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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近代文化新旧杂陈的局面，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判断，造成了某种形式的人格分裂。这种分裂特性在婚姻方面表现为：“有意识”解放与“无意识”束缚；自我与角色的张力；人格的独立与依附。这些冲突构成了文化嬗变的内在动力。文章以民国时期婚姻文化悖论为切入点，呈现婚姻文化变迁的复杂性，并透视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婚姻 人格分裂 文化嬗变 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新陈代谢的发展历程。社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文化的嬗变，而这种嬗变必然要经历新旧杂陈的过程，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尤为明显。文化是价值观的反映，新旧两套价值系统并存的状况，容易产生新旧观念集于一身的悖论现象，使人格发生分裂。这种矛盾状况在民国的婚姻文化中表现较为充分。以往婚姻文化的研究成果虽属不少，但多停留于基本特征的阐述，缺乏深入细致的文化剖析。鉴于此，本文试图以民国时期婚姻文化悖论为切入点，呈现婚姻文化变迁的复杂性，并透视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艰难历程。 “有意识”解放与“无意识”束缚 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断鼓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权学说，逐步确立了以“自由”、“平等”等理念为核心的新价值系统。中国人在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的推动下进而追寻恋爱、婚姻的自由，于是“自由恋爱”、“自主结婚”成为当时特别是新青年中的一股思想潮流。这股潮流是对传统“尚情而无我”①伦理特征的修正。从“无我”向“自主”的转变，符合近世伦理发展的方向。 由于中西方社会环境的差异以及国人学识水平参差不齐，使人们对于自由的理解较为悬殊。“西哲之言曰自由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旨哉。是言自非私德，素优学行，纯粹有完全之人格者。盖未足以语此非然者，则野蛮之自由。优为之能行文明之自由者，鲜矣。”西方“文明之自由”，移植到中国则往往演变为“野蛮之自由”。原因何在呢？有人解释说，“我国男子，学问纯美者鲜，奸猾邪慝者多，一闻维新学说有所谓自由结婚者，于是谬讬志士结交女学生，颇有高尚纯洁之女士而几陷于骗贼之手者。”②此论认为，学问低下带来了人格的污点，影响了人的行为。不论此说是否成立，不能否认的是，卑劣之人借自由之名行泄欲之实确实存在。自由的空气带来了婚姻解放的契机，同时也给女性带来了潜在的危险。一些所谓的新女性在感性自由的支配下，追赶“恋爱自由”的潮流，因缺乏判别能力，结果陷入无良青年的圈套。这些女性在感情乃至肉体被玩弄、抛弃之后，思想、精神陷入苦闷、颓废状态，严重者甚至自杀。 这些“新女性”为什么在贞操受到质疑的情况下愤而自杀呢？从表象上看此类女性的反应与传统旧女性并没有什么分别，这种一致性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梁漱溟曾说，西洋文化“就是只看人心理的有意识一面，忽却那无意识的一面；于是差不多就有以有意识心理为全个心理的见解，而种种谬误见解悉从此生。不晓得有意识一部只是心理的浅表而隐于其后无意识之部实为重要根本。”③这表明，研究人的行为与心理不仅要从表面行为着手，还要从其深层的潜意识分析。“新思想旧道德”恰恰就是“有意识”的趋新与“无意识”守旧相结合的产物。“有意识”指人的理性价值判断；“无意识”指人的隐性精神世界，属于潜意识。 作为改革武器的“自由”“平等”等理念，被当时部分青年女性视为实现自身解放的圭臬。从外表来看，她接受了新教育，已俨然是被新思想、新知识武装起来的新式青年，但这就代表他或她就是个真正的新式人物吗？当然未必。作为新旧交替的一代人，不管其承认与否，新旧两套价值系统同时会影响其行为。爱因斯坦曾说：“我们待人接物的态度，大部分取决于我们在童年时代无意识地从周围环境吸取来的见解和感情。换句话说，除了遗传的天赋和品质以外，是传统使我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但我们极少意识到，同传统的强有力的影响相比，我们的自觉的思想对于我们行为和信念的影响是那么微弱。”文化就是生活方式④，旧的价值观念以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悄无声息的内化于潜意识当中，以不自觉的方式支配人的行动。表面亮丽光鲜的青年人，由于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浸润，一些陈腐的旧观念已经潜移默化地楔入了她们内心深处，骨子里她们仍然秉承着旧思想、旧观念。与传统女性相比，她们只是外在的包装不同而已。两套价值系统不自觉的冲突导致一些女性在情感与肉体的短暂欢愉之后，带来的是深深的“失贞”的痛苦，其内心无意识的贞节观念不由自主地紧紧勒住了她，让她感到羞愧、羞耻，甚至无颜存活于世。由此可见，个体接触、学习到的新思想只有从表面的“有意识”状态，内化为“无意识”状态，她才算真正完成了思想的转变或解放。只有这样，她才能避免转型社会带来的“双重”人格造成的困扰或苦难。 另外，造成当时女性苦恼或苦难的另一原因可能是部分女性对“自由”、“平等”的理解有偏差。“自由”、“平等”是推动个性解放的前提，同时也是个体追求婚姻幸福的必由之路，具有普世意义。但这仅仅是就事物发展的趋向而言。如果要具体到个体的实际婚恋当中，“自由”、“平等”理念并不等同于恋爱成功、婚姻幸福，即它本身并不能保证每一桩“恋爱”、“婚姻”都成功，它只是赋予了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中国的女性长期生活在重压之下，先觉者们追求幸福的心情极为迫切，以为拿来了“自由”、“平等”就等于踏上了幸福之舟，定会到达理想的彼岸，这是当时青年们的普遍心态。事实上，追求幸福之人，不仅是乘客，还是驾驶员。能否到达理想的彼岸，不仅取决于其是否有乘船的资格，更取决于驾驶技术。没有相当的学识来指导，多数则会舟覆人亡。时人早已敏锐的观察到，“西人自由恋爱而多美满结果者，盖渠辈自幼男女同学，能互知性情底蕴故也。今我国男女同学，尚未普遍实行，而稍受新鲜空气之青年男女，皆以为自由恋爱，必较旧式婚姻为善。于是相识不多时而结为夫妇者有焉。结婚不数日而离婚者有焉。”⑤中国的社会环境与西方相比，其开放性非常有限度，男女社交自由度相对较小，双方在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就仓促以“自由”的名义步入婚姻。此情此景之下，新路行不通，旧思想则不由自主的沉渣泛起，在新旧思想的双重挤压之下，这些女性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自我与角色的张力 当时，新的婚姻观念作为传统婚姻的对立面在中国虽已生根发芽，但对社会的影响力还非常有限，并没有被大多数民众所接受，即新式婚姻缺乏充分的“社会性”。在多数民众之中，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仍然支配着他们的婚姻生活，新式婚姻在社会上立足还有相当的难度。 这种社会氛围不仅影响了一般民众的婚姻，而且对当时反封建斗士们的婚姻无疑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如大家熟知的鲁迅、胡适等，从而造成了“自我”与“角色”的紧张。“自我是人们对自己所持有重要信念的集合”，⑥所代表的是理性和判断，⑦在这里指代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理念；“角色”属于社会学范畴，指围绕人的社会地位的一套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如上所述，“自我”体现的是个性，在婚姻中表达的是自己真实意愿，体现的是婚姻当事人人格的独立与自主。角色既然体现的是社会关系，对于鲁迅、胡适而言，其定位首先是以作为母亲的儿子而存在，这是孝道的体现，德行的集中表达。孝道是传统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根本，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几乎都要为自己的不孝付出惨重的代价。理念中的“孝”，在实践中表现为事事顺从。鲁迅、胡适要扮演好儿子的角色，自然要听从母亲的安排，真实意愿的表达只能埋藏在心底。这里潜伏的危机就是母亲安排的婚姻可能并不符合他们自己的意愿，而要做孝顺的儿子，此时必须牺牲“自我”。这样“自我”与“角色”二者之间的价值紧张就不可避免了。 作为反封建斗士，他们对传统婚姻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他们犀利的批判锋芒与热情的鼓动和宣传激励了大批年轻人走向了反抗封建婚姻之路，但他们自己的婚姻却依旧因袭了传统的老路。自我与角色的张力，二者之间的矛盾在他们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根源应是深厚的封建礼教土壤的束缚。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非常坦诚的承认了这一点：“我自己还是世人，离不掉环境，教我何从说起。但倘到必要时，我算是一个陌生人，假使从旁发一通批评，那我就要说，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苦苦过活’，就是你防御打击的手段……但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⑧ 有学者曾撰文深入分析了鲁迅与朱安结婚的理由：其一是身处革命时代，死无定期，母亲要有人陪伴，因此遂了母亲的愿望；其二是要富裕妻家的经济援助；其三是鲁迅年轻时代反封建认识的模糊。⑨由这三点理由可见，鲁迅自身的主观愿望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其选择了顺从。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人类的每一个体生存于文化环境之中，同时也生存于自然环境之中，个体所生存其内的文化包围着并制约着他的行为。”⑩生活在世俗社会中的个人，任其思想天马行空，但在实际生活中仍要考虑社会环境对其行为的容忍与接纳，如果个人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其它的理想与宏图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可见，即使像鲁迅这样的反封建斗士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向社会低头，那么一般的社会青年要为自己理想的婚姻去抗争无疑则更困难。 人格的独立与依附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逐渐为中国人熟知，并有不少青年以此为武器去追求自己的新式婚姻生活。然而，这些价值武器虽然被一部分人接受，但其产生条件在中国始终不充分。这些理念在中国的出现，与其说是经济变动的硕果，倒不如说是民族危难刺激的应急反应。 熟悉西方文化的人都知道，西方的个人主义伦理观念不仅仅由经济基础催生，它还与西方的整个文化系统紧密相连。西方伦理以个人为本位，中国伦理以家庭为本位，这种差异是由哪些因素导致的呢？有学者认为，伦理差异的源点在于东西方宇宙观、宗教观等因素的根本不同。从宇宙观上讲，中国推崇有机体宇宙观，而西方则是离散集合体宇宙观。这样产生的思维方式就不相同，中国的类似于“原逻辑思维”，而西方则属于逻辑思维。从宗教上来讲，西方文化把人理解为肉与灵的结合，肉体等同于无机物，可以分割独立；灵魂是理性、意志和欲望的组合，这样每一个人就都有一个仅仅属于自己的精神实体。由此，人在精神方面就是独立的个体，由此产生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由此可见，西方的“自由”、“人格独立”等理念不仅仅产生于经济因素，还与其文化体系有关联，是多种因素相综合的产物。因此，在“团体结构”社会产生的“自由”“平等”等理念虽为中国人所熟知，但很难植入生活在以“差序结构”为社会特征的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那些高喊“民主”“自由”的言论上听起来很先进的人，内心深处可能皇权或者威权思想依然存在，就不用说那些依然生活在传统阴影中的青年人了。 宇宙观以及宗教观等文化因素我们不妨统称之为信仰体系。那么，个人独立人格的实现不仅要经济独立，还需要信仰体系的变更。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中国婚姻文化的改造要从两个方面同时着手：一是提升个人经济能力；二是改革信仰体系，二者缺一不可。 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婚姻个体在家庭的地位，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婚姻文化的变革，仅仅依赖于经济因素则远远不够。经济因素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出现波动，而经济地位的下降则可能导致脆弱人格的崩溃，因为独立人格缺乏多体系的支撑。倘若出现这种情况，防止人格堕落的良药就是伦理观念的继续深化。伦理观念的改变依赖于信仰体系的改造。信仰作为民族文化特征存在，一经形成则具有长久的稳定性，不会因经济的变动而骤然崩溃，它会根深蒂固地植根于个体之中，并支配着个体的思想与行为，使婚姻文化脱离经济的干扰而保持长久的稳定性。 传统中国伦理讲究“尚群”而“无我”。这种“无我”特性，在生活实践中表现为“屈己以从人”，以自我个性的牺牲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最大限度的保证社会自身的协调统一。但自我的丧失，使个体淹没于群体当中，进而缺乏追求个人权利的自由。人格的丧失，必然会产生社会依附性，特别是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心理根深蒂固，并不因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与传统发生断裂。如当前得到不少女性认同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得好不如生得好”的想法，就是最好的证据。 今天的中国，妇女就业比民国时期充分多了。这种依附思想之所以沉渣泛起，恰恰是提升女子人格仅注重经济因素导致的恶果。鉴于此，婚姻文化的变革或改造除了注意经济因素以外，同时也要注意文化源头的改造。信仰体系是一个民族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起点，人格独立意识的树立犹赖于此。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婚姻文化的悖论反映到个体身上，表现为个体人格的分裂，它折射了那个转型时期新旧文化冲突的特征。新旧文化的相互作用机理，要求我们以包容的心态善待新旧文化，对于传统要充分的批判、继承，对外来新兴元素充分论证，谨慎吸收。只有找到二者的契合点，才有可能实现文化的有机融合，建立有效的价值系统和信仰体系。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新旧文化集于一身造成的人格分裂，实现文化的嬗变转型，达到“新民”之目的，从而为民族的发展建立坚实的根基。这不仅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婚姻解放，还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社科部讲师） 【注释】 ①③④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7页，第173页，第32页。 ②竹桩：“女权说”，《女子世界》（第一册）第五期，女子世界月刊社，线装书局，2006年，第373～374页。 ⑤“余友之婚姻谈”，《申报》，1923年6月15日。 ⑥［美］S.E.Taylor L.A .PeplauD.O.Sears：《社会心理学》（第十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页。 ⑦［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⑧《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4页。 ⑨段国超：《鲁迅家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4～195页。 ⑩［美］怀特：《文化的科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