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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毛泽东认为“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这种认识其来有自。被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急于救国，救国又呼唤革命，阶级斗争作为革命的利器十分好用。但是应该承认，把阶级斗争学说“中国化”也遇到了挑战，那就是“越穷越革命”（即毛泽东所理解和在中国实际发生的革命）的现实与“越富越革命”（即唯物史观所阐发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理论之间，存在某种悖论，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打过大胜仗，也打过大败仗，其功过得失应该历史地去看待。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说，由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①]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科学”，有两层含义，其一，有赖于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结合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使得马克思在对英、法两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研究中，建构出了具有严密逻辑性和实证性的学说体系。[②]其二，“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使得解放全人类的社会主义事业，成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样“空想”便有了切实可行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恰恰集中在救国“找到了路”上面，这是近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一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谈了中国志士仁人的“寻路”历程，他说“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终于，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能够走得通的路，那就是“走俄国人的路”。“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③]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上述恩格斯的文章和毛泽东的文章，在讲到“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时，情况有些不同：前者说的是“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④]而后者却主要说的是“鸦片战争失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帝国主义压迫”。其时中国也有大量“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人，但不是恩格斯所说的现代产业工人，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贫困民众，他们“活不下去”的原因，有天灾也有人祸，正是人祸造成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其源头便肇始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侵略刺激中国出现急剧的社会变革：戊戌维新喋血，庚子动乱继之，辛亥革命爆发，军阀祸害又起。毛泽东的战友恽代英说：“国内的纷扰，是由于有割据的军阀；有割据的军阀，是由于有可以听他们豢养驱遣的兵匪流氓；有这等流氓，是由于中国百业凋敝而生活腾贵，许多人找不着正当的生活路径；百业凋敝，是由于国内手工生产被国外机器生产打倒，而国内机器生产又因外力竞争不能发达起来；生活腾贵，是由于一切赔款借款的本利，既加到国民的负担上面，而内乱的损失，一般兵匪流氓的生活费用，均须国民分担……”[⑤]对于如何解决中国落后、挨打、贫困的问题，毛泽东说国人曾经做过学习西方的梦，但是这个梦被“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打破了，“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这样的先生值得学习吗？的确，按照中国传统的师道观，这样的先生不值得学习！ 当时中国对社会主义有过一些讨论，主张渐进改良的梁启超说，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方法，“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它悉数搬来应用，“是搔不着痒处”。要与资本阶级对抗，就要先问国内是否有资本阶级；若没有，便是无的放矢。他认为发展实业是救国的当务之急，然而，这个戊戌变法时期曾经形成的社会共识，随着和平改革历史机遇的丧失，已经过时。如孙中山所言，“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内乱又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⑥]当年那场要不要发动推翻满清革命的辩论，梁启超们败了；接下来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渐进派仍说服不了人。倒是时局愈糟糕，“根本解决”的呼声愈高。诚然，中国还没有多少资本主义，尚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但“亡国与受资本家的掠夺，是一件平行的现象”。[⑦]自称“极端马克思派”的留法学生蔡和森致信陈独秀疾呼道：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到了哪步田地？“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去死，明日由曹琨、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团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甚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⑧]尽管蔡所谓中国无产阶级，其真正属于现代产业工人的还凤毛麟角，但谁又能否认那些被穷困死亡包围的一无所有的失业者们有着最强烈的革命要求呢？蔡和森以不断的通信，把他的思想与国内好友毛泽东进行交流，这深深影响了毛泽东。 恩格斯是这样描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境界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⑨]这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读书人所憧憬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吗？这也正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念兹在兹的“新社会生活”！1919年他写过一篇文章《学生之工作》，记录了自己打算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实践一下的计划：“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本位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乡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⑩]可是其时的湖南已经成为军阀混战之地，毛泽东的同乡齐白石回忆：“连年兵乱，常有军队过境，南北交哄，互相混战，附近土匪，乘机蜂起，官逼捐税，匪逼钱谷，稍有违拒，巨祸立至。”[⑪]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地方搞新村运动，自然不会成功。而后毛泽东又搞过湖南自治运动，仍然遭到军阀的镇压。 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情况下，毛泽东接到好友蔡和森从法国的来信，蔡在信中说：“我以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不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宁及万国共产党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世界组织完成了，阶级没有了，于是政权与国家一律取消……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以为迟一点就会了，殊不知迟一点资本家的大战又起了，伏尸流血又不知几千百万……第二次资本家的大战场必在中国。我们还不应准备么？”[⑫]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回信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⑬]这样，毛泽东踏上了“从事于根本改造”并“可以预计效果”的“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蔡和森信中说的“政权在手”，“去改造社会”，“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还有他批评的“以为迟一点就会了”的观点，均涉及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他是以俄国革命的成功和下一次大战迫不及待说服了毛泽东的。[⑭] 二 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历程，他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⑮]把唯物史观认识和理解为“阶级斗争”学说，是毛泽东“偏向于实行一面”地找到马克思主义救国之路的精辟议论，从上述恩格斯“唯物史观……特别应用”的意义上看，也大致不错。应该指出，这绝非毛泽东个人的认识，而是那个时代从李大钊、陈独秀以来几乎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⑯]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引起争议最大的便是阶级斗争学说。一些学者拘泥于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共产党宣言》中所谓“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等典型社会阶级，现代工人与资本家在当时国内人数又很少，且阶级对立并不严重，因而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的国情。对于“阶级斗争”这个外来名词与概念，毛泽东的理解则非常“实际”：“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就是阶级对立。[⑰]把贫富差别视为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中国历史乃至中国问题就容易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之上的这个学说，原来并不深奥，它就是老百姓们非常熟知的反抗压迫的造反与革命！而被少年毛泽东爱不释手的《水浒传》讲的也是这档子故事！毛泽东向人们宣传道：“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⑱]这里说的“无产阶级”，是指那些没有财产者；而“贵族阶级”也非西方的概念，但穷人反富人、下等人反上等人的斗争或曰革命，确是从来就有的事实。进而毛泽东用最具中国味道的语言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⑲]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发行，亿万民众对毛泽东的另一段话也耳熟能详：“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⑳]这是毛泽东对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最为清晰的表述。 以“穷人闹翻身”为号召的阶级斗争，作为中共革命的利器，在战争年代威力非凡。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高度评价“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大大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将士们的觉悟和士气，说这将“无敌于天下”。[21]但是应该承认，把阶级斗争学说“中国化”也遇到了挑战，那就是“越穷越革命”的现实（即毛泽东所理解和在中国实际发生的革命）与“越富越革命”的理论（即唯物史观所阐发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之间出现了某种悖论与落差，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以发达工业国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被移植到了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缘故。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我们时代的特点是阶级对立的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2]可是中国的情形尚不是这样，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总人口中都占少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占了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用毛泽东的话说，“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23]除了争取中间群众，谁来充当革命的主力军呢？《共产党宣言》认为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24]“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则认为“中国农民甚至比英国或美国的工人还要好”[25]。好就好在他们（主要指贫农）最有革命性，“最听共产党的领导”。结果毛自主地把农民当作了革命的主力军；又采用列宁主义策略，成功争取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中间阶级，从而奠定了中共1949年胜利的基础，这被史家说成是毛泽东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贡献。 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在原本没有多少无产阶级的国度搞无产阶级革命，中共的主要成分只能是小资产阶级，那么如何证明和保持其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呢？非常讲究实际、讲究灵活性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坚持了原则性。他认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在思想上实质是一家。[26]“思想改造”一词，很早就在中共党内提出，其根据便是“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曾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总是要求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党，我们“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27]建国后毛泽东仍然警告党内：“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28]于是，“思想斗争中发现反革命”（毛泽东语）成为党内斗争的常见形式。而阶级斗争一旦进入这个层面，就变得不像唯物史观所阐述的那样有实在的物质可据了，如何划限定性、分清敌我，操作不易，困难极大。中共历史上，把同志当成敌人的冤案层出不穷，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现象，应该说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遇到的上述悖论和难题有关。因此，把“文革”的恶果完全归为毛泽东个人的责任是不公允的。 在“文革”中，毛泽东有感于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敌我难辨，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29]但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又催促他继续革命，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而那些和他有不同意见的党内老同志，毛则认为他们的“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了。”他进而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30]毛的这种观点，很难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中推导出来，但在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却又令人并不难理解。毛泽东于此既打过大胜仗，又打过大败仗，从而构成他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完整一生。 三 恩格斯用这样一段话来表述唯物史观的原理：“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为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31]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社会变革是由生产方式的“静悄悄地”变化决定的，而非人的认识（哪怕是先进认识）决定的。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32]但是中国的情况很特殊。前已述及，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和政治的危机，使毛泽东与蔡和森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是“时未至”还是“等不及”的讨论很快便有了统一的意见。至于革命的物质条件，则有苏联作为榜样。毛泽东说：“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33] 革命的实践更使毛泽东认同蔡和森当年“政权在手”才能“改造社会”的观点，他说“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34]；“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35]这已经被中共革命的胜利所证明！在短短28年的时间里，党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几次绝处逢生，却终以意料之外的速度战胜了强敌。进城后，毛泽东回顾道，我们在延安时曾说，哪一年才能到北京看梅兰芳、程砚秋的戏，有的人怕这一辈子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36]正是出于革命成功的经验和胜利者的巨大自信，他力排众议，提出放弃原订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期，“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并且掀起用“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的“大跃进”[37]，希望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精神，超英赶美，一举实现中国人百多年来的强国梦。 毛泽东承认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是性质不同的事物，也承认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些革命者是不懂科学，不懂技术的“老粗”，但他绝不认为经济建设比打仗还难。他号召大家学科学，学技术，用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来一个技术革命”，粉碎右派“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谰言，还亲自带头“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然而，他毕竟没有系统地学过科学技术，对现代化大工业更是缺乏了解，这便发生了带有悲剧意味的情况：一方面他以压倒敌人的气概，声称“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38]；表示“说工业了不起，可难了，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个迷信，就不要信那些。”[39]另一方面，他却很容易受某种伪科学的捉弄，“大跃进”中粮食亩产“放卫星”的闹剧，就颇能说明问题。 晚年的毛泽东仍读书学习，他读的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40]，边读边谈自己的观点，他指出：“这里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41]毛泽东说得对不对呢？说他对，是因为这的确是他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走过来的路；说他不对，是因为这与唯物史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原理本末倒置。可是马恩“越富越革命”的理论，却没有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实现，而“越穷越革命”倒一再被事实所证明！从这样的实践理性出发，毛泽东总结道：“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42] 我们看到，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从而把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并且以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特别应用”。被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急于救国，救国又呼唤革命，革命者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作为革命的利器十分好用，救国有了切实可行之路。毛泽东认为“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43]这种认识其来有自，且有代表性。革命的经验又告诉他：“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更困难”的说法，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革命能改变一切”[44]。只要革命，就能够大大解放生产力，使落后国家迅速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基于此，他急于推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发动“大跃进”。他的“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45]；“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46]的说法，也出于此种认识逻辑。毛泽东很欣赏“穷是动力”这句话。“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以及所谓“富变修”，便是这种思想的发展。[47]其解决的办法，只有不断革命，“过七八年又来一次”[48]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呼之欲出了。 （载于2013年10月《领导者》杂志第54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4页。 [②] 在这个意义上，这里所谓的“科学”，与当时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没有多少区别，对此我们仔细阅读恩格斯的原著即可明白。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9—147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443页。 [⑤] 《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9—420页。 [⑥]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1页。 [⑦] 《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⑧] 《蔡和森文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2—54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页。 [⑩]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49—454页。 [⑪] 《白石老人自述》，山东画报社2000年版，第111页。 [⑫] 《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5页。 [⑬]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3页。 [⑭] 毛泽东与蔡和森多次通信讨论在中国进行阶级革命的问题，毛曾表示不完全同意蔡的一些想法，主要是认为“时未至”。 [⑮]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 [⑯] 新时期人们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有观点认为阶级斗争史观“不属于唯物史观”，笔者不敢苟同。 [⑰]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转引自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 [⑱]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页。 [⑲] 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2月）。 [⑳]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1—1292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61页。 [25] 转引自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26]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876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5页。 [29]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页。 [30]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770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4—425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 [3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9——1481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9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2页。 [36]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7日）。 [37]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一种方法。我们可不可能有另一种方法呢？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他们是由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3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3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8—389页。 [40] 据于光远回忆，毛当时是听读。 [41]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42]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8页。 [4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页。 [4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2页。 [45] 转引自1968年7月29日《解放军报》。 [46] 转引自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47] 转引自石仲泉《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73页。 [48] 转引自陈明显《晚年毛泽东1953—1976》，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