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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泰南与北马：移民流动和家族发展 1．泰南通扣坡 泰南的普吉府（Phuket）成为清建下南洋的第一站。它是暹罗在马来半岛西岸的第一个港口，同时也是暹罗行政辖地普吉府最高专员署的总部。华人称之为通扣坡（Tongkah），是一个繁华的贸易港口城市，时以锡矿的开采为主，福建人居多，更象英属马来亚的槟城和新加坡，而不象暹罗其他省份。清建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到南洋的？一说由其父亲带出去的，后他父亲死在南洋[21]；一说是由其舅舅带到南洋的。[22] 无论是15岁抑或为19岁出洋，可以肯定的是，清建移民南洋时应该是1870年代初期。在泰南与北马，那是一个在英国殖民主义背景下，以华人资本和劳工为主体、以锡矿开采和经济农作物的种植为主要形式的大变动时代的前奏，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由于地理交通和社会经济等因素，华南闽粤沿海、香港、新加坡、槟城、普吉、以及缅甸南部等地串联成一个整体的中国移民、贸易与文化网络。[23] 因此，通扣坡与槟城和北马暹属马来州属的经济社会联系，更甚于遥远的首都曼谷。而且，一些华人家族，如著名的许氏家族，控制着地方政府。[24] 清建初到通扣坡时，为某店商佣。其具体详情，我们并不清楚。但以后的发展证实了清建与通扣坡这一特殊的联系。例如，十九世纪末叶，清建自吉打发迹后，在通扣坡开了一家當铺，市值约法20，000元。约1900年，清建还在通扣坡娶了一位小老婆，名叫林玉田，并与她生了一个儿子叫来忠。后不久，她们母子随清建移居槟城。[25] 另外，据说清建与正房太太生子来兴的媳妇，也来自泰南一华裔富商家庭。这也证实了清建与该地区的社会商业联系。 2．马来苏丹国吉打 清建事业的发源地和根基在北马吉打州。吉打是马来苏丹国，在十九世纪后期，马来人占绝大多数，90%以上。政治上，吉打名义上附属于暹罗；但经济活动方面，吉打同英属海峡殖民地槟城的联系却非常紧密。苏丹小心翼翼地、却很智慧地周旋于暹罗与英国人之间，努力保持政治现状，发展吉打经济。清建初到吉打时，应该正是该州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还未被外来资本开发但已在开发、变动的前夕。应该说，清建来到吉打正是时候，赶上了第一波浪潮。清建到底是那一年、以及为什么要离开通扣坡到吉打？我们并不清楚。但笔者在该州的访谈了解到，华人（即使当时健在的年长华人）从泰南移民到北马，是较正常和频繁的事。从其长子来福出生日期1882年5月推测，作为一名新客，清建并没用太长时间，便在吉打站稳了脚跟，并可罕见地安身立命。 那么，清建又是如何在吉打崛起的呢？在中国流传说，清建的发达与南洋一华人头家有关。据说清建为该头家挑水、烧茶。烧茶时，用于烧茶的而搭砌的四块砖，是金的。但清建并未贪婪。清建很勤劳、很守信用，慢慢得到该华人头家和老婆的信任。后头家突然死去，该家族遂由清建接管，他本人也因此开始发达。[26] 这种与槟城流传的说法相印证，很难说没有道理，尽管个中有些传奇的成份。在槟城，有传清建是由其岳父资助开始建立其自己的事业的。[27] 但是，流传的更广的故事却是与吉打王室有关。清建移居吉打后，最初也是在一家杂货店做商佣。杂货店的老板是吉打苏丹弟弟的朋友。王子经常光临杂货店同老朋友聊天喝茶。时间久了，王子注意到清建是位不错的小伙子。所以，后来当清建遇到麻烦，需要帮助的时候，王子挺身而出，站在清建一边。事情是这样的：农历华人新年前夕，清建象往常一样出外为老板挑水。但是他挑水揙担不小心把老板家象征富贵安泰的传统灯笼戳了一个大洞。老板大为光火，把清建赶出家门。吉打王子正好光临杂货店，目睹此事，替清建向朋友求情，但无济于事。王子很同情清建，便收留他在自己的王宫里做园丁之类的工作。清建在新主人家工作很卖力，王子很赏识，鼓励清建自己开一家杂货店。清建照办，而且很成功。于是王子给清建另一个挑战，予以吉打州鸦片和赌博饷码的垄断权。该王子乃吉打摄政王东姑阿布杜拉阿齐兹(Tunku Abdul Aziz)。其长兄苏丹自1895年患病后，东姑阿齐兹实际掌管行政事务。[28] 清建不是华人甲必丹，但在20世纪10年代前至少30多年里，他却是全吉打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华商。他一直是吉打华社最有代表性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机构的领袖，即鸦片饷码的总承包商、“华商俱乐部”主席、“福建公会” 前身“福寿宫”的总理、以及吉打市政局代表华社的议员（其商业网络与权力关系，见本文第三部分）。吉打是清建安家、事业发达、孩子们出生及成长的地方；清建在吉打马来政治社区及遍及全州社会商业网络，构成清建与槟城等地对外交往的权力基础。作为吉打州华人的定位与认同，贯穿了清建大部分人生轨迹。清建在吉打的正房太太林玉枝，应该是土生土长的吉打华人。清建与她生的两个儿子来福和来兴，不仅出生在吉打，而且应该也是在吉打结婚成家的。清建在吉打还有一个叫王氏的小老婆(Ong Ee Gaik)，长期住在吉打。王氏据说原是清建吉打正房太太林玉枝的丫环，后被清建纳为小妾。即使后来清建全家移居到槟城后，王氏小老婆也仍留在吉打。清建会习惯地定期从槟称到吉打看看。平均每月一次，有时两次。每次约在吉打呆约一星期左右。就是1915年他去世前最后一次到中国探亲时，清建也是带吉打小老婆一起去的。去前，清建还特地前往吉打向华、巫、欧等异族友人告别。 3．英属海峡殖民地槟城 自1786年英国人莱特从吉打苏丹手里割让槟榔屿之后，槟城一直是英国皇家殖民管辖地，慢慢发展为泰南、北苏门答腊、和北马吉达、霹雳、玻璃市等地区贸易重镇和政治中心。很有意思的是，当初第一个上岸向莱特奉送渔网以示友谊和敬意的华人领袖辜礼欢，正是来自吉打。辜氏家族后一直住在槟城，成为吉打和槟城的名门望族。十九世纪中下半叶，吉打逐渐成为槟城华人资本的拓荒地。而很多吉打华人，一旦发达变成富商后，通常会移居到槟城，变为槟城华人。在这之前，他们常常在槟城开一分店，来回穿梭于两地之间。而当他们定居槟城之后，他们继续保留吉打方面的业务；尽管随着岁月和代际间的更替，业务的重心随着生活的重心的改变逐渐转移。也许，正是这种流动，使得原本并不很遥远的吉打现代社会经济史，到今天已变得有些物是人非、甚至灰飞烟没。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吉打——槟城间的流动并非是单向的。反过来，也有些槟城华人涌向吉打淘金，慢慢变为吉打富商闻人，逐步把吉打当作永久居留地，变为吉打华人了，虽然他们与槟城之间的业务与社会联系依然不断。与槟城相比，不同的是，不仅移居吉打的华人大多开始时是事业刚刚起步，甚至未起步；而且定居吉打的华商大多为中小地主、杂货店主、小种植园主、小商小贩等等。 清建也不例外。约1900年左右，清建全家从吉打正式移居槟城，开始了影响庄氏家族企业与子孙后代发展的另一次有影响的大流动。清建的正房太太林玉枝、他们的两个儿子来福和来兴以及各自的家室，也都移居槟城。大儿子来福及其家庭分开来居，落户于马来由街43号。小儿子来兴及其家室，与母亲林玉枝一道，居住于亚齐街145号。这大概也与槟城华族富子女婚嫁习俗有些不同。但也难怪，象庄家一样，两位公子媳妇都不是槟城本地人。来福的太太林柳色，应该来自吉打，家庭并很不富裕，而且林柳色母亲早逝。来兴太太尽管来自富商家庭，但是在外地泰南，而非槟城。而清建在通扣坡的小老婆林玉田，在随后的一、二年里，也因儿子来忠的出世，随清建移居槟城。她们先住在Maxwell路，在那里住了约7年多左右，后搬到缅甸路。而清建另一个吉打王氏小老婆，虽也曾住清建位于亚齐大街的房子里。但王氏的永久居地是吉打首府亚罗士打，占据着清建在那里的一套房子。在初搬到槟城的7、8年里，清建有时与正房太太林玉枝一一起住、有时与通扣坡小老婆林玉田一起住、有时到吉打与另一位小老婆王氏一起住。当然，如前所说，这中间,清建几次回中国看看那里的母亲和太太，与她们小住和生活。但在他死前的10多年里，清建主要与通扣坡的小老婆和儿子来忠住在一起。 移居槟城后，庄氏家族在第二代来福和来兴兄弟的经营下，一方面巩固和扩大在吉打的根基，一方面开拓和发展在槟城的事业。稳扎稳打，惨淡经营，最终融入成为槟城商业精英社会。时至今日，庄氏亿发展到第五、六代；家族及企业在槟城依然显赫有名。当然，现代庄氏家族成员的教育背景和职业构成，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他们大都受西式英文教育。除了家族各后代代表成员，依然在槟城守侯着家族基业外，不少后裔，或因移民、或因婚姻、或因就业关系，现分散于香港、新加坡、英国、澳洲、北美等地，加上中国的庄氏后裔，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跨种族、跨国界的庄氏裔群。 三、 家族商业网络与权力关系 1.庄氏家族商业网络 庄氏家族商业，在吉打—槟城地区为轴心的北马地区，主要以鸦片等饷码包税商和米较业为主。这也是吉打经济的两大支柱。前者为20世纪初之前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包括英属马来亚）主要经济制度。后者特别是吉打州的经济命脉，因为吉打是马来亚半岛最大的稻米供应地。两者自19世纪80年代后开始正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庄氏家族以鸦片等饷码保税商的身份奠定第一代家族基业，由创始人庄清建一代完成。随着饷码保税制度于20世纪初衰落，第二代庄来福、来兴开始涉足米较业，并成为垄断北马地区米较业少数几个最重要的核心华人家族之一。因为本文研究时段的下限为1916年，这里主要着重于鸦片和其他饷码部分；而米较业方面，笔者则不多谈。[29] 据统计，1875-1905年间，鸦片税收在海峡殖民地收入所占比例一直处于43.0%-56.7%之间。[30]由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柔佛和吉打分别紧邻行新加坡和槟城，这种形势同样适用于它们。鸦片政治经济与全球和地区经济形势、移民劳工人口的变化等大环境密切相关。在吉打,不少马来人吸食鸦片。甚至于1910年后法律明令禁止马来人吸食，形势依然如故。但他们多属中上层阶层，因为大多马来人很贫困。对1892-1909年吉打鸦片税收的分析表明，移民华工是该税收的主要来源。19世纪后叶和20世纪初期，东南亚包税商制度的普遍繁荣往往与殖民经济的发展和大批移民劳工的涌入相吻合。而该时期鸦片收入的变动又与世界贸易形势和移民数量的波动密切相关。于1895-1897年包税期相比，1898-1900年间吉打鸦片饷码每年租金增加了约25%左右。这种增长即归因于华人资本和劳工对吉大州的开发。但鸦片税收更显著的增长期为1901-1903年间，年租金由125，000元猛增至212，400元，年净增长为87，400元。这种大幅度的增长本身便是对该地区持续繁荣与进步的象征和信念。而另一方面， 1907-1912年吉打州鸦片销售量的变化，则从反面反映了鸦片收入的剧降与贸易萧条和移民劳工锐减之间的关系（见表二）。例如，1907-1909年间销售量的减少源于锡矿业的萧条和锡矿工向新的工作领域间的流动。1910年特别糟糕；严重干旱、霍乱流行、稻米歉收等一系列灾害给全州带来了更严重的打击。1911年形势有了转机，华工涌入橡胶园带来了鸦片销售量的增长。[31] 表一和表三说明，庄氏家族承包的饷码占吉打政府税收中最大部分，并且渗透到吉打各区县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面。这还不包括我们为穷尽的部分饷码，和散见于槟城、通扣坡、玻璃市、Situl等地的商业活动。 表一： 吉打州庄清建名下饷码选登，1897-1909（鸦片与槟城林克全合包）[1][32]
表二： 吉打熟鸦片销售额，1907-1912[1][33]
表三：吉打鸦片包税商，1895-1909[34]
2．庄氏与马来权力精英 庄氏家族的商业网络与权力关系在于庄家处于吉打马来政治社区和槟城商业社区之间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对于苏丹，清建是吉打州处理槟城业务的联络代理；而对于槟城，清建又是他们同吉打王室打交道的重要纽带。清建这种跨社区、跨边界的多重身份和作用，为家族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商业和权力基础。 清建与吉打政权的核心阶层保持良好的私人交情和互动，包括苏丹、苏丹的弟弟摄政王东姑阿齐兹、很有权势的苏丹私人秘书阿惹芬（Che Ariffin）、 以及苏丹的母亲玛万贝莎（Mah Wan Besar）等等。我们上面谈到清建的发迹与苏丹的弟弟摄政王东姑阿齐兹的关系。也提到清建对苏丹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据说苏丹夫人非常疼爱清建出生不久的两个儿子来福和来兴，以至苏丹想过要领养他们。有人甚至见过苏丹的王宫里摆放着来福、来兴的照片。[35] 许多苏丹给槟城英国参政司(Resident Councillor)、暹罗驻槟城领事、槟城华族和其他种族商人的信件，大多是由清建本人亲手转交。苏丹到槟城的赛马活动，也经清建和他在槟城的合伙人安排。[36] 有时据说苏丹甚至住在槟城清建所建的别墅里。清建与苏丹的特殊关系，还可以从下面刊登于当地报纸中一则有趣的合伙告示中略见一斑： 轮船告白：兹有吉礁王仝我庄清建合置火船一艘。船大有[约]四十九吨，本月三十日川行吉礁埠。船内客位极然好势、茶水充足。诸君如要配搭者，请到港仔口街万成号内相商。特此布闻。松。 光绪辛丑年七月廿八日 庄清建 告白[37] 也许清建与苏丹母亲的长期商业特殊关系，更有说服力。长期以来，清建一直替苏丹的母亲玛万贝莎（Mah Wan Besar）打理浮罗交怡（Langkawi）综合饷码。 浮罗交怡综合饷码, 是苏丹赏封与其母亲的俸礼，由后者转让给清建经营。位于浮罗交怡的鸦片饷码，也因此一直排斥在槟城—吉打鸦片联合竞标安排之外独立运作，可见其特殊地位。浮罗交怡综合饷码包括鸦片、酒类、典当、码头税、禽与鱼类出口税、以及很多其他的垄断权。1902年，清建向苏丹母亲交付押金20，000元，提前再次买断自1910年始的8年垄断权。在这之前，清建到底替苏丹母亲管理浮罗交怡综合饷码多少年，我们并不清楚。1905年，吉打面临财政危机，政府破产，被迫向暹罗政府求助。暹罗政府在吉打重组政府，任命英国人哈特为财政顾问官，监督吉打政府运作。经总会计查帐发现，作为总包税人，清建比被允许征收的税率要高。政务院乘机决定向清建收回浮罗交怡综合饷码牌照，杀一儆百。有趣的事，直至1910年英国从暹罗接管吉打时，清建却依然承包管理浮罗交怡综合饷码。政府会计司并没有该饷码的重新招标的纪录，政府官员也似乎一直蒙在鼓里。直到1911年英国人从暹罗手中接管吉打时，首任英国顾问官麦克斯维尔（W.G. Maxwell）第一次巡视浮罗交怡检查各类饷码与文件，才发现它们的存在。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清建最后同意提前向吉达政府交还浮罗交怡综合饷码，但前提条件是归还押金，外加12%利息，共16，800元，问题才告了结。从中可见清建与吉打王室关系的深厚。[38] 3．庄氏与槟城商业社区 槟城是庄氏家族商业网络与权力关系中的另一重要支柱。庄氏家族与槟城商业社区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仅对庄家本身和吉打当局市场融资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也为庄家家族企业向槟城的渗透与扩张无疑提供了宝贵机会。证据表明，早在19世纪80年代，庄家即与槟城印度资本有融资关系，更不要说华人资本。清建长子来福的一个女儿婚事还是槟城印度齐智高利贷者做媒的昵。至于同槟城华社的关系，略举数例，足以说明。槟城最有权势的两位闻人林克全、林花鐕，清建都有很好的交情。林克全是成立于1903年的槟城中华总商会的创始人之一和首任主席。至少自1895年，约15年间，林可全是清建吉打鸦片饷码的槟城合伙人。1901年，鸦片包税商成立自己的社会俱乐部“槟城文学社”，主席为林克全，财政为颜五美，执委包括胡子春、蔡有格、庄清建等，全为华社、商社最有影响力的领袖和鸦片包税商。而林花鐕，则是槟城福帮无可争议的领袖，秘密会社“建德社”执委，长期为林氏九龙堂家长及林氏敦本堂暨勉述堂社长（1818-1912）。1900年，林花鐕长女生男庆典，亲朋致贺，见报的头面人物便有近200人，清建芳名排名第十二位。[39] 再如，1904年，槟城“同学善堂”公推1904—1905年度总理、协理，总理十二位，其中包括庄清建，林花鐕和林克全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位。[40] 除鸦片合伙人林克全及其他重要社会关系外，庄氏家族与槟城林[潘]兴隆和蔡有格家族之间的合作关系，应该说非常重要。林兴隆为福建安溪人，槟城米较业先驱之一。1895年，林兴隆从吉打苏丹承包了该州稻米饷码。由于两者各自的商业优势，庄家与林家开始了重要的合作。1895年，林氏“开恒美” 、庄清建及其它友人等，合股联本共作生理，建号“锦隆美”于槟城，“建南美”于望葛朥、“锦南兴”于实叻。[41] 林[潘]家“开恒美”与庄家“福美记”合伙在吉打营建谷粟生理店“开恒美”号，又布匹生理店“万发”号。直到1911年，“开恒美”号东主林兴隆长子林清德方才退出，“万恒美”与“万发”号归庄家独立经营。[42]“万恒美”号，庄家后发展为吉打最大的米较。另外，庄家与林家还在别的方面合作。例如，1908年，庄清建与林[潘]兴隆长子林清德合伙，成功承包吉礁当店、居林当店、以及高仔武朥当店等。[43] 而蔡有格则为槟城航运业巨子和米较业重要人物，十九世纪末叶在槟城权倾一时。庄氏在20世纪初在槟城所设米较“万福美”，即与蔡有格之子蔡其意合伙。蔡其意一直米较的经理，直至20年代中期去世为止。甚至蔡其意死后，庄氏家族最重要的母公司“福兴兄弟有限公司”也有他们家的重要参股（100，000元）。而新兴的米较业，则奠定了庄家第二代家族企业转型和扩张的最重要的基石，蔡家的参与和专业经验，可谓功不可没。实际上，庄家自20世纪20年代起，即控制了整个槟城、吉打、霹雳等北马米较业，事业发展势头，如日中天。 4．庄氏与欧洲社区 1891年12月，通过庄清建作为代理人，苏丹给暹罗驻槟城领事写信，请他帮忙偿还向槟城著名律师骆乾（D. Logan）借的一笔9，000元的款项。这仅仅是清建在欧洲社区与吉打当局间角色之一。欧洲人还利用清建的名义与管理，暗中购买产业以及合伙经营。当然，他们也向清建提供专业的法律、医疗服务和政治庇护与影响力。从表四中，即可见一斑。 结论 围绕第一代新客移民庄清建，我们简单地描述了庄氏家族在中国厦门、泰南通扣坡、北马吉打和槟城等地移民创业发展踪迹。这里呈现的是一张跨地区、跨边境、跨族群的移民商业网络。庄氏家族商业发展史实质上是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由西方殖民主义引发的结构性变化下的产物：一方面表现为东亚与东南亚地区间的大规模劳工移民贸易流动；另一方面表现为东南亚地区内的社会经济大变动和贸易与劳工流动。特别地，庄氏家族在吉打苏丹国的商业网络与权力关系，表明以庄氏家族为代表的华人移民史是吉打历史和以槟城为中心的地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难想象，无视这些所谓“外来”或“边缘”族群和社区的历史，所谓“正统”或合法的“国家历史”会不会是全面、客观和公正的，还会不会有“国家历史”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表四：清建于欧洲社区关系简介（1916年前止）[44]
作者注：本文是先后在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百年：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3年 11月22至23日）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建立四十周年学术纪念活动“世界历史上的断裂与延续：从古希腊到现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12月10-14日）宣读，正在东南亚出版刊行中。 ----------------------------------------------------------------------- [1] Wu Xiao An, “Centers for Chinese Studies in SEA”, 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 3 (March 2003). [2] J.R.W. Smail, “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autonomous history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2 (1961), pp.72-102. [3] Thongchai Winichakul, “Writing at the interstices: Southeast Asian histories and postnational histor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Abu Talib Ahmad and Tan Liok Ee eds. New Terrains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29. [4] 林博爱（主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二集上册，（槟城：槟城点石斋印， 1923年）， 页81。 [5] 《星洲日报》，1980年8月8日。又见钟锡金：《吉打河，历史的河流》，（亚罗士打：赤土文丛，禾浪波外第一集，1981），页19。但个中字词，排版有误。 [6] 1996年1月12日，笔者在中国福建庄氏家乡田野调查。 [7] 《槟诚新报》，1916年6月23日。 [8] Sharom Ahmat,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 Malay State: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Kedah, 1878-1923,（Kuala Lumpur: Printed for the Counci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by Art Printing Works, 1984）, p.117. [9]《槟城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槟城，1983），页174—175。又见Lee Kam Hing, Chow Mun Seong eds.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Pelanduk Publication, 1997）, 其中词条“庄清建” (Choong Cheng Kean)， “庄来福” (Choong Lye Hock)，“庄来兴”(Choong Lye Hin) 等系笔者本人撰写的。 [10] 祥露庄氏祥溪堂监纂：《厦门市同安县祥露庄氏族谱》，（公元1994年岁次甲戊仲夏），页9-10。上一次修谱为缅甸华侨庄银安于民国十三年发起。此谱即参照庄银安版本修撰。 [11] 林学增等修：《福建省同安县志》（一），（成文出版社，民国十八年铅印本影印），页562。 [12] 祥露村庄恭国老人访谈（1923年12月生人），2002年8月5日。 [13] 祥露村林泗宗（1932-1998）访谈，1996年1月2日。林为清建在中国养子庄来添的孙女婿。他说，他见过该奖状，但至笔者访谈时，奖状已丢失。 [14] 笔者中国侨乡实地调查，2002年8月9日。 [15] 在中国侨乡庄清建所建之正屋里，依然存有老太太的单人照和“小姐楼”落成后清建与祥露全家所照的合影。而老太太在祥露的坟塚，也保存完好；每年清明等节日，都有后裔扫墓。 [16] 新垵村庄银治老人访谈，2002年8月7 日。庄银治乃清建在中国的第四代孙女，1925年生人。她于1936年陪同清建儿媳邱梅娘到槟城处理清建遗产分割事宜，并住了六月之久。又见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p.45；又见 Straits Echo, 19 August 1918. [17] W. Feldwick, ed. Present day impressions of the Far East and prominent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London: Globe Encyclopedia, 1917), p.856. [18] 林博爱（主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二集上册，页81。 [19] 祥露庄妈德老人访谈（1924年生人，来朝之子），2002年8月5日。 [20] 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pp.46-48. [21] 新垵村庄银治访谈，2002年8月7 日。 [22] 祥露村庄万治访谈（1939年生人，清建在中国第四代孙女）， 2002年8月7日。 [23] William A. Callahan, “Diaspora,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Overseas Chinese and Neo-nationalism in China and Thailand”, Southeast Asian Research Centre Working Papers Series, 35 (2002), pp.1-34. See also Phuwadol Songprasert, “The Implication of Penang Connection in Southern Thailand”, the Penang Story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2, 18-21 April 2002, pp.1-16. [24] 参阅J.W. Cushman, Family and State:the formation of a Sino-Thai tin-mining dynasty 1797-1932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5] 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p.46. [26] 祥露村庄友乾访谈（1939年9月生人），2002年8月5日。 [27] 槟城邱事理访谈，1996年3月28日。 [28] 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pp.48-49. [29] 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pp.127-133, 146-151, 157-159. [30] Cheng U Wen, “Opium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67-1910”,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2, 1 (March 1961), pp.52-75. [31] Wu Xiao An,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network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Kedah and the region c. 1882-1941”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999), pp.128-129. [32] Ibid. pp.132-133 [33] Ibid, pp.134-135. [34] 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p.87. [35] 槟城庄秀珍访谈（1938年生人），2002年4月21日。 [36] 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pp.86-87. [37] 《槟城新报》，1901年9月10日。 [38] Wu Xiao An,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network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Kedah and the region c. 1882-1941”, pp.186-187. [39]《槟城新报》，1900年7月30日。 [40]《槟城新报》，1904年3月17日。 [41]《槟城新报》，1897年5月10日。 [42]《槟城新报》，1911年1月11日。 [43]《槟城新报》，1908年10月17日。 [44] 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p.9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