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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春帆楼

http://www.newdu.com 2017-11-03 人民日报海外版 闻黎明 参加讨论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在日本下关签订了《马关条约》。这一页,记录了19世纪末中华民族落后与屈辱的历史。下关亦称马关,位于日本本州最南端。在日本讲学期间,我看了看签订《马关条约》的春帆楼遗址。汽车在下关市的街道上拐来拐去,来到一座背依小丘的旅店,这就是给中国带来沉重灾难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旧址———春帆楼。
    春帆楼建在一个小丘上。正门右侧,有一日式建筑,即当年清政府代表与日本政府代表谈判的场所。其门前竖一长条形木牌,上书“日清讲和纪念馆”,下为一遮雨木板,则为说明介绍。步入会所,正中间是宽大的谈判桌。出于文物保护需要,现在已用落地玻璃将四周罩了起来,参观者只能透过玻璃罩,观看里面的摆设:一张长形大桌,将谈判者划分两个阵线。桌子一侧为清政府代表,有一把软靠椅和若干硬靠椅。软靠椅是李鸿章的专座,硬靠椅则为其余人员的座位。桌子另一侧,为两把软靠椅及若干硬靠椅,自然是日本方面的座位。每张椅子旁,都立有木板,上书当年某某人之座及其官衔、品级和谈判的身份。
    会所内的陈设很简单,没有多少好说的。但是,我在这里逗留了很久,桌上砚台和笔,虽然都默默无语,却使我心头紧缩。100多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中国的落后,貌似强大的中国却败于“蕞尔三岛”的“东夷小国”。辽东湾、台湾、澎湖列岛的割让,二亿两白银的赔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通商口岸的添设……这一桩桩记录着中华民族耻辱的条约内容,仿佛压在心上的巨石,让人喘不过气。
    旅店正门左侧,有一条小路,路口有指示牌,上书“李鸿章道”四字。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偕其子李经方、美籍顾问科士达等及随员抵达马关,次日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内阁总理)、陆奥宗光(外务大臣)开始谈判。会上,李鸿章要求议和前先行休战,日本则提出十分苛刻的休战条件: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的清军全部向日军缴械,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交日本军务官管理,且停战期间日本一切军费由中国承担。这些条件无疑将北京置于日军的监视之下,自然遭到清政府的反对。24日,李鸿章奉清政府之命,在谈判会上撤回休战要求,表示拒绝日本提出的条件。当天,李乘马车返回寓所,途中遭到日本浪人枪击,子弹擦伤左颧,顿时血流满面。此事传出,国际舆论顿然大哗。当时,俄罗斯已派军进入中国北部,狼狈不堪的日本政府担心第三国借机干涉,这才由“日皇遣使慰问谢罪”,遂“结约解兵”。为了防止再出现意外,日方沿着春帆楼左侧的山腰间修了这条专供李鸿章行走的小路。
    凝结着中华民族耻辱的《马关条约》,是继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以后外国侵略者加在中国身上的最刻毒的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实际利益,并借此进一步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春帆楼前的那块石碑,就刻写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马关条约签订当年,日本全国财政收入为1亿日元,而马关条约的赔款却合3亿日元。中国方面的统计,则为2亿两的赔款、3000万两的“赎辽费”,还有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战后3年间日本就实际得到2.315亿两白银,合3.4725亿日元,大大超过1896至1898年3年间日本全国税收26890万日元的总和。可见,《马关条约》使日本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的巨额的不义巨金,构成了其原始资本积累的最重要的部分。正是凭借着它,日本建立起纳入国际资本金融体系的金本位货币制度,加速了工业近代化和军事近代化。这笔巨款到了日本手里,2000万日元归入皇室私产,1000万日元用于备荒,1000万日元用作教育基金,1200万日元补助1898年度一般支出,其余3亿日元全部转入临时军费特别支出,用作扩充海陆军等军事费用及扩大军备产业基础。曾受到中国和东南亚人民抨击的日本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对此亦不讳言,它承认:“与纺织等轻工业相比,重工业的发展较迟。而重工业的投资来自于下关条约的赔偿金。1901年,官营的八幡制铁所开业,标志着钢铁国产化的开始。没有这些钢铁,就不可能有造船业的发展,日俄战争后1万吨以上的造船自然也不可能”,于是“日本也有了产业革命”。
    《马关条约》的赔款,对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一位日本朋友曾非常坦诚地对我说,多年来他对中国一直有一种欠债和感激之情,前者是说“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侵华战争,后者指的就是《马关条约》的赔款帮助了日本。这位日本朋友良心未泯,但他却无法体会到这笔巨额赔款对中国人民是多么沉重的负担。《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若能在1898年5月8日前付清全部赔款,则可免除利息并收回威海卫。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约为8000万两白银。为了赔款,清政府不得不大举向俄、法、英、德等国借款。而外国债则乘机抬高利润,且强加各种苛刻条件,进一步将中国置于国际金融资本的束缚之下。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怀着满腔悲愤奋起反对《马关条约》。当条约条款内容传到北京时,当即导致了5月2日的“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等1300余在京应试举人,联名向光绪帝上书,从而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返回东京的那天,天又下起小雨。火车将至下关时,雨点渐渐变大,到达下关车站,雨更急,甚至还刮起一阵大风,风中夹着黄豆大的冰雹。冰雹砸在车窗上,发出一阵阵“砰砰”的响声。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天人感应”吧。它在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甲午之败,不要忘记马关之辱。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7月6日,第八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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