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以苏联专家在中国得不到信任，中国方面不尊重苏联专家的建议，并使其卷入中苏两党分歧的讨论中为借口，单方面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1390人。[①]苏联方面召回专家、废除两国业已签订的所有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的建设造成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同时也使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国家关系在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两国关系由结盟、分歧、分裂，走向了公开对抗。
    有关苏联召回专家事件长期以来是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现已出版的有关中苏关系史学术性著作或普及性读物中对此事件无不提及。[②]由于档案资料的匮乏，史学界到目前为止尚无一篇有关此问题的专门研究文章，部分利用中苏两国当年外交照会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无论在深度与广度上令人感到明显不足。俄罗斯青年学者扎捷尔斯卡娅的“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原因及其后果”[③]一文根据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中心（原苏共中央档案馆）的大量解密档案材料，对苏联召回专家事件的原因、过程及其后果进行了较为严肃、客观、公正的分析研究，堪称填补了史学界对此问题研究的空白，值得引起关注。
    文章认为，影响中苏关系恶化以及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原因，不仅是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歧，更是在中国经济危机日趋加重背景下，首先触及两国民族利益的对外政策概念分歧。中国坚持“依靠自身力量”为基础，不受苏联利益束缚的独立对外政策路线显然不能令苏联政府满意。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的台湾海峡危机，以及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导致苏联政府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削弱了中国，包括苏联在亚洲的地位；在亚洲一系列国家出现的与西方、美国结盟的趋势完全不符合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对外政策路线。
    文章强调，中苏两国在1960年就和平共处问题的上的意识形态争论在本质上没有“纯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而表现的是当代具体问题，所反映的是两国国家民族利益的具体问题，战争与和平、领导权、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当中苏两国战略利益相符合时，意识形态问题并不是中苏关系的主要内容，而且充分实现了经济合作。中苏国家间的冲突是由地缘利益相连的，进而引起了意识形态争论与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成为意识形态分歧的理由，被利用为向中国对外政策路线施加的压力。
    文章通过对大量档案材料分析得出结论，苏联召回专家的举动绝非像国内外史学界所接受的传统结论那样，即赫鲁晓夫的个人决定，相反是苏联方面经过长期精心准备的，是通过苏共中央全会做出的决定。[④]苏联政府早在1956年末就以中国已培养出自己的专业民族干部队伍借口，计划召回苏联专家。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爆发后，苏联方面为表示对中国对外政策的不满，再次提出缩减专家在中国的数量。苏联在此期间已经意识到中国利用苏联技术生产武器，由同盟者变为敌对者危险性的现实，更意识到中国是苏联在远东边境地区军事紧张的策源地。1960年6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理事会大会不仅让中苏两党的分歧招致于众，同时还波及到资本主义国家工会领导人，而中苏双方在布加勒斯特会议的举动表明了双方的分歧不仅未能消除，相反在继续扩大。文章指出，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后果首先导致中国国防工业生产下滑与混乱，促使中国经济在1960年下半年完全失调。苏联召回专家的举动不仅损害了中国经济的建设，影响了中苏贸易往来，而且同样对苏联本身产生负面后果，苏联迫不得已为中国定制的机械设备寻找销售市场，而传统上从中国购买的战略原料由此进入西方。
    文章认为，苏联领导在召回专家后似乎寄希望中国领导向其重新请求援助，到时就可以“强国”的立场迫使中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更希望“大跃进”的后果造成中国经济混乱，嗣后令中国领导人更迭，由此相应改变路线，这样的情况有利于苏联加强对中国，特别是东北与新疆的控制。苏联领导人同样希望，新的或软弱的中国政府重新向苏联请求援助，到那时就可以得到被毛泽东所拒绝的，而中国则完全从属与自己。然而中国拒绝了苏联方面就重新派遣专家问题的数次建议与表态，因为让步的代价对中国而言实在太沉重。相反，中国“依靠自身力量”，坚持“中国式”发展道路政策与频繁的边境冲突挫败了苏联领导施加经济影响的计划。苏联召回专家的根本目的是试图借用经济手段为政治问题的解决施加影响，而达到的经济依赖然后可以扩大到政治领域中。苏联方面清楚地看到中国执行对外政策的必要基础是在经济领域的投资，特别是对国防工业的投资。
    在介绍文章上述基本观点同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同俄罗斯史学界新老同仁本着历史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运用辩证的方法对新中国对外政策路线的宗旨，以及苏联历史上对华经济援助的真正目的进行探讨。
    众所周知，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应当指出，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以苏联与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义务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准则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但更有责任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不仅如此，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再次重申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完全平的、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相反，苏联的对外政策的路线则是如何在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统一路线的口号内，不惜破坏他国主权，甚至领土完整保障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正是中苏之间两种不同的国家利益观导致了双方在台湾海峡事件，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及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等国关系问题上观点迥异。
    事实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政府正是积近代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之经验教训，一贯坚持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及民族尊严。不可否认，由于受“大跃进”等“左倾”思想的影响，新中国外交工作在50年代末有过某些不足，甚至缺点，但坚持独立自主对外政策路线方针的正确性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然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继承了俄国，乃至苏联传统的自身利益永远高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对外政策路线，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统一路线，归根结底就是服从苏联国家利益的路线。也正是这两种利益路线的冲突导致了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直至对抗。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作者称谓的言意识形态争论这张“王牌”略加补充。在现代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分歧[⑤]这两个概念已被研究人员广泛运用到研究实践中。但我们不应忽略这样一个实事，那就是中苏两党在本质上所信仰和坚持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双方根据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文化理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本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与和平与过渡等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是有差别的。仅用意识形态问题争论扩大化来解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直至爆发边界武装冲突，显然过于牵强。
    “珍宝岛”事件后，中美关系改善，两国关系由对抗转为对话，甚至建交同样证明了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决不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必须承认，意识形态永远从属各国的国家利益，是绝对不能与国家利益相提并论的。我们不能忘记昔日苏联称中国为大汉族主义，中国称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但无论大汉族主义，还是大国沙文主义所坚持的都是双方各自的国家根本利益。我们应当对正当、合理的国家利益予以支持，但对那种以牺牲他国利益达到自身狭隘目的国家利益同样应当谴责，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所倡导的要把历史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的初衷。
    作为中俄两国史学工作者，我们在全面、客观、公正评价苏俄对华政治、经济援助的同时，不应只强调问题的正面或负面意义。俄罗斯史学界一贯强调的俄国（苏联）外交的胜利在极大程度上包含了对第三方利益的侵害与出卖。仅以中俄（苏联）历史上的3次结盟[⑥]为例，在肯定正面意义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指出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尽管1896年的《中俄密约》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的》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1945年8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样以中国政府同意外蒙古宣布独立，苏联政府保证不支持中共，保证大连为自由港，旅顺口作为苏联海军基地为先决条件，苏联出兵东北，打败日本侵略者，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经济援助。只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改变了直接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传统做法，与新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应当指出，在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成员，中国共产党人希望得到苏联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援助，但另一方面，苏联同样需要依靠中国完成其战略意图，加强远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力量与美国对抗。正是基于上述目的，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经济与军事援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利用苏联的先进生产技术，发展壮大国家的综合实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方针政策使苏联感到中国威胁存在，也迫使苏联不得不采取措施召回专家。表面上看，召回苏联专家是通过经济手段为政治问题解决施加影响，但实质上政治问题本身包含着双方各自不同国家利益。苏联政府在专家召回后的确曾经建议重新派遣专家返回中国，但这同样不是苏联方面认识到召回专家所产生的恶劣后果，而是他们再次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招牌，将中国纳入经互会组织安排劳动，利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动其落后的边境地区。然而，经历了召回专家事件教训的中国领导人认清了苏联对华援助的真正目的，断然拒绝了苏方的建议，并由此在真正意义上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由结盟、分裂，对抗、到正常化的历史进程证明，国家间关系中的国家与民族利益是任何对外政策路线的基础。意识形态分歧、民族文化的差异等诸多其他因素都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其利益而存在或消亡。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项基本原则处理国家间事务，才能使真正处理好无论是同“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帝国主义阵营”的国家间关系。这正是中苏关系的这段历史为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全文详见《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原因及其后果[⑦]
    （俄）扎捷尔斯卡娅 著 栾景河 译
    196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苏中关系最为复杂和紧张的时期。中国在1949年后首次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许多错误与严重自然灾害的后果充分表现出来，食品危机没有出现缓解的征兆。不但如此，苏中两国间在50年代末出现的分歧不仅涉及国家发展的优先地位，而且还包括两国利益的战略分歧。中国“放弃学习苏联模式”的口号，意味着极力争取与苏联在军事和战略上保持独立，这同样也是由于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问题所决定的。谈论影响苏中关系恶化新的因素以及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原因，应当指出这不仅是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歧，更是在中国经济危机日趋加重背景下，首先触及两国民族利益的对外政策概念分歧。
    1958年的台湾危机证实了中国对外政策路线的变化。苏联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如果1954年沿海岛屿的类似情况曾得到苏联的无条件支持，[⑧]但在1958年的反应则相反。中国领导对沿海岛屿的政治斗争采取了公开对抗的方式，造成了远东局势的紧张。情况的复杂还在于中苏之间具有的同盟义务。无论中国，还是苏联的文献资料都证明在1958年8月轰炸沿海岛屿前一个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会面中没有讨论该问题。根据苏斯洛夫[⑨]的证实，“我们在1958年没有得到炮击台湾地区沿海岛屿的通报。同样如此，我们也没有得到有关印度支那边界冲突的实质和中国意图的通报。”[⑩]毛泽东同样证实了在1958年夏与赫鲁晓夫的会面中没有提到炮轰沿海岛屿的问题。[11]从台湾危机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方面在未来武装解决“两个中国”问题上，首先寄希望于苏联公开的军事支持。葛罗米柯[12]对此向苏共中央通报了1958年9月7日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周恩来同志谈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台湾地区局势问题上的出发点是，假如美国发动反对中国的战争，并为此使用战略核武器，苏联应当做出强烈警告，但不参加战争。只是在美国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由此冒险扩大战争，苏联应用核武器给予回击。”[13]“依靠自身的力量”为基础的独立对外政策路线，预示着北京认为可以使自己的政策不受苏联利益的束缚。事先不进行协商，相反还拒绝进行军事合作的上述前景，显然不能令苏联政府满意。
    苏中两国对外政策概念的分歧不仅局限于台湾问题。长崎市发生的拔掉中国红旗事件导致中国1958上半年在对日关系上对外政策路线的变化。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停止了与日本的一切进出口业务，拒绝同日本签订渔业协定，减少了文化联系。不仅如此，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1958年6月接见社会主义国家大使时表示：“如果日本当局继续使关系紧张化，组织任何挑衅，那么我们有力量重演1945年。”[14] 日本借口保障民族国防进行积极武装的结果再次令苏联领导对可能履行与中国签订的，主要条款旨在共同打击日本武装干涉的友好条约[15]的义务感到担心。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在1959年春严重恶化。根据苏斯洛夫的看法，“关系恶化是同西藏反革命叛乱相联系的，印度反动势力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叛乱。中国同志正确果断地镇压了西藏叛乱。为呼应帝国主义报刊对西藏问题的叫嚣，他们把自己宣传运动的主要火力集中转移到反对印度和尼赫鲁本人身上。[16]不排除尼赫鲁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反对中国的阴谋，但他远见卓识地意识到印度与中国、苏联以及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友好的迫切重要意义。如果印度反动势力得以将尼赫鲁推翻，社会主义阵营将遭受严重损失。然而中国人说：“他们认为尼赫鲁政府有下台的可能，但如果亲西方的反动政府在印度执政，并非是大灾大难。”根据他们的看法，这只是在印度加速了革命。中国上述对外政策立场的结果导致与印度关系的紧张和边境冲突。至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则是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决定限制农业地区，其中包括10多万华人在内的外国人贸易后，中印争论紧张起来。中国方面就上述事件的抗议遭致该国的反华情绪强烈。
    中国政府的类似举动令苏联政府感到担忧，因为这有可能促使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亚洲国家转向实行不符合苏联利益的方针。如果再提及中国与缅甸、泰国的不和睦关系，那么在1960年初，中国对外政策路线导致与亚洲及远东地区几乎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处于不良状况。苏联领导的对此看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失误削弱了中国（同样包括苏联）在亚洲的地位，在一系列亚洲国家中出现的与西方及美国结盟的强化趋势，意味着完全不符合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对外路线。所有这些国家间的问题在中苏领导的会面中都曾讨论过。赫鲁晓夫1959年访问中国期间，在会谈中提出了亟待改善两国领导就对外政策重大事件进行相互通报的问题。赫鲁晓夫1959年对毛泽东说：“不能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作为中国的盟友，我们却不知道中国同志明天在对外政策领域里采取什么措施。”根据苏斯洛夫的证实，“中国同志对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反应过敏，他们声明自己对台湾及沿海岛屿问题的政策完全正确，并能够将其对尼赫鲁关系的正确路线进行下去。会谈进行的极其紧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声明，中国对尼赫鲁关系的路线似乎是虚与委蛇的，而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加强硬和正确。显然，我们对上述声明予以了坚决的驳斥。”[17]
    该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朝鲜及蒙古，同样也在1959年看到了苏中之间外交分歧的端倪。例如，中国在1959年中期首次向邻国蒙古提出领土问题，与北越的关系同样因中国方面拒绝参加1954年的北越战争而未臻完善。除此以外，1959年发生了74起中国牧民违反苏中边界规定的事件，1959年9月8日在边界上首次爆发了严重冲突。[18]尽管在1959年末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斯洛夫的报告把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解释为“某些分歧”，但1959年秋在苏联知识分子中间已经存在这样的看法，苏中关系的友好时期即将过去。例如，《哲学》杂志本应在1959年10月出版全部纪念中国的文章，但《哲学》杂志副总编通知一位年轻的撰稿人，已出版的杂志中只保留关于中国的编辑部文章，其余文章在最后时间里被撤换。他意味深长地说，在最近10-15年间不应当研究中国，应为学位论文选择新的研究方向。”[19]
    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则在实现“大跃进”过程中的1958年末，国家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困难，个别部门设置也不合理。能源与钢铁总体缺乏，特别是交通工具；产品质量严重下降，食品及部分日用品供给状况紧张。同时，由于1958年下半年进行的大炼钢铁冒进行动，造成在农村组建人民公社时缺乏劳动力，生产和加工出口商品的数量急剧下降，结果导致无论生活用品，还是矿产品的出口都遇到了严重困难。尽管中国向苏联出口的数量在1958年末大幅增加，但鉴于中国方面请求免去部分责任，将1958年的供货改为1959年上半年，因此没有完成合同规定的日用品供货。情况由于天气的条件愈发复杂起来。中国的大部分供货都在1959年上半年，下半年则出现了下滑，特别是日用品，原因是由于“大跃进”期间所犯的错误导致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中国1959年的粮食收成比原计划大幅减产，因滞后的供货工作没有停止，因此截止到1959年10月1日中国方面只完成年度供货责任的53%。
    领导国民经济与国家的错误后果在1958年上半年完全呈现出来，这迫使中国领导有些改变自己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态度，转向号召应当仔细研究与运用中国的国情。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但形势持续仍未见好转。苏联领导对此是明白的。对为克服危机采取的措施分析表明，不仅是1960年，而且是1961年全年，生活日用品供货问题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仍将严峻。的确如此，中国方面在1960年间饱尝了向苏联供货的困难。1960年秋的农业收成同样比预期大幅下降，加上滞后的供货工作没有停止，合同责任同样没有完成。根据1961年1月1日的情况表明，中国方面向苏联供应的货物仅占全年供货量的68.2%，在中国方面不足的供货总量当中，小麦及生活日用品类达到84%，这证实了中国生活日用品的困难在1960年已经相当严峻。通过与事件苏联亲历者的交谈，以及对档案材料的分析得知，莫斯科已经暗地对中国问题做出决定，但有一个问题：只是在何时开始，又以何种方式。
    苏中两国在此期间的对外政策路线以及它们的军事学说在所有问题上更加对立，但谈论苏中关系纠葛的原因，同样应提及两国在1960年上半年中的游戏“王牌”——意识形态争论。1960年初两国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学说与执行的对外政策路线愈发不符合统一路线，因为意识形态争论的实质完全是反映两国国家民族利益的具体问题：战争与和平、领导权、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讨论两国间主要意识形态分歧之前，应当再次强调他们在本质上从来就没有“纯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争论特点，而是表现为当代的具体问题。其中在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苏联领导人根据理论原理过分强调纯粹的实际问题。毛泽东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主张，“原子弹战争的结果会导致人类消亡一半，但另一半生存。”[20]或毛泽东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就可能爆发原子弹战争讲话文集的内容称，“毛泽东同志认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21]1958年所出现的情况明显表明中国领导人“极力在人民中间培养自信的力量”，向人民暗示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22]所有这些理论主张证实了中国绝不是爱好和平的同盟者，而是苏联在远东边境地区军事紧张潜在的策源地。苏联领导清楚地估计到了中国蓄意奉行的保持国际形势紧张的政策。中国领导以帝国主义者侵犯威胁不可避免的特别理由为工具，强化经济、劳动及大规模军事行动。苏联领导人从自身角度不希望国际局势紧张，以此保持对本国人民的内部控制。相反，原子弹战争将会使苏维埃政权积40年来所致力与取得的一切社会成就毫无意义，而这些又不能告诉除有自己的链耞，[23]毫无其他损失的无产阶级社会化中国。
    两国之间的争论在1960年被宣扬出去，焦点围绕的是和平共处的原则。苏联领导在和平共处提纲中隐藏了社会主义力量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力量优越性需要“赢得时间”的意图，为此需要逐渐增加现代军事潜力：“目前战争的威胁没有消除，还未能达到完全和普遍的缩减军备，我们应当在社会主义国家国防中毫不松懈地工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巩固自身武装力量的实力。”[24]中国领导只生产“特殊类型现代武器”，寄希望得到苏联方面提供必要设备援助的意图与此是否相吻合？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望从苏联制造的产品中得到最新类型的武器和技术？其中苏联与中国1958年1月签订的科学技术协定[25]规定了转交大批秘密资料的内容。除此以外，苏共中央在1958年9月27日的信中同样表明继续向中国增加武器供应，准备在美国、日本进犯的情况下向中国给予援助。然而，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条件是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根据我们统一的目的执行政策。”[26]毫无疑问，加强与中国的军事联系为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提供了保障，但苏联在1958年秋提出进行更加紧密军事合作的建议，被中国方面看作是“俄国民族主义在中国海岸的扩大。”[27]毛泽东的拒绝预示着中国领导认为自己的政策可以不受苏联利益的束缚，无论在经济领域里，还是在意识形态中，能够奉行“依靠自身力量”为基础的独立对外政策路线。此外，在1958年台湾危机背景下，中国在人民公社组建的，截止1959年1月队伍数量已超过2200万人的民兵，对苏联具有另外意义。[28]同样也应当指出，苏联领导完全认清了中国国防工业建设的可能后果，为弥补中国方面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苏联试图建立使用中国军力的调整机制，即联合进行军事行动，但遭到中国领导的拒绝。情况之所以加重，还源于两国自50年代末明显表现出来的战略利益和对外政策分歧。中国利用苏联技术生产武器，由同盟者逐渐演变为反对者的危险性变为现实。因此，发生在1960年的意识形态激烈争论，成为苏联领导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独立与自主行为的回应，由此造成所有民族主义结论的出现。当苏联与中国战略相符合时，意识形态问题并不是苏中关系的主要内容，而且充分实现了经济协作。国家间的冲突是同苏联与中国的地缘利益分歧相连的，进而引起意识形态的争论和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成为意识形态分歧的理由，被利用为向中国对外政策路线施加的压力。
    中国出版由数篇文章结集而成的，主要题目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列宁主义万岁》文集，造成1960年春两国间意识形态争论激化。[29]苏共中央宣传与动员部在文集出现初期反映相当平静，尽管指出“中国同志将正确的原理并存，在这些问题上重新提出自己错误的看法，而且表现出将自己这些观点报告给其他党的明显趋势。”但时隔数月，在苏联专家被召回后，指责的音调明显改变：“中共加深了与苏联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将自己就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当代社会的性质及和平共处问题的特殊观点，公开表现在《列宁主义万岁》文集中。”[30]除此以外，1960年夏在苏联报刊上还没有出现批评《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这同样也证明了利用该文集的想法不是立刻产生在文集问世后，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1960年6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会理事会会议上，中国领导人表明了自己对和平共处、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不同意见，以及苏联立场问题的态度。为此，意识形态讨论所涉及的不仅是党的领导人，而且还有无党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会领导人。[31]苏联代表对中方类似举动的不满不仅表现在北京的会议上，而且还在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前夜。中国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前的1960年6月16-19日间在莫斯科停留。赴罗马尼亚临行前夜，苏共中央与中国代表团成员举行了会谈，[32]苏联方面在3小时内劝说中国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发言保持精神一致，但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强硬地坚持中国领导对战争与和平的观点。争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后的数天时间里仍然持续。[33]作为对中国方面在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党会议上固执立场的回应，苏共中央1960年6月21日在会上散发了对中共领导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及做法的批评意见传单。会议通过的联合宣言再次确认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尽管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在先前的交换信中明确不需要共同的声明，但中国代表团在声明中签了字。赫鲁晓夫对此冷嘲热讽地说道：“我们说，我们现在同意不需要任何新的宣言。要知道这个宣言中所说的，正是我们同意，并已经写入声明与和平宣言当中。总之，我们也同意这些。对他们而言，我们就像一个被用绳子拴着牵到屠宰场的小牛，他们说，我们同意宣言，我们就得说我们也同意。让我们说的就这些，再就没有了。他们当然是反对宣言，因为他们发言时就将其发展。很遗憾，这些事情显然并没有结束。我很难相信中国人会理解这一切。”[34]
    苏联领导为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主与独立做法进行回应，他们在经济、意识形态领域以及国家关系上采取了旨在是向中方施加压力的措施。这里所指的是停止发行中国的俄文杂志《友好》，终止向中国购买书籍，遣送在莫斯科散发“反列宁主义”文件的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人员，最后从中国召回专家。在召回专家前10天的7月6日，苏共中央通知决定停止《友好》杂志在苏联的印刷与发行。由于苏中友好协会主办的中文杂志《苏中友好》“刊登的材料与众所周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背道而驰，”因此也同时停刊。停止在苏联印刷与发行《友好》杂志的另一个原因是苏联领导计划限制苏联读者从中国得到信息，以此“消除苏联读者单方面就苏共中央和中共讨论的问题，展开不必要的讨论。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在1960年6月开始向苏联各机关、单位散发苏联报刊未曾发表的文章和其他材料。中央国际部在1960年6月7日举行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建议，“在适当的情况下通知中国驻莫斯科使馆，类似文件应当只能通过苏联外交部发出。”[35]苏联外交部在一个月后的7月，照会中国驻莫斯科使馆，以无条件的方式建议停止在苏联散发带有中共特别观点的材料，并将负责此项工作的中国使馆工作人员驱逐出境。如果类似举动在1960年6月几乎被看成是司空见惯的问题，但在召回专家后的7月，这已成为从苏联驱逐中国外交官的理由。苏联领导的下一个步骤是开始拒绝向中国订购中方出版的俄文书籍。最初给人的印象是，苏中两国在图书交流领域的合作远离意识形态分歧，但在召回专家，停办《友好》杂志，国家关系处于紧张的情况下，对该领域存在的分歧采取了具体措施。
    根据科兹洛夫[36]的证实，在1960年7月召开的全会上提出，“苏共中央应被迫采取某些实际举措，以表示我们对中共领导错误做法的不能容忍。我们没有将中国同志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的错误文章刊登在苏联的报刊上。苏共中央指示苏联相应机构停止向中国购买讲述中国领导错误立场的书籍与其他宣传材料。”[37]应当指出，苏联是通过对外贸易联合公司——国际图书贸易公司同中国进行图书交换与购买工作的，中国则是通过中国国际书店。如果苏联方面在1957年还着力加强缓解产生的矛盾，那么文化交流领域在1960年则被利用为向中国方面显示可能的不满。[38] 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前一个月的1960年6月14日，苏共中央书记处研究了中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与工人党联络部提出的，关于停止图书交流领域的合作问题。该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在签署的附件中，把拒绝与中国图书贸易机构——国际书店合作的原因首先解释为是与“ 中国方面建议购买那些不应在苏联发行的俄文图书”相连的。安德罗波夫在书单中挑选出的三本书是：《中国人民公社》、《毛泽东的故事与传说》和没有在苏联发行的《列宁主义万岁》文集。结果该部以对外贸易联合公司——国际图书贸易公司的名义起草信函，但未向中国图书贸易机构——中国国际书店指出拒绝合作的真正原因：“鉴于苏联出版社完全有能力翻译和出版中国书籍，以此满足苏联读者的需求，特通报你们，国际图书贸易公司不再要求中方机构在出版俄文书籍上的服务。我们同意国际书店不在我处购买苏联出版的中文书籍。”[39]为有利于提前做出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同样也可以指出如下事实：根据中央宣传与动员部1960年6月的提议，苏联开始对本国作者撰写的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中国领导人著作的书籍进行批评。苏共中央宣传与动员部在召回苏联专家一个月前的1960年6月13日，提请苏共中央通过“关于一些地方出版社在出版有关中国书籍中具有严重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上述书籍的大多数作者是对中国内外政策，以及它的政治与经济发展问题无深入研究，消息闭塞，缺乏专业性知识的人。这些作者因此美化中国的人民公社，视其为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基层组织，宣传中国工业发展中的所谓“跃进”仿佛源于“小钢铁”，而没有展现苏联对中国工业发展援助的巨大意义。一些作者没有批判地对待发表在中国报刊上的材料，做出错误的总结与结论，混淆苏联读者的视觉。”[40] 为此，苏联领导在1960年下半年所采取的行动是，停刊《友好》杂志，遣返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人员，终止图书交流，目的是在经济、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上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除上述外，苏联领导感兴趣的是中国方面将如何回应、中国领导为此在苏中关系问题上确定的立场。
    苏联领导的下一个步骤是从中国召回所有的苏联专家。苏联方面以传统的方式采取了召回专家的举动。这完全可以提及因对新疆国民党政权行为的不满，苏联在1943年5月从新疆召回专家，关闭那里的所有贸易机构，或苏联红军在1946年4月末离开长春后，该市中国长春铁路苏联管理当局撤出。[41]但在1960年终止合作的表面借口实际上是利用该方式旨在向中国独立于苏联的对外路线施加压力。如前所述，苏联方面曾在1956年末首次向中国方面提出召回专家。应当指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当前在所有经济领域与军事建设中形成了自身的专业民族干部队伍。”[42]但应中国方面的请求专家继续留在了中国。苏联政府1958年下半年曾建议中国政府在未来缩减苏联专家在华的数量。同样当指出，这是苏联方面对中国内外政策不满的首次公开表态，因为信函是在台湾危机爆发两周后，赫鲁晓夫1958年8月访问北京一个月后发出的。缩减苏联专家数量的正式理由是由于中国对他们的工作感到一定的不满。根据苏斯洛夫的证实：“毛泽东还是在1958年就试图诋毁苏联专家的经验与意义，称如果他们永远不能给予合适的建议，提不出可行的建设方案，这不是灾难，但同时要求他们留在中国。作为对中国同志如此矛盾立场的重视，赫鲁晓夫当时（1958年——作者）就建议召回苏联专家，加强在苏联培养中国干部。赫鲁晓夫从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发现，苏联置身于不利位置：他派遣专家赴中国，而回报的只有不快、担心和批评。”[43]应当指出，苏共中央1958年9月5日提出缩减苏联专家数量信函的原因是，由于部分专家“经常不能够把握政治形势与国家的民族特点。”因此缩减专家数量的官方解释是意图不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国家主权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信函强调苏共中央“不能够监督在贵国工作的每一位专家。”
    中国方面在1958年同意了缩减顾问的建议。尽管缩减了顾问数量，但这没有涉及军事顾问，他们只不过是更名为“军事专家”。作为对缩减专家数量的交换，苏联方面同意中国方面提出的为巩固未来国防工业向其提供援助的建议。然而苏联方面同时提出缩减专家数量的新方式：不再派遣提前完成工作的专家。如果中国领导在1956-1958年间了解有关缩减专家数量的情况，但在1960年夏的情况完全出乎中国方面的预料。许多档案文献都证明苏联方面1960年召回专家是预先计划的行为，而不是国内（俄罗斯——译者）外史学界所接受的乃赫鲁晓夫的个人决定。苏斯洛夫在1964年指出：“目前有一切根据可以认为，在1958-1960年间，对中国领导而言，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多少专家，而是多少可以利用其反对苏共中央斗争的问题。”[44]苏联方面似乎正是按照这样的想法去做的。的确如此，从中国传来通报，专家的建议未能考虑违反苏联生产工艺的情况，对苏联设备造成了不良的印象，产生了对苏联经验的怀疑。其中无视苏联专家建议，中方工作人员严重违反技术规范的后果导致重大事故及人员伤亡。例如在某[45]电站工地数千吨岩石坍塌，造成长期误工。在某[46]水电站围堰决堤，基础被淹。两次事故均造成人员伤亡。[47]召回专家的表面只不过是一千五百人的离去，但此举实质上主要触及的是中国国防工业以及其他领域：设备与武器的供应、贸易往来、科技合作与民用及军事人员培养领域。有意思的是，苏联专家在中国遇到困难的问题，只是在将其召回后才开始讨论。苏联领导人1960年夏季前在苏共中央书记处和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从未涉及他们的工作问题。
    苏联方面在召回专家前的1960年夏就开始对外派工作人员，特别是苏联专家的工作水平与警惕性的加强采取一系列步骤。由于苏联提供的设备在安装与调式上存在严重的缺陷，苏联专家在掌握苏联转让的新产品技术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根据经济顾问团的建议，6月1-4日间召开了研究与其工作相关问题的专家领导人会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代表中国方面做了题为“中国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基本任务的报告”。苏联专家在会上同样也进行了发言。苏联专家强调了中国通过苏联的援助在工业、文化技术发展上取得成绩的同时，提出了严重的缺陷与他们在中国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不仅在于中方，也取决于苏联的一些企业，并为此指出，专家们看到了所提计划的不合理性，对待设备如此浪费的危险后果，但他们的建议与警告未被采纳。其中指出了违反苏联技术资料，违背工艺规范的情况仍在继续，恶劣地影响了苏联的威信。会议根据总结为基础，对苏联设备在中国企业的使用，生产技术缺陷与不能认真对待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问题制定了备忘录。备忘录转交中国国务院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与此同时，为向中国方面提出可能的意见，苏联使馆领导要求其领事人员全面认真研究苏中关系，以及最近出现在该领域的部分阴暗面。有关提高苏联外派工作人员的警惕性与保守国家秘密的问题是根据苏共中央照例信函做出的。苏联军事专家组1960年6月21-22日间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工作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局局长傅钟上将在会议结束后向与会人员发表了中共领导就战争与和平问题观点的讲话。当日，苏共中央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议上散发了对中共领导观点与行为提出批评意见的传单。根据档案文献判断，科技合作局领导也曾被告知提前准备尽快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决定。根据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合作局局长波洛任科夫与中国驻苏联使馆参赞黄毅然在1960年6月之间的谈话可以得出结论，苏联方面已计划采取相应措施。波洛任科夫在1960年6月初对中国方面的所有请求，包括苏联专家的撤离用以下方式回答：“鉴于假期的原因，完成此项请求显然无法想象。”1960年6月末拒绝接收中国专家的理由也同样如此：“鉴于假期的原因，苏联机构不能接收中国专家。有关能否接收及其期限问题的研究不早于本年度9月。”[48]
    1960年7月16日在莫斯科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的其中一项议题就是苏中关系，宣布召回专家的正式消息：“目前，在中国有1500余名苏联专家与顾问。中国方面实际上已经停止采纳苏联专家的建议，将这些建议批评为似乎是保守的观点，而束之高阁。除此以外，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中国人开始以错误的立场劝说苏联专家，引起了我方人员的反感，上述情况他们已通报了莫斯科。这样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苏联政府为此已向中国政府发出从中国召回自己专家的相应照会。[49]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苏达利科夫当天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将苏联政府决定召回苏联专家与顾问的照会转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苏联政府的照会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完全感到突然，还未听完照会的内容就表现的惊慌不安。苏联政府在召回专家的照会中称，不仅是苏联本身需要这些专家，也是因为中国方面对其缺乏信任，专家们希望返回苏联。“苏联机构挑选优秀、极为训练有素的专家到中国工作，这时常对苏联的国民经济建设带来损害。苏联人恪守上级发出的指示，摈弃任何可能被视为干涉中国内政或批评中国内外政策及中国政府的各种言论与行动。苏联专家通过一系列实事深信，他们在所要完成的任务面前没有得到中方的信任。事情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苏联专家提供的相关建议书与技术规程被当众烧毁，中国方面还对一些专家实施了监视。这令苏联专家感到羞辱与愤慨，苏联专家在得不到中方信任的情况下被迫向苏联政府请求回国。苏联使馆奉命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专家与顾问，其中包括军事专家与顾问根据其相应状况由中国撤回国内。”[50]
    有这样一个实事可以说明中国外交部的慌恐，对苏联照会的答复是在收到其两周后的7月31日，也就是苏联使馆7月25日通报中国外交部，第一批苏联专家自7月28日起撤离后做出的。但根据在哈尔滨工作的苏联专家证实，“苏联政府所得到的有关中国对待苏联专家态度的报告并非正确。”[51]而且绝大多数专家处于不了解中共领导反对苏共执行政策的状况，因此在中国方面了解召回专家的照会后，苏联方面立即开始向专家本人解释苏联政府此项决定的政治意义。苏联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军事专家组长巴托夫元帅[52]1960年9月中旬就人员及重要物资撤离进程，致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与赫鲁晓夫的报告证实，召回专家的建议是由莫斯科发出的，而不是苏联专家本身。有意思的是，除召回专家外，苏联还将军事装备撤离中国。“在得到你们关于撤离人员与装备指示的同时，苏联军事专家组领导全体与党委会对苏联政府命令中指出的政治意义，以及准备运送我方人员回国采取实际行动问题的进行了说明。”7月27日在北京举行了各军事专家组领导与党组织书记会议，说明了苏联政府决定召回专家的意义，并对苏联外交部1960年7月26日就该问题指示的精神向各部做出具体部署。7月27-31日间在青岛、北戴河疗养院举行了全体专家及其家庭成员会议，在此期间大批专家以及家庭成员聚集在该地。苏联驻京机构工作人员党组织在1960年8月5日召开秘密会议，415人出席了该会。苏联驻华大使切尔沃年科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共领导就重大对外政策问题上的错误观点，阐明了中共领导在对待苏共及其中央的不正确的做法，详细列举了对苏联援助的不正确态度。苏联驻华使馆决定自8月6日起与外地撤离专家进行座谈。苏联驻华大使切尔沃年科8月7日在使馆举行的所有驻京党的机构全体大会上做了报告。“党的会议对与中国的关系问题给予极大关注，批评了中国同志就国际形势和战争与和平问题评价的错误立场。在党的会议上宣读了苏共中央的信函。”[53]
    中国方面在同一天，即8月4日开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召开苏联专家代表会议，讨论苏中双方就召回专家问题发出的秘密照会。而就在8月4当天，苏联方面得知了中国方面计划让苏联专家了解双方照会内容的情况。8月4日9时30分，苏联高级军事顾问巴托夫大将被邀请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党委代理书记巴拉尼乔夫上校被邀请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与这些机构领导同志会谈的“结果很明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计划在苏联军事专家中提出讨论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的秘密文件，以此怀疑苏联政府决定的正确性，呼吁苏联专家们反思。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坚决声明，不要如此行事，我们坚持请中国同志不要做出损害我们友谊的举动。”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解释中方的举动是，“我们决定让苏联专家了解的不仅仅是单方的，而是双方的照会，使专家们能够知道双方的想法，自己决定哪方观点是正确的。”[54]苏联驻华大使切尔沃年科为此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然而中方领导人根据中央机关的指示，在北京与外地同时向所有苏联专家介绍了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就该问题的照会与答复照会。苏联使馆及领事馆提前通报自己的专家，在可能出现中国方面逼迫听取照会的情况下应如何把握自己。在介绍照会过程中，“中国方面企图使苏联专家卷入对上述文件的讨论。显然，他们这些非友善的举动是蓄意将我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各种观点相比较，竭力在苏联人头脑当中煽动对苏联政府决定正确性的怀疑，得到苏联专家在此问题上的同情与支持。我们满意地向你们报告，苏联军事专家在这复杂的情况下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忠诚，善于在事业上保护对苏共二十和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历史决议的进犯。”[55]然而中国方面的类似的活动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仍在持续。例如，0029部队8月9日邀请苏联军事专家参加为其举行的告别宴会。该部队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基地政委李才山[56]少将极力利用宴会达到反对苏联政府决定与苏共中央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总路线的宣传目的。李才山少将在讲话中表扬了我们的专家，同时猛烈抨击苏共与苏联政府召回专家的决定，称这项决定是单方面的，是国家间相互关系中前所未有的，是与友好条约及中苏两国互助相矛盾的，不仅中国人民，而且苏联人民同样难以理解苏联政府此项决定的缘由。我们的专家对李才山少将的反苏攻击感到愤怒，并予以相应回击。”[57]“后来的情况证实，苏联专家一致拥护自己的政府，中方领导人根据其意图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气氛的行动，中国同志对我方人员的态度普遍明显改善。“在为苏联专家举行的告别晚会上，在与中国相关部门领导人进行的谈话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那些讨论苏联政府决定以及苏共政治路线的企图都已消失，开始更加强调中苏人民之间的国际主义友谊，指出苏联专家从中国的撤离不会破坏这个友谊。欢送苏联专家的气氛格外热烈，送行的中国同志在火车站上痛哭流涕。”
    苏联专家组领导人临行前与中国代表进行了话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苏联高级军事专家巴托夫大将1960年8月25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进行了会面，并将自己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政治与军事训练以及干部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汇报。“巴托夫同志说，按照自己的性格与专业，他是个军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有义务临行前开诚布公地向罗瑞卿同志汇报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技术干部训练，特别是空军与海军工程师的工作情况问题，巴托夫指出，在1960年上半年出现的多起事故与空难造成了人员伤亡。导致这些事故与空难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技术干部缺乏应有的知识和不能够正确使用设备。例如，在空军第三、十八歼击师发生的事故与空难就是因为10年间未能保养油罐车所致。结果造成油罐车中的金属废物掉入飞机油箱，堵塞了燃料供应系统，导致空难。在开启发动机外罩时因着急不用钥匙而用锤子代替，使其他物品掉进喷气管，导致事故。谈话在友好的气氛中持续4个小时，以双方相互祝愿身体健康及在未来工作中取得成绩而结束。[58]同样也应当指出，有关召回苏联专家的照会发出后，中国宣传的方向有所改变。中国报刊暂时开始不发表有关战争与和平讨论文章，更加强调两种体系与和平共处的思想，及全面裁军的必要性。但根据苏联专家的证实，“口头上的宣传一如既往，与莫斯科、布加勒斯特共产主义兄弟党与工人党会议决议相矛盾的左倾宗派主义教条的观点仍在广泛传播。”
    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专家正式撤离的日期为1960年8月15日。中国方面解释延误运送苏联专家的原因是没有机票，显然就此希望苏联政府改变召回专家的决定。为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假如苏联政府能与中国政府进行磋商，那么这个问题完全能通过协商渠道解决。而且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1960年8月初通过苏联驻华大使，请求苏联领导人重新考虑召回专家的决定，称召回苏联专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然而决定已经做出，苏联专家的撤离已经组织进行。一批苏联军事专家在中国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全体人员及家属共计520人，其中包括行政及党委人员被安排回国。具有实用价值的书籍与秘密文件根据你们（指苏联政府——译者）的指示已发往苏联国防部，另一部分书籍与文件根据相关规定已在当地销毁。党委及所有党组织机构的财产已发往苏联国防部总档案馆。政治教育器材：电影放映设备、无线电中心站、政治与文学书籍、留声机唱片已经转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而电台、汽车、录音机、音乐器材、收音机及其他财产已发往远东军区。在中国同志积极的帮助下，人员与重要物资的撤离工作进行有序，未出现任何困难。[59]如上所述，[60]根据1960年7月1日的情况，在中国34个部委系统与其他机构中，共有1929名苏联专家工作在44个城市。所有苏联专家在1960年7月28日至8月31日期间被召回国内。到1960年末，只有一名工作在广州热带研究所的苏联专家留在了中国。这个时期所有的档案文献都指出了中国方面对召回苏联专家决定的反应是惶恐不安。“客观事实与我们个人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是苏联政府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决定令中国同志感到非常痛心。对我国政府1960年7月16日照会答复的拖延，及中国外交部1960年7月31日答复照会的内容本身就说明这样一个实事。”[61]“中国同志与苏联专家在大量正式和私下的交谈中对失去所需的专业帮助感到忧虑。许多人公开表示，没有苏联的援助他们无法胜任工作，他们为此满怀希望地深信苏联军事专家会在很短时间内重返中国工作，对业已建成安置苏联专家的基地不但没有拆除，而是继续完善，在西直门宾馆和空军部队建好了食堂，修缮了房屋，国防部与各军兵种在各级机关保留了翻译服务队伍，图书馆里补充了苏联出版的专业类与政治类书籍。”[62]
    苏联1960年7月16日的照会发出两周后，中国外交部在回复照会中对不信任苏联专家的说法予以驳斥，指出了苏联在对华关系上的不友好立场。[63]召回专家所产生的相应责任只应由苏联方面承担。苏联外交部与中国外交部在随后的新照会中开始相互指责。[64]例如，中国外交部1960年9月20日的照会认为，“苏联政府计划利用召回专家向中国施加压力。”[65]除此以外，中国方面指责苏联政府不遵守友好条约，违反向中国派遣专家的协议与合同，及由于专家撤离对中国方面有可能带来物资损失。这里可以同意国内（指俄罗斯——译者）史学家们所重复的苏斯洛夫在196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意见。“的确如此，召回苏联专家可以影响到中国的煤炭、石油、林业、轻工及其他工农业领域，即便1960年在那里工作的专家数量并不多：煤炭工业大致3人，石油工业7人，农机制造业系统2人，国营农场与垦荒部3人，农业部与林业部系统仅各1人。”[66]
    苏联方面在1960年首次特别强调了上述举动对意识形态分歧作用的理由。如果在7月16日召回专家的第一次照会中，称中方对专家缺乏信任，故意拒绝他们提出的建议，“令苏联专家感到羞辱与愤慨，苏联专家在得不到中方信任的情况下被迫向苏联政府请求回国，”但在1960年9月6日的照会中首先提出召回专家的意识形态原因：“有关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在1960年4月已广为人知，中共领导当时发表了与莫斯科宣言背道而驰的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文章。在对当代社会根本问题认识出现分歧的情况下，苏联方面所坚持的鲜明路线是通过对争议问题的讨论以克服分歧；中国方面则开始引诱苏联专家参与讨论中共与其他兄弟党之间存在分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的不友好举动迫使苏联方面做出选择：要么允许苏联专家参加被中方强加的，只能使分歧加剧的讨论；要么召回苏联专家，以防止苏联专家与中国工作人员之间的争论，对苏中友好事业带来危害。”[67]在阐明召回专家的意识形态原因后，苏联外交部在1960年11月6日的照会中指出，中国方面自1958年起开始改变对苏联经验的态度。“苏联专家建议的技术规范与标准被看作是保守落后的，普通中国人知道在企业里安装着苏联的设备，苏联专家在那里工作，结果似乎是企业工作不利的责任最终在于苏联”[68]照会最后列了“中国方面对待苏联专家不友好，不真诚”的事例，如对苏联专家实施监视活动：“苏联方面十分清楚，为专家提供的保安或翻译人员还负有系统观察并报告自己领导的义务：专家曾去过哪里，做了些什么，与谁见过面，说了些什么等。对此翻译及保安工作人员自己在一系列情形下告诉了专家们。苏联专家佐希缅科同志本年8月4日在与机械制造部副部长汪道函的谈话中指出，每次公出返回北京时总能发现有人翻过自己的东西。佐希缅科同志为此表明了自己对类似情况的态度：“1937年我在德国时提包经常被检查，但理解那里为什么进行检查。为何这样的检查出现在这里，令我莫名其妙。”有意思的是，苏联专家谈论对他们进行监视情况，已经是在召回专家的照会发出后。
    苏联外交部的照会用以下的方式结束，“中国方面本身对明显又有悖友好条约行动的一切可能后果已经承担了责任。因此不是苏联方面，而是中国方面应对他们（苏联专家—译者）在中国无法工作的情况承担责任。[69]”中国方面采取了回应措施，从苏联召回自己的专家与留学生，组织中国公民从苏联撤出。根据列宁格勒机械学院教师的证实，该院30名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人暗中滞留在列宁格勒，而且是在苏联学生的帮助下，事先通知了苏联的相应机关。[70]只是有一事件让中国公民的撤离感到黯然。为迎接1960年8月被苏联遣返的中国原子弹专家们，中国政府建议由中国派遣军用飞机。“苏联坚持专家应乘坐苏联飞机。飞机在苏联领空发生爆炸，导致所有乘客遇难。”[71]
    我们最后探讨的问题是召回苏联军事专家对中国军事工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如上所述，中苏两国在战略利益与对外政策的分歧，以及中国通过苏联技术生产武器，逐渐由同盟者变为敌对者的危险性是苏联方面终止援助行动的原因，其中包括对国防企业领域的建设。苏联在生产领域召回专家，使许多中国企业在调试举世无双的设备遇到严重的困难，主要是在国防工业。根据中国的报道来看，在1960年下半年，因苏联专家的撤离导致生产中出现困难的消息开始由事发地报告到党的机关。在一些由苏联专家照管的生产车间，工作完全停止。例如，黑龙江省委在1960年10月就从苏联专家以前工作过的企业领导人那里得到报告，说生产中出现了不利情况，尤其是在苏联专家撤离后的新产品掌握上。采取不合理技术决定的结果导致了事故发生。[72]事故发生与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技术工程干部缺乏对技术的了解和不能正确使用设备。除此以外，对苏联的技术要求与工艺图纸“严重违反，使中国国防企业在生产重要的专门设备上受到挫折。[73]”这一切都补充证明了苏联专家的援助是发展中国国防生产的重要因素；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国方面承受着巨大困难。与此同时，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的举动首先造成国防工业的生产下滑与混乱。中国经济在1960年下半年完全失调，而且触及到了军事工业领域。例如，国营工厂1961年上半年生产武器、设备及零部件与配件的计划只完成了15.9%。由于材料与物资的匮乏，中国基础军事建设在1961年缩减了50-70%。中国军队在1961年上半年只得到计划数量23%的钢材，大约10%的木材，4.9%钢板，17%的轮胎。可以断定中国军队在一年内只能够得到三分之一或一半的必要物资。[74]正如苏联驻华使馆在1960年年度总结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在由大批苏联专家参与开发的国防新产品以及专门设备的生产上遇到了严重困难。”然而在苏联专家撤离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苏联使馆代表处中断了听取苏联设备发运过程的报告。
    召回苏联专家的举动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生产，而且影响到了苏中贸易。中国外贸部部长叶季壮1960年10月正式通知苏联驻华大使与贸易代表，“鉴于自然灾害和召回苏联专家”等情况，中国方面在1960年无法履行向苏联发运商品的义务。苏联专家被召回后，中国政府向苏联方面建议重新研究先前签订的所有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与备忘录，拒绝了相当一部分计划由苏联供应的设备。根据中国史学家的资料，为中国原子能工业预定的设备与材料大约40%没有从苏联发出。[75]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在1960年初对苏联的贸易供货出现了困难，原因是1960-1963年间的主要供货量是用于偿还所得到的军事贷款。截止1961年1月1日，中国向苏联返还了大约60%的所提供贷款，而且是利用贷款偿还的，所供给的货物大致为1950年的一半，1960年的三分之一。与其他相比，苏联领导在决定召回专家的同时重视了贷款偿还问题。中国对外贸易额在60年代初期总体下降，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所导致的困难后果。对中国出口下降产生最强烈影响的是农业生产的衰落，农产品出口占国家对外贸易的70%以上。食品问题中出现的困难不仅影响了出口，而且每年还需要进口500-600万吨小麦。同时，1961-1965年间工业基本建设缩减的结果造成机器设备及其他生产资料进口的急剧下降。应当指出，召回苏联专家对苏联方面而言同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断绝业已存在的贸易联系使苏联遭受一定的损失。苏联迫不得已对为中国生产的一系列机器与设备以及后来拒绝购买的货物寻找销售市场。中国方面极大缩减了向苏联供应锡、汞及钨与钼的浓缩原料，而钽铌与铍的浓缩物、电压石英及其他原料在供货中则被完全取消。与此同时，这些战略原料开始从中国进入资本主义国家。除此以外，苏联专家熟悉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与中国同事的关系有别于使馆工作人员，具有信任的性质。苏联专家撤离后，有关设备供应过程以及对其掌握的情况已中断向经济参赞部门通报。中国方面禁止了苏联代表前往使用苏联机器设备的企业。苏联方面因此在对所供应设备的具体检查及其掌握情况的了解上遇到了困难。不但如此，苏联在1960年下半年停止销售中国出版的技术杂志，并终止了1961年的订购。苏联使馆拒绝订购1960年第四季度与1961年全年的20种中国杂志，图书馆拒绝向苏联工作人员发放技术刊物，尽管苏联刊物定期发往中国。[76]
    苏联方面在1960年秋试图使两国关系恢复到从前类型，其中向中国方面建议派遣苏联专家返回中国。受苏共中央委托，米高扬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向中国代表表示：“如果中国真正需要苏联专家，如果能为其工作创造正常的条件，那么我们派他们返回中国。”关于这点，赫鲁晓夫与周恩来及中国共产党其他成员在苏共22大期间同样说过。苏联方面1963年7月、9月，再次向中国领导重申，如果他们真正感兴趣我们专家的技术援助，那么苏联政府将研究派遣专家问题。[77]然而，让步的代价对中国而言实在是太沉重了。苏联方面显然认为中国在短时期内仍有求于苏联供应设备及其相关配件，为此真正的想法是使一系列工业（石油、林业、有色冶金、电力能源、橡胶耕种）生产的长期专业化与合作化，促进苏联与中国边境地区（远东、苏联与中国东北地区、苏联中亚地区、中国西北地区等）的发展。但将中国纳入经济生活范围，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与经互会组织框架内安排劳动的意图未能实现。中国领导的路线是建立封闭的工业体系，大量削减计划通过苏联援助在1961-1965年间建设使用的成套设备与工业设施的供应数量，迫使苏联领导改变初衷，重新看待苏中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促使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同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会面中解释苏中分歧的原因。北京独立的对外政策路线伴随着莫斯科方面的经济制裁，而边境争端激化了两国间的意识形态争论，进而成为苏中两党1963年公开信讨论的题目。[78]谈到1963年一季度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政治信内容，苏联大使切尔沃年科说明了苏共与中共之间产生的意识形态分歧，特别强调了“中共极力损害苏共的名誉及它的国际主义行为；挑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离开苏联，暗示他们与苏联保持经济上的独立，然后再扩展到政治关系领域。”[79]切尔沃年科最后指出：“中共领导放弃业已达成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在目前具有何等严重的性质，斗争将是长期和复杂的。”[80]
    苏联领导人在召回专家后，大概是在等待中国领导重新向其请求援助，到那时就能够以“强国”的立场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苏联领导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寄希望于“大跃进”的结果保持中国国内经济的混乱，嗣后造成中国领导的更迭，相应地改变路线。这样的情况至少有利于苏联方面加强对中国，特别是东北与新疆的控制。另一方面想必是等待软弱或新的中国政府重新请求苏联的援助，到那时可以得到被毛泽东所拒绝的，并为此可以使中国完全从属于自己，也就是通过经济手段获得政治影响。然而中国方面的反应则与莫斯科所等待的截然相反。“依靠自身力量”，“中国式”发展道路的政策与频繁的边境冲突挫败了苏联领导施加经济影响的计划。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意味着国家间关系转变为新的类型。苏联驻华公使衔参赞苏达利柯夫在召回专家照会发出10天后，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递交了第一份违反苏中边界规定的照会。由此接踵而来的是，因边境事件与大量新疆公民进入苏联，促使了苏联与中国国家边界的加强
    总结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一些结果与两国领导在50年代末的政策，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领导所奉行的与苏联密切合作路线，是以中国政府当前决定的战略任务为前提——为保持民族独立与强化执政制度的斗争。忽略这个时期所出现的问题，在两国领导的对外政策相吻合情况下经济合作仍然继续。然而中国方面试图借助外部因素与动员最强有力的力量，建立自己军事工业的最终目标是在经济与政治上完全独立于苏联。但中国在短时间内对新型军事工业生产的研究只能有赖苏联的支持。同时苏联领导明确规定了允许向中国转让科技与秘密信息的框架。作为对转让原子弹生产技术拒绝的补偿，苏联1959年对中国成套设备与“新技术”的供应明显增加。这同时也是苏联领导利用军事供应做交换，向中国对外政策施加影响的一个尝试。为此中国根据贷款协定，以军事贷款的方式已经得到数目高达50亿卢布[81]的军事设备与武器。这一切都变成利用外部资源可以影响中国对外政策路线的补充因素。两国在政治利益上的分歧同时影响了经济关系，导致国家间的冲突——1960年召回苏联专家和与停止供应苏联的设备。苏联召回专家，并在现实中停止对中国的支持，导致无论是现实的——可以克服的临时困难出现，也无论是固定的——不能容忍的困难等各种综合问题的出现。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原因在这里已交织在了一起。
    苏联召回专家的根本目的是借用经济手段试图为政治问题的解决施加影响，而达到经济依赖后就可以扩大到政治关系领域中，尤其在经济领域的投资，特别是对国防工业的投资是中国执行对外政策的必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