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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俄合璧韵编》（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以下简称《韵编》），是巴拉第（П.И.Кафаров,Палладий.1817-1878）一生学术活动的最后结晶。“巴拉第在其生平的最后几年，集中精力编辑这部《韵编》”[1]。所谓“最后几年”，指的是1871年春，即他从南乌苏里边区考察回到北京至1878年10月初因病离开中国的这段时间[2]。他在回到欧洲三个月之后就客死法国，终其一生，都没来得及编完和出版这部《韵编》。后来，《韵编》的手稿由另一个汉学家П·C·波波夫（П.С.Попов,1842-1913）加工整理，于1888年在北京同文馆出版。两卷本的《韵编》使巴拉第世界知名，据他自己的看法，这是他学术活动的最后“绝笔”之作，是“他评议中国各种现象的集中体现”，“他打定主意赋予词典百科全书的性质。即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有关中国的内容，尤其是阐明了哲学与宗教体系。”[3]。下面，我们就简单来分析一下这部享誉国际汉学界的名著《韵编》及其在俄罗斯汉学史和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 一．《韵编》从编辑到出版的历程 事实上，俄罗斯档案馆现存的资料，很少涉及巴拉第编辑这部《韵编》的过程，仅在他的报告和信件中有一些蛛丝马迹。П·C·波波夫在《韵编》序言中说，巴拉第是从1871年春天开始编辑这部《韵编》的，但是，他没有注明资料来源。后来的学者也都依样画葫芦[4]。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完全相信这是事实。巴拉第从1871年春天结束南乌苏里边区的调查后，就回到了北京布道团。然后，就深居简出，没再参与过其它社会活动。1872年，他在给奥斯汀-萨克恩的信中说：“在我肩上，对布道团还担着一份责任，就是按照汉字部首编辑一部词典。很明显，因为我如今的同事们，很少熟悉其它语言，将来他们要靠这部词典为生。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大家都把少许的珍贵时间用于编辑这部词典，并打算在这里出版它”[5]。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词典”就是后来的《韵编》。1877年2月12日，巴拉第在写给全俄东正教事务衙门的信件中说“去年我从事编辑的、主要是为中国布道团教士们做参考资料的汉俄成语词典，将会拖到今年年底”[6]。而数月之后，1877年10月23日，他在写给费·奥斯汀—萨克恩的信里却说，由于他当初打定主意赋予词典百科全书性质，所以“这部词典的编辑会拖很长时间，可能只能在明年编完，如果风湿病能特意照顾我这双衰老的腿骨的话”[7]。这说明，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编辑词典的性质——“百科全书式”，使词典编辑增加了不少难度；其次，巴拉第得了严重的风湿病，所以，随着身体状况的恶化，他不得不把词典完成的时间一拖而再拖。到1878年2月份，巴拉第已经很吃力了，他在给一位不知名的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忙于编自己的词典，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完成它”[8]。1878年8月30日临回国前，他给一位经商的中国学生写信，信中说“我的健康状况很糟糕，因此，看样子，今年可能还编不完我的汉俄词典。如果上帝让我的健康稍微好转一些，什么时候完成，我将把它携带到欧洲，那里比较方便出版这类东西。而且，那里很多人都熟悉我”[9]。可见，巴拉第完全是带病工作。可惜，他信仰的上帝很绝情，没有让他的身体好转。10月2日，在一名法国使馆医生的陪同下，到了上海，以便从那里通过海路到西欧。医生告戒他，因为气候变化剧烈，如果巴拉第马上回到俄罗斯，那么，将会对他虚弱的健康以致命的打击。在围绕亚洲大陆进行了长时间的旅行后，这位俄罗斯学者于12月5日到达马赛。第二天下午3点，他因心脏病发作猝然逝世。1879年元月2日，遗体被运到尼斯，葬在靠近东正教教堂的俄罗斯人墓地[10]。 可见，巴拉第生前没有完成这部《韵编》的编辑，加工整善这部词典手稿的使命落到了П·С·波波夫身上。他当时任俄罗斯驻北京使团的一等翻译，和巴拉第交情很深，也是著名的汉学家，有汉名“茂陵”。波波夫是什么时候开始增补和修订《韵编》的？可能是始自1880年。1890年，波波夫写信给费·奥斯汀-萨克恩，说“为了增补和完善这部著作，六年里，我必须每天辛苦工作5小时，至于另两年为它的出版问世而进行的既费力又呆板的工作除外”[11]。这里说得很清楚，增补和修正《韵编》花了六年时间，后来，为了出版这部《韵编》，又花了两年时间。《韵编》最后于1888年出版。这样看来，波波夫大约是1880年开始获得手稿，并开始增补和修正的。 至于这部《韵编》究竟有多少内容是波波夫增补的？根据波波夫自己的说法：“在八年的时间里，已故学者虽经艰苦的劳动，在数量上却没有完成词典的一半，在质量上，所有最重要的术语都是根据儒、道、佛来确定的，充分表现出了他渊博的学识“[12]。这里恐怕有误。因为，巴拉第应该不止完成词典的一半。因为在1878年2月1日巴拉第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透露，他已经开始联系出版词典的事宜：“К·А·巴拉马耶夫（俄国驻汉口总领事——译者注），给我写信，他提议我们汉口的商人出资出版我的词典，可是所有人都拒绝了。但是我绝不求他们，我想我的词典要通过另外的方式出版。……我的词典仅仅针对研究，不是作一般用途的”[13]。如果巴拉第当时还没有完成词典的一半，他就不会急着联系出版的事宜。所以，波波夫的增补是有限的，应该不到一半。但是，波波夫对之作了很多增补和修正，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在俄罗斯科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很理智。一般都采取这样的说法：“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从词典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波波夫是词典的合著者。最后，还特别注明‘补译’，即‘补充翻译’或者‘注释’”[14]。对于波波夫的增补，后人评价不很看好。后来苏联汉学之父B·M·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就说：“这种补充，即‘补充翻译’，是很不成功的”，所以他建议，将来再版巴拉第的这部词典时“用特别的字体来标明巴拉第部分，以便不与波波夫增补的部分混在一起”[15]。不过，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即没有波波夫的劳动，巴拉第这部杰出的词典，就不可能问世。所以，对波波夫本人一般都深表敬意。费·奥斯汀-萨克恩就在信中表彰波波夫，说出版这部词典是“真正的功劳，是无限尊敬科学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体现”[16]。 这部词典最后得以出版，除了编辑费了不少力气外，联系出版也颇费周折。前面已经说过了，巴拉第本人早在1878年2月份以前，就已经委托汉口领事巴拉马耶夫联系过出版事宜，企图由商人出资出版。但是，这群商人觉得该词典只对学术研究有用，不是一般的翻译词典，所以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了。为此，巴拉第还很伤心，他说：“词典只能采取另一种方式出版了”。直到1886年，波波夫增补工作差不多完成的时候，又开始了出版事宜的联系。也许吸取了教训，也许他清楚巴拉第所说的另一种方式的内涵，所以，这次就没有去找商人资助，而是向沙俄政府直接请求帮助。1886年3月份，他就满清政府的政治问题，给当时外交部副部长A·弗拉卡林写了份很详细的长篇报告，其中也请求政府拨款资助出版巴拉第的这部已经完善了的词典。他在报告中说：“12年过去了……大司祭巴拉第编辑了汉俄词典，这部词典是我们长期以来深感必须的一部词典。特别渊博的学识，加上有鉴别力的头脑——这些就是即将出版的这部富有价值的著作所允诺给我们的，它出自一个德高望重的汉学家之手。令我们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这份愿望似乎命中注定难以实现。长期地，孜孜不倦地劳累损害了大司祭的身体，残酷的死亡之手把他从我们身边夺走，他那开始了的著作还没能进行到一半。不止我一个人对死者怀有特别的敬意，而是所有熟悉他的人，都认为它的著作具有现实意义。一想到这部著作，就像很多前辈们的著作一样，命中注定要成为牺牲品，在档案馆沾灰尘，我们就心痛。受这种感觉的影响，我不顾自己力量微薄，学历不逮，仍然决定把完善词典的这份重担挑起来。已故学者所掌握的历史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的我的负担，5年后，我成功了，最后终于完善了这部词典”“阁下，您比任何人都清楚，像这类著作对我们俄罗斯人来说，特别是现今需要扩展与中国的贸易、政治关系是长期必需的……”[17]。这样的表白，可谓情文并茂，感人肺腑。果然，外交部的官员被感动，于是呈报沙皇，请求批准拨款。1886年7月，沙皇终于批准了亚洲司关于请求拨款出版这部词典的报告。要知道，在当时情况下，沙皇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克里木战争（1853-1856）才结束不久，国家元气未复，这个时候正是俄罗斯政府连续发生财政赤字和危机的时候。但之所以批准拨款出版这部词典，原因在于国家，特别是外交部认为出版这部词典“能够在加强关系……西伯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带来巨大的好处，也是翻译们的需要”[18]。当时，为了培训翻译，俄罗斯在库伦和伊宁建立了培训学校[19]。不过，无论国家出于什么考虑，反正对学者们来说，只要国家拿钱出版这部词典就行。于是，在沙皇批准请求后不久，波波夫就开始准备出版事宜。可是，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印刷厂收藏的汉字铅字不够，怎么办？这时候，受聘于同文馆的教师，美国传教士乌·马耳金知道了这件事，他是波波夫的好友，对巴拉第也很尊敬。他听说圣彼得堡缺少汉字铅字，于是，就赶紧给波波夫提建议到北京印刷。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波波夫马上离开圣彼得堡，前往北京。途经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波波夫想起北京缺少排字工人，于是赶紧挑选了一个排字工人，于1887年3月一块到达北京。之后，由于排字工人得了场病，所以词典的排版工作直到1887年6月才开始。为了加快排版速度，波波夫又写信去伊尔库茨克召请来一名排字工人[20]。据波波夫说，就算在北京，也没有足够的铅字来排印词典。后来，得到天津俄罗斯驻扎官、商务参赞A·斯塔尔采夫的帮助[21]。他不但去上海为出版词典定购铅字，直接邮到北京，还提供了俄文铅字。另外，词典扉页上标明“掌院修士，巴第遗编；象胥上士柏百福补译，素食埜人李寿轩，金台业儒甄云甫参校”。所谓“掌院修士”就是指“布道团首脑”，“巴第”即巴拉第之略，“象胥”就是翻译，“象胥上士”就是一等翻译，“柏百福”就是波波夫。至于两位参校者“素食埜人李寿轩，金台业儒甄云甫”，是中国人，但并非东正教士。按照教会史学家H·阿多拉茨基的记述，这两个人曾任俄罗斯馆的教师。其中“李寿轩在布道团任教三十多年，是几代俄馆学生的老师。而甄云甫则帮助波波夫完成巴拉第词典的编辑修改。这两人，都非常传统，尤其是李，因极力反对基督教而和自己的学生进行激烈辩论”[22]。他们曾经向巴拉第提供在武昌的书店可以买到伊斯兰教汉文文献的信息。词典的汉语校对，肯定是他们完成的。可见，这部词典是中俄两国人士携手合作的结晶。 所有在中国工作过的俄罗斯人，特别是汉学家们，都带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巴拉第-波波夫词典的出版工作。北京俄罗斯邮政所所长H·N·贡博耶夫于1888年6月22日从北京写信给Г·Н·波塔尼恩时，就顺便谈及过波波夫出版词典的准备事宜。其中说“波波夫花了整六年时间来完善这部词典，又花了两年时间来出版它。书——篇幅很庞大，巴拉第神父自己就花了八年时间辛苦地编它”[23]。到1888年9月，已经完成了词典（约130印张）大部分内容的排版。究竟这部词典一共印刷了多少部，不得而知，词典上没有标明。不过，有蛛丝马迹表明，印刷量不会很多。1889年10月20日，据汉口的俄罗斯领事П·А·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写信告诉波波夫，汉口筹集的钱，只够订购13部词典[24]。谁知道，十年之后，这部词典竟成了图书馆的珍品。早在1890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就已经感觉到这点。那时词典刚刚出版不久，有一份图书资料部的档案文件，文件下方有一简短脚注，说“有关东方的书籍特少。北京布道团出版的书籍很少获得。有关东方的词典更少，如果有巴拉第—波波夫的词典，我们需要”[25]。鉴于此，东西伯利亚分会于1894年1月27日写信给里加H·金梅尔书店，求购一些书籍，其中就包括波波夫出版的这部词典。另一个更生动的事例是，一位俄罗斯活动家向俄国皇家圣彼得堡科学院要求提供一部巴拉第—波波夫《韵编》，遭到了拒绝。1909年，科学院秘书C·Ф·鄂登堡在回信中这样说明有关理由：“收到您3月6日编号为368的请求信，我们满怀敬意地告诉尊敬的阁下，巴拉第—波波夫《韵编》不是我们科学院出版的，在亚洲博物馆里仅有一本，经常有人要查阅，所以，我万分遗憾，不能满足您阁下的要求……”[26]。可见，这部词典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俄罗斯已经成为图书馆的珍藏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部词典的学术价值。我手头这部词典得来也很曲折，是我导师Л·С·贝列洛莫夫博士用自己一套很珍贵的汉文典籍《太平御览》从一个汉学家手中换来的。《韵编》的扉页印有一个红色宋体“吴”字，像是铅字印上去的。下面有乌克兰语签名，签名地点是乌克兰的“基辅”。可能是一位姓吴的中国人，1918年带到乌克兰，为该乌克兰人所得，然后又辗转到莫斯科，于今，又辗转回到了中国，入了我的手。可见，文化交流，只要有心，传来传去，虽费周折，但颇生动。每一宗文化交流，都一定伴有脍炙人口的故事。 二．《韵编》参考资料考述 在进入正题之前，很有必要谈谈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图书馆收藏的中文词典、字典以及韵书的基本情况。据不完全统计，布道团图书馆收藏的文字音韵方面的书籍不下五十种，现将其罗列如下：《经籍纂诂》；《合并篇韵》；《韵钥》；《韵府萃音》；《韵汇》；《韵学》；《韵学锦囊》；《韵府拾遗》；《韵学集成》；《洪武正韵》；《韵补》；《吴下方言考》；《类音》；《玉篇》；《康熙字典》；《字林通考》；《元音统韵》；《方言杂字》；《骈字类编》；《正字通》；《字汇》；《字汇补》；《字林考逸》；《大藏九音等韵》；《补详字义》；《谐声品字笺》；《古今通韵》；《古今韵略》；《古韵通》；《合并字学》；《韵综集学》：《韵学》；《韵综》；《佩文韵府》；《集韵》；《集韵编杂》；《音同义异》；《音韵约编》；《音韵辑要》；《诗韵珠玑》；《音韵逢源金》；《音韵正讹》；《诗韵音义注》；《音韵注略》；《四声领萃谱》；《音鉴》；《原韵谱》；《佩文×韵》；《一切经音义》；《×韵通》；《六书赋音义》；《左韵通》；《经韵集字析解》；《正音嚼华》。等等，共约54种[27]（×为原文漫漶，不可辨认——作者说明）。 其中有些韵书字典，现今已经不存，有些则一般目录书籍无载。原因可能很多，因为布道团的藏书来源很复杂，有的是满清官员白送，有的是教士们自己上街买来，有的是抄本， 有的是刻印。收藏形式和来源都很复杂，但是，藏书就目录来看，确实丰富多彩。看看上面的目录，几乎涵括了所有满清以前的韵书字典。有这样丰富的语言音韵学资料，对研究语言学的人来说，是多么令人幸福。难怪巴拉第愿意枯坐冷板八载有余，是乐在其中啊。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巴拉第编辑《韵编》，主要参考了如下几种音韵及字书： （1）《康熙字典》，清康熙敕撰。主编张玉书、陈廷敬等。 （2）《正字通》，（清）廖文英（撰）。本明朝张自烈撰，清廖文英买断原稿，然后署以己名。 这两种参考书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研究员舍米拉斯列出的[28]，没有说明根据。但是，波波夫在《韵编》的序言里没有提到这两种参考书。我们认为，这两种书，巴拉第应该是参考了的。原因很明白：一是这两种书是中国字典的名著。《正字通》《字汇》在当时都是很流行的字书，在此基础上编辑的《康熙字典》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巴拉第连这两种最基本的字书都没有参考，那是说不过去的。再就是，这两种书都收藏在布道团图书馆里。近水楼台，有月先得，顺理成章。当然，《韵编》以“韵”为脉，这些《字典》未必就是其主要参考书。 （3）《诗韵音义注》，波波夫说，该书作者朱奎，外号辛举业(Синь цзюйе音译)。1803年出版，共十卷，里面收集了大量诗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书目答问》没有着录该书，待考。 （4）《韵综》，波波夫说，该书陈贻厚着，出版于1804年。在《康熙字典》和《佩文韵府》基础上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书目答问》没有着录该书。 （5）《佩文韵府》，波波夫说，该书1705年出版，多达106卷。按：此书为张玉书等奉敕编撰，于1711年成书，专为诗人作诗选取词藻而编，可用来查找诗文句子的出处。全书收录单字一万，均按平水韵编列[29]。 （6）《骈字类编》，波波夫说，1739年出版，可惜数量有限。全书共收字1604个，分装14册。按：此书清张玉书奉敕撰，240卷，于雍正四年（1726年）成书[30]。 （7）《谐声品字笺》，波波夫说，成书于1676年，虞闻子撰，有57声，1500字，收字2万多个。按：此书由虞德升编撰，德升，字闻子，浙江人。其书体例把谐声相同的字都归于一块。“总57声，分39字，合96音，其千六百母，而六万有奇之字毕归之”[31]。 （8）《字贯》，波波夫说，该书出版于1774年，王韩伯（王锡侯，1712-1777）编。王锡侯为江西人，著名藏书家，《字贯》就是他的著作[32]。 上面这六种书籍，波波夫都作了简要考证[33]。但由于他不像巴拉第一般渊博，因此信息都不太准确。而且，有些书籍，像《韵综》和《字贯》等书，一般书目均不见载，可见即使书目信息准确无误，那么，其在音韵史上之不重要，自不待言。同时，我们相信，波波夫在这里所罗列的参考书，未必就是巴拉第所参考过的书目。可惜，巴拉第去世时，词典尚未完成，自然来不及写序言，也就不太清楚波波夫所言是否有据了。不过，根据我们的推测，在布道团图书馆里收藏着那么多音韵字书，实际参考的书籍未必就只有这8种，何况其中还有两种在当时中国学术界根本不受重视。 又，根据波波夫的《韵编》“序言”，巴拉第编写《韵编》时，还参考了另外两种词典：一是大司祭阿瓦库姆，也就是A·切斯诺伊的汉俄词典手稿。大概其词典手稿当时保存在北京布道团，所以，巴拉第得以参考；二是Concalves的《汉葡词典》，似乎也是手稿。1880年，波波夫接手《韵编》后，又参考了其恩师帕·瓦西里耶夫院士的著作《汉字的字形体系》，这实际上就是一部《汉俄词典》。不过，这是国外首部按汉字字形检索的汉外双语词典。虽然波波夫是瓦西里耶夫院士的得意门生，但是，出于不破坏巴拉第词典的原体系——偏旁检索，所以，就没有将瓦氏字形检索体系应用到这部《韵编》上来，以至后来招致老师的批评：“唉，鲍威尔·斯捷潘诺维奇，你没有根据我的字形体系来改造它，真是不该！”[34]；其次，还参考了S.Wells Williams的《汉语音节词典》。而有关植物名录俄语译音，则全部参考当时俄国驻北京使团的医生E·贝勒士奈德的《中国植物学》等著述。 [1] .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ⅩⅨ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М.1997г.，С.318. [2] .《汉俄合璧韵编》，1888年，北京同文馆，第一卷，第2页。 [3] .国立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385，目录1，第1608保存单元,第77页。 [4]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ско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188. [5] .国立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385，目录1，第1608保存单元，第62页。 [6] .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796，目录158，1877年，案卷810，第1页。 [7] .国立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385，目录1，第1608保存单元,第77页。 [8]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全宗14，目录2，第277保存单元。 [9]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全宗14，目录2，第277保存单元。 [10]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Ⅱ-7，1872-1881年，案卷5，第11、16、29页。 [11] .国立列宁图书馆手稿部，全宗218，手稿珍藏，第273盒，№1-28。 [12]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第4页。 [13]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全宗14，目录2，第277保存单元。 [14]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ско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189. [15] . В.М.Алексеев, О роли русской китаистики ⅩⅨ в. в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 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Т.ⅩⅤⅢ,М.1956г.С.83. [16] .П.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С.238. [17]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案，1872-1879年，案卷1912，第2-3页。 [18]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Ⅱ-11，1886-1887年，案卷1，第2页。 [19] .В. Г. Дацышен,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Красноярск 2000г.С.34-37. [20] .Китай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Ⅴ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материалы, 25-26июня 1996г.М.С. 158. [21]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1，第5页。 [22] . Палладия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акаметан .СПБ. 1887г. С.20. [23] .国立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全宗381，目录1，第43保存单元，第10页。 [24] .Китай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Ⅴ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материалы, 25-26июня 1996г.М.С. 159. [25] .国立伊尔库茨克州档案馆，全宗293，目录1，案卷113，第9页。 [26] .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手稿部，全宗354，第208保存单元，第1页。 [27] .Алексий Виноградов,Китай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 ученые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ро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СПб.1889г. [28]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 часть Ⅱ,С.188-189. [29] .许嘉璐《传统语言学词典》，1990年，第299-300页。 [30] .许嘉璐《传统语言学词典》，1990年，第302页。 [31] .许嘉璐《传统语言学词典》，1990年，第485页。 [32] .许嘉璐《传统语言学词典》，1990年，第446页。 [33] .均参见《汉俄合璧韵编》，1888年，北京同文馆，卷1，第4-5页。 [34] .国立列宁图书馆手稿部，全宗218，手稿集第273盒，№6，1890年3月26日。转引自П.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С.23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