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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期，西方现代文化伴随着炮火大规模涌入中华国门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逐步出现了裂痕，作为精神文化深层结构的国民性问题也逐步进入人们研究反省的视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终于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趋于高涨。为篇幅所限，本文仅对辛亥前这一思潮产生的逻辑进程、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作一详尽阐释，并揭示思潮在救亡主题下的双重性质和特点，从而求得对这一思潮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改造国民性理论思索的逻辑进程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时代的变迁和国运的转折，迫使中国人思考：为什么处于天下中心的泱泱大国竟然会败于弹丸之地的“夷蛮”之邦？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认识层面上进行思索，尝试寻求问题的答案。从此，关于中国民族特性的认识，包括对中国人现实命运的反思、中国人传统精神文化的探讨、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特性比较等问题的论争，成了近代中国进步思想文化的一股潮流。 当然，在鸦片战争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先进群体还只承认西方物化的科学技术有价值，其精神文化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直到洋务运动时期才有少数人开始对外来的精神文化加以心平气和的评判。洋务派的某些思考已跨越了技术、工艺层面。他们感到必须“借法自强”，即借取西方人胜于中国人的各种具体办法，包括器械、工艺，乃至经济、政治制度等，来促使中国强盛起来。因此，洋务派一面极力反对传统中国人视为当然的“农本商末”的思想，另一方面强调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是受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制约的，主张“通商贾之气”，认为商务是国家的“元气”和“血脉”。[1]洋务派这一观念的变化，是对传统的“华优夷劣”思想的一个猛烈冲击，而对整个民族理性地认识自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预示着一个更加深刻和持久的民族自我反省时代的到来。 继洋务派后，改良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深受中国甲午战败的刺激，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学”[2]，在于“中国民气散而不聚，民心默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3]。他们开始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藩篱，认识到中国不仅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即使在体力、智力和道德精神方面中国人也是不如西方人，存在诸多弱点。他们明确指出，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首先需要中国人具有相应的知识水平、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盖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发生滋大者，必其地肥硗燥湿寒暑，与某种族最宜者而后可。否则，萎矮而已，再甚则僵槁而已。”[4]这样，改良派在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的同时，开始悉心探索对人（即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并在更公开和更大范围内鼓吹这一主张，以便得到更多中国人的接受和响应。 当时，改良派从救国的逻辑出发，认为在这个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世界里，中国的生存发展之道，只有靠自身的强大，而强大之道一是要以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代替封建的帝制，二是要改造国民精神，造就一代新民。他们开了三帖著名的药方：一是“鼓民力”；二是“开民智”；三是“新民德”。[5]严复、梁启超以及早期的鲁迅，他们都认为只有把人变成“新民”，才是立国之本，救国之本。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再次强调：“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特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6]既然民族性对立国如此重要，那么要解决中国积弱的问题，倡“新民”，创造新的国民性就成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7]。 正是由于改良派对改造民族精神、造就一代新民的大力鼓吹，使越来越多的人痛切地认识到：对于几千年来逐步形成的各种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简言之我们这古老民族的国民性，有加以深刻反思、去除弱点的必要，唯其如此，民族才复兴有望。于是，到20世纪初，改造国民性的呼声便汇成一股强音，回荡在中华大地。从理论上看，当时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便是对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理论依据、目标模式、实现途径最完整的阐述；从参与讨论的人数来看，几乎当时所有的先进中国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谈论这一问题，而主角是当时中国政治、思想舞台上最活跃、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从传播的方式来看，一方面是开展有关国民性及其改造的讨论，另方面更有大量涌现的杂志、文学作品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当时影响较大的各派刊物如改良派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东方杂志》，革命派的《江苏》、《民报》等都不同程度地充当了这一问题的传播媒体；从讨论的内容来看，既有对中国国民劣根性及其根源的揭露和鞭挞，也有对新民、新国魂必要性的阐述，对理想新人格的设计以及对造就新国民、新灵魂途径的探索。可见当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已达到了完全的社会思潮形态。 当改良派竭尽全力倡导“新民”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则高举起“革命”大旗，以无所畏惧的气概荡涤一切阻碍革命前进的旧势力，包括对传统国民性各方面惰性的无情批判，以唤起民众，振奋国民精神，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1899年章太炎率先发表了《菌说》，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呼唤“人的解放”。次年，他在初步编定的《訄书》中，以求真求实的批判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系统地进行发掘和清理，企图在这一基础上，推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即创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型民族文化。接着，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以大量的事实阐述了革命能明公理、去旧俗的观点，表明他已看到了国民性改造中革命的巨大作用。因此，他强调对构成革命的精神障碍，即民族性格中的怯懦、浮华、诈伪等品格，以及畏死心、拜金心、奴隶心、退却心等必须坚决消除，[8]如此，才能发挥民族的主体意识。 在章太炎发出用革命去除奴隶心的同时，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战士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也喊出了“拔去奴隶之根性”的雷霆之声。他高歌革命，认为革命能够“去腐败而存善良”，“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除祸害而求幸福”；革命的开展，是“为建设而破坏”的活动，要破坏旧的社会，建设新的社会，就须唤起民众。然现时国民受满洲和列强的压迫，为“数重之奴隶”，不能承担革命的重任。为此，邹容提出要以革命教育改造国民，使其既有民族意识，又有平等、自由、政治、法律之观念，从而把国民性的改造与革命运动有机结合起来，为改造国民性提供了新的方案。 继章太炎、邹容批判国民奴隶性后，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表现了更多的理性思维，提出了心理建设的理论。他认为改造国家还要从根本上自国民的心理改造起，使真正的近代意识（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改造国民旧思想的武器。后来，孙中山把他注重心理建设的努力锲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而使改造国民性步入了社会制度规整的新境地。 综上所述，从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对中国国民性的思索来看，它们是交替演化、层层推进。洋务派以实业救国的认真努力翻开了近代中国民族自省史的第一页；改良派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在变革政体的过程中，发现了民族自身强大的药方，即改造民族精神，造就一代新国民；而革命派则以鲜明的革命宗旨荡涤着一切阻碍革命前进的国民劣根性，它与改良派相互交辉，把辛亥革命前改造国民性思潮推向一个高峰。但由于洋务派的急切功利性，减低了其努力对传统国民性改造的意义；改良派虽渴望以政治变革重塑国民性，但因颠倒了社会制度与国民性的关系，故不得要领；而革命派由于想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托付给一次革命，又怀有很强的种族情绪，使他们难以看到与政治革命性质不同的国民性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历史要求人们以更自觉的态度，更理性的精神，更科学的方法，批判传统国民性，建设新的国民性，以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一切，历史已安排给五四时代的先驱者来承担。[NextPage] 二、改造国民性思潮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渊源 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形成既有与历史时代息息相关的诸种原因，也有其思想渊源。 （一）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使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即现代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心理层面（或人的现代化层面），它们波浪起伏，层相推递。从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曾从西方引进了与工业革命相关的科学技术，建立了机械、冶铁、采煤、纺织、运输、电机等工业部门和与之相应的自然科学学科，逐步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学科的中国现代科学体系。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科学技术的被引进，并没有在中国引起深刻的“科技革命”，实现长足的工业现代化进步，而却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起到了异乎寻常的推动作用。因此，当旨在使近代中国实现物质层面现代化的洋务运动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时，一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家便开始用西方文化的物质内容来检讨中国的意识形态，并把西方的政治学术思想与中国儒家文化中可利用的成分结合起来，制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学”，来反对传统的封建文化。这种“新学”造就了有志维新改良的一代人。他们面对救亡图存的危险处境，用“新学”作为变革社会现实的理论依据，在中国进行了政治体制以及其它具体制度的改革试验，力图使中国在制度层面上也赶上世界先进国家，以保护物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但由于改良派对西方先进文化分析、消化得不够，对中国封建制度与文化的余毒反思、肃清得不够，再加上中国复杂的国情和传统文化的强大惰性，使他们变革社会的理论难以实现。相反，盘根错节的旧势力一巴掌击倒了颇有声势的维新变法，这意味着注重理论制度层面的变革并不能使中国走上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坦途。历史必然要求先进人士在更深层次上思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样，在戊戌政变以后，在理论制度层次上的现代化运动还未完全失去时代青睐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便开始深入到现代化的心理层面，呼唤改造传统国民性，以铸造新民、新国魂，实现人的现代化。他们虽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却共同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历史课题，表明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已进入更为复杂、更为艰巨、更为深刻的心理层面。 （二）沉重的民族危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危难达到了空前境地。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京、列强割地索款，这一切使得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再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耻辱感积压在人们心头。寻找民族的出路，探索救国的方略已成为具有忧患意识的先进人士的共同愿望。并且时局的严重压迫，使他们的思维方式迅速发生了巨变，由对社会客体的思考转到对社会主体的探讨，即对人的素质的思考，对国民性改造的关注。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竞争，已不再是国家之竞争，而是国民之竞争。所谓国民竞争，就是“一国之人自为其性命财产之关系而与他国竞争者也”[9]，即把国家之价值放在国民身上，盛衰存亡系于国民，国民如以为国犹可存，则中国斯存，若国民以为将亡，则中国斯亡。正是从这一逻辑出发，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将国运民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民众不觉醒、对政治运动无参与意识，志士的一切努力将化为乌有，因此，“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0] （三）新参照系的出现。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第一次较量始于鸦片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中国是正义者，但又是失败者。巨大的失败，从根本上伤害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挫伤了“中央大国”的自大心理，造成了我们民族的一次最严重的心理倾斜。为了求得民族心理上的平衡，为了重新寻找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自己的民族利益出发，开始了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新认识。更重要的是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参照系统。获得这个参照系统等于具备了自我观照的时代镜子，也就获得了自我认识的文化条件。运用这一条件，中华民族开始在新的层面上认识自己。当然，这种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如前所述，开始只认识到自己技术、工艺方面的落后，以后又认识到政治制度方面的落后，最后才认识到国民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认识到民族的崛起和自强要靠国民觉悟和动员。这样，改造国民劣根性便提上议事日程，并在辛亥革命前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因此，西方现代文化输入，与其说给了中国传统文化以无情毁坏，毋宁说给了中国人一个极有说服力的参照系。所以，近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对走向现代化的探索，都特别注重中西文化的比较，这也是改造国民性思潮的一个特点。 （四）日本、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在考察改造国民性思潮产生的原因时，我们常常发现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新国民精神的倡导，其基本精神大都能从近代日本启蒙学者那里找到类似的论述。如被称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认为，国民德、智的提高是国家进步的前提。他说，政治与文明程度相辅相成，文明前进一步，政治也随着前进一步；而文明程度则取决于人民的智德，日本的文明，还远不及西洋各国，是因为人民的智德不足，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追求智慧和道德。这就是目前日本的两个要求。[11]至于如何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道德，日本启蒙学者一致认为要培养人民的独立精神。为此，他们极力抨击日本人乃至亚洲人的奴性及旁观，提倡国民的独立性和社会义务感，使人人都应该尽国民应尽的义务。[12]从这里我们有理由认为，改良派与革命派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是深受日本启蒙思想影响的，表现了一种师承关系。当时探讨改造国民性的文章全是发表在创办于横滨、东京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江苏》、《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报刊上，或由留日归来者所撰，如《革命军》。 当然，日本近代思想许多来自西方，近代中国人受日本人思想影响的同时，也通过日本间接或到西方直接吸取西方的近代启蒙思想，这也是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渊源之一。如严复在《原强》一文中论述“新民”的主张时，就表现出直接受到西方的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他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不只是生物界的规律，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社会从一开始便处于种与种争、群与群争的状态之中，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竞争的知者强者得以自存和发展，因此民族要生存，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再者，他认为国家如一生物体，个人为一细胞，生物体的强弱优劣取决于各个细胞的强弱优劣。从这一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出发，严复得出了民族强弱兴亡系于民力、民智、民德的结论，指出：“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13] （五）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翻阅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关改造国民性的大量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注重从道德修养来塑造国民精神面貌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设计新理想人格的共同模式，而这一思维模式与藉道德人心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这意味着改良派与革命派在启发国民通过反省进行自我改造时运用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义作为其主张的理论依据。如他们所说的“新民”一词，即直接取自于儒家经典《大学》中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一思想，认为要从国民精神面貌的塑造，从个人道德修炼上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后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办报宗旨中，更明确地表白其受《大学》的影响：“本报取大学新民主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4]需要指出的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封建制度乃至封建文化的叛逆者，其改造国民性思想本质上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整肃人心，但他们吸收了前人在塑造理想人格上的合理成分。[NextPage] 三、改造国民性思潮的性质和特点 （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性。改造国民性思潮产生的原动力是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革命派和改良派痛斥国民的劣根性，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唤醒国民不当亡国奴，达到民族自强，因此，这一思潮带有鲜明的爱国救亡性质，是一股积极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潮。 在强烈的救亡主题下，改造国民性思潮还带有很浓的反封建启蒙性，是时代先觉者追求人的现代化的进步思潮。虽然资产阶级要改造国民，是从救亡的首要任务出发的，但在救亡中，他们却不仅发现自己的国家不是强国，而且发现自己不是“人”——不是现代化意义上的“人”。他们意识到：要把国家推向现代化，除了必须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外，还必须改造人的精神素质，疗治和重新塑造人的灵魂，把人变成人，变成具有现代文化意识的人。为此，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通过大量出版书报杂志、撰写文章，着力批判封建意识形态及封建时代的国民精神，认为中国国民性中的奴性、怯懦、旁观、好伪、保守、愚昧等劣根性，无一不是封建专制主义压制和毒害人民的产物，进而呼吁中国人从长期的封建束缚和熏陶中解脱出来，去除一切封建社会染就的劣根性。从这点上讲，改造国民性思潮又是一场反封建启蒙运动。 （二）国家思想的凸现。透过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注重培养国民独立自主人格的表象，我们可以发现，在改造国民性中，他们更重要地是极力强调国民应具有公德心、责任心、爱国心，提倡国民关心国事，增强参与意识，将小我投入到大我的事业中去。而这一切都表达同一个意思，就是要树立“国”在“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国家思想的凸现是这一社会思潮的显著特征之一。正如孙中山当时指出：“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15]这就是说，只有首先使国家自由，摆脱列强压迫，个人才能真正自由。所以，以国家思想至上为特色、为前提，中国资产阶级在处理群体与个体、国权与民权的关系上，更重视群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要求国民尽关心国事之义务，发达其爱国力，把国家合成“一个大坚固团体”[16]，从侵略者手中夺回民族的完整权利。 总之，中国资产阶级面对几千年封建小农经济培育的散漫麻木的人民，面对民族危亡而强调国家思想、国民公德和责任心、爱国心，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振兴国家的需要，这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的弊端，而且恰当地反映了时代的主题，表现了改良派和革命派真诚的爱国主义情怀。[NextPage] 四、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历史评价 改造国民性思潮是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出发点，以改造国民心理与国民意识为己任，追求中华民族人的现代化的爱国进步思想运动，是中国现代化总体思潮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因子，这就决定了这一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不可抹煞的历史地位。 （一）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心理层面反思的复杂过程，这些反思的层面相互交辉、层层推进，表现了这一思潮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进步合拍的动态过程。同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先进人士面对救亡重任，提出重新认识自己，改造国民自身素质这样一个新课题，这对在历史上向以灿烂文明同化外来民族的古老中国来说，确乎是石破天惊、前无古人的壮举。尽管这方面理论还不成熟、不系统，但毕竟开始了中国人认识自己的过程，是人的解放在中国的开端，因而这一思潮的出现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里程碑。从此以后，对中国传统国民性的反思一再拨动每个关心祖国命运的中国人的心弦，成为一个常新的课题。 （二）改造国民性思潮第一次较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国民性问题，大胆地揭示出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痼疾，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礼教及宗法家族制度。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华民族的这一无情解剖，无疑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批判封建文化的序幕，并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 （三）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一定的国民心理基础。为了改造国民，就需要树立一个理想形象，为此，中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从西方大量输入自由、民权、独立的新思想。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下，一代新青年成长起来。他们极富政治敏感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同时，对旧制度的批判和对清政府腐败的揭露以及对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同追求，确使一部分国民主人翁意识加强了，激发了他们投身社会变革的热情。从1904年起，在中华大地掀起的以收回利权为中心的爱国运动，不能不说与这一思潮的影响有关。因而，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客观上为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经济的制约，辛亥革命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也存在着局限性。如思潮对中国国民性的优劣缺乏全面、辩证的认识，存在着注重揭露劣根性而忽略总结优良面的偏向，往往把中国人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把好的一面说成是坏的，这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使思潮产生了对本民族文化遗产不加分析地一笔抹杀、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顶礼膜拜的错误倾向，因而也就不能真正找到新民的道路。 同时，改良派与革命派在强调新民的重要性时，过多地把国民性中存在的弱点都归结于封建的纲常伦理、家族制度以及政府政策、历代宣教等，而忽视了各个时代社会经济对国民性的决定性影响。事实上，国民素质的提高取决于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水平。从根本上讲，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根本改变人的状况，从而自觉地推动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 另外，这一思潮也未能较好地解决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的关系，其结果是思想启蒙因政治革命的急迫而流于浅尝辄止；政治革命又因思想启蒙的肤浅而不能真正完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同情：中国资产阶级面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救国的严峻现实，不得不负起变革社会和启发民众的双重任务，在救亡中求进步、求进步中救危亡，而这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不能完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对传统文化在心理结构上的反思还只停留在少数人范围内，忽视了广大处在下层的民众，这使他们在变革社会过程中缺少坚强的后盾。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悲哀。 注释： [1]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一。 [2]《唐才常集》，32页，中华书局，1980。 [3]麦孟华：《总论·民主第一》，载《时务报》第28册。 [4][5][13]《严复集》，第1册，26、27、18页，中华书局，1986。 [6][7][9][10]《梁启超选集》，211、207、116、2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8]章太炎：《答梦庵》，载《民报》第21号（1908年）。 [11]参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 [12]参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1984。 [14]《新民丛报》第1号《本报告白》（1902年）。 [15][16]《孙中山全集》，第9卷，282、283页，中华书局，1986。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5期） 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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