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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汉学或者汉学俄国学派，过去一直不曾为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所特别注意。但自从上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与时俱进，俄国汉学被纳入海外汉学研究的领域始被青睐。但繁荣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般都局限于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研究俄国汉学，并有将俄国汉学美誉化的倾向。我们认为，为了更全面客观地评价俄国汉学的成就，应该将其纳入中俄关系的视野来进行研究。 一、俄国汉学的发展与早期中俄关系的发展基本同步。 前苏联汉学家П.Е.斯卡奇科夫就认为早期中俄关系的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而俄国汉 学的发展也对应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608~1727年，这是中、俄两国关系临界接触的阶段。在这段时期，中俄开始通使通商，相对应，俄国汉学也就局限于传奇和知识介绍性的汉学萌芽态；第二阶段，1727~1805年。这一阶段的中俄关系平稳发展，主要内容为边境贸易时期。相对应，通过中俄《恰克图条约》，俄国获得了向北京派遣东正教布道团的权力，布道团汉学开始萌芽；第三阶段，1805~1860年。由于此时传统的中俄关系通使通商格局已经坍塌，代之以不平等条约体系格局。随着俄罗斯远东政策的积极，一方面，布道团汉学达于极盛；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的世俗汉学研究，也开始了规模性发展；第四阶段，1860~1895年。这个时期，中俄关系被纳入帝国主义远东殖民体系，俄罗斯为了在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远东政策。为了服务国家政治，俄国世俗汉学获得长足发展；第五阶段，1895~1917年。这个时期由于中、俄两国政治上都处于风雨飘摇之时，中俄关系相对沉寂，俄国的汉学研究处于新旧交替的前夜。 不过，从历史事实出发，我们认为分为三个时期更加合理。从17世纪初至18世纪初，中俄关系的格局为通使通商，变化不大，相对应，俄国汉学则处于以游记、日记、报告等为载体的萌芽态；从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中俄关系的格局过渡到条约体系，而俄国汉学则处于以资料译注和系统研究为特征的成熟态；从19世纪中叶至十月革命，中俄关系被纳入国际帝国主义远东殖民体系，俄国汉学开始实用化，汉学向中国学过渡。 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怎么分期，而在于认识到俄国汉学的发展和早期中俄关系的发展基本同步。历史的轨迹决定着历史的延展，俄国汉学史本身就要求我们从中俄关系的视野来看待俄国汉学。 二、俄国汉学的成就客观上成为构建中俄关系的文化基础，俄国汉学是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基本方式。 俄国汉学，它首先以自己的杰出成就成为构建中俄关系的文化基础。俄国民众了解中国，其首选方式就是阅读俄国的汉学成果。在俄国，无论是萌芽态汉学的游记、日记，还是成熟态汉学的译作、研究著作，都是民众、特别是俄国的文化精英们了解中国文化及其民众生活方式的基础。像诗人普希金、作家音乐家奥陀耶夫斯基、寓言作家克雷洛夫、讽刺作家巴纳耶夫等俄国文化精英都曾结识著名汉学家比丘林，并通过比丘林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据有关研究，普希金由于结识了比丘林，读遍了当时俄国所有的汉学著作，因而对中国文化很着谜，并有深刻理解。他在创作长诗《叶夫格尼·奥涅金》的过程中，曾考虑运用孔夫子的教育思想来剖析该诗主人公的教育及其行为。 由于俄国汉学成果成为俄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媒介，因此，俄国汉学家通过汉学成果向本国传播有关中国的准确（或错误）的知识，导致彼此的相互理解（或误解），形成对中国有利（或者有害）的民众心理和舆论，这当然是决定中俄关系走向的基础因素。 历史上，俄国汉学也是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基本方式。 从书籍交流看，俄国汉学家曾不惜代价，广泛搜罗中国的汉、满、蒙、藏语书籍，并将它们运回俄国。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中叶以前，俄国汉学家曾8次大规模将各种中国书籍运回俄国。像著名的孔气，仅其本人就运回中国书籍1435种。许多珍稀的中国古籍如脂本《红楼梦》、何秋涛《校正元圣武亲征录》手稿等都藏于俄国。当然，俄国汉学家在搜罗中国书籍的同时，也将少量的俄国书籍输往中国。据不完全统计，这样的反输送从嘉庆到咸丰约有三次，但规模很小，可以说没有对中国文化产生任何有益作用。 从具体成果看，俄国汉学虽然在时代上略晚于欧洲，但成果绝不逊于欧洲。1831年，俄国汉学家比丘林就因为杰出的汉学研究成就而被选为巴黎亚洲协会的会员。而巴拉第和瓦西里耶夫则共同创建了俄国民族化的汉学学派“瓦西里耶夫学派”。巴拉第的译作“元史三部曲”（《长春真人西游记》、《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为近代欧俄的蒙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而瓦西里耶夫不仅在圣彼得堡大学组织了当时欧俄较先进的汉学教育，他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直到24年后，中国人才出版自己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可见，俄国汉学成果卓越，为传播中国文化于俄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俄国汉学本质上是为俄国远东政策服务的工具。 如果从中俄关系的大背景来看俄国汉学，那么我们在钦佩俄国汉学家杰出成果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其成果之于俄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作用。 （一）俄国汉学是历史上俄国远东扩张政策的产物。 俄国汉学和西方欧美的汉学比较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俄国汉学诞生在俄国远东政策的怀抱里。横向地看，俄国成熟态汉学可分为国内世俗汉学体系和北京布道团汉学体系。这两个汉学体系相互作用和发展，共同构建近代俄国汉学。19世纪中叶前，俄国汉学以布道团汉学为重心，19世纪中叶以后，俄国汉学则以世俗汉学为重心。而作为布道团汉学体系的主体北京布道团，其派遣和壮大就是俄国远东政策推动的产物。首先，俄国在征服西伯利亚的进程中基本上是堡垒网与教堂网同时展开的。1715年派到中国的布道团不过是俄国东扩大潮中的一朵浪花；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1727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北京布道团的派遣最终成为合法行为。没有条约体系的支持，布道团不可能成为俄国汉学的滋生地。 （二）俄国汉学成果是俄国制定远东政策的一个基本依据。 俄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很注意利用俄国汉学成果为其远东政策服务。众所周知，俄国早期萌芽态汉学成果如游记、报告等大都是秉承俄国政府的指令而完成的。18世纪中叶以后，俄国汉学成熟态时期的著名汉学家如罗索欣、列昂季耶夫、比丘林、巴拉第和瓦西里耶夫院士等人的研究成果都曾被俄国政府所利用。俄国政府利用汉学的形式多种多样。首先从组织上直接利用汉学家为外交部、商务部、教育部等重要国家机关服务。如汉学家杂哈劳，1851年就被俄国外交部委任为亚洲司翻译，直接参与当时俄中西北通商谈判，并随后出任伊犁首任俄国领事、总领事。在同治初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期间，杂哈劳又是俄国的“钦差分界全权大臣”；其次，俄国政府及其官员都注意利用汉学成果为其政策服务。曾任俄国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长的巴布科夫就时刻不忘随身携带许多汉学著作以备参考。以至俄国学者马尔坚斯也不得不说：“像雅金甫、达宁、巴拉第和伊萨伊等这些作者的文集，使政府有可能从中吸收最好、最准确的有关中国情况的信息，以及这个国家的经济、法律和风俗等各方面情况”。 可见，俄国汉学虽然具有无可争议的学术性，但其本质还是为俄国远东政策服务的工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