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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3年4月至1935年6月国民党共发现了32部“左翼电影”，它们主要出品于联华影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艺华影片公司、电通影片公司等上海几大电影公司。这些“左翼电影”或由左翼影人及其“同路人”编导，或为左翼影人撰写的左翼影评催生，表明其与中共存在密切关系。中共之所以能够影响电影界，是因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政治环境的变动，使得中共可以组织左翼影人在公开合法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左翼影评，甚至进入电影公司编剧、导演或主演“左翼电影”。 关键词：1930年代 “左翼电影” 共产党 左翼影人 左翼影评 有关1930年代“左翼电影”与中共的关系，是近年来学界争论较多的话题。自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1963)以来，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便被纳入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内，视为中共试图借助电影作政治宣传，以与国民党作政治文化斗争的产物①。近来，这种观点开始遭到学界的质疑。萧知纬《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神话》一文指出，很多后世所谓的经典“左翼电影”，在当时都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审查，甚至获得国民党政府的推崇和褒奖②。孙健三《中国早期教育电影的辉煌一页》一文甚至指出，后世所谓的74部“左翼电影”，其实在1930年代被国民党视为“正统”的“教育电影”③。言下之意，“左翼电影”是国共两党共同合作而非斗争的产物，或者说“左翼电影”其实是由国民党提倡的一种电影类型。假若如此，1930年代“左翼电影”与中共的关系，便不是那么密切，甚至可能毫不相关。为了解决这一学术争论，笔者撰写了《教育电影还是左翼电影：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研究再反思》一文，对“左翼电影”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它其实是国民党眼中的“宣传赤化影片”、“阶级斗争电影”或“左倾色彩影片”。它的范围明显小于程季华等学者定义的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三反电影”，仅属于后者的一个部分。相对“正统”的“教育电影”而言，“左倾色彩影片”是一种“异端”的电影类型，被国民党视为中共试图借助电影作政治宣传的产物，因此而成为国民党禁映或修剪的主要对象之一④。“左翼电影”与中共的关系，由此得以再次明确。然限于主题和篇幅，拙文并未对“左翼电影”与中共的关系展开细致的探讨，特别是中共直接参与制作了哪些“左翼电影”，以及如何参与制作“左翼电影”等问题，尚未给予完全的解答。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左翼电影”本身人手，在讨论清楚“左翼电影”到底有哪些的基础上，细致梳理“左翼电影”与中共的关系，进而探讨此“关系”发生的原因。 一、“左翼电影”有哪些 既然“左翼电影”是国民党眼中的“左倾色彩影片”、“宣传赤化影片”或“阶级斗争电影”，那么我们便可按图索骥，从国民党眼中的“左倾色彩影片”入手，查检“左翼电影”究竟有哪些。从1933年4月至1935年6月，国民党方面陆续发现了“左倾色彩影片”。1933年4月发生的“浙省密报事件”，是国民党发现“左倾色彩影片”的开端。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向行政院提交的呈文中，提及了7部“左倾色彩影片”，它们分别是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天明》(1933，孙瑜编导)、《三个摩登女性》(1933，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城市之夜》(1933，贺孟斧、冯紫墀改编，费穆编导)、《续故都春梦》(1932，朱石麟编剧，卜万苍导演)，以及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失恋》(1932，张石川导演)、《狂流》(1933，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和天一影片公司制作的《孽海双鸳》(1933，邵醉翁编导)⑤。随着“浙省密报事件”的出现，“左倾色彩影片”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重视。国民党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于10月19日、11月11日禁映了2部被认定为完全意义上的“鼓吹阶级斗争影片”，即华电影片公司的《摧残》(1933)和联星影片公司的《歧路》(1933，侯枫编剧，鲁史导演)，并于10～11月份前后修剪了5部蕴含“鼓吹阶级斗争”情节或字幕的影片，它们分别是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压迫》(1933，洪深编剧，高梨痕导演)、《姊妹的悲剧》(1933，胡萍编剧，高梨痕、王吉亭导演)、《铁板红泪录》(1933，阳翰笙编剧，洪深导演)，以及天一影片公司制作的《挣扎》(1933，于定勋编剧，裘芑香导演)与天北影片公司摄制的《三叉路口》(1933，王天北导演)⑥。 1933年11月12日，自称“中国电影界/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⑦的组织发动了“艺华事件”，捣毁艺华影片公司摄影场等处，并散发《宣言》传单，指艺华影片公司为“共产党宣传机关”，是“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的“大本营”，拍摄了《民族生存》(1933，田汉编导)、《肉搏》(1933，田汉编剧，胡涂导演)、《烈焰》(1933，田汉编剧，胡锐导演)、《中国海的怒潮》(1933，阳翰笙编剧，岳枫导演)与《前夜》(1933)等5部“鼓吹阶级斗争之电影片”⑧。1934年1月22日，复有“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理事会”将其《铲除电影界赤化活动宣言》函寄国民党党政各部门，并公开刊登于上海各大报纸。该《宣言》称明星影片公司的《上海二十四小时》(1933，夏衍编剧，沈西苓导演)、《丰年》(1933，阿英编剧，李萍倩导演)、联华影业公司的《风》(1933，吴村编导)与艺华影片公司的《民族生存》、《肉搏》、《烈焰》、《中国海的怒潮》、《黄金时代》(1934，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等正在摄制或已制而未公映的8部影片，以及联华影业公司的《天明》、《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母性之光》(1933，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与明星影片公司的《狂流》(1933，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女性的呐喊》(1933，沈西苓编导)、《盐潮》(1933，郑伯奇、阿英改编，徐欣夫导演)、《压迫》(1933，洪深编剧，高梨痕导演)、《香草美人》(1933，洪深改编，陈铿然导演)等已经获得准演执照并已公映的9部影片，均属“宣传赤化影片”⑨。 次年，即1935年6月，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调查报告又指出了11部“左倾影片”，它们分别是联华影业公司的《三个摩登女性》、《都会的早晨》(1933，蔡楚生编导)、《城市之夜》、明星影片公司的《上海二十四小时》、《春蚕》(1933，夏衍改编，程步高导演)、《黄金谷》(《丰年》)与艺华影片公司的《中国海的怒潮》、《民族生存》、《人之初》(1935，史东山编导)，以及电通影片公司的《桃李劫》(1934，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风云儿女》(1935，田汉编剧，夏衍改编，许幸之导演)⑩。其中《都会的早晨》、《春蚕》、《人之初》、《桃李劫》、《风云儿女》等5部电影属于上海市社会局新发现的“左倾影片”，其余6部在此前已被指出过。根据以上“左倾色彩影片”或“宣传赤化影片”的名单，现制成表1如下：  二、“左翼电影”的作者 根据表1可知，1933年4月至1935年6月国民党共发现了32部“左翼电影”，它们主要出品于上海联华影业公司(7部)、明星影片公司(11部)、艺华影片公司(7部)等三大电影公司，其次制作于电通影片公司(2部)和天一影片公司(2部)，再其次拍摄于天北影片公司(又名“快活林影片公司”，1部)、华电影片公司(1部)和联星影片公司(1部)。鉴于天一影片公司、天北影片公司等几大公司制作的5部“左翼电影”，完全是出于商业考虑的跟风之作(12)，本文将集中考察开唐此“风”的联华影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与艺华影片公司，以及后来居上的电通影片公司制作的27部“左翼电影”。这27部“左翼电影”中的绝大部分，其作者(包括编剧、导演、演员等)与左翼影人及其“同路人”均有密切的关系。所谓“左翼影人”，主要是指既参加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或“左翼戏剧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剧联”)，又同时进入电影公司编剧、导演或主演“左翼电影”，或者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论对电影进行批评之人。它既包括中共党员，又包括非中共党员。所谓左翼影人的“同路人”，主要是指被左翼影人争取过来，共同参与制作“左翼电影”的导演或演员等。左翼影人及其“同路人”，都与中共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是中共对电影公司施加影响的中介。通过考察这些“左翼电影”的导演、编剧、演员，可以明了“左翼电影”的制作与中共的密切关系。 在联华影业公司等制作的27部“左翼电影”中，左翼影人共编剧19部。其中中共党员田汉编剧最多，共编剧了7部，分别拍摄于联华影业公司(2部)、艺华影片公司(4部)与电通影片公司(1部)；其次是中共党员夏衍，他编剧了4部，分别制作于明星影片公司(3部)和艺华影片公司(1部)；再次是中共党员钱杏邨(阿英)、阳翰笙和“剧联”成员洪深，均编剧2部；最后是中共党员郑伯奇与“剧联”成员沈西苓、袁牧之、胡萍，均编剧1部。(详见表2)左翼影人编剧的这19部剧本，占联华影业公司等出品“左翼电影”剧本总数的70.4％。可见，左翼影人通过为明星影片公司等提供“左翼电影”剧本，包揽了“左翼电影”剧本的绝大部分。相对而言，左翼影人为明星影片公司、艺华影片公司与电通影片公司提供的“左翼电影”剧本所占比重较大：明星影片公司为90.9％，艺华影片公司为71.4％，电通影片公司为100％；而为联华影业公司提供的“左翼电影”剧本所占比重较小，仅占28.6％。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是因为左翼影人在各大电影公司的地位不太一样。夏衍、郑伯奇与钱杏邨是最早进入电影界的中共党员，他们于1932年夏即应邀担任明星影片公司的编剧顾问。从一开始，明星影片公司领导层就特别倚重夏衍等三人，希望他们“对公司今后的方向出主意”(13)，最好写剧本。因此，夏衍等左翼影人写就的剧本，几乎都被公司采纳。在此情况下，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11部“左翼电影”，有10部剧本出自夏衍等左翼影人之手。  与明星影片公司相似，艺华影片公司也对田汉等左翼影人极为倚重。1932年10月，田汉开始在艺华影片公司担任编导，拍摄《民族生存》、《肉搏》等影片，次年9月，又受严春堂的委托，协助其组建艺华影业有限公司。严春堂对田汉极为器重，对于编剧、导演、演员的安排，均委托田汉负责。田汉遂推荐阳翰笙等担任编剧，以及联华影业公司的“同路人”史东山、卜万苍等担任编导，他们一起编导了6部“左翼电影”(17)。(详见表2、表3)除《前夜》信息不明外，左翼影人及其“同路人”几乎编导了该公司出品的所有“左翼电影”。与艺华影片公司等相似，电通影片公司的编导也由左翼影人控制。电通影片公司的前身电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33年9月，是一家经营“三友式”录音放音等设备的电影器材公司。1934年通过中共党员司徒慧敏的关系，该公司改组为电影制片公司，由田汉、夏衍与“剧联”成员袁牧之等担任编剧，许幸之、应云卫等“剧联”成员担任导演(18)。因此，电通影片公司出品的《桃李劫》、《风云儿女》等2部“左翼电影”，皆由左翼影人编导。与前三者不同，联华影业公司并不依赖在该公司担任编剧的田汉。因孙瑜、蔡楚生等联华影业公司的导演，皆能自编自导，他们分别编导的《天明》、《都会的早晨》等影片，均被国民党视为“左翼电影”。因此，在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7部“左翼电影”剧本中，其编剧、导演显得比较多元，并不限于左翼影人。可见，左翼影人对电影公司电影制作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公司对左翼影人的倚重程度。 尽管如此，这并不表明左翼影人对联华影业公司的影响较小。左翼影人虽然没能很好地直接参与该公司的电影制作，但已通过撰写左翼影评，间接地影响了该公司的电影制作。正如1933年4月“浙省密报事件”中，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向行政院提交的“关于挽救电影艺术为中共宣传呈”所指出的，中共为了“竭力夺取电影事业”，把电影作为“宣传共产主义之武器”，或者说作为“鼓动暴动、夺取政权、完成共产主义革命的宣传”工具，开始组织中共党人或左翼人士充当电影编剧、导演、演员与“左翼电影批评家”。这些“左翼电影批评家”在上海各大报副刊如《晨报·每日电影》、《时事新报·电影》与《时报·电影时报》等报纸上发表左翼影评，对那些“不受C. P. (共产党)影响的影片，即一致抨击，目为意识恶劣或歪曲，封建色彩浓重，资本主义气息浓厚，是布尔乔亚的享乐品，麻醉劳苦大众的良药等”；对那些“秉承C. P. 的宣传大纲摄制的影片”，则视为“抓住时代的、有伟大意识的、确有价值的出品，大捧特捧”。如此导致各电影公司“惑其批评”，于不知不觉中转变其“出品主旨”，而渐有“左倾倾向”，制作了《天明》、《城市之夜》、《续故都春梦》等7部“左翼电影”(19)。这里所列三部“左翼电影”，即是联华影业公司的作品。此点表明，左翼影人通过撰写左翼影评，间接催生了联华影业公司的“左翼电影”。  与左翼影人在“左翼电影”编剧上扮演的角色相较，左翼影人在“左翼电影”导演、演员上扮演的角色并不突出。在联华影业公司等制作的27部“左翼电影”中，左翼影人仅导演5部——它们分别由“左联”或“剧联”成员洪深、沈西苓、应云卫、许幸之导演，占总数的18.5％。(详见表2)左翼影人在导演这一方面，显然不占优势。而就演员而言，左翼影人虽然主演了15部，占总数的55.6％；但一部影片通常需要众多演员，左翼影人充当演员者，毕竟是少数。如此则左翼影人在演员方面，所占比例也较小。这就使左翼影人在“左翼电影”导演、演员方面，不得不争取“同路人”的支持。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忆及，1932年秋他和郑伯奇、钱杏邨一起应邀担任明星影片公司的编剧顾问，并非仅仅借助电影作政治宣传，而是“待人以诚”，真诚协助导演们提高电影质量，由此争取了明星影片公司的“知名导演”的支持，使他们成为左翼影人的“同路人”(21)。其中“知名导演”主要指程步高和李萍倩：前者导演了《春蚕》和《狂流》等2部“左翼电影”，后者导演了《丰年》。(详见表1、表3)阳翰笙也在《泥泞中的战斗》中述及，田汉在1933年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当编剧后，争取了卜万苍、史东山等导演。其中卜万苍在该公司拍摄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等3部“左翼电影”。此后田汉受严春堂之邀组建艺华影业有限公司，也把卜万苍、史东山请进艺华当导演，同时争取了胡锐、岳枫等小电影公司导演，让他们拍摄了《黄金时代》、《人之初》等5部“左翼电影”。很显然，艺华影片公司出品的“左翼电影”，基本上是由田汉争取的“同路人”导演的。导演之外，夏衍、田汉等左翼影人还争取了联华影业公司的阮玲玉、黎莉莉与明星影片公司的胡蝶(22)。她们都是这两大电影公司的女明星，争取她们出演“左翼电影”的女主角，无疑有助于扩大“左翼电影”的影响力。总之，中共或组织人员充当电影编剧、导演、演员，或撰写左翼影评，或争取“同路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各大电影公司“左翼电影”的制作。换句话说，“左翼电影”的诞生与中共关系密切。 三、为什么是共产党 根据1933～1935年国民党提供的“左翼电影”名单可知，“左翼电影”开始制作于1932年下半年，《续故都春梦》、《天明》等首次被发现的“左翼电影”均拍摄于此时。中共为何能够在此时影响并进入电影界，制作“左翼电影”？这其实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变动有关。1931年“九‘一八”与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升温，抗日反帝爱国情绪在民众中持续高涨。中共在此时及时发布了主张抗日反帝的声明，开始被工农群众以外的阶层接受，由此得以摆脱“关门主义”或“左倾路线”，公开活动。夏衍《懒寻旧梦录》述及，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我们地下党人的社会活动，不管是租房子、住旅馆，或者和书店、报贩打交道，只要你有一点‘左’的嫌疑或表现，一般人即使不怀敌意，也是不敢和你接近的，他们怕和共产党打交道会带来危险。”更有甚者，“我们地下党人租一个亭子间，假如房东察觉到你这个人有左派的嫌疑，他会把你赶走，甚至向捕房告密”。可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形势有了明显的改变，就是说人心变了，老百姓反对蒋介石对东北的不抵抗和对十九路军的不支持，这就使他们知道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一般人对左派和共产党就不觉得那样可怕，反而把我们看作是爱国抗日的人了。”这种政治新形势，夏衍认为是“迫使我们开始摆脱左倾路线最主要的原因”(23)。所谓摆脱“左倾路线”，即如哥特(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所说：“左翼文艺运动”“从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的、半公开与公开的方面去”(24)。这主要体现在“左联”、“剧联”等成员开始在一些公开、合法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甚至进入“资本家”经营的电影公司充当编剧、导演或演员。 1932年夏秋以前，“左联”等左翼组织都有各自的机关报。以“左联”为例，自1930年3月“左联”成立到1932年夏约两年的时间里，“左联”的机关刊物至少前后出现9种：《萌芽月刊》《拓荒者》《大众文艺》《巴尔底山》《文化斗争》《世界文化》《前哨》(第2期改名《文学导报》)《十字街头》《秘书处消息》等。其中前三种刊物，都是“左联”成立以前由鲁迅、柔石、郁达夫或冯雪峰等人创办。“左联”成立后，它们中途转为“左联”的机关刊物。后几种刊物，都是“左联”成立后创办的。不管以上哪种刊物，都是出不了几期，便遭国民党查禁。最后一张机关报《秘书处消息》出版于1932年3月，已无出版公司愿意承印，故唯有作为内部刊物，以油印本的形式秘密出版(25)。“左联”等左翼组织的刊物屡屡遭禁的厄运，迫使左翼成员不得不于1932年夏开始向公开合法的刊物投稿。而中共也于此时开始组织左翼影人撰写左翼影评，在公开合法的刊物上发表。1932年7月，中共更在“剧联”之下设立了“影评人小组”，其成员夏衍、郑伯奇、王尘无、石凌鹤、鲁思、毛羽、舒湮、李之华、陈鲤庭、沈西苓、施谊(孙师毅)、于伶(尤兢)等撰写了大量的左翼影评，发表在上海各大报刊的电影副刊上(26)。这些左翼影评对电影界的影响甚大，1933年3月左翼影评家Riku对此影响总结道：左翼影评(“意识的批评”)自1932年秋开始以来已半年有余，一切电影界的从业员，上至公司经理、导演，下至观众，都已明了电影具备正确“意识”的重要性。电影公司若要“救济营业的衰败”和“得到观众的佳评”，非得按照左翼影评之意摄制不可。(27)如前所述，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左翼电影”，即是在左翼影评影响日益扩大之际出现的，而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左翼电影”，则基本上由直接进入该公司的左翼影人编剧。 1932年上半年，明星影片公司花巨资拍摄6集《啼笑因缘》。中途因摄制权问题与大华影片公司打了一场官司，最后以赔款10万银元告终。本想《啼笑因缘》于6月上映后，能弥补这一经济损失；不料“一·二八”事变导致中日民族矛盾加深，《啼笑因缘》并不受观众欢迎，营业成绩不佳(28)，明星影片公司由此陷入经济危机。为了解决此一危机，明星影片公司的编导洪深向公司“三巨头”——张石川、周剑云、郑正秋提议，请几个“左翼作家”来公司担任编剧顾问，以转变公司的制作方向，重新占有电影市场。“三巨头”决议后，遂由周剑云出面，主动请夏衍、郑伯奇与钱杏邨等担任公司编剧顾问。因为是首次与“资本家”经营的电影公司打交道，“文委”就此事两次开会讨论，才最终决定让夏衍等人进入明星影片公司(29)。此后，田汉、沈西苓、金焰、王人美、王莹等左翼成员又相继进入联华影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艺华影片公司与电通影片公司充当编剧、导演或演员，对这几大电影公司制作“左翼电影”产生了直接影响(30)。有关左翼影人编剧“左翼电影”的情况，夏衍曾在晚年多次忆及。如夏衍在《中国电影的历史和党的领导》中说道，他们当时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处于一种“寄人篱下”的境地，并不能随心所愿地选择电影题材，更不可能畅所欲言地抒发己见，常常是在电影剧本和主题定下之后，由导演与夏衍等商议，或者由夏衍等主动向导演提出建议，“改动一些情节，修润几句对话”，借此“在既定的故事里面加上一点‘意识’的作(佐)料”(31)。夏衍在《我的一些经验教训》一文中忆及他们当时进入电影界时说，党组织并没有要求他拍摄一部“反映无产阶级观点”的阶级斗争电影。他自己的想法是，在“资本家拍的电影上加一点胡椒面，也就是加一两句带政治性的对话之类，以达到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宣传目的”(32)。夏衍晚年的这些回忆表明，左翼影人参与制作“左翼电影”时，仅仅在于改动若干情节或增加几句字幕，而不是改动整部电影或电影主题。正是这一制作“左翼电影”的策略，让导演觉得左翼影人是在真心帮助他提高电影质量，由此才成为左翼影人的“同路人”，导演了大部分“左翼电影”。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1933年4月至1935年6月国民党共发现了32部“左翼电影”，它们主要出品于上海联华影业公司(7部)、明星影片公司(11部)、艺华影片公司(7部)等三大电影公司，其次制作于电通影片公司(2部)和天一影片公司(2部)，再其次拍摄于天北影片公司(1部)、华电影片公司(1部)和联星影片公司(1部)。第二，这32部“左翼电影”的诞生主要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受左翼影人撰写的左翼影评影响，由非左翼影人编导；第二种情况是由进入电影公司的左翼影人直接编导，或争取“同路人”编导；第三种情况完全是出于商业考虑上的跟风而作。其中前两种情况，适用于解释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7部“左翼电影”；明星影片公司制作的11部“左翼电影”和艺华影片公司制作的7部“左翼电影”，基本上是由左翼影人编剧和“同路人”导演的；电通影片公司出品的2部“左翼电影”，则全部由左翼影人编导；而天一影片公司、华电影片公司等出品的5部“左翼电影”，完全是基于商业考虑的跟风之作。此点表明，“左翼电影”的出现与中共领导下的左翼影人密切相关。第三，中共之所以能够影响电影界的制作方向，是因为随着“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政治环境的变动，中共开始被工农群众以外的阶层所接受，由此逐渐摆脱“左倾路线”、“关门主义”的束缚，在上海各大公开合法的报刊上发表左翼影评，甚至直接进入电影公司充当编剧、导演或演员，亲自或争取“同路人”编导、主演“左翼电影”。与此同时，明星影片公司、艺华影片公司、电通影片公司等公司老板也出于盈利上的考虑，对左翼影人特别倚重，使得左翼影人可以在电影的“意识形态”上“‘渗入’一点新意”，制作“左翼电影”。 【作者简介】松丹铃，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 福建 361005 注释： ①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陈播：《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诞生、成长与发展》，《当代电影》1991年第4期，第4～13页；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等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 ②萧知纬：《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神话》，香港《二十一世纪》2007年10月号，第42～52页。 ③孙健三：《中国早期教育电影的辉煌一页》，《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103～106页。 ④参见拙文：《教育电影还是左翼电影：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研究再反思》，《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26～142页。 ⑤《鲁涤平关于挽救电影艺术为中共宣传呈》(附《电影艺术与共产党》)(1933年4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383—384页。 ⑥《黄绍竑、王世杰致行政院呈》(1933年12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350～351页。按：此条资料中教内电检会禁映的两部鼓吹阶级斗争影片的名单及其出品公司与《教育、内政部检查工作总报告》中附录的“禁演国产影片一览表”与“禁演外国影片一览表”(1931年6月15日～1934年2月20日)稍有出入：前者为华电影片公司出品的《摧残》(国产)和联星影片公司摄制的《歧路》(外国)等两部，后者为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出路》(国产)、金钟影片公司拍摄的《摧残》(国产)和联星影片公司制作的《出路》(外国)等三部。参见《禁演国产影片一览表》(1931.6～1934.2)，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编：《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工作总报告》，第1～4页(文内)。 ⑦“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的性质不明，可能是黄埔系的核心组织蓝衣社所扮演，也可能是党务系统所组织。《艺华影片公司被“影界铲共同志会”捣毁》(《大美晚报》1933年11月13日)称“艺华事件”中的“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身穿蓝布短衫裤，实为蓝衣社的装束。而1933年正是蓝衣社向上海进军的年代，试图在上海与CC系争夺报刊、电影、新闻等文化事业的审查控制权。两相契舍，似表明“铲共同志会”为蓝衣社成员组织。但其时蓝衣社锋芒毕露，已成为国民党恐怖组织的代名词，多被指责为恐怖行为的幕后指使者，因此“艺华事件”中的“蓝衣”背后的真相，并不一定指“蓝衣社”，也可能是CC系。参见鲁迅《〈准风月谈〉后记》，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等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第40页；［美］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梁禾译，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99～110页。 ⑧《大美晚报》1933年11月13日、11月16日，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散发“传单”，转引自鲁迅：《〈准风月谈〉后记》，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等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第40～41页；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编：《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工作总报告》，第46页。按：有关铲共同志会指出艺华影片公司制作的“左翼电影”名单，尚有必要说明。1933年11月13日《大美晚报》所载铲共同志会散发的传单仅言及《民族生存》，但《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工作总报告》载教内电检会在辩驳铲共同志会指责其通过“左翼电影”时，提及艺华影片公司制作的《民族生存》、《肉搏》等5部影片，故正文叙述以该报告提及的电影名单为准。 ⑨力士：《国片界的又一颗炸弹》，《电声周刊》第3卷第4期，1934年2月2日；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编：《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工作总报告》，第48页。 ⑩《三十年代上海左翼电影界活动情况史料一则》，《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3期，第26页。 (11)“主要演员”一栏，参见郑培为、刘桂清编选：《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下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 (12)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81～290页。 (13)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8页。 (14)“左翼影人”的具体名单，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34页；阳翰笙：《泥泞中的战斗——影事回忆录》，《电影艺术》1986年第1期，第59页。 (15)其中有两部“左翼电影”编剧重复计算：艺华影片公司的《风云儿女》(田汉、夏衍共同编剧)和明星影片公司的《盐潮》(郑伯奇、阿英共同编剧)。 (16)其中有两部“左翼电影”演员重复计算：艺华影片公司的《风云儿女》(袁牧之和王人美共同主演)和《人之初》(胡萍和魏鹤龄共同出演)。 (17)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71～272页；阳翰笙：《泥泞中的战斗——影事回忆录》，《电影艺术》1986年第1期，第58～59页。 (18)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379页。 (19)《鲁涤平关于挽救电影艺术为中共宣传呈》(附《电影艺术与共产党》)(1933年4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379～386页。 (20)“同路人”的具体名单，主要是辨别夏衍、阳翰笙和鲁涤平等人的论述而定。因联华影业公司的导演孙瑜拍摄《天明》、费穆拍摄《城市之夜》、蔡楚生制作《都会的早晨》，并非出于左翼影人的直接争取，而是出于左翼影评影响等因，故在表中不予列出。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34页；鲁涤平：《电影艺术与共产党》)(1933年4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第383页；阳翰笙：《泥泞中的战斗——影事回忆录》，《电影艺术》1986年第1期，第59页。 (21)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33～234页。 (22)鲁涤平：《电影艺术与共产党》(1933年4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页。按：鲁涤平该文还述及共产党争取了天一影片公司的陈玉梅，但事实并非如此。 (23)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07页。 (24)哥特(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斗争》第30期，1932年11月3日。 (25)有关“左联”刊物的研究，参见左文、毕艳：《论左联期刊的非常态表征》，《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第141～149页；毕艳、左文：《论左联期刊扩充读者的策略》，《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50～55页；等等。 (26)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34～235页。 (27)Riku：《从意识的批判到技术的检讨》，《现代电影》创刊号，1933年3月1日。 (28)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00～201页。 (29)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24～225页。 (30)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34页。 (31)夏衍：《中国电影的历史和党的领导》，《电影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86～87页。 (32)夏衍：《我的一些经验教训》，中国电影艺术编辑室合编：《论夏衍》，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44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