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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随着工业体系在中国的引入和逐渐形成，引发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所有“现代病”。劳工问题迅速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国共两党、各社会机构团体、学术界等莫不以自己的方式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行各种实践。其中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劳工事业，便是对女性劳工问题正面回应的一例。 国内妇运史研究著述曾提及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劳工事业[1](P337-339) [2](P196-197)，但论述不够充分全面，只是介绍了女工夜校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贡献。女工夜校的早期形成和发展，女青年会整个劳工事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折射出的女青年会内部的变化，劳工事业与当时社会的关系，促成这些变化的原因等都没有涉及。其实，早在1904年，女青年会就开始了服务女性劳工的事业，自1921年协会设立职工部，即有计划地开始推进其劳工事业，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女工夜校即是这项事业最有影响的业绩。 一、女青年会劳工事业的初成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已有一百多年历史。1890年，在杭州弘道女中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学校女青年会。1900年，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安妮�雷诺兹（Annie Reynolds）来华，准备为上海2万5千名纺织女工和1万名火柴厂女工有所贡献的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向她提交了一份有200名上海女工签名的呼吁书，请求世界女青年会关注中国的女工问题。[3](P132) 雷诺兹对中国女工的悲惨状况深感震惊，1901年派已在中国的美国人贝宁格（Martha Berninger）来上海，在纺织女工中组织了查经班。 在中华女青年会向世界女青年会的请求下，伦敦经济学院福利工作系教师、圣雄甘地的朋友韩励生（Agatha Harrison）于1921年来到中国[4](P108)，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随即宣告成立。传教士对中国女性的早期关注是从教育入手的，通过创办女校来传播福音、皈依教徒，虽然也涉及中国女性生活最受压迫的方面，如小脚和婚姻，但学校教育提供了女性走向的机会和能力，使女性获得自己职业的可能性，获得了可能摆脱受压迫的能力。韩励生的到来是中国女性传教事业的巨大转折，标志远离仅关心基督教教育的开始[5](P225)，同时也是更加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的开始。 女青年会劳工的初期工作是想通过舆论来达到改良的目的。她们设法“使厂主及工人双方均能得到更大的利益，及造成一种舆论，以制定一种劳工的律例。”①在国内事务方面，女青年会继续依靠舆论发表文章、举办演讲，在社会上宣传中国近代工业情况，引起社会关注工业问题。女青年会与各地从事调查中国社会及经济的机关合作，搞清中国女工现实情况。在国际事务方面，1923年4月，在英国的基督教会大会上，韩励生提出了东方工业问题议决案；1923年12月，英国著名工业调查人安特生（Adelaide M. Anderson）女爵士来华，调查各地的劳工状况，提倡实行工会注册制度，女青年会派韩励生和丁门（Mary Dingman）随其到宁波、苏州调查；派遣程婉珍和单德馨出席世界女工联合大会；与美国全国妇女贸易联合会合作，促使其早日开展东方女工问题研究的议决案；与日内瓦的世界工人事务所接洽保持联系；在1927年6月的世界女青年会大会上宣传介绍中国劳动妇女的情况等。[1] 1922年，在上海召开基督教全国大会，首次以“中国教会”为主题，重点讨论了中国的传教、教育、出版、慈善、妇女等方面的问题。20年代后期，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工业委员会的指导下，女青年会劳工工作从舆论宣传转向了具体实际工作，尤其强调以教育方法面向劳动妇女，提高妇女进入社会的能力；将女青年会的工作服务对象从上层妇女扩大到包括劳动妇女在内的整个妇女界。她们认为，原来的“一套枝节的社会改良”，“本基督的精神，调和劳资双方的冲突”[6](P33)的舆论办法，仅在妇女问题上找出路“是不够的”。[7](P136) 1927年秋，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女青年会劳工干事会议，认为面对中国日益膨胀的劳工运动，除继续舆论宣传政策外，培训女青年会劳工服务型人才是当务之急；还讨论应该建立“适合中国情势”的劳工部，“谋求工业上正当的发展”。[8](P37) 女青年会强调教育的方式来开展劳工工作，也是顺应20年代方兴未艾的提倡平民教育的潮流，将女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决议提倡平民教育落实到了实处。1922年基督教青年会首倡平民教育，认为中国文盲太多，根本无法承担和进入到现代社会，对民众的教育必须从基本的识字入手，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则是这一理念的最大成果之一。 二、女工夜校的艰难历程 女青年会分别在上海、烟台、天津、武汉、重庆、广州、太原和香港等地举办了劳工夜校，其中以上海的女工夜校最为著名、持续时间最长。1926年12月，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在闸北设立了劳工服务处，开办两个女工平民教育班。1928年春，上海女青年会已经有四个劳工服务处[9]，学生大多是附近烟厂、纱厂和丝厂的女工，共约200人。课本为当时社会十分常见的《平民千字课》《平民生活常识》等。方式以课堂教育为主，课外活动有游戏、讲时事、唱歌、演戏、春游等。 1928年秋，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干事、“有志于妇女解放和平民教育等社会工作”[10](P15)的邓裕志被调到劳工部工作，负责浦东平民学校的工作。她积极拓展其他工作方式，如对学完《千字课》的学生再教授卫生、算术、书信等新课程；课外活动增加了演讲、讨论等方式，内容也扩大到当时社会问题和经济制度；增加课外读物供同学阅读参考等。浦东平民学校起到了中心学校的作用，也成为女青年会第一所女工夜校的雏形。1929年上海女青年会平民学校改称女青年会平民夜校，1930年正式定名为女青年会女工夜校。 1929年底，面对社会劳资纠纷日增的局面，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女工集中的地方设立了劳工服务处，用教育方法解决女工的需要；训练更多社会服务人才，并作为女青年会劳工工作的示范点在全国推广。1930年上海女青年会在小沙渡路三和里租了两幢房子，举办沪西女工社。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钟韶琴和白美丽（M. Bagwell）一开始就迁入居住，1931年下半年，夏秀兰（Lily K. Haass）和邓裕志也先后迁入，30年代后期劳工部干事耿丽淑（Talitha A. Gerlach）和张淑义都曾在三和里住过。 鉴于要求上学的女工越来越多，上海女青年会分别于1931年、1933年、1934年，又在劳勃生路裕庆里13号、曹家渡康福里和菜市路增办了3所夜校。这样，上海全市共6所女工夜校，学生600余人[11](P120)，达到女工夜校的次最兴盛时期。[12](P4）女工夜校学制2年，分初级和高级两班，初级班教授《千字课》等，需要能识字写字；高级班有历史、算术等课程，毕业时相当于小学程度，颁发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出具的毕业证书。由于初级和高级班学生程度参差不齐，1934年劳工部决定增设中级班，学制由2年改为3年。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和无锡江苏教育学院出版的民众教育课本作为教材，教员讲课时加入一些经济知识和时事介绍。 女工夜校有固定的干事和教师会议制度，研究如何改进教学问题，每一两年集中时间组织进修，学习讨论教材和教学方法等。[12](P38)在陶行知先生的新式教学方法的影响和鼓励下，1933年增设了特级班，训练毕业学生做小先生。为解决特级班的教材问题，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与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沪江大学沪东公社、基督教协进会合作组织了工人教育设计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套包括《经济学》《经济史》《工会运动概况》《一个女工和一个女大学生的通信》《怎样读报》等女工教育辅导读物。“当初对一班女工的工作只是教她们认识几个字，几年的功夫，她们已经能够研究劳工问题、经济政治问题了。受过几年教育的女工们，自己也来开办女工学校，教导比自己程序低一点的工友们。”[12](P139) 女工们一天十几个小时做工下来，辛劳之极，到夜校读书非常不容易，因家务劳动繁忙、疾病、工作劳累、经济困难等众多原因，学生的流动性非常大。为了稳定学生的情绪，使她们能坚持下去，女工夜校还开展了个案工作，经常派干事进行家访，建立学生卡片，及时帮助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困难。通过女青年会的关系，介绍女工同学到红十字医院、同仁医院等地免部分费用进行治疗；对失业女工同学帮助介绍工作等。[12](P17)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上海有大批工人失业，上海女青年会和上海失业救济会将500多名工人同学介绍入厂，重新找到工作，这件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许多女工感到读书的好处，促使更多的女工来报名上学。 夜校还通过丰富的课外活动训练女工的自治能力。帮助学生组织了工友团，培养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由学生自己选举主席、副主席和会计等，由学生自己主持。“要使她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及团结行动的意义，增进了解能力，并有勇气向着最正当的解决问题的大路前进。”[13]（P178）劳工干事和教师帮助学生制定活动计划，常以当时形势和女工的切身问题为题目，如“女人应否回到家庭中去？”、“女工的命真的更苦吗？”“女人读书有什么用？” “做工是不是命苦？”、“现在的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等。采用了唱歌、游戏、介绍国内外形势、请名人演讲、上台演讲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出墙报、讨论等多种形式。 女工夜校还请左翼的名人来演讲参观，扩大女工的思路和视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中国之声》主编葛贵思女士（G. Grenich）、陶行知、章乃器、冯玉祥、罗叔章、沈体兰、吴耀宗等人都曾来女工夜校演讲参观。女工夜校还协助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人事部培训干事多人，接待来参观访问对劳工问题有兴趣的国内外人士上百次。 [12](P39) 1936年陶行知在英国伦敦第七届世界新教育会议上详细介绍了上海女工夜校学生的学习情况。 三、女工夜校对抗战的贡献 1935年12月21日，邓裕志与何香凝、史良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女工夜校同学是成立大会上的主力军，在会场内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帜、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各界市民举行的声援绥远抗战游行、鲁迅葬礼、抗议迫害“七君子”示威等各项活动中，都有女工夜校同学参与。1937年9月中旬，上海慰劳分会负责人何香凝委托曾在女工夜校多次演讲的作家胡兰畦联系，希望在女工中动员报名，选出10名成员组成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工作。10月5日，以胡兰畦为团长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出发到国民党第十八军罗卓英部工作，并随军队撤离上海，历时3年，辗转沪、苏、浙、皖、鄂、湘、豫等省，行程2万里，服务团大多数团员后来参加了新四军或赴延安。[12](P130)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女工夜校基本停办。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劳工部完全转入难民和伤兵救援工作。[12](P33)上海女青年会接受了上海抗日救灾会一笔相当可观的捐款，开办了3个妇孺难民收容所，开展难民救济。女工夜校留在上海的教员和女工骨干同学，几乎都参加了救济工作，负责宣传教育、收容登记、安排难民的生活。她们还向难民开展时事政治教育、宣传抗日救国；开展扫盲活动，教难民识字学文化、教唱抗日歌曲；普及卫生知识；慰问伤兵等。 [12](P46) 半年多后，上海租界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开始恢复女工夜校。这时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已转移到大后方，在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主任干事张淑义的积极努力下，开展女青年会上层人士的工作，争取恢复夜校。经她们四处努力，先后在小沙渡路三和里、曹家渡、七浦路桥、杨树浦、菜市路等处陆续加强和恢复了5所女工夜校。在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时期，夜校还组织教师编写了一套配合抗战和新思想的工人夜校通俗课本，如《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史话》《中国地理》等。[12](P17)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全部租界，孤岛时期结束，裕庆里、曹家渡等夜校相继停办，只有三和里夜校仍在艰难地维持。 1945年日本投降后，女青年会全国协会迁回上海。劳工部干事王知津、邢洚与从成都返回上海的邓裕志一起，再次努力恢复女工夜校。因战乱、形势改变等各种原因，女工教材已不全且不适用，全国协会劳工部聘请曾在湖南创办平民学校并任教的黄静汶负责教材编写，成立了由叶圣陶、俞庆棠、方与严、胡绣枫、傅彬然、胡耐秋、王辛南等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教科书定名为《女工读本》，共6册，1948年由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出版，供全国各地女工夜校3年期学习使用。[12](P140) 抗战胜利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女工夜校更加发展壮大，截至1946年，恢复女工夜校6所，学生增至1千余人。1930—1949年近二十年间，有多达11300名的女工在女工夜校里学习。[14](P312) 四、中共组织对女工夜校的关注和培养 女工夜校的活动也得到了由中共参与组织成立的“左联”的支持。剧联的田汉、陈波儿、郁风等帮助女工编排、辅导戏剧活动；音联的孟波、麦新、冼星海、吕骥等帮助开展歌咏、编排歌曲等活动，其中麦新、孟波辅导女工集体创作的《工人自叹》，流传很广，是当时女工非常喜爱的歌曲。夜校还定期开展夏令营或春令营活动，安排歌咏、演讲、郊游、自排自演晚会等活动，提出“做工不忘救国”的口号，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夜景”等节目，编辑了《大家唱》歌本，组织女工到农村演出，吸引农民来观看。1933年女青年会召开第三次全国大会时，女工夜校选派十几名女工演出了话剧《往哪里去》，加强对女工问题的兴趣和责任感。学校师生还组织了政治学习团体，学习《共产党宣言》等进步刊物。 中共地下组织也非常关注女工夜校的成长和发展。1938年，中共江苏省委工委成立了夜校工作委员会，加强对劳工夜校包括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领导，建立了由5位党员组成女工夜校党支部。[12](P12)女工中涌现出的一批批积极分子，党员教师及时将她们的情况，经夜校地下党组织转到各工厂的党组织，然后发展入党。如女工同学裘惠英、卢云林、杨建英3位同学，配合延安来的红军干部李白在上海架设了3座秘密电台，李白即著名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主人公的原形。 1948年8月，中共在哈尔滨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上海国统区17名代表出席，在4名女代表中有3名是女工夜校同学——汤桂芬、钱瑞华、徐明哲。汤桂芬还是上海工人代表团团长，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后随同蔡畅出席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民主妇联主席团会议。1950年，汤桂芬当选为拥有20万职工的上海纺织工会主席，上海纺织工会中有10多位女部长都是女工夜校同学，纺织工会成为了女工夜校的“校友会”。 五、余 论 劳工问题是20年代引起社会各界，包括国共两党始终关注的社会问题。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建立了由国共两党人士共同组成的工人部，1926年8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大会上通过了与劳工运动相关的条例的制定。“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党以革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在各地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国民党再建了中央工人部，1929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工厂法》，于1931年2月1日通令施行，其中有关女工和童工的条例[16]（P57）。 基督教女青年会促进了基督教会对劳工问题、尤其对女工和童工问题的关注，引发了基督教会一系列的思考和行动。[15](P206)女青年会劳工事业侧重教育领域，尤其是面向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女性劳工。在社会十分动荡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时间长达20余年。她们意义深远、却默默无闻的贡献一直被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研究者所忽视。 女工夜校继承了基督教以教育为主的传统方式，使受教育者扩大到普通女性阶层，扩大到提高女性应付社会的能力上，提高了众多普通女工的知识能力和社会能力。女工夜校唤醒了女工们的个人和社会意识，强调女性的全面发展、完整人格的培养。它不仅引导女工努力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而且积极参与社会的各项活动和新制度的建立，为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做出了贡献。夜校还甚至影响了部分女工的政治能力和信仰选择，改变了许多劳动女性和部分中外干事一生的命运和思想，是中国基督教劳工事业上最丰硕和最直接的成果。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对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产业工人的一半——普通女性劳工思想认识的拓展与觉悟的提高，对于劳工运动中的女性领导的培养起到长久而深远的作用。 在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的时代，在社会普遍需要近代启蒙的时代，在男性为中心和主宰的中国社会里，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完全以女性为工作主体和服务对象的社会机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推动妇女的社会和政治觉醒、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社会和思想、有宗教信仰的女性，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中外干事们引领着中国劳动女性们，见证了她们作为中国人、女性和基督徒的多元认同，中国妇女和基督教的关系应该在现代中国更宽广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背景中被阐释。 [参 考 文 献] [1]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M].春秋出版社, 1989. [2]上海市妇联妇运史编纂委员会.上海妇女运动史（1919—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3] Nancy Boyd. Emissaries: 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1895—1970)[M].New York: The Woman’s Press, 1986. [4] Adelaide M. Anderson. Humanity and Labor in China, A Industrial Visit and Its Sequel[M].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1928. [5] Emily Hong. Christianity, Feminism, and Communism: The Life and Times of Deng Yuzhi[A]. Daniel H. Bays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C]. New Heav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6] 夏秀兰.1935年的女青年会[A].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C].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36. [7] 丁淑静.一年来全国女青年会概况[A].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C].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8. [8] 五年简述(1923—1928)[M].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1928. [9] 女青年会为劳工服务[N].申报,1928年2月29日. [10] 邓裕志.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A].邓裕志先生纪念文集[C].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2000. [11] 陈伯海.上海文化通史(下卷)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12] 巾帼摇篮：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师生回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3] 蔡葵.女青年会[A].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C].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1933. [14]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15] Kwok Pu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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