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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吴宓的故事说起 1917年上半年，已从清华学校毕业、正在等待前往美国留学的吴宓（字雨僧），在清华学校文案处做了一段临时工。文案处给他安排的工作是参与编辑《游美同学录》。吴宓在他的《自编年谱》中是这样记载的： 本年上半年，宓在清华学校文案处之工作，全为编辑并印行《游美回国同学录》“Who’s Who of American Returned Studens”，中英文对照之《留美回国学生小传》，详记其学历及职历，永久及现时通讯处。共二百数十人。按其人姓名之英文拼音字母次序排列，例如鲍明钤Bao，Ming－chin 在最前，伍廷芳Wu，ting－fang 在最后。[1] 但是，作者细检这本“《游美回国同学录》（Who’s Who of American Returned Studens）”之后，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第一，这本同学录的英文书名是Who’s Who of American Returned Studens不错，但中文书名并没有“回国”二字，全称就是叫《游美同学录》（以下简称《同学录》）。 第二，《同学录》中所收留美归国学生远非“二百数十人”，而有401名之多。 第三，《同学录》的排列次序，并非如吴宓所言“按其人姓名之英文拼音字母次序排列”，而是按汉字的姓氏笔画排列，第一名是丁崇吉，最后一名是顾延同。只是附了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英文姓名索引。英文姓名索引最前面的是Bien,Fu-Sun(卞福孙)，最后一名是Zung,Yien-Chung（程延庆）。 第四，据时任清华学校校长的周诒春在该书序中所言，自1915年清华成立留美学生通讯处，主持其事的赵自潭即提议刊行同学录，并“躬与编订之役”。通讯处的梁福初“治文书，手事铅椠”，“至于文字鞮译，则由吴君雨僧分任其劳”。 第五，该书虽由清华学校留美学生通讯处编纂，但所录留美学生并不限于经清华学校或庚款派遣的留美学生。自清末詹天佑等第一批留美幼童开始，凡中国赴美留学归回学生，甚至包括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且不论官费、自费，只要在世、有联系者均一概列入。 第六，正如吴宓所言，该同学录在每人中英文名下，列其中英文对照小传，详记其性别（女性称夫人或女士）、字号、年龄、出生地、学历和回国后职业经历，以及永久和现时通讯处。而且由于各人小传绝大多数都是依据问卷调查得来，非常准确可靠，史料价值极高。 《自编年谱》是吴宓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回忆编写的，近50年前的事情在具体情节上自然不一定都记得非常准确，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样一部详细保留近代早期留美归国学生重要资料的工具书，竟常期湮没无闻，几乎未见有治留学史者征引，就是最新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史黛西·比勒（Stacey Bieler）所著《中国留美学生史》(“Patriots” or “Traitors”? 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中，亦未见利用，实为憾事。 二 留美归国学生的技术统计与分析 近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历史，以及留美归国学生对近代中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史学界已有过很多的研讨，毋需赘述。但是，由于早期学生的资料存世者极少，许多论著中往往笼而统之，或者限于妇孺皆知的极少数个案；所涉及的有限史料，特别是传记性史料，往往辗转征引，不免讹误错漏；权威性的统计性的数字，如留美学生的性别、籍贯、在美就学学校与专业分布、归国后所从事的职业等，尤为缺乏。 此册由清华学校于1917年编印的《游美同学录》，由于所收留美归国学生的各人小传绝大多数都是依据问卷调查得来，相对而言准确可靠，史料价值极高。今对此略加梳理归纳，或可为研究者进一步探讨提供参考。 一，留学生数量 1846年（清咸丰二十六年）容闳等三人随布朗博士前往美国留学，是为近代留美亦为近代留学教育之滥觞。 《同学录》中所收录的401人，其范围是同治十一年（1872）至民国三年（1914）赴美留学，已于1916年归国，且1917年时尚在世者，而且是清华学校留美学生通讯处已经联系或了解到的。 这其中最早赴美者，是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留美幼童詹天佑等4人。最晚赴美且最近回国的留学者，为1914年自费赴美留学学习机器工程的顾延同。他于1916年6月回国，且已获得卜渡大学的学士学位。 自詹天佑自顾延同，这一时期中国留美教育主要经历了幼童留美、清末留美及清末民初庚款留美三个阶段。幼童留美阶段，先后派遣三批，共120名幼童赴美。至1881年（光绪七年）清廷下令全体在美学生尽速归国，幼童留美遂告结束。自1872年（同治十一年）至1881年，幼童在美国时间最长的9年，最短的6年。当时只有詹天佑等极少数人完成了大学学业，其余绝大多数尚在美国大中小学就读。 此后20余年留学教育进入低潮，只有少量以自费方式赴美留学。进入20世纪后，一些地方出现由地方官费形式选派的赴美留学学生。据有人统计，1900至1907年的八年中，地方官费留美学生约有100余人。 1908年12月28日，罗斯福总统签署执行令，美国以退还庚子赔款剩余部分的方式，吸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唐绍仪和100多名在美国的中国学生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2]清政府于1909年5月成立游美学务处，举行庚款留美考试，并于清华园设立“游美肄业馆”（次年改名清华学堂，1912年改名清华学校）。1909至1911年，通过三次庚款考试，先后派遣190名学生赴美留学。与此同时，也还继续有人以自费方式赴美留学。 综计这一时期留美归国学生总数当不低于500名。 二，性别与年龄 《同学录》所收401名留美归国学生中，有男性382人，占95.3%；女性19人（其中已婚者10人，未婚者9人），所占比例约为4.7%。[3] 留美归国学生性别比  各年龄段分布情况如下：60岁以上者1人，50-59岁者15人，40-49岁者31人，30-39岁者191人，24-29岁者137人。其中，年龄最长者，为时年61岁的黄仲良。他生于1856年，是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幼童。最年轻者，是生于1895年，1908年自费赴美留学，1910年入康奈尔大学，1913年获机械工程师学位回国，时任汉阳铁厂副工程师的唐瑞华。 留美归国学生年龄统计表
不言而喻，上述数字很直接地说明了中国赴美留学生数量越来越多的趋势，而且在40岁以下的归国留学生占了80%以上。这些人绝大多数是1880年以后出生，1900年以后赴美留学。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清末新政开始、科举制度废除后，特别是庚款设立以后，中国赴美留学生大幅度增加，已与此前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三，出生地分布 关于留美学生的籍贯，《同学录》中一般均注明每人的“出生地”而非籍贯，只有4个人在出生地之外另注有原籍；有4个人既没有标明出生地也没有原籍，但从小传中可以看出其中2人籍贯应是广东。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出生地域的划分是按照当时（1917年），而非今天中国的行政区划统计的。因此，上海是包括在江苏之内，天津被包括在直隶省之内统计的，而北京是不包括通县（通州）的。通县按当时行政区划属直隶省。因为一些归国留学生的出生地标为檀香山，而非笼统标为美国。考虑到夏威夷1898年方归入美国的历史，在此也单独列为一地，未包括在美国之内。现按出生地统计列表如下： 留美归国学生出生地统计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留美归国学生涉及的出生地有17个省，以及海外的香港、美国、檀香山、马来半岛地区。其中人数最多的江苏、广东两省，合计几乎占到60%。其次为直隶及福建、湖北。这无疑与这些省区近代以来对外通商开放最早，新式教育起步较早得风气之先有关。 四，经费来源 初步统计，《同学录》中有明确记载留学经费来源者361人，经费来源不明者40人。其中官费、半官费者共有195人，占54%；自费生166人，占46%。官费生中，全官费187名，半官费8名；自费生中包括后来又补官费者17人，半官费者4人。全部官费、半官费及后补官费、半官费生，则占到了59.8%。由此亦可见清末民初留美学生，虽然还是以官费、半官费为主，但自费生的数量也相当可观。 五，赴美与回国时间 《同学录》中所收录的最早赴美者，是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留美幼童詹天佑等4人。其后为同治十二年（1873）4人，同治十三年（1874）3人，光绪元年（1875）1人。这12人中，光绪七年（1881）回国者11人，光绪九年（1883）回国1人。其中年纪最长者，为生于1856年的黄仲良。他是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当年16岁，光绪九年（1883）自美回国（一般著述均认为他是1881年或1882年回国）。 《同学录》所收录的最晚赴美且最近回国的留学者，为1914年自费赴美留学学习机器工程的顾延同。他于1916年6月回国，且已获得卜渡大学的学士学位。 如前文所述，幼童留美阶段，先后共三批120名幼童赴美。留美幼童被全部撤回后，赴美留学教育进入低潮。清末新政特别是科举废除后，出现由地方官费形式选派的赴美留学生，至中美庚款设立前，赴美留学者约有100余人。1909年设立游美学务处，清政府先后举行三次庚款留美考试，派遣180名学生赴美留学。与此同时，也还继续有人以自费方式赴美留学。 《同学录》的401人中，共有297人有明确回国时间，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留美学生归国时间统计表
总的趋势是回国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1910年以后，这当然是与留学生出国人数越来越多相关。1916年回国人数与前两年相比有所降低，可能与还有人尚未完成学业有关。 六，所获学位及所习学科 401位留美归国学生中，从美国学校毕业且得有学位者为356人，未标明获得学位者45人。 这356人共获得492个学位。其中，34人获得36个博士学位（其中王景春、朱神惠各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另有顾维钧、梁敦彦后各获得一个名誉博士学位（其中，顾维钧求学时期已获得过博士学位）。获得硕士学位133个，另有一个赠予的硕士学位。获得学士学位260个，另有医士学位3个，工程师学位58个。 其中有一人兼得几个学位的。如朱进，1913年获得威斯康心大学的学士学位，次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16年又以论文《中国税制》，获得博士学位。 留美归国学生所习学科专业及所获学位数量分布表
据有明确学习专业记录的350名学生统计，涉及83所美国学校，31门专业。其中属人文及社会科学类科类有：教育、哲学、商业管理、政治、新闻、商业、音乐、法律、普通文科、神道、经济、图书馆等专业，共有学生157人，约占45%；属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的有：农业、数学、建筑工程、机器工程、电气工程、医学、工程、化学工程、兵学、林科、铁路管理法、土木工程、矿业工程、卫生工程、理科、牙医、造船科、制药科等专业，193人，约占55%。  上述图表则说明，留美学生中虽然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学科数量相对占多数，但文科与理工科相比，相互差距并不十分明显。 《同学录》中，还附有一份留美归国学生具体毕业的29所美国大学及所学24门专业的人数统计表，因为史黛西·比勒的书中对相关内容已有统计与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三，非计量性的分析 除上述技术性数据统计与分析之外，《同学录》中也还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内容值得关注。 一，这些归国留学生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同学录》可以看到，这些留美归国学生中有夫妻，有兄弟，也有叔侄。例如，卞福孙、卞寿孙兄弟，王正廷、王正黼兄弟，王宠佑、王宠惠史弟，颜惠庆、颜德庆兄弟，杨荫樾、杨荫杭兄弟，程义法、程义藻兄弟，唐荣祚、唐荣禧兄弟，朱神恩、朱神惠兄弟等等。施肇基、施肇祥、施调元、施联元、施赞元、施厚元、施振元，一族兄弟子侄共七人，更是蔚为壮观。这401人中还有八对夫妻。在中国这样大规模的人口基数上，如此数量有限的人群中，竟然集中了这样规模的“留美学生家族”，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近代留学生运动的局限性：留学生集中在极少数社会阶层中。 二，留美学生赴美前的受教育经历，也是留学史研究中一个很有意义的内容。从《同学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年纪越轻的归国留学生，其留学前的受新式大学教育的人越多，这当然与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是一致的。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新式教育的水平，例如在出国前毕业学校一项，最多的77人来自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其次是南洋公学，50人；再次是天津的北洋大学，42人。 三，大多数人回国后的任职经历，与他们留学时所学专业的关系。学习美国的先进科学知识与技术，回国后像詹天佑那样为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服务，无疑是大多数中国青年赴美留学最重要、最直接的目的。我们在《同学录》中发现，留美学生归国以后，担任的职务或从事的工作，与其留美时期所学专业基本“对口”，学以致用。相当多的人在大学或中学里任教，或编辑报纸杂志、执业律师、担任医生，或在各类企业中担负工程师等专业技术工作。也有部分人从政，担任政府行政部门职务。 四，许多人留美学生在美期间都有过参加中国留美学生组织，以及美国学术性或非学术性团体的经历，如各种学术性专业学会、非学术性的民间团体或宗教组织。这些经历对他们回国后发起或参与组织国内各种学术性及非学术性组织，无疑具有重要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近代中国各种社会团体的源流也不无参考意义。 五，留美学生中，相当多的人都曾有过参与编辑《留美学生月报》或《季报》、《年报》的共同经历，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份刊物在留美学生中的影响力。其中有40个人有担任《月报》总编辑、总经理、编辑、经理或通信员、襄理之类职务的经历。这份坚持了25年的留美学生刊物，也是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但国内学者使用的尚不多见，对此应当引起重视。 以上仅是对《游美同学录》所作的初步统计和粗浅分析，不当之处，尚请有识专家批评指正。 [1]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2] 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58页。 [3]官费女性学生赴美留学自1914年开始，每年有10个名额。据史黛西的统计，到1917年时，以官费、自费等各种资助方式赴美的女性中国留学生共有159名，占在美中国留学生的14%。见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7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