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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真人，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山东登州栖霞人，为道教全真派七子之一。曾于陕西磻溪修道。1220年，应成吉思汗的征召，率十八弟子西行至阿富汗北，觐见成吉思汗，行程万里。君臣言谈甚欢“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1] 。元太祖深以为是，遂尊丘处机为神仙。由于获得统治者的支持，全真教遂大兴。随行的弟子李志常，和乃师一样，善为文学，文采斐然。著《长春真人西游记》两卷，尽记其师西行的经过。凡旅途所见所闻，包括地理，风俗，人文历史，都进行了明晰的记载。为后来研究西域中亚历史地理不可缺少的重要著作。正因为如此，为了给沙皇俄国政府提供有关中俄边界地区的历史地理资料，巴拉第·卡法罗夫（Плладия Кафаров，1817-1878）独具慧眼，率先翻译了该书。下面分几个小问题，来分析巴拉第·卡法罗夫译注此书在中俄文字之交史上的历史意义。 （一）比较巴拉第·卡法罗夫与近代诸家所记《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发现经过 这里所说“近代诸家”，除了俄国的巴拉第·卡法罗夫外，就我所能见，还有于1866年任沙俄驻中国使馆医生，曾将该书译成英文的贝勒士奈德（E.Bretschneider，1833-1901），中国的王国维（1877-1927），张星烺（1881-1951）和方豪，以及法国的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而香港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正祥所著《中国游记选注》本，则特别详细，还附有地图，尤为可贵。诸家之中，俄国的巴拉第·卡法罗夫居先，而陈正祥殿后。据巴拉第·卡法罗夫所记，《长春真人西游记》收入《道藏辑要》，由钱大昕最先发现，然后徐松注意并为之作简短的地理释证。此后，徐的朋友兼塾师沈子敦（又名沈尧），根据这个游记以及稍后张德辉的游记写了篇有关古代蒙古的地理考证文字。综合诸家的考证，“此书最后被杨编入文集并印行”。还说“杨版该书是抄自《道藏》，由于抄者的关系，这个版本和今天出自《道藏辑要》的版本有很多不同，尽管这些差异并不引人注目”[2]。然考巴拉第·卡法罗夫所说，和诸家有所出入。 首先，究竟是谁发现该书？巴拉第·卡法罗夫只提到了钱大昕。但是，近代中国学者王国维和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在提到钱氏时，还提到阮元举以进秘府之事[3]。特别是近人张星烺还明确地说“清高宗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钱大昕与段玉裁二人游苏州元妙观，阅《道藏》，见此书。大昕借抄后，为之传播于世”[4]又提到了段玉裁。方豪则承袭其说“乾隆六十年，钱大昕，段玉裁得之于苏州玄妙观。大昕借钞，并为之传播于世···嘉庆九年，段玉裁略识”[5]，说得更为具体。有关钱大昕发现此书的故事，仅记载在他为该书所写的“跋”中。其中说“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编，于西域道里风俗多可资考证者而世鲜传本，予始从道藏钞得之”。十年后，钱大昕去世，在此跋的后面，才附有段玉裁的一小段补记“忆昔与竹汀游元妙观，阅道藏，竹汀借此钞迄而为之跋”[6]。只是不知近人王国维为何没有提到段氏[7]。估计巴拉第·卡法罗夫也是由于同样原因，所以略记，只提到了钱大昕。至于阮元之参与其事，出自何处，就连时代最近的《中国游记选注》本也没有指出。 此外，因巴拉第·卡法罗夫翻译这本书，并刊行于世，时在1866年，距钱发现此书七十一年。期间，只有徐松，沈子敦，董佑诚及程同文等少数中国学人注意此书。巴拉第·卡法罗夫在译序里，仅仅提到了徐松和沈子敦；在注209“又行十日”，注215“河”，注216“故城”，注217“契丹字”中引用了沈尧的注解；在注289“天池”条提到徐松的考证；在注204“日食”条，提到董佑诚。而对程氏相关历史地理方面的考证，他可能因没有看到而未提及。至于他提到的“杨”氏，应该是指杨尚文。清道光二十三年（1844年），当时的历史地理学家张穆主编了《连筠簃丛书》，由杨墨林（尚文）资助出版[8]。他们将《长春真人西游记》收入其中刊行。巴拉第·卡法罗夫肯定翻检了该丛书本《长春真人西游记》，这不能说，他没有尽搜罗之力。而且，一个外国人，对这样一本连中国学人都很少去注意的书，接触到这种程度，这么早发现他的不凡价值，实在了不起！ 其次，从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译序看，他可能接触过两种版本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一是出自《道藏》；二是出自《道藏辑要》。按他所说，《长春真人西游记》最初保存在28卷本的《道藏辑要》之中；后来，钱大昕将之发现于世，但没有说钱钞本出自何处；然后又说杨氏的《连筠簃丛书》本是钞自《道藏》，由于钞者的关系，和《道藏辑要》本有些非本质性的区别[9]。这里的《道藏》指的就是《正统道藏》，而《道藏辑要》则指的是清康熙年间，由彭定求编纂[10]的那部简辑的道书。巴拉第·卡法罗夫很有可能是先从时代最近的《道藏辑要》中看到《长春真人西游记》，然后，结合徐，沈，董诸位的研究考证本而翻译的。这样，他提到《道藏辑要》本，并和杨氏所刊的《道藏》本《长春真人西游记》进行比较，也就自然而然了。由此进一步推论，根据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译序，他自己发现《道藏辑要》本在先，然后才通过《连筠簃丛书》接触钱氏所发现的《道藏》本，这说明，他的工作，完全具有钱大昕式的“发现”意义，这对于我们衡量他的汉学造诣之高，判定他在俄罗斯汉学历史上的杰出地位，以及他在向俄罗斯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贡献，具有重要价值。 其三，巴拉第·卡法罗夫在他的译序中，提到在中国，有三类书中讲到有关“长春子”及其游记的事情： 一是“《元史·列传·Чэгэнь Лу》” 中记载了长春子和其西游事迹。按：查《元史》，根本没有什么“Чэгэнь Лу”传，只有《释老志》中“丘处机”传记载了长春子西游的故事。因此，我们怀疑所谓“Чэгэнь Лу”就是下面要讲到的“《南村辍耕录》”之“《辍耕录》”的误拼[11]。但深入下去，问题恐怕不仅仅是“误拼”那么简单。因为，在译本的后面，专门有两条“术语略拼”指南。其中一条则指明“ЧгЛ.”就是“《元史·列传》Чэгэнь Лу”的略写[12]。这说明，巴拉第·卡法罗夫很清楚地认为“Чэгэнь Лу”就是《元史》的一种列传。可是，在与巴拉第·卡法罗夫俄译本有密切关系的贝勒士奈德《Medieval Researches》英译本里，却明确记载“但是，在开展我的工作之前，让我们来看一份很有趣的古代文件——即保存在由十四世纪中叶一位汉人学者所写的《辍耕录》（Cho keng lu）中的，有关长春真人和成吉思汗之间的通信”[13]。所谓“通信”就是成吉思汗敕长春真人觐见的诏书。这份诏书，巴拉第·卡法罗夫特作了注解，在注解581“诏书”中说“这封诏书来自一种叫Чэгэнь Лу的文集，他的真实性很难确定”[14]。这里，很明显“Чэгэнь Лу”就是《南村辍耕录》。这似乎又说明，巴拉第·卡法罗夫不是不明白这个问题。究竟这种矛盾是如何造成的，目前还难下结论。可能他根本没有去核对史实,不然，白纸黑字，有根有据，为何还怀疑其真实性？ 二是“元朝晚期有一位汉人学者提到过长春子及其西行事迹”。按：此处他没有指出这位汉人学者的名字及具体内容。很可能他是从当时的中国学者朋友那里听说过此事，但并没有查实。其实，这位学者就是写了《南村辍耕录》的陶宗仪，生当元末明初。查该书，在卷十有“丘真人”条目，所记文字较长，先介绍了丘处机的籍贯，以及拜王嚞为师学道的经过（按：此处“王嚞”误写为“嘉”）。然后，抄录了成吉思汗近侍刘仲禄奉诏征请丘处机前往西域觐见大汗的经过。最后指出“以（按原文为“已”）上见《蟠溪集》（按：此处当误，应为《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风云庆会录》，《七真年谱》等书”[15]。这里明确提到了《西游记》，而且这个版本还刊用了明成化年间（1465-1487）彭玮、毛晋为《津逮秘书》本《南村辍耕录》所写的跋。人们可以由《南村辍耕录》来知道《长春真人西游记》。这些都充分说明，《长春真人西游记》至少在明初没有失传。到康熙年间，编《古今图书集成》时，在方士类“丘处机”条就引用了《南村辍耕录》有关《西游记》的记载[16]。而近人张星烺居然还说“然自著成后，历元，明二代，迄于清初，无人过问，等于失传”[17]。相比之下，更显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汉学功底之深。当然，要说元、明之后迄于清初，有人对这本书进行过研究和考证，那确实少见，这也是历史事实，自应另当别论。 三是“还有很多道家历史文集也有记载”[18]。这里虽然没有具体提到是那些道家历史文献，但肯定巴拉第·卡法罗夫是有所据的，绝非信口开河。据后人考证，在《道藏》中就有元耶律楚才所著《玄风庆会录》（查《道藏》，此名正确，而前引陶宗仪书之《风云庆会录》名误），记载长春子西游的事迹[19]。另有巴拉第·卡法罗夫所见之《道藏辑要》本。至于世俗刊本，除杨氏所刊《连筠簃丛书》本外，“别有《指海》本与《榕园丛书》本”[20]等等。 （二）《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外译 毫无疑问，《长春真人西游记》第一个外译本是巴拉第·卡法罗夫的俄文译本，发表于期刊《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年第四卷。该期刊正确汉译应为《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关于这套“著作集”的情况，我们在后面将辟专章论述。这里，仅纠正一点，就是对编者巴拉第·卡法罗夫神职品秩的汉译称谓。张星烺说“1866年，俄国驻北京总主教拍雷狄斯将《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成俄文”[21]；冯承钧译法国伯希和《评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文》一文里也说“道院长Palladius曾将此记全文译为俄文（1866）”[22]；而陈正祥先生也说“俄国驻北京总主教Palladius首先将其译成俄文”[23]；就连大名鼎鼎的陈垣教授都称巴拉第为“主教”[24]。诸位先生之所以对巴拉第·卡法罗夫的神职品秩的称谓如此混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关乎东正教的内部神职品秩问题，不能随便。可见，问题虽小，实有辩证的必要。首先，自从1715年俄国向中国派驻第一届东正教布道团以来，它的首脑一直称为“修士大司祭”，直到“1922年，国外东正教主教公会决定成立北京主教区，以英诺森为首的第十八届俄国传教士团成为俄罗斯国外东正教会的一个主教区管理机构，英诺森被任命为该主教区高级主教，后又晋升为都主教”[25]，也没有称为“总主教”的惯例；其次，因为北京布道团不同于俄罗斯国内的“修道院”，因此，它的领导人也没有称为“道院长”的惯例。巴拉第·卡法罗夫第一次入华，为十二届北京布道团的“修士司祭”，第二次和第三次为十三，十五届布道团的“修士大司祭”。 稍后，1867年，鲍梯（M.Pauthier）将之翻译为法文。但由于所依据的仅是魏源的《海国图志》的节本，并且其中许多地方错译，以至于“许多文词都令人不明白”[26]，因此，在西方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不值一提。由于笔者无法看到这个法文译本，只能姑且采信诸家之说。不过，肯定看到了这个译本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说“Pauthier别有一篇研究，然缺陷甚多”[27]。这里，提“研究”，而不提“翻译”，可能是翻译带来的问题。但足以说明，鲍氏的译本确实不值一提。 最值得一提的是1866年出任俄驻北京使馆医生的贝勒士奈德所译的英文译本。收入其所著两大卷《中世纪研究》之中，于1887年在伦敦发表。而《长春真人西游记》英文译本则载于其第一卷中。但香港陈先生记载稍异，说该英译本先发表于《中国中世纪游记》一书中，“稍后又收入《中世纪研究》的”[28]。但诸家均无此说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该书于1910年曾经重版，现在北大所收藏的就是该版本。当然，这种琐碎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后来张星烺注解《长春真人西游记》时“所有外域地名，路线考证，鄙人多偏取白莱脱胥乃窦之注”[29]，可见该译本影响之大。 再就是A·Waley的英文译本，于1931年出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于当年写《评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文》，刊于《通报》1931年卷，说“译者叙说除关于丘处机李志常之参考必须资料外，对于若干道家宗派曾发挥新说，并采日本学者H·Kunishita之研究，说明1214年同1219年以来蒙古人与中国北方佛教僧人之关系。叙述简明，在西方读者视之，不乏新趣。记文全译，唯将处机诗咏删削，盖非专门读者不能感有兴味也···译文大致尚佳，地名，人名虽多考订不误，然尚有若干难题，不能不使人发生异议”[30]。 现在的问题是，其他译本与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译本之间有何关系？首先，Pauthier的法文译本，直接译自《海国图志》节录本，和巴拉第·卡法罗夫译本毫无关系，在西方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至于贝勒士奈德的英文译本，则不但在东、西方影响均很大，而且和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译本有密切的关系。就时间上说，贝勒士奈德于1866-1883年间任俄驻华使馆医生，而巴拉第·卡法罗夫也于1864-1878年间，任第十五届俄驻北京布道团的修士大司祭。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密切联系，以致相互切磋汉学研究。1867年11月4日，贝勒士奈德向Ф·Р·欧斯金-莎克恩报告自己在中国首都的新相识，其中就提到了当时沙俄驻北京东正教团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说“我不打算罗嗦他作为一个人和学者的高尚品格，在北京，所有的欧洲人，中国人都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他，无疑是一部有关中国的活百科全书，所有人都认同，在北京没有人像他那样完美而准确地知悉中国及中国的事情”[31]。也许由于这种良好的私人关系，所以，在汉学研究方面，这位不安分的医生受巴拉第的影响很大，埋下了他们之间学术联系的伏笔。法国伯希和说“Bretschneider又从俄文本节译为英文，常附有重要注疏”[32]。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说贝勒士奈德所译的英文译本是以巴拉第·卡法罗夫俄文译本为基础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当时除巴拉第·卡法罗夫俄译本外，还有第二个可参考的俄文译本。因此，综合分析，伯希和在这里所讲的“俄文本”，应该就是指的巴拉第·卡法罗夫译本。为了彻底弄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我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了贝勒士奈德的英文译本。不同的是这个译本不是1888年伦敦版，而是1910年伦敦版，重要的是两个版本内容一样。《长春真人西游记》仍在该书第一卷内，共73页（从35至108页）。作者在序言里果然明确说，他的英文译本是依据巴拉第·卡法罗夫俄文译本翻译的，但是并非全部转译。巴拉第·卡法罗夫俄文译本里面有关丘处机的诗，以及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道教徒之间的对话都被省略了[33]。还有，书中有关长春真人去世后道教发展事迹的记叙也被省略[34]。实际上，这个英译本只能说是对巴拉第·卡法罗夫俄译本的一种失真的转译，或者干脆叫“编译”更恰如其分些。因此，后来苏联学者Н.Ц.蒙古耶夫干脆说“E.贝勒士奈德对《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意译，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巴拉第·卡法罗夫著作基础上的”[35]。而就是这个英文节译本，几乎影响到了后来东、西方所有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所有这方面的研究成就，都与之有密切关联。而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巴拉第·卡法罗夫对世界汉学研究的影响。他的俄文译本，不仅成为中俄文字之桥，而且还成了西方与中国的文字之桥。 不过，还有一个信息值得一提，就是香港陈正祥在其大作里说“1886年，Gerald C.Wheeler和Semen Rapoport将Palladius的俄文本转译成英文”[36]。但是，没有关于这个译本的任何其他消息。不知陈先生何所本！如果这个英译本在西方产生了影响，那么，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巴拉第·卡法罗夫在国际汉学界的影响。 至于1931年Waley的英译本，据陈正祥所说，该译本主要根据王国维的校注本翻译，行文很美，但注解很少，而且把所有的诗都删掉了。卷首有一幅地图，系采自贝勒士奈德的英译本。不过，对我们来说，最感兴趣的是，根据作者前言所记，原本以巴拉第·卡法罗夫俄文译本为基础翻译，但当时中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如王国维等已经对该书进行了近代的、科学性的考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相对来说，七十多年以前的巴拉第·卡法罗夫译本，特别是其中的考证注解大都理所当然地显得过时。因此，顺从这种学术逻辑的发展，Walley改以中国学者的版本，主要是王国维的校注本为蓝本进行翻译。但不管怎么样，巴拉第·卡法罗夫的俄文译本对Walley曾有过一定的影响，当确切无疑。而且，遵从学术逻辑的发展，这也丝毫不影响我们肯定巴拉第·卡法罗夫译本在当时的重要历史价值。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所有这些外译本中，只有巴拉第·卡法罗夫的俄文译本是最全的译本，是完全忠实于中文原文的译本。 （三）浅析巴拉第对《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注释 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试图通过比较巴拉第·卡法罗夫与诸家对《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注解，来凸现巴拉第·卡法罗夫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于中俄文字之交的历史意义及其在俄罗斯汉学史上的价值。因为，对于汉学研究来说，学者们的研究心血往往主要通过注释来体现。 首先，从注解的条目数量上看，巴拉第·卡法罗夫俄文译本的注解有洋洋600条之多；而贝勒士奈德的英文译本则只有200条；近人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本共有注解174条；而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本则有注解127条。至于比较齐备的陈氏《中国游记选注》本，也只有注解209条。相比之下，巴拉第·卡法罗夫译本的注解在数量上就远远凌驾于诸家之上，要详备得多！ 下面，我们用表格的形式来比较一下三家最有代表性版本的注解内容。其中，巴拉第·卡法罗夫俄译本简称巴本，贝勒士奈德的英译本简称贝本，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国语本简称张本。所列注解序号，皆为各家原注解序号。俄，英语均还原译为汉语。很显然，之所以选择这三种版本，是因为这三种版本具有典型代表性。在西方学术界，毫无疑问，巴拉第·卡法罗夫的俄文译本和贝勒士奈德的英译本都被公认是最杰出的。在中国，张星烺先生的注释本也是流传最广，学术性较强的版本。最主要的还是他们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学术逻辑发展的关系。
一方面，巴拉第·卡法罗夫翻译的是全本。所有内容包括重要诏书等历史资料，还有那些道教气味很浓的诗歌，以及长春真人去世后道教的发展情况等，事无巨细，逐字逐句，翻译齐全,所作注释自然就最丰富。而贝勒士奈德的英译本，则除了把所有诗歌都省略外，还将长春真人去世后有关道教发展的内容也给省略了。至于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本则虽然没有省略文句，但却立足于贝勒士奈德的英译本的注释基础之上，非但没有增加注释，反而省略了其中的部分注释。例如，有关“道教知识”类的注释基本上包括在诗歌之中。巴拉第·卡法罗夫对此作了136条之多的注释，而相对而言，贝勒士奈德的英译本就只有7条注释，而张星烺则只作了1条注释； 另一方面，他们翻译或注解此书的出发点虽然大致相同，但对此书的总体看法却有不同。翻译和注解此书的出发点主要是因为该书所记涉及蒙古，中亚的历史地理，文物风俗，为后人研究这些问题不可或缺的，而且较为真实的材料。但是，他们究竟怎么认识这本书的价值？巴拉第·卡法罗夫认为“长春不仅仅是一个旅行家，同时还是一位建宗立派的道教首领，和大部分道教学者总之和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样，他还是一位诗人”[40]。这充分说明，巴拉第·卡法罗夫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这本书的。既然他认为，长春子既是旅行家，又是宗教家，文学家，一身三任，自然而然，这本书也就不仅是本游记，而且还是本道教典籍，还是本穿插着优美旋律诗歌的文学典籍。由此推论，这本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价值，同时还具有道教史的研究价值，还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价值。所以，他才不厌其烦地详加翻译，详加注释.而身为医生的贝勒士奈德，则明确说“想到这位年高德劭的旅行家，在经过长久而艰难的旅行回到自己的祖国时，我突然人为中断了他的冒险故事。西游记所述说的长春传记直到他去世,但是他去世后的事情我一点也不感兴趣，显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41]。可见，他仅仅把长春子看作是一位旅行家而已，当然，《长春真人西游记》也就仅仅是一部旅游札记而已。接下来的张星烺把该书列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里刊出，不用多说，和贝勒士奈德如出一辙。也因此，他们当然就用不着去花精力翻译和注释那些与历史地理无关的内容了。相比之下，巴拉第·卡法罗夫的眼光确实非常独特,说比贝勒士奈德和张氏要高出一筹，大概一点也不为过！ 从注释所占比重来看，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注释基本上是多方并重。其中历史、人物，政治类共182条，占33%略多；地理、地名类共161条，占23.5%；道教知识类共136条，占23%；天文、时间类共64条，占11%；其他类共57条，占9.5%。主要内容即历史，地理，道教知识等所占比例基本平衡。再看贝勒士奈德的注释。其中历史、人物、政治类共64条，占32%；地理、地名类共96条，占48%；道教知识类共7条，占3.3%；天文、时间共6条，占3%；其它共27条，占13.5%。至于贝勒士奈德的翻版张氏，他们自然如出一辙。历史、人物、政治类共27条，占21%；地理、地名类共75条，占59%；道教知识类共1条，占0.8%；天文、时间类12条，占9.4%；其它类12条，占9.4%。可以看出，他们的注解明显失衡，主要偏重于历史地理方面。也就是说，巴拉第·卡法罗夫既以一个历史地理学家的身份来研究该书，同时又是以一个汉学家的身份在认真注解该书，以便让一般俄罗斯民众都能读懂这本文采斐然的著作。以至于许多注解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太平常，简直没有必要。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俄译本是给俄罗斯学者看的，同时也是给一般俄罗斯人看的，这样，如此详备的注释，就显得非常必要，而且非常重要了。而贝勒士奈德和张氏则纯粹是以一个历史地理学家的身份在研究该书，在他们眼里，该书仅仅是研究古代蒙古，中亚历史地理以及中国和中亚交通的资料。这样，注释专有术语名词，就成了他们的使命了。因此，我们说，巴拉第·卡法罗夫所进行的是一种文化性质的汉学研究，而贝勒士奈德和张氏所进行的仅仅是一种狭窄的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 值得庆幸的是，不论是巴拉第·卡法罗夫，还是贝勒士奈德，抑或张星烺，他们都是严肃的学者，他们在研究该书的过程中，都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就。在此，限于篇幅，我们仅用举例的方式来说明。 首先，巴拉第·卡法罗夫在翻译和注解《长春真人西游记》时，特别注重年代的考证。凡是年代，他几乎毫无例外地进行注释。当然，考证古代中国的年代，非常困难。因为，要考证年代，就必须熟悉古代中国的天文律法知识。古代中国人表示年代，循环地使用天干地支，以及一些很特殊的专有名词。对于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正统教育的外国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但从注解可见，很显然，巴拉第·卡法罗夫已经非常精通古代中国的天文知识。该书涉及的历史年代共有九个：注4（“己卯”—1219年），注9（“辛巳”—1220年）[42]，注10（“甲申”—1224年），注14（“戊子”—1228年）[43]，注24（“戊寅”—1218年）[44]，注354（“壬午”—1222年）[45]，注482（“乙酉”—1225年）[46],注517（“丙戌”—1226年）[47],注542（“丁亥”—1227年）[48]。其中只有注9（“辛巳”—1220年）出错。原文是“语以三载，时辛巳夹钟之月也”[49]。这里的时间应该是“1221年2月”。但巴拉第·卡法罗夫却注为“1220年元月”。年代的错误岂不去说它，可能是误写，因为他在后面注168“辛巳”为1221年[50]，没有错。问题出在“夹钟之月”。可能他没有查赫懿行的《尔雅义疏》之类的书，所以出错。至于贝勒士奈德，很明显，他的注解主要是关于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没有去注意年代。书中所有年代，一律直接变成了公元纪年,看得出完全从巴拉第·卡法罗夫俄译本转译而来。前例“夹钟之月”仍被译为“元月”[51]，跟着错。其实，《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之被认为记载确实，并且对《元史》有补正作用，年代问题恰恰是其关键。张星烺说“长春真人亲至西域，目睹成吉思汗各次战事，记载确实，大可为研究《元史》之助。太祖西征年代，各书多参差不一，大可借此以校正各史之误也”[52]。例如，“己卯”—1219年，《长春真人西游记》载，五月，成吉思汗在乃蛮国兀里朵，这和拉施特《史记》记载相符。而《元史·太祖本纪》记载则下移一年，显然错误，当借助《西游记》改正。巴拉第·卡法罗夫之所以对年代的考证倾注如此精力，理由当不外如此，可谓独具慧眼。 其次，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沙皇俄国和中国的关系主要是通商和通使关系。因此，特别需要对中俄之间诸如蒙古，中亚地区的地理历史情况进行考察和了解，而巴拉第·卡法罗夫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多少是为了这个目的。因为《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记载的信史，主要是有关元代蒙古，中亚的历史地理情况。也因此，不论是巴拉第·卡法罗夫，还是贝勒士奈德，抑或张星烺，都很注重其历史地理方面的阐释，所占注释的比重都很高。相对来说，在这方面，巴拉第·卡法罗夫所作的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是开创性的。因为，在他之前，就算中国学者，注意该书并作历史地理简要考证的也仅四人（即徐松，程同文，董佑诚和沈子敦）。所以，巴拉第·卡法罗夫以六百条注释来注解该书，毫无疑问，属开创性的科学工作。具体来说，如果把巴拉第·卡法罗夫与贝勒士奈德及张星烺对该书的历史地理学注释作个比较，那么，我们会发现： 一方面，巴拉第·卡法罗夫的历史地理学注释在数量上明显多于贝勒士奈德和张星烺。前所列表格既是明证； 另一方面，注释方法和考证结果大同小异。他们都曾援用《元史》和稍后于长春真人西游的另一位旅行家张德辉的《塞北纪行》作为考证的佐证。 例如“野狐岭”： 巴拉第·卡法罗夫俄译本注171：“分界岭，本身因野狐而得名。但在张德辉的《塞北纪行》里却写成扼狐岭。很明显，野狐或扼狐都来自蒙古语，意为大”[53]。 贝勒士奈德英译本：“岭，在汉语里是‘隘口’或‘山脊’的意思。野狐隘或野狐山脊位于膳房堡口北五里，是长城边的一个隘口，为张家口以西第一隘。十三世纪中叶的中国旅行家张德辉，曾离开北京前往哈喇和林旅游。他那被保存下来的游记，已经由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翻译成俄文，于1867年发表于‘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论文集’。而该书的英文译本于1875年由Schuyler完成发表于‘地理期刊’上。张德辉旅行之初，走的路和长春子一样，但称这个隘口为扼狐岭。野狐或扼狐大概源于蒙古语，意思是大”[54]。 张星烺注：“野狐岭，张德辉《塞北纪行》作扼狐岭，岭在膳房堡口北五里，膳房堡口在张家口西，第一隘也。《元史》卷一：‘太祖六年辛未岁二月，帝自将兵南伐，败金将达实于野狐岭’，所谓战场，即此也”[55]。 做个比较，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注解相对简略，但比较模糊，不如贝勒士奈德和张星烺详细准确。但是，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每个注解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之间密切联系着。如果我们再往下看，注解177“抚州”就说“沿着隘口经过野狐岭，一片广阔的平原展现在面前，虽然没有森林，却有丰富的水草；它向东向西延伸到很远，往南则和长城岭相连，往北则和一片低山相接，与荒原隔开。”就是说，野狐岭在抚州以南。不过定位方向不同，其实无多大差别。 但综合地看，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这部分注释，较少引用他人的著述以为旁证。而后来的贝勒士奈德，特别是张星烺，某些注释往往大量引用他人著述，特别是十三世纪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的《史记》以为旁证，这样使得他们的考证相对精当一些。像巴拉第·卡法罗夫将陆局河所积水海，考订为贝尔池[56](见注202条)，就是错的，应为“今之呼伦池”[57]。这也完全符合学术历史的发展逻辑，我们不用苛求巴拉第·卡法罗夫。况且，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许多考证都是非常精当的，随手可举。如考“抚州”之故址在今之“合喇巴喇合孙”（即Khara balgasun）[58]；考“鳖思马”为“别失八里，即今之乌鲁木齐，1331年称为别失八里”[59]等等，都为后来西方考古家克拉勃罗德（Klaproth），中国学者魏源，洪均所认同[60]。 再次，巴拉第·卡法罗夫号称一部有关中国学问的“活百科全书”，这充分体现在他对《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所作的有关“历史、人物，政治”和“道教知识”的注解中。这两部分注解的分量和有关历史地理学部分的注解分量相当，特点是内容丰富，简单明了，考证有据。而且，重要的是，巴拉第·卡法罗夫这两方面的注解，几乎绝大部分都很精当，错误不多。 先看“历史、人物和政治”类。例如： 注34“刘仲禄”条“一个依附于蒙古人的金人。根据佛教反对道教的辩论文集《辩伪录》，他耍手段使成吉思汗堕入早就准备好的圈套中”[61]，即简练，又生动。至于元代佛道之争是否和刘仲禄有关，就另需考订了。我们只知道这个人是成吉思汗和长春真人联系的中间人，是同情欣赏道教的。 注588“茅庐三顾”条“刘备，汉室嫡系后裔，曾三次造访三国时代著名的战略家诸葛亮所住的茅庐，并最终说服了他”[62]。用这一句简单的话来解释这个千古流传的感人故事，虽然失去了许多文学趣味，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却非常明晰准确，十分便于外国人理解。 不过，无论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汉学造诣有多高，他始终是个俄罗斯人，时或犯一些习惯观念的错误。如： 注598“圣旨”条“是皇帝的命令或者信件，二者均用命令式的汉语笔调写成，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可信”[63]。古代中国的圣旨专指皇帝的命令，不具有信件的含义。但在沙俄，皇帝也写信。因此，这样来解释自然带有外国人理解中国的痕迹。 至于“道教知识”类，基本上是开创性的，我们也可以举例说明。 注47“仙鹤”条“被道士们奉为神鸟，长生不死；有道之士乘着他们遨游太空”[64]。 注121“符”条“一般来说，指道教具有魔力的神秘符号。此处文中的符当意味着被赋予了神圣力量的特殊图形”。 可见，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解释不但精炼，而且准确。十分便于西方人了解中国道教文化。 不过，和一般学者一样，巴拉第·卡法罗夫的科学研究也时或受情感影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过失。如他多年研究佛教学问，造成一种情感偏向，所以注解上倾向贬道，反而出些问题。如： 注112“三清”条“高耸于整个宇宙之上的三清天界；这是对佛教宇宙学的仿制；与三种佛相对应，在那里居住着三种道教神：圣，真，仙”[65]。道教的经典许多确实是仿佛教经典而作，但具体到神系“三清”是否也仿自佛教，就值得考证了。巴拉第·卡法罗夫此注无疑带有尊佛轻道的情感因素。像这样的例子还相当多。 但总的来说，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注解是他研究的结晶，充分体现了他深湛的汉学功底， 也是他为中俄文字之交所作贡献的具体体现。和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注解相比，贝勒士奈德和张星烺的注解就差之远矣。 临结尾，还说两句并非多余的话： 一， 巴拉第·卡法罗夫的六百个注解中，有相当一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必要的。像 注30“宋”；注59“辰巳间”；注60“庵”；注82“春秋”；注101“望日”；注128“元帅”；注130“中秋”；注185“清明”···等等，一般中国人都能理解，不需要注解。无论如何，这也算是张星烺先生注解少的一个原因吧。但正如我前面所说，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巴拉第·卡法罗夫所作的这些注解就非常必要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作评价，并非以数量取胜。 二，巴拉第·卡法罗夫在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过程中，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来进行的。他在自序中就说“不能忽略西游记的一些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是所有中国僧侣到中国境外旅游札记先天所固有的毛病。···有关长春与成吉思汗之间关系的，一些先前的公文文件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66]。事实上，他就是怀着这样的批判态度来译注此书的。如注83“风沙”条“风与沙，是沙漠地区的常见现象；而另外的版本写作风霜，误”[67]。原文为“师闻行宫渐西，春秋已高，倦冒风沙，欲待驾回朝谒”[68]。是时已经是农历二月底，长春西行，只会碰见“风沙”，而不可能碰见“风霜”。所以，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订误是有道理的。对此，我们不能不由衷地佩服他治学的这种批判精神。而这种“批判精神”正是俄国近代汉学学派“瓦西里耶夫学派”的本质特色[69]。所以，我认为，如果近代俄国汉学界确实存在“瓦西里耶夫学派”[70]，那么，巴拉第·卡法罗夫理所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子。 [1] .《元史·释老志》。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二十五史》，卷九，第7756页。 [2]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263. [3] .《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卷八第455页，另见冯承均《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95年，商务印书馆，五编，第62页。 [4]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1976年，中华书局，第70-71页。 [5] .方豪《中西交通史》，1987年湖南岳麓书社版，下卷第506页。 [6] .《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卷八第594页。 [7] .《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卷二第219页 [8]. 范希增《书目答问补正》。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30页。 [9]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263. [10] .张志哲《道教文化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09页。 [11] . E.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V.1,p.36,1910,London. [12]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380. [13] .E.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V.1,p.36,1910,London. [14]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432. [15]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1980年，中华书局，卷十，第121-123页。 [16] .《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方士部》，512册第2-3页. [17]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1976年，中华书局，第70页。另见陈正祥《中国游记选注》，1979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第一册，第55页。 [18]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262. [19] .冯承均《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95年，商务印书馆，五编，第62页。 [20] .冯承均《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95年，商务印书馆，五编，第63页。 [21]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1976年，中华书局，第71页。 [22] .冯承均《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95年，商务印书馆，五编，第29页。 [23] .陈正祥《中国游记选注》，1979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第一册，第55页。 [24] .《陈垣学术论文集》（二），1979年，中华书局，第109页。 [25] .戴桂菊《关于俄国来华传教士团的历史定位问题》。见2004年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网站资料。 [26] . E.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V.1,p.36,1910,London.} [27] .冯承均《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95年，商务印书馆，五编，第29页。 [28] .陈正祥《中国游记选注》，1979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第一册，第55页。 [29]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1976年，中华书局，第72页。 [30] .冯承均《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95年，商务印书馆，五编，第29-30页。 [31] .Известия имп.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1868г.географ.известия, №1(5 марта 1868г.),стр.25-26. [32] .冯承均《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95年，商务印书馆，五编，第29页。 [33] . E.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V.1,p.36,1910,London. [34] . E.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V.1,p.107,1910,London. [35] .См.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части 2,Москва ,1979г.стр.5 [36] .陈正祥《中国游记选注》，1979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第一册，第55页。 [37]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380-434. [38] . E.贝勒士奈德英译本所有注释均为脚注。E.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V.1,p.35-108,1910,London. [39]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76年，中华书局，第五册，第70-156页，《邱长春及<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注释，均列各自分小节之后，故不著编号。 [40]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264. [41] . E.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V.1,p.107,1910,London. [42]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381. [43] .同上注382页。 [44] .同上注383页。 [45]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412. [46] .同上注424页。 [47] .同上注426页。 [48] .同上注429页。 [49] .同上注266页。 [50] .同上注395页。 [51] . E.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V.1,p.42,1910,London. [52]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76年，中华书局，第五册，第145页。 [53]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396. [54] . E.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V.1,p.45,1910,London. [55]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76年，中华书局，第五册，第87页。 [56]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400. [57]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76年，中华书局，第五册，第89页。 [58]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397. [59] .同上注第406页。 [60]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76年，中华书局，第五册，第101页。 [61]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384. [62] .同上注第433页。 [63]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434。} [64] .同上注第385页。 [65] .同上注第389页。 [66] .同上注第262页。 [67] .同上注第387页。 [68]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76年，中华书局，第五册，第76页。 [69]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199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第81页。 [70] .关于这个问题，在俄罗斯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参见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ⅩⅨ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Москва,1997г. стр.3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