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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在“一二一”运动中的作用，一直广受研究者的关注。从惨案发生到学校恢复正常秩序，西南联大教授会先后召开过9次会议。教授会会议的出席率，是反映联大教授参与运动程度的可以参考的标尺。本文依据现存的联大教授会出席签到名单，对5个学院100多位教授出席会议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出席率一般在40%到50%之间，与运动前后相比没有大的变化。这一现象反映了教授会的内部情形相当复杂，也为准确认识和评价教授会在运动期间的作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主题词：学生运动；西南联大；教授会 西南联大教授会是联大组织架构中的重要部分，也是“一二一”运动期间教授们开展活动、发表政见的主要平台。从1945年11月29日到12月26日，西南联大教授会共召开了9次教授会会议[1] ，时间上贯穿了“一二一”运动从罢课到复课的过程。教授会的各项决议和以教授会名义发布的文告，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以往的论著均有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述。但是，这些决议和文告是在什么情形下产生的？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教授们的想法和意愿？围绕着这些决议和文告，在教授会内部有过怎样的争论和妥协？仅仅依靠现有的文献资料回答上述问题显然是困难的。幸好，完整的保存在教授会记录中的9次会议出席者名单，至少让我们知道教授会的决议和文告通过时，有哪些教授作为当事人在场。虽然会议记录的内容过于简略，无从了解会议的细节和每位教授的具体态度，可通过对会议出席名单的对照分析，仍能够得到有关教授会内部情形的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依照1938年10月西南联大常委会制定的《教授会组织大纲》，校一级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校常务委员和常委会秘书主任为当然成员。开会时以常委会主席为主席。也就是说，联大编制内的所有教授、副教授，都是教授会的成员。本文选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4册所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四年度教职员名册》中的教授、副教授名单为基数，以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五大学院为基本单位，对教授会出席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至于有联大常委、学院院长在系内兼任教授，各学院教授在师范学院兼职，均未重复计算。按照这个名单，当时联大共有在编教授、副教授191人，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1945年西南联大各学院教授、副教授人数统计[2]
需要说明的是，另有一件《34学年度第一学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员数报告简表》[3]，载明文学院有教授、副教授57人，理学院44人，法商学院26人，工学院29人，师范学院11人，体育部2人，全校教授、副教授总数为166人(未含联大常委)。[4]这组数字与表1略有出入。从时间上看，此表中的数字所反映的是1945学年第1学期的情况，也就是“一二一”运动发生时的情况，应当更为接近实际。遗憾的是表中只有数字，没有详细的教授、副教授名单，无法与出席名单对照，故无法采用。再者，由于新聘、解聘、出国研修等原因，联大教授总数本来就是变化不定的，在统计上也常有疏漏[5]，很难确定一个精确的绝对值。因为我们考察的重点是教授总数与教授会会议出席人数之间的变化关系，即使本文采用的教授总数是一个近似值，并不致于影响到分析的可靠性。 下面结合“一二一”运动的进程，对9次教授会会议的出席情况逐一进行考察。 第1次教授会会议是在1945年11月29日召开的。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在联大新校舍举办反内战时事晚会，以李宗黄为首的国民党云南省军政当局派出军警进行武装骚扰。次日，中央社发出消息，诬称学生的正当集会为“匪警”，激起爱国学生的愤慨。联大学生自治会通过罢课决议，率先进行罢课。28日，昆明市学联组成由31所大中学校参加的罢课联合委员会，发表《罢课宣言》，提出制止内战、组织联合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等的政治主张。还提出了四项具体要求：一、追究射击联大的责任；二、取消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禁令；三、保障同学身体自由，不许任意逮捕；四、中央社改正诬蔑联大之荒谬谣言，并向当晚参加大会之人士道歉。[6]学生罢课后，联大立即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就军警袭击时事晚会一事向地方当局提出抗议，同时劝告学生复课。29日上午，联大教授会在清华大学办事处召开会议，讨论事态的发展。因梅贻琦、傅斯年、张伯苓三常委均不在校内，代理常委、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主持会议，书记为闻一多，共有82人出席会议，会议决议：向云南省军政当局提出抗议书，同时劝说学生复课。决议在“加强抗议”一项下特别注明是“全体通过”。随后的抗议书也是用联大全体教授名义发出的。这次会议的出席情况见表2。 表2：第1次教授会会议与会情况统计
表中的实际出席率，系指各单位实有教授数与实际出席会议人数之比。其中文学院的出席率最高，达到50%，其次是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工学院，最后是理学院。如果各学院出席人数占出席总人数的比例排序，仍以文学院为最高，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次之，最后是师范学院。如果以表1为参照系对此表，可以看出，文学院教授出席会议的比例高出占全校教授比例数近5%，工学院、师范学院大致持平，理学院、法商学院则明显偏低。 第2次教授会会议是在“一二一”惨案发生后的第2天召开的。12月1日上午，在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的精心策划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和三青团省团部、第5军政治部便衣队和军政部军官总队的数百名暴徒，分头袭击联大新校舍、联大师院、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和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南英中学等学校。血案造成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联大师院女学生潘琰、联大师院学生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遇害，25人重伤，30余人轻伤。地质系教授袁复礼、电机系教授马大猷、钱钟韩，在制止暴徒行凶时亦被殴致伤。当日下午，联大校务会议决定于2日上午召开教授会会议，研究当前事态与对策。2日上午，第2次教授会会议召开，出席者84人，仍由叶企孙主持。叶企孙、查良钊、袁复礼、马大猷等分别报告了联大各处遭袭情形与损失。会议决定：选派代表参加死难学生入殓仪式，慰问伤者；建议学校在校园内安葬死难学生；组织法律委员会，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事端。闻一多在会上提议，全校教授应以罢教来声援学生，但教授会内部对此意见不一，此议被暂时搁置。会议出席情况见表3。 表3：第2次教授会会议与会情况统计
按常理推测，这次会议召开于血案发生之后，应该会有更多的教授参加会议，可事实上却非如此。出席会议的总人数与第1次会议基本持平，法商学院的出席率增加了将近7%，文学院增加近4%，占全部出席教授的三分之一，理学院、师范学院的出席率没有大的变化，工学院的出席率还有所下降。 云南省军政当局的暴行激起全国舆论的同声讨伐，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支援昆明学生的抗暴斗争。2日，联大讲师、教员、助教及联大附中教员表示一致罢课，直到学生复课时为止。3日，联大学生自治会发表《致教师书》，希望教授们用罢教来表示对学生的支持。[7]联大教授中关于是否采取罢教行动的争论也渐趋公开化。12月4日的教授会第3次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召开的。会议仍由叶企孙主持，89位教授到会。与会者围绕罢教问题激烈争辩6个多小时，“气氛相当紧张”[8]。张奚若、钱端升、闻一多等力主罢教，多数人仍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分歧明显。最后表决，赞成停课者61票，赞成罢教者19票。[9]会议决议：从即日起停课7天，“对地方当局不法之横暴表示抗议” [10]；委托校务会议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以书面材料说明惨案真相；督促法律委员会加紧工作，务期早日办到惩凶及取消非法集会之禁令；由校务会议迅速设法劝导学生复课。 表4：第3次教授会会议与会情况统计
从签到名单看，出席人数最多的仍是文学院，有26人。出席率最高的则是法商学院，达到60%，其次分别是文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工学院。其中理学院的出席率增加了10%。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仍未采纳闻一多提出的公开“罢教”，而是决定实行“停课”，实质没有差别，听上去却稍微委婉，表明大多数与会教授还是不愿采取激烈的对抗方式，而是保留一定的转圜余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昆明全市大中学老师298人在6日联名发表罢教宣言。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向达、费青等联大教授和一些青年教员、助教都参加了宣言的联署。 为迅速平息罢课风潮，蒋介石派教育部副部长朱经农，联大常委、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来昆，协助新任云南省主席卢汉办理惨案善后，并于7日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要求学生“重视课业，遵守纲纪”，教职员“应导学生于正轨，为社会作表率，切不可任令罢课风潮再有迁延”。[11]蒋介石还密令卢汉，如学生拒绝复课，准备作“最后处置”，即解散联大，三校提前复员。罢联方面针锋相对，除重申《罢课宣言》中的各项要求外，还进一步提出：一、严惩12月1日的主谋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二、当局应负担死难同学之抚恤费、受伤同学医药费。三、赔偿一切公私损失。[12]傅斯年急于打破在复课问题上的僵局，在教授中放风说：这次罢课，蒋很怒，你们要叫学生赶紧结束，不然的话，蒋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都编入青年军。[13]这无疑使教授们感到了来自重庆的巨大压力。 在傅斯年主持下，联大教授会于12月10日召开第4次会议，作出数项决议：要求政府严惩惨案凶手及主使人，对负行政责任者先行撤职；接受法律委员会草拟的致监察院呈文；教授会应即劝告学生复课。担任书记的闻一多在第一项下还记有“此项函件请本会推定之赴渝三代表面致朱次长，并口头说明内中所谓凶犯及主使人特别指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三人”[14]的文字，被傅斯年以“未付表决”为由删去。但当天以教授会名义发表的《为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的公开声明》，仍直指惨案“实为兼代主席兼党务主任李(宗黄)、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第5军军长邱(清泉)，明目张胆所共同指使。”[15] 表5：第4次教授会会议与会情况统计
会议出席情况是，出席率最高的是文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有半数教授与会，理学院、工学院偏低。各学院与会教授占与会总人数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这次会议，教授们的立场出现了明显的分化。[16]闻一多在会后曾焦灼地对民青负责人说：教授们从学校利益考虑，都希望早些复课。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罢课不要拖得太久，过去我们在教授会上说话，多数人都支持，现在会上我们成少数派了。[17] 此时，罢课学生与学校方面的矛盾也突显出来。14日，傅斯年主持召开校常委会议决定：联大从17日(星期一)起一律照常上课，要求教师劝导学生复课。[18]这一决定遭到学生的强烈抵制。15日，罢联发表《致各校师长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坚持七项复课条件。刚刚从北平返回的联大常委梅贻琦，主持常委会与学生代表谈话，要求17日复课。然而到17日，几乎没有学生到教室上课。下午，梅贻琦召集教授代表谈话，表示自己要辞职。鉴于这一突然情况的发生，参加谈话的教授代表遂于下午5时半临时召集了教授会第5次会议，法商学院院长周炳琳任主席，90人出席[19]。为“加压力于学生”[20]，傅斯年在会上提出，如果学生不复课，教授就全体辞职。有40余位教授同意傅的提议，闻一多、张奚若、钱端升等表示反对。闻一多还与傅斯年当面争辩起来。会议作出决议：教授会于18日上午9时召集学生自治会代表，劝导学生复课；各系全体教授18日下午3时与本系全体学生谈话；劝导学生时说明本星期四务必复课，如不肯复课，教授同人只好辞职。会上闻一多等提出反建议，即要求政府将李宗黄立即撤职，如办不到则教授全体辞职，但此项未列入会议记录。[21] 17日的教授会会议，标志着教授会内部两种力量对立的公开化。这次会议，法商学院有半数教授出席会议，其他学院出席率均不足50%，具体情况见表6。 表6：第5次教授会会议与会情况统计
由于持续罢课造成了教授和学生的对立，并有可能使运动遭受挫折，罢联接受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示，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实行“停灵复课”。学生代表请闻一多出面做梅贻琦的工作。得知学生不再坚持先惩凶后复课，梅贻琦表示，愿意就有关问题向当局进行交涉。19日下午，梅贻琦主持召开教授会第6次会议，94人出席。会议作出决议：由教授会发布公告，劝告学生星期四一律照常上课；教授会决吁请政府对此次事变之行政首脑人员从速予以撤职处分，务期达到目的；教授会推举代表与云南省军政当局洽商，由现地方军政当局发表声明，对合法之自由决予尊重。[22]当晚，教授会发布《告同学书》，提出要“以去就力争”当局将李宗黄撤职，同时也表示同学如不复课“只好辞职”。会议出席情况见表7。 表7：第6次教授会会议与会情况统计
从实际出席率看，文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较高，都超过了半数，法商学院和工学院较低。按出席人数排序依次为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 12月20日，梅贻琦主持召开第7次教授会会议，研究学生会提出的修改后的复课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惩凶；二、取消禁止集会游行之非法禁令；三、保障人身自由；四、要求中央社更正诬蔑教授及同学之荒谬言论，请教授会会同罢联将事实真相交《中央日报》等报刊公布；五、由政府负担安葬、抚恤、治疗费用，赔偿公私损失。[23]教授会决定，由梅贻琦将教授会对于学生会函陈事项之意见，即告自治会代表。是晚，梅贻琦对学生自治会代表发表谈话，对复课条件的解决逐项说明，实际上接受了复课条件。同日，联大教授会发出指控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周绅等惨案主谋的《告诉状》。《告诉状》列举确凿事实证据，指控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此等人犯，罪大恶极”，“苟不严惩，国将不国”。[24] 表8：第7次教授会会议与会情况统计
这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达到了97人，占全部应到人数的50.8%。各学院的出席率排序依次是：文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 12月22日，教授会召开第8次会议，听取学生自治会代表对罢课条件的说明。梅贻琦主持，80人出席。闻一多缺席，由刘崇鋐临时代理书记。教授会决议，接受闻一多在第5次会议上提出的“要求政府将李宗黄立即撤职，如办不到则教授全体辞职”的提议，并补充为“从今日起，以两个月为求此事实现之最大限度”。同时要求校常委酌定惩处阻止学生上课行为的办法。[25]随后梅贻琦发表书面谈话，对教授会决议作出解释和说明。会议出席情况见表9。 表9：第8次教授会会议与会情况统计
此次会议出席人数比上次明显减少，其中文学院和理学院各占了30%。 会议前后，梅贻琦多次就学生复课条件向卢汉、霍揆彰交涉。23日，李宗黄被调离昆明。傅斯年也因对梅贻琦的做法不满返回重庆。在梅贻琦等的多方努力下，昆明《中央日报》等刊登了梅贻琦和熊庆来对记者的书面谈话，使“一二一”惨案真相大白于天下。至此，罢课学生提出的5项条件基本得到满足。罢联代表大会于25日通过《复课宣言》，宣布自27日起“停灵复课”，在“一二一”惨案祸首李宗黄等得到惩处后再为死难烈士举行公葬。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的罢课宣告结束。 联大教授会于12月26日下午召开第9次会议。会议仍由梅贻琦主持，刘崇鋐代理书记，出席者仅61人。梅贻琦向教授们报告了各报发表“事实真相”的经过和全校学生上课的情况。由于学校秩序已渐次恢复，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复课后的一些具体问题及处理办法。[26]会议出席情况见表10。 表10：第9次教授会会议与会情况统计
这次会议是运动期间的最后一次教授会会议，出席人数也是最少的。各学院的出席率均未超过40%，历来出席率较高的文学院只有19人出席，而工学院仅5人出席。 尔后，“一二一”运动逐渐接近尾声。尽管也陆续举办过一些活动，如2月17日的庆祝政协会议闭幕、抗议重庆校场口“二一○”事件和重新任用李宗黄的万人大会，3月4日为抗议任用“一二一”杀人犯李宗黄和要求迅速拨发丧葬费而举行的一日罢课，3月17日为“一二一”四烈士举行的盛大出殡游行及安葬仪式，但这些事件并未引发更大的波澜，教授会也未在为此召集会议或以教授会名义发布文告。 表2至表10列出了联大各学院出席教授会的具体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各学院教授的实际出席率和在总的出席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每次会议上述数字都有一些细微的变化。由于材料的匮乏，我们无从知道每位出席会议的教授所持的立场和态度，也不了解每次作出决议时赞同、弃权或反对的具体情况，因而很难凭藉这些变化推导出有重要意义的结论，但也能大致反映教授们对出席各次会议的积极性，反映出各学院在教授会制定和通过相关决议时所起的作用。 当然，还有必要把上述统计作进一步的综合考察。先来看第1至第9次教授会会议出席人数统计情况。 表11：出席第1～9次教授会会议总人次统计：
此表所反映的是各学院教授出席会议次数的情况。全部出席者中，出席9次的22人，出席8次17人，出席7次19人，出席6次14人，出席5次14人，出席4次20人，出席3次13人，出席2次8人，出席1次8人。再来看9次教授会会议的平均出席率，如表12所示。 表12：第1～9次教授会会议的平均出席率统计
从统计数字看，五个学院中出席率最高的是文学院，超过50%，其次是师范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全校的平均出席率只有44.4%，这个比例是比较低的。[27]根据表11的统计，全校共有135人出席过会议，如以全校教授为191人计，占到教授总数的70.7%。除有的教授因出国研修或生病、出差、休假等客观原因缺席外，肯定也有为数不少的教授从未参加过教授会会议。即便是出席过会议的135人，应该是在校并有条件出席会议的，但也有很多人多次缺席。至于具体的缺席原因则不敢断言。从表12中还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即各学院出席人次占出席总人次的比例，与各学院教授人数占全校教授人数的比例，大致相当，这或许表明出席情况基本正常。其中文学院偏高，后者高于前者3.8%；工学院偏低，后者低于前者3.6%。 如果我们假定出席7次会议以上的教授为对政治问题和学校事务热情较高者，单独进行统计，则可看出，上述结果得到进一步印证，仍以文学院为最高，工学院最低，且各学院的距离进一步拉大，见表13。 表13：出席7次以上教授会会议人数统计
这个统计并不绝对精确，但大致可以推断，文学院的教授比工学院的教授从总体上说对政治和校务要更敏感一些，出席教授会会议更踊跃一些。 通过上面对9次教授会会议出席情况的考察分析，似可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一)“一二一”运动期间，西南联大教授会共召开9次会议，共有135位教授先后出席过会议，总人次达764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可以概括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表达对学生的同情和声援，期望通过法律程序惩办惨案主凶，保障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一方面是不愿看到事态扩大，要求学生尽快结束罢课，恢复学校正常秩序。这些决议无疑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二)会议的总体出席率不高，全校教授平均出席率只有44.4%。 约有30到50位教授没有参加过一次会议。 (三)五大学院出席率从高到低的排序是：文学院、师范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这说明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的教授，比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专业的教授，参与教授会活动的积极性要高。 (四) 各学院出席会议人数占出席总人数的比例，与各学院教授人数占全校教授总人数的比例，大致相当。换句话说，教授多的学院出席人次亦多。这表明出席情况基本正常。 当然，实际情形往往比统计数字所能反映出来的内容复杂得多。关于运动期间的教授会，仍有许多历史悬疑有待破解，有许多耐人寻味的话题值得作进一步探讨。作者只是期望本文对教授会出席情况的考察，能够为更加全面精细地判断联大教授会在“一二一”运动中的作用，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佐证。 [1] 依西南联大教授会会议的排序，为中华民国34学年度第2至第10次教授会会议。本文为行文方便，一概简称为第1至第9次教授会会议。联大教授会会议通常中不定期举行的。联大8年教授会共召开过31次会议，以学年计，1938年1次，1939年3次，1940年1次，1941年5次，1942年3次，1943年2次，1944年4次，1945年12次。总的看来，一般情况下开会次数不多，惟有“一二一”运动发生后的一个月内，教授会开会9次，几占全部会议数的三分之一，足见教授会对运动的关注。 [2]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177～189页。 [3]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385～387页。 [4] 原表计算有误，各院部教授、副教授合计人数应为169人。 [5] 如有些出席教授会会议的教授、副教授的名字就未收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四年度教职员名册》中。 [6]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编：《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出版， 82～84页。 [7] 《一二一运动》，116页。 [8] 《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378页。 [9] 《一二一运动》，116～117页。 [10]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554页。 [11] 《一二一运动》，437～438页。 [12] 《一二一运动》，124页、236～237页、242页。 [13] 《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298页。 [14] 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943页。 [15] 《一二一运动》，138页。 [16] 国民党联大党部主任、历史系教授姚从吾12月11日写给陈雪屏、郑天挺的信中说：“教授会无形中分成两个系统。一是国民党左翼，以枚荪(周炳琳)、西孟(杨西孟)、自昭(贺麟)为代表。一是C.P.，以一多为代表(一多不是C.P.，但他站在最左的一边，公然反对政府，又说是可以指挥学生会)。吴辰伯(吴晗)只能引起大家的反感，而实毫无能力。”见《一二一运动》，413页。 [17] 《闻一多年谱长编》，945页。 [18]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408页。 [19] 出席名单为89人，其中没有傅斯年的名字，但据曾参加会议的朱自清当日日记，傅斯年确实出席了会议。有可能是他忘记在在签到簿上签名。 [20] 《一二一运动》，409页。 [21] 《闻一多年谱长编》，947页。 [22]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558页。 [23] 《一二一运动》，246～247页、501页。 [24]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215页、225页。 [25]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562页。 [26]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564页。 [27] 这是按全校教授总数为191人推算出来的数字，如以全校教授数为169人计，则全校平均出席率可提高到50.2%。 (责任编辑：admin) |