数月之后才重新开始。1933年10月，中共两广临时工委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答复中央负责同志关于“澳门组织状况怎样？怎样去找？有无找到的把握”等问题时，该同志回答：“由东江交通员新近到澳门，才找到少数过去支部的同志。至于详细情形，因我来沪前，尚未接到他的报告，大约现有小部分同志找到。将来定由这线索去发展澳门的组织”。[12] 1934年3月，两广临时工委改为香港工委。4月，香港工委曾有恢复澳门工作的打算，但在9月份遭到彻底破坏，从此，中共在华南地区包括澳门的活动便一时陷于沉寂。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在澳工作所遭遇的这种情况，与“左”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王明冒险主义的干扰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在较长一段时间，澳门党组织的工作重心是工人运动，发动工人反对资本家，但由于不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遇到了很大阻力。1929年11月澳门特支给省委的一份报告，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澳门的环境，大有差别，澳门尺寸之地且交通又不方便，若做伟大的斗争，当然没有可能，……以去年陈联馨香铺要求加工是一个举例，因东主减工钱而至罢工，当时澳政府派差拿人，卒至无条件而屈服。所以，对于行动上略有觉悟的，就非常注意，工人对于组织公开工会，一律被解散，秘密则工人骇怕，若逐渐做去才有可能。对于散派传单等工作，本属很容易，不过全澳门居住人数太少和交通不便，若此种工作发现，差人（即巡警——引者）就注意到生面人等，而且搜查非常严厉，只有做完工作离开澳门才有可能。”[13]
但在当时“左”倾中央的领导下，对澳门党组织的要求反而更加脱离实际，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央认为“目前广东党在继续立三路线错误之时，右倾危险特别严重”，[14] 而提出了一系列冒险主张。1931年是中共两广省委发出各种斗争号召最多的一年，也是广东党组织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一年。这一年，省委先后发出了“接受四中全会决议和反右倾斗争”的决议、“五一”斗争的布置、“八一”斗争的布置、关于两广兵运工作的决议、关于加强反帝工作的布置、关于纪念十月革命14周年斗争的布置、关于纪念广州暴动4周年斗争的布置等等。要求发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举行群众大会、飞行集会。如“决定‘五一’在香港罢工一天，在广州罢工一天，在各厂均召集厂内或车间的会议，召集学校的会议，召集飞行集会。在澳门、汕头也要举行会议”。[15] 两广省委不顾客观环境，不顾实际情况，层层压任务、定指标。3月份要求澳门调人去广州、汕头发展党组织，动员20人去红军；4月份又要求动员30人去红军；6月份再提出“澳门工作，在‘八•一’斗争中应该发展3个群众组织、3个同志，建立2个自动的支部。同时要举行广大的征调运动，派去参加红军”；9月份又提出“澳门，应动员每个同志分别召集谈话会，发展2个、3个到5个的反帝小组”。[16] 在九一八事变后，广东省委不是号召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提出“扩大反英反葡反法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当时的澳门提反对葡帝国主义，这除了引起澳葡当局的进一步防范外，对党在澳门的工作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的益处。“左”倾中央布置的往往是一些很难执行的任务，对那些达不到冒险指标的组织和党员，他们便横加指责，实行惩办主义：“澳门工作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那里的工作完全没有推动，而且倒退，这次澳门负责同志来，很严格的谴责了，解散特支，把负责人放工厂中去找职业”。[17]
这一系列“左”的做法，给中共在澳门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最后弄到党员无处藏身、党组织的工作陷于瘫痪的地步。直到王明路线结束，中共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方针之后，中共在澳门的工作才开始复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广东省委制定的工作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在抗战时期，由于主要骨干不断被抽调回内地参加抗日斗争，澳门党组织状况一度波动较大，但从总体上看，它是朝着成熟、稳健、富有成效的方面发展。
二、中共成熟阶段在澳门的组织状况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潘汉年离开长征队伍，以中央特派员身分到香港，找到大革命时期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柯麟。柯麟1931年初受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派遣到香港开诊所，一直未与中共在香港的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在香港站稳了脚跟。1935年中秋节前，潘汉年安排柯麟与刚从国外回来、定居澳门的叶挺见面。之后潘汉年向柯麟提出，希望他去澳门定居，就近照顾叶挺一家，影响叶挺重新参加党的工作。柯麟欣然接受，于中秋节举家迁居澳门，不久进入澳门镜湖医院。柯麟从普通医生到出任院长，医院也从一所小医院发展为澳门最大最好的医院。
柯麟与1943年到澳门的柯平（柯麟之弟，中共党员）这条线与广东地方党组织是一种什么关系——上下级关系？平行关系？或是柯麟直属中央有关部门？笔者尚不完全清楚。一些学者有言：“中共在澳门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叶剑英系统的柯麟（镜湖医院值理），平时活动则以‘大华行’这家贸易公司作掩护。”[18] 但不知何故，在此后广东党组织的文件及给中央的报告中，从未提到过柯麟，笔者也未见到柯麟参加澳门地方党组织活动的材料，柯麟似乎属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据柯麟自己回忆，1930年前后，“我即转到香港，开南华药房作交通联络工作，只与李少石（中央驻港交通总站负责人）联系，和地方没有关系。所以30年代初期省委秘书处长潘亚波（？）、军委书记廖某某叛变，牵连许多在香港的同志，……我仍没有被发现。1936年间，香港政府搜查了我们药房两次，为免遭破坏，我把南华药房交弟弟柯平管理，我到澳门开设南华医社。到1939年才开设镜湖医院，在澳门仍与李少石联系，与省委林平、方方同志个别联系。这期间作一些联络工作，并接纳一些同志医病，……联络过的同志还有夏衍、范长江、连贯、李少石、潘景中等。李少石走后，由潘与我联系。我在澳门工作一直到解放。”[19] 这份回忆或者大致可以说清这种关系。[20]
到1936年上半年，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薛尚实到广东恢复南方的党组织，大约到此时，广东地方党系统的澳门工作才开始恢复，“薛尚实到广东后，首先在香港、广州、澳门，潮梅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并恢复了一些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的组织关系”。[21]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中共中央又派张文彬到广东整顿和加强党的组织，10月，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广东、广西和港澳等地的党组织。中共在澳门的工作得以重建，成立了新的澳门工委，人数发展到20余人。[22] 1938年4月，南方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广东省委成立，领导广东、广西和港澳的党组织。此时澳门党的书记为杜岚，女，20多岁，小学教师。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24日，广东省委决定，在香港成立东南特委，梁广任书记，吴有恒任组织部长，虞焕章（杨康华）任宣传部长，澳门市工委的工作划归东南特委负责，由廖锦涛任工委书记。廖为汽车公司职员，30来岁，1937年入党。组织部长余化，小学教师，1938年入党，因工作出色，1939年调任东南特委青年部长；宣传部长林枫。廖锦涛任书记时，澳门党组织的“工作有了相当的发展，到广州失守时有党员50人”。1939年初，廖锦涛领导服务团回内地，余化任书记，组织部长邓平，宣传部长林枫。1939年4月，余化调到特委，林枫任书记。1939年7月，林枫调广游二支队（吴勤部队），邝任生出任书记，邝内战时期入党，1937年恢复党的关系，大学文化程度，中山人，曾任中山县委宣传部长，在澳门的职业为教师。“目前看他工作还积极，还能够根据我们的原则做工作，澳门的工作目前是比几个月前进步的。”[23]
1939年11月，东南特委被撤销，澳门工委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当时党员发展到46人，其中产业工人25人，教员12人，学生6人，商人2人，自由职业者1人。工委由3人组成，除书记邝任生外，组织部长邓平，织布厂女工，20多岁，“积极负责，阶级意识及组织观念还好，有小学文化水平”，“宣传部长沈△△同志是个新党员，小学教员”。下设8个支部，8名支部书记都是抗战后入党的党员。[24]
194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分为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粤南省委1940年12月在香港成立，书记梁广，组织部长王均予，宣传部长石辟澜，澳门工作由粤南省委负责。1942年2月粤南省委撤销，准备与粤北省委合并，但在5、6月间，粤北省委和南方工委相继被破坏，引起中央和南方局高度重视。南方局在1942年8月间指示：为避免事件的继续扩大，“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已暴露身份的干部转移到游击区工作，其余干部找好社会职业如教书、做工、读书、做生意等社会职业作掩护，勤工、勤学、勤交朋友，约定符号，不定期的联系，等待时机，恢复活动”[25] 广东党组织坚决贯彻了这一指示，1943年1月成立临时工委，由尹林平、梁广、连贯组成，梁广负责城市工作，机关设在广州、香港、澳门，“决定对东、西、北三江的组织停止工作，保存个别关系；广州外围与珠江三角洲及东江前东组织并四个城市（广、港、澳、湾）采单线形成继续工作”。[26] 关于澳门情况，尹林平1943年2月给中央的电报说：“广州、澳门、广州湾（今湛江市——引者）三城市之具体情况，因交通困难，尚未清楚。现正派人联络，详情以后报告（照去年7月前的组织基础，广州只有25人，澳门28人，广州湾有9个人）。”也即1942年7月以前为28人。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临时工委还对广州、香港、澳门、广州湾四城市党的组织工作原则作了如下规定：
一、省、港、澳、湾四个城市党组织依照中央指示由梁广负责指导，在各城市分设特派员一人，采取单线领导方式，必要地区设平行组织（分别职业部门及工厂、学校，分开地区）。
二、省、港、澳、湾均处于敌后及被敌人统冶情况下，党的组织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长期掩护、积蓄力量、培养干部、埋头苦干的方针。
三、领导干部职业化，停止会议生活，停发文件，关系疏远，禁止任何横的关系。港、澳、湾着重巩固，慎重发展（主要工人、海员、学生）。广州则着重发展（主要工学两类），亦采取双重组织，严格审查工作。
四、以勤职、勤学、勤交友的精神去团结各阶层人土，开展广泛统战工作，加强干部与党员教育，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27]
1944年10月，随着环境的好转，省临委向中央请示在大部分地区恢复组织活动，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及澳门仍坚持原来方针，只加强联系及阶级教育”。[28] 1945年成立广东区党委，1947年改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香港分局下设城市工作委员会，继续指导着中共党组织在澳门的工作，“城委，下分香港市委、广州市委、澳门市委、湛江市委、桂林工委、有党员约1500名”，其中香港、广州即占1200名。 [29]至于澳门的党员人数及工作状况，香港分局1948年9月的一份电报说：“澳门则有党员19人，中有黑名单10人，无的9人，前者不敢活动，后者则领导弱，作风保守。党员分散，联系不密。……我们澳之方针为：深入群众，发展新生力量；首先从改造领导、教育旧基础做起，纠正保守作风，展开群工，才能挽救‘从少到无’的危险”。[30] 在这一方针指导上，党在澳门的工作得到及时调整和充实，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发挥了应有作用。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再次从港澳抽调干部参与华南各地接管，包括柯麟也调回中山医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在澳门的工作又交给了一批新的同志。
三、中共在澳门活动的主要内容
澳门与香港一样，是连接广东与海外的门户，地理位置特殊，而且处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的直接统治之外，抗战时期保持着形式上的中立，斗争环境与内地略有不同。但另一方面，澳门地域狭小，才十几平方公里，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二三十年代人口仅十余万，到抗战时期因难民涌入才增到三十几万，外来人员容易引起注意，若没有正当职业作掩护，要长期活动是十分困难的。基于上述特殊条件，加上中共主观方面的原因，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大体上有这样一些内容：
1、掩护革命同志，提供撤退和转移的便利。广州起义之后，中共又准备在江门发动起义，但不慎被国民党破获，“负责同志都逃来香港和澳门了”。[31] 澳门也曾是叶挺的避难所，南昌起义失败后，叶挺在澳门隐蔽了一个多月，然后从澳门回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又到澳门隐蔽起来，半年之后，又从这里去苏联和欧洲。1941年底，香港沦陷，一大批来不及从香港撤退的干部和进步文化人士取道澳门转移，他们以香港大中华酒店为据点集中，然后由组织安排乘走私船，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到澳门，由澳门党的秘密联络站帮助，经广州湾或江门、台山到桂林。这批人包括复衍、范长江、廖梦醒、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金仲华、王莹等几十人。据廖梦醒回忆：“到澳门以后，我们立即与柯麟同志的地下交通站取得了联系。”廖的丈夫李少石是南方局派到香港负责地下工作的，撤离香港后又“留澳门坚持地下工作一年多”。[32]
2、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内地斗争。10年内战时期，中共澳门支部曾动员人员到内地和红军中去工作，1931年4月团广东省委的工作报告提到，“在澳门动员了2个南洋失业回来的到红军中去”。[33]
抗战爆发之后，中共澳门工委进行了卓有成就的工作，广泛发动澳门同胞，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动员和组织了一批爱国青年加入“惠阳青年回乡服务团”、“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和“旅澳青年乡村工作团”，回到广东的东江、西江和粤中等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8月成立的澳门四界（教育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就是在中共澳门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共澳门工委还动员爱国青年回内地参加抗战，1938年10月21日，“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正式成立，由党的负责人、救灾会理事廖锦涛任团长，先后派出11个队共160多名男女青年返回内地工作。为加强党的领导，服务团于1939年4月成立中共动员青年回乡服务支部，书记胡泽群，组织委员沈章平，宣传委员梁铁。服务团以下各队也秘密建立了中共支部或党小组。1941年1月，粤东南特委组织委员吴有恒给中央的报告也提到特委“从香港、澳门动员了大批的干部、党员，特别是坚定的工人干部和党员回敌后工作，增加了内地的力量与内地的同志们的信心”。[34] 这时澳门回内地的党员已有20余人。
1944年春，中共中山义勇大队派郑秀、郭宁等化装成普通百姓，进入澳门活动，建立了秘密办事处，动员了不少澳门青年到中山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工作。这些青年先是在代号为“纽约桥”的“青年训练班”学习，然后分配到宣传队、医疗站或者到连队做文化教员、政治战士，卫生员等，在部队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种训练班一共办了3期。[35]
3、接触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中共在澳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是将重点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和发动下层民众，较少注意与上层各界人士的接触，这种状况直到抗战前后才开始有所转变。在这方面柯麟所起的作用是很突出的。他利用镜湖医院慈善会这一机构，广交各界朋友，特别是与何贤、马万祺、林炳炎等经济界实力人物成为至交，得到他们的支持。1946年初，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会主席林炳炎提议，聘柯麟为院长，当林将董事会名单送澳督审查时，澳督说：“这几十个人我都同意，只有柯麟不行，听说他是共产党。”林表示：“如果柯麟是共产党，那我也是。这几十个人谁都可以换，唯独柯麟不能换。”澳督只得同意。[36] 柯麟为中共在澳门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联络站，叶剑英、张云逸、廖承志、李一氓、阳翰笙等到澳门都曾在柯处落脚。
1944年春夏间，中共的统战对象，在澳门、中山两地均有一定地位的黄怀向中共方面传信：澳门当局想与中共游击队取得联系。中共方面经过考虑，在8月份派出梅重清作为游击队的代表，到澳门与澳门总督的代表、政治部秘书慕拉士会见。双方达成协议如下：1、澳门当局同意义通大队派出人员到澳门活动，但不要太公开；2、澳门当局与义勇大队互相配合，打击扰乱澳门之反动分子和土匪，维持澳门及其外围的治安；3、澳门当局同意义勇大队将重伤员送澳门的医院治疗，同意在澳门募捐，购买子弹、医药、医疗器械及电台等通讯器材。此后，双方遵照协议，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37] 中共游击队帮澳门方面捕获了海上惯匪出身、经常拢乱澳门治安的国民党小特务“老鼠精”，将战时日伪在澳门的特务头子黄公杰引渡给了澳门当局；澳门当局则帮助游击队抓捕了叛徒郑实。1945年春，澳门当局还通过慕拉士协助，将澳门地下党为珠江部队搞到的一部电台通过层层哨卡，安全运抵根据地。这期间，“我们与澳门当局的关系相当默契”。
游击队还与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我方在澳门做秘密工作的郭宁、郑秀、李成俊等人，工作也是得力的。澳门中央酒店（当年澳门最高级的酒店）老板傅德荫（即傅老榕）、搞粪务（清洁卫生行业）的严仙洲、‘回春油’老板梁柏燊和招兰昌医生等都为我们游击队捐钱。”“澳门当时的‘大丰银号’司理是马万祺，副司理是何贤，他们也都十分关心珠江地区的游击战争，为我们出过力。”[38]
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后，与中共志同道合的马万祺在爱国富商林炳炎支持下，开办了大华行，经营葡、澳、内地间的贸易，不久，柯平与马万祺合作，开办新中行，以合法的进出口商行作掩护，成为中共一个新的工作据点。1948年，周恩来又派朱慎修到澳门，得到柯麟兄弟、马万祺的协助，开辟了一条山东、苏北至澳门的航线，将北方解放区出产的大豆、花生、药材等特产运到香港、澳门出售，再购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布匹、纸张、大小五金器材等等，有力地支持了解放区的经济工作。[39]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根本目标，党在不同区域、不同战线、不同岗位的组织和党员，尽管从事的具体工作千差万别，但最终都是为着实现这一目标而斗争。澳门的环境不同于内地，澳门的党组织，其工作方式和工作任务与直接在前线进行武装斗争、或者在根据地工作的组织不同，与在国统区城市的党组织比较接近，但仍有一定差别。他们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设立机关、沟通联络、广交朋友、搜集情报、积蓄力量，在可能的条件下以人力物人支援内地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他们不是直接投身这场斗争，也不是要在澳门从事推翻澳葡当局的斗争。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进入抗战以后，中共澳门党组织是基本完成了上述任务的，一些方面还是较为出色的，是符合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关于在这类环境中党组织的工作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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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开颂、陆晓敏：《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2] 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3] 《中共澳门特支给省委的报告——澳门环境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11月15日。
[4] 《中共澳门特支给省委的报告——澳门工运情况》，1929年11月27日。
[5] 《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18号）——加紧准备年关斗争的布置》，1930年12月17日。
[6] 《中共两广省委接受中央对广东工作决议的决议》，1931年3月29日。
[7] 《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1号），1931年4月6日。
[8] 《中共两广东省委致中央报告》，1931年8月20日。广东省档案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办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7-1934），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9页。
[9] 《中共中央巡视员定川汇报两广工作》，1932年5月24日。
[10] 《中共两广工作委员会致中央的信》1932年9月27日。
[11] 《中共两广临委关于党、团省委被破坏的原因及经过等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21日。
[12] 《中共两广临时工作委员会派同志向中央汇报两广工作》，1933年10月之后，《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691页。
[13] 《中共澳门特支给省委的报告》，1929年11月15日。
[14] 《中共两广省委接受中央对广东工作决议的决议》，1931年3月29日。
[15] 《团广东省委‘五一’工作通告》，1931年4月13日。
[16] 《中共两广省委通告》（第4号）、（第6号），1931年6月30日、9月20日。
[17] 《团广东省委报告（第2号）——四中全会后广东工作情形》，1931年4月20日。
[18] 谭志强：《澳门主权问题始末（1553-1993）》，第225页。
[19] 柯麟：《参加革命运动的回忆》，《广东党史资料》第21辑，第18－19页。
[20] 关于柯平1943年受广东党组织委托去澳门工作及中共在澳门活动的情况，还可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子健、叶文益主编《澳门归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第102－155页。
[21]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22] 《外县工作简况》（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作委员会的报告），1937年11月7日。
[23] 《吴有恒关于粤东南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41年1月13日。
[24] 《粤东南特委地方党干部党员统计表》，（统计时间：1939年11月）。
[25] 尹林平：《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回忆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斗争历史》，《广东文史资料》第38辑。
[26] 《林平给中央并恩来电——关于临委对所辖各地工作的意见》，1943年2月。
[27] 《林平给中央转恩来电——关于香港沦陷后的一般情况》，1943年2月。
[28] 《省临委会决议报告》，1944年10月23日。
[29] 《罗迈致尧电——华南党组织分布状况》，1947年8月27日。
[30] 《香港分局港城委致中央及中城部电》，1948年9月。
[31] 《立三致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28日。
[32] 《秘密大营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60页。
[33] 《团广东省委工作报告》，1931年4月2日。
[34] 《吴有恒关于粤东南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41年1月13日。
[35] 欧初：《孙中山故乡抗日斗争二三事》，《炎黄春秋》1995年第11期。
[36] 李葆定等著：《柯麟传略》，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37] 参见《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3卷，第411页。
[38] 欧初：《孙中山故乡抗日斗争二三事》。
[39] 谢常青著：《马万祺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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