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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宫廷教育，明代又多有小皇帝，对少年天子的教育尤其重视。明中叶被誉为弘治中兴的名臣丘浚认为：“一心兴邦，一心丧邦。”“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皇帝是百官的表率，皇帝的一言一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盛衰。治国首先要求君主有良好的品性，“所以必先格君心之非也”。把皇帝的品德列为治国的首务，为此他晋献《青宫勉学》要小皇帝记住：“祖业起艰辛，皆由俭与勤。每当温饱处，常念冻饥人。治必期尧舜，学须宗孔朱。百家皆小道，不是圣贤书。” 程朱理学在明代是主流意识形态，程颐、朱熹的著作如《四书章句集注》等是宫廷教育的范本，天子从少年起就要熟读、铭记，以预防君主长大后有可能发生的过失。教育的目的是造就一代贤明君主，然而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中，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又往往失效，张居正对少年天子教育的失败就是典型的一例。 张居正以神宗的老师和顾命大臣的声望，热切期待神宗成为一代圣主，对少年神宗的教育，可谓呕心沥血。他为了营造宫廷的读书氛围，鼓励小皇帝读书，让宫女、太监都接受经书教育，使后宫无人不读书。对神宗的起居日用、为人行事，更是关怀备至，循循善诱地进行教导。他为小皇帝亲自编写《帝鉴图说》，书名取之唐太宗的名言：“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见兴替。”故以“帝鉴”命名。书中讲了117个帝王故事，有81件“圣哲芳规”记载圣明君主的嘉言美行，36件“狂愚覆辙”阐述暴君的恶行劣迹。文字浅显易懂，琅琅上口，一篇一个故事，配有插图，文后附有解读，言简意赅，生动有趣，堪称一部优秀的帝王启蒙读物，后来远传到日本，广为流传。 神宗自幼就接受非常严格的教育。隆庆六年（1572）6月，10岁的神宗刚接位，父丧未毕，就被关进书斋，进行日讲，又规定，每月三、六、九视朝，视朝后还要温书，非大寒大暑不停止这一课程。 每天日出，皇帝进膳后即开始读书。先要诵读《大学》十遍，《尚书》十遍，再由讲官开讲，完毕，看章奏文件；近午要听讲《通鉴》，午膳后才能还宫。上朝之日，仍要温习字帖并加以练习。11岁的神宗喜好书法，作为帝王这也受到限制，在张居正看来：“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唐宋的贤明君主，都重视修德养性，治世安民，不追求一技一艺。汉成帝知音律，能吹箫作曲。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宁宗，都能文善书，精通绘画，但都无能挽国家的乱亡。君主要以道德修养为重，岂能以一艺沾沾自喜。”神宗刚满14岁，张居正就把他爷爷嘉靖的242件文档，交给他学习治理。不停地进呈四书直解，进呈大宝箴，进呈皇陵碑，进呈宝训，进呈御札，进呈百官图御屏等，使一个少年背负这样的重担，连书法的爱好也不能尽兴。 此时的神宗对张居正甚为畏惧，背诵《论语》，偶有失误，居正说一声读错，神宗也会吓得一跳；对冯保也有所顾忌，读书时稍有松懈，一见冯保，急忙正襟危坐说：“大伴来矣!”作为一个少年免不了爱好玩耍，可是神宗却没有这个幸运。有一次，夜间跟随太监孙海到别宫游乐，穿窄袖小衣，学着走马持刀嬉戏，被李太后知道，罚了长跪还不算，又写下罪己诏才作罢。还有一次偶而在宫中唱戏，突闻有巡城御史的呵呼声，赶忙停下来说：“我畏御史!” 应该说年幼的神宗还是接受教诲的，当张居正与神宗讲述宋仁宗不喜珠宝时，神宗说：“贤臣才是宝，要珠玉又有何用?”居正表示赞同：“圣明的君主贵五谷而轻珠玉，五谷养人，金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以无益害有益。”又说：“皇上能想到这点，那是社稷生灵之福。”《明神宗实录》记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拭之不灭。辅臣都以为是祥瑞，神宗一看，很不高兴地说：“这是作假!”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祝贺的，道喜的，闹得沸沸扬扬。神宗的爷爷嘉靖为此不断地要群臣写青词，上贺表。神宗小小年纪却不轻信，当场揭穿这是谎报，说明这位少年天子不仅深明大义，还有自己的主见和才华。年幼的神宗还撰写《劝学诗》勉励士大夫：“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因书万卷，那得近君王。”颇有帝王气派。但也因为教育的过分苛刻，使他失去童年的欢乐，甚至连喜好书法也被限制。 应该说，神宗对张居正的改革是相当满意的，万历九年（1581）在与张居正讨论政务时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赋税如期上缴之故。”一再表示：“十年之间，政理修明，勋绩显著，简在朕心。”张居正谈到他们的师生情谊时有一段总结性的说法：“十年之间，志同道合，言听计从。” 这样亲密的师生感情，十年的友好合作，谁又想到张居正尸骨未寒，神宗骤然变卦，满门查抄，几乎被掘棺鞭尸，十年心血毁于一旦!? 何以落得这样令人心寒的结局? 论者或以为这是神宗的个人品性，或是受之于反对派的怂恿，或认为张居正功高震主，这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更为深沉的原因是，绝对权力造就的绝对私利，绝不容许他人分享，哪怕是扶危济难的耿耿忠臣，也不过是召之即用、用完即弃的奴才。小皇帝年幼，还不能意识权力的作用，自有一股少年的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成长为独立的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人物，至上的皇权刺激他无限享受的欲望，对张居正的劝谏和约束已有所不满。 自幼深居内宫的神宗，6岁立为太子，10岁登基，过的是至尊至贵的生活，听的是歌功颂德之词，耳濡目染的是帝王们骄奢淫逸、放荡懒怠的传闻逸事，这与道德说教形成极大的反差：一边是严加约束的道德信条；一边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这是一个少年心理所难以承受的落差。在严厉管教下的神宗，连嬉戏、听乐、玩玩走马持刀的游戏，都要受罚，平民百姓的孩子能享有的童趣，神宗都没有。拥有最高的权力，却没有最少的欢乐，这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畸形环境，一个少年成长在这夹缝中，很难保持心理的健康发展。他对张居正管教的不满已在潜滋暗长。 神宗最亲近的太监是冯保，自小由冯保抱大，长大后的一切饮食起居也由冯保照料。这冯保又是太后的心腹，张居正忠实的支持者，秉承太后的嘱咐，经常要向太后汇报，免不了打些小报告，这就招来神宗的不满。起初他与冯保尚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又不堪冯保的管教，有一次他在书写大字时，冯保在旁侍候，身体稍有前倾，神宗突然将醮满墨汁的笔，掷到冯保身上，冯保和张居正都大惊失色。这看来是一件不经意的事，却使张居正惊惶失措，可见其分量不可小视。 值得玩味的是，神宗对张居正由敬畏而生嫌隙，是在“帝渐长”时发生的，这预示神宗随着年龄的长大，权力意识开始苏醒，他本是受万众山呼万岁的皇帝，权力之大所向披靡，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地刺激他享用至高权力的欲望，在他尚未亲政时就已表现出这一倾向。神宗大婚以后，有一次喝醉，强令小太监唱戏，由于太监唱不好，神宗一怒抽刀就斩断了他头上的发髻，这是仅次于斩首的惩罚。此事惊动了李太后，在太后的严厉叱责下不得不悔过，写了检查交给张居正。皇帝对奴才随意生杀予夺，是专制主义制度赋予皇帝的权力，太后的批评只是道义的教诲，这种教诲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皇帝一旦亲政，没有任何约束，拥有专制制度提供的穷奢极欲的享受和滥杀无辜的权力。神宗从一个乖巧的小孩，变成为所欲为的帝王，是制度的造就，这是皇权专制主义赋予帝王的特权。面对这一制度铸就的特性，一切道德说教都苍白无力。 综观中国历史上的君主教育，以圣哲先贤为榜样的礼义教诲，以天道儆世的天人感应说，以及规劝帝王的谏议制、史官制等各种理论和方法，都不外乎通过道德教育使君主自律，以达到约束君主的目的。这种教育并非完全无效，历史上也有开明的君主，但昏愦的帝王又何其多! 张居正在《帝鉴图说述语》中说：“自尧舜以至于今，代更几世，主更几姓矣，而其可取者，三十余君而已。……卓然可为世表者，才什一耳。”值得后世效法的君主才占十分之一， 可见对君主的教育更多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效。无疑的是，在历代君主教育中，张居正拥有教育小皇帝的条件最优越，可失败也最惨重。 对君主是自律还是他律，实际上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不论儒、法、道、佛的主张有多少差别，但都崇尚道德自律，张居正努力实践帝王教育的结果得到的是失败回报。他本是裕王府的讲官，又是神宗的老师，为父子两代君王授课，对小皇帝兼有老师和顾命的情谊。作为首辅又得到皇帝和太后的充分信赖，这是他放手教育小皇帝的极好机会和条件。按理说，皇帝自小就受到他严格的教育和训练，本应成长为一名他所期望的圣主，事实上全都化为泡影，这一失败，证明依靠道德自律来约束君主根本行不通，促使人们丢掉对君主自律的幻想。只有抛弃对自律的幻想，才能从自律以外的途径，寻找限制君主的方案。黄宗羲、唐甄的抑制君权，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飞跃，就在于突破传统的道德制约说，提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新思路。虽然因为社会条件的不成熟，这一思想没有实践的可能，可贵的是在中国终于出现了具有近代因素的新思想。张居正君主教育的失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失败，更是他所秉持的君主观念的破灭，这种破灭必然促发人们对君主专制的反思，所以这也可说是抨击君主专制主义思潮酝酿中的阵痛。 这种阵痛，是帝王教育难以化解的艰难；不身处其境者，不足以理解这难点的发生和发展。张居正死后，神宗失去最后的顾忌，犹如脱缰的野马，贪婪地掠夺社会的一切财富，甚至踢开地方官府，派出太监特使到各地征税，把本该收归户部的税金，纳入皇帝的小金库，横征暴敛，杀人夺产，激起全国性的反对矿使税监的风潮。神宗是“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人们愤怒地痛斥皇帝是：“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因此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这祸害就起自神宗的疯狂掠夺，自己搬起石头砸向自己的统治基础。 返观张居正的的道德教育，真是莫大的讽刺! 君主教育的彻底失败，有力地证明，再优越的教育条件，再严格的自律要求，也无改于制度造就的帝王本性。张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观念，却醉心于君主教育，呕心沥血地想造就的圣主，竟成为一代暴君。连自身都保不了，又何从保民、保天下? 超越自律，在他律中寻找制约君主的力量，才是唯一的出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兴起，以抨击君主专制主义为主题，就是最好的回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