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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60年过去了，人们对于似谜似雾般的西安事变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但由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各种权威的与不权威的，当事的与不当事的，沾边的与不沾边的，都加入到对事变的评头品足当中来了，结果是各种亲历记和回忆录汗牛充栋，越俎代庖，第一手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反而不被研究者所重视，弄得在不少问题上，人们如今距离事情的真相，不是越来越近，倒是越来越远了。象当年张学良发动事变的目的，其在事变期间的态度变化，以及事变解决的经过与结果等，就多少有些解释得走样了。本文仅就此作一说明。 张学良曾经动摇悔悟过吗? 张学良究竟为什么冒险扣蒋，又转而决定放蒋，说法甚多，海外一种比较盛行的说法就是张学良说成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蒋后方才发现自己之幼稚、鲁莽，因而悔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要算是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 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如太简默，如余以身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1] 按照蒋介石的这一说法，张学良自事变之次日，即13日就已经读过蒋介石的日记和重要文件，发现蒋早在秘密准备抗日，因而开始悔悟，决心全力保护蒋介石并千方百计要将蒋安全送回南京。于是，更衍生出一些极端的说法，说张学良一再向蒋介石、宋子文等表白自己与杨虎城不同；张学良当时主和，杨虎城主战；张学良竭力保蒋安全，杨虎城坚持扣蒋甚至试图对蒋不利，等等。[2] 此种说法虽有张学良50年代发表之《西安事变忏悔录》等可为参照，但因蒋、张两文均系事后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且有由人捉刀之嫌，其可靠性颇足怀疑。[3]而且，纵使真有蒋介石准备抗日之日记及相关之文件存在，其对张学良思想触动如何，亦值得考虑。因为，还在1935年10月中旬，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即派熊斌分别向西北国民党高层军政要员“宣述参部对日计划”，[4]1936年7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有表示一旦到“最后关头”一定抗日的报告，这些张学良早就一清二楚，他如何会读了蒋准备抗日的日记突然间感动得泪流满面?事实上，蒋介石关于实行抗日行动的“最后关头”，和他自信所能达到的抗日目标，都是以现实国力所能允许的范围为基础的，依靠蒋介石所准备的抗日行动，不能满足东北军和东北人关于收复失地，重返东北的强烈愿望，这一点张更清楚。况且，即使搜查中得到蒋介石准备抗日的日记与文件，不可忽略的是，搜查中同样也得到了众所周知的蒋介石写给邵力子的那封压迫张学良部或剿共或南调的亲笔信[5]，而蒋对张及东北军的不信任早就“痛伤良之心”，使其“忿怒不已”，蒋驱使东北军与红军火并更成为激起张发动事变的“恶缘”之一，张又如何会只顾蒋之抗日日记，看不到东北军的前途正岌岌可危?[6] 其实，说张学良自事变第二天就因为看到蒋介石的日记等转而深感悔悟，相信自己在抗日问题上错怪了蒋，以致与杨在和战及对蒋问题上态度冲突，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第一手的文献史料所记述的情况也是完全矛盾的。至于一些研究者坚持说，张学良在 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我们在这里不妨将张学良从12日事变爆发之初至20日双方代表开始在西安进行谈判之间的各种信函和电报，在和战与对蒋处置问题上的言论，做一概要的排列。这些公开或内部发表的重要言论，都是当时有关张学良思想行为的最真实的记录，相信要比那些事后整理过的和几十年后的回忆更加可信和可靠。 12日晨，在张学良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消息的电报中，他就明确宣称，他之决心与蒋破裂，纯粹是因为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因而他从一开始就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同中央军作战。[9] 同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故“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10] 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原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强调“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11] 14日晚8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谈话，张学良一面严厉批评蒋介石“自误误国”，要求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强硬地宣称：“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12] 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强调：“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而此一事变“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国之理”。[13] 16日，张学良进一步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演，说明自己与蒋介石“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自己之所以下决心捉蒋，就是因为蒋介石如今已经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区别，“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同时张电告冯玉祥：“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但抗日主张及行动未能实现以前，要送蒋回京，“势难遵办”。[14] 17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名复电程潜等，强调“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至于放蒋，除非蒋承认西安方面政治主张，否则，“在抗日主张及行动未实现以前，尚难办到”。不仅如此，张学良第一次公开表示赞同“容共之论”，并且开始同意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提议，当内战爆发，西安被围时，对蒋“行最后手段”。[15] 18日，张学良复电孔祥熙、何应钦等，提出：除非中央确有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否则“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张甚至直接警告何应钦：“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16] 19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及孔祥熙等，对中央军继续进攻反应更加强烈，再度警告说：“弟等发动此种惊天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早已置诸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17] 20日，张、杨联合发表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更是下定破釜沉舟之决心，准备与南京开战，故一面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以抗日为名行欺骗之实，一面号召两军将士准备决一死战。书称，绥远抗战，中央只派出两个师，阎锡山要求调二十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在绥远的抗战中，中国飞机半架也没有，据中央说是天气太冷，而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轰炸，再不管天气冷不冷了。“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而西安事变的行动就是因为再不能听任那些“变相汉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领导人“欺骗”、“敷衍”才不得不武力制止之。任何人敢以武力压迫，“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18] 在以上所列各种电报和讲话之中，显然看不出张学良有任何退缩的表示。仅以张学良14日晚在广播电台的强硬表示与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所记张14日中午痛不欲生的悔悟谈话相比较，就不难让人对蒋介石事后的说法产生严重的疑问。事情很清楚，在14日晚上张学良的公开讲演中，我们不仅完全看不到蒋介石后来所说到那种悔悟的表示，而且就是在对张学良始终强调的绝对保证蒋介石个人安全的问题上，其态度也是不那么确定的。张学良在讲演中含蓄地表示，无论是对整个事变之解决，或是最关键的处置蒋的问题，他都主张“一切办法，决诸公论”。至于对可能到来的战争，张学良这时的态度更是再明白不过了。那就是，假若南京方面“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张将不惜视之为“全国之公敌”而与其“誓死周旋”。换言之，张将不再承认其为正统，而必欲将此全国公敌推倒之。试问，说张学良在14日中午对蒋痛哭流涕，悔悟自新，当晚又对全国民众慷慨激昂地公开宣告，决心与敢于褫夺其权力的南京政府“誓死周旋”，甚至准备将蒋之命运“决诸公论”，这是否能让人信服呢？再对照张、杨20日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其为达到事变目的，不惜以战争为抗日“清道”的态度，与其14日之态度事实上不是如出一辙吗？有什么理由说，张学良曾经因读蒋介石的日记或文件改变过自己的主张？又有什么根据说，张学良曾经在事变过程中有过明显的动摇和悔悟？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如张学良自己所说，他所争的是政治主张。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曾“再三再三地考虑”，正是因为他坚信此举对国家民族有利，他才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因此，他既不是鲁莽行事，也不会轻易放弃。主张实现，捐七尺之躯亦在所不惜；若主张不能实现，纵使因此爆发内战，对蒋“行最后手段”，战败“自杀”、“入山为匪”，也义无反顾。那种认为张学良在事变过程中并无固定的政治主张，因而事变后因情势与想象不同而左右摇摆，也是完全说不通的。 张学良的政治诉求是什么? 要想真正搞清楚张学良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他是不是因为事变后的困境改变了他的初衷，他最后究竟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都必须要弄清楚张学良发动事变的政治诉求到底是什么。 张学良的基本政治诉求是怎样的呢？其实就是张、杨在事变当日公开通电中提出的那八项政治主张。即：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19] 在以往的研究中，似乎很少有研究者真正重视过这八项主张。其实，只要注意到这八项主张，就不难看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正是近一年来共产党人一直在公开宣传和积极争取的目标，它远远地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主义要求，几乎是在直截了当地呼吁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废止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国策。不难想见，即使是张学良本人，大概也不会奢望，只要把枪口对着蒋介石的头，就能够使其就范吧。何况，蒋不久前刚向张学良讲过，即使共产党当面用枪指着他，他也绝不会与共产党妥协。[20]因此，张学良固然从事变开始就一再表示，他此举“对事而非对人”，拘蒋只为迫其觉悟，放弃过去主张，积极实行抗日，但无可怀疑的是，张学良提出八项主张，既非一时间头脑发热，也不是装门面做样子，他之所以一再强调蒋之自由必以主张实现为前提，并反复劝蒋接受条件，[21]正显示他除了“兵谏”以外，确实还有其他的考虑和准备。 张学良究竟还准备做什么?也就是说，万一蒋介石坚持不在枪口下妥协，万一南京政府坚持诉诸武力，迫使他不得不象他在 还在1936年4月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就已经在谈论是共产主义救中国，还是法西斯主义救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了。[23]到1936年6月底，张更进一步提出了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24]其后，共产国际虽然没有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请求，但张学良仍始终和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注意到这些重要的背景情况，就很容易理解张学良提出八项政治主张的原因，也就不难想象张除了“兵谏”以外，还在想些什么。 张学良十分清楚，要成功地发动这样一场重大的事变，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为军事同盟；第二，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第三，或者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得到众多地方实力派的同情而抛弃蒋介石与南京的少数当权派。问题是，在上述三个致胜条件上，张学良最初占了几个呢？ 中共与红军的支持是确定无疑的。苏联方面的态度，张最初显然不甚了了。南京政府公开反应强烈，各地方实力派也颇不赞成扣蒋行动，这多少也在张意料之中。重要的是“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南京除“亲日派”外，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均主张调和，其内部之分化已显而易见。[25]如此算来，在上述三条件中，张学良最初至少占了一半，苏联且为未知数，地方实力派之表示也各有区别，事实上并非真的就支持南京“亲日派”之强硬立场，因此，当周恩来到达西安之际，张学良的估计相当乐观，相信“此间诸事顺利”，唯一希望的就是尽快得到苏联的消息了。一旦苏联暗中同情并支持，实际上即可算是大功告成了。 的确，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前途将有最为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张学良这时自然格外关心苏联方面对他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他不仅亲自打电报询问毛泽东：“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并且在周恩来至西安后，更反复说明，他极愿听中共中央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26]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如何，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苏联《真理报》 应当了解的是，张学良因为高度重视苏联方面的反应，并且与上海有直接的电台联系，因此，还在他十七日打电报给毛泽东询问“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的时候，多半就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莫斯科的公开反应了。之所以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当然不是依据几十年后某些当事人的不那么可靠的回忆，而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张学良在询问国际反应时所用的“批评”二字。张学良本来在这里有许多字眼儿可以选用，象“意见”、“指示”、“看法”、“反应”、“态度”……等等，可他偏偏只选用了“批评”二字。这多半是他得知了苏联广播和报刊在 张学良什么时候了解到来自国际的指示呢？确切的时间应当是： 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31] 我们从上面这段文字和建议中能够看到些什么呢？第一，共产国际未必完全赞成发动这样的事变，但它并没有否定这次事变，相反，它赞成通过这次事变来达到某些积极的政治目的。第二，共产国际赞成张学良八项政治主张的基本内容，即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保障人民权利，联红联俄（尽管不要公开提出联俄口号）共同抗日。让我们实事求是地、并且是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这样一封国际的来电，对这时倍受外界讨伐之声困扰的张学良，究竟是一种宽慰呢，还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呢？张学良感觉自己的政治诉求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基本肯定呢，还是根本被误解、被否定了呢?结论大概是不言而喻的。 事情的发展至此只有一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事变开始时自己那些多少有些情绪化的关于公审或除掉蒋介石的要求，重新准备在承认南京正统的基础上解决事变了。除此之外，一切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双方甚至进一步具体商定了如何组织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一公开的“三位一体”的政权形式的问题。[32]这也就是说，在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中央的关系不是变得不信任了，而是更加密切、更加巩固了。张、杨“闻红军东来均甚高兴”，并催红军快来，希望尽快公布西北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张学良并且明确告诉周恩来，现在西安城内，存有大量现金和钞票，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如果南京方面坚持不妥协，坚持几个月绝无问题。 张学良达到他的目的了吗? 西安事变要想成功，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战争，一是和谈。截止到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张、杨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的20日为止，实际上西安与南京都在准备依靠战争解决问题，它们之间的战火早已经点燃，只要中央军再继续进攻和轰炸，随着红军应邀东来咸阳，一场大规模内战将不可避免。但无论张学良，还是中共中央，都很清楚，战而胜之的可能性在短时期内非常之小，因此，和应该是最佳的选择。问题是，既然已经破釜沉舟，张学良已经再三宣布过他的决心，非蒋认输，不能解决问题，而蒋依其性格与威望，又必不肯轻易妥协，僵持下去，难免弄成鱼死网破的局面。恰在这时，南京政府前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的到来，戏剧性地改变了这种危险的局面。 宋子文在对日问题上是有名的强硬派，并且因反对蒋介石为剿共军事大举国债，而被迫弃官。[33]辞职之后，宋子文仍积极推动过南京方面与中共的秘密接触，同情过两广事变，甚至背地里明确表示赞成共产党提出的国防政府主张，并暗中支持深受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主持的救国会。因此，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共产党，都对宋颇抱好感，认为：“宋子文表现是非常好的”，在南京政府领导人当中，可以说是“最好的”。毛泽东得知宋到来后，也立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要他立即见宋，商谈和平解决的条件。而宋一到西安，也私下表示同情“义举”，认为目前各方响应虽不可能，但只要“推延内战，坚持日久，必有变化”。与此同时，宋子文与蒋密谈后，亦显示蒋的态度出现松动。蒋表示：“张、杨主张交蒋提三中全会，东北军可援绥，陕西交杨。”[34]宋来西安不过一整天时间，其三面逢源，备受欢迎的情况，已十分明显。尽管宋这时的态度和谈话，可能包含策略手段在内，但以宋前此与蒋介石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严重矛盾而论，说宋子文这时会如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所记述的一样，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坚决抵制张学良等向其兜售政治主张，[35]无论如何不合逻辑。事实表明，宋子文的到来，明显地为蒋提供了一个转环的条件，紧接着宋美龄的到来，则更进一步促使蒋沿着“先设法脱离此境，再言其他”的思路考虑对策。[36]这样一来，张学良和蒋介石谈判的大门就渐渐地打开了。 一方面是宋子文以及宋美龄推动蒋放弃强硬立场，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提到中共中央态度的改变。 关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后曾经一度强烈希望公审乃至除掉蒋介石的态度，经张培森等在《党的文献》和《人民日报》详细披露中共中央事变后第二天的会议记录，和最初一段时间的报刊宣传之后，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了。[37]其实，一直到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 (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 (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39] 与中共中央开始时的激烈主张比较起来，这里的条件已相当缓和，但比较张、杨的八项主张，可以看出，它仍要强硬得多。比如，张、杨所提不过“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救国会议”只起监督作用，而中共中央这里主张的却是：“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前者是以南京政府为正统，只要求“容纳”各党各派，后者则是否定南京的正统地位，要求根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的意愿，另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事实上，考察这时中共中央的具体部署，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景并不看好。毛泽东多次讲，必须切实打几个大的胜仗，打痛蒋系军队，和平解决的机会才有可能到来。[40] 中共中央切实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是在 (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 (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 (三)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41] 由于中共中央基本上接受了前述共产国际的提议，因此，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18日致国民党中央电所提的条件，而这一新的提议，即使与张、杨之八项条件比，也有不小的让步。比如，中共中央不仅不再提重组国防政府问题，而且也不认为有必要立即开始改组南京政府，强调只增加几位抗日领袖人物即可；不仅取消了“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来产生政府的提议，而且认为不必坚持召开只起监督作用的“救国会议”；其他如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条件中也均未特别提及。其态度之日趋缓和，可见一斑。 但是，用自己方面的大幅度退让来争取和平前景，这却未必是张学良所希望的。[42]根据周恩来随后报告与张、杨商量的结果，可以看出张学良仍坚持应以八项条件的基本要求为谈判基础。因此，尽管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而西安方面新提出的条件却仍旧相当强硬。它包括：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43] 比较张、杨原提之八项条件，可知新的六条只放弃了“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的要求，原八条中第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四条已合并为“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一条。原八条中第二条（停止一切内战），则根据现实情况修改为“停战，撤兵至潼关外”。原八条中第八条关于召开救国会议者没有变化。而原八条中之第七条（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则扩充为两条，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和“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特别是这后一条，不仅是对蒋介石既定国策的根本否定，而且它清楚地表明了张学良、杨虎城决心与中共同进退的坚定态度。换言之，上述六项条件除了在比较敏感的国民党领导地位问题上，即在改组南京政府的形式问题上较之原来的八项条件略有退让外，总的要求不是比八条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那种所谓事变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张、杨方面几乎放弃了前此的条件，或者全面妥协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直接的谈判对手是本来就指望借助西安事变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宋子文，张学良等所提条件的激进，似乎也并没有对谈判的进行构成多少障碍。据周报告说：在23日开始的谈判中，宋子文对改组政府问题格外热心，一上来就提议： 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傲、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44] 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究竟允许宋子文在谈判问题上走多远，可以断言的只是，宋子文这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过分乐观的情绪深深感染了他的谈判对手，因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某些假象。改组政府的问题已经谈到如此程度，难道其他问题还不容易解决吗？相信宋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蒋的妥协，使张学良多少有些喜出望外。宋子文大谈改组政府的具体构想及人事安排，更是给人一种“革命”即将大功告成的强烈感觉。张、杨理所当然地要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也开始积极就新政府人事问题提出建议，比如提议以邵力子长内政，并且同周恩来一道，力主让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并委杜、沈、章等人为次长。张学良更明确提议，现在即可考虑改编西北红军，照国军待遇，实现合作抗日的问题。讨论中，他们甚至对于是蒋下令撤兵之后即放蒋回京，还是撤走中央军，释放救国会领袖之后再放蒋的问题似乎也不那么特别在意了，尽管他们仍旧坚持蒋介石必须满足他们提出的六项条件，同意拟议中的西北组织“三位一体”的军政委员会和抗日联军组织，但他们看起来似乎毫不担心，确信如今这些要求在蒋介石那里都不会成为问题。一切障碍都因蒋介石的“暗示”可以改组政府和宋子文的许诺一风吹了。周恩来更是急忙打电报询问中共中央：“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将)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注即西安方面所提六项条件）”，“你们准备在何种条件下许蒋回京？”[45]这说明，即使是周恩来，这时也已经开始相信，蒋介石很可能会迅速承认六项条件，并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既成事实，释放蒋介石的问题马上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不过，关于以承认事实上的“三位一体”为释蒋前提的问题，很快也就变得不必要了。23日晚，经过政治局会议的反复讨论，中共中央致电通知西安方面称，为便于争取南京以及其他地方势力，他们希望暂时不要公开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形式。接到这封电报后，张学良、杨虎城很快就通过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兵，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条件（见23日12时电），是否可放蒋回宁？”周同时告诉中共中央说：“张、杨、宋都急望此事速成”。在这里，张学良显然放弃了当日白天谈判中曾提出过的三项前提条件：把“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六项条件）”，要蒋当面允诺，改成了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爱国七领袖），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把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一条根本取消，只要两宋允诺实现六条即可。看来，两宋在谈判过程中充分合作的态度，再加上中共中央的这封电报，促使军人出身的张学良决心不再拘泥于细节。毕竟，和平契机正处于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46]既然蒋夫人和蒋姻亲都已担保蒋定会接受六项条件，还有什么必要纠缠于一些具体的和平形式呢？ 24日，蒋就23日宋子文转述西安方面之六项要求，具体“答复张”，保证：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47] 只要与西安方面前提六条略加对照，即可看出，除西安所提第四条“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一条，蒋改为“释放爱国七领袖”；第五条“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一条，蒋改为“开国民大会”外，其他各条，蒋已一一承诺。 有了蒋的“答复”，25日上午，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顺利地进行了最后的商谈。据周恩来当日报告，根据蒋的“答复”意见，双方“谈判结果”如下： （子）孔、宋组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队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48] 比较23日蒋“答复”之六条，可知最后谈判的结果与蒋之承诺基本一致。而且，宋子文还主动地把蒋的“开国民大会”，改成了开“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并增加了释放政治犯和共产党公开两条，西安方面的收获可以说超过预想的结果。而上午谈判后，蒋介石更接见了周恩来，在肯定“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解决一切的同时，明确表示欢迎周去南京谈判关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问题。[49] 一切的一切都表明，蒋介石已经承诺接受张学良的各项基本政治主张，只待回南京逐项落实了。至此，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可算得上是大功告成了。 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张学良亦本着“言必信，行必果”的信念，踏上了送蒋返宁，“束身归罪”的道路。即使在南京军委最高军事法庭上，他仍旧慷慨陈词，声称除了违犯纪律、损害领袖尊严外，“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50]其被判刑前夕，还满怀信心地给毛泽东写信道：“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改)府(事)做完，几天即回”。[51]即使判刑之后，他仍旧相信此不过蒋为环境所困不得不搞的“官样文章”，因而仍不无自豪地宣称：“‘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抗日复土的责任，已经加在我们的肩头了!”自信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必会与东北军将士共同奋斗。[52]甚至在最终得知他将再无回陕可能之后，他也还是一度相信：蒋“谅亦必有为难处”，因“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故“此事仍有转环办法”。[53] 张学良再没有能够得到自由。但是，事实证明，蒋介石大体上也没有食言。除了改组政府和令中央军离开西北这两点事实上难以实现以外，蒋在西安所承诺的条件也大都陆续得到了落实。内战停止了，联红容共实行了，上海救国会的爱国领袖释放了，召集国民大会的相关法令颁布了，谋求与苏联合作的外交谈判也切实进行了，甚至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同胞期望的对日抗战，也在事变结束半年之后迅速开始了。因此，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张学良虽然身陷囹圄，然而他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1]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8—279页。 [2]这样一些说法还可以在蒋鼎文的回忆，李云汉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王禹廷著《细说西安事变》等文章和书中找到。 [3]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转见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辑，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4]转见徐永昌 [5]该信写于 [6]张学良前引文。关于蒋介石不信任东北军的情况，还可以证之于徐永昌的日记。徐日记称， [7]李云汉前引书，第98，104－105页。 [8]蒋介石前引文。 [9]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53－1054页。 [10]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56－1057页。 [11]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66－1067页。 [12] 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70页。 [13]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73，1075－1077页。 [14]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0－1081页。 [15]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8页。 [16]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9－1090页。 [17]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96－1097页。 [18]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02－1103页。 [19]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55页。 [20]徐永昌 [21]即使是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也多次谈到张再三要蒋接受八项主张的情况。 [22]据《刘鼎札记》称，1936年7月初，张学良曾准备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合在一起，放开手干，以免遭蒋介石的暗算。转见张魁堂：《张学良传》，第168—169页。刘鼎在这里回忆的情况基本属实，但时间上差了两个月。详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章(西北大联合计划)。 [23]见《周恩来致洛、毛、彭电》， [24]见拙作：《有关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5]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 [26]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 [27]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64—67页。 [28]根据当时曾经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人的回忆，一些研究者向我们描述说：当时“最使张学良烦恼的是苏联的态度”。“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是为了抗日，可以取得苏联谅解，尽释中东路事件前嫌，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结果却适得其反。他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刘答：‘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以后苏联连续抨击西安事变，16日，苏联正在广播，张对刘说：‘听见了么？’表情愤懑。张以为他背了比‘九一八’事变时更大的黑锅。苏联的抨击使张学良对中共也有点怀疑。一次，张学良拿着内容载有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宋黎在楼梯下面给他让路，听见张学良似乎自言自语，说：‘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张魁堂前引书，第208页。 [29] 《张学良致毛泽东、周恩来电》， [30]苏联政府的真实态度应该说是同这里所说的内容相一致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15日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时就明确表示：“我不认为张学良是与日本人直接勾结采取行动的，我更倾向于这种推测：张是受了某些人心怀叵测的恶意唆使”。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48页。 [31]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32] 《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 [33]参见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０年版，第213－221页。
[34] 《李允生给中央的报告》， [35]照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所记，宋子文始终是对蒋言听计从，从未有过任何个人见解的，劝蒋让步之说更毫无谈起。 [36]蒋介石前引书，其中明确记述说，这是宋美龄劝告他的话。 [37]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张培森：《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人民日报》， [38]见《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39]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 [40] 《毛泽东致张学良电》， [41] 《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 [42]申伯纯回忆说，当张学良对中共态度的日趋软化颇有牢骚，称“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1页。 [43] 《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44]同前引《周恩来选集》(上)，第70页。 [45]同前引《周恩来选集》(上)，第70页。据周报告：“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46]蒋介石 [47]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 [48]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 [49]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50]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10—1111页。 [51]转见《周、博致彭、任电》， [52]张学良：《元旦告东北军将士书》， [53] 《张学良致杨虎城函》，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