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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中年，告别的情景就多起来。过去的两年，尤其是个告别的年代。 张芝联先生，是北大历史系太老师一辈中我惟一熟悉的一位。前年驾归道山，屈指算来，没几天就是两周年了。 现在特别后悔的是，到北京这些年，尚未拜谒过芝联先生。这也不全是不懂事，而是事出有因。我是“非典”出现那年的年初到北大的，如果不是消息知道得滞后，或许就不会到京工作了（川大是我的母校，待我极厚。当初因公事上与校领导产生歧异，不得不引咎辞职。若知“非典”在北京肆虐，自然不会马上动身。而不久校领导就换届了，新“领导班子”对学术的态度与前不同，很可能就没有走的必要了）。我到京没几天，公众对于“非典”就从不知情到知情。消息一公布，人与人的当面交往乃成为忌讳，所以从父执到长辈到朋友，全都未敢打扰。 好几个月后，禁忌解除了，事情也多起来。迁徙之初，谒长辈拜师友乃人之常情，一般人多会将此排入日程。时过境迁，渐入常规工作程序，拜客便从常事转变为非常之事了。如今我这年龄层的人，始终很忙，总是在赶做已经逾期的事。有人曾说我手快，其实也多靠积累。即使这样，经常还是赶工不及。结果，连在北大及附近的父执，均未曾请安。失礼之至！其余老师亲友等，大部分也都只是电话问候而已。有些很敬重的前辈，以前恐怕找机会也要去请益，如今所居近在咫尺，竟也未曾拜谒请教。 以芝联先生的年辈，本是到北大应当最先拜谒请安的，自然也因“非典”而延后。事情一拖，往往就会再拖；总以为还有机会，终于淡化到没有机会。这一点，要经历了才能明白，能不深感遗憾！而之所以会拖，也因为芝联先生身体太好，对他的弃世，全无思想准备。“非典”的危险解禁不久，我到历史系办事出来，忽见一长者骑自行车翩然而至，见面径呼：萝卜丝，你来了怎不来看我！我和芝联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博士”似乎还是尊称，所以有人以罗博士之名衔把我介绍给他。我对先生景仰已久，彼此一见如故，从此先生就以萝卜丝称我。 那时芝联先生似已年过八旬，骑自行车的车速可不低，所以人人都以为他定能成为百岁寿星。正因他体健如中年，此后也曾多次想去拜谒（我曾想为他做口述史，因先生出自世家，知道各方面的事情真多），又总是因事推延；反倒是先生请人来讲学，还命我去陪宴。偶尔碰见高毅兄，也从他那里得知一些先生的近况。后来知道先生已不能骑车了，身体却没什么特别不好的征兆。然而……竟然…… 张芝联 像 李媛 绘 从小学开始，在我的受学和成长经历中，遇到很多非常好的老师，总觉得比其他人更为幸运。后来自己也教书多年，深知师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自以为尊师内存于心，外则或更体现在重道；至于日常的请安趋奉，向来做得很不够。过去从芝联先生的言谈和论著中，获益良多。虽无拜入先生门下的荣幸，心里一直以师视先生，然而却未曾做到以师事先生。现在回想，甚感愧疚！我知道先生是相当洒脱的人，或不以为不敬。也常常这样安慰自己，稍释心头的遗憾。但在自己这一面，做得不好就是不好，是不可推卸的。也只有增强修养，继续朝着善的方向努力吧。 以今日世俗标准看，芝联先生生前，是颇有些名衔的。然以先生的资质、学养和境遇看，他的一生不能说很顺遂，恐怕还常有不如意之事。在与先生次数不多的见面中，先生却总是乐呵呵的。据说先生常以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一语勉励年轻人，这大概也是他自勉的箴言。若说对待生活境遇，则先生似常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态度处之，真正做到了人不知而不愠，总能乐而忘忧。 我的感觉，芝联先生的重要性，可能尚未得到学界和他执教处所的足够重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在组织安排下从事世界史教学研究的，好多都是改行（我们所谓世界史，其实就是外国史，那“世界”并不包括中国，故改行也真彻底），颇不乏学贯中西者。即使非改行者，好多人的中学修养也常远过于今日中国史的专家。不仅张先生那一辈，再年轻些的，如大学本科时教我最多的顾学稼师和稍后启迪我甚多的罗荣渠师，都被认为是当行的外国史专家，然其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基本功，并不让同辈的中国史专家。 不过，放眼古今中外，本是从清季开始形成的学风。其间虽以尊西趋新为时尚，早年那些提倡不读中国书的尊西者，自身的中学根柢实深；而被视为文化保守之人，又常常显示其西学修养不差（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言保守）。到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眼界开放逐渐蔚为风气，造就出一批目光四射的学人。他们那种上下左右的全局眼光，与今日目不斜视的学风，真是大相径庭。如果不是世事坎坷，那一两辈人中，是很应当出一些学术大师的。 对眼界真正开阔者而言，改行本不甚难，也并非全无好处。不过转换领域之后，要能出口成章，也还有一个适应和积累的过程。愈是治学严谨之人，这一过程愈不会短。人生精力是个常数，用于此即少于彼，所以五十年代那批从中国史转入“世界史”的，著述都相对较少。 以今日讲究数量的标准，芝联先生或也近于述而不作一类。然而先生每一论著，不论长短，常常看似随意，却无不透出长时段远距离的睿见。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可能是中国最了解外国史学新进展的，对其利弊的认识，也最深入。在我记忆中，先生评介法国年鉴学派的时候，国人还很少听说过这一名目。且先生并不仅把外国介绍到中国，也常出入于国际学界，以睿智隽语著称于世，向外国展现了中国学人的琅琅风采。 傅斯年曾说，与人交谈一刻钟，便可知其职业。真正的内行，出语便知深浅，片言可决高下。那种言谈间所获得的尊重，常不是几篇文章几本书所能做到的。以我们今日尊西的风气，张先生所得外国一流学者的仰慕，是很可以吓唬人的；尤可以据此“证明”自己而“说服”尊西的领导和同行，以获取所谓社会承认。然芝联先生意不在此，倒是利用他与外国一流学者的交往，送了不少年轻人到西方名校读书（这方面，那些有缘受惠之人比我所知更多）。 不知是否有什么预感，芝联先生在2007年将其主要论著整合起来，分类编成《我的学术道路》、《二十年来演讲录》、《中国面向世界》、《法国史论集》四书（均三联书店出版）。几本书都不特别厚重，而意蕴则均甚悠远。四书编排之中，隐约可见从个人之身、家到国与天下的传统思路，既兼容而并包，又有专攻之术业，很能体现先生学养之所在，是珍贵的文化和学术遗产。 姚鼐曾说：归有光“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或许是文史视角不同，从史学眼光看，这话恐有些不入流，甚至暗中“污蔑”了司马迁——《史记》焉有“不要紧之题”，又岂长于把“不要紧之语”说得风韵疏淡！惟另一位司马公，还真善于就看似不要紧的题目说语不惊人的平常话，却能意境深远，而又风韵疏淡。芝联先生于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深有会处”，是无需我提醒的。 正因中西修养深厚，先生最长于把意境深远的平常话说得风韵疏淡。对那些中西学问均浅尝即止，又乐于追逐惊人之语、偏爱口吐真言式表述的时辈和后辈，这恐怕只露出几许“浅显”。其实，作艰深语以惊他人，并不费难；以平常言表学养，最是功力。盖言须有物，而辞贵达意。“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或许太过虚悬，若真说出了什么，却语不必多，贵在“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裴度语）。 今日雅俗分途，渐行渐远；相知须待，共赏难期。学界最常见的，不故为深语，便肆出村言，而意境全无。以云淡风清之言，表幽玄高妙之意，即使仅欲一睹，也已是可遇而不可求了。展卷思人，不免望洋兴叹！以意逆志，从其一生遭际，又可知先生不止治学清雅，更重在教书育人。芝联先生出于教育世家，在教育方面，不仅坐而言，也曾起而行；自己作过光华中学校长，后长期在大学任教，对办教育既有经历，也有思考。 先生晚年最投入的，是想要恢复我们应称太先生的张寿镛老所创办的光华大学。似乎有一批当年的校友，筹措了足够的复校经费；张先生为此四处上下奔走，不遗余力，终未能如愿，只是在各大学中留下了一些以“光华”命名的学院。当年的私立大学不少，而光华大学的规模实不算大，校友亦不以众多著称，却能疏财兴学、筹足复校经费，足见该校尊师重道的校风，已熏染出深厚的凝聚力。芝联先生的努力，不仅是作为创办人的后裔而尽孝，恐怕也是希望这样的校风能长留世间吧。 先生对大学教育有着深入的思考，也曾多次向“有关方面”建言。前几年还特别提出大学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方向，院系、专业亦然。不能大而不当、没有特点。这一睿见，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状况，即没有那么多资源来支撑“大而全”的办学倾向。“就是有资源，还要有好老师才行”；而严酷的现实，恰是“全国各高校都缺好的老师”。 如今大学里的定位，似乎是领导管理、教授治学。后者是从“教授治校”转出，一字之差，转变不可谓小。有些教授对此很是不满，我个人倒觉得，以今日教授的水准，真要让他们练习“治校”，还未必就能更好（或也不至于更差）。芝联先生似取折衷的意见，希望大学领导能了解自己的队伍，也就是大学的老师。这些人好比打过仗的老军人，经历过各种事情。大学朝哪个方面走，领导最好多听老师的。（以上两段参见吴志攀：《回忆与张芝联先生的一次谈话》，《读书》2008年8月号） 后一说只能算是期望，前一说可真是一语破的！我们从院系到学校的各级领导，向来都好大喜全，在全国都缺好老师的前提下，出现三流学者任学科带头人的窘境，亦良有以也。我有时也在窃想，如果张先生所说的能见诸实践，北大或别的什么大学的面貌，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最后让我抄一段深情的话： 一位曾经当过中学校长的历史学家，一位用典雅的英语和法语介绍中华历史文化到外国去的学者，一位九十高龄还伏案为自己的父亲写传记的孝子，一位临终前还在思考北大发展特色、发展方向的教授，一位在校园里骑着老式“28”自行车飘然而过的老人。他带走了一段九十年的历史，带走了北大最令人心醉的一幅风景。但是，他的学问，他优雅的风度，他的真知灼见，还有他对大学的理想，将在我们这个校园里永存。（吴志攀上引文） 这段话的作者也是大学的管理者，我衷心希望，最后一语不仅是愿望，也会是事实。则芝联先生在天之风采，必依然如旧，还是那样笑呵呵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