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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固有四部学术之首，经学在近代教育体制确立与教学场合更替的过程中，面临着难以找到学科对应物、欠缺课堂教学可操作性等诸多困境。清末民初穿梭于新旧学界的孙雄(1866-1935)早年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在黄以周等经师引导下治经，逐步理解“郑学”群经训、义体系的脉络。其后上书张之洞，并在袁世凯幕下掌管新学堂。孙雄虽曾一度主张将经学碎片化以迁就外来学科，探索六艺九流的新教法，却最终在辛亥“经科存废”论争中力主保全经学整体，提出经学讲座制的设想。要之，与将六经历史文献化、去语境化、继而按照近代学科进行分类重组的“碎片化”思路相对，孙雄的保守姿态，提示了另一种对抗外来分科之学的“整体化”经学转型模式；而这也可视为南菁书院兼综汉宋，标举“郑学”治经体系的一宗遗产。 关 键 词：孙雄/郑学/经学/读经/南菁书院 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清末新式国文教育研究——学科构建、文体想象与知识转型的互动”(14YJCZH107)的阶段性成果。 近代中国文教或学术史的一大变局，在于教学场合的更替：从以往学程不定、教法各异、地域差别明显、需求功能多样化的官私书院和各种基层书塾，逐渐转型为全国学制统一、教科书教学法日益划一的新式大中小学体系。这一过程并非干净利落的以旧换新，而是伴随着新旧之间的拉锯和互相转化。与清季以来整体上被负面化的“私塾”相比，“五四”一代的新文化人较能同情他们想象中学风自由的书院传统，特别是清代中期以降以经史之学为主要修习对象的“经古书院”，被看做是近代研究机构的先驱。创建于光绪八年(1882)的南菁书院，凭借其体制完备、师资整齐、治学专精等特点，更以其院生在近代学术史、政治史上的影响力，成为此中代表。① 不过，这种立足现代学术研究立场发掘书院价值的思路，或许会对历史情境中人的多样诉求有所遮蔽。南菁书院的时代语境，已大异于阮元创建诂经精舍、学海堂经古体制之时。“清流”砥柱黄体芳外放江苏学政，创建经古书院，本意在培养“起于坛席之间，而瑰乎立盖世之功，如曾文正、左文襄其人者”。②光绪戊戌(1898)前后，由书院到学堂，由经学史学入经济，在书院学堂化、课艺时务化的同时，南菁院生经历着艰难的学术变轨和人生抉择。自清季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活动在学术文教界的孙雄，即为其中一例。 孙雄(1866-1935)，本名同康，字君培，又字师郑，号郑斋，室名有郑学斋、师郑堂、用夏斋、眉韵楼、诗史阁、味辛斋等，又号朴庵、禹斋，晚号铸翁。江苏苏州府昭文县人。光绪十二至十三年(1886-1887)肄业南菁书院，十九年(1893)中顺天乡试第二名，次年甲午恩科会试中式，简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四年(1898)散馆授吏部文选司主事；光绪三十年(1904)入袁世凯北洋幕府，先后任北洋客籍学堂汉文正教员及监督等职；宣统元年(1910)京师大学堂试办分科大学，任文科大学监督，赴日考察。民元暂任北大史学讲师，1913年引去，从此蛰居北京。著有《论语郑注集释》《道咸同光四朝诗史》《读经救国论》及诗文集多种。③ 曾主掌过京师大学堂文科的孙雄，或许早已为学术史遗忘。些许的痕迹，则不过鲁迅杂文中对《读经救国论》那句不点名的揶揄。④实则这位南菁出身的老名士，当清季改革之际，也曾现身舆论界，抒发其经济主张。而在南菁经生队中，孙雄又以结交公卿著称，晚清重臣如翁同龢、李文田、张之洞、袁世凯等，皆与其有所交集，使得他始终能够接近文教变革的中枢。从南菁时代的“治经”到清末民初的“读经”，中间隔着参与新式学堂的经验。在近代学科和学制的冲击之下，南菁书院所传“经古”之学本身的功能和含义，也在不断的抗拒和调适之中。⑤ 一、“引而不发”的经生生涯 将近四十年后，孙雄为南菁同学章际治撰墓表，忆及院生中最称“高第弟子”的张锡恭、陈庆年、唐文治、章际治四人，分梳其中汉、宋两种路数： 自定海黄元同先生主讲南菁书院，江左俊彦，亲炙门墙，达材成德，不乏其人，而以娄县张闻远孝廉锡恭、丹徒陈善余明经庆年、太仓唐蔚芝侍郎文治、江阴章琴若太史际治四君，尤为高第弟子，若七十子之有颜、闵焉。元同先生之学覃精三《礼》，兼苞汉宋，门弟子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闻远、善余于汉学致力至深；蔚芝、琴若初亦治汉学，而践履笃实，希圣希贤，尤与宋五子为近。⑥ 与此前诂经精舍、学海堂等经古书院合祀许、郑不同，南菁书院自落成之日起，即并祀郑玄、朱熹木主，兼综汉宋，标榜“吾党未容分两派”⑦。但院中高材生最终还是有所偏向，而近于宋学者“初亦治汉学”，可见汉学仍是底色。惟在光绪初年雅废夷侵之时讲“汉学”，不仅与乾嘉时代戴震、江藩等专跟“宋学”作对之“汉学”不同，即便此后陈澧等之比附调和，南菁学者也未必轻许。光绪十年(1884)黄以周继张文虎之后到院履职，撰《南菁书院立主议》，对于晚近调停汉宋“两通之”(如陈澧《汉儒通义》之汉宋互证)和“两分之”(如吴中惠氏之“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黄以周所谓“训诂宗汉，理义宗宋，分为两戒”)两种思路都保持距离，强调于二者取长补短，“此古所谓实事求是之学，与调停正相反”。⑧亦即要避免汉训诂、宋义理等类型化的归纳，将汉儒、宋儒之经学各视为客观的研究对象。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师郑堂读经札记》稿本一册，附订孙雄入院初期日记。⑨据该日记所录，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廿三日，孙雄“进院下榻章字斋内，即行谒见院长”。黄以周谕以“经学当以《说文》入手，而《说文》当以段氏、王氏为宗”(三月廿七日)，又命校对《公羊义疏》，赐读所著《儆季文钞》(三月卅日)；于礼学，则告以“欲读《仪礼》，必先读《礼经释例》，方耐(乃)明其体例，敖继公《仪礼集说》亦读《仪礼》者不可少之书”(四月十一日)。入院之初，孙雄所读书包括《说文》《汉书》《尔雅正义》《尔雅义疏》等，曾有意以《文选》《华严经》校订《说文》异文，很快进入考据学的门庭(五月十五日)。但与此同时，他也仍在日夜揣摩《钦定本朝四书文》，时而应礼延书院官课，既赚取膏火，也为科举作准备。 同其他南菁驻院生一样，孙雄每月朔、望日要到郑、朱神位前行礼，每月初三日为经学课期，十八日为古学课期。经、古课艺逐渐占据了修业时间，使其不得不搁置向来擅长的时文。七月廿八日孙雄日记有云：“自到书院，于时文一道，几置之不问。同院诸君亦无有作时文者。犹忆始来时曾读时文，院中某君有戏我者曰：‘住此经古书院而读时文，不如不住之为愈也。’当时余颇不以其言为然。因某君系高才生，故亦唯唯而已。然至今思之，实有不暇为时文者。某君特故为是高论，一若不屑为者，此实乃不暇为耳。爰于忙里偷闲，拈一舜发于畎亩之中两节题，茶顷而成，即录呈陶巽行师。” 尽管难免时文积习，孙雄肄业南菁之始仍颇得师友磋磨之乐。他初居章字斋，继而移居词字斋，与曹元忠(夔一)同舍，“相与纵谈，谓著书宜在早岁”，以阮元、孙星衍相期(四月三十日)；又“艳羡”章际治(琴若)能购书(五月廿六日)，书院附近的“千顷堂”书肆，是藏书楼之外，南菁诸生的又一流连之地。⑩而与孙雄议论最相契者，则为唐文治。六月初二日“晚间同蔚芝纵谈今古，颇恨相见之晚”；初七日唐文治将课卷和所著《慎独子集》交付“嘱为寀定”，孙雄遂在日记中论其学术：“蔚芝有志于圣贤之学，其于理欲之界，义利之辨，剖之甚明，所言颇多益我，诚直谅之友也。康于宋学未得门径，此后拟将程朱之书细心玩索，事事返躬自问，以期稍有进益云尔。” 此前，孙雄曾与同舍的曹元忠“以性情相契，约为兄弟”；后又觉跟唐文治、赵椿年二人“年相若，志相得，性情相同，所学似不相合，而实足以相成”，遂“约为同谱兄弟，非以供徵逐也，亦相期岁寒之意也”(六月十二日)。孙雄的朋友圈能兼容治“礼学”的曹元弼与讲“理学”的唐文治，堪为南菁汉宋兼综的学风增一注脚。惟“所学似不相合”一语，则是仍留有地步。孙雄治学的立脚地实为汉学考据。他早年曾受业于俞樾，被许为能绍述乾嘉学派；(11)而自名“同康”，自号“师郑”“郑堂”“郑学斋”的行为，更是南菁经生队中的流行(如曹元弼字师郑、王仁俊字捍郑等)，体现出经学上明确的佞郑立场。惟其对于“郑学”群经阐释体系的认识，在师从黄以周的时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 孙雄晚年被称为黄以周“入室弟子”，不仅曾预《礼书通故》一书校订(12)，在院期间更于《毛诗》、三《礼》、《论语》有所撰述。(13)后来成书者，仅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论语郑注集释》稿本十卷。(14)据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孙雄自序，他“自去岁三月肄业澄江讲舍，幸得名师指示，益友讨论”，认识到“治经当以郑氏为宗”，爰于日课之余撰著此书。一年之间两易其稿：最初仅拟摘录郑注佚文，得四百余条，后又据臧礼堂、陈鳣、马国翰、宋翔凤诸人辑本校正，取清儒发明郑义之说，“广录旧闻，博求通语，缺者补之，讹者驳之；辞有未晰者，复详说焉；义有可疑者，必备参焉”，最终采用“集释”的方式来成书。然而，这部孙雄本人自负甚盛的“著作”，虽有姚福均、张瑛、曾朴等乡贤的一致赞誉，却未能得到南菁诸师的垂青。 该稿本中贴有不少批条，指摘失误，语气直接：或谓其“语太武断”，或疑其引书用《论语正义》等二手材料。(15)黄以周手书《与孙君培论论语郑注书》即批评孙雄此书过信刘宝楠《论语正义》：“已成十五书中，一一引用刘氏说，奉以为圭臬，甚至刘氏谬驳郑注，亦以为其语详尽，而不敢发一言以判郑注，是何好之深也？”(16)要之孙书确有此弊，卷尾附录《论语郑注阙疑》一卷，下按语云：“刘楚桢《论语正义》荟萃周秦以来儒先诸说，旁搜博考，罔有阙遗，即以郑注而论，亦得十之七八，其未及收者仅十之二三焉。”——对刘书推崇备至。然而，在黄以周看来，采辑古说而不拾唐以后人言的刘宝楠辈，不过是“自命为汉学者”，其“于义理之精微罕有所得，即训诂考据，亦多疏失”；即便刘氏在很多地方貌似申郑之“训”，却未必能得郑“义”。孙雄此书过录后人诠释之“郑义”既详，辑补郑注佚文亦多，理应更进一步，在疏明“先乎郑注之说而为郑注所本”的同时，采入“郑义之见《诗》《礼》注者，或泛说，或有关于本经”。黄以周并举其父黄式三所著《论语后案》，作为贯通群经郑义的示范。(17)孙雄另有《论语子罕言子所雅言解》一篇，以黄式三《后案》驳刘宝楠《正义》，发挥孔圣兼备义理、考据二途的观点，应是受到“儆居学派”启发的成果。(18) 孙雄早年治三《礼》《毛诗》，虽无专书传世，却有部分篇章存于后来成书的《师郑堂集》(又名《郑斋汉学文编》)中，内有数篇收入《南菁讲舍文集》，颇能体现经过黄以周启牖的“郑学”要义。如《方领曲领解》文后附黄以周批语：“说方曲字形，得未曾有，可谓冰雪聪明。”(19)三十余年后孙雄对此仍念念不忘。(20)又如卷一《诗郑笺释例》发明郑玄易毛、申毛、补毛及引用经制、群经互证、详略互见等例，被认为是“自来学者所未详”(21)；而《郑笺多感伤时事之说》，则在陈澧《东塾读书记》所举三处之外，刺取《郑笺》能够体现时事之处，所关注者已不止于经训： 凡如此类，忠君爱国之意，悲天悯人之心，溢于言表，而又皆以疏明诗意，无溢出于经文之外者。此郑君之学所以质实深醇，为千古经师也。后世治经者多宗郑氏学，然俱专攻其声音训诂，而置经济于不问，遂使訾謷者有所借口，谓汉学家皆迂疏寡效。取郑笺而读之，当有爽然自失者矣。(22) 孙雄在此揭发郑学在“声音训诂”之外的“经济”侧面，应是受近世“訾謷汉学者”的刺激所致，实是为汉学辩护。更重要的是，孙氏注意到郑君的“经济”都是以疏明经义的方式展开，并无“溢出经文之外者”，这也正是“汉学家”的“经济”与空谈理学或高谈经世者的区别之处。针对视汉学为“详训诂略理义”的流行观点，黄以周反复提示以“郑学”集其大成的汉儒著述亦有得于义理之精，不过其立言方式是“徇经立训，意达而止，于去取同异之故，不自深剖，令读者自领之”，有别于宋儒“反复推究，语不嫌详”，而成为一种“引而不发”之道。(23)此处孙雄对《郑笺》“经济”侧面的揭示，正是贯彻师说，发挥郑注经义学“引而不发”的妙处。 孙雄早年在南菁治经，大概以《说文》《论语》为入手，却曾一度陷于刘宝楠等“自命为汉学者”的窠臼，以采辑古说佚文，发挥乾嘉吴派“求古”式汉学为主要工夫。(24)直到黄以周启发他“训”“义”并举，凭借郑注“引而不发”之例，打破训诂考据与理义经济的门户之见，才真正领悟并深化其“师郑”宗旨。而他在院期间并治《论语》《毛诗》、三《礼》，有可能是在黄以周的指引下，为了贯通“郑义”，领略郑玄所揭示的群经阐释体系而采取的路线。 孙雄在南菁求学时，正值王先谦以学政驻节江阴，曾受王氏知遇选为“斋长”，参与校勘《续皇清经解》之役，洞悉其书目增删的始末。(25)《论语郑注集释》前有王先谦手书批语云：“命意甚好，条理亦秩然可观。惟参汇众说，遇可折衷可引申处，更须推阐尽致，则工夫既臻笃实，义理愈益贯通，方是君子为己之道。否则规模虽具，精义未充，纵号成书，仍然不为已有。近今学者多有此弊端，不可不知也……”同样是要求孙雄从考据工夫的表面深入一层，或折衷，或引申，打通义理，成就为己之学。 由此可知，义理考核之辨始终为孙雄治经面临的核心问题，“郑学”的精义也是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辩证而层层展开。孙雄曾拟定重修《四库全书》的条例，获得缪荃孙“原原本本，无一空谈”的美誉。(26)他赞同纪昀《四库全书》原编“凡例”所述说经义理本于训诂、论史褒贬出于事迹的观点，对方东树、孙鼎臣等“訾謷实学者”表示不屑；即便纪昀持平汉宋的表面工夫，孙雄仍嫌“意在调停”，强调“为学必当以汉儒为本”。这种不调停的态度，也可看作来自黄以周“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训诲。惟孙氏似乎又在“抨弹宋学”方面走得太远，有悖于“引而不发”之道，随即招来黄以周的劝说。而孙雄在复信中对黄以周的回应也颇为聪明。他引段玉裁的话，将“考核”作为“学问之全体”，不仅汉学擅长的“读书”要“考核”，宋儒所讲的“身心性命伦理族类之间”也需要“考核”，且以后者为主，前者为辅。这样表面上是兼顾身心性命之学的地位，实则将汉儒强调的“考核”泛化成了一切学问的方法。(27) 然而，孙雄通过在南菁治经而强化的“郑学”立场，可能压抑了另外一些经验。比如他从唐文治等人身上所得的理学，从王先谦那里所领会的古文，以及在院期间耿耿于怀的时文。孙雄的家世偏重科名，其父孙宝书则倾倒于曾国藩的经济之学：“最服湘乡曾文正公。凡公之书札奏议烂熟于胸中，家书家训尤能背诵。尝于无事时召子女及两媳环列杂坐，取文正公所云‘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之义，反覆宣讲，必达其意而后已。”(28)其实，孙雄天赋的一大部分正是在经古书院不太涉及的科举时文和黄以周本人并不擅长的词章，而从小濡染曾国藩式的经世诉求，也使他在此后内外形势的刺激下，越来越从经生的“引而不发”，转变为文士的“不得不发”。 二、“由经学史学入经济” 离开南菁书院后，孙雄先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应江南乡试不第；(29)继而浪游京师，拜入同乡高官翁同龢门下。壬辰、癸巳之间，正值翁同龢等“清流南党”势力上升的时期，孙雄先后结交费念慈、王懿荣、张孝谦、曾朴、沈鹏等名流；(30)因喜作骈文，与京城老名士李慈铭过从尤密。(31)光绪十八年(1892)，借由翁同龢的引荐，孙雄进入李文田顺天学政幕府；(32)李氏擅长蒙元史地，孙雄与之“证古史之对音，论骈文之异体”，相从甚欢。(33)癸巳(1893)恩科顺天乡试，翁同龢任正考官，拔孙雄为第二名。次年孙雄连捷会试，翁同龢在闱前评其所为制艺：“时文中有一种票姚之气，才人也，他日必有一番经济在。”(34)无意中指示了孙雄人生变轨的方向。 如果此后孙雄能在翁同龢庇护下继续其翰林词官的清秘生涯，或可成为又一李慈铭式的博雅名士。然而，国运的骤变与身世的浮沉相交织，却使他逐渐走上黄以周等南菁经师未必认同的“趋时”之路。(35)甲午中日战事起，翌年文廷式、张謇等在京翁门弟子发起“公车上书”，继而有“强学会”之设。而在此前，孙雄早已离京返乡，竟不期遭遇父丧。这段居乡服丧的经历，让他暂时远离了京城名士圈子，却借助地理之便，与以上海为中心的维新舆论发生交涉。早在甲午七月出京以前，孙雄就跟汪康年等趋新士人有所交往。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后，孙雄致函汪康年，拟向《时务报》投稿。信中提到自己“自居忧后，家况奇窘，所处殆非人境，以致百事俱废，昔年所作考据词章，付之九霄云外，惟略治时务，以备他日铅刀之用”。(36) 丙申至戊戌间，孙雄撰写了不少投合报章论调的政论文，见录于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题为《用夏斋刍议杂著》的稿本六册。该稿第一册为存目、文稿、笔记；第二、三册为《用夏斋刍议》四卷，较为整齐；第四至六册内容庞杂，包括诗稿、应酬文字、吏部及北洋幕府公文等。册中有费念慈眉批，主要涉及编集体例，如提到“散体寿文似应删入别集，此编皆有用之言，不当羼入应酬文字”。(37)最初设计《刍论》《杂著》分别收录政论与学术文。不过稿本第二、三两册最终呈现为《用夏斋刍论》四卷，不再严格区分，而是补充了戊戌年回应变法所作的《变科举余议》《广西书议》等篇。前者就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张之洞、陈宝箴条奏之科举新章提出商榷(38)，后者则是回应马建忠、梁启超、张之洞等人的译书论。孙雄此一时期政论征引梁启超文字尤多且广。不过，相对于康梁派“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的激进思路，他更愿意贴近张之洞、陈宝箴等督抚“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的稳健立场。(39) 即便是在此期为数不多的学术文字当中，孙雄的经世意向也愈发显豁。如自序早年所著《荀子校释》一书，提到“八龄时诵《十三经》毕，家大人即治以《荀子》，谓荀子志在复礼，三致意于一篇之中，其书宜升为经，与《孟子》并列”，后师从俞樾、王先谦，更于《荀子》校勘有所心得。但其雄心，却不止于此：“非徒钩稽名物，胪举训故，将以阐孙卿之绝学，广孔门之正传。”(40)另一方面，早年的经生生涯又使其经济议论呈现出与时论有所距离的“书生气”，正如“用夏斋”题目所示，此期孙雄仍对恢张儒教甚至用夏变夷保有一定信心。针对《马关条约》缔结后“中俄密约”传闻而撰的《结俄拒日驳议》(原题《预防俄患私议》)一篇，在所列各种“俄患”之中，就有“俄国崇尚中国学问”一条，将道听途说而来的诸如俄人延中国名儒讲学、圣彼得堡盛建孔子庙等传说当真。(41)此篇孙雄曾投给汪康年，欲在《时务报》上发表，当然未能成功。(42) 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初一日发刊的《时务报》第四册，刊出署名为“昭文孙同康来稿”的《各省宜建翘材馆议》。这篇撰于“乙未十二月”的文字是孙雄向《时务报》多次投稿当中唯一被录用的篇章，主张在督抚驻地建“翘材馆”，储备“明体”“达用”两类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孙雄的构想建立在对督抚重要性的认识之上：“督抚受天子命，作牧方隅，其爵秩虽与京朝之尚书、侍郎相等，然尚书、侍郎苟不任军机，不兼总理衙门之职，则其闲散无异乎外省之教谕、训导，寻行数墨，画诺署名而外，无他事焉。若督抚则虽如云贵之偏省，而军政民命巨细之事，每日无虑数十百端，非大开幕府，广辟宾僚，无以为治。”(43)观乎此，更能理解为何在撰作此文的两个月以前，孙雄全然不顾翁同龢与张之洞的宿怨，贸然向张之洞方面上书献策。 甲午、乙未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活跃于江浙一带的昔日南菁高才生，如陈庆年、曹元弼、姚锡光等纷纷折入其幕府。孙雄在此时有意接近张之洞，或亦受到同门诸子去向的感染。其向张之洞所上之方策，收入《用夏斋刍议杂著》第三册，原本有大量涂改：如旧题《上南皮张孝达制军师书》旋改为《上南皮张孝达制军救时八议》；对张之洞的称呼，也由原稿的“吾师”统改为“阁下”。最大的变化，则是孙雄提出的“救时八议”，原为：清君侧、固民心、严军政、肃官方、作士气、裁厘卡、编教民、开利源；改稿则将主张剪除“二李邪党”(李鸿章、李莲英)的“清君侧”一项删去，在函末另增“设官报”一项。内提到“报馆之有益国事，近人类能言之”，则至少已是光绪二十二年七月《时务报》刊出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之后的补充了。(44) 该函较全面论述了孙雄在受到甲午战败刺激后酝酿的变法主张，其中有与张之洞颇为契合之一点，即《劝学篇》所论“政”与“学”的相互维系。为了抓住张之洞的兴奋点，孙雄在上书中提到“作士气”，首要之务就是设立书院： 吾师行部所至，首以振兴书院为务，粤(广)雅、两湖沾溉宏远，三江彦秀引领而望。窃谓今之言时务者，必曰宜广设水师武备学堂，不知由经学史学入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不以经史为根柢，西学必无足观。今宜将各省大小书院因时改制，小变其式，以经史词章时务制造，计日分课，按月程功，炼扶世翼教之鸿才，革摘句寻章之陋习。 孙雄批评“当今言时务者”只知水师、武备，取与张之洞振兴书院的努力相对照，直指三十年来李鸿章等仅从军事、制造、路矿等“器物”层面办洋务的缺失。继而提出“由经学史学入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不以经史为根柢，西学必无足观”，则显然是在套用张之洞《书目答问》中“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的论调。(45)而在改定稿中，孙雄更将该原则具化为仿照两湖规制在金陵设立“三江书院”的建议：调取两江所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高材生，“甄别取列高等者肄业其中，中学如经史、舆地、掌故、天算各项，西学如声、光、化、电、制造、开矿各项，分门别类，亦设小教习，由大教习稽查”。 变通书院的同时，科举改革也要随之跟进。戊戌期间，张之洞先后在《劝学篇》及与陈宝箴会奏的科举新章中，发布“三场互易”的方案。而在三年前孙雄的上书里，就已建议调动科目场次：“首场试策五道，并问本朝掌故、当世时务切于实用者；次场分中学、西学为两门(底稿作“分考据、辞章为两门”)，亦分子目若干，如书院之例，听人自占，各试五题三场；三场则如今之首场，以存旧制。”虽与后来张、陈会奏科举新章“中学经济——西学经济——四书文”的格局在细部上稍有不同(且孙雄仍主张保留时文、试帖诗)，思路却大体相似，而早年书院应课的经验，仍在其中发挥了作用。(46) 孙雄晚年曾有诗云：“文字渊源契瀣沆，平生知己数翁、张。”(47)然而，乙未年孙雄对张之洞的干谒未见大效，二者真正产生交集，要等到光宣之交张之洞进京入枢并管理学部之时。戊戌年翰林院散馆，孙雄被分发为吏部主事，继续京官生涯。其试水“经济时务”的努力，似乎遭到了挫折。至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丁母忧回籍，袁世凯邀其入幕办学，孙雄的经济抱负才在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学务”领域得到施展的机会。(48) 三、六艺九流新教法 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北洋客籍学堂，主要招收顺天、直隶两地随宦子弟入学，幕府宾僚子弟得主官允许，亦可送考。自三十一年九月至三十三年正月，共招考四次，先后录取英文、法文甲乙级四班学生，包括袁世凯子袁克文、侄袁克暄等均在其中。师资方面，该堂前两任监督为蔡儒楷、罗惇曧，孙雄自创办时即被聘为汉文正教习，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继任监督。(49) 当时报章记载，孙雄接任监督后，北洋客籍学堂气象一新。其在管理上的创造，包括订立“班长学长规则”和“勤学立品分数细章”；面对清末新学堂普遍存在的风纪问题，孙雄独能反躬自问，谓“堂中有一人不能感化，即是吾之过失”。(50)孙雄之所以能顺利完成从翰林京官到学堂监督的身份转换，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从幼年庭训到南菁求学时期所积累的旧学资源洵为关键： 不佞束发授书，谨守庭训，彼时尚无学堂之设。先府君在里授徒，横经环侍，凡十有二三人。小子抱书隅坐，每日课程，约计亦六七时间。听讲、口诵、写作，各有定晷，而先府君所讲解，于经学之源流，史汉之文义，尤为加详。追忆三十年前亲承提命，常觉自晨至暮，汲汲温寻，无片刻之暇焉。殆弱冠以后，至江阴南著书院应试，以论天子五门三门之异同，为长沙王祭酒师所激赏，优给月饩，谕令驻院肄业，且充斋长。院中本多高材生，分斋授学，其规制与今之学堂相类，惟无外国文字耳。今日堂内之学长班长，即彼时之斋长也。不佞于旧学粗谙门径，得力于此院者居多。定海黄师湛深经术，听夕启诱，登坛指授者，口讲指画而忘疲，执经询问者，唇沫手胝而不倦。故凡列门墙，咸有成就，以视今之抗颜为人师者，粗涉藩篱，循章敷衍，遂使受其教者如嚼蜡之无真味，其优绌之相去，岂徒鸡与凤之比乎？(51) 在孙雄心目中，家塾、书院、学堂的经验皆可贯通，而旧式家庭教育的耳濡目染，书院师儒的自具心得、昕夕启诱，反有胜于新学堂教习的照本宣科。孙雄虽自谦对于“近世学校管理良法及教育心理学素无研究”，却凭借在南菁被王先谦拔为“斋长”的经历，体会到书院“分斋授学”与近代学校分班管理有近似之处。实则此种院生自治制度，尚可追溯到阮元创立广州学海堂时确立的“学长制”。惟学海堂“学长”之上无山长，为完全自治；南菁则“斋长”之上有院长、监院的统筹，又斋长兼管斋舍管理等杂务，所得膏火亦较为优厚。(52)孙雄受此启发，主张由学生投票公举学长、班长，在监督和学生之间充当仲介，订立“学长班长详细规则”。(53) 教学方面，从北洋客籍学堂按英文、法文分班的情形可推知，该堂主要侧重于西学特别是语言文字方面的训练，“在堂诸生资禀稍胜、根柢稍厚者，多并日劳神，以治洋文”。(54)孙雄长期担任汉文正教习，所讲授国文、经学、伦理等中学内容，并非学堂教授的重点；且这些科目名为“中学”，实质上却是新学制下有定时定程的科目，不同于此前以课艺、校勘、圈点为核心的书院教学，遂使得教授法的问题日益突出。光绪三十二年(1906)，孙雄在《北洋官报》首刊《论中小学堂修身读经二科教授之法》，可见他对中学内容在西式学堂中的教授法改造早有准备。(55) 按照癸卯学制的设计，“修身伦理”和“读经讲经”均为中小学堂基础课程，二者内容不无重叠。其中，“修身”一科昉自日本学制的“伦理科”，本为西学科目；癸卯学制则以中国道德伦常折衷之，采用朱子《小学》、刘宗周《人谱》《孝经》《四书》、古诗歌、陈宏谋《五种遗规》等为材料，由小学堂的“随时约束以和平之规矩”至中学堂的“示以一身与家族、朋类、国家、世界之关系”，实为中西合璧。(56)孙雄本此提出修身教科书分为内外篇的原则：“宜采四子五经中关于人伦道德之精理名言，辑为一编，名曰内编；又取《东西洋伦理学史》，删繁辑要，名曰外编。我国周秦诸子及程朱陆王学派，亦宜撮其大概，附载简端。”(57) 不同于移自外来典范的“修身伦理”，癸卯学制占用中小学堂大量学时的“读经讲经”，完全是中国本土的创造。需要注意的是，清末乃至民初守成者所提倡的“学堂读经”，既非旧式学塾经训诵读的延续，更不同于南菁等经古书院的“专门治经”，而是在外来政学压力和自身国族意识萌发的背景下，为凝聚近代国家认同而发明的一套教养模式。癸卯学制所附《学务纲要》就声称“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已是在西洋宗教视野下重新看待中国经书，其宗旨是养成“爱国爱类之。”。诸如“博考古今之疏解、研究精深之义蕴”等专门内容，统归大学堂经学专科研究；中小学堂“读经”的宗旨，则是要在西学横流的时代“定其心性、正其本源”，其课程、课时、教授法的设计，处处体现着西学压力，时时在防备“妨碍西学”的指责。(58)概括言之，南菁等经古书院传习的清代经学主流，以探讨六书七音的“小学”为入门，以疑古辨伪为突破口，多从经书文本的阐释入手；其究极，在使诸经义、训贯通，构成一个互证互释、秩序明晰而又不可分割的体系。而清末民初的“学堂读经”风潮，却是顶着来自经学外部的质疑，努力回应经书作为一个整体(或“文化象征”)式微的危机。问题的焦点，已不在经学内部的细枝末节，而是经书整体的保存延续；其难点则是如何“简要”，在最短时间内使人获得中学之“体”，又不致妨碍西学大“用”的发挥。 孙雄的《论中小学堂修身读经二科教授之法》一文，旨在解决此一难题。论及“经学”与“读经”的参差，他指出：“经学一门至为浩博，即将《十三经》之全文录为一通，已耗日月，况堂中钟点晷刻均有一定，断不能顾此失彼。则非删烦存要，断不能为学堂课本，固灼然无疑者也。”删节经书以编辑经学课本的提议，始于戊戌时期梁启超在译书局编辑“功课书”，欲“删削诸经，以就康学”，当时遭到管学大臣孙家鼐的严辞抨击。孙氏曾上折沥陈：“经书断不可编辑，仍以列圣所钦定者为定本，即未经钦定而旧列学官者，亦概不准妄行增减一字，以示尊经之意。此外史学诸书，前人编辑颇多善本，可以择用，无庸急于编纂。惟有西学各书，应令编译局迅速编译。”(59)孙家鼐的提议代表了当时朝廷学务主导者较为乐观的期许，即新学仍以西学为主，固有经史之学自可原封不动地自外于新制度。殊不知所谓“西学”自有无所不包的体系门类，对于同样自成体系的“中学”，只有连根拔起：若非如“史学”“文学”那般适应于近代学科范型而对接(成为近代国族构建要素之“国史”“国文”)，则只能如经学那样，沦为整个新学社会的对立面而日益萎缩。清末新学制的建立、科举的改章与停废，更加剧了这个过程。故从戊戌到乙巳，短短七年时间，当初孙家鼐貌似开通的议论已为陈迹。孙雄就说：“吾国旧习，素以改窜经典为非圣无法，俗儒目光如豆，甚至诋为得罪名教；推其心，几将圣贤经训等诸佛号道咒，尊之反以亵之。以故好名之士，鲜肯从事于兹，以冒不韪者。此亦至可痛之事也。”而在经书整体废置的危机之下，经书本身的完整性就不得不作出牺牲了：“蒙岂不知删经之近于僭妄乎？然宁冒僭妄之名，删节以保圣贤之粹义，不忍废置高阁，以贻荒经之诮也。” 具体的删经方案，孙雄引李叔同为知音，主张推广“删窜之法”，也就是“删其文辞，存其精义，窜其文辞，易以浅语”。而其大要则在于“存义”，编辑名为《十三经大义》的经学教科书。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张之洞推出《劝学篇》，其中《守约》一篇罗列学堂中学守约之法，已强调“经学通大义”的原则，并提示“学堂说经之书，不必章释句解，亦不必录本经全文”的凡例，显与孙家鼐“经书断不可编辑”的保守主张相区别。(60)后来张之洞主导癸卯学制读经课程，主要强调读经讲经的进度和方法，于教科书付诸阙如。孙雄则坚持中学、小学、蒙学均须编定《十三经大义》，“宁从其略，不可不使知大概”：小学以下，字数较少，每星期一课；中学教材最详，“凡经传纲领总义及经师授受源流，须撮其要旨，以次发明，全编约三十课，多至四十课为限。” 在“大义”的统领之下，细化到每一经的编排，孙雄此一时期的主张较为趋新，颇注意与外来新学科、新概念的整合。首先，他指出《孝经》为古伦理学、《论语》为古修身学(可知在其心目中“伦理”与“修身”的涵义还不太一样)(61)，《尔雅》则为周公所作，孔子、子夏所修的“三代词典”。清末来自日本的“新名词”流行一时，孙雄主张《尔雅》草木鸟兽诸篇去其不经见者，余下内容作为内编，而以汪荣宝、叶澜所编《新尔雅》(1903)节本为外编，以纳入“科学名辞”。按《汉志》所揭“小学”本义及癸卯学制的规定，《孝经》《论语》《尔雅》三书宜在初等、高等小学堂内全读。至中学堂则《易》《书》《诗》、《春秋》三传、三《礼》、《中庸》《孟子》都应编辑删节本而读之：《易》和《中庸》为“古哲学书之祖”，《诗》为古诗文集而有唱歌之用，《书》为“考古史之滥觞”，《春秋》三《传》为“外交史之滥觞”，《孟子》七篇，则“于政治哲学大有发明”。表面上看，孙雄似乎是要在哲学、史学、考古学、外交学等近代西方学科划分引导下，重新编排十三经的知识体系；而将《书》《春秋》视为古史和外交史，同意刘知几《史通》列二者入“史传六家”，更是混淆了经与史的分野。与癸卯学制排斥《公羊》《穀梁》的趋向有所不同，孙雄强调“《公羊》《穀梁》亦断断不可废置”，建议将刘逢禄《箴膏肓评》《发墨守评》等发挥“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著作与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一起采入经学课本。三《礼》继三《传》之后，可将孙诒让《周官政要》与学制所列《周礼节训》合讲，而《仪礼》《礼记》亦须时时引伸触类，“俾借古事以申今情，温旧典以明新政，似于用世尤便”。可见，除了融入西式学科的姿态，“用世”仍为学堂读经的重要诉求。 然而，在经学教科书的体式问题上，孙雄的立场又较主张编定“问答体教科书”的李叔同更为稳健。早在光绪二十二、二十三年之交，梁启超发布《变法通议·幼学》篇，抨击旧式书塾的记诵教法，主张编订七种教科书，其中就有“问答书”一类。(62)李叔同的方案自是承梁氏议论而来。孙雄虽也认识到新学堂、新学制“已革背诵之旧习，而欲验学生之解悟与否，不能不用问答以发明之”，但他却从客籍学堂的教学实践和“与京津各教员之学有根柢者”的讨论中，体会到经传材料“意义艰深、条理烦碎”，教、学两方面都难以在问答仓促之间统合大意。较之南洋公学出身的李叔同，作为南菁书院旧经生的孙雄，显然对“吾国经籍”与“各国科学”的根本差别更为敏感： 窃谓吾国经籍，有断不能改为问答体者，此其原因难以缕述，然亦不得不约言之，以释群疑。盖各国科学均由浅入深，且其事均可分条询对，非若我国圣经贤传，合古今内外参伍繁变，靡所不包，不可枝枝节节，挟蠡测筳撞之识，以绘画麟凤，藻刻山河。此国粹之所以可珍，而非可为浅见咫闻者道也。吾侪含生负气之伦，幸列神明之胄，奈何视等弁髦，甘为数典忘祖之籍父乎？倘或囿拘虚之见，全改为问答体，以课学生，势必精蕴无存，土苴相袭，道坠于地，文丧在天。痛乎，悲哉！抱遗经者能毋反袂而泣欤？(63) 按照孙雄的区分，“各国科学”(此处“科学”当指西洋近代分科之学)的特点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条理可供问答；中国“圣经贤传”则错综繁变，无所不包，只可在整体上领会，难于在枝节上认知。要之，晚清趋新学人眼里中国固有经史之学汗漫芜杂而难以适应新式教科的缺点，在孙雄看来正是“国粹之所以可珍”。所以，他既不属于章太炎、刘师培等将六经打散为历史文献的思路，也未必认同当时教育界将读经科目逐步纳入“修身伦理”羽翼之下的努力。(64)而与此同时，这种对于十三经整体性、繁复性的正面体认，又必须适应新学制的学程等级和“从速订纂”的时代要求。所以孙雄最后的方案，唯有删节与问答相结合：在《十三经大义》与各经删节本之外，“又取经义之纠葛者，及节本之不可网罗者，每种别编问答若干条，附刊于后，随时讲解试验以收效果”。 孙雄的读经新法既难回到旧式书塾和经古书院所授经学的本来面目，又不甘心完全沦为新式教学法的附庸。其关于十三经对应于伦理、哲学、政治、历史等近代学科的说法，很可能不过是为在新学制下继续读经进行辩护的说辞而已。出于对坊间教科书的不信任，孙雄在北洋客籍学堂的各种讲义均为自编，内有《师郑堂经学讲义》一种尚未得见。传播较广者，则为《师郑堂中国文学讲义》，从中亦可旁证其教学思路的变化。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至三十三年五月，孙雄在北洋客籍学堂讲授“中国文学源流”课程三学期，编有讲义逾百课。不过他所谓“文学”，包括了“九流学派略说”“古今文体条论”“选录周秦汉魏及名家诗文”三部分。今仅存讲义第一部分二十课，故其“文学”讲义的主体却是在讲诸子学，按照《汉书·艺文志》所录九流分篇略说之，“虽以阐述古义为主，而时贤绪论，亦多采录，且取证近事，兼论时局”。(65)实则孙雄此讲义对于“时贤绪论”何止“采录”而已，直是抄撮成书。作为学堂讲义固然无可厚非，其挪用时人著作的情形，略如表1所示。 览此可知，孙雄对于晚清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陈黻宸、王舟瑶、林传甲等人的诸子学研究多有涉猎，尤能注意他们在西洋新史学(尤其是文明史)和哲学观念启发下所得各种新说。在全部讲义二十课中，“墨家略说”独占五课，道家、纵横家、农家各占二课次之，儒家仅分得半课。受梁启超论周秦学术南北分宗及墨学分派之说的影响，孙雄推崇“墨子所传兼爱、游侠、名理三派最切用于今之时势”，以墨家为宗教立国之代表，修正其早先论中国当以黄帝、周公、孔子三圣为国魂的观点。(66)讲义中关于儒学的内容，更可反证其经学观的变化。如其引刘师培《孔学真论》，指出孔子六艺之学得之史官，不仅为儒家，更兼通九流术数之学。这一观点实已包含晚清学人对六经的全新解读。在孙雄自撰的《儒家略说》部分，即指出“尼山之学通六艺而包九流，非区区儒家所能限”，故尊经尊孔不一定要尊儒。 除了在北洋客籍学堂担任国文、经学、伦理等课，孙雄还曾兼任北洋师范学堂经学教员和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历史教员。(67)他虽受到新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的刺激，努力适应学堂体制，却仍期待保留经学之繁复整体与词章之讽咏诵读。然而，在新学堂西文西学日益占主导的条件下，读经与国文课业实已是“损之又损”，无法与南菁时代的经古课艺相提并论。孙雄曾慨叹“吾生总角之年，所谓家弦户诵之书，今日为后生理而董之，抽绎而讲贯之，已有舌咋于前，目笑于后者矣”。清季最后十年知识体系和概念工具的遽变，使得六艺九流之学在学问世界中迅速被当作一个整体而边缘化、陌生化。当年发誓决不复为考据词章的孙雄，此时也不得不重操旧业，转而“痛沧海之横流，悼斯文之将丧”。(68) 四、经学的碎片与整体 也许是得益于管理北洋客籍学堂时期积累的声誉，当光、宣之交京师大学堂筹办分科大学时，本来年辈、资历、学术声望都不太够的孙雄，却与柯劭忞、罗振玉等知名学者、教育家一起，被遴选为分科大学监督，执掌京师大学堂下属文科大学。(69)按照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奏定大学堂章程》的设计，京师大学堂摹仿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制而加以变通，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学、格致、农、工、商八科，其中经学科(包括理学在内)在文学科之外，为中国所特创；文学科大学原拟下设中国史学、外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及英、法、俄、德、日本文学共九门。但至宣统二年(1910)二月实际开办时，仅设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二门。(70) 癸卯学制的经学、中国文学课程为张之洞手定。按照孙雄日后的回忆，其得以就任文科大学监督，也是出自张之洞的奏派。(71)张氏当时正以军机大臣管理学部，对于分科大学各种事务多所参画。孙雄有诗记其事： 鼓箧先徵国子师，燕郊市骏荷殊知。深心苦语培桢幹，每忆良宵宴坐时。(原注：公创办京师分科大学时，于枢廷退直以后，招往作夜谈，商量规制，筹备师资，娓娓不倦。又辄抚膺太息，谓兴学十余年，所得皆皮毛，绝少缓急可倚之士。)(72) 其时孙雄与张之洞交往甚密，“论学谭艺，篝灯忘倦”；张之洞且为孙雄浏览《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原稿，“商榷选事，订正良多”。(73)戊申、己酉间，张之洞以其生命的最后精力参与筹办分科大学，力排众议，开办经学科，而其他各科亦须兼习《四书》《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节本等内容。孙雄还提到，张之洞之所以将文科与其素所主张的经科一体重视，在于二者均为“国学所系”。(74)本来文科大学并不包含经学内容，但经科与文科面临的危机却息息相通。特别是在宣统元年(1909)八月张之洞辞世后，学部和京师大学堂内的趋新势力日益高涨，变通学制、废止读经之议甚嚣尘上，经科存废成了孙雄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宣统三年(1911)六月至闰六月间，学部召开为期一月的“中央教育会”，期以统合京外教育资源，提出并解决与宪政相关的兴学议案。(75)但其中军国民教育与废除小学堂读经讲经课程两案，却引来教育界各种势力的激烈争夺，后者引发的新旧对立尤为尖锐。在会上，胡家祺等三十九人提交“初等小学不设读经讲经科”一案，侯鸿鉴、黄炎培等附议经书太古不合儿童心理，谷钟秀进而提案“将高、初两等小学及中学均删去读经讲经科目，并入修身教科书讲授”，旋即招来孙雄、林传甲、徐炯、陈宝泉(代表严修)、汪康年、程树德、姚永朴等从各自角度表示反对。(76)当时报章记载会上争执场面火爆，守旧者形同小丑：“林传甲登台演说此项功课万不可废，历叙日本、俄国、西洋均研究中国经书，中国竟废去，是废经畔孔，是丧失国粹。语涉题外，经各会员请简单发言。林犹大声急呼，痛哭流涕，击案顿足，经一句钟之久。众斥责之，林犹不止，会场秩序大乱。”(77)身为文科大学监督的孙雄，在争论中更不甘寂寞，“时而奋臂大呼，时而裂眦狂吼，时而叱人起立，时而从袖中摸出上谕，信口宣读”，被报章时评称为“无理取闹之雄”；会场连日纷扰“大类戏场，而孙雄尤武场中之头等角色”。(78) 彼时报章对守旧者多方诋诃，对趋新者则极尽推崇，孙雄在发言中指出“主张废弃读经的人，多是读过经的，不过要发出趋时的议论，博那报纸上的赞美”。(79)趋新舆论对于孙雄、林传甲等主张保存经科的理路，更少有同情的理解。在中央教育会十六次开会期间，孙雄就座位简单发言二十余次，登台发言三次，分别针对军国民教育、初等小学堂废止读经讲经课程、高等小学堂及中学堂变通读经讲经三案发表意见。孙雄所编《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刻本乙编卷首，录有《中央教育会三次登台发言纪实》，系根据会场速记生所记发言原话稍加修饰而成，或可从中了解其被报章扭曲或割裂的观点。 闰六月十五日，孙雄针对谷钟秀提出的“将高、初两等小学及中学均删去读经讲经科目并入修身教科书讲授”一案，在中央教育会登台演讲。他指出谷案“名为归并，实在是废弃”；针对胡家祺等所主读经“不合儿童心理”之说，则强调“小学教科书固要求合于儿童心理，然亦不可过于迁就”。孙雄此时的读经观较数年前更为保守，不仅质疑将经学融入其他学科的有效性，更转而修改早先曾经主张过的“删经”说：“至于中学、高等小学将各经节读节讲，未尝不可，但断不可删经，总要使学生知道全部经书分篇分章大概情形，及其大段道理。本员……做过一篇论说，叫做《论中小学堂修身读经教授之法》……也是主张删节经文编辑教科书的。后来自己屡经研究，试将经书一二种以意删节，方知兹事断办不到。”至于“删经”为何办不到，以及“删经”与孙雄尚可容忍的“节读节讲”有何区别，孙雄尝试运用人体作譬喻来说明： 总之，各经可以节读节讲，断不可删。譬如一个人，五官百体具备，不妨单用手来写字，或是单用眼来看书，断不可于用手、用眼时，将他项不用的五官百体任意割去。这是最浅鲜的譬喻。(80) 虽然对能否“删经”的看法有所游移，孙雄此论仍是继承了《论中小学堂修身读经教授之法》篇尾讨论“吾国经籍”与“各国科学”异同的理路，亦即：经学自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系，每一经义是这一复杂体系在具体环境下的运用，不可能离开体系而有独立运用的段落。在陆费逵、谷钟秀等主张废经科者眼中，经书不过是材料，可以按照近代学科的要求重新拆分、组装，以获得在近代学术体系中的位置：“精义格言，人人所当服膺，则采入修身课本，一也；治平要道，为国者所当力行，则法科大学及专门法政学堂编入讲义，二也；文章古雅，可资风诵，则选入国文读本，三也；事实制度，古史所证，则讲习历史，用为参考，四也。”(81)——经学材料可散入修身、法政、国文、历史等学堂教科继续发挥作用。但在南菁出身而通晓郑玄训义阐释系统的孙雄看来，二千余年的经学自具体系，并非近世“汉学”末流所呈现的破碎饾订之学，既不能因其段落枝节的不合时代而否定其全体大用，更不能将其拆卸重组来适应外来的知识体系。真正应该做的，是如癸卯学制那样，使经学与修身、国文、历史等并列为一独立学科；若仅视之为填充外来学科的材料，则经学本身的生命力就已终结了。 换言之，孙雄此时的经学教育观，已跨过戊戌前后的经济议论和北洋幕府时期对旧学问新教法的探索，直接其在南菁书院通过黄以周获得的“郑学”群经贯通之义。而这种回归经学全体的趋向，在他早几年的教育论说中已有所呈现。此外，孙雄还建议在癸卯学制规定的《孝经》《论语》二种之外，小学堂须添读《尔雅·释亲》篇和《大戴礼记·夏小正》篇二种；声称自己曾在家中和京津友人家塾所附设幼稚园中为六七岁儿童每日讲授此二种书，远胜坊间小学教科书所讲的“姊姊妹妹、小猫小狗”。其对于学堂教育和新编教科书的鄙夷溢于言表。 然而，孙雄自身在学术上的回归，却根本与清季整个教育界的激进化趋势处在相反的方向。方此之时，他越来越能同情张之洞晚境的凄凉，也日益叹服张氏临终斤斤于经科存废的远见： 梁亡鱼烂载春秋，经训谁将古义搜。金鉴千秋怀圣相，陆沈一月陷神州。啁啾相吊悲群燕，梁栋难支困万牛。我愧遗山修野史，露钞雪纂蕴嫠忧。(82) 中央教育会的争执暂息后不到两个月，武昌起事的炮声已传至京国。孙雄在此困境下重刊《道咸同光四朝诗史》，自比元好问《中州集》、钱谦益《列朝诗集》之纂；对于清社之屋，则归咎于废止经科及纵容新军。迨清帝逊位，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孙雄遂辞文科监督之职。北大校长严复旋即废止经科、重组文科，仍“徇文科同学之请”，聘孙雄为史学讲师。等到癸丑(1913)四月京师大学堂文科旧生毕业，严复亦他适，孙雄不得不离开北大，开始他晚年蛰居著述的生涯。(83) 初刊于1919年，并于1927年订正再版的《读经救国论》，两次出版分别对应着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和北伐威胁的逼近。虽然文化上的方向不同，但其“救国”的诉求，却和时代主流相当合拍。与清末争论经科存废的形势稍有不同，当初的废止读经论者一般还承认经书多少有点价值，只是需要接受改造或重组，去其“不合时宜”的部分，以适应近代学科体系和教育制度。而民元以降的数年之间，由于尊孔读经被各种政治势力利用，经学在新知识界的形象急速负面化；学术界的另一种思路，则是要使经书成为客观研究的对象(即“经学史”)。与这两种趋势相对照，孙雄的《读经救国论》却有着强烈的“用世”企图：“窃谓今日种种诡异之学说，变乱之祸徵，求之群经中，靡不有驳正之论、挽救之方，不啻烛照数计而龟卜焉。”(84) 该书按政治、伦理、理财、教育、兵事、外交六个主题分为六卷，分别摘录经籍相关段落，附录古今人的阐释发挥。所引近人经说，包括黄式三、张之洞、唐文治、姚永概、江瀚甚至康有为。可知在新学后进“诡僻偏激之论”威胁下，诸如汉宋、今古、儒林与文苑的学派辨别已经不再重要。(85)然而，守旧阵营的一体化亦带来经学本身空洞化的危险。着眼于“救国”时趋的读经论，所采取的方式既近乎割裂经文，所选内容又偏向理学与经世之学。孙雄并没有像其他南菁同学曹元弼、张锡恭、胡玉缙那样，在鼎革以后仍专注于经学著述，而是将较多精力投注在诗社唱和与结交遗老。其读经论亦未见有甚新意，反而离“郑学”的本来面目越来越远。 《读经救国论》卷四“教育”论“孔门四科之教”，再次回应经科存废的问题。孙雄指出东西各国大学采分科教士之法，实是孔门四科遗意；又回顾清末张之洞在大学堂设立经科的深心，认为当今办学要务在重设经科，可仿胡安定分斋治事之法，分立“经义”与“治事”二科。(86)他还曾设想在大学重建经科并设立讲座制度的具体办法：“今日亟宜复经科旧制，或于文科内立经学系，设教授三人，讲师二人。三《礼》为我国博大精深之学科，《周易》为通贯三才之秘籍，《四书》为修齐诚正之训条：分为三座。《尚书》、三《传》与《诗经》《尔雅》各为一座。”(87)读此可知孙雄在经学教育问题仍颇具雄心。在与章士钊通信中，孙雄曾自述有就东北大学经学教席的机会，杨荫榆亦欲聘其担当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但都未能成行。(88) 直至1927年夏，在北伐军节节逼近的形势下，张作霖控制北京政府，任命曾肄业京师大学堂文科的孙雄弟子刘哲为教育总长，孙雄终于迎来了生命中最后一次介入学堂读经的机会。刘哲将北大与北京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自任校长，颇有恢复清末京师大学堂规模的气焰。他原欲任命孙雄为史学、文学二系主任。孙氏固辞，惟建议“恢复经科旧制”。刘哲遂“议于文科内增设经学系讲座，先立《毛诗》、三《礼》诸门”。(89)然而次年6月，国民革命军近北京，京师大学宣告解散，北大旋即复校。孙雄恢复大学经科的理想终究未能施行。 ①胡适：《书院制史略》(1923)：“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他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柳芳、季维龙整理：《胡适全集》第2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1页。 ②黄体芳：《南菁书院记》，俞天舒编《黄体芳集》卷四，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 ③查孙雄著作，至少有以下31种：《师郑堂读经札记》(南菁在院期间稿本，含日记)、《论语郑注集释》(南菁在院期间稿本)、《师郑堂集》(一名《郑斋汉学文编》；1891，1908)、《师郑堂律赋》(1893)、《师郑堂骈体文存》(1895)、《用夏斋刍议杂著》(戊戌前后稿本)、《师郑堂杂文》(清末稿本)、《郑学斋近体诗》(稿本)、《眉韵楼诗》(1904)、《郑斋刍论》(师郑所著书之六，1907前后)、《郑斋类稿》(师郑所著书之七，1907前后)、《北洋客籍学堂识小录》(1907)、《师郑堂中国文学讲义》(一名《九流学派略说》，1908)、《眉韵楼诗话》(1908-1911)、《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又名《道咸同光所见诗》，1908-1911油印本；刻本改题《道咸同光四朝诗史》，1911)、《眉韵楼诗话续编》(1910)、《四朝诗史题辞汇录》(1911)、《同光骈文正轨》(1911)、《诗史阁诗话》(1915-1916前后)、《郑斋感逝诗》(1918)、《郑斋寿言存稿》(1919)、《忧吁集》(1919)、《读经救国论》(1919初版，1927修订)、《名贤生日诗》(附《名人生日表》，1921、1927)、《郑学斋文存甲集》(1921序)、《落叶集》(1924-1926)、《诗史阁壬癸诗存》(1924序)、《诗史阁丛刊》(含《禹斋文存》《禹斋骈文》等，1927)、《旧京集》(含《旧京诗存》《旧京文存》，1931)、《郑斋五十以后杂稿》(1915以后稿本)、《清诗综》(民国间钞本)、《孙雄先生遗诗集》(1936)。此外，孙氏尚编有数种诗社唱和集、题咏集等，并在报刊上发表若干诗文，均不计入。 ④鲁迅：《十四年的“读经”》(1925)，收入《华盖集》，《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 ⑤目前学界几乎没有针对孙雄其人的专门研究，仅有个别论文从文学史角度讨论孙氏所编《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或发掘孙氏在晚清率先使用钢版油印术的事迹。参见蒋寅：《孙雄与〈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6期；苏晓君：《油印嚆矢——记孙雄清末的一套油印本书》，《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2期。俞寿沧有《常熟孙吏部传》，述其生平殊简略，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628—630页；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有小传附“孙德谦”条下，叙述稍详，并论及其诗歌骈文，参见《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35—138页；赵统：《南菁书院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九章“南菁书院历年学友录”亦有“孙同康”的条目，见该书第496—497页。 ⑥孙雄：《清故翰林院编修章君琴若墓表》(甲子)，《旧京文存》(辛未[1931]孟夏《旧京集》铅印本)，第9a叶(卷叶，下同)。 ⑦孙雄：《郑斋感逝诗·瑞安黄漱兰侍郎师体芳》其二，附注：“书院中建藏书楼，祀汉高密郑公、宋新安朱子，师(黄体芳)自为楹帖云：‘东西汉，南北宋，儒林道学(“道学”二字，一本作“文苑”，似误)，集大成于二先生，宣圣室中人，吾党未容分两派；十三经，廿四史，诸子百家，萃总目之万余种，文宗江上阁，斯楼应许附千秋。”参见《郑斋感逝诗》甲集(戊辰[1918]铅印本，出版地不明)卷一，第15b—16a叶。 ⑧黄以周：《南菁书院立主议》，《儆季文钞》六，《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08册影印光绪二十年(1894)江阴南菁讲舍《儆季杂著》刻本，第544页下。 ⑨国立北平图书馆旧藏《师郑堂读经札记》稿本一册，分为札记和日记两部，日记部分又分为孙雄日记(含致黄以周函一通及黄氏手批复书)和另一人(疑为陈庆年)的《行事读书之日记》两种。札记部分为素纸行书；两种日记则为楷书并用下书口署“南菁书院”的红栏长方格双行稿纸写成，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五字。孙雄日记部分钤有“昭文孙氏同康读过”印。所录读书札记，既有统于《师郑堂读经札记》和《师郑堂丛钞》等名下的短札笔记，也有《书祖甲考》《说文解字叙与汉志异同考》《尚书人名考叙目》《鞗革解》《月令记耕籍推数与国语文异何以通之》《泽宫射宫学宫异同解》《援庙桷动于甍说》《策问》《生霸死霸解》(誊清稿)、《汉律令始末》《诞邻解》《释后司》《释子去》等单篇论文。其中《鞗革解》《月令记耕籍推数与国语文异何以通之》以下数篇，实为光绪十三、十四年南菁经古课题，根据孙雄日记所附上黄以周书(黄氏批覆署戊子五月朔)，光绪十四年孙雄虽已离院，却仍在应南菁课题，并呈黄以周求教。 ⑩据孙雄日记(光绪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午后同蔚芝(唐文治)、剑秋(赵椿年)至千顷堂购《骈疋训纂》《东都事略》《南宋书》《一切经音义》《小尔雅疏证》《汉艺文志考证》《国语三君注》《开有益斋读书志》《魏鹤山文钞》《七十家赋钞》共十种，计洋八元”，当晚“灯下同夔一(曹元忠)阅《一切经音义》”；初五日“晚同蔚芝至书坊购《文心雕龙》《小学句沉》《左通补释》各一部。灯下读《文心雕龙·原道、徵圣》二篇”；初十日“晚同子绶(陈汝恭，陈立之子)至千顷堂购《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大云山房文集》”。可见其时购书之频繁与读书之热情。 (11)俞樾：《赠言》，《师郑堂集》(光绪辛卯[1891]季冬聚珍版)，卷首。 (12)孙雄：《丹徒陈善余徵君(庆年)逝世赋七律四首哭之》：“论语知新稽后案，礼书通故悟微言。”自注：“《论语后案》为定海黄薇香(式三)先生所撰，《礼书通故》一书为元同师一生精力所萃。付刊时余与善余及唐君蔚芝、章君琴若均任参订之事。”参见《旧京诗存》(辛未孟夏《旧京集》铅印本)卷一，第11a叶。 (13)史鼐：《郑学斋文存甲集序》，《郑学斋文存甲集》(民国十年[1921]序刻本，出版地不明)，卷首。 (14)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论语郑注集释》稿本十卷，以下书口署“昭文孙氏丛书”的红格稿纸订为二册，半叶9行行20字。卷首除“强圉大渊献皋月”(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孙雄所撰自序外，还有孙雄早年业师姚福均、同乡张瑛、曾朴手书序文三篇，黄以周手书《与孙君培论论语郑注书》一通[贴有红笺：“定海黄元同师(以周)赐书”；用下书口署“甬东黄氏丛书”红格稿纸写成，半叶9行行20字]，王先谦手书评语二叶(贴有红笺：“长沙王益吾先生评”)。书尾附录《郑论语叙佚文附后》《论语郑注阙疑一卷》。全书卷首有“诗史阁”印，似为晚年加盖；自序后有“孙郑斋”印，正文卷一、卷六卷首鈐有“师郑”“同康私印”。 (15)孙同康：《论语郑注集释》上册卷四第10叶“子钓而不纲”条批语：“王(引之)氏岂不知纲制者，语太武断。”下册卷八第12叶”饿于首阳之下”条引《太平寰宇记》批语：“《寰宇记》下失引某道或卷数，此条若从《正义》中钞出，恐如上善口夸毗也之注不知何本者。” (16)黄以周：《与孙君培论论语郑注书》，《论语郑注集释》稿本，卷首。按：此信后收入黄以周文集，文字略有删改，参见《与孙君培书》，《儆季文钞》三，《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本，第492页下至494页下。 (17)据前揭《师郑堂读经札记》所附孙雄日记，早在初入院的光绪十二年四月廿八日，孙雄就曾到藏书楼将黄式三《论语后案》一书借至斋中读之。 (18)《师郑堂集》卷三，第13a—16b叶。 (19)《师郑堂集》卷二，第22a叶。按：《方领曲领解》为光绪十三年二月南菁书院经学课题。 (20)孙雄《郑斋感逝诗·定海黄元同师以周》其一：“礼书通诂(故)等身高，垂老钻研不惮劳。方领深衣亲指示，经文注义析秋毫。”参见《郑斋感逝诗》甲集卷二，第12a叶。 (21)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二十四，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98页。 (22)《师郑堂集》卷一，第32a—b叶。 (23)黄以周：《示诸生书》，《儆季文钞》四，《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本，第504页下—505页上。此是就汉儒著述整体言之，又专就郑注言之，《南菁书院立主议》有云：“郑君康成所注书多散逸，其《诗》笺、《礼》注之存者，只释训诂、详考据，而义理之精，引而不发，望学者寻绎而自得之。此汉师注例然也。”参见《儆季文钞》六，影印本第544页上。 (24)王鸣盛：《古经解钩沉序》：“间与东原(戴震)从容语：子之学于定宇(惠栋)何如？东原曰：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嘻！东原虽自命不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无是者也。”参见《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乾隆三十年刻本，第316页上。 (25)孙雄：《郑斋感逝诗·长沙王益吾祭酒师先谦》其一，诗注：“丙戌、丁亥吴郡岁科试，余所作制义、律赋及说经之文均为师所激赏。每试辄冠其曹。时余方肄业南菁书院。师于按试余闲命至衙斋侍坐，时时商榷文字，指示途径，又令校勘《续经解》诸书。余之粗知学问，实由师启之也。”参见《郑斋感逝诗》甲集卷一，第18a叶。关于参与《续皇清经解》校勘的始末，又可参见孙同康：《王刻续学海堂经解书后》，《用夏斋刍议》卷五，《用夏斋刍议杂稿杂著》第3册，燕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无页码，下同)。 (26)孙同康：《拟重修四库全书条例》，《师郑堂集》卷四，第1a叶。 (27)孙同康：《上黄元同师书》，《师郑堂集》卷六，第23a—24a叶。黄以周的劝说似乎发挥了作用，在后来撰写的《王刻续学海堂经解书后》中，孙雄便认为方东树、孙鼎臣等的“訾謷汉学”之论，“亦由汉学家有以激之”，似不以阮元门户之见为然，转而推崇王先谦《续编》融汇汉宋乃至纳入古文家经说的做法。但孙雄又在此《书后》末加了一条附记，指出“汇刊经解，自宜以汉学为宗，阮书体例究胜于王，孙鼎臣、方东树之言，未免过当。”虽就“经解”体例言，仍可知其好尚所在。参见前揭《用夏斋刍议杂著》稿本第3册。 (28)孙同康：《先考增奉直大夫步青府君家传》，《用夏斋刍议杂著》稿本，第5册。 (29)此次江南乡试正考官为李文田，孙雄“因卷有过激语”而未中试。详孙雄《挽顺德李仲约侍郎师》，《郑斋类稿》(清末商城张巽之刊石印本)不分卷，第19b—20a叶；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37页。 (30)孙雄与王懿荣订交，实是光绪壬辰、癸巳间通过李文田介绍。光绪二十年(1894)孙雄入翰林院，王懿荣为教习，遂执贽为弟子。见孙雄《庚子殉难五词臣死事记略》(戊辰正月)，《旧京文存》卷三，第20a叶。 (31)孙同康：《骈文例言五则》：“癸巳年冬留京，居翁叔平师邸第，与李越缦师时相过从。越缦师索观骈文，因检行箧，录此数篇以应。师为之点定，推为正宗。”参见《师郑堂骈文》(光绪丁未[1895]刻本)，卷首。 (32)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八年六月廿八日、七月初二日、十二月十一日条下，参见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6卷，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2579、2585、2620页。 (33)孙同康：《与翁师汉书》，《师郑堂骈文》卷下，第9a叶。 (34)孙雄：《郑斋感逝诗·同邑翁叔平相国同龢》其一，《郑斋感逝诗》甲集卷一，第1b叶。 (35)黄以周：《与人书》，《儆季文钞》四，影印本第505页下—506页上。据孙雄日记，光绪十二年三月三十日，黄以周“赐读所著文集，内有答友人书论时字之义”。然则在肄业南菁之初，孙雄已熟悉其师主张“济时”而非“趋时”的观念。 (36)《孙同康致汪康年》一、二，《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27—1429页。 (37)孙同康：《吴粤生年伯镜沆六十双寿序》，《用夏斋刍议杂著》稿本，第5册。 (38)《变科举余议》原题《变科举议》，原稿署“戊戌八月”，改稿作“戊戌六月”。在此文中，孙雄虽大体认可张、陈所奏方案，但提出“试官”难得的问题。应对之道，则是“十年之内，宜停乡会试，使已仕未仕，皆究心于新学”；此外，更提出三年乡会试之制暂改为六年、召回现有学政重新分派、废优贡而定拔贡制度等建议。见《用夏斋刍议》卷一，《用夏斋刍议杂著》稿本，第2册。 (39)关于“戊戌变法不同之二源”，参见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8—150页。 (40)孙同康：《荀子校释自序》，《用夏斋刍议》卷四，《用夏斋刍议杂著》稿本，第3册。 (41)孙同康：《预防俄患私议》，《用夏斋刍议杂著》稿本，第1册；《结俄拒日驳议》(丙申二月)，《用夏斋刍议》卷三，《用夏斋刍议杂著》稿本，第3册。 (42)《孙同康致汪康年》一，《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427页。 (43)孙同康：《建翘材馆议》(乙未十二月)，《用夏斋刍议》卷二，《用夏斋刍议杂著》稿本，第2册。 (44)这些文字改动，或可看出此后孙雄对张之洞由期待而失望的心理过程。与此同时，他对李鸿章态度变化更值得玩味，上张之洞书的改稿删去了“清君侧”等激烈言辞，也隐去了批评“当今言时务者”等针对李鸿章的内容。而在此后的诗文中，孙雄反而要为李鸿章主持公论：“合肥相国处万难之势，膺至巨之任，致负天下重谤，然平心论之，中兴诸将帅之以武功起家，而能办理交涉，协和远人，周旋危难之间，折冲樽俎之下如公者，殆罕其匹。……或议公不先从开学堂培人才入手，不知中朝士夫方腾楚咻……公虽欲于三十年前开学堂培人才，其得请与否，不俟智者而决矣。”与其上张之洞书底稿的观点正相反对。参见孙雄：《读时蓬仙观察(庆莱)挽李文忠公诗意有未惬作此三律以申公论(有引)》，《眉韵楼诗》(光绪甲辰[1904]京师刻本)卷二，第1a—3a叶。 (45)张之洞：《国朝箸述诸家姓名略》，《书目答问》四，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976页。 (46)前揭《上南皮张孝达制军救时八议》。又据此信改稿最后补充的内容，孙雄之接洽张之洞，是出于李慈铭生前的建议，李氏且为之作书介绍。这一记述，似有违于光绪初年“翰林清流”崛起以后李慈铭对张之洞一贯排斥的态度，谨录其原文以待考证：“附上李越缦侍御师一函，师已作古。去年(1894)七月，同康乞假出都，越缦师置酒饯行，值东事方起，言及湘淮军暮气已深，海军亦虚有其表，恐不可用，辄为太息泣下；又言今日督抚中有血性有经济者，惟我公一人，特为作函先容。” (47)孙雄：《自题感逝诗稿七律四首》其三，附《郑斋感逝诗自序》，前揭《郑斋感逝诗》甲集，卷首。 (48)《直隶总督袁奏留客籍学堂教员请援例免扣资奉片》，《北洋客籍学堂识小录》(光绪戊申[1908]三月铅印第二版)，“奏牍录要”，第1a叶。 (49)孙雄：《光绪丁未正月十六日北洋客籍学堂开学演说稿》，第47a叶。 (50)南方报：《纪北洋客籍学堂近事》，《四川学报》丁未第5册，“选报”栏，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 (51)孙雄：《北洋客籍学堂识小录叙》，《北洋客籍学堂识小录》，卷首。 (52)关于南菁书院“分斋研习”的制度，参见前揭赵统：《南菁书院志》，第188—193页。 (53)《监督孙详定学长班长详细规则文并批》(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北洋客籍学堂识小录》，第6叶。 (54)孙雄：《北洋客籍学堂识小录叙》篇末“又识”，《北洋客籍学堂识小录》，卷首。 (55)孙雄：《论中小学堂修身读经二科教授之法》，《郑斋刍论》(光绪末石印本)，第1—3叶。该文原载《北洋官报》，后转载于《教育杂志(直隶)》(第2年第1期，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一日，“教授管理”栏)、《广益丛报》(第4年第11期，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十日)等刊。根据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孙雄在“中央教育会”的演说自述：“本员十年以前，当学部未开，各省初兴学的时候，已经研究这个道理，做过一篇论说，题目叫做《论中小学堂修身读经教授之法》”，此文似应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后；但从该文所举《学务纲要》《东西洋伦理学史》等文件来看，即便此前已有初稿，最终成文至少已应在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以后。 (56)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参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03、306、317、320、328页。关于晚清修身/伦理学科的建立，参见黄兴涛、曾建立：《清末新式学堂的伦理教育与伦理教科书探论——兼论现代伦理学学科在中国的兴起》，《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57)前揭《论中小学堂修身读经二科教授之法》，以下征引该文不再出注。孙雄此处提到的“东西洋伦理学史”，实为木村鹰太郎(1870-1931)所著《东洋西洋伦理学史》(东京博文馆“帝国百科全书”之一，1898年4月初版)，在清未有范迪吉、蔡元培等多千译本。 (58)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定学务纲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98—499页。 (59)孙家鼐：《奏筹备大学堂大概情形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廿二日)，汤志钧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增补本，第241页。 (60)《劝学篇·守约》，前揭《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25—9732页。 (61)黄兴涛、曾建立指出：“修身”“伦理”二词系清末从日本引进，二者均为Ethics的对应译语。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张之洞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建议小学设“修身”课，中学设“伦理”课，高等学校设“道德学”，奠定了清末修身伦理课程的名称格局；此外，晚清人还有“修身偏重私德，伦理偏重公德”，“修身”偏重道德实践，“伦理”较重实践讲授等印象。参见前揭《清末新式学堂的伦理教育与伦理教科书探论——兼论现代伦理学学科在中国的兴起》，《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62)新会梁启超：《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参见《时务报》第16、18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二十三年正月廿一日。 (63)孙雄：《论中小学堂修身读经二科教授之法》，《郑斋刍论》不分卷，第3a叶。 (64)毕苑：《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65)孙雄：《师郑堂中国文学讲义叙目》，《师郑堂中国文学讲义》(光绪戊申[1908]五月铅印本)，卷首。 (66)孙雄：《师郑堂中国文学讲义》，第九课“墨家略说”一、第十二课“墨家略说”四，第20、25叶。又参见《论中国当以黄帝周公孔子三圣为国魂》，《教育杂志(直隶)》第1年第21期，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 (67)孙雄：《郑斋感逝诗·项城袁大总统》其五：“余于光绪甲辰、乙巳间，蒙袁公奏调北洋办理学务，历充北洋客籍学堂汉文正教员及师范学堂经学教员”；同书《宜兴周道如女士砥》：“女士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第一班毕业生。是堂由项城袁公创办，奏派傅沅叔太史增湘为监督，沅叔延余讲授历史。……余主北洋女子师范讲席时，曾于课暇为诸女士讲《周南》《召南》各诗大义，节采《毛传》《郑笺》及朱子《集传》之说，编成简明讲义二卷。”参见《郑斋感逝诗》乙集卷一，第2、19a—20a叶。 (68)孙雄：《师郑堂中国文学讲义叙目》，前揭《师郑堂中国文学讲义》，卷首。 (69)学部：《奏遴员派充分科大学监督折》(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五日)，《学部官报》第84期，宣统元年三月初一日。 (70)开办分科大学之议，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前后，该年十一月初九日《学务大臣奏请设分科大学折》本拟先办政法、文学、格致、工科四科。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二十日，学部《奏请设分科大学折》，则又强调八科“门目均属紧要，缺一即不完备”。当年十月初四日，文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为开办分科大学致学部呈文》，确立先设四科十门的方针，文科大学先办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二门。至宣统元年十一月廿九日学部上奏《筹办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形折》，复确定除医学科缓办之外，其馀七科同时开办，文科大学先开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二门，但实际开设的仍是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二门。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7—202页。 (71)孙雄：《诗史阁图记》(1929)提到：“宣统元年己酉，南皮张文襄公创办京师分科大学，奏派余为文科大学监督。”参见《旧京文存》卷二，第9a叶。 (72)孙雄：《张文襄公生日诗(戊午八月初三日为张文襄公生日，独游龙树寺，登新构之抱冰堂瞻拜遗像感赋)》其三，《诗史阁壬癸诗存》卷六(民国十三年[1924]序刻本)，第19a叶。 (73)孙雄：《诗史阁图记》，《旧京文存》卷二，第9a叶。 (74)孙雄：《读经救国论》卷四，第2a叶。 (75)关于学部开设“中央教育会”的缘起和经过，关晓红早有专题探讨，参见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36—468页。 (76)关于此次中央教育会上的读经争论，廖梅根据《刍言报》所刊会场速记录有初步讨论，参见廖梅：《清末民初儒学传授途径的现代化及其中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77)《中央教育会第十四次大会纪》，《申报》，宣统三年闰六月廿二日。 (78)《时评·孙雄》，《申报》，宣统三年闰六月廿四日。又据宣统三年闰六月廿二日《申报》所刊《中央教育会第十四次大会纪》，胡家祺等提出“小学不设读经讲经”一案，最终获81票赞成、54票反对。 (79)孙雄：《中央教育会三次登台发言纪实》，《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乙编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628册影印宣统三年(1911)刻本，第540页。 (80)孙雄：《中央教育会三次登台发言纪实》，《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乙编影印本，第540页下。 (81)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商务)第3卷第8号，宣统三年八月初十日。 (82)孙雄：《自题诗史乙集七律二首》其一，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乙编卷首，影印本第358页下。 (83)史鼐：《郑学斋文存甲集序》，《郑学斋文存》甲集，卷首。 (84)孙雄：《读经救国论自序》，《读经救国论》(丁卯[1927]仲夏修正再版铅印本)，卷首。 (85)《温故知新为千古教育准绳》，《读经救国论》卷四，第25b叶。 (86)《孔门四科之教》，《读经救国论》卷四，第2a—3a叶。 (87)孙雄：《兴学难五古六首》其二，《旧京诗存》卷五(辛卯[1931]孟夏铅印本)，第18a叶。 (88)《孙师郑致章士钊函》，附见《章士钊全集》，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年，第273—274页。 (89)孙雄：《刘敬舆总长五十寿序》(1931)，《旧京文存》卷八，第7a—8b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