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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外国传教士忠实执行资本主义列强镇压革命的反革命指令，他们在“同奉”上帝、“同情”革命的幌子下，以传教土身份到太平天国地区大肆活动，刺探情报、散布谎言、蛊惑人心，妄图改变革命的前进方向。外国传教士在资本主义列强镇压革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图通过对外国传教土破坏革命活动的揭露与批判，进一步揭露资本主义列强敌视太平天国革命的本质及其阴险的侵略手法，阐明外国传教士不仅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与谋士，而且还是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总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他们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 太平大国革命时期外国传教士异常活跃不是偶然的，如所周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传教士有的正式参加侵略军或直接担任占领地的行政长官，有的积极参予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工作。对于他们的“功绩”，资本主义列强是赞不绝口，推崇备至的，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顾盛在1845年写道，“说实在的，最近对华进行的谈判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不能不归功于美国传教士的努力，其中尤以裨治文博士和伯驾医生为最。……他们对我的合作，也就证明了他们是为美国的崇高利益服务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对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寄以巨大希望，他们以为从此可以在中国畅行无阻地进行“传教”，以实现基督化中国，实现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的野心。一个美国传教士在1842年9月给自己教会的信中说道，“现在让我告诉你们这个幸运的消息吧，就是中英之间已宣告和平，这个不信基督的异教国家终于被打开了！” 美国传教士伯驾更是忘形地声称：“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可是鸦片战争后事态发展表明，对华进一步侵略并不如侵略者在战争刚结束时所想象的那么容易。中英、中法，中美不平等条约对于传教范围的规定，远不能满足外国传教土的贪欲，他们力图改变这种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容忍的处境，期待着马礼逊早在1824年就希望在中国出现大混乱的日子早日到来，使他们得以在中国“自由”地“传教”。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了。外国传教士蠢蠢欲动，妄图利用这次革命的机会从中投机，以攫取在清政府处还没能抢到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伙“上帝的使者”倒底干了些什么，又是怎么干的吧！ 一 1851年1月，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金田爆发，革命的烽火迅速燃遍了南中国。太平军的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普遍地对太平军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853年出版的一本西方著作中在描述此次革命时这样写道：“在天国檄文的形式里，我们看出有一种新的因素，一种革新的因素已经深入那些酝酿民族独立计划的偏僻地区，这便是基督教的因素。” 还说：“在中国最普遍的意见是叛军将要胜利……这种意见是同情他们的结果。” 对这种“同情”的本质，资产阶级学者马士说了一句实话：他说：“这些外国同情者，有的是由于太平军运动的根源为伪耶稣教而引起同情，另外是由于为了一个寻找市场的机会好去推销式器、汽船和粮食。” 其实在整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绝大多数的所谓西方同情者，他们“同情”的出发点总不外乎上述二点。 已经在华取得一系列特权的资本主义列强政府，早就准备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加紧侵略中国。1852年1月和6月，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曾两次向英国驻华公使文翰提出秘密报告，认为“用武力手段取得成功的空前良机”业已到来，主张利用清政府已经陷入“特别困窘的境地”使用武力，向镇江、南京进军， 不久，文翰也从香港到了上海，他自称：“吾等之干涉是否需要及是否正当，尤应决定，来沪目的，即在乎此。” 很明显，资本主义列强此时是企图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趁火打劫，从中渔利，只是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迅猛，他们才把自己的侵略炮口迅速地转向太平军，企图通过帮助清政府镇压革命来攫取更多侵略利益。 在华的外国传教士，这时普遍地对太平天国革命表示了“同情”与“赞赏”。在美国南浸会传教士罗孝全根据洪仁玕提供的材料于1852年10月写的《洪秀全革命之真相》一文中的看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罗孝全在文中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不仅是一次反对清政府的民族革命，更重要的是一次“为宗教自由而斗争”的运动，他说：“与外国战争之出人意外的结果乃是中国之开放。如今，倘此次革命将推翻偶象之崇拜而开放门户，使福音得普遍传播于全国，则结果岂非同样奇妙耶？” 罗孝全就是把太平天国想象成一次如此“奇妙”之宗教运动。此时也并不是没有公开敌视革命的传教士，在宁波活动的英国传教士麦嘉湖说：“太平天国叛乱分子所具有的‘微小的虔诚和真理’‘大部分给狂热和野心所排挤掉了’。” 不过当时持有同类见解的在传教士中毕竟是少数，普遍的则是对革命“抱有千百倍更大的兴趣，不是语言所能表达。” 从当时外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倾向看，是与他们本国政府政策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别。怎样来理解这种差别呢？我们知道，在华的外国传教士的活动除了在根本利益上从属于本国政府的侵华总政策外，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由于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活动方式是有其自身特点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想深入中国内地，力图扩大基督教在华的势力，由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的某些特点，以及洪秀全在革命前与罗孝全的特殊关系，使外国传教士有足够的理由对这次革命抱有幻想。罗孝全曾不无醉意地说：“中国之旧习如非得有猛烈之震动与破裂，则断不足以移动中国人在政治上及宗教上行动之常轨。此外部屏障之破坏与分裂已于1842年之外战实现一次矣；其时国际间交通之大障碍已为破裂。现在1852年在内部亦有同样激烈之革新方在进程中，余乃诚恳希望及祷告其结果将扫除偶象，而为一般人民准备着亲于在基督福音中静而细之声音。” 说穿了，罗孝全就是希望通过太平天国革命这一“猛烈的震动与破裂”，不仅推倒清政府，更重要的是他们妄图通过革命者之手，实现基督教征服中国的目的。显然在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上，传教士与他们的政府之间是存在某些差别的，这些差别的产生是由于传教士（也包括在华的商人）在侵华问题上热衷于追求眼前利益，因此在侵华的具体方法、步骤上往往与本国政府发生一些非原则分歧，我们不看到这时存在着的差别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夸大这些差别，把它看成是两种具有本质不同的态度，从而把他们看作是革命的真正同情者、支持者，那就错了。传教士梦寐以求的基督化中国就是要完全解除中国人民精神上武装，使每一个中国人民都象马礼逊所培养的梁发父子那样忘掉自己的祖国，甘心充当殖民强盗的奴才。总之，当时外国传教士们跃跃欲试，只待本国政府行动的指令下达了。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上海吃紧。太平军的军事实力迫使野心勃勃的资本主义列强不能不考虑现时实行炮舰政策是否有利，文翰在3月28日致外相罗塞尔的函件中表示：“在任何形式下，绝不在阻中国政府而加以干涉。” 这就是说，英国的政策已由原先的炮舰政策转变为“不干涉”的“中立”政策。可是此时资本主义列强对太平天国的了解是朦胧的，他们一方面坚决制止罗孝全到天京去， 唯恐在客观上给太平天国带来有利之处；另方面，为了刺探太平天国的实况，他们不断派遣人员到太平天国地区活动，在这些人员中，传教士占了一个突出的位置，出现了1853—1854年传教士活动的第一个活跃时期。 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到天京“访问”，事后带了许多太平天国印书回上海。在上海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积极参予了翻译书籍与研究对策的工作，他得出结论：“此革命运动如能成功，吾人至少亦可以期得其对于基督教传教士之完全容忍。而且将来如此党得胜，因与吾人彼此教义大概相同，则对于外人必怀好感。彼等将必准许通商；但就彼等之书籍之故与行动而言，鸦片将被严厉禁绝……为今之计，吾人目前所应采取之政策，对于双方战争，务宜不再被牵涉入此漩涡，避免与各方面发生任何政府间的关系。然而外人应当准备充分的武力以抵御革命军或来之攻击焉。” 这一结论得到文翰的完全赞同，并由文翰寄给英国政府，作为英国制定“中立”政策的依据。 麦都思也看到，对于太平天国革命“我们是难以控制的。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只能让他们走他们自己所选择的道路。” 他把希望寄托在革命“如得到贤明的新教师居住其中，庶可培植其善而遏止其恶。” 这一主张更为以后外国传教士奉为金科玉律。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写道：“他（指麦都思——引者）在英国使馆中的地位，他说写中国语文的流畅，处处为英国将该青年政权（指太平天国——引者）置诸卵翼之下制造机会，至少是要塑造它的初步办法以求适应该政府的政策。” 对麦都思作如此估价，不算过分。 不久，美国传教士载勒尔于1853年6月初到镇江活动了三天（时太平军攻克镇江不到两个月）。《北华捷报》对载勒尔此行目的毫不掩饰，说是为了“到叛军营里去采访最有价值的情报。”载勒尔此行所以具有特殊意义，不仅他是第一个以私人名义访问太平天国的外国传教士，从而开创了传教士以私人身份进行阴谋活动的先例；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这次活动为以后传教士的活动提供了经验。载勒尔在自己的访问通讯中总结出如下几点：第一，太平天国领导人对外国人是不了解的，在基督教的幌子下，是可以达到迷惑、欺骗人民的目的；第二，对太平军的军事力量、军事部署作了侦察，说：“整个城有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其军事技术是很高的。” 第三，太平军具有“普遍的绝对的纪律”，“他们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和最后胜利所抱的完全信心，都是无可置疑的”，同时太平军又得到人民充分的支持，“叛营中新鲜食品非常丰富，这是由周围乡间居民们秘密运来的。” 前一点为以后传教士活动提供了方法，后二点则说明了太平军的强大，从而证实采取“中立”政策是必要的。载勒尔到镇江活动的经验，进一步充实了同年4月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官密迪乐和英国公使文翰到天京活动所得出的结论。 1854年5月，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以美国公使麦莲译员的身份到天京活动。他是第一个到天京活动的西方传教士。裨治文在天京耽了六天（5月27日—6月1日），他活动范围非常广，从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直至天京城的守城官和普通士兵他都有接触。事后他撰写了一份长篇报告，据其自述报告是“在麦莲先生建议下写成的，以供他自己华盛顿政府之用。” 报告介绍和分析了太平天国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各方面情况。当时资本主义列强对太平天国最迫切想了解的不外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太平天国是否会承认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另一是太平天国革命是不是一次如他们所希望那样的基督教运动。裨治文在报告中对这两个问题都作了明确的回答。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说：“那个列王兄弟集团和他们的朝臣们，倘使他们成为中国的主人，是否会承认清帝国与英、法、美政府所缔结的现有条约呢？除非受了强迫，或者他们自愿从他们崇高的地位下降，毫无疑问，他们是不会承认的。” 又说：“他们的纪律象他们的力量一样惊人。在这个新政权下，烟草、鸦片都被禁止。” 关于第二个问题，裨治文写道：“他们也许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但他们在实际上是最严格的破坏偶象者。……他们的宗教思想极不完备。虽然他们公开宣称‘只有一位真神上帝’，可是关于《圣经》的启示，圣父和圣子的同等，以及属于新教徒派的基督教徒一般所接受的教义，虽然在《圣经》上有着明确的启示，可是他都忽视不顾。” 裨治文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根本不是什么基督教运动。 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当时太平天国领导人又是怎样对待这些不请而至的传教士们的。 太平天国的领袖不是排外主义者，但他们与外国侵略者接触是缺乏经验的，他们把那些借基督教的幌子以行私的侵略分子，特别是英美传教士当成了朋友。太平军驻镇江主将罗大纲在交美国传教士载勒尔带回上海的致英使文翰的信中曾说：“贵邦有兄弟载作士（即载勒尔——引者）带来各书，俱已收到，既系同拜上帝，皆系兄弟，所阅来书，两相符合，总属一条道路也。” 太平天国本着下列原则：“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之间，既无差别之处，焉有主从之分”， 允许英国人“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 虽如此，太平天国英雄们的骨头是硬的，他们并没有被甜言密语所诱惑，当外国传教士企图把他们的“上帝”强加给太平天国革命者时，太平天国革命者坚决加以拒绝。这方面直接材料目前还很少见，但从《1854年6月太平天国东王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中还是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太平天国领袖对待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在《诰谕》中，东王杨秀清通过回答与发问的形式向形形色色的西方人士（包括传教士）重申了太平天国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态度，其中针对传教士的可归纳为如下两点：第一，肯定天王、东王权威的不可侵犯，天王是能直接从上帝处接受启示。 第二，在肯定前一点后，东王进一步反诘“尔等各国是遵耶稣命令欤，抑还是不遵上帝圣旨不遵耶稣命令也。”“是真心帮上帝、帮耶稣诛灭妖魔欤，还是帮妖魔叛逆上帝叛逆耶稣也。” 可以看到太平天国革命者的基本立场是，革命的权威不能动摇，革命的原则不能改变。 外国传教士通过1853年—1854年间的活动，其结果一方面使资本主义列强更确信“中立”政策是目前最为有利的政策，它为资本主义列强集结镇压革命的力量和进一步与清政府勾结争得了时间；另方面，外国传教士深知对革命人民暂时的，在局部问题上的欺骗是可能的，但想要利使这次革命以营私则是断不可能的。它们共同一致集中力量对付清政府，于是沉寂一时的修约问题又喧吵起来。资本主义列强在华的外交官、传教士以及商人都忙于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作种种准备。1854年6月后六年间再没有一个传教士到天京或太平天国其他地区活动过。 就总的趋势看，外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仇视始终是蒙上一层“同情”的外衣；但他们仇视革命、敌视人民的狰狞面貌是掩盖不住的。1853年9月至1855年1月上海小刀会起义时期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充分暴露了他们敌视人民的真面貌。 在整个小刀会起义期间，外国传教士的阴谋活动是多方面的。除了恶毒咒骂起义者是“叛匪”、“纵火犯”外，他们一方面利用起义者对自己认识上模糊，进行欺骗、利诱和威胁；另一方面则公开为本国政府和清政府镇压起义而划谋献策。 1853年9月在上海小刀会起义者攻占上海县城后不久，美国传教士晏玛太就奉美国公使马沙利之命亲到起义军司令部向起义者宣布“中立”，并要求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实上这一“中立”是一个麻痹起义者的大骗局。外国传教士在他们政府的授意下与在上海的外国鸦片贩子一起帮助上海道台吴健彰从起义军中潜逃。 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传教士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列强镇压起义的重要帮凶。对传教士的功绩，资本主义列强并未忘记，他们称赞在这一期间特别活跃美国传教士晏玛太“不单是一位传教士，也是一位政治家” 也就不奇怪了。 1854年—1859年这六年间外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活动显得相对沉寂，但必须认识到这种沉寂不仅是暂时的，它意味着更恶毒阴谋和更大规模干涉的酝酿；而且这种沉寂也是表面的，事实上他们丝毫没有放权对太平天国的注意。传教士为了适应本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需要，积极参与强迫清政府修约的活动。他们不仅积极参与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政策的制定工作，而且还是这一政策的具体执行人。美国传教士伯驾在1855年当了美国驻华公使，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一直是美国驻华使馆的秘书。 1854-1859年外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破坏活动是把注意集中在搜集有关太平天国的情报，分析革命发展的动向上。只要翻阅一下这一期间出版的《北华捷报》就可清楚看到这一特点。《北华捷报》当时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传教士所撰写的关于太平天国各方面情况的文章。1856年杨韦事变后，传教士攻击太平天国的言论甚嚣尘上。早在1854年。美国公使麦莲的一个随员在访问了天京后曾公开说：“照目前形势来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他们（指太平天国—作者）的胜利，有之，惟内讧而已。”可又不能不承认，内讧“在现在尚未现此病微。” 现在巫魔的预言应验了。流血事变的牺牲者东王杨秀清不仅是太平天国重大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同时在拜上帝会中占有特殊地位，他有代传天父意旨的大权。传教士一直把东王杨秀清视为他们向太平天国灌输基督的一个极大障碍。他们撰文鼓吹马上进行公开干涉，对杨秀清进行恶毒攻击。英国传教士麦嘉湖叫嚷：“我们（指英国政府—作者）应该及早教训他们，用武力示威令他们顺服和明理，使他们知道凡占据通商大路之人不得再事闭关自守自为一国。•?????我们将于最短期间，首先发起以导引此新国（在一日间出世的）而加入世界各国之家庭中。 裨治文则肆意攻击东王“在人血中纵欲无度，他借抢掠以自肥，他以多人的痛苦为戏乐。”不过裨治文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两王内讧自相残杀，虽在三四个月短期间死去三万人上下，而其人数并不似减缩，实力亦不似较弱。 杨韦事变对资本主义列强来说固然是一个破坏革命的良机，但时机终究还未成熟；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迫在眉睫，资本主义列强事实上无更多精力放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行动上。 1856年以后，事态的发展在外国传教士看来，对他们日益有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先后签订也表明，在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打击下腐朽昏庸的清政府再次屈服，中外反动势力公开结合，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条件成熟了。同时，1859年1月洪仁玕到了天京，外国传教士认为这又是一次破坏太平天国革命的良机。在新的形势下，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自1859年以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 1859年洪仁玕抵达天京，同年9月颁布了《资政新篇》，在对待洪仁玕态度上，外国传教士与他们政府之间在看法上是有些不同的。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致外相罗塞尔信件中说：“洪仁玕的小册子给予传教士的印象颇深。我以为，这既不能证明他的理论健全，也不能证明他的行为纯正。我宁可认为他的小册子不过是在叛军力图攫取上海之际所施用的笼络诡计，以骗取教会团体的支持和同情。” 而传教士们却对洪仁玕的抵京寄以奢望，认为又面临一次大肆活动的机会。 洪仁玕是洪秀全最早的革命伙伴之一，金田起义时他因远在广东没能随同大军北上。事后隐居香港达七年之久。留居香港期间，在英国伦敦会设在香港的差会部担任传教士之职。他熟谙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科学文化，同时与在港的传教士过往甚密。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指名昔日与他“相善”的传教士就有22人之多。 这些传教士都是当时有名的“中国通”。据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英华书院负责人理雅各说：“洪仁玕在离香港之前曾向自己说，他若能顺利地到达南京，他将经常牢记在心的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要纠正宗教上的错误；第二个目标是要对洋人实行怀柔政策。” 我们暂且不论洪仁玕是否真对理雅各说过上述的话，至少当时外国传教士在洪仁玕身上押下了这样两个赌注。在外国传教士看来，洪仁玕是他们“自己人”，与洪秀全、杨秀清不同。现在“自己人”在天朝里担任了相当于过去杨秀清曾担任过的重要职位，岂非天大好事！因此，他们对洪仁玕赞扬备至。香港的教会杂志《布道杂志》称赞洪仁玕“性情和霭亲切，思想豁达，为中国人所少有。他的基督教的知识日益增进，他的皈依宗教的虔诚是不容置疑的。”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说洪仁玕是“高度的为人信托和受人尊敬。” 理雅各也不掩饰自己的喜悦，说洪仁玕“发布的第一张布告和他上奏天王的长篇意见书都是值得称赞的。” 外国传教士这些言论使资本主义列强政府考虑，再次利用传教士是否可以达到从内部瓦解太平天国革命的目的呢？于是他们又极力鼓励传教士以私人身份到太平天国去进行访问活动。在本国政府的鼓励下，中止了六年的外国传教士到太平天国地区活动重新频繁起来，出现了1860—1862年传教士活动的第二个活跃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自1860年5月至1862年2月不到两年的时间，传教士到苏州、天京等地活动达12次14人之多。这还不包括在上海、宁波、香港等地活动的在内。 1860年5月至8日，外国传教士利用与洪仁玕相识的关系，进行一系列试探性访问，活动的范围局限在苏州。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到苏州活动的就有高第丕、花慕滋、艾约瑟、杨笃信等人。他们此时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第一，弄清太平天国革命者对资本主义列强的认识这些年来有否变化；第二，探听太平天国对外贸易的态度；第三，企图阻挠太平军向上海进军。关于第一个目的，艾约瑟、杨笃信等在1860年7月16日的一篇通讯中写道：“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显然是非常友好的，总是称呼外国人为‘我们的洋兄弟’，‘我们崇拜同一天父，信仰同一天兄，为什么要不和睦呢？’……他们说，外国人不论什么时候走入他们的境内都会受到尊敬。” 关于第二个目的，艾约瑟曾询问忠王李秀成。“英国对于在华经商是不够在意的，可是英国商人却极愿在嘉兴、南浔等地买到即将上市的新丝。这些地方，现在正是天朝的势力范围。如果在这些地方经商不被阻挠，并在天朝的安排下，能够继续，这对本地人和外国人都很有好处，我们将对天朝感到高度的满意。” 这番话同样得到了忠王肯定的回答。关于第三个目的，艾约瑟在苏州活动时“曾用‘最清楚‘的话告知太平军关于联军防守上海抗拒太平军的意图。” 当然，对太平天国革命者来说，武力威胁是不能改变自己的军事行动计划。不过，从总的看，外国传教士活动的目的，有的是达到了，有的是部分地达到了。此时，外国传教士并未忘记妄图用西方基督教来改造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野心。英国传教士杨笃信说，他去苏州是“为了鼓励干王努力纠正太平革命的错误，为了了解如何在太平境内传播基督教。” 美国传教士高第丕说得更为露骨：“对于那些一知半解的教徒，非常关心他们，……早已想得到机会去作他们的宗教师。” 经过几个月的活动，在这一问题上普遍的结论是“宗教成份在这次传大的革命运动中明显地占有重要的地位，……宗教乃是这次政治运动的基础，是维持这次运动的力量的源泉。”“有充分理由来相信只要他们接受圣经中上帝之道，他们的错误是会逐渐得到纠正的。” 试探的结果，外国传教士认为进一步扩大活动的时机已成熟。1860年8月—1861年1月期间，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想获取在太平天国地区自由传教的诏旨，活动地点由苏州转移到了太平天国的政治中心——天京。他们企图通过太平天国当局允许自由“传教”，直接向广大人民灌输西方基督教，通过瓦解人民的斗志来瓦解革命。 在高第丕第一次在苏州活动时，就曾向太平军一位高级将领透露过希望在太平天国地区自由传教，但被婉言拒绝了。此时他们为了获取传教自由诏旨进行了两次活动。一次是1860年11月—12月杨笃信“访问”天京；另一次是1861年1月慕维廉“访问”天京。当杨笃信得到了幼天王以天王名义颁发的《宗教自由诏旨》 后高兴极了，他在致伦敦布道会秘书的报告中说：“我到太平天国去的主要目的完全实现了。我的目的是要从太平天国的首领得到一个宗教自由诏旨我已经得到了。这个诏旨完全准许各派传教士进入或居住太平境内从事传教工作。” 他还说：“我坚信上帝将借太平军之力扫除中国的偶象崇拜。……我完全相信，如果他们在江苏省境内建立了秩序，那么江苏省在二十年内名义上就要成为一个基督教的省份。同样的看法也可以用之于所有其他的省份。” 传教士并不满足于一纸空文的诏旨。在得到了诏旨后，他们想立即付诸实现。离杨笃信获取诏旨后不到一个月，英国传教士慕维廉跟着到了天京，他自己说此行“唯一目的是要在那里周围的乡间传播福音”，“要在叛军地区从事宣教工作。” 结果无论是在天京附近传教的要求，还是传教士在京居住的要求都被洪仁玕拒绝了。洪仁玕明确向他说：太平天国“并不要鼓励那么一种思想，把京城当为宗教活动的中心点……”， 婉言相拒，是不可能让这些“上帝的门徒”停止活动的。当然，我们还应看到，他们如此渴望到太平天国地区“传教”，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企图凭借这一诏旨，在自由传教幌子掩护下，到太平天国地区自由活动，以便搜集各种情报。本来，在华活动的外国传教士一身而兼数任，卖劲为本国政府侵华效力已不是新鲜的事了。 一切反动派总是低估革命人民的力量，而自以为了不起。外国传教士在“成功”的鼓舞下，在1861年到1862年初他们对太平天国的破坏也达到了高潮。 进一步分析当时整个形势，将更有助于认清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整个战略部署中的地位，1860年10月，清政府与资本主义列强签订了卖国的北京条约，自此之后，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时机已成熟。但是，资本主义列强看到此时太平军在东战场上所向披靡，在西战场上也节节获胜，使他们在向人民举起屠刀时不能不有所顾虑，而帮助清政府“助剿”的具体部署尚在计议之中，因此资本主义列强对太平天国革命采取了政治欺骗与军事镇压双管齐下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他们一方面用武力阻挠太平军向上海进军，与太平军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又不断派遣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到太平天国地区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欺骗。 此时活动得最猖狂的是罗孝全和艾约瑟。罗孝全十余年来一直以洪秀全的“宗教师”自居，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也曾一再请他到天京，而艾约瑟则是洪仁玕在香港担任伦敦会传教士时的“同工”，在《资政新篇》里提到“相善”之传教士时他又是名列前茅，占了一个突出的地位。资本主义列强认为罗孝全和艾约瑟对太平天国革命者将具有更大的迷惑力，在他们看来，这两人确是最合适的人选了。罗孝全在1860年10月13日，艾约瑟在1861年3月先后到了天京。 罗孝全此行是为了履行美国公使马沙利早在1853年所给他的指令，当时马沙利说：只有“当美国的政策，使你和你的著名学生及其信徒发生关系而又合于他的美国公民义务时，你将可以毫不踌躇地去执行你的宗教任务。” 罗孝全更直认不讳他此去天京是为了“矫正洪秀全的错误，并对他的革命区域里所有宗教势力作适当影响和指导。” 罗孝全到天京受到了洪秀全、洪仁玕的礼待，洪秀全任命他主持外人事务，他还担任了洪仁玕的翻译。罗孝全利用自己在太平天国的特殊地位，为外国传教士到天京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艾约瑟就是通过罗孝全向天王洪秀全递呈了目的在于诋毁革命权威的题为《上帝有形为喻无形乃实论》小册子。 此时，外国传教士集中攻击太平天国拜上帝会所宣传的“神人同形论”。只要考察一下“神人同形论”的内容和它在革命的一定阶段上所曾起过的作用就可以知道，他们选择这一点作为攻击的第一目标用心是十分阴险的。拜上帝会认为，上帝是有形的，与普通人完全一样，而不是无形的。 从这一点出发，他们根据圣经旧约《创世纪》的内容，再加上洪秀全的“异梦”故事，创造出一套完整的上帝“下凡”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洪秀全成了上帝的次子、耶稣基督是他的胞兄，杨秀清是洪秀全的“胞弟”。洪秀全下凡诛妖是宇宙间划时代的大事，是上帝第四次大怒的结果。我们透过宗教神话的外衣可以看到，其全部意义在于使太平天国革命具有更高的威望和对群众有更大的号召力。在革命的特定阶段中这一理论曾起了积极的作用。拜上帝会在创立五年之后第一次出现了“降神”活动，上帝“依托”杨秀清、耶稣“依托”萧朝贵，直接出现在群众面前。早期的“降神”活动每一次都是出现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候，通过“降神”活动是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团结群众，打击敌人的作用。很明显，早期太平天国革命者是把“降神”活动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来使用的。 正因为如此，外国传教士才集中攻击“神人同形论”和这一理论指导下的活动，为图诋毁太平天国拜上帝会在人民心目中已确立起来的权威，夺回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才能直接从上帝处接受启示的垄断权。在外国传教士看来，既不能允许一个新的预言者出现，更不能容忍这个预言者竟是一个中国人。艾约瑟在自己的《访问天京简记》中攻击洪秀全说：“他对基督教的神性并没有适当的观念，而只知它的人性……他把他自己视为上帝选用的作为太平革命所希图建立的一个新的神权政治国的元首。” 还说：“在洪秀全读经的时候，因他持有神人同形论和粗野的唯物论，……他只是保存一种暗淡无光的唯物神学，那就是因他自己的异梦而造成的一种神学，一种粗野的感觉上的解经说法。” 面对传教士的挑衅，洪秀全与罗孝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他断然驳回了艾约瑟关于无形的说法，明确重申：“基督暨朕爷亲生，因在父怀故见上。” 艾约瑟在屡遭碰壁之后，不得不哀叹自己的失败，他说：“他（指洪秀全——作者）没有一时忘记他这种自命，并且他自以为能够有权威来规定一切有关宗教的事务。……不论在任何事物上，他总不准许有人推翻他的主张。……不论人们对他怎么说明，他总是和颜悦色的，可是坚决地加以反驳。” 外国传教士还极力想使太平天国领袖允许他们向人民自由传布基督教，他们极力攻击拜上帝会在群众性活动中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的宣传工作。艾约瑟曾记述了1861年3月23日礼拜六那天所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情况。那天幼天王讲话的主题是兵士的职责，对家庭的照顾和在值班时遵守口令，等等；而另一位领袖讲的则是关于道德与政治的职责。 事后艾约瑟向太平天国一位负责官员黄某说：“为什么昨天对士兵们讲道时不讲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救恩，而只讲道德与政治的职责，” 并别有用心希望以后“最好多讲些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救恩”和“宣扬对人慈善、同情、忍耐等思想。” 对传教士的这种指责与要求，太平天国的各级官员都据理反驳，上面提到的那位黄某曾对艾约瑟说：“你们的书籍只说一些一千八百年以前的事，我们的人认为那是古董，对此很少有兴趣，就把它置诸一旁；可是我们的书籍是讲一些当今的事，含有风土人情，名字和大事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也是深深感动人的。” 很清楚 ，尽管从具体的争论内容来看，很多都是繁琐的宗教术语，但不要忘记马克思在百年前所说过的话：“英国国教会，它宁可原谅你攻击他三十九条信条中的三十八条，却不能原谅你侵犯它的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 显然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阶级仇恨。因此这是一次革命与反革命的大辩论，是当时正在剧烈进行的阶级斗争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在斗争中，太平天国革命者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坚持了革命的原则。这一切表明，太平天国革命者由于对传教士本质还认识不足，在一些问题上受了传教士花言巧语的欺骗，但当涉及到革命的基本原则时，就毫不含糊地予以坚决回击。 在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洪仁玕在与外国传教士交往方面的功过问题。有人认为：洪仁玕“在宗教方面的活动最坏的一点是把一批外国传教士招引到太平天国来。” 这样的论断我认为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外国传教士企图破坏太平天国革命的阴谋是始终如一的，即使没有洪仁玕的“招引”他们也会到太平天国去从事破坏勾当，罗孝全就是很好一例。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曾几次请他去，他都没有去，而直到1860年10月才去。这是为什么呢？是洪秀全的邀请诚意不够，还是罗孝全自己不愿去呢？都不是。唯一原因是资本主义列强的政策不需要他去。到了1860年这种需要成了现实的要求，于是罗孝全也就应命而往。显然问题主要的不是洪仁玕的“招引”与否，而是资本主义列强对太平天国政策的需要与否。我们不否认洪仁玕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某些缺点与错误，如对外国传教士的本质认识不清，在某些问题上受了欺骗（实际上是太平天国英雄们普遍存在的现象）；宣扬了一些西方基督教的教义等等。可是洪仁玕并未因此而丧失革命者的立场。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也是可贵地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对待外国传教士的态度上也不是一味依赖。当慕维廉向洪仁玕问到太平天国对外国传教士的看法时，洪仁玕明确地回答：“开始时外国传教士是有用处的。他们可以将基督教的一般知识传给崇拜者和其他一些人，不过主要将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国家考试来选拔国家官吏。” 太平天国革命者同样规定外国传教士要传播基督教必须在指定的地点，按拜上帝会允许的内容来讲道。对此罗孝全写道：“干王又严嘱从广州跟从我来的中国助手，不得反宣传这个政治性宗教，否则就要丧失他的脑袋。” 列宁说：“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 我们从洪仁玕抵京后的革命实践中可以肯定说，洪仁玕不愧为太平天国后期一位杰出的领导者，一位真正的农民革命领袖。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革命者，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对外国传教士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天真的希望外国传教士会帮助革命，但是他绝不允许传教士宣扬抵触革命的谬论。对此慕维廉无可奈何地说：“事实就是这样，天王在这个问题上不喜欢依赖外人，他相信中国人自己可以做这样的事，有天生傲气的中国人不愿意从外人手里接受福音。天王愿意和我们建立友谊，但是在与我们外人之间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罗孝全在1861年年底也抱怨说：“他（指洪秀全——作者）要我到这里来，并不是要我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要我做他的官，宣扬他的一套教义，劝导外国人归向他。” 过了两个月又说：“他所需要于我的是宣传他自己的政治性宗教。” 所有这一切当然更加深了外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仇恨。1862年1月罗孝全在看到他“所期望的传教灿烂前途在黑暗的蒙蔽下被消灭了”， 就溜出了天京。他的出走，意味着外国传教士在1860—1862年进行的阴谋活动破产了。 1862年初，资本主义列强协助清政府“助剿”的准备业已完成。2月初当忠王李秀成开始第二次向上海进军时，资本主义列强完全撕下了所谓“中立”的伪装，向太平军进行了公开的、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862年以后，外国传教士一方面哀叹妄图控制利用太平天国的图谋未能得逞，艾约瑟说：“假设当他（指洪秀全——作者）的宗教兴奋开始的时候，能接近一位具有见地和经验丰富的外国传教士，居间保持平衡，不受到首领的压服影响，训练人们正统的引用圣经和指导人们实现纯正基督教生活的目标，那就很可能在广西山里的太平天国人物中间建成和平的与健康的基督教。缺少这一步，他们就广泛地发展到了另一个极端，那是没有任何人间顾问可以控制得住的。” 另一方面，外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革命进行恶毒的诅咒，以此来诋毁革命，为资本主义列强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制造舆论。艾约瑟在1862年以后攻击太平天国革命者是一伙“依靠掠夺而生活的强盗”， 而曾给予他热情接待的洪秀全是“一个最坏的骗子”， 攻击洪秀全的一切“只能认为是一个失去智力平衡的人的工作，希望这种人能被说服而改正自己的错误，那是徒劳无益的。” 曾在天京生活了十六个月，受到太平天国隆重接待并委之重任的罗孝全，当他溜出天京后，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大肆污蔑太平天国革命。他破口太骂洪秀全“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人……他和他的‘苦力’诸王不能组织一个政府”， 而“最愚蠢的吃人肉的异教 徒 也不能比他的行为更为残酷和更为不道德了。” 当然，外国传教士是不会满足于咒骂革命的，只要有机会，就会积极参加镇压革命的军事行动，请看1861年12月—1862年5月太平军攻占宁波期间外国传教士的行径吧！ 1861年12月9日太平军一举攻克宁波，在宁波的外国传教士马上就执行本国政府的指令，从宁波城里撤到城北“租界”，以便使资本主义列强与“宁波的太平军的关系变到极为单纯”， 也就是说可以让资本主义列强随时都能放手进行武装干涉。 外国传教士积极参予资本主义列强所策划的一切侵略活动。他们凭藉自己的特殊身份，一方面利用太平天国当局默许从城内撤退外国人和基督徒，大批掩护由于太平军迅速攻克宁波而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反动地主分子。对此，英国传教士慕阿德曾得意自誇：“对于‘我们的人民’这个字眼，我们是自由地伸缩应用的。” 这一自白确是形象地勾划出厚颜无耻又阴险狡诈的侵略分子的丑恶咀脸。另一方面，外国传教士积极与混入革命阵营的地主阶级分子勾结，当时任太平天国宁波郡总制的陆心兰就是其中一个，此时陆心兰不断向传教士传递情报。据慕阿德供认，“他尽力和洋人保持信义，向我们传述叛匪们敌对行为的有关情报。” 传教士也通过地主阶级分子向清政府表示支持，极力给那些在太平军革命风暴打击下惊慌失措的中国反动派打气。英国传教士禄赐悦理在与当地地主阶级分子柯超的一次谈话中说：“自与中华和约后，每谕分驻之官云，凡我中土通商马头，中外同归，无分彼此，如有贼滋扰，即协兵剿之，切勿漠视，以彰两国一体同仁之至意。” 当传教士从陆心兰处得到了太平军将于1862年5月9日晨对清军发起进攻的情报后，马上报告本国领事 转告了清政府，致使中外反动派得以先发制人，使太平军遭到很大损失。宁波的太平军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攻击下，退出了宁波。 外国传教士就是以刽子手的身份出现在宁波太平军面前的。 三 我们可以将外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革命的破坏活动作简要概括： 1851—1854年，资本主义列强对太平天国革命一开始就企图使用武力，太平天国的迅猛发展打乱了他们的武装干涉计划。老奸巨滑的侵略者马上装出一付伪善的面貌，宣布“中立”，实际上是伺机准备镇压革命。因而此时资本主义列强对太平天国革命是交替使用军事镇压与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政策。适应这种政策的需要，外国传教士忠实执行了本国政府的指令，积极参予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出现了1853—1854年外国传教士活动的第一个活跃时期。 1854—1862年，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外反动派共同镇压革命的武装干涉已经开始，外国传教士则配合这种军事镇压，制造反革命舆论，恶毒攻击太平天国，为本国政府的干涉行动辩护。一旦有机会，就拿起屠刀参加侵略军，镇压革命。 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教派和教会都是资产阶级对内统治人民，对外掠夺殖民地的工具，作为资产阶级的“涂了圣油的警犬” 的传教士，在太平天国时期的活动都是从属于本国政府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总政策的。如太平天国时期的英国友好人士呤唎指出的：“传教士……在中国他们或则成了政客，或则听任无耻的官吏滥用他们的神圣使命。” 他们是资本主义列强镇压革命的反革命总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坚持了十四年终于失败了。革命给我们留下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是革命人民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要分清革命的敌与友，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在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武装挑衅面前毫不畏惧，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但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对这些传教士的本来面貌认识不清，错把豺狼当成了朋友，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中国人民对资本——帝国主义的认识是经过二个发展阶段。太平天国时期还只是感性认识阶段。太平天国英雄们不理解，那些同奉一个上帝的洋兄弟们，为什么总是要反对自己？中国人民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通过无数血的教育，才逐渐认识到“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 传教士的真面貌。这一认识过程的完成——理性认识阶段，那只有到中国无产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才实现的。 （原载《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1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