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意外地去成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要我在当地的老书虫书店顺便搞个活动，配合叶芝译诗选《丽达与天鹅》的出版宣传。还琢磨着要在活动中念什么诗，北京外文出版社发来了一份电子邮件，说我前几年在国外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刚列入了他们的出版计划。
    于是与四川文艺社的编辑商定，在书店活动中选读两首叶芝的诗。其中一首“当你老了”，不需要多讨论，在微信微博爱情时代几乎成了想当然的选择;但还选读另一首，“1916年复活节”。
    这同样是首感人至深的名诗，背景是爱尔兰在争取民族自治运动中的1916年复活节起义。起义失败后，参加者遭镇压，一些人献出了生命。在起事之前，叶芝其实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因为他觉得或许没必要走武力极端。一旦消息传来，他还是激情难抑地提起了笔。
    诗基调先抑后扬，叶芝开篇很低调地说，他与他所认识的几个起义举事者不过是泛泛之交，早先彼此也只说过些“客套而无意义的话”，因为他知道，说到底，“因为我相信，我们都不过是/生活在身穿小丑彩衣的场所中”，这样就在传统的浪漫主义抒情中，掺入了现代主义的反英雄色彩。第二节进一步刻画了这几个远非高大完美的人物，其中还包括了叶芝所痛恨的麦克布莱德，他娶了诗人终身眷恋的茅德·冈(也就是“当你老了”一诗中，诗人念念不忘的“那朝圣者的灵魂”)，却对她做出了“最恶劣的行为”。
    然而，在他们投身起义的一刻，甚至连麦克布莱德，“也从那漫不经心的喜剧里/辞去了他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悲剧中，他们“变了，彻头彻尾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在谈了“变”后，诗下面两节展开去谈“不变”。“许多颗心只抱一个宗旨，/经过了夏天，经过了冬天，/仿佛给魔法变为一块岩石，/要把那生命的溪流扰乱”……这是他们矢志不渝、为之献身的理念。尽管周遭的一切始终在不停地“变”———马蹄飞奔溅水、松鸡咯咯地叫，云朵变换不停———在这些意象的反衬中，诗又折回到不变的“岩石”。“一种牺牲太长久了，/能把心变为一块岩石。/噢什么时候才算个够?/这是天国的本分，我们的，/是喃喃念一个又一个名字……
    诗人感叹他仅仅只能做这一点，“就像母亲给她孩子起各种名字”，可他却感人至深地把这一切变成了诗。
    当代苏格兰诗人绍利·麦克兰在题为“叶芝墓前”的一首诗中写过，“你得到了机会，威廉，/运用你语言的机会，/因为勇士和美人/在你身旁竖起了旗杆。”这里，“勇士”指投身爱尔兰自治运动的志士仁人，“美人”则是茅德·冈。因为他们在背景中，诗人的抒情逾越了个人际遇的层面，融入了整个民族“英雄悲剧”的高度。“1916年复活节”完美体现了这一点。
    不过我选这首诗，还有一个自己的理由，许多年前就已有了的一个理由。
    因为杨宪益先生。
    因为在这一刻，四川文艺社的活动与北京外文社的来信，似乎鬼使神差地凑到一起，让我又想起了杨先生。
    生活中确实也充满了数不胜数的“阴错阳差”，让人不能自已。在一本英文小说中，我把这古老的中国成语译成了，“错置了阴阳的因果”，还引用了冯至先生的几行诗:“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后面两行或许也可以稍稍改一下，“我们遇到的一个个人，/都塑成了我们的生命。”杨先生正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我第一次读到杨先生的翻译作品，远在三四十年前。在“文革”后期，在上海福州路的外文书店中，除了一片红海洋似的毛诗词英译，唯一能找到的文学作品(英文版)，就是杨先生与戴乃迭先生翻译的鲁迅作品选。
    那些日子我在外滩公园和人民公园自学英语，苦于找不到原版作品，就把他们的译本用作许国璋课本外的唯一精读。他们的翻译确实生动、传神，在英译中读鲁迅，有时甚至会有意外的领悟，就我自己而言，也可以说是借此走近了鲁迅。
    稍后一些日子，我又从意想不到的途径，听到了关于杨宪益先生的一些消息。在人民公园，有一位年逾古稀的孙姓老太太，她在一次晨练时偶然看到我在自学英语，过几天就悄悄借给了我几本原版书籍，其中包括萨克雷的《名利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她的名字应该是孙可琼，因为书的扉页上有“孙可琼购于上海”几个字，可能是她当年购买时随笔记下。)
    不多久，我们也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杨先生的中国文学翻译。孙老太太让我大吃一惊，说她曾与杨先生在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共事过。
    她更主动提议，说要为我这个“好小人”给杨先生写封推荐信，希望他能在百忙中给我一些帮助。对于我来说，杨先生简直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人物，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运气。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英语学习不再是那么政治不正确了，孙老太太说，写这样一封信应该没有什么风险。
    信她写了，给我看了，也寄了出去。只是，后来却一直没听她说起有任何回音，我也不好意思问。
    在“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考中，我考进了华东师大英语系。翌年，又越级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卞之琳先生攻读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此同时，在卞先生的鼓励下，自己也开始写诗、译诗。那时候可谓年少气盛，更不知天高地厚。到北京不久，就借着孙老太太写过推荐信的由头，拿了自己发表在《诗刊》上的几首诗，附上英译，去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自报山门地拜访了杨先生。
    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惊讶。尽管杨先生那天对我说，想不起曾收到过孙老太太的那封信。不过，他还是在办公室里把我英译稿读了一遍，更当着苏格兰专家白霞的面加以夸奖，说我的英译几乎能在《中国文学》上直接发表了，不需要走刊物的寻常编辑流程。
    《中国文学》当时是中国唯一一本向外介绍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刊物，设有一位专职中文编辑，首先得由他从国内刊物上选定政治正确的作品，然后由几个英文编辑翻译，最后再由担任主编的杨先生或其他外国专家修改、润色后发表。他居然能这样评价我的译文，真让我受宠若惊了。
    后来我有好几首诗，还有一篇报道1986年在洛杉矶举行的中美作家会议的英文稿，都因杨先生的坚持，直接发了出来。读研究生的日子难免手头拮据，《中国文学》的稿酬不无小补，也更鼓舞了我用英文写作的自信心。(许多年以后，我在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何谷理教授曾说起，他最早就是在《中国文学》上读到我的名字，在我获福特基金后联系学校的过程中，因此第一个回信表示欢迎;接着他更网开一面，把我所修的创意写作课都算进了比较文学博士课程的学分。)
    那些在北京读研的日子里，我自然不会偶尔跑一两次杨先生的办公室，便感到心满意足。他当时住百万庄外文出版社的办公楼后面，有时我在编辑部没找到他，就下楼穿后门直奔他住所，也不打电话预约一下。
    但杨先生好像一点都不在意。他家里时不时也有其他客人，于是就招呼坐下来一起聊。白霞当时正与外文社的一位德文专家在谈论婚嫁，经常过来串门;多年后在伦敦重逢的汉学家JohnathanMirsky是那里另一位常客，据他自己说有一次喝得晚了，稀里糊涂倒头就睡在沙发上，夜半醒来，听到不远处戴先生鼾声如雷。“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杨先生夫妇两口子都善饮，每每以酒代茶，海阔天空。在这一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闲聊中，我也醺醺然了，尽管我一直都未能学会饮酒。
    还记得墙上有张放大了的杨先生照片，戴先生开玩笑说是“茅山老道”。这或许指其(隐)士大夫的风骨。在我的心目中，杨先生现在也多少像是从茅山上，而不是奥林匹斯山上走了下来。
    1981年，我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杨先生兴冲冲对我提议说过，要我去《中国文学》编辑部工作。为了说服我家里同意，他还亲自给我在上海的妹妹打了好几通长途电话。只是，后来却因为种种怎样都解释不清楚，像卡夫卡在《城堡》中所写的荒谬过程，我还是被一路分配回了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不过，杨先生的这份情我是欠下了，我十分清楚，纵然不知道以后怎样才能还。这里不仅仅有他个人对我的知遇之恩，杨先生其实是由衷希望我能与他一起工作，更多地向国外翻译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这是他早年从牛津毅然归来，始终抱定的“宗旨”。
    回上海工作后的那几年，每次去北京出差，我都会去看他。我当时在翻译艾略特、叶芝等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有新书出版，也会带过去。或许因为不是中译英，或许因为我最终未能到外文出版社与他一起工作，他没太多说什么。
    1988年，我要去美国做一年福特访问学者，行前去北京出差，顺便给杨先生辞行。我带了几首与国梁兄前一阵子同去温州采访时写的诗，附上英译，再加两瓶国产的皇朝葡萄酒。杨先生在门口接下酒，眼中似有狡黠的一闪，戴先生在一旁咕哝着什么。
    那天，杨先生在客厅里读了那几首颇有主旋律意味的诗，笑呵呵地说，“至少你的文字还不算拖泥带水。”想起来，这恐怕是他关于我写作仅有的一次批评。我没告诉他，到了国外还有一个计划，准备开始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
    翌年夏天，我突然想起杨先生，往他家里打过去一个电话。他不在，戴先生接电话说，“他很好，出去散步了。请放心。”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回国。也一直没有杨先生的任何消息，像一夜间突然消失了似的，像唐诗中所写的那样，“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英语中有一句成语，“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也只能试着如此安慰自己。只是远远地还时不时会想起杨先生。
    一直要到本世纪初，才辗转联系上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白霞，从她那里得到消息，说杨先生患癌症住进了医院。那一夜，我想到了叶芝的“1916年复活节”。因为我想到杨先生为中国文学作出的贡献、承受的牺牲，也因为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只能念杨先生的名字，在遥远的祷告中，像在叶芝的诗中那样。
    下一次回国，我立刻就联系了杨先生的女儿，问她是不是方便去医院看他。据他女儿说，现在来看他的人寥寥无几，故人老去，他挺寂寞的。我去看他，只要时间不太长，应该不会影响他治疗———也可以带烟酒去，他的日子或许不多了，喜欢怎样就怎样吧。她还加了一句说，“他也看过你的英语小说，挺喜欢的。”
    杨先生生性豁达，这些年的鸡虫得失，他或许根本都没计较过。只是，看到他躺在一家甚至都缺乏专科医疗条件的医院里，我和那天同去的查理，杨先生的另一个忠实美国读者，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关于他自己的情况，杨先生其实只是轻描淡写几句，波澜不惊。我倒是预先排练过，说早先受他影响翻译的一些古典诗词，后来在英文小说中引用了，国外读者反响还不错，现在正准备结集出版。他反而宽慰我说，能用英文写中国的小说也好，不一定非要从事翻译不可。他还赠送了我几本新作，签了名。
    后来还有几次去看杨先生，因为他身体的关系，不愿他讲话太多，大多是我在汇报自己的工作学习情况，也带去新出版的陈探长小说。当然也带上烟和酒。最后一次去看他，是在他小金丝胡同的家里。那天他午睡刚醒，身体明显衰弱了，得由人搀扶着慢慢地在对面坐下。可他立刻还是笑嘻嘻地说，“中华，又可以抽好烟了。”在这刹那，他眼中似乎又掠过狡黠的一闪，就像多年前去他家辞行的那一天。
    回到此刻，回到老书虫书店活动的现场，一位年轻的女播音员用中文声情并茂地读着，接着这场活动的英文主持人再用他浑厚的嗓音读:“我们知道他们的梦，知道/他们曾梦过，死了，就够了；/就算过多的爱在他们生前/让他们困惑，那又怎样?……/现在，或是在将来时间；/那所有披上绿色的地方，/都变了，都已彻底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不管叶芝怎么感叹自己文字无力，却是用他的诗句写下了真正的不朽，远在这异国的语言中，在这许多年后，仍在读者的心里激起反响。
    我写不出这样的诗。
    但这一刻，我却突然明白了，在获悉杨先生患病的那个晚上，为什么会想到叶芝的“1916年复活节”。接着想到外文出版社的那份电子邮件，觉得至少可以把那本古典诗词的英译稿好好修订一番，尽力争取不负杨先生当年的厚望。这也是我的本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