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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通常被我们视作“概念”的那些词语在中西近现代历史中实际所处位置的不同，将使那些想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成功引入概念史研究进路的中国研究者们遭遇到诸多问题。 2005年秋我到日本访问，第一次与孙江（《新史学》第2卷执行主编）通电话，他便跟我聊起了概念史的研究思路。听他聊这个议题，我觉得太巧了，因为我主编的《学术思想评论》辑刊2005年上半年刚由余国良、田立年、刘锋三位组织了一个关于概念史的翻译专辑，真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时间过去还不到三年，想不到孙江兄已在《新史学》第2卷推出了把概念史应用到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研究专辑，又怎能不令久已对此有所期待的我感到兴奋呢？ 就我的阅读所及，不论是《学术思想评论》对概念史成规模的译介，还是《新史学》第二卷把概念史自觉应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并集中推出，都是在内地学界着了先鞭的。同样，《新史学》集刊同人召开以“概念史研究”为明确主题的讨论会，据史学界朋友所知，也是内地第一个以“概念史”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如此说来，概念史研究进入中国内地学界的几个标志性事件，便都跟《新史学》集刊和集刊同仁有关了。 不过，我之所言，既不涉及对德国概念史研究思潮本身的述评，或者是探讨德国概念史传统是不是应该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这个话题；也不涉及《新史学》第2卷这四篇被归入概念史名下的论文是不是属于真正的概念史研究，以及它们的研究品质如何等等问题。我想要谈的只是，如果我们确信概念史研究对探寻中国近现代史具有价值，决心把“概念史”的探索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思路，那么，我们就应该正视，今天通常被我们视作“概念”的那些词语在中西近现代历史中实际所处位置的不同，将使那些想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成功引入概念史研究进路的中国研究者们遭遇到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与西方概念研究者们所遭遇的问题将极为不同，这种不同乃是中西近现代史的形态差异所导致的。在中国若想做一个合格的近现代概念史研究者，除吸收已在西方相当成熟的概念史研究之种种优点与心得外，还必需同时清楚，要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开展与西方典范概念史研究相同的更为成功的概念史研究，它必需具备的那特属于中国（或非西方）概念史研究的反思意识是什么，这些问题往往是那些成功考察过西方近现代概念史的研究者不会遭遇的问题。 我之所以认定，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引入概念史研究的过程中相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识的讨论不可或缺，还因为《新史学》第2卷这四篇被归入概念史名下的论文选题和编者对这四篇论文的定位方式所带给我的刺激。这四篇论文分别处理的是“东洋”“亚洲”“自由”“民主”概念。我们只要看看编者孙江为本卷《新史学》所写的序言就可以知道，选择这四篇论文，实和编者欲对中国“近代知识”的来历进行有意识的探问有关。 但是我对被归入概念史名下的这四篇论文都不约而同选择了从今天的知识制度和观念习惯看具有不言而喻重要性的概念作为自己的处理对象感到不安，尤其觉得有些困惑的是，编者孙江对此也没有特别申论和辨析。在我看来，在当今被认为具有不言而喻重要性的那些概念，是否在所处理的历史阶段也同样显得重要并非是个自明的问题，而是需要加以辨析和质询的。还有一个现象是，在所处理历史时段某些概念从量上看被使用的往往并没有那么广泛，但却对该历史阶段的认知把握具有重要意义位置，而孙江所挑选的这些概念，之所以被确定、被选择可能只是知识人被现有知识制度、观念习惯驯化的结果，而如果这些概念之所以被选择真的只是我们被今天知识制度、观念视野所驯化的结果，那么，仅仅靠对该概念被移植、使用中的各种情况进行积极收集、分析和积极的意义开掘等等，并不足以逃脱这些规训所加给我们的根本限制。因为仅仅靠这些反思、开掘意识，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面对如下问题的挑战：通过今天知识制度和观念视野所选中的概念，是否对中国近代史也构成着如它们所对应的西方概念对近代西方所具有的同样或相近的历史位置与认知重要性。在无法面对以上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学者便开始匆忙地在中国广泛推展概念史研究，便等于在事实上默认：通过对今天知识制度和观念惯习所选择出的概念进行概念史研究，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也能产生如西方概念史研究对西方近代史认知所作出的相近贡献。而一旦自觉不自觉地如此默认，便在事实上也等于默认了其中的双重歪曲： 其一，由于我们今天的知识制度与观念视野越来越被西方近代知识制度和观念所型塑，因此对由今天知识制度与观念视野来确定可研究概念的默认，事实上等于在缺少必要反省中介的情况下便对西方近代知识制度具有普遍性假设给予了支持。也就是说，孙江所以欢迎概念史思路，其目的之一本来是认为如此研究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但这一研究思路如果在概念选择上缺少足够的批判反思意识，那么，具体研究中所开展出的“跨语际实践”等研究策略，便只能在被单个概念所限制的范围内来拒绝把西方现代本质化。而在整体设计方面，由于在概念选择上对现代知识制度自觉不自觉的有所依赖，因此，此局部的反本质主义工作，反而被整体上不自觉对现代知识制度的肯定所遏制。这样，从反本质主义动力出发的研究背后反而是事实上对现代知识制度普遍有效性的过快承认。 其二，由于我们今天的知识制度与观念视野越来越被西方近代知识制度和观念所型塑，我们的历史也越来越被纳入现代性的轨道，在今天应用这样一种知识来认识这样一种社会，要充分揭示此社会所具有的特别性方面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在近代中国，由于当时的历史面貌本身和现代性道路更有距离，由于当时表征此历史的语言和习惯和我们现在习惯的近代知识制度更有距离，因此我们更容易从这样一种历史中看到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具有充分特别性的方面，并可通过对这些方面充分的意识和整理，帮助我们形成直接借助于现代知识制度不可能得以形成的观察现当代中国历史演变、整理现当代中国问题的视角，以帮助我们透过无论从直观历史面貌还是语言表征习惯都已被较深纳入现代轨道的今天中国所可能造成的认知误导，更充分准确抵达实际仍然鲜活地衍续着先前活力的诸方面。而如果我们过于依赖今天知识制度和观念视野作出概念选择的判断，那我们也等于在事实上默认我们今天的知识意识与习惯对近代中国的有效性。而把我们今天如此先入为主地强加给中国近代，无疑会很大程度上削弱近代研究本来蕴含的、对我们今天理解与思考中国本可具有的多方面积极认知意义。 当然，没有正面开展对中国近代概念史研究对象选择问题的讨论，并不等于孙江没有敏感到，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尝试引入概念史的方法，在探索对象上可能会遭遇不同于西方概念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在孙江为《新史学》第2卷所写的序言《语言学转变之后的中国新史学》的结尾，孙江明白写到：“在讨论中国近代知识时需要首先区分何谓‘知识’，何谓‘信息’。伯克认为信息是原始素材，是特殊的存在之物；而知识则是经过加工的素材，是经由思维处理和体系化了的东西……在欧洲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在中国可能还只是‘信息’。”显然，在这里孙江已经触及了由于中西近代历史的差异而带给中西知识方面的差异。而把对这一差异的敏感落实到概念问题上思考，这便意味着：对型构出西方近代知识制度的概念进行概念史研究所能带给西方的认知贡献，同样的工作思路移用到中国，既对型构出中国近代知识制度的概念进行概念史研究，却并不见得产生如在西方般对中国的认知贡献。而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西方近代概念与它们所处身历史现实的关系与主要为移植进来的中国近代概念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不同所致。正是这种不同，使得在欧洲本来具有知识尊严的概念在中国实质上可能只是信息。同样道理，在中国近代实际起到和欧洲概念相比具有同样重要作用的词汇和短语却可能根本没进入我们的视野，更谈不上对它进行严肃研究了。 因此，要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引入概念史研究，必需对如上诸方面都加以仔细省思和考察，否则极可能出现橘逾淮而为枳的现象：在西方是揭明远远大于可能带来的遮蔽的良善进路，在中国若不经过反思中介便照猫画虎，极可能沦为揭明有限而遮蔽误导独多的研究进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