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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致康有为的信，以1903年发表于《苏报》、后收入《太炎文录》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最为知名，是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思想史的重要文献。而事实上，在戊戌政变后1898年底，章太炎曾致信康有为。因章氏在1899年1月13日的《台湾日日新报》（以下简称《台报》）上公开了康氏回信，并于按语中自述，“余于十一月上旬，驰书长素工部，其稿为同人持去，业登报章”[1]，故太炎致信康有为是十分确凿的。然而此信究竟何在，其具体内容究竟如何，迄今无论是关于章太炎的年谱、传记类作品，如《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太炎年谱摭遗》、《章太炎传》、《章炳麟评传》等[2]，还是章太炎的各种文集、选集、书信集，如《章太炎全集》、《章太炎书信集》[3]，抑或专门研究太炎旅台时期的文章，如日文的《〈台湾日日新報〉所載章炳麟論文について》、台湾方面的《章太炎与台湾》[4]等，均未予以明示。汤志均先生《〈章太炎年谱长编〉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至光绪二十五年五月》“惜原书未见”[5]之语，道出了世人原信难觅的遗憾之情。笔者发现，1899年1月1日《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第12版登载了未署名的《寄康氏书》，对照《康氏复书》及太炎按语，参稽太炎此时期思想及周边知识环境，可判定此《寄康氏书》正是章太炎致康有为的原信。 现试将原文点校如下，并予以考证。 寄康氏书 近有从清国党祸中逸出来台某名流，兹得其寄在京康氏书，披阅之下，颇有足见其衷怀者，因亟载之，以博江湖志士之一览焉。其文如左。 某白顿首长素先生足下： 祸变以来，未尝通尺牍，侧闻君子旅居蓬岛，文史之兴，蔚荟如昔。而仆亦蜚遯台湾矣。瘴疠之乡，士气啙窳，开化不易。幸与哲人同国而旅，得道殷勤、通情光于前（按：“光”字似当为“交”字之讹），譬黑白之丸跃出于器而必合者，是亦决疑数学之理也。虽然，先生之久淹于东国，则仆以为过矣。讲学者欲其聚，而处势者欲其散。善奕者之举棋必缤纷杂处，勿使麕集，而后人不得而制之。今叶赫氏之狡谋与吴濞隗嚣不异，匕首冲胸，祸不可测。处名都之中，而使盗贼得望之以为标帜，其杭隍不已甚乎（按：“杭隍”当为“杌陧”之讹）[6]？且一隅之地，羽翮未盈，无以纠合四方之精锐，神州腊毒，又非日本一旅行能拯也。有卓如在，则先生当西渡欧美，驰说其君相，而为之犄角矣。又闻礼堂诸贤与孙文相讼阋，闻之欷歔，益用增喟。天一琐隶耳（按：“天”当为“文”之讹），诚不足齿，然通于西方之情，游说者足以相依倚，抚而畜之则援也，不然则敌也。今之世可树敌乎？昔张苍水与郑延平处，一则为康，一则为鲁，所主不同而其交甚睦。先生其亦思于阋墙操戈之祸，而鉴夫芫华乌喙之用，则所以处此者，必有术也。迺者非律宾群岛有志公党矣，香港则又有革命党矣，闻皆门下高材之士散处四方以图兴复者，人之于先生，固已扶首来会，糜顶踵以殉之而不悔也。使益之以兼包并容，令马医祠袄之徒（按：“袄”当为“祆”之讹），一旦回面内向，厥角愿受教，以成震旦悦故之新种，其力不愈彍米（按：“米”当为“光”之讹）？若夫急则相救，缓则相斗，亲眤于一朝，而睽目于卒事者，此氏羗釐面之族所以不能与同德同力者争也（按：“氏”当为“氐”之讹）。先生岂其然乎？仆阘茸无行能，自覩变故，窜身海峤，交游隔越，顾景无耦，薄□昩爽之间，宛转几榻，怀不能已者，独震旦一发耳！夙于先生论事大符，而学业不能无同异，今海宇板荡，势益迫迮，不得不献其噧言以渎清听，不知先生将比之于士成绮之规老聃乎？其亦嗢而置之乎？ 某顿首，阴历十一月初三日。 （《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日汉文第12版） 章太炎1898年12月5日“从上海买棹安抵台北”[7]，因避戊戌党祸旅居台湾，任职《台报》，从逻辑上看，该信完全符合章太炎于此后与康有为通信交往的种种因果链条。 首先，该信内容与1899年1月13日刊布于《台报》的康氏回信吻合无间。《康氏复书》全文如下： 枚叔先生仁兄执事： 曩在强学会，辱承赐书，良深感仰，即以大雅之才、经卫之懿告卓如。顷者政变，仆为戮人，而足下乃拳拳持正议，又辱书教之，何其识之绝出寻常，而亲爱之深耶！台湾瘴乡，岂大君子久居之所？切望捧手得尽怀抱。驰骋欧美，乃仆夙愿，特有待耳。兼容并包，教诲切至，此事至易明，仆岂不知？而抱此区区，盖别有措置也。神州陆沉，尧台幽囚，惟冀多得志士，相与扶之。横睇豪杰，非足下谁与？惟望激昂同志，救此沦胥。为道自爱，书不尽言。 十一月十五日，有为再拜。[8] 此信寒暄之语中所谓“台湾瘴乡，岂大君子久居之所”，与《寄康氏书》作者自称“仆亦蜚遯台湾矣，瘴疠之乡”，正相呼应。康有为回信中主要谈了两个实质性的信息，一是表明“驰骋欧美，乃仆夙愿”，二是同意对方“兼容并包”的“教诲”，这亦正是回应《寄康氏书》的核心问题。《寄康氏书》为章氏原信，已绝无可疑。 《寄康氏书》劝康有为不要久滞日本（所谓“久淹于东国，则仆以为过矣”，“先生当西渡欧美，驰说君相”），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狡谋”刺杀康氏（“今叶赫氏之狡谋与吴濞隗嚣不异，匕首冲胸，祸不可测”），康氏处在大都市容易成为刺客的目标（“处名都之中，而使盗贼得望之以为标帜”）。此于康氏为最关切处。而“兼容并包”云云，亦关系着康氏的政治命运。康有为复信中同意“兼容并包”之教诲，若非发现上揭章氏原信，很容易推测章氏在信中劝康有为“兼容并包”，乃是希望康有为不计较彼此学术上的差异，并撇弃《时务报》时期章氏姻亲汪康年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争夺该报主导权导致的不快，对自己兼容并包。而康有为回信中的“相与扶之”，也很容易被理解为仅仅指与章太炎相善。因为发现了章氏原信《寄康氏书》，就会豁然明白章太炎实是期望康有为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兼包并容”，不要再“相讼阋”。康有为回信一方面强调在神州陆沉之际，“冀多得志士，相与扶之”，一方面也委婉指出，与革命党有罅隙非自己不懂得兼容并包，而是别有措置。 断定《寄康氏书》为章氏原信，尚有其他根据，即此信所涉及的信息，符合章太炎1898年12月抵台后，自身获取消息、思考与写作的现实脉络。 《寄康氏书》结尾标注写作时间为“阴历十一月初三日”，与《康氏复书》前章氏按语“余于十一月上旬驰书长素工部”吻合，亦与康氏回信时间“十一月十五日”匹配。《寄康氏书》按语称此信为“寄在京康氏书”，“京”乃是日本殖民地台湾对东京的称谓。《寄康氏书》在台写作，与康氏在日本撰写回信，相隔十二三天，康氏从日本回信（阴历十一月十五日指1898年12月27日），与该信在台湾刊出的时间1899年1月13日（阴历十二月初二），相隔十六七天，时间上是吻合的。 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即1898年（日本明治三十一年）12月15日，此前，《台报》上刊载了清廷密捕康有为的电报及介绍清国革命党的新闻，这显然构成了《寄康氏书》与太炎另一篇文章《清廷侦获逋臣论》的创作契机，也提供了其相关内容的依据。 《台报》明治三十一年12月11日日文第3版“电报”栏，刊发了12月8日从北京传出的电文《清廷康有為を追窮す》，内容是西太后发密旨，令驻东京的清国公使捕杀康有为。12月13日汉文第3版又登载了该电报的中文译稿，并加上一个令人耸动的标题《不死不休》，文曰：“去八日东京接北京电耗。以清廷西太后有发密旨于驻东京之清国公使，着谋缚康有为，若其不能，亦必设法杀之云云。”[9] 而12月16日（阴历十一月初四），《台报》汉文第3版刊发了章太炎署名“菿汉阁主”的文章《清廷侦获逋臣论》，公开批评慈禧太后密令捕杀康有为之举违背了国际公法，乃“穿窬草窃”的小人行径。文章起首即引用《台湾日日新报》12月13日汉文版《不死不休》，曰，“昨读《新报》有云，清廷西太后，密谕驻扎东京公使，令谋缚康有为，若不能，亦必设法杀之”。而文章结尾云，“为有为者，其亦慎所进止，以保万民倚赖之身哉”[10]，这是对康有为公开喊话，希望他谨慎避祸。《寄康氏书》也有此旨，并且也是由慈禧密令捕杀康有为所激发的。 这样，《寄康氏书》为久佚章氏原信不惟又得到了证明，而且其动机和主旨所由产生的现实语境也凸显出来。显然，从《台报》上获悉慈禧密派杀手逮捕甚至暗杀康有为的电报后，章太炎接连做了两件事：一是公开发文抨击清廷的卑鄙行径，即于12月16日在《台报》上刊发《清廷侦获逋臣论》；一是于12月15日私下给康有为写信，劝他西渡欧美，躲避刺客。《寄康氏书》中“叶赫氏之狡谋与吴濞隗嚣不异，匕首冲胸，祸不可测。处名都之中，而使盗贼得望之以为标帜，其杌陧不已甚乎”，与《清廷侦获逋臣论》里，章氏听传闻说刺客“爆药匕首已骈布于三神山之下”，语句、内容相通。虽然《清廷侦获逋臣论》的发表比《寄康氏书》的创作晚了一天，但创作总在发表之前，这两文可能都是12月15日所写，即阅读《台报》所载慈禧密令捕杀康有为一事后写作，《清廷侦获逋臣论》甚或略早于《寄康氏书》。 仔细观察，《清廷侦获逋臣论》与《寄康氏书》两文，拥护康有为、贬斥孙文的态度是完全相同的，对孙文领导的革命党及孙氏本人的评价亦高度一致。《清廷侦获逋臣论》认为，同样流亡在外，康有为与孙文如“舆薪”与“秋毫”（典出《孟子·梁惠王上》），康有为更为世人瞩目，又谓康有为“苟可赎也，人百其身”（典出《诗经·秦风·黄鸟》），而蔑视孙文的“医药小技”。《寄康氏书》骂孙文是“琐隶”、“不足齿”、“马医祠祆之徒”。这不但说明两文有深刻互文性，亦印证了章太炎这一时期“与尊清者游”，倾向于“革政”而非“革命”的立场。 当然，由于《清廷侦获逋臣论》与《寄康氏书》两文，作者心目中的隐含读者不完全相同，讨论处理孙文革命党的角度亦有一定的差别。 《清廷侦获逋臣论》计划公开刊登在日本殖民地台湾由日本人控制的《台湾日日新报》上，隐含读者包含日本当局。故章太炎举出英国处理孙文事件的先例，即清政府令驻英公使龚照瑗逮捕孙文，为“英人所迫胁”最终失败一事，与日本人处理清廷追捕康有为事件参照，强调康有为高于孙文的价值，希望日本当局学习英国人，对流亡的康有为予以保护。文章谓孙氏即使“鼓动黔粤之民，一旦果能揭竿而起，其有益于中国与否，尚未可知”，而康有为“百日之政，粲然见于记载”，有改良中国政治的实绩，一旦康氏再次“柄用”，换言之，一旦他保皇改革的政治诉求获得成功，将来中国政治的主导力必然在康有为那里；英国人能意识到孙文的可能价值，给予庇护，那么日本人就更应该重视康有为的地位了，难道“将竟听其陷入穽获而弗之救耶”？ 《寄康氏书》是章太炎对康有为说心里话的私人信件。太炎认为康氏应联合孙文革命党的力量，“抚而畜之”，为我所用。除孙文方面已向康、梁示好，伸出联盟的橄榄枝外，更重要的理由是，身在海外的孙文等人“通于西方之情，游说者足以相依倚”，有利于康有为在欧美开展游说工作，而革命党在海外又颇有势力：“迺者非律宾群岛有志公党矣，香港则又有革命党矣，闻皆门下高材之士散处四方以图兴复者”。这一股强大力量，招入麾下是援友，拒绝联合则成为劲敌。 恰好就在章氏12月15日写作《寄康氏书》期间，《台报》12月14日、15日日文第1版第1条连载了《清國の革命黨》一文，其内容是记者采访旧金山（日文“桑港”）清国革命党代表，赞扬他通晓宇内大势、诸国政策，载录其所详述的革命反满、颠覆清政府以实现自由与共和的目标；其间详细介绍了志公党，分布于广东、马尼剌、新嘉坡及桑港四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大约两万名经过训练、拥有武器操纵技能的壮丁党员，又提及其推进革命的具体举措等。由此可见，章氏《寄康氏书》中对革命派在海外发展的了解、对孙文“通于西人之情”的评价并提及“志公党”等，也当与阅读《台报》有关，哪怕是仅认识《清國の革命黨》一文中的汉字，亦不妨碍他掌握上述信息。 尽管都有拥康批孙的宗旨，《清廷侦获逋臣论》与《寄康氏书》描述孙文及革命派的视角也有所区别。一方面，由于康孙二人在海外有争夺外国政府支持以及海外华侨资源的竞争、利害关系，为了说服日本当局庇护康有为使之免遭逮捕，而担心日方弃康保孙，在公开发表的《清廷侦获逋臣论》中，太炎着重强调康氏百日维新的功劳，对同为海外抵抗势力的孙文及革命党，则未特别渲染其力量；另一方面，在私人信件《寄康氏书》中，他推心置腹地为康有为分析孙派革命势力壮大的情况，认为巧妙招抚最符合康氏利益，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展示了孙中山及革命党的实情。两文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共同彰示了戊戌政变后章太炎拥护康有为的政治行动。 从思想及语言表达上看，《寄康氏书》与章太炎的特点是完全吻合的。 《寄康氏书》曰，“夙于先生论事大符，而学业不能无同异”，即政治主张与康有为相似，学问观点则有差异，这恰恰是此时期章太炎思想的两个侧面。太炎在《康氏复书》前的按语中以叶适与朱熹的关系比拟自己与康有为，谓二子“陈说经义，判若冰炭”，然“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又谓“余于工部，亦若是已矣”[11]。两者合若符契。 《寄康氏书》中有一些文句，与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中医修养等亦俱可互证，这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知识与观念，是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及家庭教育等长期熏陶性情和气质的结果，勾勒出章氏人格的某些本质特点。 《寄康氏书》曰：“昔张苍水与郑延平处，一则为康，一则为鲁，所主不同而其交甚睦。”这是希望康有为和孙文，效法当年主奉不同明室正统的张煌言（张苍水）和郑成功（郑延平），在抗清斗争中通力合作。此处所举之事又见于太炎他篇。太炎少时“尝窃窥”蒋良骥《东华录》[12]，熟谙明末遗民旧事，后来更以明遗民精神作为反满的民族革命的动力。《寄康氏书》出现张煌言与郑成功并肩作战的故事并非偶然，太炎其他文章常常追怀这段历史。如稍后刊载于1899年2月16日《台报》上的《台湾祀郑延平议》一文谈及郑成功的遗憾，称：“惜乎中道夭丧，复失苍水，替其辅夹，嗣王窘世，仅蹙蹙守边幅”[13]，个中就有张、郑协作的隐含背景。多年后，章氏作《张督师祠记》凭吊张煌言，仍念念不忘“督师本起翁洲，后与郑延平同围南都，别徇皖南，下二十四县。其就义亦在浙江会城。杭人哀思，常以炙鸡絮酒酹墓下不绝”[14]。 《寄康氏书》曰：“若夫急则相救，缓则相斗，亲眤于一朝，而睽目于卒事者，此氐羗釐面之族所以不能与同德同力者争也。”这里对比“同德同力者”与“氐羗釐面之族”的优劣，敦劝康有为与孙中山齐心协力、同谋大事。该对比亦根植于章氏根深蒂固的诸夏夷狄之见以及“一切以种类为断”的民族主义观念。“羗”为“羌”的异体字。《訄书》初刻本、重订本及后来《检论》的《原人》篇，所谈亚细亚洲戎狄即包括羌人：“河、湟之间，驱牛羊而食，湩酪而饮，旃罽而处者，羊种曰羌”；而对太炎来说，“人（民）”与“兽”相区分的标准则是，前者有“德慧术知”、“礼义冠带”及“文教之盛”，后者“冒没轻儳”、贪得无尊卑礼让之分，“其化皆晚、其性皆犷”[15]。这一对比，与《寄康氏书》所言同出一源。 《寄康氏书》曰：“先生其亦思于阋墙操戈之祸，而鉴夫芫华乌喙之用，则所以处此者，必有术也。”此语劝诫康有为，为避免同孙文“阋墙操戈”之大祸，应像高明的中医用芫华、乌喙两味药材一样，行之有术。显然，只有具备较深中医背景者，才能随手写出或真正理解这句话。芫华与乌喙有毒，在《本草纲目》中均列“本经下品”，陶弘景曰：“狼毒、钩吻，岂如附子、芫花辈耶？”[16]附子即乌喙，同出而异名。芫华与乌喙不似狼毒、钩吻般有剧毒，使用起来需一定的技巧。章氏家族“三世皆知医”[17]，其本人亦颇晓医理，当然了解这两种药的特点。他后来在《杂论中风伤寒温病及医师偏任》中说，“南方自五溪以上至于黔蜀，高山深溪，多饮寒水，有以生附子数枚煮豚肉汤为饮者（豚肉性寒，足以解附子之毒，然热性终在），云夏日服之无霍乱病”[18]；附子（乌喙）虽有毒性，但豚肉性寒，可以部分解附子之毒，这是医学上使用附子的妙术。《寄康氏书》脱口即以芫华乌喙为喻，非无以也。至于在政治操作上，对待有“毒性”的孙派革命党，如何用之有术，则需要康有为自己琢磨了。 《寄康氏书》的部分语句或词汇亦出现在章太炎同时期的其他文章中。如“宛转几榻，怀不能已者，独震旦一发耳”，与太炎在《台报》1898年12月11日所刊《祭维新六贤文》中的诗句“一发之悬，宗周未灭”[19]相通，表明了太炎在“虽沤菅者亦知其必丧”[20]、极端危险关头的忧国之思。《寄康氏书》抨击孙中山为“马医祠祆之徒”。孙中山信仰基督教，这里“祠祆”是表明其基督徒身份。晚清语境中，士大夫多以“祆教”泛指西方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教等，而非泥其指称拜火教的原义。例如，黄遵宪《罢美国留学生感赋》曰：“亦有习祆教，相率拜天祠”[21]。章太炎在后来的《菌说》一文中曰：“要之，儒、佛、庄子三家，皆属理想，亦皆参与实验，较之祆教各家，诚若玉之视燕石矣。”[22]参考晚清语境及章氏历来对基督教的贬斥，此处“祆教”亦非指涉古代拜火教，而是泛指西方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教等，与《寄康氏书》正相一致。[23] 除此之外，《寄康氏书》诘屈聱牙、殊难索解的语言特点，本身就贴着章太炎的个人标签。章氏1901年给日本友人馆森鸿的《拙存园丛稿》作序，提到自己“嫉夫言无检格，横流而不凝者”，“自是有所作，则瑰于词、郁于气而方严于体”[24]。鲁迅后来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亦曰，《訄书》“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25]。《寄康氏书》的为文风格同样如此。由于要寄信给自己政治上的崇拜对象、学问上的“竞争”对手康有为，在个别语词的选用上，章太炎还格外考究，以凸显自身的学问和功力。 综上所述，将《寄康氏书》放在章太炎旅台后与康有为通信事件的种种因果链条之中，若合符契，《寄康氏书》在思想、语言上亦与章氏特点吻合。一切都可以证明《寄康氏书》的作者正是章太炎。 此信的发现，不仅有助于了解戊戌政变后章太炎的思想状况，尤其是他与康有为、孙中山的关系，而且还澄清了以往的一些认识误区。它在从各个层面丰富后人对章氏性情、观念的理解上，也有相当的价值。尤其重要的是：章、康之争在晚清思想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章氏以公开信形式发表的政论文章，论的更多是公义，而非私情，《寄康氏书》则是章氏真正写给康氏本人并得到回应的私信，“颇有足见其衷怀者”；这封弥漫着章氏个人情感的书信，似乎让人触摸到了那段历史的衣袂。 最后，笔者简单分析一下此信未署名的原因。《寄康氏书》正文前的按语曰，“近有从清国党祸中逸出来台某名流，兹得其寄在京康氏书，披阅之下，颇有足见其衷怀者，因亟待载之”；这分明是站在第三者旁观角度看待章、康通信，也佐证了《康氏复书》前章太炎所谓“其稿为同人持去，业登报章”[26]的自述语。这封信既是被同人拿去登载，很有可能太炎事先并不知情，既未经作者授权，同人便不好将该信署名发表了，所以以“某”相称。 但另一种可能同样存在，即章氏本人知情，但不愿署名。原因当然不是怕暴露支持康有为的政治态度。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与在政变后风声鹤唳的“清国”不同，有相对自由的舆论空间。太炎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就感叹，寓居台湾，“罗网勿及，得以鬯抒所见”[27]；章氏追怀六君子的《祭维新六贤文》、骂慈禧的《书清慈禧太后事》等，均是署名发表。《寄康氏书》见诸报端而未署名，恐怕还是与戊戌政变前章氏与康、梁的私人关系有关。 前文提到，1897年，章太炎与康门弟子梁启超等人“论及学派，辄如冰炭”[28]，加之康、梁为争夺《时务报》几乎与汪康年撕破脸皮，以致章太炎与他们关系不佳。章氏甚至“酒醉失言，诋康长素教匪，为康党所闻”[29]，引发了双方的拳脚打斗。戊戌政变后，在公共舆论上，太炎不怕公开自己支持康有为的立场，但将私下写给康有为的信公布，如果得不到康氏本人的积极回应，甚至被冷眼相待，多少有点自讨没趣的感觉。章太炎这时对康有为如何看待自己，恐怕是相当没有信心，所谓“不知先生将比之于士成绮之规老聃乎？其亦嗢而置之乎”？不署名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正由于有这种忐忑不安的等待，康有为的回信才被他视为“百金良药”，令他如释重负，由之前“屏居枯坐，戚戚寡欢，念夙好之凋零，悲天纲之溃决，疚怀中夜，不能奋飞”，“殷忧填膈”，忽然变得“眉宇盰扬，阳气顿发”[30]了。章太炎在康氏短短200余字的回信前加上近4倍文字的按语，一并发表在《台报》上，其兴奋之情，可见一斑。 事实上，章太炎通过《寄康氏书》打开了与康、梁重新交往的大门。在康有为释怀的前提下，章太炎与梁启超通信，“旧怨”亦逐渐“冰释”，章氏甚至还当起了汪康年与梁启超的调停人。[31]随着1898年底《清议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希望太炎“惠示”“新作”[32]，章太炎便越出台湾的《台湾日日新报》，同时在横滨《清议报》上发表文章，开启了他自己新的思想旅程。 [1] 章太炎：《〈康氏复书〉按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第3版。 [2] 汤志均：《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汤志钧：《章太炎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姜义华：《章炳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 《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4] ［日］阿川修三：《〈台湾日日新報〉所載章炳麟論文について》，《中国文化——研究と教育》（漢文学会会報，第40号），1982年；王飞仙：《章太炎与台湾》，《新史学》第12卷3期、台北、2001年。 [5] 汤志均：《〈章太炎年谱长编〉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至光绪二十五年五月》，《文史》第18期，1983年，第153页。 [6] “杭隍”为“杌陧”之讹，承耿云志先生提示，特此致谢。 [7] 《社员添聘》，《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7日，汉文第3版。 [8] 《康氏复书》，《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版第3版。 [9] 《不死不休》，《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13日，汉文第3版。 [10] 菿汉阁主稿：《清廷侦获逋臣论》，《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16日，汉文第3版。 [11] 章太炎：《〈康氏复书〉按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第3版。 [12] 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第2页。 [13] 支那章炳麟：《台湾祀郑延平议》，《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16日，汉文第3版。 [14] 章太炎：《张督师祠记》（1927年），《章太炎全集》5，第341页。 [15] 章太炎：《原人》，《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3，第21、22页。 [16] 《本草纲目序例第一卷·神农本经名例》，《本草纲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17] 章太炎：《伯兄教喻君事略》，《章太炎全集》5，第197页。 [18] 章太炎：《杂论中风伤寒温病及医师偏任》，《章太炎医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19] 清国章炳麟：《祭维新六贤文》，《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11日，汉文第5版。 [20] 章太炎：《播种》，《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3，第56页。 [21] 黄遵宪：《罢美国留学生感赋》，《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03页。 [22] 章太炎：《菌说》，《清议报》第29册，1899年10月5日，第1903页。 [23] 《汉语大词典》，解释“祆教”一词，称：“即琐罗亚斯德（旧译‘苏鲁友’）教，俗称拜火教。相传为公元前六世纪琐罗亚斯德创。波斯萨珊王朝奉为国教。其教创善、恶二元论，以火为善神的代表。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后又称‘火祆教’或‘祆教’。唐代曾一度于长安建祠盛行，并立官专管。武宗反佛后渐废不传。”其用章太炎《菌说》中此语作为“祆教”表“拜火教”的用例之一，应该说，是不合适的。（《汉语大词典》7，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837页）。 [24] 章炳麟：《〈拙存园丛稿〉后序》（1901年），馆森鸿：《拙存园丛稿》，东京：松云堂书店，大正八年（1919年）。“后序”第1页。 [25]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65页。 [26] 章太炎：《〈康氏复书〉识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第3版。 [27] 《章太炎致汪康年》（1899年1月4日），《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52-1953页。 [28] 章太炎：《与谭献书》（1897年4月20日），《章太炎书信集》第3页。 [29]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897年阴历3月14日），第89页。 [30] 章太炎：《〈康氏复书〉识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第3版。 [31] 《章炳麟致汪康年》（1899年7月17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596页。 [32] 支那章炳麟：《答梁卓如书》，《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5日，汉文第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