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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举行的近代史所青年读书会活动上，宋广波副研究员报告了论文《胡适与蒋介石（1949-1962）》。 胡适与蒋介石，一个是学术文化界的领袖，一个是政治军事领域的领袖，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是首屈一指的。除了大量的他人记载以外，胡适和蒋介石本人都留下了非常丰富的资料，所以胡适和蒋介石研究历来是近代史研究的热门领域，吸引了特别多的学者参与其中。胡适和蒋介石尽管主要活动领域不同，但也存在着诸多“交集”。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和台湾地区长期以来的政治领袖，绝对不能忽视胡适在国内外舆论界的影响力。一方面他要通过礼遇胡适、吸收胡适参与政权等手段来改善政府在国内外舆论中的形象，以巩固政权的统治基础并争取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另一方面他也要遏制胡适自由主义理念对其专制统治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胡适这方面来说，他不仅是学术文化界的领袖，而且关心国是，积极议政，在国内外的舆论界被视为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要通过各种途径使以蒋介石为领袖的政府接受他的政见，从而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最近若干年，关于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侧重从胡适方面资料和角度展开论述的，已有几种值得注意的著述，如余英时的长文《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收入其文集《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一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智效民的《胡适与蒋介石——从胡氏日记看二人的交往和友谊》（收入其文集《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潘光哲的《“中央研究院”的任务：胡适和蒋介石的“抬杠”》以及《再论“中研院”院长和政治：胡适、雷震和蒋介石》（均收入其文集《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随着美国斯坦福大学蒋介石日记手稿的开放，引用蒋介石日记写作论著已蔚然成风，蒋介石日记中有关胡适的记录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2011年第2期的《近代史研究》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两篇有关的论文：杨天石的《蒋介石提议胡适参选总统前后——蒋介石日记解读》和陈红民、段智峰的《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这两篇论文都着重从蒋介石方面的资料挖掘史实，尤其是后一篇论文，集中笔墨比较系统地梳理台湾时代蒋胡关系的种种文献记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近代史研究》最近刊发的这两篇论文，对于蒋介石在表面上礼遇胡适而内心极端厌恶胡适的自由主义理念的心态有淋漓尽致的描述，使我们对于蒋介石“利用”胡适的一面有了更加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而宋广波副研究员作为胡适研究专家，则是在看了蒋介石日记有关胡适的记述和有关研究成果以后，进一步思考：在国民党威信降到最低点，连一向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也对其失去信心的1948-1949年，胡适为什么还要坚定地跟着蒋介石走？在台湾时代，胡适死心塌地地支持蒋介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理念？ 1948-1949年那一时期是国共两党在军事上展开最后角逐的时期，双方在战场上拼杀的同时，都在努力争取处于国共之间的中间势力的支持。在蒋介石一生最困难、最黯淡的时期，胡适毫不犹豫地站在蒋介石一边，不仅公开发表言论对蒋介石表示道义支持，而且在去美国后也在实际行动上表示了对蒋介石的最大程度的支持。宋广波副研究员将这一时期的蒋胡关系概括为“蜜月”关系。作为一个标榜信奉自由、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要如此坚定地支持一个失去民心的，失败了的独裁政府呢？宋广波副研究员认为，那是因为胡适和蒋介石都有坚定的反共立场，他们两个思想作风极其不同的人此时才可能结为“联盟”。 关于胡适的反共思想和行动，他作了较多的论述。如他认为胡适是实验主义哲学的忠实信徒，主张社会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改革，反对暴力革命和用暴力取得政权，他把国民党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靠暴力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头上。再如他引用胡适1947年8月1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一文，说明胡适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观察：认为“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共产主义“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他又引用胡适1953年发表在《自由中国》第8卷第3期上的文章《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诋毁共产主义运动“是要把三百年来大家公认的人人应该享受的各种自由权利，一切予以剥夺，不许你有信仰、思想、言论等等的自由”，并认为“这个运动将来一定会失败。”他认为从国共内战时期开始了胡适一生反共最激烈的时期。之所以支持蒋介石，是因为胡适认为在所谓“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之间，不可能有第三种势力存在的空间，反对共产党就必然要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而且只有蒋介石才能担当起领导“反共大业”的重任。1954年2月，胡适1949年去国后第二次回台湾，此行目的非常单纯：只为支持蒋介石当“总统”，纯为投票而来。他多次表示：“国家处境艰难，除蒋总统以外，没有人比蒋总统领导政府更为适当，更能完成反攻复国建国的历史使命……”显然，胡适是把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命运都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基于这种观察，宋广波副研究员认为，在中国大陆从1953年开始的更大规模地批判胡适运动爆发后，曾给胡适加上了无数诸如“帝国主义的走狗”、“文化买办”等徽号，这些称谓不值一驳。但有的批判文章说胡适与蒋介石是“一文一武，难兄难弟”，这种说法，虽是谩骂，但有其符合事实的一面。 蒋介石的危险与胡适的苦闷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出现转机。1950年6月美国对朝鲜用兵后，派出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宣布对台湾的安全负责。自此，蒋、胡的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他们的“蜜月期”也伴随着彼此政治理念的严重冲突而划上了句号。从此，胡适一如既往地支持蒋，蒋对胡表面亦备极礼遇，但内心却充满了厌恶、痛恨。《蒋介石日记》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胡适令蒋介石头痛，蒋恨不得胡适早点死。胡适尽管坚决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合法地位，但这不等于他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原则，他仍在积极推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可惜的是，他所寄托厚望的蒋介石不是能够实现他的这一期望的合适人选，所以蒋胡在台湾时代的尖锐矛盾乃是不可避免的。 点评 汪朝光研究员认为，蒋介石对胡适的礼遇实际上是一种利用关系，蒋利用胡适在国内国际上的声望来巩固自己政权的统治基础；按照这篇论文揭示的史实来看，蒋胡在反共的共同点上使他们互相支持，恰恰说明了20世纪50年代大陆对胡适“反共”的批判是有道理的，没有冤枉胡适。胡永恒博士提醒说，要注意胡适思想的发展过程，胡适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激烈反共，但在1926年访问苏联时期和李立三、蔡和森交流过，那时他有一度曾对共产主义抱有很多好感。吕文浩副研究员认为，同样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蔡元培以其“安详雅逸不与人争的品行”得到了蒋介石的“可敬可慕”的高度评价，而胡适则受到了蒋介石“狭小妒忌”“猖狂”“狂妄”“无赖”“可耻”“政客”等极端负面的评价，从这一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道德在两代自由主义者身上所发生的影响。（本期供稿：吕文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