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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所有的资料看，发动西安事变的最初提议无疑是张学良自己在1936年4月底对刘鼎谈话中提出来的。但张学良当时所考虑的事变是一种什么形式，并无明确的说明。其具体提到反蒋的方式，仅仅表述为“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这里的“硬干”、“彻底干”，“打一架”，多半是政变的意思，就是要公开结盟红军，与蒋分裂和准备着与南京进行公开的军事对抗。⑴具体怎么实现这个分裂与对抗，张似乎没有提到过。或者可以认为，在那个时候，张学良还没有后来在西安扣蒋的想法。 目前所见到关于张学良早有扣蒋预谋的说法，多半来自张魁堂先生如下的转述。根据他转述的当年做过张学良赴新疆与苏联联络代表的栗又文的回忆，说是1936年8月间，即张派栗赴新疆之前，栗曾问过张学良：“蒋介石不赞成抗日怎么办?”张说：“我可以劝”。栗说：“你劝他不听呢?”张回说：“再劝”。栗又问：“他还不听呢?”张一拍大腿说：“除非他不到我部队中来!”⑵言外之意，还在1936年8月，张学良就已经考虑过乘蒋介石来西安时捉蒋的问题了。张转述的另一则资料据说是《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据张转述说，该书稿肯定地讲，叶在离开西安之际，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张说：“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按：法文Coup dEtat即政变的音译)。”反而是当时叶剑英对此感到不妥并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来电劝告张对此事要慎重。⑶ 但这两种说法似乎都缺少根据。以栗又文回忆而论，8月间张学良虽处在与中共实施“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的过程之中，却因发现蒋介石有联俄企图而备感不安，心情矛盾，甚至连中共中央派来与其商谈行动计划的潘汉年都不想见，直到8月底发现蒋手下的特务对其有所动作，一怒之下抄了省党部，其态度才逐渐明朗起来，说8月间张学良已有很明确的预谋，多少有些不合逻辑。至于《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说法，因未见原稿，无从判断，但正式出版的《叶剑英传》，显然没有提到这件事。且从已出版的《叶剑英传》的内容看，可知即使是叶本人的回忆，因年代久远，也未必准确。如《叶》书根据叶剑英自己的回忆，认定叶剑英8月底9月初与潘汉年等一道由保安出发前往西安， 能否从文献的角度来查证事变前张有考虑扣蒋的可能呢?无论如何，采取西安事变的方式不可能是灵机一动的结果。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与杨虎城不可能事先毫无考虑。张学良自己对此也有过明确的说法，肯定还在1936年10月底，即张学良在西安和洛阳劝蒋和共不成之后，他和杨虎城就谈到过捉蒋的问题。只不过，张学良解释说： 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虎城）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候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⑸ 张学良的这个说法，可以通过当时留下的文献在某种程度得到证实。只不过，时间比张学良回忆中所说的要早几天，即是在蒋介石来西安之际，而不是在张学良从洛阳回来以后。 蒋介石来西安的时间是 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⑹ 在这封电报里，错发错译之字较多，但主要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明杨虎城见蒋后有所不满，“有主驻蒋说”一句。“驻”是停、留的意思，本身虽无主动成份，但用在役使结构上，很容易看出他有某种强迫的意味。有的学者干脆认为“驻蒋”其实就是“捉蒋”的谐音，大致也是说得通的。它证明，在10月底，张、杨已经谈到了用 “捉”蒋的方式发动政变的问题了。至于说张回忆自己对此全不以为然，“闻之愕然，沉默不语”，恐怕不合情理。试想，如果张学良此时对蒋没有较为激烈的表示，依着久于世故的杨虎城那一向极端小心谨慎的个性，他又如何会毫无顾忌地提出这般激烈的建议?其实，这时叶剑英等也有电报说明张的态度正日趋激烈，而整个西安的空气，包括杨虎城的态度，多半都是“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而引起。况且，对于杨虎城的这一说法，张学良当时即告诉叶剑英，而未加任何评论。由此可以想见，说张当场“闻之愕然，沉默未语”，进而明确拒绝，声称“在余有不能之者”云云，恐怕未必完全属实。⑺ 不过，能不能说，张学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在密谋诱蒋而捉之了呢?事情恐怕也不是这样简单。 不过，严格地说，张学良这个时候似乎还没有准备好与蒋对抗的条件。这也是他下不了决心究竟应当走哪一步的关键。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1月中旬他对毛泽东来电的答复中看得很清楚。当时因红军宁夏战役失利⑻，红军主力被中央军围攻于甘北一隅之地，形势危殆，毛泽东专门来电询问张学良有无办法停止蒋介石的进攻。张学良就此考虑再三，却丝毫也没有想到发动西安事变的问题。他提出的方法仍旧是纯粹防御性的。据他告诉刘鼎说：对蒋介石破坏红军宁夏战役计划，他尚无好的办法。他考虑到的出路有三：第一为出神木。第二为直趋绥远。第三为经过去红二十五军老路，出河南绕陕南，再兜圈子回陕北。直到 张学良何时开始决心采取主动的呢?从文献上看，应该是11月底了。当时，蒋介石正一面督促西北剿共，一面积极策划绥远抗战，张得知消息后乘机直接上书蒋介石，强烈提出调东北军前往绥远参加抗战的要求，希望以此来根本延缓西北的内战，满足东北军抗日的要求，同时便利接通苏联和外蒙，取得援助，蒋当然不会允许负有西北剿共主要责任的张学良和东北军此时北调。故而正如张学良在其回忆中所说的那样，他的抗战要求再次落了空，心中再种“恶缘”，“忿怒不已”。⑼恰在这时，张学良又得知蒋介石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等七人，宣布查封各种反对剿共和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救亡报刊。此举更进一步反映出蒋介石对国内各界抗日要求的敌视态度，张学良对此焦心如焚。 时至于此，张学良确实不能不下决心采取行动了。只是，直至 相信“张、杨早蓄劫持的阴谋”的学者，认为张学良此时前往洛阳就是以骗蒋去西安为目的。李云汉即明确肯定：“张学良于十 张学良是 张学良 就在张学良赴洛阳的前一天，即 同样， 综上所述，在蒋介石12月初到西安来之前，张学良多半还没有就何时行动和如何行动作好准备，因此，恐怕不能说张是有预谋有计划地把蒋骗来西安生擒的。当然，考虑到此前张早有反蒋意图，和10月下旬以来西北反蒋气氛激烈，已议及应对蒋采取行动等情况，恐怕也应当承认，在蒋介石来西安之前，张也已经决定了一张最终解决问题的大致的时间表，至于具体的行动方式，则未必完全考虑妥当。换言之，蒋的突然来陕，是事变发生时间和形式的一个直接诱因。 ⑴有关内容详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章(西北大联合计划)。 ⑵见《栗又文致史永信》， ⑶张魁堂前引书，第191—192页。 ⑷说叶12月初“返回延安”向驻在那里的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可能也是简单地根据传主本人的说法来写的吧!要知道，延安是在西安事变10天后才落入红军之手的，12月初叶怎么可能向延安的中共中央汇报呢?由此可见，仅仅根据回忆来写历史是不妥的。范硕等著：《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229—231页。 ⑸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转见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200—1201页。 ⑹这里“杨于也毅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一句中的错字，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可将“杨于”理解为两个人，结果此句可整理为“杨（虎城）、于（学忠）也因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一种则将“于”字理解为是发报人当时误将其后面的“也”字错误颠倒所致，并非指人，如此可照笔者注明者，整理为“杨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笔者如此判断，是因为考虑到以下两点，其一，杨、于虽均见蒋，但于学忠为东北军将领，其对张学良之意图也不甚明了，很难想象于会与杨一同劝蒋停止剿共，更不要说提出“驻蒋说”；其二，就电文本身来看，此句中并无漏字情况，但如将“于”理解为人，则句中明显地还缺一个“于”字或“因”字。《叶、刘致中央电》， ⑺张学良前引文。 ⑻有关内容见拙作：《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及其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特辑；《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⑼张学良前引文，《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99页。 ⑽也正因为如此，在次日毛泽东等人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他们对张学良电报内容的解释是：张学良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张学良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前引《毛泽东年谱》上)，第617页。 (11)见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前引张魁堂书，第194页。 (12)从李云汉所举出的蒋介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